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公布 中石油列中国企业第一

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公布 中石油列中国企业第一

（中国）泉州网 (2006-04-07)



　　中新网4月6日电 《福布斯》杂志在其全球网站公布了最新的“2006年全球上市企业2000强”榜单。据了解，今年的榜单中花旗集团、通用电气和美国银行分别名列前三名，同时也有105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其中中国石油以52位的排名列中国公司之首。

　　福布斯人士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全球上市企业2000强排名的标准是以企业的销售额、利润、资产和市值四项指标为评比主要依据，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上市公司的综合排名。与去年相比，今年上榜企业的总销售额增长了10%，总利润增长了32%，总资产增长10%，总市值增长了17%。此次上榜的中国企业共有105家，其中内地28家，香港36家，中国台湾41家。中国上榜企业中排名最高的是中国石油，位居第52位。

　　上榜中国公司的前20名

　　1 中国石油，排名52位；

　　2 中国建设银行，排名第65位；

　　3 中国石化，排名第77位；

　　4 中国移动(香港)，排名第112位；

　　5 和记黄埔，排名第156位；

　　6 中国电信，排名第162位；

　　7 中国人寿保险，排名第297位；

　　8 台积电，排名第339位；

　　9 鸿海科技集团，排名404；

　　10 中海油，421位；

　　11 台塑，432位；

　　12 中华电信，471位；

　　13 中国网通，排名第460位；

　　14 中国银行(香港)495；

　　15 神华，525位；

　　16 中国联通，排名第557位；

　　17 怡和集团，580位；

　　18 南亚塑胶，592位；

　　19 长江实业，599位；

　　20 交通银行，615位。

什么时候轮到北京如此“霸道”？抛“干涉日内政”

来源: BBY时事解读


“干涉日本内政”是摊牌的前兆吗
　　
　　新华社4月5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4月4日下午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日本首相小泉及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表示无法接受胡锦涛主席3月31 日在会见日中友好七个团体会长时提出的不参拜靖国神社就愿意举行首脑会晤的谈话，刘建超指出，中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的。我们要求日本领导人停止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条件。中国领导人向日方发出了明确而坚定的信息，我们希望日方积极回应中方的诚意和善意以及中方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主张。中日领导人“不应该是为会晤而会晤，而应该要解决问题，日方应该拿出诚意来，拿出智慧和勇气来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据来自东京共同社4月4日的消息，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以及官房长官安倍晋三4月2日一起在富士电视节目中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日本的国内问题，不该由别人来说不准参拜”，“中国不应将靖国神社问题外交化，政治化，经济化”。麻生太郎还指出：“中国越是要小泉首相停止参拜，首相就越是要参拜。”
　　
　　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4月2日则用《胡主席发言——只会招致日本国民的反感》为题发表社论。社论责问：“反反复复强调那些没有新意的主张，到底意欲何为？”“胡主席应该知道，只要继续干涉日本的内政，日中关系就无法改善”，“中国不仅非难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还企图影响下任首相，这纯属干涉内政。”
　　
　　我们注意到，尽管中日关系长期以来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仍然“冰冻三尺”，但迄今为止，小泉政府还没曾公然“提升”以“干涉日本内政”之说指责北京，即使4月2日麻生及安倍晋三在电视“作秀”中也只是暗示“靖国神社问题是日本的国内问题”。而这一次，由《产经新闻》发表社论第一次直指中国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为“干涉日本内政”，在当前东海争端升级、暂时冻结对华日元贷款、驻华使馆官员自杀、把钓鱼岛归属日本明确于教科书等问题处于“非常亢奋时期”，不能不让人们敏感的神经“蹦一蹦”。
　　
　　请注意，这个非政府《产经新闻》发表的“社论”，实际上就如同中国“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一样，如同一个政府的政策“风向标”，况且《产经新闻》一直来就是扮演小泉的“现代培戈尔”。
　　
　　显然，“干涉日本内政”不仅仅是警告北京的，更深的一层意涵是继续发挥其“煽情功力”误导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满和仇视，当然重要的是在暗示：小泉政府为对抗“干涉内政”的“粗暴行经”，可能引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另类反弹”，甚至可能是军事上的“东海摊牌”。
　　
　　小泉内阁“三巨头”几乎同一时间“群情激昂”地表达对胡锦涛谈话的“愤慨”和“抗议”，这可是日本政界近年来少见的“情理反弹”，也许在他们看来，北京的底线已经亮出来了，而且亮出来的是一条“霸王底线”，一个“明知不能为却非要逼其就范”的“霸道逻辑”。小泉再有诚意和勇气，再把麻生太郎及安倍晋三的智慧“浓缩”到一起，恐怕他宁可与靖国神社那14位“甲级先辈”一同“并肩战斗”，也绝不会接受这种对一国总理大臣的“人格侮辱”——尽管小泉还没有忘记那14位甲级战犯的双手曾沾满了几千万亚洲受害国民众的鲜血。
　　
　　什么时候轮到北京如此“霸道”？恼羞成怒的小泉政府是否会借抗拒胡锦涛谈话之势造“日本新战略”之势？是否会借《产经新闻》抛出“干涉日本内政”之势宣示“东海摊牌”之前兆？

