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求解除虎骨虎皮交易禁令 遭国际批评

中国要求解除虎骨虎皮交易禁令 遭国际批评

【网讯】正在尼泊尔参加国际老虎研讨会的中国代表日前提出解除虎骨虎皮交易的禁令，但遭到其它亚洲国家的批评。此外，中国长期以来圈养老虎制造虎骨酒的做法也遭非议。有学者称，中国是出于中药材制取方面的需求才考虑取消这一禁令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道，中国在这次研讨会派出十七名代表，并在会中建议解除虎产品的贸易禁令，但老虎数量面临危险的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国代表，则敦促继续维持禁令。

　　中国透过养殖场繁殖、养育数千只老虎，表面上供游客观光娱乐，但主持这次老虎研讨会的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表示，这些养殖场是生产虎骨酒的基地。而且，圈养的老虎无法在野外生存，并认为生产虎骨酒和其它虎骨、虎皮的非法贸易，会使偷猎老虎更有利可图，威胁濒危老虎的生存。

　　据报道，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支持虎产品贸易的人说，这会导致价格的下降，减少偷猎者的利益驱使；但反对者认为，这只会导致更多的偷猎。

　　中国在1993年禁止虎骨品贸易。根据东亚野生物贸易委员会（TRAFFIC, East Asia）的说明，由于中医药业者对虎骨的需求，影响老虎的生存，加速全世界仅存五个老虎亚种的其中三个，已经濒临绝种危机，其中亚洲虎数量目前减至五千至七千只。

　　虽然目前医学界已经证实虎骨药与其他骨类药相比，仅有类似作用和效果，并无独特疗效，其他骨类药完全可以替代虎骨，并且这已得到国内外中医药界的普遍认同，在中国国家《药典》中也早已将虎骨排除。但虎骨酒在中国的市场上并不少见。甚至一些制度虎骨酒的企业与国家部委关系密切。

　　有分析称，由于历史的原因，林业部门曾主管全国的林产业和野生动物，相关法律也含有对林业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既保护又利用”的规定，但禁止砍伐天然林和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处于濒危状态后，国家对林业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更加强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强调保护和禁止利用濒危动植物的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林业管理部门面临着新的挑战，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专家曾提出“管保护监察”与“搞开发利用”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分开。一方面林业部门独家掌控批准利用野生动植物的权利，拥有大量经营野生动物产品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与林业部门官员有着密切关系，林业一些官员或其家属成为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一环。特别是濒危动物的经营可获得巨额利润。另一方面，林业部门主管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工作，要限制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有专家指出，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滚回中国去” 温哥华华人当面向高山示威

【网讯】前中国银行官员高山涉嫌侵吞客户巨款潜逃到加拿大的案件曝光后引起加拿大社会的关注，在应如何处理这一案件的问题上，社会各界特别是华人社区有明显不同的看法，部分定居温哥华华人要求尽快遣返高山，甚至当面向高山示威，高喊“滚回中国去”。

　　美国之音报道，前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的案件目前正在由独立的加拿大移民法庭审理。加拿大移民部指控高山涉嫌隐瞒真实身份、骗取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资格，因而曾一度将他拘捕。但高山的律师反控移民部滥用职权，在移民法庭还没有审理高山隐瞒身份的指控时就提前展开了遣返程序，并认为移民部是在中国官方的压力下这样做的。移民法庭受理了高山的反控，审理仍在进行之中。

　　对于高山一案，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的反响有明显的不同。部分定居温哥华的中国大陆移民要求尽快把高山遣返回中国。他们甚至当面向高山示威，要求高山“滚回中国去”。示威的组织者杨震霆表示，高山、赖昌星等人赖在加拿大不走，不利于加拿大的国际形像。

　　杨震霆说：“就是希望呼吁当局和司法系统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把这些人尽快地遣返回去；第二是完善移民法和难民法，把这些人拒之于门外。大家知道，高山是利用假的个人资料进来加拿大；第三，当然是希望尽快遣返他们。”

　　多伦多的时事评论员刘轩则表示，虽然中国官方反腐败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但在加拿大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必须要循法律途径办事，而且更要看到中国腐败现象的根源。刘轩说：“问题是说，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加拿大这样一个社会，对这种问题的态度应该是敦促中国政府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就是在制度上治理腐败，使中国的腐败现象不要蔓延，而不是在加拿大举行这种示威。这种只是作秀的，我觉得意义不大。”

　　高山的代表律师沃尔德曼表示，和平示威是所有人的权利，但示威者表达的看法有明显的法律漏洞。沃尔德曼说：“不幸的是，一些示威者被误导，认为高山有罪。实际上，他没有被任何国家的任何法院定任何罪。”他并表示，如果高山被遣返回中国可能会面临死刑，因此即使移民法庭未来取消了高山的永久居民资格，也不能把他遣返回去。

　　加拿大外长麦凯面对媒体的追问只表示，官方不会介入法庭审理的案件。麦凯说：“政府不会干预任何法院正在审理的个案。”

　　在这场关于高山案件的讨论中，有相当一批人认为，由于加中两国没有签署引渡协议，因此造成高山可以利用加拿大的司法程序长期拖下去。他们呼吁中国应该尽快同加拿大签订双边引渡协议。

　　多年来一直从事难民法律援助工作的冯志强先生则认为，加中两国不可能签署这一协议。冯志强说：“问题就是中国的司法不公正，这是国际社会认定的一个概念。跟一个司法不公正的机构去讲怎样履行司法程序，这不是与虎谋皮嘛，根本谈不起来什么与中国的引渡条例。”

　　现年42岁的高山涉嫌侵吞了客户约十亿元人民币的存款，随后在2004年底进入加拿大。此前，他已经取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高山本人曾经通过加拿大媒体否认盗取客户存款。

