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的B同志报告
中国与越南在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此后两国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僵局。不管这场战争胜负如何，谁是谁非，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它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伤亡2.7万，越南则伤亡10万。
关于这场战争，两国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中国描述为，“种种举动威胁了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为了捍卫主权，惩治侵略者”，发动了“自卫还击战”。越南则称：“为了转嫁他们的国内矛盾，中国公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越战争。”
而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曾发表讲话，谈及越共和中共的关系以及中越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可从中看到对这段历史的另外一种诠释。
【黎笋谈中越关系】B同志报告出炉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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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后，《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的声明
中国与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讲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在看黎笋的谈话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中越关系的背景、1979年的战事，以及黎笋这份谈话报告的文本的来历。
关于1954年到1976年间的中越关系
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五大国，以及越共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法国支持下的越南共和国（南越）、老挝和柬埔寨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停战和会。会议决定，南北越以北纬17度分治。
越共政权1959年决定武装统一越南，中国给予支持。据中国方面称，总共至少提供了两百亿人民币的援助，并在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中先后派出32万余人进入越南加以援助，而美国也于1961年介入，支持南越。
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开始陆续撤出在越部队，到1970年7月全部撤完。
此次战争打到1973年时，南北双方签订停火协议，美国撤军。越共军队1975年击败南方军队，1976年统一越南，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关于1979年中越之间的战争
越南1978年6月29日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当年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在苏联的默许下，出兵柬埔寨推翻中国支持的红色高棉政权。同时，中国认为越南大规模排华，越南还对中越边境的陆地、海洋提出主权要求，宣布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纳入其版图范围，出兵继承了越南共和国（南越）对南沙群岛部份岛屿的占领，并与中国发生了边境冲突。中国政府方面称“上述种种举动威胁了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为了捍卫主权，惩治侵略者”，发动了“自卫还击战”。
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澳大利亚《时代报》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河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三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此外，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因此，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中国2月17日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因越南于边境多次挑衅及骚扰行动而迫於还击，并表示愿与越南谈判。《人民日报》2月18八日发表社论，强调中国不要越南一寸土地，只希望严守中越边界，同时要求谈判，要求越南接受“双撤军”的原则，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从越南撤军。邓小平2月26日对美国记者表示，将结束战争，并指出从越南撤军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无关连。
此次战争的另一主角越南则将这场战争称为在北部边界打败侵略战争。
对于此次战争，越南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1979年，为了转嫁他们的国内矛盾，中国公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越战争。在这场侵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军队狂妄的叫嚣要在半个月内扫平整个越南，占领胡志明市。初始我正规军避免与庞大的侵越军正面交锋，把敌军引入山林中，然后开始反击，运用各种灵活战术，象游击战，丛林战，地道战，地雷战，对敌军迎头痛击，中国军队自以为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整个越南，却最终陷入了我越南英雄儿女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不得不仓皇逃窜，狼狈逃出越南的领土。”
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刊登了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也要求中国撤军。
关于黎笋的谈话
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坦因2000年1月在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了《B同志谈越中关系的报告》。“B同志”即是当时的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文中提到的“三哥”也是黎笋的化名。
据斯坦因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是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克里斯多夫·古斯查，他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
从《B同志关于越中关系的报告》的叙述口气看，应该是黎笋在越共某次高层会议的讲话。黎笋的讲话涉及1952年至1979年 间的中共和越共之间的重大事件。
黎笋的这个讲话主要集中在四件事情上：
一 指责中国在1952年的日内瓦会议逼迫越南签署南北分治的和约，此后又阻挠越南统一。
二 指中国有吞并越南的野心和计划，尤其是毛泽东。
三 指中国打压、破坏越南与苏联的关系，企图拉拢越南。