日本政府在打哪些经济牌 夸大中国存在投资风险

（中国）和讯网 　(2006-04-07)



　　日本政府非常善于打经济牌，通过干预经贸关系，使国际事务向着更加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我认为，在分析、判断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趋势时，关键不在于争论经贸关系“是冷还是热”的问题，而应该抓住实质，看到日本政府在同中国打经济牌，进而还要研究为何日本在不断享受中国经济发展果实的同时，右翼势力还能利用执政地位对中国采取日益强硬政策的问题。

　　根据研究，笔者认为当前日本政府在对华经贸关系中打经济牌主要有下列一些具体表现：

　　——2004年11月，日本首相小泉宣布“中国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可以毕业了”，单方面提出终止对华援助意向。现在已基本确定，日本政府将于2008年停止对华资金合作、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

　　——日本2005年出版的政府刊物《制造业白皮书》和《贸易白皮书》大力渲染投资中国的风险，指导日本企业转向越南、印度、俄罗斯投资。它们宣扬由于发生非典疫情，中国存在“投资风险”，指导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时实施“中国加一对策”，即日本企业如果要在中国投资，同时也应该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如越南、泰国建立一个同样的工厂的对策，这样一旦中国发生风险，可以用另外一家工厂替代。

　　但是，日本政府所指中国存在的投资风险完全是一种误导和夸张。因为其一，日本政府在两本白皮书中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日本政府为何只是在2005年突然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别有目的。其二，中国发生非典疫情，一时间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这是事实，但是类似风险世界各国都会发生，如美国曾发生“9?11”事件、飓风袭击的灾害，日本曾发生阪神大地震，东南亚曾发生海啸，等等。这类灾害属于不可抗力，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无法避免。其三，如果像美国穆迪公司那样对世界各国存在的风险进行商业评估，量化评估出各国存在的风险程度，这种商业行为无可厚非。但是，日本政府对世界各国风险问题只字不提，单独指出中国存在这种风险显然是另有目的。那就是判断中国政府不希望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扩大到经济领域，于是日本政府就坚决打经济牌，指导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时慎选中国，以此来牵制中国。

　　事实证明，日本政府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并不是毫无效果。2005年11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开发金融研究所对日本企业对外投资计划进行例行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企业未来计划中对华投资热情降低，认为投资中国存在风险的企业增加，投资时需注意分散中国风险的警告得到认可。

　　——该合作时不合作。中日两国能源合作潜力巨大。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正处于急速增加阶段，日本在能源节约技术上最有竞争力，所以两国合作潜力极大。但是，日本与中国开展该领域合作仅仅停留于口头。2005年5月17日，吴仪副总理访问日本，其间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协商达成包括节约能源技术合作在内的协议。此后，日本首相小泉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导致吴仪副总理提前结束访日日程。随后，日本政府也将两国能源合作计划搁置。

　　——不该生事时到处生事，无理制造事端。例如，日本在俄罗斯与中国竞争购买能源就是这种典型。众所周知，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石油进口量持续维持在一个水平上。没有新的石油需求，也就没有理由开发新的石油进口源。而且，所谓日本出于安全考虑购买俄罗斯石油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日本与俄罗斯还未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理论上属于“敌对国家”，俄罗斯的石油对日本来讲并不安全。日本竞争购买俄罗斯石油惟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有意抬高价格，让中国企业受损。