高调报道民告官 中共传递化解征地纠纷途径

【网讯】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媒体高调报道了土地规征用的十二名浙江村民告倒省政府和省长的新鲜事。分析称，北京显然是希望借此向人们传达这么一个信息：法律手段，而非暴力对抗，是纠正土地征用违规违法行为的途径。此外，由于事件就发生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该报道实际上从侧面肯定了习近平开明的管治思想。

　　《亚洲时报》报道，中国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发生的涉及百人及以上的群体事件约为八万次，若将涉及人数更少的计算在内则远远不至于此。大多数示威皆因土地被占用却得不到合理补偿而起，其中一些示威更遭到地方政府的血腥镇压。

　　由此可见，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补偿短斤缺两现象，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和谐的一大因素。中共十七大举行在即，届时料将胡锦涛的构筑“和谐社会”理念正式确立为党的新政策路线。

　　耐人寻味的是，距离此次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议只有几个月，中国官媒却高调报道土地被违规征用的12名浙江村民告倒省政府和省长的新鲜事。事情发生在浙江奉化市长汀村。2003年12月，十二名村民由于不满当地违规征用土地，遂一纸将省政府和省长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半的漫长审理后，高院做出一项历史性终审裁决，认定在案件所涉土地征用项目没得到国务院批准的情况下，省政府就通过该项目，属于违法行政行为。

　　这起“普通农民告倒省政府”的事件，顿时上了当地各大报纸的头条，全国媒体也开始争相进行广泛报道。有分析称，尽管早在1990年就颁布实施的行政程序法规定，民众有对不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不过当了几千年“顺民”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敢走“民告官”这条路。

　　有观察家指出，对该案的报道处理，显示北京有意用这个民告官的例子鼓励老百姓通过法律手段，对土地征用的违规违法行为说“不”，可能会适得其反，反倒成了警告人们“三思而后行”的反面教材。这场官司不仅旷日持久，而且留下了一些悬而未答的问题。

　　涉案的违法官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他们下场如何呢？村民这些年遭受的损失会得到补偿吗？经过该事件，政府会考虑给有意告官的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吗？

　　应该说，该案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离法制社会更近了一步。媒体对事件广泛报道，意在鼓励更多农民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如果北京能采取措施促进民告官，因土地征用违规操作引发的群众示威抗议将会减少，中国社会将会变得更“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农民状告政府”的事件，就发生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上月习近平被调往上海，取代因“上海社保案”被撤职的陈良宇，任党委书记。看来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今秋举行的中共十七大上被提名，成为中央政治局的一员。

　　媒体对事件的高调报道，实际上从侧面肯定了习近平开明的管治思想，从而为这位政坛新星争取了不少得分。相较之下，用暴力血腥镇压类似纷争的官员，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一包烟换一个签名 义乌千亩农田被非法征用

【网讯】在素以小商品加工闻名的浙江义乌市日前曝光上千亩农田被非法征用，让人惊讶的是，最初决定征用农田时，农民是在一张空白纸上签的名，“领50元工资，还有一包中华烟”，根本没看到什么土地征用协议书。目前，这些农田抛荒三年，近一年多来，当地农民四处奔走，希望收回荒芜的土地。

　　《中国青年报》报道，按照规划，这块土地原本要做家庭工业园区，在素以小商品加工闻名的义乌市，这本不足为奇。但三年过去了，除了几栋刚刚盖起的厂房，一千多亩土地闲置至今。

　　事件起于2003年6月，义乌市廿三里镇政府为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用地问题，以建设义乌家庭工业园区之名，向何宅村征收集体土地875.97亩。村民们说，实际上被征土地有上千亩。

　　2004年后，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八幢厂房，占地132亩，其余土地全部闲置荒芜至今。当地街道办副主任王志武表示，征用的土地都是有合法手续的，都已由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但建设用地改为工业用地还需一道手续，现在还有800多亩手续没批下来，所以一直没有动工。

　　作为村民小组11组组长，何正鹏在2003年春被通知去镇里开会。但他指出，“会上提到土地征用的事，当时大多数组长都不同意，认为农民现在可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再征就连口粮的田都没有了。”何正鹏说，后来就议别的事了，所以他也没当回事，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开完会，镇里的人说到会的要签名，领50元工资，还有一包中华烟。以前开会也发10至50元，算是误工费，但没有烟，所以我们也没多想就签名了，没想到成了同意转让土地的签名。我们在一张空白纸上签的名，根本没看到什么土地征用协议书，大家都被骗了。”

　　按照国家有关村务公开的规定，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和租赁，按程序应提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对决定事项的实施情况，要及时公布，村民在任何时候都有权查看。村民们说，他们从未看到过有关征地的任何文件和公告，何正鹏等人曾几次去村两委会，要求查看土地征用协议及相关文件，均被拒绝。

　　但王志武表示，他们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组织农民开会，并已征得大部分农民同意，“村主任和村支书都签了字。”

　　2007年1月18日，何正鹏、何自立等村民代表向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国土资源厅根据《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理》，依法立案查处义乌市政府违法征地一案，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代表们同时向省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认为省政府于2004年作出的征地批文，因义乌市政府以及国土资源局在报批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要求。3月12日，浙江省政府正式受理，按规定将于60日内给予答复。

　　据村民讲，被征用的土地都是良田，原来主要用来种水稻，两季每亩年产2000多斤，每亩收益200元以上。2004年9月，村民们收到村委会直接打入信用社个人存折上的钱，每户三万元到六万元不等。“当时，村委未申明此款为何种款项，只说是本村焦头滩的沙款。”村民何显云说。“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征地补偿款。我们现在口粮田都没有了，领这几万块钱管什么用？”

　　村民们希望有关部门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的规定，恢复耕种，并对村民造成的损失依法赔偿。据村民讲，现在盖厂房的都是良田，抛荒的主要是沙滩地，以前用来种小麦、番薯等农作物。“他们少批多占倒也罢了，最可恨的是先把良田占用了，而且水利灌溉设施都破坏了，我们再想种都难了！”

