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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外长要求“领事会见玉山江”
加拿大外长麦凯同中国新任外长杨洁篪会晤，要求为被中国判处无期徒刑的加籍维族异议人士玉山江提供领事会见。
中国方面说，玉山江（又称塞利尔）是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东突伊斯兰运动”的骨干成员，涉嫌参与一系列暴力恐怖组织活动，是国际通缉犯。
此前，加拿大驻华使馆提出旁听玉山江的审讯被中方拒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玉山江是中国公民，《中加领事协定》不适用此案。
麦凯星期一(4月30日)说，玉山江案是他和杨洁篪四个小时会谈的核心内容。对于中国拒绝加拿大方面会见拥有加拿大国籍的玉山江，麦凯对杨洁篪表示“深感失望”。
麦凯表示，和玉山江的领事会见对加拿大政府非常重要，他们会继续为此努力。
他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杨洁篪向他保证玉山江拘押期间没有遭到酷刑。
麦凯周二上午返回加拿大。这是加拿大外长四年来首次访华，他在北京期间还会晤了国务委员唐家璇。
现年38岁的玉山江生于新疆，2001年被加拿大接收为难民，2005年获得加拿大籍。
他2006年春天赴乌兹别克探亲期间被乌兹别克当局以涉嫌参与恐怖活动为由逮捕并很快引渡到中国。
乌鲁木齐法院2月初审理加拿大公民玉山江一案，加拿大总理哈珀和外长麦凯对加外交官没能出席法庭旁听表示不满。
加拿大官员说，中国方面没有表现出与加拿大使馆合作的态度。
周一的会谈中，中国方面再次要求加拿大遣返涉嫌走私和贿赂的福建商人赖昌星。
赖昌星1999年逃往加拿大，加拿大法庭一直以不能向死刑国家遣返嫌犯为由拒绝把他交给中国。
中国判处加籍维族异议人士终身监禁
中国判处一名加籍维吾尔族异议人士终身监禁，并警告加拿大不要干预此案。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宣判37岁的玉山江（又称塞利尔）终身监禁，罪名是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和阴谋分裂国家"。
玉山江是本周被中国当局判刑的第二位维族异议人士。
新华社报道形容玉山江是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东伊运"的骨干成员，将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玉山江生于新疆，2001年被加拿大接收为难民，2005年成为加拿大公民。他去年春天赴乌兹别克探亲期间被乌兹别克当局以涉嫌参与恐怖活动为由引渡到中国。
中加双方对峙
中国表示玉山江是中国公民，所以《中加领事协定》不适用此案，拒绝加拿大驻华使馆提出旁听此案审理的要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周四（19日）在北京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加拿大不要利用此案干涉中国内政，还希望中加两国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刘建超说："加拿大应该非常清楚中国的立场，玉山江的案子完全是中国内政。"
海外流亡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地力夏提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玉山江。
他表示："我们希望加拿大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中加两国开展的人权对话和协调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中国是在利用这些做法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可告人的目的”
地力夏提指出："中国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由于加中两国没有引渡条约，导致北京通缉的人士无法被引渡回国。北京企图利用此案对加拿大采取报复。"
加拿大驻北京使馆的一位官员周四表示，加拿大外交官没有被允许进入法庭，法庭宣判时，他们只能呆在法庭外面。
这位官员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在检讨这项判决，将会作出反应。我们继续与玉山江的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
新华社说，现在还不知道玉山江是否会提出上诉。
人权组织说，中国最近几年加紧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措施，对他们任意逮捕和秘密审判。
渥太华强烈谴责北京玉山江判决
加拿大政府和民间均强烈谴责了中国法庭对加籍维吾尔异议人士玉山江(Huseyin Celil - 胡赛因·塞利尔)终身监禁的判决。
加拿大政府方面表示，担心玉山江是否在中国监狱中受到刑罚折磨。
加拿大外长彼得·迈凯伊(Peter MacKay)表示，中方的判决令人失望，而且已经损害了加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迈凯伊在记者会上说："塞利尔（玉山江）案事关重大，已经连带影响到了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维族
中国的新疆界内生活着为数众多的不同泛突厥语民族，包括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等族；
中亚地区各游牧民族历史上建立的王朝与政权不计其数，管辖的范围也不断变迁；
十八世纪，满清击败准噶尔部占领目前新疆地域及周边地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独立运动曾在当地两次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1990年代以来，新疆各地时常有零星暴力事件的报道；
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由于对资源财富分配不均和文化历史等原因一直比较紧张。
玉山江
中国方面称，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宣判37岁的玉山江（又称塞利尔）终身监禁，罪名是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和阴谋分裂国家"。
玉山江是本周被中国当局判刑的第二位维族异议人士。
新华社形容玉山江是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东伊运"的骨干成员，将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玉山江生于新疆，2001年被加拿大接收为难民；2005年成为加拿大公民。
据他在加拿大的妻子说，玉山江是去年春天赴乌兹别克探亲期间被乌兹别克当局以涉嫌参与恐怖活动为由引渡到中国。
加中关系
加拿大领事官员从那时起一直试图通过外交渠道能够见到玉山江。加方对中方始终拒绝加方代表会见加拿大公民一事表示愤怒。
分析人士指出，自从加拿大保守党少数派政府当选以来，在比较据保守意识形态性的总理主导下，对北京采取了相对以往政府更加强硬的姿态，使得两国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加拿大外长迈凯伊四月下旬将到访北京，据悉他几乎肯定会再次就塞利尔案与中方交涉。
中方坚持认为，玉山江案是中国内政，加拿大无权干涉。
法国外交部长遭到质疑，为什么让中国的最近被调走的（新闻）检查总长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无国界记者是一个新闻自由的组织，他们表示「我们得知龙新民转职之后还能得到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觉得非常难过，这是他不配得到的奖项。无国界记者宣布他们要询问法国的外交部长菲力浦˙杜斯特－布拉齐（Philippe Douste-Blazy）为什么要授与这个勋章给龙新民。「一个帮助极权独裁的政府监控媒体的人不应该获得代表法国民主价值的勋章的加冕。」
无国界记者继续表示：「在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颁发大十字勋章给俄国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之后就让这个奖项蒙羞，现在法国政府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不要再把这样的荣誉授与给侵害自由的极权国家总统或是政府高官。」
法国的大使苏和（Herve Ladous）于四月三日在北京的典礼上颁发奖项给龙新民的时候，他称赞龙新民对于传播和新闻的贡献，却只字未提龙新民严厉的检查手腕。
今天（4/25）中国政府宣布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一职由柳斌杰接任。龙新民调任为共产党中央党部党史研究室代理主任。
龙新民在二00五年接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之后，就一步一步加强对媒体和出版品的控制。他最近禁了八位知名作家的书籍，其中两位作家告到法院，对禁书一事提出质疑。被禁的书包括章诒和（Zhang Yihe）的《伶人往事（Past stories of Peking Opera Stars）》、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记者袁鹰（Yuan Ying）的回忆录、朱华祥（Zhu Huaxiang）的《新闻界（The Press）》（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媒体有关的事情）以及胡发云（Hu Fayun）的《如焉（This is how it goes at stars.com）》等。
政府当局说，这些禁书名单列的是在二00六年「超出尺度」的书，其它的禁书内容包括一本讲到毛泽东「大跃进」的书以及关于某个人独立参选地方代表的纪录。
有关外国媒体管理办法的调整措施在实际运用中几个错误让人担忧
无国界记者对于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发生深感忧虑，这些意外事件证明，中国政府内部的某些人并不愿意遵守新近出台的关于外国记者的有关规定。仅仅几天的时间里，BBC的一个新闻小组在湖南（中部）某城市遭到驱逐；设在国外的某网站的一个通讯员被禁止工作；某些媒体则被阻止，不得报道最近的全国人大会议。
该组织明确表示：“显然，政府并没有付出所有必要的努力去真正确保外国媒体通讯员的行动和工作的自由。新的调整措施如果不被遵守，那么这些新措施即便公布，又有何用？对于那些阻碍新闻工作者工作的人，我们要求政府予以惩处；并要求政府提醒各级国家机构要遵守新出台的规定。要在北京奥运会到来之前使新闻出版自由得到保障，还有很多的事情有待完成。”
此外，中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于3月19日呼吁，为了在奥运会之前建立“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安全部门应针对各“敌对势力”（宗教小团体和分裂主义的活动）加强打击力度。对于该谈话，无国界记者表示愤慨。
包括詹姆斯·雷诺德（James Reynolds）在内的BBC世界部的两名记者，于3月15日前往湖南省（中部）的珠山镇，调查刚刚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此次事件是因居民抗议公共交通提价而引发的。这两名记者可以进入该镇，核实暴乱造成的损失，并可以对居民进行采访。但当他们试图进一步了解关于一名学生死亡的传言时，几名警察和军人拦住了他们。他们被带到一间旅馆的房间内接受盘问。六名官员对他们进行了提问、摄像和拍照。随后，又有两名高级官员出现，责问他们为何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入珠山。“你们并不是在美国或者英国。这里可是中国，”他们中的一位说。两名记者中的一位向他们解释说，北京政府已经出台了新规定，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走动。“这指的只是那些与奥运会相关的信息，我可不相信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奥运会”，这位官员反驳道。
对于记者新闻工作者孙林受到特别处理的事件，无国界记者表示愤慨。孙林，其笔名“孑木”更广为人知，他与设在美国的信息网站博讯网有合作关系，其记者证已被吊销。一位驻南京（东部）的外事人员于3月16日去到该记者家中，命令其停止写作。孑木，这位被禁报纸《大都市报》的创办人，向无国界记者解释说，他曾经发表过一些关于滥用权力的调查文章，但从未做过任何违法之事。无国界记者要求政府，发还孑木的记者证，并准许设立于国外的中文网站通讯员能够不受阻碍地进行工作。
此外，当局始终不明确指明来往限制的取消是否同样适用于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尽管一直以来外国人必须拥有特别许可才可进入这些地区，但近期，一些通讯员在这些地区内的走动并没有遇到阻碍。无国界记者要求政府明确此类具有不确定性的安排，并对新闻界开放上述地区。
同样，北京奥组委曾经承诺，新闻出版可以享受全面的自由，而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当局却加强了对中文媒体的控制。例如山东省（东部）平度市市政府曾命令所属部门不惜一切把“负面报道”减少到最低程度。他们同样也大大增加了对知识作品的审查。3月19日，北京的一家法院驳回了曾做过记者的作家戴煌对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的上诉，该机构于一月份禁止对戴煌的一部作品进行再版。作家章怡和同样就其作品被禁一事希望法庭作出裁决。
国家广电总局这方面，一月底命令各电视台不得再在“黄金时段”播出那些有可能抵触到“共产党价值观”的广播电视节目和电影。此外，如果没有得到事先的批准，媒体不得对共产党领导人和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进行报道。
另外还有，拒绝给某些新闻工作者发放采访证，这成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标志性做法。因此，人大拒绝为BBC世界部中文分部和台湾报纸《苹果日报》签发对此次重大政治事件进行采访的通行证。不过大多数外国新闻工作者还是首次获得了向代表和专家自由提问的权利。 ` 经济性期刊《财经》杂志，信息主要来自国际社会，该杂志被勒令禁止刊登一篇关于新的私有产权立法获得通过的文章。同样，编辑人员被强迫将其互联网网站上的部分文章撤回。审查同样也涉及到了外国电视台，3月10日CNN对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的访谈节目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3月16日，温家宝总理一年一度的新闻发布会的一些片段是他接受外国记者关于某些敏感话题的提问的情况，这些片断被禁止在中国媒体上出现。尤其是一位法国记者，他在对温家宝的提问中涉及到了前共产党最高领导赵紫阳，这位前总书记一直被软禁、直到过世。
时政类月刊被下令改版成为时尚类刊物
