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三十人涉郑筱萸案 药监反腐面临严查
【网讯】中国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并不意味药监系统的反腐风暴即将终结。知情人士日前透露，政府对药监系统的整顿不会到此止步，更深入的反腐行动正在酝酿之中。涉及郑筱萸案件的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当中大部分人仍要等到下一阶段处理完郑筱萸手下的曹文庄等人后再行处理。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女士5月31日下午表示，不能因为郑筱萸一个人而否定全国药监系统，也不能把郑筱萸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引申为这个系统的错误。据此，业内有人认为药监系统的反腐风暴即将终结，很多人都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中国经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政府对药监系统的整顿不会到此止步，对药监局存在的问题，纪检监察机构还会继续查办。
报道称，涉及郑筱萸案件的至少有三十人以上，这些人大多分布在国家药监局直属系统、各省药监局基层机构以及部分企业中。在这些人当中，除少数人犯罪事实认定比较清楚、已经受到相应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外，大部分人仍要等到下一阶段处理完郑筱萸手下的曹文庄等人后再行处理，目前这些人已被其所在地的公检法机关控制。
“郑筱萸主政期间强行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滥用职权，对中国制药业的伤害，数年之内无法恢复。如今，中国制药业在公众心目中已经信誉扫地。”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的消息刚刚传出，一位制药厂的负责人如是说。
但对于上述观点，业内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严惩郑筱萸是必要的，但是否判死刑还需斟酌。”一位医药界的资深人士认为，舆论界把2006年发生的齐二药事件、安徽华源“欣弗”事件、广东“佰易”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出口“毒”饲料事件等统统归罪于郑筱萸，并非实事求是，“郑筱萸是2005年6月就离职的，他为任期以外的事故该负全责还是部分责任？公众应该避免一些情绪化的冲动，冷静思考，一人之死能否换来药监系统的清廉？”
一个郑筱萸起贪念 13亿人健康受威胁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日前被一审判决死刑。《联合早报》3日载文称，他曾经是假药的受害者，却为了贪念而选择睁只眼闭只眼，让假药劣食过关，害死害惨无数平民百姓。他受过大学教育，却声称在接受调查后才明白，默认亲属收礼是受贿——监督药品安全的一把手，竟然就是13亿人口健康的最大威胁。
文章表示，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名成立，郑筱萸本周被判处死刑，个人财产全部没收。他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及儿子非法收取药商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649万余元（130万新元）。
郑筱萸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及人体生理专业，在杭州的药厂工作23年后，于1998年出任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2003年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据央视报道，在药厂当厂长期间，郑筱萸患病住院时，体内曾被输进假药，经抢救后保命。可能这段经历让他心有余悸，所以他上任后，就铁腕推行两大新政，一是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二是统一核发药品批准文号。不料，这些政策满布漏洞与诱惑，一步一步将他推上断头台。
文章表示，按规定，凡未能取得认证的企业，一律不准进行药品生产。这个做法看似能加强药品管制，但一个“贪”字却足以打乱游戏规则。药监局抓住审批大权，高官一个点头或摇头，药品的命运就马上改变，所以想钻门路的药商只要把钞票送进贪官口袋，价值巨大的药品批文就能到手。回头再看，“欣弗”、“齐二药”、“PAAG隆胸物质”等劣药假药全能通过认证，一点也不奇怪。药监局一官员就说：“造了多少孽，郑筱萸自己心里最清楚。”
据报道，郑筱萸不止自己贪，还纵容手下滥批新药，仅2004年一年就批了10009种，和美国药监局同年仅受理148种新药申请相比，速度快得叫人难以置信。
体制监督不足固然是一大陷阱，但贪官本身的恶念才是元凶。据《商务周刊》报道，虽然郑筱萸予人印象儒雅，又写得一手好书法，但一官员对他的评价却是：花心腐败、独断专行、用人不察、好大喜功。
据说，他喜欢结团，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班弟兄；在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位子上，他都安插心腹坐镇，他的两位前秘书都在药监局里掌握大权，结果左膀右臂双双落马；他敢于收钱不是秘密，出席制药企业的剪彩、揭牌活动，“出场费”可达20万元人民币。
郑筱萸的密友把他疯狂敛财的行为与年幼时家贫联系在一块。《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郑筱萸是福州人，母亲早逝，靠父亲在医院担任挂号工作养活家中五兄妹。郑筱萸排行老大，由于家境困难，常常下雨天把鞋子放进书包，打赤脚回家。在工作后，即使进入国家药监局，郑筱萸在老同学聚会上，仍提及自己收入少，每月只有1700-1800元，不过，才不到几年时间，复旦百年校庆时，他已是坐着马赛地600出现的阔派人物。
