桑德舌战西藏问题：假如发生在巴伐利亚德国会怎么做

3月18日下午，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研究会会长桑德施奈德教授进入德国电视一台“每日专题新闻”网络版聊天室，与读者谈西藏问题。他说，中国汉人绝对支持西藏属于中国，包括台湾人；西藏人也并非全部想法一样；假如中国支持巴伐利亚独立，德国也会禁止干涉内政；德国大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办奥运是错误，说明对中国的恐惧占了上风。德国之声记者整理并翻译如下。

中国对西藏有合法的主权吗？

有读者问，中国怎么会对西藏提出主权要求的呢？桑德施奈德是这样说的："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在后来几年里军事上占领了西藏，从此提出了主权要求，这个要求并没有被国际社会提出过质疑。"

后来，针对读者关于19世纪时西藏是否真的属于中国的问题，他说："这始终是个视角问题。幅员极广阔的中华帝国当时的领土确实远及西藏的边境。但是中国的国家权力并非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的。在这方面，西藏问题跟我们在世界许多地方听说的其它主权问题几乎没有区别。比如台湾声称至今为止只有7年正式属于中国，在其它年头里它是日本殖民地或者事实独立状态，所以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中国。从中国方面看来，事情完全相反。归根结底关系到艰难的权力政治问题。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50年代初占领西藏以来，西方或者整个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人质疑过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批评的矛头总是指向文化和人权方面。"

（这个问题可参见德国之声发表的" 西藏问题从何而来？"一文）

德国政府明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有取名"争取自由西藏的大学生们"的读者问，为什么德国政府在涉及中国内政时态度如此之谨慎。桑德施奈德再次强调说，谴责中国是很简单的事情，但这种谴责不会改变中国任何东西。

他特别指出："几周前，德国外交部长强调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方的批评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国对人权的伤害和对西藏文化的做法。"

西藏人聪明地选择了时间

一名读者说，"暴动的时间经过了聪明的选择。中国由于奥运会而在世界公众眼皮下不能过于强硬地对待抗议。"他问，其它分裂主义者是否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向北京施加压力。桑德施奈德同意他的看法，"西藏流亡组织的代表们当然知道，国际上对奥运会的高度关注对他们来说是时间上和事件上一个理想的机会，用以把他们的要求推到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间。"

他说，北京政府肯定对各方面的分裂力量利用这个机会很担心，"我们不能忘了，本周六台湾将举行总统选举。北京同样以高度的关注，部分地怀着担忧注视着。"北京知道，奥运会不仅仅是有助于中国形象的光亮，也会使中国的受批评的各方面得到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

奥运会主办权给中国是没错的

有几个读者就是否应该杯葛北京奥运，甚至当初把奥运主办权给予中国就是一个错误提出问题。桑德施奈德认为，杯葛是没有用处的，无助于西藏人，也不能让中国政府改变什么。他还说："当时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常的。认为通过压力、批评或者杯葛威胁可以给中国带来政治变化，是我们这里一个广泛流传的错误估计。经验表明，进行一场艰难的、长时间的，但在原则上是建设性的对话最终要比把中国排除在外更能取得成功。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就也使中国在国际上登台的自我意识迅速增长，跟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一样。"

中国汉人绝对支持维护西藏为中国领土

一名读者问，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强硬手段对待藏民示威者，中国老百姓（汉人）是怎么看的。桑德施奈德说，我们对中国民众的看法知之甚少，这个国家之大也使这种了解很困难，在西藏问题上，官方的信息政策不是相当谨慎，就是非常具宣传性，"我们看得到的少量反应表明，如果事关国家的统一，或者中国在国际上份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据我们所知，中国汉人民众的绝大多数是绝对支持西藏继续是中国领土的。"

他还说道，尽管台湾自己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闹独立，但台湾人在西藏问题上跟中国并没有区别，也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有西藏人认为中国的占领好吗？

有个读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也有认为中国占领西藏是件好事的西藏人。桑德施奈德是这样说的：在西藏也有跟中国当局合作的人。他们从合作中可以获得经济方面和其它方面的好处。

他认为，假如中国撤出这个地区，对这个社会集团来说是严重的地位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把事件简单地一分为二：一面是西藏民众，另一面是汉人和北京政府。西藏各种、各种社会集团的情况要比我们第一眼看上去有很大的不同。"

假如中国支持巴伐利亚独立，德国也会禁止干涉内政

有一名读者提问题，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德国领土上，比如巴伐利亚举行争取独立的暴力示威，您建议联邦政府怎么做？

桑德施奈德说，完全可能跟中国现在的做法一样，"德国联邦政府将竭尽全力禁止干涉德国内政。"他还说，假如5月1日在柏林土耳其人聚居区克略茨贝格发生骚乱，示威者打碎玻璃，点火烧汽车，德国检察院也会全力干涉的。您的问题很有帮助，"因为它指出，不要老是拿出自己什么都知道的观点去看中国，也要不时地在镜子里照照自己。"