四 谈1979年的中越战争，称是中国侵略越南，越南不怕中国，中国不是越南的对手。
中越战争战事简况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总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近56万兵力，一度攻占了越南约二十多个城镇和军事据点。
越军以6个步兵师、16个地方团及四个炮兵团，总兵力约十万。
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
根据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的《越南人民军50年 （1944－1994）》，2月17日，中国出动60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30个昼夜的战斗，越南消灭和重创了中国3个团18个营，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了大量武器。越南方面称中国伤六万余人，还有两万被击毙。
1979年2月17日，战争爆发，中国当天占领了孟关镇。
2月18日 中国攻下清水，与越军在高平战线对峙。越南在谅山、同登一带的导弹阵地被中国摧毁。两国在老街发生激战，莱洲越军退守黑河南岸。
2月19日 中国突袭并占领河鹿县长白山，空军轰炸海防。
2月20日 中国攻下老街、同登，与越军在包乐激战；越南空军攻击河口以西的中国增援部队。
2月23日 谅山附近高马山爆发激烈攻防战，中国军队攻下河江。
2月24日 中国军队与越军在高平、老街发生巷战，越军曾试图进入中国境内，但全遭击退。中国攻陷柑塘。
2月25日起 越军死守边防要地谅山。
3月1日 谅山激战，越军以最精锐的第308师增援谅山，并使用化学武器。
3月4日 中国军队击败308师，攻占谅山。
3月5日 中国宣布达到“惩罚越南”的目的，开始撤军。越南宣布全国总动员令，对付中国军队。
3月7日起 中国正式撤军，在撤退路线上铺设地雷，以火箭与长程炮火掩护撤军，越军无大规模追击行动。
3月16日 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战争结束。
【黎笋谈中越关系】中国曾阻挠越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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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讲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黎笋的这个讲话中指责中国在1952年的日内瓦会议逼迫越南签署南北分治的和约，此后又阻挠越南统一。
日内瓦事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五大国，以及越共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法国支持下的越南共和国（南越）、老挝和柬埔寨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停战和会。会议决定，南北越以北纬17度分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
越共政权1959年决定武装统一越南。据中国方面称，总共至少提供了两百亿人民币的援助。而美国也于1961年介入，支持南越。此次战争打到1973年时，南北双方签订停火协议，美国撤军。越共军队1975年击败南方军队，1976年统一越南，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以下是黎笋谈日内瓦会议，以及此后中国阻挠越共统一越南的内容，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胡伯伯，是越共领导人胡志明，1969年已去世。
尽管中国人帮助过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泽东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1975年至1986年任国家主席）。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
他（张闻天）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毛泽东立即回电：“越南不能那样做（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他们（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他们（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他们（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以维护美国利益并减少美国的失败的方式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周恩来前来会见我。周恩来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做出越南分治的决议，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他（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他们（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我根本不害怕。双方（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他（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后他（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黎笋谈中越关系】毛泽东说要派兵打到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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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谈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黎笋在谈话指责中国一直有侵占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企图，毛泽东甚至露骨地说：“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
以下是黎笋的谈话原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其中提到的长征，是越共中的亲华派头号人物，原名武文渠，因为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仰慕，改名长征，是越共第二位总书记，1956年被黎笋取代。
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泽东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他（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两万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我们离开之前，毛泽东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泽东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
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泽东问我：“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
毛问：“人口有多少？”
我回答：“大约三百万！”
毛回答：“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毛问：“那么有多少人口？”
我回答：“大约四千万！”