在出事前，郑筱萸曾重复向当地媒体强调：“食品药品关系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这个行业干特别要注意讲职业道德，社会责任。”
他的金钱观是：“一个人去世时，能带走的一定不是金钱，而留在世上源远流长的也不是金钱，是人的品格和精神。”
文章表示，这些话现在听来相当刺耳。他曾经西装笔挺、威风神气，但最后出现在庭上的，却是一个满头白发、双手被铐的落寞囚犯。金钱他带不走，品格和精神也没留下。
纽约时报》：重庆是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
【网讯】新出版的《纽约时报》在国际版刊登文章说，重庆已经是中国内陆地区最大的都市，但在未来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更大的追求会刺激重庆设法跟上海、北京争夺“全国最大的城市”的头衔。
中新网引述文章说：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看到满是公寓的山丘，你可能会想起香港，这里密集的人口会让你想起东京，还有那些横跨长江两岸、如同布鲁克林大桥的工程，可能还会让你想到纽约。
文章用“巨人般的”、“水泥森林”、“一千二百万人口”这样的词句来描述重庆，并认为它将是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这篇报道被放在周五国际版 A15的头条位置。报道配发了一张江北区一个建设工地的巨幅照片，反应这个城市正在迅速地成长。文章说：在重庆，到处可见新的高速公路、新的大桥、拔地而起的高楼，很多时候，新的景象到不会让你感到惊奇，反而是很偶然地见到城市旧貌的痕迹时，你会吃惊。
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也曾建设了许多大的都市，比如从中国北部的天津到南部的深圳，但这些都市都集中在中国东部富裕地区。但重庆迅速崛起是一种象征：北京正在花大力气试图使有着四分之三人口的内陆地区能享有东部的经济繁荣。北京领导层已形成共识，要解决内地的贫困，就必须鼓励成千上万人选择城市。
文章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被认为是消除贫困的一条路径。在1978年，只有18%的中国人生活在城镇。但在2010年前,中国当局预计这个比例将增加至50%。人口统计学家和很多其他的专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移民。
文章说，一个接一个，中国内地的城市争先恐后地实行城镇化。但不论是从规模、目标或者改造的程度看，有着一千二百万人口的重庆都自成一格。伴随重庆经济成长，这个城市每年吸引约二十万人来到这里，相当于增加一个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Akron)，或是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Orlando)市的人口，且重庆仍没有停止城市化的步伐。
文章说：他们还在扩大城市的容量, 通过一个名为“一小时经济圈”的规划，他们迅速地将城市周边地区联系在一起。 重庆希望在未来五年内能够使大约二百万农村人口迁入距离市中心一小时车程的新城镇区，此后五年内再迁入两百万人。
文章也认为，庞大的人口迁移计划使重庆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重庆是一个以水运、钢铁、冶炼、摩托车制造和汽车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环境污染一直困扰着这个城市，重庆计计划将制造大量空气污染的大型钢铁厂移至郊区，也正拟定其他解决之道。一位环保人士表示：“去年冬天，你可以见到十天的蓝天白云，这在更早之前是见不到的”。不过这位环保人士也说，随着人口增加，城市环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这篇文章报道了一位从加拿大回到重庆的工作的赵姓女士，她坦率说选择回到重庆，因为她认为重庆比起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机会。
这篇报道还配发了一张进城打工的农民的照片。文章说：在重庆,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人,每天拿着根木棍，徘徊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都在寻找临时搬运工作的机会，其他一部分的新重庆人则进入忙碌的建筑业。
文章报道：余海(音译)，一个长着娃娃脸的二十五岁男子，他今年4月份独自从家乡四川来到重庆，希望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来帮助他家中已经七十岁但仍坚持田间劳作的父亲。“我的父亲干得很累”，住在工地附近余先生说，他的周围不乏刚从农村过来的民工。他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我会坚持下去”。余先生接着说“我为什么要回家？在家种地实在太闷了”。
“你是天下第一贪”高纯与郑筱萸较量12年
【网讯】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判决，郑筱萸被依法判处死刑。而为了揭发国家药品监督存在的问题，原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职工高纯（见图）走上了长达12年的上访之路。
郑筱萸：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
《长沙晚报》报道，2004年的一天，高纯的电话转进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的办公室。
“喂，哪位？”郑筱萸轻言细语地问。