没有一个国家会对这类骚乱袖手旁观不干涉

有读者质疑道，您把中国政府的镇压与柏林警察的干预相比较，是否有淡化中国政府行为之嫌？

桑德施奈德的答复是："我的比较很简单：当然可以批评中国警察的行动过硬。但我们能看到的西藏图像并非只显示殴打的、开枪的士兵，而也显示了骚乱的、纵火的示威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听任在自己的大城市里有如此高的暴力潜力的示威进展而不以警察或者军队进行干预。我只是想让您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希望您能发现，片面的看问题方法，完全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中国武装力量的行为，也完全可能从事实真相旁边擦肩而过。"

他继续写道，我知道，我冒着被视为中国利益维护者的风险。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但我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不断获得的经验是，如果能把针对中国的看法短暂地'抽回来'。来看看德国可比的情况，看看从不同的视角能看到什么样不同的结果，是很有帮助的。从这个角度看，先前那个跟巴伐利亚比较的问题很让我高兴。"

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政策已经不被广泛拥护

达赖喇嘛3月18日说，如果藏民不放弃暴力，他将隐退。有读者便问道，如果达赖喇嘛隐退，会发生什么事。桑德施奈德指出，达赖喇嘛即使隐退，也只是世俗意义上的隐退。因为他一生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由于他近年来只是作为西藏的代表，而不是作为本身意义上的政治家出面，应该把他的隐退威胁看成对西藏那些想使用暴力的社会集团的一个信号，让他们响应他非暴力的号召。"

他还说："这也表明了他所处的困境，因为他的非暴力政策显然在年轻一代的藏族民众中已经不能得到普遍的拥护了。"

中国外交部长谈西藏问题对吗？

有位读者说，这些天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中国政府官员谈西藏问题。为什么中国外交部长也在其中呢？也就是说，既然中国说这是内政问题，为什么要由外交部长来讲话？

桑德施奈德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成功的问题，这是对中国政府轻轻的一击。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本不应该由中国外交部长讲话。"中国政府显然是认为，西藏问题已经涉及中国的外交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部长也可以讲话。"

达赖喇嘛在西方成功地塑造了自身形象

有读者问达赖喇嘛的形象问题。桑德施奈德说，这些天，达赖喇嘛被德国媒体称为一个"信仰明星"。必须承认，他拥有"绝佳的市场营销能力。""他成功地被西方接受为西藏和西藏事务的唯一代表。即使在西藏流亡社会里有争议，但他的个人威望是非常高的。"

桑德施奈德认为，"尽管如此，把事关西藏发展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达赖喇嘛身上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我们在西方习惯于把高度复杂的中国问题缩减至简单的视角。友好地微笑着的达赖喇嘛是这种思维方法的一个合适的承载者。"

西方开导中国的时代过去了，中国既是问题也是答案

有个读者问，中国被视为未来的世界大国，甚至世界头号大国。我们会在经济和军事化方面经历一场新的冷战吗？

桑德施奈德说：中国的崛起这个挑战我们不曾面对过，而我们现在对此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在过去几个月里越来越明显：中国接受西方开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经济上的强盛，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相当强大，所以它比如可以在非洲搞一种跟西方的设想完全不同的发展援助政策，同时，在科技和军事领域尽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求得发展。"冷战绝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无论有多艰难，也必须找到与中国持续对话的道路。

他还说，"任何重要的全球问题都不可能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相反：一般来说，中国既是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必须成为我们的中国政策的基础。"

目前奥运让中国形象受损的危险要大于受益

有读者问，人们呼吁不要抵制奥运会，但要把奥运政治化，促使中国有所改变，这么做有用吗？桑德施奈德在回答中说，"如果您向中国官方代表提过一个棘手的问题，您也许就知道了，在当今中国，人们如何巧妙地躲进空洞的语言壳子里去。"这么做没太大用处。

他又提到，"人们现在就有这么个印象，几乎每个在奥运之前前往中国的西方记者都想带着一些批评性的报导返回。"中国政府也早就认识到，利用奥运来提高中国形象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当前，与其说是形象赢分的机会，还不如说是形象受损的危险更大。""北京知道这一点，所以，针对所有敏感的问题，官方发言人早已制定了、做好了相应的语言壳子。"

德国大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办奥运是错误，说明对中国的恐惧占了上风

主持人最后说，在这次聊天的过程里，同时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就把奥运主办权交给中国是个错误吗这个问题，71％的读者认为"是的"，只有29％认为"不是"。

桑德施奈德就此说道："我们目前在德国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转折：我们从几年前还有的中国热早已转向了中国恐惧。"

他解释道，中国整个让我们感到可怕，"因为它发展得快，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一进程对我们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尽管我们感觉到，局部也已经经历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包括保住工作岗位，包括在我们的商场里能看到的著名的'Made in China'服装。"