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国官方将《百姓》改版的做法，这份杂志经常发表调查农村地区的腐败的文章。
过去该杂志是在农业部控制之下，现在被交由宣传部掌管。前编辑黄良天在最近的一个采访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官方要将该杂志改变为面向“农村年轻读者”的“艺术和生活类”时尚杂志。
为此原因，大多数时政类记者已经离开该杂志。黄还补充说，该转变类似于《三联生活周刊》，意味着《百姓》杂志的记者将不再从事任何原创性报道。《百姓》的改版同最近中国官方的编辑政策的改变有关。去年8月，该杂志受到压力不准报道在江阴的农民被驱除家园，地方官员强夺他们土地的事件。9月6日，该杂志网站因为刊出一名江阴居民因为抗议反对强占土地的而死亡的图片而被关闭。
中国的下一代不愿当工人
路透社北京电：中国工人阶级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据《人民日报》周一援引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报道，上海每千名少年儿童中仅有一名愿意当工人。而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曾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一名专家表示：“工人的劳动和收益不成正比，因此不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职业。”一名钢铁工人对孩子们不愿当工人表示理解，他说：“谁会想干这样危险，工资又低，不受尊敬的活儿呢？”
就记者无国界开通中文网站专访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记者无国界给俄罗斯女记者Novaia Gazeta发奖
今天（5月3日）是国际新闻自由日。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独立的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于今天开通中文网站，向中国的网民介绍世界新闻自由的状况。该组织公布的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年度报告指出：“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政府以社会和谐为名，着手整顿媒体。媒体被迫自我监控，互联网络遭到过滤”。记者无国界中国事务专员文森特?布罗瑟尔（Vincent Brossel）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
德国之声：文森特，你好！记者无疆界组织在国际新闻自由日开通中文网站。你们不担心这一网站被中国政府查封吗？
文森特：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一网站被中国政府查封，但是我并不知道政府会怎么做。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理解，这一网站并不是针对中国政府的。这只是一个推动新闻自由的网站。我们的经验是，凡是涉及到人权内容的网站通常都会被政府封锁。让我们拭目以待，政府能够容忍记者无国界的中文网多长时间。
德国之声：中国的互联网络遭到了政府的监控。中国有很多关于互联网络的规定，限制博客在网上写作等。您能不能描述一下现在中国对互联网络监管的情况到底有多糟糕。
文森特：这是事实。这是中国新闻自由受到限制最严重的一方面，也是中共宣传政策的内容之一。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宣传机构对舆论的影响能力很强。我们很难保证中国在到2008年奥运会之前改变对互联网的监控政策。互联网是民众获得信息最方面快捷的途径，也是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渠道。因此，记者无国界将改善中国记者和互联网用户的命运作为己任。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德国之声：记者无国界去年年度报告指出，记者是中国最为危险的职业之一。为什么当记者风险如此巨大？
文森特：首先我要指出，在分析这一由官方渠道公布的信息时要特别谨慎。在中国当工人和农民的风险也很大，而在中国当记者的风险不仅仅来源于政府，也来源于当地的黑社会或者是地方上的商人。记者可能因为报道了某些敏感的话题，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他们会动用国家权力或者雇佣黑社会对记者进行报复。
德国之声：去年您和其他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代表曾经去过中国。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中国政府知道其在国际上涉及到新闻自由的名声不好。我们也知道，中国有很多记者希望改变新闻不自由的现象，可为什么我们无法观察到新闻自由得到好转的迹象呢？
文森特：主要问题出在中共内部的一些强硬派的身上。他们担心丧失党和自己的影响和权力。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不是因为没有高素质的记者，而是因为受到了政府的限制。有些年轻的记者希望改变媒体受到钳制的情况。而中宣部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希望媒体曝光政治腐败丑闻。改变这一状况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政府没有意识到，中国新闻自由之所以在国际上的名声很坏，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因为有类似记者无国界的组织老去揭他们的短处。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不要把我们看成是敌人，我们只是希望中国公众能够对此事宜展开讨论，去关注这一事件，去聆听别人的批评，从而改变中国记者的境地。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取消禁令。对中国记者来说很尴尬的事情是，很多对外国记者放开的禁令，却没有对中国记者放开。
德国之声：记者无国界希望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您认为这一合作是否能够成功？您认为中国政府会愿意和国际独立的新闻自由组织合作吗？
文森特：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是这样的。我们去年拜访中国政府的时候，他们很愿意与我们交流对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种交流。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四个月了，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结果。所有政府的承诺还没有兑现。今年八月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的时间，中国还有很多现状需要改变。政府必须严肃对待我们的要求。
北京数字化镇压养狗
路透社北京电：中国政府开始向首都的狗植入电子识别芯片。据国内媒体报道。这种米粒大小的芯片将被注射进狗的脖子。该计划将首先在北京市西城区展开。在此之前，西城区大约已有一万只狗已经完成注册。随着高科技系统运用到宠物中，中国也被指责对未注册宠物的这种极端做法。例如，把这些宠物从他们的主人身边带走以及赶走流浪狗，仅为了控制狂犬病的爆发和更好的管理宠物。北京政府的工作人员家家户户的造访，寻找违反“一条狗”政策的居民和身高超过35厘米的宠物。现在北京市已经注册的狗的数量已达到60万。数据显示，仍然有同样数量的未注册狗在城市中。去年全中国仍有2000多人死于狂犬病。
中国在世界气候大会上提出反对意见
德新社曼谷电：曼谷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中，中国联合其他国家如巴西，印度等要求工业化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责。周一开始的曼谷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邀请了四百多位来自120个国家的科学家和气候专家参加。他们在会议中讨论在不损害世界经济的前提下，如何尽可能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如何阻止全球变暖。此次会议的最后阶段将在礼拜五举行，会议决定将被视作今后世界能源政策的准则。
中国将自行挑选北京教区主教
天主教新闻通讯社北京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准备在未经罗马同意的情况下，为已逝的北京教区傅铁山主教挑选继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周末在北京表示，主教管区内拥有“足够多的合格的神职人员”来担当主教职位，无需再和梵蒂冈商谈。刘还说，在北京和罗马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教会与教宗之间也不存在着正式的联系。因此，中国教堂不能，也不会向梵蒂冈推举自己的主教人选。刘柏年还宣称，爱国教会将很快挑选傅铁山的继任，来接替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天主教主教团代主席职位。
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4月20号因病去世，4月28号在“南堂”的宣武门教堂举行弥撒大礼，开放各界人士前来悼念。1979年，傅铁山主教在文革后开放了中国第一所天主教教堂——北京宣武区教堂；1981年,他开办了文革后国内第一所修院——北京天主教神学院。
大赦国际：中国人权状况不进反退
路透社北京电：大赦国际发表报告称，距北京奥运还有一年时间，中国人权状况又有恶化迹象。本周一，该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奥运委员会同北京奥委会讨论人权问题。大赦国际发言人Catherine Baber表示：“国际奥委会肯定不愿意组织一次侵犯人权的体育盛会，无论是那些为建场馆而被迫迁徙的家庭，还是益发增多的遭到软禁的和平异议人士。”尤其引人忧虑的是中国政府对国内媒体的监控日趋严格，尽管他们口头上承诺要增进媒体自由。外国与本国记者所受的不同待遇也表明中国与国际新闻业之间存有的差异。
萨尔科奇说中国人权是重要议题
美联社巴黎电，法国保守派总统候选人萨尔科奇说如果他当选法国总统，将把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升到十分重要的政治高度。他认为，明年在中国举行奥运会是一难得契机。他说，奥运会将把“自由的气息”传达到中国并迫使中国发生变化。萨尔科奇在接受TF1电视采访时表示，“我们对此负有义务，我说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就中国的政治犯以及民主问题提出质疑。”
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中国什么启示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4月25日，救护车载着中国受伤员工开往亚的斯亚贝巴的医院
4月24日，埃塞俄比亚中石化的工地受到一伙武装人员的袭击。9名中国工人死亡，7名中国工人被绑架。事发后，西方有专家认为中国应该重新考虑它的“不干涉内政”政策了。就此，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采访了德国波鸿大学中国非洲关系问题专家、著名政治学教授辜学武教授。辜教授认为，中国应该考虑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护海外的工作人员。综合报导如下。
事情的经过
4月24日凌晨5点左右，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公司营地枪声大作。一些工人赶快钻到床下。负责营地安全保卫的100多名埃塞俄比亚士兵拼死抵抗。因力量悬殊，终被打散。恐怖分子冲进营地，用冲锋枪向中国工人扫射。
据幸存的中国工人估计，冲入的恐怖分子大约有200多人，袭击持续了约40至50分钟。营地上的设备遭到洗劫，电脑、发电机均被砸毁。9名中国工人死亡，7人被绑架。
当晚，埃反政府武装“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发表声明，称：“油田设施已被我们完全摧毁。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在多个场合「说过，我们决不允许属于我们人民的矿产资源被这个政权或者任何外国公司开发。”
五一前，恐怖分子就释放了所绑架的中国人质。在此之前，4月29日上午，9名遇难工人的遗体就被送上了中石化的包机，返回中国郑州。
教训在哪里？
德国波鸿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对德国之声记者说，他认为，中国与其它国家比，在非洲有非常强烈的冒险精神。这么大规模的恶性事件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件“给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敲了一个警钟。”
辜教授特别指出，中国“派出去的工人的知情权应该受到保护。”从这个事件的过程看，国内派出去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前往的欧加登地区是个战乱的地区。今后中国派人到非洲去，一定要让他们多了解当地的情况，尤其是安全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来，非洲频频发生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今年，在三次行动中，共有16名中国石油工人在尼日利亚被绑架；今年2月，在肯尼亚的一家中国石材工厂，1名中国工程师被打死。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塔内加（Pradeep Taneja）在接受亚太商业周刊采访时说，可以看到，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投资决定经常做得非常快，而没有对金融和安全方面的风险作出充分的调查。这些中国公司多半是国营大型企业，他们的行动是在中国国家能源的日程表上的。
辜学武教授认为，一年前，中国在非洲的人员还不到三十万或四十万，现在据非洲的一些报导，已经有一百多万中国人在非洲进行各种商贸活动。人多了以后，当然更可能成为袭击对象。另一方面，“非洲本来就是一个矛盾非常多的地区。很多政府跟反对派的武装本来就有武装冲突。中国在加大与各国政府合作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有可能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者。当地的反政府组织在没有力量来跟政府冲突的时候，往往就采取这样的手段，袭击或者绑架人质的手段，对政府施压。中国员工没有受到充分的保护，所以很容易成为当地反政府组织袭击的对象。”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澳大利亚专家塔内加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始终说，中国坚持不干涉它国内政的政策。但随着中国经济、尤其是能源开发的国际化，面对中国的商业利益和外交利益受到世界部分国家国内问题的严重干扰，这个政策似乎有点站不住脚了。