“高纯。”
“哪位高纯？”
“湖南岳阳高纯。”高纯不紧不慢地答。
“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郑筱萸不再温和，在接下来的通话时间里，他“咆哮，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举报都九年了，还没有答复，我就是要告!”高纯柔中带刚。
……
“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
“你是天下第一贪官!”高纯掷地有声。
“啪”，郑筱萸挂断了电话。
此前，高纯跟郑筱萸有过两次面对面的接触。“1995年，郑筱萸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我举报所在的工作单位——岳阳中湘康神药业某负责人指使、逼迫技术人员在特拉唑嗪等多个新药的申报中大规模做假，我从岳阳、长沙一路告到北京，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接待日第一次见到了郑筱萸……当时真是平易近人，笑眯眯的。他说，这件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1998年，国家药监局成立，集中行使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郑筱萸任局长。尔后，高纯又一次见到了他，依然“平易近人，笑眯眯的”，再次表示要“一查到底”。
2003年4月18日，在邮寄三次对方均未收到的情况下，高纯坐火车去北京，将行政诉讼状递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6日，北京一中院下达裁定书：高纯所诉并非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不予受理。两天后，高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6月8日，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9月8日，高纯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各寄了3次。“虽然已经3年过去，但我仍然只能等候。”
一位药政官员：你告什么告？全国都这样
1966年3月，高纯出生于岳阳市华容县，1988年7月，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系。1993年，高纯任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药物研究所制剂室主任，他奉命到南京找某大学教授谈一个新药合作项目。“我一看那些数据报告就生气，还跟那位教授吵了一架。说起来你们不相信，就是把1元多钱一瓶（含100片）的阿斯匹林片的剂型改为500毫克，然后申报新药，涨价到几元钱一片。而且，那些实验数据80%都是假的，含量测定中也没做阴性对照，还有40摄氏度加热实验的笑话。我一个普通工程师都知道，阿斯匹林片在40度下肯定融化了。”
高纯打电话告诉单位“这个项目不能做”，数据报告也没带回岳阳。但是，没过多久，那教授转眼就跟江苏一家药厂做成了这单“新药”，面市的药片每片售价6元。“他按我提的意见修改了部分数据，做成了。”
1995年2月，中湘康神药业负责人从上海某人手中购买了美国雅培药厂的进口成药“盐酸特拉唑嗪”，让高纯等药剂室人员将该药片直接剥出，换个瓶子送检省药管部门。
“雅培药厂的每片药上都有一个短横加一个圆圈的防伪标志，我们科室12个骨干都反对，那位负责人开会发脾气，我就站出来说，这是坑人的事，你这样搞是要搞垮企业的。但后来上面的人找我谈话，说我的行为是破坏生产、搞垮企业。”高纯说，他们就是要撤掉药研所，直接买成品换包装申请新药，贪污科研经费；新药证书发下来，省市都会给奖金，每个新药几十万元……那位负责人在任时就通过了4个新药。
高纯对那负责人的做法很是看不惯，他在实验室里大发脾气：“这种药还能送检？”然而，同事告诉他：“没问题，都公关好了，XXX说了，可以通过。”1995年3月28日，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果真通过了新药临床前审评。
1995年5月16日，高纯向上级药政部门署名举报此事，当天，就有人给那负责人通风报信。8月21日，上级药政部门给出书面答复：中湘康神药业的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弄虚作假情况属实，取消临床申报资格，并报卫生部备案。可这时，一位药政官员冲高纯说：“你告什么告？全国都这样！”
“我根本不敢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便决定利用同学和朋友关系摸一摸其他省份的情况。”为此，高纯走访了湖南、湖北、安徽、广东等8个省，对药企、医院、药监、卫生等部门和单位广泛调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单位那位负责人的行为其实是普遍的现象。”
高纯：现在我已经欠了一屁股账
“从1995年开始举报的12年里，我不停地写信、上访，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了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两封，电话打了500多次，去了北京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长接待日去的……到了2003年，我忍无可忍，直好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国家药监局。”
这样做注定“不会有好果子吃。”2001年，35岁的高纯被迫“内退”。他给人背煤气罐上6楼每瓶挣2元钱的事也被莫名地挤掉，原单位那位领导指使他人将他打成轻微伤、永远失去了报考职业药师的资格，走上了上访诉讼这条“谁也不愿意走的路”。