他继而指出："我坚信，对中国恐惧是毫无意义的。在中国，树也不会长到天上去。这个国家经历了一条给人深刻印象的发展道路，但也在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积累了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大，至少提出了象现在西藏形势这样深刻的挑战。"他还指出，我们也要做跟中国一样的事情，"与其在这些方面批评中国，还不如给我们自己提出问题，我们必须做什么，以对付全球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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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到底代表了什么？

去年11月，达赖喇嘛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几周之后，eBay网站开始拍卖他的老式陆虎（Land Rover）车。莎郎·斯通在Youtube网站上广而告之了这个拍卖活动。想当年，她还曾经在募捐活动上介绍达赖喇嘛是“Please（普利斯，译注：请）先生，请帮助我回到中国！”（她指的是回到西藏）。她向这部1966年产古董车的竞拍人承诺，“这是一部能为你带来快乐的车！”车子最后的竞拍价格超过了8万美元。曾经被CNN节目主持人Larry King误认为是穆斯林的达赖喇嘛还获得了Hadassah终身成就奖，由一个美国妇女犹太复国运动组织颁发的奖项。他也是唯一出现在“苹果（Apple）”广告中，并为法国《时尚》杂志担任客座编辑的诺贝尔奖得主。马丁·斯科西斯 （Martin Scorsese译注：好莱坞导演） 和布莱德·彼特（Brad Pitt 译注：好莱坞演员）也都为拍摄纪念达赖喇嘛童年的电影提供过帮助。2005，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发表了演讲。今年春天，他将在德国就人权和全球化等问题发言。达赖喇嘛总说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僧人，”但他却飞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出镜率与小甜甜布兰妮不相上下。

正如皮科• 耶尔（Pico Iyer）在他的新书《开放的道路：第14世达赖喇嘛的环球之旅》（“The Open Road: The Global Journe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Knopf出版，24美元）中所写，人们很容易就会想象达赖喇嘛是“电影明星和有钱人的玩物。”确实，和那些强调爱，怜悯，温和的说教，和其他无懈可击的善良事物的人一样，达赖喇嘛表现得有些无趣。“暴力滋生暴力”或“方法决定结果”这些教条听上去合情合理，但由于它们不具有理性的复杂性,因而无法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达赖喇嘛的英语说得很差，又总喜欢用无厘头的大笑来加以掩饰，这也让他给人留下的印象，用耶尔记录的一位记者的话形容，“他的脑袋就像个灯泡，可既不是最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译注：把原句贴出来给大家分享呵呵，我觉得很有趣。 “not the brightest bulb in the room.” ）

他自称的“纯粹的佛教僧人”的角色招致了怀疑甚至是嘲笑。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译注：传媒大亨）曾经说过，“我听到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形容他是一个喜欢玩政治花样的老和尚，穿着Gucci的鞋子蹒跚前行”。Christopher Hitchens（译注：英国作家）也指责达赖喇嘛竟胆大妄为地宣称自己是“由上帝指定的世袭君主”并且在 达兰萨拉（Dharamsala）实行“独裁”，达兰萨拉是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小镇，约有15万流亡的西藏人把这里作为大本营。中国政府一贯谴责达赖喇嘛是一个“国家分裂主义分子”，1951年，他阴谋策划叛乱，企图让解放后西藏重回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僧侣统治。许多流亡的西藏人埋怨达赖太过执着于非暴力路线，而且被西方协调者牵着鼻子走，因而没有成功阻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完全控制。

但是，发生在近几周的事件却提醒了人们，他在600万西藏人中依然有鼓动作用。一些僧侣在拉萨进行的“达赖被逐49周年”游行活动，最后演变成了暴乱；虽然最初的游行是和平的，但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激烈应对措施也是可以预期的。中国学者王利雄（注：音译Wang Lixiong）承认，“事实上，达赖仍然在西藏人的精神世界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依现在的情况看，若西藏的经济前景和传统文化因为汉族人的介入，被破坏得愈多，那么西藏人对达赖的敬重程度会随着遥远的距离不减反增。

耶尔写到“达赖喇嘛的心与灵所在之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领会的境界。”他的修行生活开始于每天凌晨3：30，日日如此，他告诉耶尔修行的主要内容就是，“冥想，俯卧，背诵特别的经文，然后做更多的冥想和俯卧，接着就是阅读藏传哲学书籍或其它的文章典籍；阅读，研习经典，周而复始，傍晚时分‘做一些冥想—晚间冥想—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晚上8：30上床休息。’”

听起来，这个年逾古稀的僧人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冥想与阅读—更何况，他从6岁就开始这样的生活，接受了近20年足以让人筋疲力尽的佛学，藏族文化与艺术，逻辑学，梵语和传统医学教育，并最终获得了“格西”学位（大致相当于佛法与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是佛教徒的精神修炼往往都是残酷且严苛的。“持之以恒”是佛祖的遗言，即使是达赖喇嘛也不可能达到智慧和平静的最高境界。达赖近似神话的童年故事使他的地位超越了大部分的凡人。1935年，他出生在远离拉萨的一个农民家庭，两岁时，一个来自拉萨的僧侣团找到了他，认为他可能是刚圆寂的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五花八门的征兆中，拉萨东北方向的天空中挂着的数道彩虹提醒了这些僧人下一任达赖喇嘛的所在。1939年，经过一系列庄重的仪式，这个孩子离开了老家由泥石砌成的房子，被恭迎到了拉萨，并成为布达拉宫，这个如谜般神秘的宫殿理所当然的掌管者。