辜学武教授的看法是：“从长远的角度讲，应该跟欧洲和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进行合作。用一种说服的办法，劝诱非洲国家的政府加大力度进行国内的政治改革，加大政治稳定的力度。”
但他认为，要很快让非洲国家稳定下来不太可能。所以，从短期的角度讲，中方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这种对非洲的大力度开发工作，另一个是在对非洲大力度开发的同时，派出自己的保护的队伍，也就是说加大自我保护。这个自我保护不是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自己能完成的。这必然要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要用武装力量进行自我保护，但这个选择对世界舆论来讲会是对中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近几个月来，中国一直承受着这样一种压力，就是说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的开发。如果中国要加强自我保护的力度，派谴武装力量进行保护，就会印证西方舆论界的说法，即中国正在进行殖民非洲的活动。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而且，有关国家政府是否同意中国自己派武装力量保护自己的员工也是个问题。尽管如此，辜教授仍认为中国应该争取自己派武装力量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员工，要积极与非洲国家政府就此进行谈判。
辜教授认为，中国要保持在非洲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它在非洲的力度的话，“它必须要准备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包括人员伤亡的代价。”（平心）
美国掌握中国射击报废卫星的情报
法新社华盛顿电，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份报导，美国对有争议的太空射击导弹计划是知情的。纽约时报星期天电子版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情报部门于去年12月得到中国方面将于次年1月将射击报废气象卫星的消息。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政府此后做出“暂不行动”的决定。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人们提出“情报从哪里来的”等问题。此为，2005年7月以及2006年2月的中国试射计划，美国对此都掌握了情报。
中国驳斥大赦国际的人权指控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一幕
距北京奥运一年之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本周一发表报告，指责中国当局对国内人权进行更多的压制。对此，中国政府予以驳斥。中国外交部在发给法国新闻通讯社的一封传真中表示：“中国政府一直认真履行申请主办奥运会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一些个别的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的报告诬蔑中国在人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会得逞。”
本周一（4月30日），大赦国际在其发表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局非法拘留和监禁人权活动人士、异议分子、律师和记者，以及采取的其它镇压措施给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蒙上了阴影。打着“和谐与稳定”的旗号，北京方面认为要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可能有碍奥运如期举行的干扰因素。
对于大赦国际的指控，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认为报告对于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以及整体生活状况的改善视而不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大赦国际’一向对中国存在偏见，其报告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内容不实”。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政府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 目前，中国方面正努力地实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推进司法改革，致力于构建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
人权组织要求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方面施加影响力，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大赦国际发言人Catherine Baber指出，国际奥委会肯定不愿意以侵犯人权为代价组织一次体育盛会，无论是那些为建场馆而被迫迁徙的家庭，还是数量增多的被噤声遭软禁的和平异议人士。
大赦国际还称，在国际压力之下，中国当局开放了对境外媒体记者的采访自由，但是中国国内的记者却依然遭受着新闻检查。这表明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压力和批评，来改变这种内外有别的状况。
国际奥委会北京代表处日前表示，拒绝干涉任何政治事务，但同时强调，将与人权组织定期保持联系。国际奥委会重申，愿意为促进中国社会开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公务员条例”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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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日起中国将实施一部《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希望借此改善中国650万公务员的作风与形象。引人注意的是，该条例中不仅列出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触犯法律的行为，也对一些属于个人生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作出了处罚规定，比如，包养情人情节严重的将予以开除处分。如同其他已经在中国实行的法律法规一样，这部新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给人最大的疑问仍是：相关的处罚规定能否在实际应用中得以贯彻落实？
这部日前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共有55条，其中第十九条着重针对生活作风问题，比如如果公务员拒绝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以及包养情人，那么将被给予轻则警告记过，重则降级撤职等处分。除此之外，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挪用公款赌博，以及非法出境或者滞留境外不归的行为也将予以不同轻重的处罚。
这样一部处分条例能否对公务员起到监督的作用呢？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此表示质疑：
“其实我们看到，公务员干部政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的问题。在目前不打算实推动民主的情况下，他们觉得有一个好的干部队伍，对政权和党的稳固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在干部政策公务员制度上的确是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不管你制度上怎样小修小补，体制上怎样要求，问题是在一党专政体制下，没有制衡，没有民主，这很难在公务员的监督上发挥最大的影响力。比如最起码的，让媒体有自由去批评政府，让人大制度有充分的自由去监督政府，这两个东西都因为要维持一党专政而不愿意去做，而只是在有关的规定上作一些小修改，作用不大。”
中国的法律法规在不断健全，但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制定，而在于能否落实。郑宇硕举例说，早在十年前中国就有规定要求公务员以及某些情况下公务员家属公开申报财产，但是十年过去了，这一要求一直没有落实。这令人对类似规定的具体实施产生疑惑。
此外，该处分条例中还规定，公务员不得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扣押销毁举报信件，或者向被举报人透露举报情况。该规定旨在维护基层民主以及基层选举中保护草根阶层的利益。但是，郑宇硕教授认为，对于这类问题: “选举法已经有了很清楚的规定，宪法也应该对公民的权利有充分的规定了。所以没有必要在公务员条例上作这样的文章了。“
对于条例中对公务员生活作风问题上如包养情妇的处罚规定，郑宇硕教授认为，从西方人权法制角度来看，应该从法律角度，从人权角度看问题。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东西，没有理由一定要公务员遵守。他说：“挪用公款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是触犯刑法的，要依法判处。但包养情妇这是个人道德问题，没有触犯刑法。所以，虽然中国领导人说是要推动法制，但是对法制的基本概念真的没有好好地了解。“但他同时指出，该规定体现出中国的确希望干部能起到榜样的模范作用。中国政府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及以德治国的方针也是这一规定出台的大背景。
郑宇硕说，“我们最近看到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儒家的道德要求。这也体现了精神上的真空和意识形态上的真空，所以要重新建立道德上的规范。因为他也看到像过去单靠意识形态和党组织的要求不够了，所以先在法制上作规定，然后在道德上希望能起到推动的作用。”
上海归来谈之三：观念和现实的全面震荡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上海大餐（Shanghai Dinner）一书封面
几年前写过两篇上海归来谈。一些读者热情地要求继续。这期间并非没有去过中国，总是拿起笔又放下了。这回觉得应该写一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近三十年，按理说，观念方面的震荡应该已经结束。但是，在教育方面，金融方面，出版方面，许多其它方面，观念并未定型，反而震荡得空前的激烈。德国之声记者在此撰文报导，分两次（之三和之四）发表。
教育震荡：造山运动也造山洞
多年来，教育一直是中国人最舍得花钱的一个领域。许多家长说，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子女成材。家长舍得钱，学生拼了命。这回到上海，这个印象更深刻了。
一个15岁的女孩子说，在中国进高中前后，每年缩短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初三也许还能半夜一点上床；高一要两点上床；高二要三点上床；到了高三，四、五点才能睡觉。紧张啊。高中的学生们是没有周末的，周六、周日两天，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各家教地点。
这种从家长到孩子的全国拼命行动，自然是为了一个目标，进好的高中，进好的大学，最后能有个好的工作。
而国家也是全面配合的。多年来，大学扩招。现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几乎没有高中毕业进不了大学的。进不了重点就进普通大学，进不了普通大学就进大专，进不了公立大专就进私立大学或大专。
然而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了。结果是，找工作越来越难，找好的工作难上加难。笔者在复旦大学作了个小讲座。听众多是一至三年级的学生。老师说，学生一进入四年级，就纷纷在为出路考虑，到处托人找工作，根本没有读书的心思了。复旦大学这个全国第三名校尚且如此。其他学校的学生可想而知。
于是，为了好工作，人们进一步读研。研究生也大大地扩招了，而且每年都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对笔者说，她们现在每个人带二十来名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一位教授也说，他带着十几名硕士生，一名博士生。那么，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就有保障了罗？华东师大的聂教授说，目前是的。但过几年也难说了。因为研究生也会太多。
高水平的白领比比皆是。笔者下榻的一个经济型新宾馆，入住的外宾特别多。前台的两位小姐忙得不可开交。她们俩的英语非常流利，而且绝非那种只能一般应付的英语，什么问题都能解答。到一些银行，白领中有的自报说，她是瑞士、英国留学归来的。现在，不但国内高校毕业的高材生多了，而且海归也到处都是。即使到海外留学，将来归来后也难说能找到好位置。
而，高考不理想进不了好大学的，许多进入所谓复读阶段。专门提供复读的学校纷纷应运而生。
朋友之子，在复读阶段成绩也不理想。应请，笔者询问了一些朋友。华东师大聂教授对笔者说：你应该劝他去读中专。既然连好的大专也进不去，还不如进中专。现在中国缺的是专业技工。如果以能进大专的成绩进中专，他可以选择最好的中专专业。中专毕业，近百分之百可以找到工作。
把这话带给了那位复读生的家长。两位家长一脸尴尬，哑口不言。可以理解，谁不希望子女读好学校，将来找到什么高级工作呢？
恰在此时，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调查结果：只有1％的中学生愿意将来当工人。到了中央某报，标题是“将来中国谁当工人”，这个数字成了0.1%。不管是1％还是0.1%，很清楚的是，家长望子成龙，学生望己成龙，谁都希望将来进入白领以上的阶层。谁来当工人呢？那篇报导的结论是，农民是未来的主要工人来源。
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经历的相当于地质上说的“造山运动”。中国的教育学历大提高了，大学毕业生人数接近于过去的中学毕业生了，中国教育象青藏高原一样地拱了起来。按几乎人人是大学生这一点看，总有一天，中国在教育方面会成为世界屋脊。但是，这个世界屋脊下面却是一个大得可怕的空的山洞。所有的人都往山峰上挤，那里容不下了，人们还在往上挤，爬，会有很多人被挤得掉下悬崖。笔者的熟人朋友中经常遇到些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建立公司，然而公司太多，几乎无生意可做，最后连吃饭都困难的。而山脚下是空的，那里虽无山珍海味，但能吃饱，却几乎没人愿意进去。