新疆前首富热比娅儿子煽动分裂罪成判囚9年

【网讯】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新疆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娅（见图）的儿子日前被法庭判囚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官员说，他煽动并且参与分离主义活动，法庭指控他通过网路散布鼓动新疆脱离中国的文章。被境外疆独分子称为“维吾尔之母”的热比娅目前流亡美国，她曾谴责中国迫害她的儿子。

　　新华社的报道说，被判刑的是热比娅的儿子阿布力肯木。他被控煽动及参与分裂活动的罪名。此前，曾经有报道说，他在今年1月被秘密审讯，但是，有关详情没有公布。

　　新华社这次公布的有关的审讯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家法庭进行。据报道，热比娅的儿子在互联网上散播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文章，而且歪曲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少数民族政策。

　　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17日对疆独分子热比娅之子阿布力肯木煽动分裂国家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并公开宣判：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阿布力肯木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报道说，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2004年7月17日，阿布力肯木将自己从互联网上下载的两篇具有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文章《在圣战中必须提防和禁止的问题》和《走向独立的斗争》，发送给雅虎网站维吾尔文邮件组，要求在网上发布。

　　阿布力肯木2004年4月在其母亲热比娅的指使下，与阿里木、茹仙姑丽等人，向他人散布“政府要停止和关闭热比娅商贸大厦经营”等谣言，印制了四百五十份倡议书，买来布料，准备制作标语，意图煽动当地民众到政府部门游行。

　　阿布力肯木2006年5月28日在热比娅及继父司地克阿吉的指使下，与阿里木、茹仙姑丽等人一起，捏造了一篇歪曲中国人权制度和民族政策的文章《我们是罪犯吗？》，通过互联网发送给了在美国的热比娅、司地克阿吉等人，并应热比娅的要求，将该材料修改后，准备交给将要到新疆的境外人士。

　　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认为，阿布力肯木实施煽动分裂国家的行为，破坏国家统一，其行为已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报道说，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庭依法保护了阿布力肯木的合法权利。因阿布力肯木未委托辩护人，也未要求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且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形，故案件一审时没有辩护人参与诉讼。庭审时，阿布力肯木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报道还特别强调，本案开庭三日前，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在法院公告栏先期公布了开庭时间和地点。

　　文章最后指出，热比娅曾经是新疆女首富，贩卖过毒品，并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1999年8月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刑事拘留，在其允诺“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后，司法部门同意其申请“保外就医”。出境后，热比娅勾结境外的“疆独”恐怖势力，攻击中国政府，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热比娅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但新华社的报道未提及这一点。

　　热比娅的另外两名儿子在去年因逃税罪名被判罪名成立，分别判处徒刑和罚款。热比娅表示，她本人也是从媒体报道中得悉儿子阿布力肯木被中国当局逮捕，但她强调，他儿子是无辜的，他从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热比娅说，她将考虑聘请律师处理儿子的诉讼，并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做出违反“自己法律的行为”，并以和平手段解决民族和人权问题。

　　她相信国际人权组织会支持和协助在中国“需要人权的民众”，但她本人将不会为了儿子的事情而停下她要做的“事情”，因为她做的事“是对的”。 她目前担任流亡维族人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经常发表批评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言论。
共青团系统高官频落马 胡春华铁腕整顿团风

【网讯】针对共青团系统丑闻不断，新任共青团掌门人胡春华上任不久就铁腕整顿，痛斥共青团官员存在心态浮躁、忙于应酬、夸夸其谈，行为张扬等作风，并且强调共青团不是清水衙门，同时下发文件，要求团官员净化社交圈，慎重对待交友，低调做人，少说多干。

　　香港《日报》报道，共青团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出产了大批高级官员，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但近年社会上对共青团官员晋升神速有不少看法，而且共青团系统也爆发不少丑闻，如推荐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邱晓华（前国家统计局长）和张荣坤（私营老板）都卷入上海社保大案，近期落马的北京海淀区长周良洛也是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出身。

　　有“翻版胡锦涛”之称、2006年年底由西藏党委副书记晋升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3月17日在共青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发表讲话，痛斥团内存在六大歪风，包括不思进取、人云亦云、忙于应酬、拉关系、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夸夸其谈、行为张扬、高高在上、脱离青年等。他警告，团官员的作风直接影响到共青团的形象，甚至会影响到中共的形象。

　　胡春华尖锐地批评，“有的团官员在与人交往中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加以评论；有的团官员行事张扬，指手画脚，到哪里都以自我为中心；还有的团官员自我感觉良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言过其实、骄傲自满。”

　　胡春华要求团官员要“保持一种对做人做事的敬畏之心，克己慎行。要低调做人，踏实做事，少说多干。”

　　针对一些团官员与私营老板来往密切，甚至牵涉经济问题，胡春华指出，“共青团并不是清水衙门，团官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同样会经受各种诱惑和考验，受到社会上各种不好的风气影响。”

　　他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警告团官员，要求他们慎重对待交友，注意净化自己的社交圈，多同普通青年交朋友，多同先进模范交朋友，多同专家学者交朋友，洁身自好，倡导良好的生活情趣。

　　此次团中央常委会议还通过《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团官员作风建设的决议》，要求团官员要加强调研和实践锻炼，多到基层去、到青年中去，保持谦虚谨慎，始终严于律己，慎重对待交友。

　　针对共青团官僚作风日渐严重，决议还要求“团内一律互称同志，不称职务；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

国防大学政委：抵制军队国家化是首要问题

【网讯】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日前会见解放军驻银川部队师级以上军官时强调，要紧紧抓住“高举旗帜，听党的话这个根本”，保持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分析认为，在党指挥枪的主导思想下，中国军队还没有实现国家化的苗头。

　　美国之音报道，身兼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三职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日前赴宁夏视察，他重申了要抓住“听党的指挥这个根本”。胡锦涛还要求中国军队提高应对危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胡锦涛的讲话被视为体现了他的军队政治化放首位，现代化放第二位的一贯思路。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马鼎盛说，胡锦涛的思路跟中共历代领导人一脉相承，从毛泽东一直到胡锦涛，党指挥枪不动摇。