毛说：“我的天！中国的四川省有五十万平方公里，却有九千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他（毛泽东）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
我说：“的确如此。”
他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
我说：“的确如此。”
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
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
他说：“知道，知道！”
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
过去，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1979年的中越战争）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
然而，如果说其他中国领导人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那就不对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完全可以说，最不守信用的人，满脑子大汉族思想的人，想拿走东南亚的人，主要是毛泽东，所有政策都掌握在他手里。
【黎笋谈中越关系】中国利用援助拉拢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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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与毛泽东
中国和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讲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就指责中国打压、破坏越南与苏联的关系，企图用援助拉拢越南，邓小平甚至对越南说：“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黎笋也谈到了越南在中国和苏联夹缝中生存的艰难，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支持，越南甚至不敢出席苏联主持的一次批评中国的会议。
事件的历史背景是，越南在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会议中被以北纬17度分治。越共政权1959年决定武装统一越南，中国给予支持。据中国方面称，总共至少提供了两百亿人民币的援助。苏联也于1965年做出了大规模援助计划。
而美国也于1961年介入，支持南越。此次战争打到1973年时，南北双方签订停火协议，美国撤军。越共军队1975年击败南方军队，1976年统一越南，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国、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而中苏关系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等事件，逐渐恶化。
以下是黎笋的谈话原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其中提到的长征，是越共中的亲华派头号人物，原名武文渠，因为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仰慕，改名长征，是越共第二位总书记，1956年被黎笋取代。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五十万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
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与他们会谈。
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八十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国。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周恩来赞成与苏联建立联合阵线以反对美国。有一次，我到苏联去参加国庆活动，我能够读到中国发给苏联的电报，上面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攻击苏联，中国人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
这是因为苏联和中国早先（1950年2月）就有一个友好条约。我坐在周恩来旁边，问他：“同志，在最近你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你们同意和苏联建立阵线，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联合阵线呢？”周恩来说：“我们能呀。我同意这个观点。同志们，我将和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建立一个阵线。”彭真也在座，插话说：“这个看法非常正确！”但是在上海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不可能的，取消了这个（打算）。你们看事情有多复杂。
——尽管周恩来持有一些那样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同意建立一个阵线，而且对越南帮助很多。我能够搞懂，多亏了他。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用李强为你们聚集和提供援助，同志们。”这里面，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欠他的情。
中国和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谈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黎笋在谈话声称毛泽东怕美国，但越南不仅不怕美国，也不怕中国，并做了分析，指出越南虽然很穷，但是有五千万人口，军队很强大，有苏联、老挝和柬埔寨的支持，有安全有利的地形，完全有信心打败中国。他同时称，自己“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只是对中国少数领导人不满。
以下是黎笋的谈话原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
其中提到的长征，是越共中的亲华派头号人物，原名武文渠，因为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很仰慕，改名长征，是越共第二位总书记，1956年被黎笋取代。
文中提到的三哥，即是黎笋。
二战后初期，人人都以为国际宪兵是美帝国主义。他们能够夺取和恐吓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大国，都害怕美国。只有越南人不害怕美国。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教会了我。第一个害怕的是毛泽东。他告诉我，就是说要告诉越南人和老挝人：“你们必须把老挝的两个解放区移交给（万象）（政府）。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美国就会把这作为发动攻击的借口。这太危险。”
对于越南，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作战以解放南越。”他（毛泽东）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南越必须坐等很长一段时间，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毛泽东害怕美国到如此程度。