高纯离开岳阳后，曾经隐姓埋名先后到三家医药企业打工。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能够很快地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后往往就要跟药监系统的人打交道……老板笑呵呵地问我，你是湖南岳阳的高纯吧。我也笑笑，只好辞职。”
在上访中，高纯“往往是前脚进什么局，原单位的人后脚就跟进来了。他们虽然不打人，但他们会把我‘接’回去。2000年5月25日，国家药监局两位处长赶到岳阳我家中，取走了原始文件一套，答应鉴定后告知结果、返还原件，我多次打电话去要，他们理也不理。我亲自去北京要，他们就叫保安抓人，遣送……这样并没有吓倒我，如果有人来‘接’，我就跟他们回去。大不了就是多跑一趟，回去后我再来，看他们还来不来把我‘接’回去？说穿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烦他们，烦得他们六神无主。再说，他们做得未必我就说不得？”
2002年6月28日，高纯到国家药监局上访，刚一进门就有人来“接”，他只好跟着走。“我人都上了车，却在朋友的帮助下逃走了。根据那架式，我断定这次跟他们走不会有好结果的，不逃不行。”高纯逃出来后直接去了北京陶然亭公园，在公园的一棵大柏树下睡了一晚，第二天，花了5元“大价钱”在国家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我白天就去图书馆看书，晚上就回到那棵大柏树下睡觉，正是这次，我弄懂了行政诉讼法并决定对国家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进行起诉。”
“12年来，我写检举信、打电话和上访上千次，花了不下30万元。”高纯叹了一口气，“上访的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现在我已经欠了一屁股的账，今年，我女儿上高中需要一万元钱都筹不到！”
女儿知道父亲在告状、没钱，但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小学三年级时，她把新校服还给老师，说：“老师，我不要，我爸爸没钱，去年的校服还能穿。”这件事，高纯记得很深。
郑筱萸被“双规”后，许多记者找高纯采访。“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高兴，也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郑筱萸一案开庭后，又有很多记者找高纯，但他都拒绝了。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判决，郑筱萸依法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获知此消息，记者立即打电话给高纯，请他“谈谈感想”，出乎意外的是，高纯并不显得兴奋，“我一大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虽然郑晓萸一审被判死刑，但我个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个结果，是郑筱萸的悲哀，郑筱萸们的悲哀，当然，也是社会的悲哀！同时，还是我个人的悲哀……这个事情到现在于我是应该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的，但是我却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东西，相反，我的人生安全还受到了威胁，只能东躲西藏。唉——”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中共天津市委换届选举 张高丽当选为书记
【网讯】中共天津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2日选举张高丽为市委书记，戴相龙、邢元敏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黄兴国、王小京、肖怀远、臧献甫、杨栋梁、散襄军、史莲喜、陈超英、苟利军、段春华。
据人民网报道，中共天津市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臧献甫为市纪委书记，韩启祥、孙文魁、闫堃、李伟为市纪委副书记。
张高丽，1946年11月出生，福建晋江人。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毕业，大学文化，教授。
张高丽1965至1970年在厦门大学经济系学习，任系学生会主席；1970至1985年在石油工业部门工作；1985至1988年任广东省委委员、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8至1993年任广东省委委员、省政府副省长；1993至1997年任广东省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1997至1998年任广东省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深圳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1998年起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深圳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2001年12月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02年3月在山东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山东省省长。2002年11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2003年1月辞去山东省省长职务。2003年4月在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山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3月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张高丽是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中央委员。