　　马鼎盛说：“想当年毛泽东在内战的时候就讲过：‘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看成是命根子，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几代的党的领导人，在接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就要强调，中国军队一定要服从党的领导。”

　　不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民主思潮的兴起，中国海内外出现日益增高的呼声，要求中国军队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走向国家化。然而，中国国防大学政委、上将赵可铭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观点的影响，是中国军队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

　　赵可铭说，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坚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持中国军队性质的根本前提，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他还说，要增强军队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密切关注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台海形势的变化，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随时准备完成统一的使命。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认为，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已是一个深刻教训。在台湾从国民党一党专权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台湾军队也从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转型成国家的军队。

　　郑继文说：“军队国家化，从台湾军队本身，从早先的抗拒、疑虑，到目前的完全接受。台湾军队中目前还有个别的人希望能在政治上积极赢取一些个人利益，但从整个军队来说，都已经确认，军队国家化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郑继文认为，军队国家化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如果军队不能抽身于政治之外，仅仅服从少数个人和党派的指挥，在一个国家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化，走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很多难以想象的阻碍和问题。
独家：中共藏疆小组曝光 怀柔治藏铁腕治疆

【网讯】中共中央涉西藏和新疆的两个决策小组曝光，分别由两名政治局常委担纲。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由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担任组长，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则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担任组长。消息人士称，这一人事布局显示中央对敏感的新疆和西藏事务采取的政策不同，新疆事务以铁腕为主，西藏事务则倾向怀柔。

　　香港《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西藏小组由贾庆林担任组长，公安部长周永康、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等担任副组长；新疆小组则由罗干担任组长。

　　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也称中央对达赖集团斗争协调小组，是中共中央对西藏事务的统筹机构。

　　官方《人民政协报》早前披露，“中共中央适时调整充实了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加大了领导力度，强化了协调职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亲自担任组长，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任副组长，成员增加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宗教局的负责同志，协调机制进一步健全。”

　　这显示该小组成员还包括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财政部长金人庆以及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据悉，安徽省委书记、前西藏党委书记郭金龙也是小组成员。

　　据悉，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层次也与西藏小组相当，组长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担任，副组长包括副总理回良玉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等。

　　消息人士认为，中共中央对这两个小组的人事布局，显示对敏感的新疆和西藏事务采取的态度不同。由于疆独势力多采取暴力等恐怖手段，因此由主管政法的罗干担纲，铁腕打击疆独。

　　而笃信佛教的藏独势力，较少使用暴力，因此由政协主席贾庆林担纲领导西藏协调小组，再加上公安部长周永康和统战部长刘延东，采取怀柔与铁腕相结合，以怀柔为主。尤其是加上发改委、财政部等高层进入小组，就是要“加强对西藏发展问题的宏观指导和综合协调，加大对其他藏区的关注和支持力度”，以确保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西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来与流亡海外的达赖集团争取民心。因此，中央援藏项目也以改善农牧民生活为重点。

备战十七大 军警全面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网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日前在会见驻银川部队师以上官员时强调，要求解放军全面提高部队应对危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十七大胜利召开。公安部也同时表示，要努力避免因公安机关处置不当而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

　　中共十七大将于今年秋季举行，作为中国政坛今年最重大的活动，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必要条件。但是，中国官方前不久公开表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

　　来自《解放军报》的报道说，胡锦涛日前在会见驻银川部队师以上官员时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以昂扬的精神、良好的作风和扎实的工作完成各项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胡锦涛强调，要紧紧围绕搞好军事斗争准备这项重要任务，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各项工作，全面提高部队应对危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要积极投身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为促进宁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央综治委委员、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也表示，对重大群体性事件，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全力维护现场秩序，尽快平息事态，做好善后工作，努力避免因公安机关处置不当而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

　　4月16日至17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罗干出席会议。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周永康、顾秀莲、肖扬、贾春旺、王胜俊、陈冀平及中央综治委委员出席会议。

　　公安部指出，做好十七大和北京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是今明两年全国公安机关面临的重大任务。公安机关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活动，为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作出最大的努力。

　　公安部强调，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服务民众为主题。对重大群体性事件，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全力维护现场秩序，尽快平息事态，做好善后工作，努力避免因公安机关处置不当而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

　　对于影响社会稳定事件，中国政府一般称为群体性事件，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称，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运动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社会运动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和发生的。或许是因为人们不再喜欢“社会运动”，就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来替代。但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讨论人均国民产值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中共六中全会上，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了执政党的文件。但也应当看到，因为各种内外因素，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

　　也就是说，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可能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最有效的办法是社会政治改革，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社会运动。在这方面，中国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的。

周良洛案“牵涉很多人” 北京官场讳莫如深

【网讯】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接受调查的消息4月8日后不胫而走，原因有可能是当前极为敏感的违规批地问题。目前，周良洛受查一事已被相关部门证实。北京市海淀区一位人士因“这个案子估计还牵涉很多人”为由，拒绝透露本案更多细节。

海淀区土地违法案浮出水面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说，在业内人士看来，周良洛“受查事件”绝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政治生涯问题，它将进一步助推北京土地违法的清理工作。去年年底，北京市国土局公布的十大土地违法案件中，除了孙莲莲非法占用海淀区上庄镇皂甲屯村集体土地案外，海淀区并无别的项目。然而，周良洛事件后，海淀区的土地违法案件会相继浮出水面，其中有可能会涉及著名开发商，甚至高层官员。

　　另据了解，本次被调查的还包括周良洛的妹妹，具体项目牵涉到海淀区六里屯处的一个垃圾焚烧厂，投资规模过亿。北京市海淀区一位人士因“这个案子估计还牵涉很多人”为由，拒绝透露本案更多细节。