——（当年）到了要和美国作战的时候，我们在政治局的兄弟不得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考虑我们是不是敢于和美国人打。我们都赞成作战。政治局表示了它的决心：为了和美国人打，我们必须不怕美国人。大家思想都一致。大家都赞成和美国打，都赞成不怕美国，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怕苏联。大家都赞成。我们也必须不怕中国。大家都赞成。如果我们不怕这三个东西，我们就能和美国人打。这就是当时我们在政治局所做的事情。
尽管政治局召集起来这样讨论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后来仍有一个人对一位同志讲了我所说的话。那位同志起来质问政治局，说为什么三哥又一次说如果我们想要和美国人作战，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中国人？
当时，阮志清兄弟，他一直被怀疑同情中国人，站起来说：“尊敬的政治局，尊敬的胡伯伯，三哥的论断是正确的。必须这样说（指不必害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他们不让我们打……”
当我们正在南越作战时，邓小平规定我只能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决不能在更高的规模上打。他（邓小平）说：“在南方，既然你们已经错误地开始打仗，你们就只应该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不要有更大的规模。”他们就是这样给我们施加压力。
【黎笋谈中越关系】对这场战争我们并不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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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谈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黎笋在谈话声称对此次战争并不意外，早就准备好了迎战，并且掌握了作战策略，即使中国出兵一百万，也很难南下。即使越南六万军队要与和两百万中国军队作战，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黎笋还提到了邓小平的角色，邓小平在1979年之前是主张建立谈判机制，解决双方领土争端，但是被国内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妥协举动，于是便“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称邓小平是“疯狂的”。
以下是黎笋的谈话原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
我们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打击我们。所以我们（对1979年1月中国的进攻）并不感到吃惊。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
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过去，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1979年的中越战争）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
在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中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然而，（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攻击了我们。过去，邓小平做过两件事，现在都已被颠倒了。这就是，当我们在南越赢得胜利后，中国有许多（领导人）不高兴，但邓小平却祝贺我们。结果，他立即被其他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到中国，我是代表团团长，而且我会见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谈到领土问题，包括对几个岛屿的讨论，我说：“我们两国相互邻近。我们的领土中有几个地区还没有清楚地划界。双方都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请同意我。”他（邓小平）同意了，但他这样做了之后，立即被其他领导人的集团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但是现在他（邓小平）是疯狂的。因为他想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他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纵容他们攻击越南。
——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一百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
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如果没有，那么这样是没有必要的。最近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受到进攻，如果没有保持一支大军，那就会十分危险。
发动战争决不是在树林里闲逛。派出一百万军队对境外的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会引起数不清的麻烦。最近他们调集五十万到六十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但他们没有充足的交通设备来给他们的部队提供食品。
中国现在正准备三百五十万部队，但是他们不得不把其中一半留在（中苏）边界上阻止苏联人。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或两百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我们也什么都不怕。我们只投入了六万军队，而且如果在近期我们要和两百万（军队）作战，那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不害怕。
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作战的办法。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部队，他们将只能在北方获得一个立足点。（他们）深入中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和河内，或者进一步南下，将是困难的。
同志们，你们知道，希特勒集团（也是）以这种方式猖狂进攻，然而当他们抵达列宁格勒，却不能进入。有城市，有人民，有防御工事，不可能对这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居民展开有效的攻击。即使打上两年、三年和四年，他们仍然不能进入。（北方的）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我们的方针是，每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省份都是一个战场。我们将战斗，他们根本进不来。
然而，仅在前线和敌人战斗是永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坚强的后防。最近的战斗结束后，我们估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再增加几百万人到北方前线。但是由于敌人来自北方，全国的直接后方就必然是清化、义安、河静……保卫首都的直接后方必须是清化和义静……
我们可以使用两到三个军对他们施以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们蹒跚不前，而我们将继续保守国土。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战士都必须是真正的战士，每一个班都必须是真正的班。
——现在已经打了一仗，我们不应该主观。主观主义和轻视敌人是不正确的，但是缺乏自信也是错误的。我们不主观，我们不轻视敌人。但是我们也要自信，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