　　再如东海油气田问题，日本前任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曾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里发表极不负责任的讲话，妄称中国开发东海油气田是在日本划定的中间线日方一侧位置，侵犯了日本利益，所以日本政府有权要求中方立即停止开采活动。他的这番讲话会让日本国民怎样看中国？另外，日本政府向日本媒体提供片面信息，称中国开发东海油气田可以将日方一侧的资源吸走，言外之意中国在“偷盗”日本资源，所以，日本坚决要求中方停止一切开采活动。但是，日本政府主管人员明明知道中国在技术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却鼓动媒体发表片面意见，去误导和恶化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直到日本一位已经退休的人士于次年向国民公布真相之后，日本媒体才停止了炒作。

　　——日本政府以可以转为军用为由查抄日本雅玛哈公司对华出口的小型无人驾驶直升机。事实上，该机型长3.6米，宽0.7米，高不足1.3米，遥控飞行距离200米，这与日本政府出口管制法律中的规定相去甚远，技术专家认为不可能转为军用。此举显然存在着日本政府扩大使用法律范围的问题，而且也等于向所有对中国出口技术设备的日本企业发出警告，要注意选择最保险、比较落后的技术设备给中国。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日本购买的技术设备最多。日本政府采取上述措施后，等于宣布禁止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较为先进一些的技术设备，这必然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
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缓

（中国）和讯网 　(2006-04-07)



　　今天，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06年亚洲发展展望》预计，今年东亚地区经济将保持7．7％的稳定增长，中国经济增长9．5％，2007年放缓到8．8％。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将取决于中国、印度和韩国，3国经济的总量约占该区域经济总量的66％。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说，“中国经济肯定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中国政府正着力解决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结构问题，这将有利于亚太地区中期经济的持续增长”。《2006年亚洲发展展望》提出，2005年由于投资和出口的强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9．9％，但过快的投资增长已导致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大力促进居民消费，并着力提高投资使用效率。未来两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包括金融系统、劳动力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完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然环境日趋恶化，以及国际贸易磨擦不断加剧等。

　　此外，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和香港利率上升，该报告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长将放慢到5．5％。
从“郎顾之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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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2004年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

　　这场后来被称为“郎顾之争”的事件，后来都被视为是中国大陆兴起“反思改革”浪潮的开端。

　　郎咸平指责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等“七大板斧”，借改革之名巧取豪夺国有资产。一时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纷纷成为社会检讨的对象；郎咸平则上了“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

　　多数中国主流经济学者在“郎顾之争”中支持国企改革，不料在2005年中期，顾雏军等企业家陆续被官方逮捕，主流经济学者一时语塞，更引起民间和舆论对他们的普遍不满。

　　同年10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火上添油，对中国媒体放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

　　向来支持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顿时成为过街老鼠，同年11月《中国青年报》进行调查，“中国最受信任学者”只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位，显示经济学家不再取信于民，而反对改革的声浪也趁机兴起，纷纷以“反思”为名，把社会上不满教育、医疗和房屋的弊端统统归咎于改革。

企业家失势、经济学家失语

　　从国企改革中获益的企业家的失势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语，加上“反思”声浪的高涨，一度让外界质疑中国当局是否将停止改革。

　　今年初，曾经撰写系列文章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造势的“皇甫平”，在北京《财经》杂志撰文，认为“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声称“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因而被迫陆续公开表明：改革不能动摇，然而如何改变社会对改革的质疑，依然是官方的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
　　高薪养廉养不起　政府缩权才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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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

　　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昨天发表文章说，目前中国实行高薪养廉的基础十分脆弱，政府缩权才是反腐之本。如果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掩耳盗铃，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将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

　　这篇刊登在《国际金融报》头版的文章指出，要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前提就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

　　中国官方最近判处涉嫌滥用职权的四川省前副省长李达昌有期徒刑7年，判处涉嫌巨额贪污受贿的中共成都市委前宣传部长高勇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但有关学者指出，面对普遍存在的官员腐败，光靠惩治几个高官已经很难起到阻吓作用，而减少官员权力的行政体制改革也遭遇极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和反腐败都陷入某种难以推进的困境。

腐败增加有五原因　

　　张维迎认为，腐败的增加有以下五个原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人民币，下同），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上述五个因素都与权力有关。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标”。要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才是反腐败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

国有部门：

最大权力“寻租场”