　　今年3月2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下发了本年度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工作的安排，其中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列于首位。据中央纪委有关人士介绍，此举旨在重点查处“非法批地、未批先用、批少用多、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等方面的案件。

　　在这种大的宏调调控背景下，北京市清理土地违法的力度只会增不会减。北京市国土局的有关负责人也透露，“北京市将把土地违法违规的处理作为一种长效机制。”或许，周良洛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民告官案牵出周良洛

　　有此情者称，周良洛案是从一桩“民告官”土地违法案开始。北京海淀区安宁庄村80名村民1月30日起诉海淀区政府非法批地的消息被传出。有知情人士向外界透露，安宁庄村长勾结公社、海淀区个别官员，在上报北京市政府时谎称安宁庄已经没有耕地，使得安宁庄的多数土地变成“黑地”，并把安宁庄村民“农转非”。

　　然而，村长却将村中土地、资金、和其他村集体财产用来搞非法房地产建设，其中，燕尚园、左邻右社、班加罗尔中心等房地产项目均是用黑地和村集体资金所建，总价数十亿人民币，村长本人也因此成为“亿万富翁”。

　　据相关媒体报道，1月19日，此事曾在海淀区一个名为博雅德园的业主论坛上以贴子的方式出现过，而4月12日，周良洛“事发”后几日，网民以“安宁庄村村民起诉海淀区政府非法批地案”为关键句进行搜索时，只要是涉及到案件具体内容的相关报道或者是论坛贴子都显示为“找不到该网页”，有的更是明确提示“内容正在审查”。

　　据消息人士指出，今年1月13日，此案已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1月18日，即已转到北京市高级法院审理。而周良洛作为海淀区政府法定代表人，其名字在起诉状中亦位于被告之列。由此推断，安宁庄村村民起诉海淀区政府非法批地案由于受到“特别关注”，极有可能直接牵出周良洛的“落马”事件。4月6日，周良洛被中央纪委带走接受调查，而一同接受调查的还有周良洛的妻子。

涉足海淀区北部地区

　　“安宁庄事件”似乎也印证了此前“周良洛接受调查可能与违规批地有关”的说法。然而，有知情人士还透露，不仅是安宁庄，周良洛违规批地的的范围可能会扩大到整个海淀区北部地区。安宁庄只是北部地区的一个行政村。

　　2003年起，海淀启动北部新区发展战略，将中关村重心战略性北移，这将意味着很多行政村将被新兴的城市社区所取代，其间有关土地利益的博弈可想而知。海淀区北部新区是指海淀区西山、百望山以北地区，该地区占海淀区总面积51%以上。

　　而周良洛除了海淀区区长一职外，还同时兼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海淀区北部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主任，这些都是左右土地流向的“命脉职位”。

　　当然，周良洛“出事”后，关于其土地违法的传言更是不绝于耳，什么“打着旧村改造的晃子，把57亩耕地白送给上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把208亩宅基地谎报成工矿用地和毛地，协议出让”等等。然而，最让人信服的可能要算他与“泰跃系”刘军案的千丝万缕联系，“泰跃系”与海淀区在海淀“山北地区”的开发上存在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擅长经营城市”的区长

　　该事件或许只是周良洛“经营城市”理念的一个例子。在2002年召开的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刚从朝阳区调到海淀区出任区长的周良洛对经营城市的概念做出“务实高调”的理解。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经营城市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城市发展进行资源整合和最大限度的利用。

　　2002年7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召开了全区招商引资动员大会，时任海淀区区长的周良洛正式提出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海淀区的思路。当年年底，凭借这一时髦执政理念，周良洛入选该年度中国城市十大明星区长，被称为是“擅长经营城市的区长”。

　　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周良洛任区长期间，提出的开发“区北部地区”的战略规划。海淀区西山、百望山以北的地区所涉范围占到海淀区总面积的51%以上，周本人担任开发委主任，而周本次被调查的所涉项目正处在这一地区。
中国北斗导航卫星与美俄差距大 首重民用

【网讯】中国星期六（14日）发射了一颗北斗导航卫星。中国官员声称，这颗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新阶段。然而，有专家认为，它们都属于北斗一号卫星，因此在导航卫星的发展方面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过它的民用范围确实是非常大的。

　　美国之音报道引述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4月14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地把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是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建设计划的一颗卫星，飞行在高度为两万一千五百公里的中圆轨道。这颗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新的发展建设阶段。

　　中国在2000至2003年期间发射了三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于今年2月在西昌再次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

　　旅美军事专家、克莱蒙研究所亚洲中心研究员林长盛表示，中国过去至少发射了四颗北斗导航卫星，但它们都属于北斗一号卫星，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导航卫星有较大的差距。

　　林长盛表示，首先，北斗一号卫星是区域性而不是全球性的，它只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和俄罗斯的导航卫星则是全球性的。其次，北斗一号卫星是在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也就是说在离地球三万六千公里的高度上运行。而美国和俄罗斯的导航卫星则是在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的低轨道运行。

　　林长盛说，此外，北斗一号卫星在导航方式上也与美俄的卫星有一定的差距。“北斗一号属于主动式的。就是说，如果地面的一架飞机想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它首先要向北斗一号发射一个信号，然后北斗一号再告诉它在什么地方。而俄罗斯和美国的导航卫星都是属于被动式的，它不需要先发射一个信号。那架飞机打开它的接受器就能立即知道自己的所在点。

　　林长盛表示，“所以，中国的北斗一号的功能还是有限的，它的地域有限，不是全球的。另外，它的速度较慢，因为需要导航的车辆或飞机首先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才能接收到自己位置的信号。还有，在军事上，北斗一号卫星比较危险，因为一个军事单位或是一件武器要想确切知道自己的位置，首先要向北斗卫星发信号。而一发信号，就容易被对方判断出自己的位置，因而暴露了自己。”