中国教育经历造山运动是好事。全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但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更突出了，每个人都想成龙。但这分明是不可能的。也许会有哪天山峰比山脚大，白领总人口超过蓝领。但目前还看不到这个美丽前景。
中国教育的形状变了，上面大了。人的观念也跟着变大。也许会有一天，当工人也需要大学毕业的。到那一天，人的观念或许会变回来。但按现在的教育形状和观念形状，距离那一天还很遥远。在那一天之前，这个领域将是个持续地震的领域，观念与现实不相容的地震，就象所有地质造山运动过程中的那样。
中国人当前的教育观念是浪漫主义的。适者生存的现实主义还在远方。
理财震荡：每个人都发财？
理财，也是一个今日震荡全中国的事情。
这次到中国，到上海，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人人都在谈股，人人都在炒股，而且听上去，好象人人都多多少少地发了股财了。这可能吗？说起发财，人们历来认为总是一部分人发另一部分人的财，说得更清楚些，总是一小部分人发一大部分人的财。人人都发财，这比共产主义还要让人向往的主义，真的有吗？
看来至少是象有这么回事。这回到上海，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地告诉笔者，自己的股票翻了将近一番。这还是差的，比如有个朋友，30万股金，几个月内已经翻到了90万。偶尔在电视里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在北京的证券公司里，有一批中老年妇女每天从早到晚地在那里“坐班”。了解下来，她们并非成天在那里“炒”着，而是把证券公司当成了第二个家，相当于咖啡馆，俱乐部。
中国官方数字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境内新开户股民高达500多万户，超过去年一年的开户总量。今年股市一季度的成交金额也超过了去年成交额的总和。截至4月下旬，中国已有9200多万户股民。也就是说，大约每1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位股民。如果说，农村炒股的人还少，这些人基本上是城里人，那么也许可以说，每个中国市民都在炒股。
中国股市这一年来确实是疯狂了。上证股指从不到2000点到超过了3000点。本来许多专家认为前不久的黑色星期二是个终点。不然，现在仍在疯长。甚至有传言说，专家说了，今年年内上证综指将突破6000点。于是，不仅在中国国内，海外的一些朋友也加入了国内炒股行列。
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官方首次公布，上海房地产吸收外资大缩水，1至4月，6.39亿美元的合同外资，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25%。而在200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的60％来自境外，外资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达91.9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近七成。
这里体现的走向是：由于中国政府加大调控房地产业的力度，房地产业的赢利前景大大缩水。那么，外资总要有个去处罗？一个好去处估计是股票。中国股市之所以该落而反涨，而且势头凶猛，大概主要还不在于一般股民，而在于外资和集团投资。
难道股市一夜之间变得全无风险了？美国之音记者引述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话说：“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次把那么多的人推入股市后，很多人把退休养老的钱也都拿出来炒股。那么，一旦炒亏以后，他们养老的钱从哪里来？”
股市，按正常的理解，不可能永远往上走的。也许，中国股市的本次疯狂会持续较长时间，但谁也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它会跌下来。这样的全民疯狂，隐藏着许多不安全因素。这是肯定的。
中国人的理财观念也是浪漫主义的，同样与现实主义有着遥远的距离。
金融震荡：外资银行有个天大的优势
最近，头四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已开出分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德意志银行等也已经在申请过程中。外资银行要象中资银行那样在全中国设点，是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外资银行在中国会长期处于劣势罗？笔者在德国时就想到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一个巨大优势。为了求证此事，笔者在上海期间走访了花旗银行分行。
和平饭店旁的花旗银行门面很小，只有4位咨询员。态度非常热情。有服务员立即问要咖啡还是茶。真有回到德国进入德国银行的感觉。
笔者的问题很简单：同样是花旗银行，在中国存入人民币，是否可在境外的花旗银行随意提取；在外国存入欧元或美元，是否可在中国的花旗银行随意提取。
Y小姐的答复是：从今年秋天开始就可以做到这点了。一卡在手，无论存在中国还是外国，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提取当地货币。为了搞得更清楚些，笔者问道，如果是大额提取，比如百万元或十万欧元，情况如何。答：如果是存在欧洲的花旗银行的款要在中国的花旗银行提取，直接从那里汇出即可，按欧洲当地当天的汇率，没有手续费；如果是存在中国的花旗银行的款要从德国提出，可以从德国打个电话给她，她即给汇出，两天后到达德国的花旗银行帐上，按中国当地当天的汇率。任何数额的汇款，都不需要有合同之类的证明材料。
另外，中国的花旗银行分行有个限制性规定：存款8万元人民币以上，才可以开户。如果帐户上不足8万元了，须在一个月内补足。否则要缴纳手续费100元人民币（每年100元）。还有一点：任何人都可以立即开一个帐户，只要在4个月内汇入8万元人民币就行了。如果4个月内没有汇入，就要扣100元的手续费。
上面叙述的，可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分行的一个天大的优势啊！如果这个优势广为人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分行不挤破门才怪。这意味着什么呢？：随着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分行的开出，中国的外汇管制实际上将不复存在，人民币实际上成为了可兑换货币！这个意义可是非同小可啊。
不错，外资银行在中国要广泛地开出分行来，象中国的银行那样，谈何容易。但是，外资银行如花旗之类的，或者德意志银行，在中国以外到处有分行。在人民币跟外汇的流通方面，外资银行的优势比中国银行大得多。对广大海外华人和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好消息。
那么，这会造成洗钱吗？这是不用担心的，因为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管理规定。比如在德国，超过1万5千欧元的款到达或者走出某个银行帐户，立即会报知联邦银行。实际上，进出都要有理由，这个钱要有出处的。虽然取钱和存钱时不需要任何证明，但有关部门（比如财政局）随时可以查问。相信今后中国也会有相应的规定。
至于8万元存款的限制，对于海外的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不就8千欧元吗？有了这个限制还是好的，可以让在中国的外资银行还不至于立即挤破脑袋。
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现在还在暗处，上述的好处许多人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国际化带来的巨大变化可想而知。在中国本土的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一时还无法赶上中资银行。但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外货币流通方面，中国的银行也必须动起来了。否则，将来会全面被外资银行超出的。要想不落后，中国的银行也必须象外国的银行一样走向世界，至少在世界各大城市布点。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减少中资银行在这方面的弱势，那就是：早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换句话说：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已经成为一个迫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的新工具。（平心）
中国天主教徒送教皇的生日礼物：奥运门票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在本笃十六出生的房子前，孩子们放飞气球，祝贺他的大寿
本周一是教皇本笃十六世八十大寿。中国天主教徒表示，他们将为教皇订一张奥运门票。这也许是个天才的点子，也许是教皇此生到中国去的唯一的希望。德国之声记者报导与分析如下。
一个别开生面的礼物
本周初，各天主教媒体都报导道，过去几天里，在北京和中国其它各地的教区，中国天主教徒们都举办了特殊的祈祷，祝贺教皇本笃十六世八十大寿。
一批中国天主教徒在他们的祝福中写道：“圣父，我们为您预订与保留一张奥运会入场券。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中间。”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入场券是上周末开始订购的。正好赶上这个机会，就有了这样的邀请。一名北京天主教徒对天主教通讯社Fides记者说：“我们不仅怀着巨大的喜悦等待着圣父的来函，而且我们也盼望他到中国来访问。我知道，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但怀着希望，为此祈祷，不是什么坏事。”
这里说的“圣父的来函”，显然指的是教皇说的给中国天主教徒写封信的事。这话是教皇于3月底说的，原来说是在复活节期间，但不知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写好。
中国天主教徒的教皇观
北京天主教会一名神职人员对Fides记者说：“我们以玫瑰花环为我们的圣父祈祷。我们祝愿他身体健康，能够带领我们走向信仰真理。我们希望，我们的祈祷能够使圣父沉重的工作轻松一些，因为他毕竟已经是80高寿。”
这位神职人员说，他读了教皇在仁慈星期日作的祈祷。教皇回顾自己生平的话让他特别感动。教皇是这样说的：“我们聚集在这里，回顾我的一生漫长的段落之完成。当然，仪式不能用来谈自我，即谈我自己。但自己的生命可以用来宣示上帝的仁慈。”
这位北京神职人员说：“听上去他好象有为自己的高龄道歉的意思。但恰恰是他的年龄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宝贵。他的生活经验给我们以前进道路上的保障。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建筑在浓厚的、坚定的信仰上的道路，就象他自己经历过的那样。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是我们在他任职的两年里明确地认识到的。“
教皇能去成北京吗？
适逢北京开始出售奥运入场券，中国天主教徒似乎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么一个点子。这或许只是中国天主教徒们的一片诚意。但也可能会是一个天才的点子。
梵蒂冈与中国改善关系，事情一直在进行着。但是，也许北京实际上对跟梵蒂冈建交兴趣不大。跟梵蒂冈建交有什么好处呢？也许给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包括许多国家领导人）一点好感？但可能北京更担心其“坏处”：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影响力将会变得更大。
而且，建交以后，两国领导人互访是自然而然的事。教皇如果提出要访问中国，那就没法拒绝了。但当年教皇访问波兰带来的政治效力，难免会让北京有所担心。
因此，北京与梵蒂冈建交和教皇正式访问中国，这两件事也许会拖延很长时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但是，如果梵蒂冈直接或通过国际奥委会对北京说，教皇想赴北京看奥运会，比如开幕式，那么，北京怎么办呢？可想而知，这会是一个大难题。如果北京说不（即使是以没有外交关系为由），也会给北京灿烂的奥运天空蒙上阴影。国际奥委会成员和运动员中也难免有许多天主教徒。北京非常希望有一个无云的奥运，这从对火炬怎么运到台湾去而作出的妥协就可以看到。台湾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不属于中国，所以火炬必须一个方向是第三国。结果，北京居然同意了，颇让人有点意外。
那么，如果教皇真的表示要到中国去，中国有可能同意吗？也许是可能的。一是北京不愿意把奥运气氛搞坏；二是北京会想，如果教皇在奥运时来，在奥运热潮里，教皇的影响力就不会象正式访问那么大，而北京又可以说：我们挺开明的，不是让教皇来过了吗？要做得更漂亮些，北京甚至可以主动邀请教皇来看开幕式。不管是谁主动，真同意教皇去奥运，那会给世界很大的好感。
而对梵蒂冈而言，教皇能够“委曲”地以非正式身份去北京，也未尝不是好事。否则，也许第一位到中国去的教皇会在五十年后才出现。（山人）
出口强项－新闻业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德国之声的新闻学院培养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传媒新生力量
在周四国际新闻自由日，诸多记者和不同组织的代表们在“波恩国际合作平台”的框架内聚会德国之声电台大楼，就新闻自由的问题展开积极的讨论。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出口强项－新闻业”。
世界新闻自由现状如何？德国基金会和发展银行又为新闻自由的发展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这是本次新闻论坛讨论的中心议题。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代表汉斯－凯撒坚信，诸如此类的活动对提高强新闻自由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如果将此次活动称为‘出口强项－新闻业’，那么它就意味着出口那些好的，具有吸引力的东西。”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参与了世界170多个国家的新闻自由项目。德国之声在这一领域也非常活跃。自1965年以来，德国之声就提供各种培训班，讲座和课程，参加学员皆为来自那些新闻自由受到部分限制，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国家。德国之声广播学院与世界各地的地方伙伴组织以及机构密切合作。德国广播学院的托马斯－基尔施宁参与了媒体发展领域的许多项目。他说：“我们告诉当地记者，自己做出决定，建设适合自己国度的民主机制，作为培训老师，我们只能给他们一些提示，教给他们一些方法，在适合各国文化的基础上，与他们一起合作，告诉他们以怎样的批评眼光审视自己国家的民主进程。”