　　文章分析说，国有部门是中国最大的权力“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

　　“看看国有银行2万5000亿元的呆坏账就可以了。这些呆坏账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亏损造成的，只有20%可以收回来，也就是5000亿，其余的2万亿全部没有了，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至于“高薪养廉”，在政府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使得廉洁比腐败成为官员更好的选择，工资水平必须相当的高，“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官员工资太高民众也不会接受，在中国更是如此。

　　文章指出，政府能办的事情越多，政府的透明度就越低，监督就越困难，腐败就越严重。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减到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政府权力才可能透明，才有可能做到“高薪养廉”，腐败现象才有可能被基本根除，才有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
中美签44亿美元采购合约

2006-04-07　11:40 am



　　（综合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企业代表访美，已签署了27个项目，共44亿美元的合约。

　　吴仪率领的100多家中国企业的二百多位代，出席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与洛杉矶市政府共同举行的中美项目采购签约仪式，签署了27个项目个个亿万美元，涉及软件、发电设备、汽车、航空和电子元器件等广泛商务合作协约。

　　吴仪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组成部分，发展健康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两国共同努力下，中美经贸关系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双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去年中美两国贸易额达2116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之初的86倍多。

　　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贸易夥伴，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夥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近5万个，实际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美经贸合作堪称互利双赢，仅为美国就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过河尖兵”为何触雷?
　　——中国航油事件的后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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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伏钢

　　从中国航油这个昔日“过河尖兵”身上，我们已经看出中资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进程中所暴露的一些问题。

　　中国航油的控股方是国资委旗下的中央企业，国资委曾明文规定国有企业不能参与国际市场上衍生品投机交易。但是，国资委的这个规定并没有由控股方通过中国航油董事会以公司经营方针的形式加以确认和落实，中方的意志并没有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体现出来。应该说，这是中方在如何管理海外企业、尤其是管理海外上市中资企业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航油在新加坡上市以后，中国证监会竟一直不知道。直到2002年查杰威国际造假案时，才发现在新加坡还有这样一家名气颇大的中资上市公司。

　　

普华报告仍未完全公布　　

　　

　　中国航油捅出这么大一个娄子，公司自上而下在风险管理方面肯定出了问题。事件曝光后，公司重金委托普华公司介入调查。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份调查报告仍未全文公布。人们禁不住要问，这当中究竟还有什么内幕没有向公众披露？

　　集团公司其实在2004年10月初就掌握了中国航油发生亏空的情况，当时公司账面期权交易亏损为1亿8000万美元。此后，集团公司一直在主导危机处理工作，却不但没有做出及时斩仓止损的决定，反而听信陈久霖的建议，南下新加坡配股筹资，将1亿多美元国有资产交给公司在国际衍生品市场继续打赌，最终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不是也出了问题呢？当时的国资委、发改委、外管局和国家民航总局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要不要拯救公司，以及如何拯救公司和拯救时机等问题上，目前这个方案是不是最佳方案？有关决策部门在关键时刻，有没有在经济方面的考量之外，更多的受了官僚体制的羁绊、人事方面的制约而贻误战机？

　　除集团公司向新加坡交易所交付800万元罚金外，新加坡公司董事长荚长斌，以及顾炎飞和李永吉3名非执行董事，也因未向新加坡证交所和公司独立董事通报交易损失，被法庭判处总共70万元罚金。

　　据我所知，这70万元罚金外加陈久霖的33万5000元罚金，已及相关的律师费用，全部是由集团公司支付的。换一句话说，这些罚款最终是由中国政府埋单的。

　　现在，除陈久霖在本地入狱服刑外，荚长斌仍在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并在不久前新任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永吉目前仍是集团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顾炎飞则继续担任中国航油特别工作组组长。我推测，假如不出大的变故，预计一年之后顾炎飞将重新进入公司董事会，并正式转正为公司总裁。

　　

集团连串决策内幕不明　　

　　

　　这样一种人事安排是否意味着，在本地司法机构的眼中，这几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触犯了有关法规，但在中国当局看来，可能责任还不能完全推到他们头上？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该由谁，由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对此承担责任？

　　中国航油曾在前年11月中旬公开宣布，将在当月底撤出所有投机性衍生商品交易盘口，不仅将公司的交易盘口彻底暴露，更严重泄露了公司的战略撤退计划，导致后来出现更为惊人的巨额亏损。