　　林长盛说，中国目前正在研制北斗二号导航卫星，希望克服北斗一号卫星的局限性。但由于中国没有具体说明这次发射的卫星是北斗一号还是北斗二号，因此现在还不清楚这颗卫星的性质。但有些媒体讲这颗卫星是北斗二号。

　　“据悉，这颗卫星属于北斗二号，就是新一代卫星，属于一个新的导航网络。但是，中国的导航卫星仍然跟美国的卫星差别很大。北斗二号据说是高轨道、低轨道互相结合，既有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也有几百到上千公里的低轨道卫星。而且是先由区域开始，然后再往全球布署。”

　　官方新华社的报道还说，中国将在未来几年里陆续发射系列北斗导航卫星，计划2008年左右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对卫星导航系统的需求，并进行系统组网和试验，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将主要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交通运输、气象、石油、海洋、森林、通信、公安等部门以及其他特殊行业提供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

　　林长盛就此说，尽管导航卫星最初是根据军事需要研究出来的，但它的民用范围确实是非常大的。“拿中国来讲，它不像美国，美国是全球作战，对导航定位的军事需求更大。而中国是区域性的，导航定位的军事需求相对要少一些。所以说，中国花了很多钱研制导航卫星，它自然首先要重视商业用途，要把军用和民用结合起来。发射一颗卫星要花很多钱，如果说不仅能军用，而且能民用，那它的效果就非常好，经济效益就非常大。”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14日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使导航定位系统引起各界关注。不过随后即传出消息称，目前北斗只是区域性的卫星导航系统，且运作方式与美国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不同，其覆盖范围也还不能与后者媲美。当前全球有四大卫星定位系统，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欧洲在建的“伽利略”系统、中国的北斗系统。

　　美国的GPS透过二十四颗卫星构成的卫星网，能够有效覆盖全球大约97%的面积。能与之抗衡的俄罗斯GLONASS系统，目前在轨星仅六颗可用，不能独立组网，只能与GPS联合使用。

　　正在加紧建设的欧洲“伽利略”定位系统，规划三十颗卫星，最高精度比GPS高十倍。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规划由五颗静止轨道卫星和三十颗非静止卫星组成，定位精度为十米。但据了解，目前北斗仅属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只能覆盖中国及周边地区，而GPS和GLONASS都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

　　据称，北斗导航系统（COMPASS）将主要用于经济建设，为中国的交通运输、气象、石油、海洋、森林防火、灾害预报、通信、公安以及其它特殊行业提供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

　　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公司总裁周儒欣表示，中国的卫星导航应用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绝大多数应用都是建立在美国军方主导的GPS系统之上。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关闭应用，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必须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这也是建立北斗系统的意义所在。

前乒乓名将蔡振华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网讯】中国国务院最近任命蔡振华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这是中国乒乓球名将被委以体育行政重任的又一实例。蔡振华成为继徐寅生、李富荣之后，从乒乓球名将晋身为中国体育界领导人的又一范例。

　　官方新华社报道，蔡振华生于1961年，1979年进入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曾以中国队主力球员身份参加1979年、1981年、1983年世界乒乓球赛，拿下男子团体冠军。

　　蔡振华并且于1981年、1983年在世乒赛夺得男子单打亚军，1981年在世乒赛摘下男子双打冠军，1985年与曹燕华合作，取得世乒赛男女混双冠军，战功彪炳。

　　退役后，蔡振华转换跑道，于1991年出任中国乒乓球队男子队主教练，1997年升任总教练。在他领军之下，中国队自1997年第四十三届世乒赛起，连获男女团体冠军，尤以2001年在天津举行的第四十六届世乒赛，包办男女全部七项冠军最为人称道。

　　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乒乓部主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2004年出任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

　　有中国媒体指出，蔡振华能从球员、教练，到进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层，靠的是他在振兴“国球”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因为他担任中国乒乓球男子队主教练时，可说是临危受命。当时正逢中国乒乓球男队陷入前所未有低潮，在崛起的瑞典队面前，1989年失去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91年、1993年再失去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被瑞典队打得抬不起头，“国球”面临空前危机。

　　此时，蔡振华从国外返回中国，勇挑重担，整军经武，先是在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会上率队获得男双冠军。然后从1995年开始收复失地，进而在雪梨奥运包办男女乒乓球四面金牌，重新确立乒乓球在中国的“国球”地位。

　　不仅如此，蔡振华也有识人之明，在他的领导和培养之下，刘国梁从球员成功转变角色，成为金牌教练合格接班人。基于这些因素，蔡振华成为继徐寅生、李富荣之后，从乒乓球名将晋身为中国体育界领导人的又一范例。

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俞可平再谈中国民主

【网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日前参加由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中国政治前景变化”研讨会，在会上俞可平表示：“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中国就是要建设文明、民主、富强、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嘛。”但当被问及写《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背景时，俞可平笑而不答。

　　美国《侨报》报道，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把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但俞可平坚持己见，不改初衷。在研讨会上，俞可平的与会引起美国主流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关心，这位新生代政治学者是如何阐释中国民主的。

　　在研讨会上，被问及写《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什么背景时，俞可平笑而不答。问那篇文章会否给他带来风险？俞可平摇头。他表示，文章发表后海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正可说明他的论述是客观的；而现实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开放给他们探讨民主拓展了很大的空间。

　　至于有媒体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与俞可平交谈过，指出他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只能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俞可平笑称，那只是个别记者的编造。他说，李君如没有跟他谈过这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民主的局限性。

　　在研讨会上，俞可平告诉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创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比如“以人为本”、“法治”、“私有财产”、“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全球化”等过去曾经忌讳谈论的概念，现在有的载入宪法，有的纳入中共决议，有的作为战略目标。