参加本届讨论会的不仅有记者，还有不同组织的代表，他们在世界各地都为新闻自由付出了积极的努力。与此同时，他们也对世界许多国家持不同意见记者的生命安全无法受到保障深表担忧，而这种状况绝不仅仅限于战争地区。尽管如此，汉斯－凯撒依旧表示乐观。“我是非常乐观的。您看，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已数十年没有再爆发战争，因为我们建立了欧洲大家庭。这也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的榜样。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也应该团结起来，从而提高自己的总体竞争力，而且是头脑的竞争力。”
一周港媒摘要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旁观者清
本周，香港媒体对中国政治的关注焦点分别是－
中国高官近年健康状况严重下降；北京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可能酝酿人事风波；马英九虽然被提名为国民党候选人，但仍面临众多挑战。
在中国国内政治方面，香港《苹果日报》本周报道，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李至伦因身患癌症逝世，这是温家宝内阁中第一个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内阁成员。这几年，因病中断仕途，甚至去世的中共高官屡见不鲜。有官运无福气，有权力无健康，仕途每进一步，健康便减一分，成了部分高官人生的真实写照。
该报写道：“李至伦是胡锦涛的嫡系人马，；胡锦涛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李至伦是团中央常委。两人关系密切，李至伦的去世，令胡锦涛不胜悲痛，既失去一个好助手，又失去一个好朋友。李至伦监察部长这个位置上政绩显着，配合中纪委拿下几十名省部级高官，查办过厦门远华走私案。因此，有网民遗憾地称，中共官场贪官太多了，李至伦是查贪官累死的。”
报道接着写道：“近年来，多位高官因病中断仕途。前任商务部长吕福源，也因身患癌症而去世，死时年仅五十九岁。原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也是身患疾病，不得已辞去职务回北京静养，原本看好的仕途嘎然而止。原西藏区委书记杨传堂从青海调任西藏不久，便因高原病不能视事，最后调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处於半休养状态。这些人大多数是因工作所累，导致体内隐疾爆发。……(高官接二连三出现健康问题，既有个人体质好坏的问题，有工作方法优劣的问题，更深层次而言，说明中共官场现在的政治压力愈来愈大，尤其是一把手，不仅上面监督，而且下面亦千万双眼睛盯，要想混是不可能了，惟有搏命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高官中带病上岗、讳疾忌医的现象也很严重。在中共官场，身体健康是仕途顺畅的保障，因此一些人刻意隐瞒病史，或者窜改年龄，但在政治连带责任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另外，香港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本周报道，北京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高层人员可能出现变动。报道写道：“「十七大」约二千名党代表中，香港方面有十二个名额，中联办占九个。……港澳办同中联办最高领导层面临换班，高祀仁会唔会明年三月即刻松人，仍然系未知之数。不过，讲到接班人，彭清华一定系大热之选。……(中联办主任多由副主任擢升，一对香港事务比较熟悉，二掌握中联办内部情况，容易驾驭。彭清华系八名中联办副主任中年纪最轻，刚满五十岁，但系排名仅次於已到退休年龄王凤超，负责组织人事工作，前职系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干部调配局局长，据闻亦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爱将，当年曾出任组织部长时，彭做过他的手下。”
在台湾局势方面，《东方日报》本周还报道，国民党中常会提名前党主席马英九参选2008总统；虽然作为泛蓝阵营的唯一希望，马英九必然会得到泛蓝支持者全力相挺，但是，看如今民进党的总统初选，四大天王杀得难分难解，互相之间攻击之激烈，与蓝绿阵营对抗不遑多让。未来民进党一致对外时，马英九能否顶得住竞争对手的穷追猛打，不仅取决於泛蓝支持者的相挺意愿，还将取决於他个人的意志与政治技巧的成熟。”(chinesenewsnet.com)
上海归来谈之四：王朔败给郭妮－陈良宇输在江湖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上海－飞腾的城市
中国的出版界，或者说读书界，也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德国之声记者在此续谈他的上海感受。
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人们以为再也不会回来的读书热回来了。但是王朔们显然输给了郭妮们。在上海，人们把政治当成茶余饭后的消谴话题。认为陈良宇输在他的江湖义气。在交通方面，出租车代替公交车也是一个人们还没有真正面对的严重问题。
出版震荡：王朔败给郭妮－“书”却回来了
上世纪80年代，文革刚过去的10年里，中国人喜欢书。一开始，任何文革中见不到的书都畅销。然后，是萨特、卡夫卡、弗洛依德。90年代后，书渐渐不那么为人喜爱了。本世纪以来，网络的兴起甚至一度给书蒙上了死亡面纱。然而，在一片争吵声里，书却悄悄地回来了。而这个大现象，至今还几乎没人真正注意到。
上海外滩中心这幢大楼的大办公室，大玻璃面对一派现代化气息的黄浦江，好大的气派。这是中国当今最著名的书商路金波的狡兔三窟的其中一窟。拿着德国大媒体企业贝塔斯曼的投资，能干的路金波一路走来，事业越做越大，名气越做越响。
路金波告诉笔者，王朔的“我的千岁寒”并不象外面说的那么成功。他估计，整个销售量可能会达到30万册。他还坦率地告知，王朔的那个电影剧本其实也还没有卖出。他说：在这方面，王朔自己更有办法。笔者说，是啊，比如徐静蕾这样的途径。
路金波说，他现在已经把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收购图书发行途径，也就是图书批发公司；二是主要做青少年读物，包括动漫画册。他说，年纪偏大的作家只有象王朔这样的个别例外在他这儿出版，以后将基本不再做。他现在的作家群“恨不得都在20岁以下”。象安妮宝贝、韩寒这样的作家在他这儿都已经是老字辈的了。他说，王朔的“我的千岁寒”千辛万苦也只能卖出30来万册，而韩寒的“一座城池”已经突破60万，安妮宝贝的“莲花”也是差不多情况。郭妮去年在他这儿出了13种书，总销量达380万册。他出版的青少年读物这几年每年以百分之二、三百的速度增长，今年几千万，明年估计将过亿。
意思很清楚，郭妮卖得这么好，他干嘛还要去搞什么王朔呢？王朔之输给郭妮，在今日中国书市上具有多重象征意义。这是三个方面的胜负：一个是年长的输给年轻的，一个是男的输给女的，一个是文学性输给了看图识字。
先说说年长的输给年轻的。笔者在北京与著名作家阎连科一席谈。阎先生说，在中国，一般小说卖出个8、9万册就算是非常畅销的了。“狼图腾”是个绝对的例外。他认为，说“狼图腾”卖出了150万册可能有水份，但超过100万册大概没错。其它文学作品几乎没有超过10万册的。
可是，韩寒能卖出60多万，郭妮能卖出近400万，于丹更是突破了500万。这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一夜之间，中国人又爱读书了。不是吗？第二点：特别爱读书的是特别年轻的受众群。奇怪的恰恰在这里：就在人们认为书输给了网络，尤其在年轻人那里是这样的时候，恰恰是年轻人又在不放弃网络的同时更多地读书了。所谓年长的输给年轻的，主要不是作者群，而是读者群的胜负。
为什么说男的输给女的呢？只要举两个名字就行了，即郭妮和于丹。她们超过了年龄比他们大的余秋雨，易中天，王朔，也超过了年龄相当的韩寒、郭敬明等。其实，这个阴盛阳衰的文学现象早就存在。前些年出现了美女文学，不管你对这个“文学”的层次是怎么看的，即使被德国之声捧红的顾彬说那是垃圾，但它能够风行却是现实。你注意到吗？为什么就没有“俊男文学”出现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也对笔者说，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也基本上都是女性作家。看来海内外皆然。女性作家的崛起，且不论其层次档次，是进入本世纪来中国文坛一个非常醒目的现象。铁凝之成为作协主席，看来也是有意无意中顺应了这个潮流。
至于文学性输给看图识字（或者说“文普”－相当于“科普”），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人说韩寒等人根本无文学性可言，只是有那么一群年轻受众。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几年来，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还有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引起了巨大反响的同时，也招来广泛非议。许多人说，应该让人去读原文，读一些更有文学性、文化性的东西。
其实，对“看图识字”也不必抱什么成见。现今的社会，读物铺天盖地，更不用说网上的了，要大众去钻研，做许多方面的专家，那是不现实的。许多人抱着一个想法：增加一点知识，但也不要累着了。前几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频出，前面还有个二月河的创作。许多人看这些电视剧，消谴之余，也有个想法，即在轻松之中了解一些历史。
上述三个胜负，总体上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好在：“读书”回来了，“书”回来了。不知不觉中，大畅销书的读者数量从几万上升到了几百万。笔者相信，“文普”是个有一定阶段性的东西，“普”到了一定程度，读者自然会不满足了，会去追求“精”的享受，会追求更多的文学性和文化性。也就是说，先上数量，再上质量，到了一定的时候，数量和质量都会有，尤其在现在年轻的庞大的读者群进一步长大之后，这或许就是中国未来出版业和读书业的发展前景。
笔者当初采访顾彬时，觉得他整个在那里胡说八道。最近读了许多当代长篇小说，觉得顾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真正让人觉得伟大的中国当代小说至少还没有读到。当然了，有人说，中国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约有3000多种。阎连科说，2000多种肯定是有的。这还不包括网上大量发表的作品。那么多，没人能通读一遍，难免会有优秀的没被发现就不见了。在这个原始森林中，要想“伟大”，比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来难得太多了。笔者一般也只能挑出了名的读，有一些让人觉得不错的，但也有许多让人失望的。有的写得不够认真（比如余华的“兄弟”），有的注水过多（比如梁晓声的“欲说”以太多理论，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太多环境描述），有的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翻来复去地说一个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道理（比如“狼图腾”），还有许多太缺乏细节，或者节奏太快太乱，缺乏内蕴和回味。但是，相信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年代，在读书热的激励下，会有真正让人振奋的作品出现的。
至于走向世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路金波说，法国书商听说郭妮出三百多万册，一开始特感兴趣，可找人翻译后，却放弃了。因为这样的书在欧洲很难有读者。当然了，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读者还是要看质量的。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作家的书都在西方翻译着，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五、六月份要出德语版，“丁庄梦”的法语版也快了；据称，铁凝当上主席后，她的书也引起了国外兴趣，也在翻译中。还有说，诺贝尔奖委员会中唯一的汉学家、瑞典人马悦然在大力推中国作家李锐（他的“太平风物”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去年十部好小说之首）。但是，中国文学要想真正地走向世界，道路还很漫长。几十年来在德国和西方世界出版的中国文学，真正畅销的几乎没有，真正影响到汉学圈子以外的更少。关键还在一个世人能够普遍认可的质量的出现。
韩寒、郭妮和于丹看来只能是“中国现象”。但足矣。路金波也是这样。他说，现在他的青少年读物每年百分之二、三百的增长就让他忙不过来了，走向世界只能等以后空一点再说。
话题震荡：陈良宇输在“江湖文化”？
上海人品着茶吃着饭，除了股票和教育，还谈些什么呢？谈政治，谈陈良宇吗？也谈，但兴趣已经不是那么浓了。陈良宇案至今并无结论，但已经不再是什么大话题了。其实，上海人从来不是那么关心政治的，即使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发生了也就发生了，热一阵也就不热了。哪有股票来得那么重要，那么令人眉飞色舞。很少有人主动谈到陈良宇，更没人谈到习近平。
有一个朋友谈了一个观点，说是陈良宇的失败是江湖文化败给了正统文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解释是，陈良宇一味地讲江湖义气。但当今为官，还是中庸为正统，所谓明哲保身。
从这里可以看出，许多上海人对陈良宇没有什么恶感，反倒是（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接近于古代的侠客，颇有些钦佩之意。这个看法可能来源于：传说，中央本来没打算把陈良宇揪出来，但是他自己跳了出来，拼命地保他以前的秘书和其他朋友，于是惹怒了中央。
还有一个看法也是普遍的：贪污腐败中国哪里没有，如果要全面地抓，没准能把当今当官的打倒一大半，那么，中国也乱了，没人管事了。上海是撞在了枪口上。陈良宇更是“不识时务”。
怎么样？人家韩正不是没事吗？
笔者去年去上海的时候，中央纪检刚刚进驻陕西路公馆。只说陈良宇的秘书有事了，还没有陈良宇的事。那时，一位在某国营大型建筑设计院工作的朋友神秘地告知：你知道淮海路在陕西路和襄阳路之间的那块地皮吧，就是原来襄阳路市场那块。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从去年6月名震中外的襄阳路市场关闭后，那里已经在拆迁，连同旁边的房子，一直拆迁到陕西路，非常大的一块地皮，黄金地段。这位朋友说，他们公司负责这一段的建筑设计，在他们得到的地产资料上，写着的地产拥有人居然是韩正。这让他们设计院的人大为震惊。
假如真是同一个韩正，假如这事不是编出来的，就这一个资料就不得了，足以让韩正倒台三次。然而，不管这位朋友说得怎么煞有介事，笔者认为这还只能视为小道消息。不能当真。如果是真的，中纪委会不知道吗？韩正会至今没事吗？