达赖喇嘛通过临摹13世达赖的遗嘱来学习书法— 这份遗嘱由于它神奇的预言性，成为了西藏历史上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文献。它写于1932年，当时的西藏在与他东边强大的邻居不自在地共存了几个世纪后，正享受着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那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内战还未结束，输赢未定。不过，13世达赖喇嘛却预感到西藏短暂的自由将很快会被毛领导的“红色共产主义者”粉碎。

即使达赖喇嘛知道了这些预言，他还是无能为力。在布达拉宫里，他的生活就是与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做斗争，这些内部争斗彻底葬送了他的几位前任，并且让西藏的弱点在它的邻居面前暴露无疑。第9，10，11，12世达赖喇嘛均早夭，传言说他们系被人投毒致死。第13世达赖喇嘛，在躲过了身边亲信策划的一次暗杀后，认识到他那如孤岛般王国相对于现代世界那些高度组织化的帝国和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何其脆弱。但是他改善西藏行政管理和提升军队建设的计划遭到了高级僧侣的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蛆虫般的生活完全依附于西藏腐朽的农奴制度，没有农民们劳动创造的粮食和上缴的税金，他们将无法生存。所以，为了维护自己在农奴社会的统治地位，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中。1934年，13世达赖死后不久，改革派政治家Lungshar就被施以一种古老的藏族刑罚—将两头牦牛的膝盖骨顶在受刑人太阳穴上将眼球挤爆--折磨致失明。

1947年，当一群僧侣朝着西藏驻军大呼小叫，寻衅滋事时，11岁的达赖喇嘛正拿着望远镜从布达拉宫观看着这一切。这场由于他的前幕僚被捕而激发战斗延续了几个星期，导致数十人丧生。最后，1950年时他以达赖喇嘛的身份夺取了西藏的管治权，尽管没有获得任何方面的承认。但是，他几乎还没有时间去注意他的前任对藏族人的冷漠做出的警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了占领包括西藏东部在内的中国所有地区。10年后，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被迫开始流亡。

达赖喇嘛向他的西方听众强调的重点是，他已经开始融入现代世界—他正在努力扭转错误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加强对科学和民主治理的学习。而正是这些理性的学习历程激起了耶尔的兴趣，作为一个小说家，旅行作家和《时代》杂志的撰稿人，耶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历史这一刻的黎明“所有文化之间都是共通的。”他把达赖喇嘛认作是老对手在新旧时代相遇，东西方文化碰撞产生的振奋人心的产物，他的存在刺激了世界上其他许多固守传统思想的人，使他们投入到了一场保护传统的运动中去。

“在西藏，达赖喇嘛是旧文化的化身，是与世界割离的，为古老的甚至是消失的传统主义代言，”耶尔写道。“现在，流亡中的他又是新文化的化身，好像仅仅只用了50年就完成了对过去800年历史的巡礼，带着他特有的率真，走向未来的怀抱。”耶尔列举了一大堆证据来证明达赖喇嘛的前瞻性计划。这个藏族人的领袖对他如神般的血统表示怀疑，承认在签名认可奥姆真理教（其成员在东京地铁站释放了沙林毒气）创始人时太过草率，从而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活佛”。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却建议他的西方追随者不要信奉佛教。他满怀热情地寻找著名的科学家，宣称那些被现代科学证明错误的佛教经典应该被废止。

当达赖出现在西方听众面前时，他更喜欢讨论“世界性的道德规范”而不是深奥的佛教涅磐理论。毫无疑问，那些美国中产阶层利用周末闲暇时间聚集中央公园听他演说，他可不想把他们排挤在外。但是，正如耶尔指出，这其实也是对佛教哲学观点的一种新的诠释方法，即，所有的存在间必有其联系。事实上，也正是这种观念让达赖喇嘛很早就领会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将会带来的存在主义和政治上的挑战，比气候变化灾难对这些挑战作出的警示早了几十年。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译注：国际著名政治理论家）于1957年写到，“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地球上所有的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现在。。。。。国与国间息息相关，而且每个人对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情都有着身临其境的感受。” 阿伦特害怕这种新“世界联合体”如果缺少一种精神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极广泛的消极氛围，这种精神就是“舍弃，不是舍弃某国的传统和历史，而是舍弃传统和历史标榜的权威与普遍正确性的约束。”