——中国人现在有一个进攻我们以图向南扩张的阴谋。但是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事情能干了以后再包得严严实实。中国人才打了越南没有多少天，全世界就已喊叫起来：“别碰越南！”
那么，让我们把局势置于牢固控制之下，做好战斗准备，永不放松警惕。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我坚信在五十年内，或者在一百年内，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这需要如此（长的）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
新华社奉命宣战 中越交战前夕邓小平出访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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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在简短的致词中，卡特热情地借这个机会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2月1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当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万斯。要求对公报中的“霸权”一词作出解释，万斯的外交辞令试图使这位苏联外交官放心，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苏联。
中越交战前邓小平出访频繁
苏联人当然不能放心。1月27日，即邓小平访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大批的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一月份中旬，国际舆论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集结和调动，并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1月30日上午，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邓小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新华社奉命宣战 中越交战前夕邓小平出访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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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楼，纽约。2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破例于中午赶回联合国总部。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分别约见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本月主席阿卜杜拉·比沙拉，面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的声明。
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紧急约见瓦尔德海姆时，新华社的声明电文还在翻译中。下午5时45分，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提交了越外长阮维桢致瓦尔德海姆的信件。信称：“秘书长先生，我荣幸地向您通告：1979年2月17日，好几个中国步兵师、坦克师、炮兵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对越中边境整个全线发起了大举进攻。他们已占领了一些越南边界哨所和许多村庄，这些村庄在高平省的长定、禄平、河广县、黄连山省的孟姜、巴沙县，莱州省的风士县，以及广宁省的平辽县。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军队袭击了老街省府，并占领了东登和孟姜这两个人口聚集的城市。”其后是例行的对中国谴责和要求秘书长如何如何。
越南最后几分钟公布战争消息
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惟独越南人民还被蒙在鼓里。人民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同中国的关系搞得多么不可收拾。消息暂时被封锁，军队指挥系统掌握不到前线情况，电台电话里许多部队联系不上。报告说中国动用了空军，假军情一直捅到联合国。当局既要搞清战况，又要考虑如何向人民交代。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并不难，就是大国欺负小国，关键是如何把这个逻辑同越南打柬埔寨再协调起来，并进而让人民相信在世界上的孤立是光荣的。直到深夜11时多，广播电台才匆忙播发首次报道，虽然绝大多数越南公民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人民报》知道的，但当局总算在第一天最后几分钟公布了战争消息。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吸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按惯性甚至加速度运行着。
越军的警报又一次落空
众说纷纭中，《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写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然不能不有所行动了。”这篇社论甚至精确地展望：“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像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侵占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小霸的气焰。”
对越南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判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日期。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不料这是一场虚惊。接着又警告：1月5日，又是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接着是1月15日，越军逢五就草木皆兵。然而，越军并没有因此放松戒备，而他们日甚一日地构筑防御工事。
从动向上分析，进入1月中旬，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绝少露面，为此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即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更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
1月28日，旧历春节，越军的警报又一次落空。战争爆发日，在帷幕揭开之前，对全世界都是个谜。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他说，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主要看今后一周的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判断，集结的中国军队大约在10日前做好战斗部署。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径进攻：1、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在此西北约一百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