从这一点却也可看出，上海人对政坛上的变化取一种不怎么认真的态度。还是喜欢播放一些小道消息。反正无关自己的痛痒。当然了，关于韩正的种种说法，在海外中文媒体中也时有所见。政坛中的事情都只能等待证实。如果有的事情确实有而永远得不到证实，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交通震荡：出租车应该取代公交车吗？
没到上海前，就读到新闻说，由于地铁线延长，2号线也跟1号线一样，挤扁人了。上海的公共交通从地面转移到了地下。到了上海后，人们说，岂止2号线，3号线也很挤了。
但真正给笔者痛苦经验的是坐出租车的困难。以前到上海，发现下雨天出租车难拦。现在，几乎任何时候，几乎到处都是这样。在内环以内，在浦东，经常半个小时，近一个小时等不到一辆出租车。站在街头，放眼望去，延街每隔几步就有一伙人站在路边等着抢车。很多时候，你必须等到有出租车在你面前停下，有人要下车。即使在这个时候，你稍慢一点，车门就被另一伙等车人拉开了。有时，会有两伙人同时往车里坐。没办法时，笔者只能找附近的大宾馆，到那里的门口去等车。但那里同样有许多人在等着，抢着。
上海出租车的收费涨过一些，起步费由10元变成了11元，每公里由1.6元到2元不等到普遍2元。但涨得有限。
实际上，在一部分乘客转移到地下的同时，出租车变成了新的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无论如何，它是相当便宜的了。在工资收入不断增加的今天，十几元、二十元的出租费对许多人来说不算什么。
上海出租车太少吗？错。满街跑的汽车，大概至少有一半是出租车。几年前就听说上海有近6万辆出租车，现在肯定更多了。上海的交通拥堵状况比北京好不了多少。无限增加出租车的数量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地面的公共交通工具变得很空。在半夜以后，地铁不开了，出租车更吃香。
在德国，在欧洲各地，街上能见到的出租车是很少的。许多出租车在出租车等候点等候着。这里是车等人，而不是人等车。打个电话，出租车马上就到。
这里就要说一个许多人也许不爱听的观点了：这牵涉到出租车的定位问题。是大众化，让它真正成为公交工具，还是象在欧美一样，让它成为必需时不得不忍痛去坐的交通工具。就是这么个问题。如果要成为后者，就应该大大提高出租车费，比如至少翻一倍，以后根据民众工资水平的提高继续往上涨。恐怕只有这样才能控制出租车的数量，让人们恢复尽量坐公交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交通的拥堵问题，也能让确实急需坐出租车的人能够坐上出租车。
让出租车成为公交工具，在世界上恐怕是没有先例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价格的控制（价格的统一管理是需要的），这却成了一个现实。至少在上海是如此。（平心）
上海归来再谈：国际化-新丐帮-滥贷款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上海南京路
上海已经不再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人也不再是上海人。一个现代的超级都市散发着迷人的色彩，尤其在那不眠的夜晚。然而，新的和潜在的问题还太多太多。
“二外”横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海都变得让人认不得了。上海人、上海话纷纷地被挤到角落里，两种老外（外地人和外国人）蜂涌而来，打乱了这个大都市的一切顺序。
首先是全国化。有的说，上海白领中一半是外地人，有的甚至说达到了四分之三。上海的中小学生下了课也只讲普通话（国语），这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据朋友说，他们那完全由上海人构成的小公司里，也只讲普通话了。上海话里，普通话的词汇也越来越多了，连传统的滑稽戏里也夹带着。
其实光说白领是不全面的。应该说，上海两头是外地人，上海人大半被挤在了中间－三明治。下层的：建筑工人、个体小饭店的服务员等也多半是外地人。
原因很简单：上海有吸引力。全国的大公司在上海插足，全国的优秀人才到上海找工，对广大“海归”来说，上海往往也是首选。吸引力还体现在市场上，这个市场楞是让外地人给炒上去了。据说，温州购房团一客车一客车地来到上海，简直是指哪买哪。
至于国际化，同样十分明显，最早的几家麦德隆，最早的欧倍德都落在了上海，更不用说那遍地开花的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比萨饼屋了。外国人也是越来越多。入夜之后，在“新天地”，衡山路酒吧街等许多地方，外国人的比例经常还超过了中国人。
丐帮中兴
上海已经逐渐成了一个清洁的城市，南京路上隔几步就有一个永远扫地的扫地人，地面的痰迹也早已成了历史。然而这次让我吃惊的是乞丐之多。
尤其在南京路，西藏路一带，乞丐处处可见，而且几乎都是“残疾”乞丐。我在上海的头几天，夜间气温达近零下4度，白天也在零度上面一点，而有个残疾小孩居然在西藏路天桥下，几乎光着身子，蜷缩着，在那积着冰雨的路面上一寸一寸地爬着。有个残疾小女孩，一条腿用根绳子系着，向后上方高高翻转，几乎不象人腿，近乎恐怖。还有一些残疾老人。还有永远不停地磕着响头的孩子。而在乞丐们面前，几乎根本就看不到行人扔下的恩惠。这些，真象是给光鲜的上海风景不停地抽打着耳光。
朋友们告诉我，这些残疾都是假的。正巧，我在电视里也看到了有关的报导，在内地什么地方，有个残缺上肢的小孩在街上乞讨，引起了许多行人的同情，不少人扔了钱。但后来警察和记者来了，发现这个“残疾小丐”把真的胳膊藏在衣服里，外面挂着一个假的断肢。
上海为什么会出现“丐帮的中兴”呢？而且还是残缺丐帮？与朋友们聊起来，他们说，这是这一、两个月刚出现的现象。原来警察见了乞丐就抓，就赶，但最近，为了与国际接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对乞丐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弯。不抓不赶还不说，如果乞丐们愿意，可以到收容所住上10天，管吃管睡；如果他们愿意回家，发给路费。
我的感觉却是：中国，上海，在初学人道主义“与国际接轨”过程中，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接”才好。这种假装残疾的行径，应该说是“骗乞”。既然是欺骗，就应该制止。何况这是自残之举。象上述那个小女孩，长时间地倒吊大腿，不残也会给弄残了。象那个光着身子在冰雨地上爬的小男孩，不弄出病来才怪！容忍他们这种自残方式的行乞，难道就是人道主义的体现？这不仅是市容问题，也是对这些人的不负责任。
既然要讲人道主义，完全可以见一个请走一个，给他们吃，给他们住，愿意者发钱回家，不愿者可以找工作，甚至可以养一段时间。也比这样听之任之好吧。
有款抢着发
上一篇里，我谈了房地产问题。这里要说的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上海这两年房地产炒疯了，到处房价都在疯涨。原因之一是，贷款太容易了。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拿到银行的贷款。买房如此，买车等同样如此。给我的印象是：银行都争着抢着发贷款，惟恐人家不要。
以前读到此间媒体说中国的银行坏帐问题，还有点半信半疑，这回发现，问题比西方媒体说的要严重得多了。在德国，要买房子，拿银行贷款，那是千难万难。在中国，这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说穿了，上海的房子绝大多数实际上都是银行的，是银行买下的。买房人买了个“首期”，然后“按揭”。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拿贷款的？大概也只有中国了。
有的朋友才买了两年就付清了全部贷款。但这样的朋友是真正有经济实力的，这种人有一定的数量，但绝不会是大多数。如果大多数人哪一天还不起银行利息和本金了，那会是怎么一种情景？房价猛跌？大批银行破产？或者国家为了阻止银行破产，大举国债？想一想都让人直冒冷汗。难道中国银行系统的人不冒冷汗吗？
有个此间的朋友说，房产公司跟他说，要买房子，要做出财务报表来。他说，我怎么做？没法做。房产公司的人对他说：没关系，我们帮你搞定。“搞定”，太容易了，有那些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成千上万房产公司从中“搞定”，银行根本不做深入的调查，一笔一笔的款子就这样出去了。然而，这种做法的未来是什么？太可怕了。
有钱只管花
上海是个不眠的城市。上海的魅力尤其在于它那些不眠之夜。跟德国的夜晚不同的是，那里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去处。然而，去处与去处之间还是不同的，有的生意太淡，有的生意太浓，有的逐渐被排挤出去，有的新介入进来。
同样是音乐餐馆、音乐酒吧，象静安寺百乐门大歌舞厅三楼的音乐酒吧，偌大的地盘，只有三两位客人，台上的小姐对着这三两位客人也不得不尽展歌喉。而淮海路巴黎春天那幢楼里的音乐餐厅，面积也很大，却是几乎找不到空座。“新天地”里的那些歌舞酒吧同样是人满为患。
不过，百乐门二楼的交谊舞厅生意却还可以，一对对追求高雅档次的青年中年男女在乐声中翩翩起舞。但对比起淮海路香港广场迪斯科舞厅的那种小青年们的挤不动的拥挤，仍然是冷清得多了。但这还可以说是各有所求吧。
上海在整肃“家禽市场”方面，似乎比中国其它许多地方更有成效。至少北京各大宾馆门外必备的那些皮条客在上海的宾馆周围没有看到。原先“闻鸡起舞”、因暗娼多而享誉上海滩老外部落的虹桥宾馆30层迪厅，现在也改成了酒吧。
“老外”们有“老外”们去的地方，新天地是一个，衡山路高档酒吧一条街据说也是一个。而真正融入，“深入敌后”的老外，则也跟他们的中国女友或男友出现在那些中国青年集中的迪厅，中国人集中的餐馆。
上海不停地寻找新的口味，一会儿杭州菜，一会儿本帮菜，现在据说又时兴四川口味了。永远不败的是所谓的“海派”菜。海派说是在“本帮”的基础上，任意发展，不断有新的菜牌出现，也不再一味的清淡，麻辣的也有。
然而在娱乐方面，寻找的过程似乎淡化了。原来，先是时兴卡拉OK，继而是大量的保龄球馆诞生，然后是迪厅，酒吧，咖啡馆。今天，这一切都有了，还有1000元一张票子的高级西方音乐会，几百个影院影城，图书馆，杂技场，还有东方明珠塔上在星空中旋转着的餐厅，金茂大厦隔着大玻璃拿着酒杯看夜上海的制高点......入夜，人们四面八方地散发，在许许多多地方集中。有多少钱你就花吧。
没钱就在家里待着。或者靠麻将手气寄托进一步生存的希望。这就是上海。
上海归来谈：房地产-郑恩宠-欺负穷人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试问这位上海市长：光有经济适用房够了吗？
记者又去了一次中国，重心是上海。归来后，颇有些不发不快之感。上海是个永远变化，永远发展的不眠之城，美好之中自然也有些许不那么美好。我最为不吐不快的话是：为什么要欺负穷人！
闭起眼睛想一想，作为常去上海的人，这次印象最深是些什么？是上海人的自豪感？是上海人之变成不是上海人？是外地人更充分地占领了上海？应该说，这些都是，但印象最深刻的种种是围绕着房地产的。
发展－保命－拆除
南京路：从静安寺这个庙往东，往外滩方向，一幢幢巨大的现代的商业楼一夜之间卧在了那里，几乎连成了一片，蜿蜒东去，壮观而不失秀丽；南京路西藏路口的立交桥拆除了，行人必须从地下通过。淮海路：茂名路往北，两边优雅的老商业楼完全失去了中文，全部是西方的名牌店，店名一概用的是英文。天山路：上海最早的“新工房”小区沿街已经大片拆除，城市的更新越过了贫民窟阶段，延伸到了“新工房”。周家桥：那属于上海破烂之最的贫民窟终于不见了，代之以一大片正在耸起的摩天住宅楼。上海正在从那里长出去，长向北新泾，长向莘庄，通过那即将成为中环中的一节的虹梅路。
这就是上海，上海就是这样地处于永远的变化之中。然而，故事后面的故事，就不是欣赏油画那样远远地观看可以知道的了。似乎应该走近些，再近些，而且不光用眼睛。
应朋友之邀，到座落在原法租界的永福路的上海电影集团看尚未上演但已经在东京得奖的徐静蕾电影“我和爸爸”。这是一幢漂亮的老式花园洋房。房墙上挂着“市级保护建筑”的牌子，房侧大草坪上，正在拍摄一部故事片中烧烤的镜头，男女演员花枝招展。而与此同时，我却听说，隔壁原来德国驻沪总领馆所在地，同样是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却已被拆除。
同样的“市级保护建筑”的牌子，我在南京西路的工商银行楼前也看到过。挂上这样的牌子，算是保住了小命了。在原租界的一幢房子里我看到，市政府出钱，在每一层的过道里安上了自动灭火装置，那一根根水管赤裸裸地盘在屋顶下，十分的难看。但据称，这样，这幢楼也就不会拆除了。
我算知道了，挂上“市级保护建筑”牌子的，或者安装了自动灭火装置的，是不会被拆除的了。总算有了一定的章程。但是，象原德国总领馆那样的花园洋房，难道就应该被新的玻璃建筑代替吗？
郑恩宠－终审判决
郑恩宠被判处三年徒刑一事，我们多次报导过。我们也报导过，德国司法界对此十分关注。我在上海期间，正赶上郑恩宠上诉被上海高级法院驳回。高级法院宣布这是终审判决。
我正好在电视里看到对郑恩宠一案的介绍。据上海的电视主持人说，郑恩宠是业余大专毕业的，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获得了律师资格。后来出于某种原因失去了律师资格。本来，他应该通过“正规途径”重新申请律师资格。但他却不屑走正规的路。他要扬名。于是，一方面，他起诉国家机构，为了扬名。另一方面，由于他没有了律师资格，两年来没有任何公司机构委托他，他便想到了拆迁户。他照样在自己的家门口挂牌营业，拉那些拆迁户，表示要为他们申张正义，为他们打官司。他打的这些官司多半都输了，但他“非法经营”，这几年里仍然赚了不少的钱。后来，他听说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对他很感兴趣，于是“灵感”来了，他通过传真和伊妹儿，把有关材料发给了“中国人权组织”。因此构成了泄露国家机密罪，并因此而终审定罪。
电视中播放了几段郑恩宠的讲话，都是些“承认事实”的话，比如表示，我确实是为了赚钱。还播放了一个“受骗上当”的拆迁户的讲话，似乎有点“忿忿不平”，但脸上更多的是迷惘。
这些介绍的话颇有些似是而非。没有了律师资格而行律师之事，似乎确实是不对的。但这并不是判决的主要罪因。让人疑惑不解的有好几处：其一，为什么撤消他的律师资格，说得并不明确，而且，在表面原因之后，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其二，他如果确实仍在家门口挂律师牌子（是律师牌子吗？），确实不对，但在法院上，他必然不是以律师名义出面的，而是以代诉人之类的名义，而且显然是为法院所接受的。代诉人，按中国的规定不能收佣金，但可以收成本费。这个成本费有什么具体规定吗？其三，他起诉国家机构，说是为了沽名钓誉，但起诉的是什么事，为何不说来听听？其四，象郑恩宠这样的人，如果他走正规途径重新申请律师资格，会获得批准吗？
其五，这才是最关键的，即此案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问题是：什么是国家机密？总得有个定义吧？如果说，一个诉状，一个国家关于拆迁的政策，这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能够构成国家机密吗？
如果郑恩宠把他所代理的有关案情向中国报界披露，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关键显然在于，对方是境外的“中国人权组织”，是敌人。如果给郑恩宠安一个“投靠敌人”，“卖国求荣”之类的老罪名，也许还算说得通。但说的却是“国家机密”。这可就牵强得很了。由此想到，中国的法律，还缺乏许多定义。他一个连律师资格都没有的人，能够知道多少国家机密呢？中国应该告诉大家，他郑恩宠出卖了哪些国家机密。否则，难免有欲加之罪，随心所欲之嫌。
其六，拆迁的问题
他郑恩宠为拆迁户代言，是对还是错？当然这不是罪名的核心，但显然是深层的罪因之一。看了那天的电视，我的印象是，郑恩宠在这点上是错的，是无事生非，惟恐天下不乱。那些拆迁户，不接受国家或房地产商给的优惠的报酬，只想多要钱。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钉子户”，就是为了多要钱，不多给钱不走，利用国家发展城市的需要，发不义之财。这是电视里告诉我的，也成了我当时的感觉。