作为600万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舍弃传统--不论是在维护私利的保守政治还是宗教—的权威性方面均作出了贡献。这正是他的影响所在，过去的几周，他只需发出一个小小的号令，就在西藏引发了大规模的，还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暴乱。虽然，他坚持拒绝使用暴力，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违反道德，并且会产生反效果，甚至威胁，如果反中国的暴力活动继续的话，他将辞去 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领导职位。他被迫用另一种隐晦的手法指责中国的“文化种族屠杀”，但还是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他甚至一直以来都不赞成用相对温和的抗议方式，包括绝食和经济制裁来对中国政府施压。他认为，西藏需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曾经说过，“一个国家不可能独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他勇敢地普及“世界的责任”这一概念，以告诫那些希望独立的人，在他们开始对世界的思考之前，先要想想这个责任。

他说到西藏发展的倒退以及在共产党统治前自治时极为懊悔，他认为西藏的不幸在于没有为20世纪的到来做好准备。他为西藏流亡政府引入了民主宪法和法定选举。最近，他还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想法，这种想法颠覆了西藏近1000年的传统：通过选举选出下一任的达赖喇嘛。

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达赖喇嘛对让西藏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政治经济孤立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帮助他把 达兰萨拉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的模范聚居地，在这里，退役的以色列青年与新来的西藏难民杂居。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件事都有些不同寻常，想想一个曾经居住在有上千个房间的皇宫里，作为一国之君的男孩，现在居然变成了“全球主义”的代表人物，耶尔的用词，偶尔有些宽泛，此处“全球主义”是指对实现迅捷的通信和舒适便捷的旅行的美好愿望和坚定的信念。毕竟，达赖喇嘛成长时与西方国家唯一的联系就是美国的《生活》杂志。（后来，他将阵地转移到了《时代》杂志和BBC）。虽然，达赖经常在亨利·卢斯（Henry Luce，译注：《时代》创办人）的周刊露面，但是他并不反对毛泽东思想。1954年在北京的访问，虽然合作并不顺利，达赖喇嘛却称中国革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为毛泽东谦虚的风度着迷，可当他与这位伟大的舵手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却被毛的一席话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毛宣称“宗教是毒药”— 这一信仰，在接下来的20年后，驱使中国人以正义的名义杀死了几千名西藏僧人并且摧毁了大部分的喇嘛庙。

耶尔指出，达赖喇嘛1959年到达印度时，还是“一个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的人。”他直到1979年才去了美国访问，当时佛教传统很流行，但由于听众们习惯了禅宗采用轻快的方式阐述佛学，对他那种高深的纯技术性的讲道产生了理解障碍。尽管后来，达赖在美国赢得了个人最大的声誉，但他初次访问美国时，几乎没有名人出席为他组织的活动。直到198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达赖喇嘛的西方拥趸俱乐部才开始增多。

他的声望似乎部分也借助于20世纪30年代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所传播的关于西藏的浪漫思想。这本小说叙述了几个西方人无意间来到了香格里拉，一条和谐平静靠近喜马拉雅的山谷。1937年Frank Capra拍摄的同名电影开片就是这样一句话，“在战争年代和战争的谣言四处传播时，你的梦中是否出现过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和平安全的地方，在那里，生活不再是苦苦的挣扎而是永恒的快乐？”（这部电影给了罗斯福总统灵感，将他在马里兰的总统疗养地命名为香格里拉，但是后来，缺少浪漫情怀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因为自己的孙子，把它改名为戴维营。）尽管西藏也有它那诉不尽的血泪史，但在西方人眼中，西藏人就是一群幸福的远离现代生活的人，他们天生就拥有幸福而不用去苦苦追求。

耶尔认识到这种关于浪漫的误解对于西藏来说是一个政治难题：“这让人感觉，或者说人们更希望让它仍然是香格里拉而不是联合国的一个席位。”达赖喇嘛似乎也准备妥协。他简化和世俗化佛教教义的决定，让他比日本禅宗或者其它西藏圣人获得了更多的听众，比如阿兰·金斯伯格（译注：）的宗教老师曲嘉仲巴（译注：《西藏度亡经》的作者），他原来在西方的影响力比达赖要大。但是，要让一门古老且高深的哲学中产阶级化，就必定要在理性的严谨上做一些让步。在达赖喇嘛最畅销的书中，佛教表现为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仪式的精神测验，但是 为了获得格西学位，学生们必须学习长达322卷的藏传佛教教规的宗教形式就严格得多了。

达赖喇嘛可以以神的名义进行道德制裁，但是有人指他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改变了佛教教义。达赖喇嘛推行的实用主义也是有局限的，但他对当代自由的敏锐触觉仍让人难忘。他支持所有少数群体均享有充分的合法权利，包括男女同性恋。但是，根据西藏的的传统，他仍然不赞成口交和肛交。（“因为它们并不能创造生命。”），同时他也不赞成性滥交和离婚，某些时候他更像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保守派。

他所有的妥协招来的苦难都比不上他曾经做出的某些决定。1988，他宣布了第一个决定，希望借此让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而不是要求完全的独立。在达赖喇嘛看来，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西藏的独立，作为一个不现实的理想，没有必要与北京政府搞对抗。然而，他的这种姿态并不成功，不能说服中国政府他不是一个“分裂主义分子”，他们指责他是最近的骚乱的“幕后主脑”。同样也使许多西藏人怀疑到底是什么让达赖喇嘛在西方越来越受欢迎—主要是他在最近爆发的危机中不断重申只会使用非暴力手段的承诺— 使他在有些人眼里变成了一个懦夫。