　　俞可平向美国学者介绍了他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概念。他说，“增量民主”意味着要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存量基础；要建立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政治改革要渐进、稳定地进行；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是现在中国民主的集中体现；鼓励“动态稳定”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稳定”；民主必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进行；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俞可平进一步解释了“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的差别。他说，“静态稳定”就是禁止做什么，比如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禁止他表达，也就是以堵为主；而“动态稳定”就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他，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他以北京今年春节放鞭炮为例，以前怕放鞭炮危险、污染环境，简单的办法就是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住。后来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举行听证会和民意调查，70%的人赞成放，但必须限放，结果气氛很好，人反而死得少了，眼球摘得也少了。

　　今年48岁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台湾、美国、德国的大学任客座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民主模式和公民社会制度。他说，民主概念来自西方，就是“人民统治”，人民统治的方式非常多，选举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权力监督、公民参与等。民主有不同的模式，中国有中国的方式。他勾勒了中国民主的三条“路线图”：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

　　俞可平表示，村民民主是中国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路线图，现在有不少地方的候选人实行海选，相当多的省份开始在乡镇一级进行民主选举。他承认基层民主也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独大等问题，但他表示，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中国村民对农村民主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推动基层民主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往后退，只会往前走”。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促物权法尽快出配套法规

【网讯】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等中国法学专家日前建议，物权法的相关配套法规应尽快出台。正如物权法将宪法有关原则和精神进一步具体化一样，作为基本法律的物权法自身也需要制定或修改一系列的下位法即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丰富，将其较原则性的法律条文具体落实。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王利明及杨立新日前详解了物权法如何配套实施的内容。报道说，物权法的亮点之一就是特别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在物权法审议和讨论过程中，曾有人建议应先制订国有资产保护法，再制订物权法。王利明说，这个看法不能成立，因为物权法是基本法，它确立了物权的基本规则，比如物权的范围、保护等，其中包括国有财产权的内容。所以，应先制订作为基本法的物权法，然后再制订具体保护各种不同类别物权的单行法律。

　　王利明说，对保护国有资产的规定是比较充实的，比如确认了国家所有权的范围，确认了国家所有权的专有原则，确认了国家所有权的保护方法，确认了国有财产和民有财产发生纠纷后确权的规则。

　　王利明认为，尽管这些方面已经规定得比较完备，但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尽快制订国有资产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将物权法保护国有资产的规定具体落实。依据不同情形，具体追究企业相关主管人员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不动产统一登记是物权法体系中典型的配套空间。而目前中国不动产登记体系是相当分散的，各个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其职能不同，而分别行使其登记的职权。杨立新称，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不统一、不及时、不全面、不公开的问题，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不仅不能使国家掌握不动产物权的基本状况，更重要的危害是不能使交易的当事人通过不动产登记簿而全面了解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情况，不能够掌握不动产物权上是否存在负担等信息，也给当事人办理登记造成极大的不便，增加了交易成本。

　　杨立新认为，必须尽快制定不动产登记法，确定统一的登记机构，规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程序、登记办法、登记种类，以及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赔偿方法。

　　在王利明看来，建立统一登记制度可以分步骤进行，首先应促使不动产中房地的统一登记。现在房地统一登记已经在我国许多地区实行并且积累了好多经验，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将房地登记统一起来。其次，应将不动产其它部分的登记统一起来，最后将动产和不动产全部统一登记。
很多核心技术落后国外两代 专家吁忧患意识

【网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16日警告说，在很多核心技术上，中国实际上至少比国外落后两代以上，因此，中国科研人员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他希望到2010年能把核心技术上的差距缩短到一代以内。

　　中新网报道，李国杰当天下午应邀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作上述表示。他提醒说，现在整个国家大大小小机关和各个单位基本上都是说成绩长篇累牍、讲问题只有一小段的模式，这不符合中共中央提出来的忧患意识，“如果这个问题不改进，大家都喜欢沾沾自喜”。

　　他提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科研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这当然是好事，但国外鼓吹中国威胁论，“你吹五分他吹八分，国外是大忽悠，我们（有些人）是小忽悠，现在搞得我们（有些人）很得意说美国也说中国技术水平有多高”，这样就造成中国科技界出现盲目乐观情绪，缺乏清醒头脑。

　　李国杰称，根据他的判断，实际上在很多核心技术上中国至少比国外落后两代以上，包括中国的芯片、电脑等，芯片一代是两年，两代就是四年。中国科技界应不断努力缩短这个差距，他希望到2010年能把核心技术上的差距缩短到一代以内。

　　针对关于“汉芯”造假事件的提问，李国杰认为这给中国科技界敲了一个警钟，今后最重要的是完善包括同行评议在内的制度，杜绝“钻空子”现象发生，同时在科学研究及相关管理工作中还要避免急功近利思想。

　　这位知名科学家还提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都是强国，至少两千年，不要小看中国人，说中国没有做强国的命，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两百年来有很多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年轻人如果缺乏理想、缺乏追求，太看重物质利益，国家振兴力量就会减少，凝聚力就会减弱。中华民族美好的东西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焕发，“我对中国年轻人充满希望”。

官方新华网赞上海政府体察民情 不提习近平

【网讯】官方新华网17日发表文章，称赞上海政府正在逐步推广的“做好事”也不忘听取市民意见的工作程序。文章引述基层官员的话说，政府“做好事”也不能强加于人，但通篇没有提到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大名。

　　有分析称，官方媒体此举是有意低调处理习近平，因为在经历了2006年的陈良宇案，进入2007年，在习近平主掌上海前后，此案又掀起余波，近日才稍稍有所平静。除此之外，即使不提习近平的名字，也自然会让人将这些政绩与“习近平”联系起来。

　　报道说，上海田林街道居委会官员没有想到，政府“出大头”为老式楼房过道加装防盗门这样的“好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这么多居民利益的协调问题。为此，他们举行了听证会，挨家挨户征求居民意见。

　　报道说，像这样政府“做好事”也不忘听取市民意见的工作程序，正在上海逐步推广。一些基层官员说，政府“做好事”也不能强加于人。

　　为了推进“平安小区”建设，上海田林街道决定给小区内的老式楼房加装五百多扇电子防盗铁门，所需投入八成由政府部门出资，余下二成由小区物业基金提供，居民基本无需自掏现金。