　　集团公司后来又以控股方的身份出尔反尔，草率决定放弃已经达成的收购新加坡石油20.6％股权的协议，结果不但丧失了后来的巨额红利收入和资本收益，反倒贴进一大笔钱赔给印尼商人。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清楚这其中的决策内幕，不清楚这种非经济考量所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根据有关调查报告，公司期权交易员在从事期权交易期间，超过了规定的贸易限额，随后又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使盘口限于限额之内。他们也认为不需要在记账上反映账面损失，错误地希望石油价格最终会走向正常。

　　可是，巨额亏损事件曝光之后，公司并没有立即中止他们的工作，反而继续让他们在公司领取高额薪金，直到一年后才解除聘用合约。这也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一件事情。

　　最后谈一谈另一位悲剧人物、公司前财务总监林中山。

　　作为公司财务总监，林中山在中国航油发展过程中，利用他在本地金融界的广泛关系，为公司组织筹集了大量营运资金，是一个有功之臣。

　　他在这次事件中被指，在前年公布公司第一季和半年业绩报告中，没有披露公司蒙受巨额亏损的重要信息，并在发股筹资过程中，同陈久霖一道犯下欺骗罪，结果被法院下判坐牢两年，罚款15万元。与前面几位公司高层主管不同的是，这15万元罚金的确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

　　林中山指陈久霖是“中国航油的皇帝”，他所做的其实都是“皇帝”下的命令，他只是在听命行事，他怕失去自己的饭碗。

　　

同世界接轨重点在“法”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说不定林中山不会落得现在这副下场。虽然不可能有人替他坐牢，但一定有人替他埋单。毕竟从情理上说，他只是听命于自己的上司，大小事情都会由顶头上司扛着。这在中国司空见惯，可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法治重于情理的国家，作为一个公司的财务总监，林中山越过了法律的底线，当然脱不了干系。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光是新加坡就有1200多家，它们声称要在这里“同世界接轨”。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刚刚跨出国门的中资企业，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把他们在中国的一些特有商业文化带出来，它们或许有一天真的会“以身试法”，并同我们的商业道德和文化发生冲突。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商场上的“情理文化”不对或不好，相反我们鼓励本地人同中国人打交道时要多懂一点人情世故。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这里有一个底线，这就是法。在法律面前，丝毫没有可以妥协的地方。林中山的悲剧正在于此。

　　如果当年林中山有勇气挺身站出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么今天他在1万6000多名股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新加坡证券市场是由市场因素、并以披露为基础的企业管制体系，推动一个良好的企业监管系统以保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诚信、正直、效益和透明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培育30至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并鼓励和支持条件成熟的国有大中企业到海外上市，这是中国扩大开放的一个大战略。

　　不过，从中国航油这一“过河尖兵”的命运上，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保持良好公司治理、企业监管等方面与国外公司确实还存在很大差距，也存在很多不符合国际市场准则的地方，应特别加强对公司内部的监管，提高公司素质。

　　“走出去”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走得稳，走得好，走出国际水平来。

（下）

　　·作者是本地媒体工作者
福田康夫不是“鸽”
　　——冷眼看日本首相角逐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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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南生

　　了解了安倍晋三“人气”形成的过程及其泡沫成分，再回头看看日本政坛的现实状况及日本外交战略，就不难发现所谓“安倍首相已成定局”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变数。

　　首先，单从年龄而言，在论资排辈的日本社会里，让一个年仅51岁的安倍这么早就坐上首相宝座，无异于粉碎了比他年长的众多中老年议员的首相梦，不符合自民党建党以来的传统和游戏规则。

　　在这一点上，别说将惹来安倍所属的森（喜朗）派以外的政治家的愤愤不平，就是森派内部对此也无法达成共识。不但未有共识，森派会长森喜朗在去年9月众议院大选告捷、小泉第三次内阁成立、党内有人在吹“安倍风”时，就不断告诫森派同志不得轻举妄动，不许乱放风声替安倍鸣锣开道。

　　简单的理由，是他担心如此不按常理出牌的“世代交替”，不但将促使森派内部闹分裂，也将毁了森派此刻在自民党内独领风骚的大好江山。

齐唱“保护安倍曲”

　　