“他为世界贡献得越多，”耶尔写到，更多的西藏人感到“糊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有了他们却还要再去收养其他三个孩子。”藏族小说家Jamyang Norbu抱怨说西藏支持团体和达赖的流亡政府“失去了方向”，因为他们一直努力“重新定位他们的目标，包括环境，世界和平，宗教自由，文化保留，人权—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东西，却独独没了他们最初的目标，独立。”

达赖喇嘛一直热心地吸纳大都市的解放思想，他与创造了摩登时代的两类典型代表有或多或少的相似—逃避僵化习俗乡下人和逃避极权主义流亡者。即使这样，批评者还是认为：达赖喇嘛获得了国际大都市的公民身份，却都是以他那些无依无靠的子民为代价的。

当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西藏的未来则变得越来越悲观，它的精神领袖也越来越相信宿命论。达赖对祖先的宗教和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这些排他主义者主张的放弃，可以看作是某人的反省，从他第一次抄写前任的预言时起，所能做的只是无助地看着他的王国的地标消失。耶尔充满了思想性的文章总是让人深受鼓舞，无论如何，正是他的文字让我们把达赖喇嘛想象成一个理性的，精神上的冒险家，他发掘了个体认同的新方法，并且融入了以新方式团结起来的世界。

的确，资本主义和技术发展使阿伦特的“人类的团结”理念得到了实现，但在她看来，一切已经变成了“难以承受之重”，煽动起了“政治冷漠，孤立的国家主义，或者对所有权力的拼死反抗”。西藏人现在最害怕的莫过于汉族推行的新经济和文化吸收。耶尔的书让一个来自西藏偏僻山区的男孩，用他类似阿甘的方式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互相理解以及实行大范围的自我净化的过程”—阿伦特相信，这个过程对于阻止“日益增加的相互仇视和一些世界性的由个体间对抗引起的愤怒情绪”都是很有必要的。达赖不可能为世界带来全面的相互理解，因为他还无法让中国和西藏达成共识。然而，他成为一个“纯粹的佛教僧人”可以利用的优势比起他要实现远大理想所面对的层出不穷的难题实在是少太多了。— 即使他谨遵佛祖的临终教诲，持之以恒。

蹊跷的爆炸和不明真相的评论

前天，与一些新闻专业的学生交流时，有学生问我，评论，是一针见血但不无偏颇的好，还是理性平稳但不痛不痒的好。老实说，我不太接受这样的二分法。
　　所谓评论，首先在评，评即判断，可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至于论，则是支撑判断的演绎。价值判断不需解释，即根据某一标准判是非，而事实判断，则为是什么或将如何的判断。
　　在我看，价值判断较事实判断要容易得多，首先，我怀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各种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会像中国一样如此容易做出是非判断，所以，我们看到天然就是价值判断载体的杂文，以前曾如此兴盛，即使现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再流行道德良心的有无，评论都改叫时评了，但大略观之，基本都是走价值判断的路子；其次，中国社会缺乏专门领域的评论分工，再加上中国新闻普遍的语焉不详，光靠这样的报道，要做出事实判断实在太难。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新闻评论多少是一种不明真相的评论，好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事件，即使我们只看到一半全貌，也不难做出价值判断。所以，在我看，好的评论，完全不在犀利还是含蓄的风格问题，而在是否有专业的事实判断的评论。
　　譬如3月26日新疆吐鲁番发生的烟花爆炸事件，事发后，新华社和当地媒体连续报道。3月28日《乌鲁木齐在线》最新的报道题为《新疆烟花爆炸致7名警察1名记者遇难》，报道称：“截至目前已确认死亡人数为24人。而不是此前报道的25人。其中包括7名警察1名记者。事故还造成8人受伤、5人下落不明，9辆汽车损毁、1辆车受损。”
　看上去，时间（3月26日19时）、地点（吐鲁番市区至七泉湖镇以北3-4公里戈壁滩沟壑内）、事件原因（卸载欲销毁的烟花时发生意外）等诸要素皆俱，甚至报道称已排除恐怖分子所为。但爆炸事件的追踪报道却令人越看糊涂。
　　我们看到自治区领导、国家安监局以及当地官员指挥善后的介绍，却始终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爆炸物发生了爆炸？现场到底有多少人？准备集中销毁的烟花是多大范围收缴来的？原定的销毁规模有多大？
　　现场到底是怎样情形，我们只能靠新闻透露的数据和我们的社会常识来猜：
　　导致如此巨大伤亡的爆炸，肯定集中了极大数量的爆炸物；卸载过程中发生爆炸，说明很多参与销毁的工作人员是不具备爆炸物安全常识的临时人员，所以，这是一次非常规的销毁行动；现场有6名记者，其中1名电视记者死亡，照常识，这样的报道规模，现场一定有亲自指挥销毁行动的地方重要领导；而且，爆炸物集中到一定规模才销毁，而非收缴一批销毁一批，应当是在场领导的意志。
　　我们或可猜测，如果不是这种壮观的大批警察维持现场秩序、记者到场报道的集中销毁，而是常规方式收缴一批销毁一批，这种意外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伤亡——死者中甚至还有一个孩子。
　　一定有人关心，指挥销毁行动的这位领导是谁？他（他们）是否与烟花一起被销毁？我想，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吧。
　　——事故大致情形基本只能猜到这里，所以，我的评论只有一句：这是个蹊跷的爆炸。如果有评论，那也是不明真相的评论。太多时候，我们的评论都是不明真相的评论，譬如陕西华南虎，那么多评论，只告诉了一半事实：老虎不是真的，而且只呼吁官方承认，另一半事实却无人知晓。