但后来接触了一些朋友，也跟出租司机聊了，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有两位朋友告诉我，国家或房地产开发商给拆迁户的钱是原先是按人头算的，每一个有户口的住户得几千元。另一位朋友告诉我，现在已经不管有多少住户了，而是按居住面积算，每平方米是1400元。
不光是朋友们，新闻媒体也告诉我，上海是近年来房产价格上涨最快的中国城市。一年多的时间里，房产价格翻了一倍，有的地方还不止。那是个什么概念？近郊处，每平方米五、六千，市中心达到一万元以上。同一个地区的二手房价格也跟新房子平了。而拆迁户都是社会下层的人，穷人，下岗的，国营企业的工人，他们拿到手的是每平方米1400元，要他们为每平方米花五、六千元以上去买房子，怎么买？即使银行给他们贷款，让他们拿什么支付每个月的利息？不吃饭也不够啊。
朋友们还告诉我，上海还算好的。他们最近去过南京，看到那里的拆迁户搭着塑料帐蓬在大街上过冬，那才真是惨哪。
也是我在上海期间，上海市政府推出了一个新政策，要建设一批“经济适用房”，价格在每平方米3500元左右，优先照顾拆迁户。这是一件好事，是一个改进。但是，且不说那些新房将建在川沙之类的远郊，即使是3500元对1400元，仍然是太不成比例了啊！
有这样的政策，才有了上诉，才造就了郑恩宠，甚至还造成了一些自焚事件。真是那些人不可理喻，是郑恩宠发国难财，还是政策不可理喻？为什么国家就不可以压那些开发商，让他们给拆迁户足够买相等面积新住房的钱，让他们能够活得下去呢？压了一个郑恩宠，还有人敢为这些拆迁户说话吗？
国家要发展，城市要发展，确实是大道理。钉子户确实是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没错吧？但是，造就一大批的无房户，难道是大道理吗？说白了，这是欺负人，欺负穷人！是不讲道理！
中国有一条渐渐被人忘却的改革理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上海，确实在走向富裕，但离“共同富裕”太远了，而且似乎越来越远。
中国、圣卢西亚断交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外交天平向台北倾斜？
10天前已有消息传出，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有意恢复与台湾建交，同时保持与北京的正常外交关系。台北本来乐见邦交国走“双重承认”路线。但北京显然对此不能容忍。继台湾拒绝2008北京奥运会圣火接力传递路线后，北京再度受到刺激。对台湾而言，与人口仅15万的圣卢西亚恢复外交关系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利益。
中国驻圣卢西亚大使古华明周六（5月5日）就该国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提出抗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之断交，停止执行两国政府间一切协议。
在圣卢西亚援建一座体育馆和一座医院的中国工程人员将在一个月内全部离开圣卢西亚回国。据台湾中央通讯社（CNA）报道，台湾方面有意继续完成中断的在建项目。
多年来，台湾不断抗议它所称的“中国在国际间实行对台打压、矮化政策”。与圣卢西亚的成功复交是台湾在艰难扩展外交生存空间方面取得的一小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利益。
目前，与台有全面外交关系的国家为25个。与之相比，与北京建交的国家是169个。
曾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圣卢西亚1997年转而承认北京。在当年发表的建交公报中，圣卢西亚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
2006年12月，亲台湾的反对派领导人在大选中获胜。台湾随即开始致力于与该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今年以来，台湾外长黄志芳先后三次访圣。
4月25日，圣卢西亚外长宣布该国政府决定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圣方没有说明，是否将与北京断交。
台湾外长黄志芳26日表态说，台湾发展对外关系没有要求对方与台的对手国断交，这次圣国也不想与北京终止外交关系。黄称，台湾在外交上不玩零和游戏，只是希望两岸能各自拓展对外关系。
5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记者会上强烈抗议圣卢西亚违背关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称该国恢复与台湾邦交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并要求该国立即纠正其错误，否则必须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这再度表明，北京绝对不容忍能给“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留有余地的任何活动空间。北京方面并申斥台湾在国际上推行“金钱外交”。对此，台北声明，在金钱外交上，台湾比不过中国，不是中国的对手。
就重新获得圣卢西亚的青睐而言，台北称，台圣双边关系并非签发美元支票的结果，而是建立在互信和友谊的基础之上。
台湾新近以来加强外交攻势，要求加入国际卫生组织，或至少让台湾成为观察员国。而在发生奥运会圣火传递路线争执和台湾与圣卢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事件后，台湾梦想成真的一天将因北京的抵制而更加遥遥无期。
一周香港媒体报道摘要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金正日过生日，举国欢庆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去世引起与中国大陆近在咫尺的香港媒体的密切关注。另外，朝鲜日前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式，香港媒体对此也有评论。
针对叶利钦的功过，香港《太阳报》日前发表评论指出：“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民主运动的关键人物，其作用相信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但一九九一年八月政变时，戈尔巴乔夫被软禁，是叶利钦登高一呼，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则使八月政变以和平结果收场。叶利钦的胆识和手腕由此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一九九二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对俄罗斯经济实行“休克疗法”，不但在当时引起社会巨大震荡，而且其后遗症也一直留到今天。……叶利钦跨越了从共产党苏联到所谓民主俄罗斯的急剧演变过程，而且在他担任总统的八年时间里，也直接担负了俄罗斯过渡期的重要责任。关于叶利钦在这一过渡时期的功过，相信历史学家未来一定也会有巨大的争论，一如对于叶利钦对苏联解体的功过之争一样。”
评论写道：“叶利钦执政后期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钦点了普京出任总统。实际上，叶利钦执政后期，就已开始注意培养普京，但一九九九年除夕晚上叶利钦忽然宣布由普京接任总统，并从此从政坛上几乎销声匿迹，则充分显示了叶利钦作为政治人物的远见、胆识和魄力，一如他九九年八月政变时的表现。当然，在中俄关系上，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与中国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而且两国的边界谈判也走上良性轨道。因此，对中国来说，叶利钦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还是中俄友好关系的推手，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就在叶利钦举行葬礼的当天，朝鲜为纪念建军七十五周年举行阅兵式。香港《东方日报》一篇专栏文章以讽刺的口吻写道：“所谓核武是北韩勉强拿得出手的王牌。哪怕是去年十月不成功的核试验，也向全国大事宣传伟大祖国已成为「核大国」，自称因此能同美国平起平坐了。其实，北韩那点不成气候的核武，对美国有甚么威胁？最受威胁的应该是二千万北韩军民。研发核武的巨亿美元要是拿来买粮食，还用饿死千百万人民吗？核武也是独裁者最有效的统治工具，是对付朝野反对力量的撒手锏。”
评论接着写道：“「造核容易毁核难」，苏俄早就明白这道理，金正日也开始感同身受了。不是自称核大国吗？怎么4种导弹方阵中不见有「大浦洞２号」导弹拿出来检阅？有亲北韩媒体把「劳动型」弹道导弹称作战术核导弹，且不说北韩核试验失败，就算引爆了个核装置，离造成核弹、再小型化装到中程导弹上，也要漫长的研制过程，更不要说受世界制裁和禁运造成的困难了。如果对抗联合国1718号决议亮出核导弹，在国际上会犯众怒；不亮呢？何以稳定军心民心？检阅台上的金正日没有笑容，只有疲惫。”
“群体事件”为何成为中国的热门词汇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2004年10月19日，重庆万县群体事件
中国社会近年来群体事件的数量有所增加。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房屋拆迁等产生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从而演变为群体性事件，而地方政府最后出动警察才能平息，这样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而中国中央政府在大量强调社会和谐的背景之下，也针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提出了不少说法。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区分，而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日趋明显。在各个利益团体中间，政府官员为主的官僚团体和资本家为主的资本群体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障，并且这两个群体在媒体舆论空间里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相比之下，以农民，下岗工人，残疾人等为主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则经常受到损害。而“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后，由于往往无法得到法庭的公正裁决，而且在媒体方面也很难得到呼应，最后就可能采取过激的，甚至暴力行为来进行抗争。
大规模的群众抗争，也就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回顾近些年来媒体的公开报道，就会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2005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最新数据甚至表示，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
在几个比较知名的案例中，比如广东太石村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事件，还有安徽池州发生的上万人打砸烧事件等，地方政府最后都只能通过警察乃至武警的介入，才能控制事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社会问题专家胡星斗指出，群体性事件猛增，并且屡屡失控的现实，迫使北京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应对方法，“我认为是这样的，政府从过去的每一年发生八万多起群体事件中吸取了一点教训。政府和群众没有本质的利害冲突，应该通过妥协谈判来和解。”
胡星斗教授以“信访问题”作为一个最为鲜明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专家统计，60-70%民众的信访内容已经不是最先投诉的事情，而是在整个信访过程中，各级官员粗暴的做法。这使得原来的小事越来越激化，最后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而要做到民众情绪得以表达，社会心态能够平稳，改革吏治，加强对官员执政的监督成为当务之急。
胡星斗教授表示，“过去对官员太宽容了，官员无论是官德出现问题，还是出现渎职的问题，一般都不处理，或者是不痛不痒的处分。这样导致整个社会官德败坏，风气受到毒化。因此应该严格吏治，约束好关员，同时给老百姓更多的话语空间，通过制度建设保证老百姓有更多的言论权利，并通过媒体，监督官员。”
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都有所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最近在陕西考察时就再次强调，要改善民生，关注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问题，保障社会稳定。但是，政府安抚群体性事件的同时，对于个体性事件是否也会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呢？胡星斗教授认为，不管是要解决群体性事件，还是要解决个体问题，制度改革都是最终的出路，只有通过制度改革，保障民众利益，才能真正维持社会稳定。
采访代理章诒和讼案的前江青律师张思之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有的书上不了书架
作为中国掌管新闻出版事业的主管机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初都要进行一次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进行评定。而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会议上，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禁止出版八本所谓的“禁书”，而副署长邬书林更是宣称对于作者之一的章怡和要“因人废书”。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内引起巨大反弹。当事人之一的章怡和目前决定起诉国家出版总署，利用法律手段来为自己讨回公道。曾经为江青担任辩护工作的著名大律师张思之将为章怡和代理此案。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他。
中国著名戏剧研究者，作家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在当年的所谓“反右运动”中被列为“头号右派分子”之一，而这一特殊的身世也使得她的作品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几年前，她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下“往事并不如烟”，其中描写了反右运动中的代表人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此书出版后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但是不久之后就被下令不得重印。