新华社奉命发布战争声明
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毫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而同日中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流血事件。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联合国大楼，纽约。2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破例于中午赶回联合国总部。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分别约见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本月主席阿卜杜拉·比沙拉，面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的声明。
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紧急约见瓦尔德海姆时，新华社的声明电文还在翻译中。下午5时45分，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提交了越外长阮维桢致瓦尔德海姆的信件。信称：“秘书长先生，我荣幸地向您通告：1979年2月17日，好几个中国步兵师、坦克师、炮兵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对越中边境整个全线发起了大举进攻。他们已占领了一些越南边界哨所和许多村庄，这些村庄在高平省的长定、禄平、河广县、黄连山省的孟姜、巴沙县，莱州省的风士县，以及广宁省的平辽县。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军队袭击了老街省府，并占领了东登和孟姜这两个人口聚集的城市。”其后是例行的对中国谴责和要求秘书长如何如何。
越南最后几分钟公布战争消息
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惟独越南人民还被蒙在鼓里。人民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同中国的关系搞得多么不可收拾。消息暂时被封锁，军队指挥系统掌握不到前线情况，电台电话里许多部队联系不上。报告说中国动用了空军，假军情一直捅到联合国。当局既要搞清战况，又要考虑如何向人民交代。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并不难，就是大国欺负小国，关键是如何把这个逻辑同越南打柬埔寨再协调起来，并进而让人民相信在世界上的孤立是光荣的。直到深夜11时多，广播电台才匆忙播发首次报道，虽然绝大多数越南公民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人民报》知道的，但当局总算在第一天最后几分钟公布了战争消息。
中国与美国1979年1月1日建交，二十几天后，邓小平就飞到了太平洋彼岸，从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会晤了美国总统卡特。不到半个月，中国和越南2月17日随即爆发了战争，战事持续至3月16日。而在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邓小平1978年11月还去了一趟新加坡，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越南问题谈了很多，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谈话内容。
据李光耀回忆，邓小平当时对他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李光耀分析，邓小平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是为了确保中国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以下是《李光耀回忆录》中的相关记载：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一百多亿美元，现值两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
邓小平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周恩来晚年出访七次 只去越南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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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越南，与胡志明及少年儿童在一起
周恩来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日下，后来更身患绝症，外事活动渐少，出访外国（尤其是远程的国度）更加不宜。他晚年曾出访过七次，每次出访只去一个国家，并且只访问了越南和朝鲜两国，而且访问时间都很短，其中一次是吊唁胡志明，四次是为了通报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动态。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1969年9月3日去世，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越吊唁胡志明逝世，在越南停留仅九个多小时。周恩来4日上午到河内，下午就吊唁一事与越南党政领导人会谈。会谈后，周恩来前往灵堂吊唁，当晚又到医院瞻仰遗容，随后率团回国。
周恩来1970年9月10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曾明确提出，他今后在国际来往上，只实行必要的个别出访，不进行周游。
朝鲜 1970年4月邀请周恩来访问，周恩来在朝鲜停留的时间总共为两天零八小时。他于5日上午11时到平壤，午餐休息后，即于下午4时至6时45分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举行第一次会谈。第二天一天又连续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加上第一次会谈，四次会谈时间总共13个多小时。第三天上午，周恩来参加了民众欢迎大会，下午6时乘机回国。整个日程安排非常紧凑。
越南总理范文同1971年2月以劳动党和政府的名义邀请周恩来访问越南。周恩来从3月5日至8日正式访问越南，在越南实际停留时间为三天零一小时。当时越南正在本土与美国打仗，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出访“不拟多带人”的精神，并考虑到访问越南时应显示中国在军事上对越南的支持，31人的代表团中包括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副总参谋长邱会作。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在会谈中对中国代表团说：“你们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对越南战场和印支三国战场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对尼克松扩大战争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当时，国际上对总理这次访问都很重视。许多西方国家的报刊评论说，周恩来带叶剑英和邱会作“两个军界重要人物”访问越南，是对美国的警告。
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1971年7月9日到11日秘密访华，双方达成公开发表尼克松将要访华的公告。周恩来预计到该公告公布后将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震动，于是考虑在公布前亲自赴越南和朝鲜向两国领导人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和中国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于7月13日和15日，分别赴越南、朝鲜向两国领导人做了通报。赴越南仅12个人。赴朝鲜则是11个人，除了外贸部部长李强未去、翻译换为朝文翻译外，其他人均为去越南的原班人马。