也许很多人看过，还是强力推荐一下

《做人要学贾治邦》

作者：yangyizhqun（疑似）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支摊卖水果时，仅14岁，不过是被称作“水果阿笙”的孤儿。然而，十几年就成为了上海滩的三大闻人之一、声名显赫的流氓大亨。除了杜天赋异秉，与他找对了组织拜对了师傅有莫大的关系，拜在了“青帮”“通”字辈陈福生的帐下，并被介绍到已经成名的黄金荣的门下做跟班，这是杜月笙事业的基石，也可以说杜有一块较高的基石垫脚。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入行对卖什么不吆喝什么是营销的最高境界。杜月笙先生无师自通，他混“流氓”却不以流氓示人，而是四季长衫、文质彬彬，甚至不许他的门徒说粗话。善待手下、接好同僚、交游三教九流，杨度、章太炎、黎元洪、虞洽卿等各色大佬都成为他的座上客，杜很快就取得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地位。抗日军兴，杜倾力支持抗日则是杜月笙纯良本性的自然流露。

　　贾治邦，人生伊始就找对了组织，他1946年11月出生，1962年4月加入组织，仅15岁零5个月，成为一个正式的少年共产党员。也许自古英雄出少年应验在了贾的身上，在他未满16年的青春岁月里就已经建立了丰功伟业，使得组织破格延纳少年英豪。也许是贾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大，慧眼识英才，破例吸收。总之，这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破格之举。1956年，“八大”修改的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年满18岁的才能被接受为党员”。噶帮脆的一句话，没加尾巴有破格之说。我相信官方资料的真实性，也相信贾治邦少年党员的真实性，可见，贾人生第一个老大对贾的青眼有加到了翻白眼的程度，不惜违反党章来吸收一个少先队员为正式党员。

　　贾治邦在入党三年五个月后于1965年9月参加工作，任陕西省志丹县委宣传部干事，1967年3月调 陕西省延安无线电总厂，从生产科干事、宣传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的稳步攀登，就连“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未能迟滞贾攀登的步伐。至1981年6月调西安升为陕西省电子工业厅物资计划处副处长，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经济研究处副处长。1993年5月，以延安地委副书记的职位出任陕西省省委常委。一般而言，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出任省委常委比较平常，在省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的市委书记担任省委常委的也有。但地委副书记挂省委常委就稀罕了。贾治邦以地委副书记担任省委常委，已显示出相当的上升空间。1994年1月，出任陕西省副省长。正式进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这一年，贾治邦不满48岁。

　　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过硬学历的放羊娃，能够走到这一步，着实不易。其间只要有一个下级捣乱、同僚排挤或上级不赏识，都会受到影响，放慢晋升的脚步。贾履险如夷，可看出贾在平衡、处理各级人事关系的过人能力。

　　2002年10月，刚任代省长五个月的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拿着记者为采访所准备的工具颇有感触地说：“这是放羊的鞭子，我过去就使用过。这是放羊的铲子，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用过这东西。”“我这人出身非常低微，小时侯没上学之前，解放初，我3 、4岁，那时候一年四季都不洗脸。我父亲在外面打仗，我妈妈带着我到处躲白军，缝一个烂皮袄穿上，有鼻涕就这样一擦，没水呀”。

　　贾说小时候穷应该是真的，说父亲在外面打仗，应该是告诉我们他还是有背景的。但贾的记忆肯定不准确，他1946年出生，3、4岁时就是1949年和1950年，他的家乡吴旗在1948年就已经光复，何至于要“到处躲白军”。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陕北电，人民解放军光复民主圣地延安，引起了南京反革命阵营的莫大震惊。美联社亦承认延安的放弃画出了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全盘形势的严重性，并说：“共产党所光复的地方比过去他们在陕西的根据地还要大。”过去的根据地包括了吴旗，比原来根据地大更包括了吴旗，贾治邦不会特意跑到敌占区去躲白军吧。贾尽管学历是大学，但是在担任处级干部时读的函授。