　　于是乎，为了劝阻小安倍轻易出马，森喜朗会长本人还倡议“安倍温存论”，与自民党内的元老们齐唱“安倍温存曲”。所谓要对安倍“温存”，意思是要好好保护安倍、爱护安倍。因为，在森喜朗之流的老鹰派们看来，有“昭和妖怪”岸信介“优质遗传子”的小安倍终归是会被抬进首相府的，此刻何必和众多比他还老资格的叔辈、兄辈们争先后、比高低？与其匆匆被捧上台就被摔倒下地，不如从长盘算，好好练苦功，等候更合适的时机。

　　够讽刺的是，为了“保护”和教育那政治稚气未除的小安倍，曾以“失言首相”著称、以声望跌至7%深渊而下野的森喜朗，较早时还暗示安倍不能瞎模仿小泉的强硬手法和作风。他曾以教官的口吻说道：“打球不能老是正面进攻，有时也得从左右侧面着手或采取守势”。（大意）

小泉靠山最不可靠

　　“安倍首相”一度被吹嘘为“已成定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在小泉第三次内阁成立时被委以内阁官房长官的重任。为此，不少误将“小泉人气”（或“小泉现象”）与“小泉势力”（或“小泉党”）划上等号的人士，以为安倍已找到政治大靠山。实际上，正如森喜朗在去年与小泉串演“力劝小泉避免解散国会之决策”的闹剧时所透露的一部分真情一般：小泉在党内之所以可以呼风唤雨，主要是因为他是自民党总裁。一旦他离开首相府，恐怕党内谁也不会再理睬他。

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倍备受小泉首相赏识，并不意味着他就能顺理成章成为首相。试想想，就连自己明日何去何从都充满变数的小泉，哪能替安倍撑腰？

　　有关“小泉靠山”之不可靠，只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小泉第三次内阁之特征与使命，答案就会更加清楚了。小泉第三次内阁有何明显的特征呢？

　　

“神风内阁”试探反应

　　

　　其一，这是一个限时下台、不可能有大作为的过渡时期的内阁。

　　其二是，从其内阁主要成员的选择与安排，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准备与邻国冲撞、闹翻，具有试探国内外对“无定见右翼”小泉政策所能容忍的底线的性质的“神风内阁”。特别是小泉之委任麻生太郎，更早已注定此内阁不准备、也不可能与邻国搞好关系。

　　麻生太郎，何许人也？从韩国人的角度来看，此人之家族大企业不仅在战前曾奴役朝鲜劳工，在战后也未协助韩人了解有关这些“强制劳工”之真相。至于他数年前在东京大学演说时含血喷人，说什么朝鲜人之“创氏改名”并非强制，而是自愿，更令韩国人感到难以忍受。如此毫不忌惮、颠倒黑白是非的说法，不但令略有良知的日本人感到羞耻，就连一部分有“远大战略”，准备推行美、澳、日、韩松懈同盟，孤立中国的日本专家们也感到困惑与头痛。因为这意味着多年来东京当局与媒体刻意营造“韩国热”的苦心前功尽弃、付诸东流。

麻生外相出场的效应

　　

　　当然，对于自民党人来说，麻生外相的出场，也有其正面的效应。那就是，许多如假包换、一向主张修宪派兵、渴望集体防卫权的老鹰们顿时相形见绌。曾经一度是中曾根宠儿、后来与中曾根闹翻的前防卫厅长官山崎拓被人戏称为“鸽派”（有人甚至瞎吹之为“亲华派”）就是一个例子；就连与石原慎太郎同属上世纪70年代以血盟方式成立的极右“青岚会”之“志士”、曾称日本为“神之国”的前首相森喜朗，在相比之下也成为了“温和派”。

　　正是在麻生效应的刺激下，近几个月来学乖、少嚷几声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晋三显得有点“稳重”和“可爱”。但认真分析，在自民党的政治剧本里，“麻生首相”这一幕从来就未曾被谁考虑编写过，更遑论将它搬演上台；至于安倍，虽然被认为终将成为真命天子，也比麻生“稳重”，但此刻出马似乎还略为早些。这也许就是政治剧本写作者森喜朗等人此刻的基本看法。

　　于是乎，在麻生效应与国内外对小泉“神风内阁”有强烈反应之后，善于观察政治气候、诱导舆论的自民党元老与主流媒体，已逐步地将其意中人——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长子福田康夫推出来。这就是几个星期来东京政情略呈所谓“暖流”（比小泉、麻生不那么令人厌烦）背后的真相。

第二代“角福之战”的胜者

　　