　　一开始，街道官员认为这样的“好事”居民准会“热烈欢迎”。但没想到的是，异议和顾虑很快就传了出来：底楼居民怕防盗门遮挡光线、开门关门动静太大，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订奶、订报的居民担心加装铁门后送奶、送报不及时；还有钟点工、租房户的铁门钥匙分配问题……

　　田林街道官员许淳轶说，政府做“好事”，不能“好心办不顺心的事”，如果引出居民纠纷，就有违初衷了。为此，田林街道要求各居民区都访民情、听民意，举行居民听证会，每家每户发放意见征询表，对居民的意见要“件件有响应”：底层居民怕铁门遮光“吵闹”，在设计铁门时就特别要求采取“栅栏式”和慢关门的技术；送奶、送报和楼道保洁人员进大门，统一到物业保安处拿钥匙。每个小区都要等到所有居民都签字同意了，“防盗门工程”才可以正式启动。

　　政府“做好事”也要“听证于民”，这在上海已推行到多个领域。一些基层政府在为小区实施公共绿化工程、开展公共菜场布点规划时，都启动了形式不同的听证或征求意见的工作程序。

　　有关人士说，社会利益错综复杂，政府部门做实事好事，千万不能“想当然”。比如城市绿化，绿树成荫当然是好事，但大树遮挡部分居民家里的采光也是“实在的烦恼”，应该给予适当的关注和解决。

　　上海基层政府人士说，政府“做好事”，要紧贴市民的需求，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自娱自乐”，更不能仅仅为了在年终工作总结上“留一笔”而简单行事，要“好心办实事出实效”。

“不适合国情” 财产申报公民当先官员缩头

【网讯】中国个税申报4月2日24时到期，160多万年收入超过十二万元的民众自行办理了纳税申报，然而有质疑称，民财先报，官财岂可后报？事实上，中共中央已经正式公布数项规定，也有拟议的法规，要求官员申报家庭财产，然而最后都不了了之，其中一条解释是“不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青年报》报道，官员申报纳税不了了之是十二万元自行申报制度施行后，公众反应最强烈、最直接之处。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是山东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上成为明星。2005年王曾提出《建立官员个人资产申报制度》的议案。

　　实际上，在王全杰之前，已有数部法规涉及此事。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只是“当时由于技术手段无法满足要求等等原因”而没有进行下去；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不幸的是，这些拟议的法和正式公布的规都不了了之。其中一条解释是“不适合中国国情”。有关方面曾明确表示，“官员申报财产，涉及面很广，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的”。

　　报道说，万幸的是，终于，操作的技术手段解决了，中国国情也适合了，财产自行申报制度开始实施了。但是，这次是请公民打头阵的。

　　法学家乔新生撰文道：“有些民众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通过申报方式，公布给有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公务员，也不愿意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主动履行纳税义务。”

　　其次，纳税人把钱交上去了，当然关心钱是怎么花的，拿预算来！然而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蔡定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服务了十多年，但几乎没有看到过国家预算。2005年，蔡在新加坡国会调研，提出想看看国会预算，国会图书馆馆长送给蔡两本新加坡当年的国会预算。不留神，蔡定剑在国外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此也表示，目前中国预算编制比较粗糙，审查时间太短，人大代表不专业，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本届两会为例，安排审议财政预算的时间只有3月6日下午和3月7日全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2000多名人大代表对关乎整个国计民生的财政预算进行详细的审议是非常困难的。而外国的议会60%的时间是用在审议各种预算上的。

　　实际上，知晓和掌握税收用途，是纳税人的第一权利。税收用途最遭人白眼的是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中国行政管理费用1950年在13.13亿元，1960年31.39亿元，1970年32.00亿元， 1985 年171.06 亿元，1990 年414.56 亿元， 2000年2768.22亿元，2004年5521.98亿元。改革开放25年间增长了104倍。

　　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0 年为13.44%,2000 年为 17.42%，2003年为19.03%。

　　与其他国家在统计口径上或许有出入，权且一比：日本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为2.3%（1993年），德国2.7%（1998年），埃及3.06%（1997年），英国4.19%（1999年），韩国5.06%（1997年），泰国5.2%（2000年），印度6.3%（2000年），加拿大7.1%（2000年），俄罗斯7.6%（2000年），美国9.9%（2000年），意大利 23.09%（1999年）。

　　行政管理费用如此生猛增长，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养的人太多，各级财政又养了哪些人？谁说得清？比如刘翔，政府财政肯定掏了钱。比如另一个上海人姚明，美国政府就不会掏钱。

　　财政不仅养的人多，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官员公费出国消耗的财政费用大约3000亿元，此后公费出国之风有增无减。内地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1年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06年国防开支的两倍……所以，有些大学毕业生拼着命也要考公务员，有些岗位竞争和录取比例达到 200：1。

　　所以，2006年4月3日，当湖南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村委会主任蒋石林，状告常宁市财政局超预算购买豪华车，闻者无不欢欣鼓舞。只是不知此事结果如何。

　　2006年11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传出消息：国家要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要将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对此，闻者亦欢欣鼓舞。但大家马上就记起此前国家也有规定，“四菜一汤”，后来被下面改成了“四盆一缸”。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曾说：“我最不想埋单的是增长最快的行政费用。”最不想，增长偏偏最快，铁算盘也无奈。

朱镕基现身福建 登台拉胡琴赢满堂喝彩/组图

【网讯】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4月10日晚在观看完福建泉州传统曲艺后，饶有兴致登台为现场观众拉起胡琴，赢得满堂喝彩。朱镕基于1998至2003年任国务院总理一职，最大的爱好是京剧。

　　来自人民网的报道，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4月7日至11日在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泉州市委书记郑道溪、泉州市市长朱明等陪同下在福建泉州市安溪、惠安等地考察，并深入农村、企业等单位，进行相关考察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