　　我们学习贾治邦，有一样我们没法学，就是贾出生于陕北的身份。在中国政坛上，隐隐约约有个“陕北帮”的称谓，在当然的老大高岗饶漱石被清算后，其他大佬如刘澜涛、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等并没受到牵连。“陕北帮”中没有顶尖高手参与华山论剑，所以一流高手保存较多，显得人多势众。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一个小山村，就出了四位白姓省委书记白栋才、白如冰、白智民和白纪年。陕北帮老乡观念重，互相提携，成为中国政坛一只不可忽视的队伍。1965年，胡耀邦出任陕西省委书记，轻视了这点，被刘澜涛整得差点没把命留在西安，当年即以治病为借口被救回了北京。陕西的权利长期掌握在陕北人手里，连西安的公检法、警察、交警的权利也大多由陕北人掌握。对此，西安人颇感不平，陕南的干部也怨汉中的发展停滞是陕北干部地方观念所致。贾的升迁，从马文瑞担任省委书记开始，经过白纪年，再到安启元，仅仅十三年，就从一个地方工厂的副厂长走到了副省长的领导岗位。2002年5月，出任代省长时，贾治邦已有“陕北帮”老大的影子了。

　　马文瑞、白纪年、安启元前后三位陕西省委书记均出自陕北。

　　贾治邦在政治竞争中，不屑于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和落井下石。这很让他的同僚放心，其他派系干部的钦佩以及自己兄弟的敬仰。

　　2002年2月17日晚，副省长巩德顺的公子巩雷，在王子饭店饮酒过量，调戏女经理遭拒后殴打女经理，被酒店保安痛打。后，邀50余人冲开警察的封锁，冲进酒店进行报复，造成王子酒店保安一死三伤。3月至5月，西安又发生宝马彩票案。6月初，黄陵发生重大矿难，十几名矿工殒命于不测。6月下旬，《南方周末》曝光陕西在高考中间惊现批发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恶劣事件。这一系列的案情，都牵到了巩副省长。他分管煤矿，在体育界是有名的巩爷，打死人的是他儿子。当时还是副省长的贾治邦，对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没有穷追猛打落井下石，而是共同协商，将打死人的舆论控制住，成功的使巩公子脱身。担任省长后，对巩副省长优抚有加，使巩副省长顺利退休、安享晚年。在对待巩副省长的态度上，贾很让山东籍的干部们口服心服，也向所有的省部级干部展示了贾为人处世的风采。

　　对待来自不同派系的竞争对手尚且如此，更遑论自己的手下了。庞家钰非“陕北帮”班底，他也来自山东。1998年“宝鸡第一案”曝光时，庞家钰非但未出事，反而由市长升为市委书记。据称在2002年，陕西省纪委曾对冯家山饮水工程涉嫌腐败一案进行过调查，但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庞家钰随后又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官至副省级。直至2003年庞家钰上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举报信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中纪委多次秘密赴兰州和宝鸡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开始调查庞家钰案件。已是贾离开了陕西。对庞家钰一案，经过了九年举报，而这九年贯穿了贾的副省长、代省长和省长的整个升迁过程。这让所有做小弟的叹服贾老大的心胸。

　　2006年1月5日，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完成了第616次举报：两年前渭河发生水灾，国家发改委就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这笔钱真正到灾民手上的却只有50万元。在此期间，华阴市委政府办公大楼迅速建成。挪用救灾款发生在贾任省长其间，举报时，贾正好担任民政部副部长，2005年11月改任林业局局长，所以2006年1月5日的举报才终于生效。从时间上看，如果贾不调职，怕616次举报还远远不够。贾对手下小弟的照顾，怎么可能不会得到小弟们的死心塌地。

　　贾治邦2004年进京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看则象是得到重用，实则不然。一任省长没当完，中途调职很少见，以正部级的级别担任副部长的职务更少，有例可查的只有云南的某位进京担任审计署的副职。应该是在陕北石油利益上与省委书记李建国产生了矛盾而被搬走的一块石头。李建国偏重于中石油的“国家利益”，贾争取陕北的地方利益。不管对错，为官一任、造福家乡贯穿贾为官的始终，担任省长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即实时推出了他的老家“吴旗”，不失时机地推介吴旗的水果。在陕北石油的分歧，也是源于为陕北争到最大的利益。贾治邦离陕，在很多人看来是贾的政治生命到头了，谁知，咸鱼翻身，仅一年，贾就出任林业局局长。以正部级级别屡正部长职务。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平时宽于待人有莫大的关系，使得各个山头都能接纳他，因为他是安全的。

　　“华南虎”一事，直接责任人是陕西林业厅，陕西林业厅长张社年，在延安时就是贾的小弟。贾岂有不帮小弟一把之理。对照片中老虎的真假，林业局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不在照片上纠缠，而是派出专家，寄希望于尽快找到“华南虎”存在的蛛丝马迹，以便在照片上脱身，尽快进入如何保护的程序。对汹汹舆情、行政复议，采取兵来将不挡，水来任其淹的策略，让时间来洗涤一切。

　　一个老大，能做到如此，颇有古风。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他，特别是老大们更该学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