　　69岁的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当然不是什么“鸽派”，更不是什么“亲华派”。当年协助小泉上台的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长女田中真纪子，之所以被迫离开外相官府，在相当的程度上，也与她和康夫之不睦有关。

　　真纪子当然也不是媒体所渲染的什么“亲华派”，但不管是在对靖国神社问题上或对华态度上，康夫之态度显然要比真纪子坚决和强硬。应该这么说，作为日本官僚体制与自民党主流派权益的坚定维护者，康夫不管是在行政或政策的思考与运用上，都比真纪子老练和成熟。日本保守阵营之所以一直看重康夫，原因就在这里。第二代的“角福之战”一交锋，真纪子就位处下风而结束她与小泉临时串演的“政治鸳鸯剧”，其道理也在于此。

　　至于由于福田康夫在任内阁官房长官期间曾积极筹划与推动“国立战殁者墓地”之构想，就轻易将他列入与参拜靖国神社者意见相左的“鸽派人士”，更是极大的误会。“国立战殁者墓地”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与靖国神社如何分工……迄今还是一个未知数。

另建“国立墓地”受质疑

　　

　　针对官方提出的有关“国立战殁者墓地”的构想，日本“祈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战殁者遗族之会”（“和平遗族会”）就曾表示：在东京千代田区有一个埋葬无名战士的墓地——“千鸟之渊战殁者墓苑”，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国宾如果要凭吊战殁者，只要到上述墓苑所在地即可，何必劳民伤财，另建一个有争议性的“国立墓地”？

　　足见盲目吹嘘此定义不明朗的“国立”构想之积极意义，或对推行此构想者给予过多的掌声和期待，与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人士之意愿颇有距离。

　　了解了麻生效应及福田康夫被描绘为“温和派”与“亲华派”的假相，人们在探讨下届日本首相的问题时就不会对福田存有过高的期待和幻想。应该这么说：安倍是名副其实，颇为好斗的小鹰，福田却不是此刻一些媒体渲染的“温和”的“鸽”。

　　究竟是要让那稚气未除的小鹰安倍提前出笼，摧毁不少自认为“尚未完全燃烧”（即尚未完全发挥其才华）的自民党中老年政治家的“首相梦”？还是按部就班，让那圆滑、保守而沉着的福田出来撑江山？

　　随着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期之日益接近，自民党人正在加紧内部的协商、交易与黑箱操作，放“安倍风筝”与放“福田风筝”者的啦啦队们（包括天天在测支持率、参与舆论诱导的大众传媒）助兴的叫嚷声，也将越喊越热闹。且看跃跃欲试的小鹰安倍与表面上不愿出马、半推半就的“非鸽”福田如何决斗。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大量采购美国商品，北京向华盛顿示好

中国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国向美国抛出可高达150亿美元 的采购单。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吴仪昨天在洛杉矶与东道主签署了价值40亿美元的27个项目协议。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一名发言人称，中方还将采购大宗棉花、大豆和家禽产品，加上预计的波音飞机采购合同，采购协议金额“总共将达到150亿美元”。



中国代表团在美大举采购被认为是为胡锦涛访美作铺垫。美国长期抱怨在双边贸易中大幅入超，要求中国增加进口美国商品。4月4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鲍克斯致函中方，敦促采取及时措施，消除美中贸易不平衡状况，其中包括增加政府采购。


瑞士批评中国征收“奢侈品税”

路透社苏黎世报道，瑞士政府认为中国四月一日起开始征收的“奢侈品税”是一种歧视政策。按照这一针对奢侈消费品的消费税改革，销售价在相当于1000欧元以上的手表将被征税，而在这一高档表领域，瑞士进口手表占据了市场的99.6％。瑞士经济部发言人认为，这是对瑞士(商品)的一种歧视性政策。

2005年，瑞士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6亿欧元的高档手表，中国也因此成为瑞士制表业的第二大市场。市场分析家认为，受到奢侈品税影响的是那些瑞士名表，如Omega、LVMH或者TAGHeuer等，而瑞士中档手表如Swatch旗下的品牌将不会受到影响。


杏林山庄会议纪录披露
　　官方学者吁高层公开表态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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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近日在中国网站上泄露的一份闭门会议纪录显示，反对改革的声浪迫使官方学者思考对策，并促使最高当局必须公开表态力挺改革。

　　“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闭门会议在今年3月4日于北京郊区杏林山庄举行，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主持。