周恩来1971年7月访问越南、朝鲜的时间都很短，在两国的时间均不足一天。周恩来7月13日中午到河内，下午即同黎笋、范文同先后进行了两次会谈，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并听取越方介绍越南南方的军事斗争形势和同美国谈判的情况。会谈直到晚上7时才结束。当晚10时，又向柬埔寨共产党通报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直至深夜才结束。次日晨6时离开河内。
7月15日晨，周恩来飞抵平壤，从上午9时半开始到下午7时一刻为止，先后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吴振宇等进行了两次共八个小时的会谈。周恩来介绍了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国对形势的估计，还与金日成商谈了关于考虑召开中、朝、越、柬、老，加上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的五国六方最高会议的问题。当晚，周恩来就返回北京。接着，又在当晚11时40分与叶剑英一起拜访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向他们通报基辛格访华的情况。
第二天上午，中美双方同时宣布了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上述三国领导人对能提早知道中美会谈情况都很满意，并表示感谢。周恩来的出访考虑得非常周到。
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后，周恩来又于3月4日和7日访问越南和朝鲜，向两国党政领导人和当时在河内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通报尼克松访华的情况。
周恩来出访越南的随行人员共15人。 3月4日上午9时，周恩来抵达河内。10时半向越南通报同尼克松会谈的情况。下午1时休会后，周恩来又向西哈努克通报了情况。下午5时中越第二次会谈继续，直到晚7时才结束。随后，周恩来乘机回国。
此后，周恩来又于3月7日下午3时飞抵平壤，出访朝鲜的随行人员共16人，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出访。原计划访问一天，在朝方的要求下，决定延长一天，先后与金日成会谈三次。越南和朝鲜都对中国及时通报中美关系动向表示满意。
其实在1971年，医生为周恩来作体检时，就发现他的膀胱有癌变，当时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时手术是有望治愈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治疗被耽误了，癌症日益严重。周恩来只能在国内接待外宾。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医院，开始接受癌症治疗，1976年1月8日逝世。
中越战争撤军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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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战争的情况是这样的:
1、关于炮兵火力实际上，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越军对中国军队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中国陆军占压倒优势的炮兵火力。越军战俘反映，与美军作战时从未遇见过这么猛烈的炮火打击。美军由于拥有空中优势，作战中主要依靠空中火力支援，而中国军队炮兵的配备密度和火力强度远远超过越战中的美军。通常在师进攻背景下，对尖刀连突破的火力强度为半小时内在1平方公里左右的设防工事区域及敌炮兵、指挥区域进行二至三次火力准备，投射七八万发炮弹，其中近半为130－154mm口径炮弹。1970年的一次连进攻实兵演习一个月后，演习场区内原郁郁葱葱的满山树木，竟全部枯黄，死光了。说中国空军力量不足有道理，但说中国陆军炮兵火力不足就外行了。实际上，中国由于沿袭苏联军事理论，高度重视炮兵，其炮兵火力与苏军不相上下，远强于北约各国部队。越军炮兵在79年战争全程中一直被中国炮火有效压制，直到几年后老山战役时得到苏联122mm“冰雹”火箭增程弹后，才得以对中国炮兵进行超射距袭击。1979年友谊关突破时中国步兵的较大伤亡，主要是多年来初次作战无经验，战士冲击时队型过于密集所致。战争开始2－3天后，伤亡率即大幅下降即证明了这一点。
2、关于伤亡人数人们对中国军队伤亡人数的臆想，大概是出于中国军队人多加上看过去打仗电影得出来的印象所致。实际上，中国军事理论虽强调集中兵力，在突破地域需数倍于敌，但作战时队型相当分散，并非电影里看到的“人海战术”。步兵间隔多在10－20米左右，火炮间隔多为数百米。这样拍电影当然不行，摄影师忙活半天，镜头里只能收进三、五个人或一门炮。观众喜欢的是数十门炮排在一起，一打一大串的火爆场景。但打仗不是那么回事。看过History Channel最近放的美军特种部队训练的片子吗？没意思吧？就那么三、五个人，枪声稀稀拉拉。真实的情况是，1979年战争的中越伤亡总数近乎相等，中方约6万多人，越方不到八万人。但中方伤亡中，伤者占大多数，死亡仅六千余人，且多在战争最初几天，越方则死亡率很高，死亡人数约近五万人。造成如此差别的原因是中方保持着占压倒优势的进攻主动权，作战区域一直向前推进。几乎所有局部战斗结束后，战场均为中方占领，中方伤员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护和直升机迅速后送，因此伤员死亡率大为降低。这是中越战争中中方后勤的主要经验之一。而越方一直被迫撤退，大量伤员被遗弃在战场上，许多伤员未避免被俘，爬到潮湿且蚊蝇虫蚁孳生的丛林或洞穴中躲避，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
3、战争局限于边境地区，是出于对北方苏联的顾虑，而非中方后勤和防空部队无力支持。地空导弹只能打五十公里的例子实在有些荒唐。导弹不能随部队向前移动吗？当然，为了避免战争升级刺激苏联，中国在中越数年战争中，确实未使用过导弹，中国空军也从未越过边界作战。
中国对越作战的战略目标，是以围魏救赵之策，迫使越军减轻对柬埔寨梅莱山红色高棉基地的压力。以中国军事实力，若大举攻越，短期内拿下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并非难事。实际上，作战开始一周，越军边境地区防御即已全线崩溃，越314A师据守的谅山三面被围，而谅山以南为平原地带，适于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河内唾手可下。但中国不能不顾虑背后的苏联。由于苏联绝不会容忍中国夺占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若中国攻占河内，更换越南政权，苏军在中国北方策应越南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对越作战从一开始就反复申明是边界反击战，就是向苏联表明绝无占领越南之意，防止苏联动手。在战役战术上，则采用“围点打援”策略，围住谅山而不攻陷，吸引越军主力从柬埔寨回援，歼灭越军主力部队后撤军，这样，救援柬埔寨的战略目标就达成了。实际上，越军开始确实中计，已将六个主力师，包括突破金边的203师从柬调回，企图增援谅山。当越军主力向谅山移动时，中国在谅山东南和西南方向的十多万部队随即向两侧运动，已张开了袋口。但中国由于顾虑苏联在北方行动而一再明示自己的意图终于起了作用，加上苏军卫星侦察到这一移动，并将情况通报了越军，使越南终于明白中国从一开始就说出的战略企图是真的，从而明白了中国军队对谅山围而不打的真实意图。于是，越军主力不再企图增援谅山，而回撤到河内以北布防。中国见战略企图已暴露，越军主力不会再上钩，只得对谅山合围发起攻击。攻击谅山只用一天半解决战斗，消灭了314A师的情况表明，对谅山包围二十多天，显然不是中国军队打不下谅山，而是典型的“围点打援”战术，意在围歼增援的越军主力。