去年，章诒和重回自己戏剧研究的老本行，出版了记述京剧名角命运的“伶人往事”，而其中自然也涉及了反右等一些列政治运动中，这些人的凄惨命运。“伶人往事”在2007年初与其他七本书一起被禁，中宣部还表示要处罚出版这些书的相关单位。
章诒和在知道自己的书再次被禁，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不但在事发之后发表了措词强烈的“我的声明和态度”，并上书全国人大。此外，章怡和也一再表示，这一次不会委曲求全，而会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讨回公道。于是，她在“禁书事件”发生后立即与在中国律师界享有盛名的张思之大律师取得了联系。
张思之律师表示：“我想你们看到过她的声明吧，她在发表声明以前，我们就曾经在一起进行过探讨。她就提出来要组织一个律师团，想委托我们来给她做。当时我们就满口答应了。”
北京时间4月19日，章诒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交起诉状，请求撤销新闻出版总署针对她的作品的封杀行为。在起诉状里，章怡和还提出证据以反驳国家出版总署否认禁书的说法。在提出起诉之后，法院将在七天内决定是否受理本案。根据中国现行法律，章诒和这次状告国家出版总署属于“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范畴，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民告官案件”。
张思之律师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民告官”的胜率有所提高，但本案依然不容乐观，“从整体来讲，情况是有好转，民告官的胜诉率越来越高了，但不等于这个案件就会胜诉，这是两回事。0308官司是不是胜诉，目前看来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甚至不完全取决于法院和法官，有很多因素，这是现实。但是我们该做的还是应当做。”
据媒体报道，与章诒和同样作品被禁的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戴煌也起诉了新闻出版总署，但是法院拒绝立案。因此，本次章怡和再次起诉新闻出版总署被法院接受立案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国增加执政透明度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虽然大气能见度很差
中国政府决定增加办公透明度。国务院周二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民依法获取政府信息。虽然条例要求公开信息不能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对老百姓和草根维权人士提供了新的法律手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从2008年5月1日，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三个月开始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公布政府信息，主要内容包括财政预算、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环境保护、土地征收、产品质量等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05年中国发生了87000多起群体性事件，大多是因为老百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又无法获得政府信息造成的。北京的异议知识知分子刘晓波认为，条例除了规定公布信息的内容之外，还规定了获取政府信息的程序。他认为，这些制度性的规定会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且为草根维权运动配备了一把新的利刃。
“政府将这些内容公开化以后，当然会对民间维权并获得信息带来大大的好处。信息公开之后，政府机构在做事的时候，就会有所收敛。很多时候中国底层维权的主要困难就是信息不透明。政府把老百姓的地给卖了，特别是农民的地，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谁出面谈判的，卖了多少钱。那么根据新的规定，老百姓就可以根据制度性的规定，要求政府规定这方面的信息。”
但是新的条例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布的政府信息部的危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规定并没有对这些信息做出具体的解释，无形中又给政府机关隐瞒一些公众关心的信息留了一条后路。北京公盟研究室的姚遥说：“在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过程中，有关国家机密的内容是讨论的焦点内容之一。这一点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很多法学家在设计信息公开条例是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从最终公布的条例来看，还是可以看出，在立法机构与法学家的博弈中，还是政府的主导部门占了强势地位。法学家的观点虽然好，但是在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时，法学家自然要退居二线。”
但是北京的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却看到了隐藏在颁布这一条例背后的信息。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在执政时需要不断完善制度，进行自我改革。“中共的高层内部也有比较开明的力量。强调政府行政透明的呼声已经有很多年了，国务院此次发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就是这么多年呼吁中国的信息透明，特别是呼吁政府行政权力运用的一个结果，虽然结果差强人意，但是有这么一个条例比没有要更好。”
中央政府要求公开政府信息是为了增加执政透明度，接受纳税人的监督。北京公盟研究室的姚遥认为，这一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完全取决于规定是否能够得到实施。“在被执行中也会遇到困难。政府可能会设立一个信息办，这样就满足了法律的规定。但是至于公开什么，公开了多少，我们也没有办法深究。”
中国新部长引人瞩目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新外交部长杨洁篪
本周五，中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了四名新部长。原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接替李肇星，成为中国新的外交部长。李肇星和水力资源部部长汪恕诚、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达到了退休的年龄。引人瞩目的是新任科技部长万钢，他不仅是中国35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员的正部长，也是留学德国的海归派。
现年55岁的新任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教授是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对他的任命打破了中国35年来民主党派人士最高只能出任副部长的惯例。80年代中期，万钢在德国克劳斯塔尔留学，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一家德国国际汽车制造厂工作了将近十年。2000年回国，并一度出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他的主要科研方向为洁净汽车能源燃料电池。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郑宇硕教授认为，这四名部长更替属于正常，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没有什么关系。“我相信这样的人事调动符合正常的时间表。中共高层政治角力主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之间，而在中央委员当中，胡锦涛的影响是很大的。”
本次人事调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外交部长。现任部长李肇星已经67岁，而且今年人大时已经透露出隐退的意思。原先外界猜测接替李肇星的人选可能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或者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教授认为，中国任命原驻美大使杨洁篪接任外交部长反映出对中美未来关系的重视。“杨洁篪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学者，也会是一个干练的外交部长。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胡锦涛希望突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一个比较低调的外交部长符合了中国领导层的要求。”
外电报道说，杨洁篪曾经在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留学，曾经给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当过翻译，并且与布什家族有私交。德国波鸿大学东亚学院的辜学武教授并不认为，杨洁篪与布什的私交并不是任命他为外交部长的主要原因。“布什家庭基本上在美国已经是强弩之末。布什最多在台上也就最多一年多，积极有为的时间也就是几个月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谋算后布什时代的中美关系构建。杨洁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杨洁篪做人低调，不怎么愿意抛头露面。他的前任李肇星虽然在国内小有名气，可是在国际上的表现却差强人意。香港的郑宇硕教授说：“西方媒体看李肇星不是一个很杰出的外交部长；在中国的外交学者的眼中，李肇星也就是一个平均水平，跟历史上历任外交部长相比，有时候他的言词过火出位。”
但是德国的辜学武教授则认为，中国外交部长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中国的外交部长和其他大国不一样，中国外交部长的自主权太少，机动性不多。所以在国际场合，大家对他的评价是碌碌无为，因为中国外交部长就是一个在前面干事的人，国务院内有国务委员唐家璇在控制外交部的工作。”
中国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角力必然会带来矛盾，杨洁篪擅长处理敏感外交问题的特长以及与美国政界的密切联系是他出任外交部长的王牌。
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可能释放程翔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哭泣中的沉思
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之际，因被指责为间谍而入狱的香港记者程翔可能获得释放。由香港《苹果日报》透露的这条消息，这几天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几大焦点之一。另外，对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的反思，这几天也开始在香港媒体出现。德国之声香港特约记者采编如下。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报道，六-34cv四事件后被北京指为八452九民2546运「幕后黑手」而被捕入狱的陈子明与被指责透露国家机密而入狱的程翔是多年好友。但陈子明近日在香港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7月1日中央领导人来港庆祝回归前，内地将会释放程翔，作为送给香港人的「礼物」。《苹果日报》周六的报道报道写道：“由於拒绝「保外就医」去美国而断断续续在内地坐牢多年的陈子明，其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在去年10月届满，近日获批准以「自由行」身份首度来港。他昨日在港大出席「中国的改造与建设」讨论会时表示，多年来他被内地当局捉了又放、放了又捉，以他的经验和分析，程翔将於今年7.1前获释，他已将这个「看法」告诉了程翔的太太刘敏仪。”
在国际局势方面，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引起全球震惊。香港《文汇报》发表评论指出，校园暴力是这一悲剧的深层原因。评论写道：“固然，全世界最松懈的枪支管理，令美国校园沦为枪手滥杀无辜屠场的重要原因，但这样的质疑显然还是没有找到令美国人付出生命代价的真正原因。世界各国在为该起枪击案深感震惊并提出质疑时，有没有去问一问，为什麽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因为一件小小的恋爱纠纷却会演变为暴力事件；为什麽枪手使用枪支的熟练程度可以和职业杀手如此相似；为什麽面对血腥和恐慌，凶手却显得如此淡定。”
评论接着写道：“这种中国人经常在美国电影片中似曾相识的暴力手段，实际上已经成为今天美国人生活中真实写照，影响着美国孩子的正常生活，也成为影片制作者的又一创作源泉。正是当代美国影视、网络游戏中无处不在的暴力文化，成为类似校园悲剧的真正元凶。美国的孩子们长期生长在网络游戏和电影情节中的暴力环境中，在心理上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一些心理不健康者自然会在行为上反映出来。”
《太阳报》也发表评论认为，若将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根源仅仅缩小到枪支可以公开买卖，无疑过于简单化。评论写道：“在当代社会体制的设计中，自由与安全永远是一对矛盾：当你拥有绝对自由时，你就必然要承受失去绝对安全的代价；反之，当你拥有绝对安全时，你就必然要被剥夺相当一部分的自由。……如果说，资本主义只是满足人性对财富和自由的追求，是一种较为人性的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则是对人的道德和精神世界提出一种更高的要求，是一种更为高尚的体制。……一如在资讯泛滥的社会，人们自然会发出疑问：人是否一定需要了解那么多的资讯？在自由泛滥的社会里，人们也不禁发问：人是否一定需要那么多的自由和自我？到底什么样的体制才能保证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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