　　就在杏林山庄座谈会后的两天，中共总书记胡锦涛3月6日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多名高层智囊团成员参加并发言，其中包括了在1985年到1993年担任国务院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等。　

　　中国官方学者认为，目前围绕着改革的争论依然激烈，反对改革的势力煽动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向高层领导施加压力，反对改革的各种万言书也凭借网络广泛流传，形成另一股舆论压力。

反对派加大施压

　　高尚全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而本次的争论有“煽动性比较大”、“范围广影响很深”、“缺乏理性”等特点。

　　他说，反对改革的力量“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此外，网络的效应也让反对的声音更有力，高尚全说：“过去万言书，是少数人写，少数人看。现在通过网络向全国、向世界都传播了。而且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参加进来。为什么网上对郎咸平的支持率那么高，支持率达到36%，国内的（经济学者）大概达不到10%，超过10%的只有两个，为什么支持率那么高？因为青年不了解。”

　　反对改革的势力也对支持改革者采取谩骂的态度，高尚全说：“以骂人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进行学术讨论，而是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好像是骂人的越多越好，谁讲改革开放就骂谁。皇甫平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后，说改革不可动摇，遭到了网上一片骂声，给他扣了六顶帽子。”

　　高尚全认为，在关键时期对改革／反改革争论不休，不利于和谐社会和发展团结。他说：“我们研究会也开了会，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态度：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不希望有争论，不希望扩大，因为扩大以后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因此他说：“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　　

　　与会的学者指出，反对改革者可以旗帜鲜明，因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招牌，完全没有风险；支持改革者因为一些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论仍然属于禁区，无法把话说清楚，让反改革势力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中国一些网站论坛的言论似乎证实了这些智囊的分析，在会议纪录曝光后，马上引起一片口诛笔伐，攻击参加座谈会的学者是“一群目空一切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并质疑讨论的内容和观点不是“改革攻坚”，而是要“颠覆（中共）政权”。

中国海军暗潮汹涌频出状况

据中国时报亓乐义的特稿说，中国近年大力发展海军，海军却连连出事，纪律和训练问题接踵而来，内情可能比实际状况还要严重，海军战力也因此备受质疑。

中国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去年已遭调查，原以为案情将随王在今年届龄退休而从轻发落。不料，中共驻港媒体主动披露，王可能遭到逮捕，且案情直达中央军委。因此，全案倾向严办，有可能是中央军委直接过问，以示整治军风的决心。

该案让人想起二○○三年的「361潜舰事件」，因训练失当导致全舰官兵殉难。中国海军迟迟未作决案，惹恼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于是江越过海军由总参直接派员调查，一口气撤换海军司令员和政委而震动全军。王守业的案情虽和本案不同，但海军被动推诿，不能勇于任事的作风，在二案中并无二致。

港报昨日同时披露，中国南海舰队一架战机在训练时坠毁，现场附近至今仍被封锁，理由之一是飞行员佩戴手枪未能寻获。此案又让人想起，二○○一年的中美军机擦撞事件，同样是歼八━二型战机，同样从陵水机场起飞，最终也都因军方未能及时掌握失事情资，在处理问题上显得被动而棘手。

当年中国海军飞行员王伟因擦撞坠机的海域地点，离岸不超过五十公里，既不在敌境，也不处在战争状态，天空亦有长机做短暂停留。事后发，中国动用大批舰艇进行搜救却毫无斩获。说明中国飞行员未装备全球定位系统，军方亦无专业的水上搜救部队，单靠目视和人海战术的搜救方式，完全不起作用。撞机事件，让美方看透中国紧急应变的诸多缺失，不仅装备不够，管理也无章法。如此战力，如何做到攻防兼备。

据报导，昨日中国战机坠毁海南文昌附近，天候并无异常，可见飞机坠毁和训练与后勤保修有关，军方在封锁现场之前，一些飞机碎片早被村民拾走，军方找不到飞行员佩枪，该机搭载导弹和机关炮仍在寻找当中，如果被有心人寻得，后果严重。想当年，中共研制的首枚空对空导弹，就是从拾获国军发射的未爆导弹改制而成。

按常理推想，村民拾走飞机碎片有可能作为居家建材之用，也可能到市集作为「特殊装饰」兜售，说不定某天被哪个台湾观光客购得，谱出两岸空权争夺中的一段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