当然，由于苏联挚肘，中国被迫暴露战略企图，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国军队在指挥、通信、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暴露出大量问题。美军估计，由于后勤方面的问题，中国军队越过边界三百公里（不是区区五十公里）后，作战能力将大幅下降。但在对越作战的各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火力和作战能力等各方面占压倒优势，追着越军打的情况，是事实。甚至在让侵越美军甚为头痛的小部队丛林游击战方面，中国陆军对越军也占压倒优势。这都是事实。
对越作战之攻打脱浪战斗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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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2日下午，我团受领了攻打脱浪县的任务，地图发了下来，与平时我们在国内用的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不同，该图是1965年印制的十万分之一的图，中越文对照，是六十年代抗美援越时期用的（据《炮兵指挥连长的战地日记》的作者告诉我，这些地图是按1938年法国人的版本绘制），地图上一厘米是实际的一公里，一条等高线就是五十米，据说北京的景山约四十米高，这样的高度如果在两条等高线之间，在地图上就没有。后来部队在山区开进过程中经常迷路，与不习惯使用这种地图有关。我刚拼接好地图，吴营长就通知出境看地形，我背上一支冲锋枪就跟着去了。看地形的位置在四号公路一侧的一座山上，刘团长和覃参谋已到达，正在标定方位，吴营长是老参谋出身，不停地在地图上添加桥梁、道路和地面建筑物。刘团长很快交待了任务，明确了目标编号，一次便编了二十多个目标。
3月2日晚，我和陆连长向全连作了战前动员，82无座力炮配属到步兵连，我们带两个迫击炮排（加广西一个运送弹药的民兵排）随营部开进。3日凌晨二时，我营静悄悄地抵近通往脱浪的第一个屏障---1号高地。
主攻连一连是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辽沈战役中曾被七纵授予“尖刀连”锦旗，天津战役获“殿生连”称号（副指导员赵殿生英勇牺牲）。部队一到指定位置，一连陈副连长（四川武胜人）带尖兵班先上去侦察，这是越军一个女子炮兵连（14.5高射机枪）阵地，摸清了哨兵位置和阵地部署情况。按步炮协同计划，发起攻击时先由炮兵火力准备，于是尖兵班就撤了下来。由于是夜间开进，地形不熟，地图陈旧，加上战士求战心切的因素，一连准备发起冲击的位置靠前，已超越了营长在地图上预设的界限（炮兵指挥连长在《战地日记》中说步兵提前发起冲击其实是误会）。后来团指来电问1号高地还要不要火力增援？由于友邻团一营在步炮协同上出了事故，营指设在炮弹散布范围内（四百-五百米），造成误伤，副营长以下十余人牺牲。此时，天已亮，潜伏步兵无法运动，为保证安全，暂停炮火增援，直接发起攻击。命令一下达，一连战士个个奋勇争先，用82无座力炮和四十火箭筒开路，接连打掉几个工事，很快攻上一号高地。此时的越南军队毫无斗志，一交火就跑，等步兵攻上山头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已跑到山下的越南人沿着四号公路狂奔，营长命令我82迫击炮拦截，我们急忙架炮，在遮蔽射击状态下试射两发，距目标较远，越军早已跑出82迫击炮有效射程（三千米），无奈，只能望洋兴叹。
部队抵近二号高地的时候，吸取了经验，拉开了发起冲击的距离。军、师炮群一起开火，炮弹带着呼啸从我们头顶飞过，准确地命中目标， 山上一片火光硝烟。我们隐蔽在对面的山脊上，感叹大炮的威力。这时候，师炮团指挥连罗副连长，带领炮兵前观（前进观察所）赶到。他们头带钢盔从我连侧后山沟爬上来时，引起哨兵的警觉（我们步兵没有钢盔），我连曾架上机枪设伏，通过喊话，我认出了罗，避免了一场误会。罗副连长是从扣马山炮兵前观转移过来，赶了一天一夜的路，断了粮，我们为他们准备压缩干粮，他们顾不上吃饭，拿出地图核对站立点，虽然有四号公路为参照物，仍不放心，营长命我连82迫击炮寻找目标试射，验证了地图位置。罗副连长随即开设前进观察所，指引炮兵群的射击。由于担心越南人伏击，不允许步兵沿四号公路追击，炮群先对公路沿线的山头阵地实施火力覆盖，步兵再上去占领制高点，一步步推进，虽然进攻速度慢一些，但安全得到保障。一连和三连交替进攻，连续攻占四号公路右侧六七个山头，到了中午已打到脱浪县前沿。部队待命休息，过了一会儿，二营从后面赶了上来，接替我们的进攻任务。我们在山上可以看到公路的另一侧，友邻团从另外方向进攻脱浪，也是逐个山头的进攻。接近中午时，炮群对脱浪前沿进行了五分钟火力准备，在弥漫的硝烟中，我们看着友军和二营攻进脱浪。县城不大，比我们的一些村镇或许还要小些，但该县扼守四号公路，再向南便是逐步平缓的丘陵地带，是山区通往平原的攻防要点。
在部队开进过程中，传达了师前指的通报，友邻团的一位炮连连长临阵脱逃。（以上情况可参看《炮兵指挥连长的战地日记》）。
部队当晚在山上宿营，我就在越军的工事里休息，山上不少二、三十公分直径大树被炮弹拦腰炸断，但我宿营的工事完好无损，工事是用十几厘米直径的圆木搭的人字架，弯弯曲曲二十几米，应该是一个排阵地。阵地上散落一些越军的遗弃物品，包括短柄手榴弹、高射机枪子弹和一些衣物。虽然已经宿营，但并不安静，八瓦对讲机（我们与越军型号一样，覆盖半径约十公里左右）中清晰地传来越军的讲话声，有时甚至共用一个频段，这一切显示越南军队就在附近活动，营长曾请翻译听，听不明白，和我军一样，其中加了不少密语。半夜，步兵侦察回来，报告班构方向有越军活动。班构距我驻地不远，隔一个山头。营长命令炮火骚扰，于是我们将部队拉出，远离宿营地，组织了一次连射击。第二天开始搜山，山洞较多，一般情况不进去，即便进去也不会很深入。主要是用火焰喷射器对着洞口发射，然后扔几颗手榴弹。不久传来消息，友邻的一位司务长带炊事班到我防区找粮食，在山洞里的草垛中搜到两挺高射机枪，显然是女兵们溃逃时丢弃的，听到消息我们很沮丧，气得营长直骂，于是再次对山洞进行搜查。有的洞内储存了大米等粮食，但高射机枪是再也没有发现。此后几天不停地下雨，我们也不停地变换宿营地，全是露宿，没有回到越军工事，因为友邻部队抓住越军特工，地图上标定了我军的不少宿营地点，这些越军工事肯定在标定之列，若要炮火袭击是很容易的。
营属82炮连的主要兵器是82迫击炮和82无座力炮，当年还是骡马驮载。出境前临时通知骡马留下，武器和弹药全由战士肩抗手提，虽然增配民兵，其负重仍超过步兵。82无座力炮本是为打坦克配置的（带的全是穿甲弹），山地作战无坦克可打，便承担了消灭土木工事、火力点的任务。山林地障碍多，视野局限，战士们克服困难用肩抗炮，冒着危险抵近仰射（炮尾有喷火）。营属炮兵必然要伴随步兵行动，在山林地作战中尤为辛苦。所幸我们的战士训练有素，热情高涨，冲锋在前，无私奉献，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以后的几天里，虽然多次主动寻找战机（据情报，有一营越军在附近游荡），由于地域限制，没有碰到大股越军，一些散兵游勇如惊弓之鸟，追都追不上。11日接到北撤回国内的通知，未等回撤又停止，反向南方又推进了几个山头，隐蔽设伏。后来知道，友邻的150师有一个营在撤退时被越军咬住，我们向南推进是遏制越军反扑势头，同时也是保障友军侧翼安全。14日正式撤回，工兵在后边布雷，在四号公路上设置了一些障碍。
从隘口入境的时候，吴营长到值勤哨兵处签字，得知我们是这一方向最后撤回的部队。
回国后战评时，一些同志对脱浪一战提出看法，认为没有贯彻我军迂回穿插，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传统战法，战术实际是将敌人赶走，所以歼敌不多。团首长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团的任务是保障谅山战役主攻部队的侧翼安全，阻止越军主力增援谅山，平推战术是用最小的代价获取空间和时间，保存实力准备与增援之敌打大仗打恶仗，这是全局的需要。增援之敌未到，一是敌人的胆怯，二是你们的福气，要不然，在座的人会有一多半将尸骨留在越南！！！”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1979年指挥攻打脱浪战斗的是刘团长、石政委。
在对越作战期间，我团参加了敌后穿插增援友军、攻打650高地、攻打脱浪等多次战斗，全团牺牲28人，他们的英名已载入史册。
（我知道，本文不能完整描述脱浪战斗的全貌，但我仍然愿意用它纪念这次战斗，并表示我对当年战友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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