黄 菊 病 逝 传 北 京 将 依 惯 例 高 规 格 安 排 丧 事
【 网 讯 】 中 国 政 坛 第 六 号 人 物 —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黄 菊 6 月 2 日 凌 晨 在 北 京 逝 世 。 北 京 不 仅 在 其 去 世 后 四 个 多 小 时 就 发 布 了 讣 告 ， 高 度 评 价 其 为 “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优 秀 党 员 ， 久 经 考 验 的 忠 诚 的 共 产 主 义 战 士 ， 党 和 国 家 的 卓 越 领 导 人 ” 。 消 息 人 士 透 露 ， 北 京 将 依 惯 例 高 规 格 安 排 黄 菊 丧 事 。
据 香 港 《 大 公 报 》 报 道 ， 黄 菊 是 三 十 年 来 第 一 位 在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位 置 上 病 逝 的 高 官 。 北 京 消 息 人 士 表 示 ， 官 方 将 依 循 惯 例 高 规 格 安 排 2 日 去 世 的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黄 菊 的 丧 事 。
黄 菊 自 2 0 0 5 年 底 被 传 身 患 胰 腺 癌 后 ， 公 开 露 面 很 少 ， 因 此 成 为 外 界 揣 测 焦 点 。 随 着 中 共 着 手 安 排 十 七 大 人 事 布 局 ， 外 界 对 黄 菊 的 情 况 愈 发 关 注 。
今 年 3 月 北 京 两 会 期 间 ， 久 未 露 面 的 黄 菊 高 调 亮 相 ， 在 与 上 海 人 大 代 表 座 谈 时 公 开 表 示 ， 称 赞 上 海 “ 保 持 了 稳 定 良 好 的 局 面 ” ， 并 要 求 上 海 官 员 “ 更 加 紧 密 地 团 结 在 以 胡 锦 涛 同 志 为 总 书 记 的 党 中 央 周 围 ” 。 而 在 5 月 2 8 日 结 束 的 中 共 上 海 市 第 九 届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全 体 会 议 闭 幕 式 上 ， 选 出 了 7 3 名 中 共 十 七 大 正 式 代 表 ， 黄 菊 亦 列 其 中 。
有 分 析 人 士 指 出 ， 官 方 新 华 社 在 黄 菊 逝 世 后 不 久 随 即 发 出 讣 告 ， 也 表 明 中 共 周 密 安 排 ， 对 他 的 评 价 已 达 成 共 识 。
细 观 中 共 在 讣 告 中 使 用 的 “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优 秀 党 员 ， 久 经 考 验 的 忠 诚 的 共 产 主 义 战 士 ， 党 和 国 家 的 卓 越 领 导 人 ” 等 语 ， 虽 未 使 用 对 核 心 领 导 层 常 用 的 “ 伟 大 的 ” 、 “ 杰 出 的 ” 一 类 词 汇 ， 但 称 其 为 “ 党 和 国 家 的 卓 越 领 导 人 ” 的 用 语 已 与 邓 颖 超 、 李 先 念 、 彭 真 、 王 震 等 中 共 元 老 讣 告 相 若 ， 对 其 贡 献 予 以 充 分 肯 定 。 中 共 对 黄 菊 的 后 事 与 评 价 高 调 而 适 度 ， 谨 慎 且 周 密 ， 从 中 也 可 看 出 为 今 秋 召 开 的 十 七 大 营 造 稳 定 政 治 局 面 的 良 苦 用 心 。
黄 菊 久 病 早 已 淡 出 决 策 工 作 中 央 不 急 补 缺
【 网 讯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黄 菊 于 6 月 2 日 逝 世 。 有 分 析 认 为 ， 虽 然 黄 菊 贵 为 政 治 局 排 名 第 六 的 常 委 ， 但 由 于 其 患 病 已 久 ， 早 已 淡 出 中 央 主 要 决 策 工 作 ， 因 此 其 逝 世 对 政 局 影 响 有 限 。 外 界 预 料 ， 由 于 新 一 届 的 政 治 局 及 其 常 委 会 将 于 今 秋 的 十 七 大 产 生 ， 国 务 院 也 将 于 明 年 3 月 换 届 ， 因 此 中 央 目 前 并 不 急 于 填 补 因 黄 菊 逝 世 遗 留 下 来 的 遗 缺 。
据 香 港 《 日 报 》 报 道 ， 香 港 城 巿 大 学 政 治 学 讲 座 教 授 郑 宇 硕 指 出 ， 预 料 黄 菊 病 逝 对 中 国 政 坛 的 影 响 有 限 。 “ 黄 菊 身 体 不 好 已 有 一 段 时 间 了 ， 即 使 他 目 前 仍 然 健 在 ， 在 今 秋 的 中 共 十 七 大 也 将 退 出 政 治 局 常 委 行 列 。 ” 虽 然 黄 菊 生 前 分 管 经 济 和 金 融 工 作 ， 但 他 认 为 在 温 家 宝 担 任 国 务 院 总 理 的 情 况 下 ， 中 国 经 济 已 经 有 固 定 和 清 晰 的 方 向 ， 黄 菊 逝 世 的 影 响 不 大 。
对 于 黄 菊 的 继 任 人 选 ， 郑 宇 硕 说 ： “ 一 般 相 信 ， 中 共 十 七 大 人 事 安 排 的 方 案 ， 都 要 到 七 、 8 月 才 能 拍 板 。 在 黄 菊 早 前 病 重 时 ， 中 共 领 导 层 在 考 虑 有 关 方 案 时 ， 一 定 已 将 黄 菊 要 退 下 来 这 个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 黄 菊 的 继 任 人 选 当 然 要 在 政 治 局 常 委 有 一 个 职 位 ， 而 且 这 个 人 选 要 比 较 年 轻 一 点 的 ， 相 信 也 是 以 后 接 任 温 家 宝 的 班 的 （ 即 在 2 0 1 2 年 接 任 总 理 ） 。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经 济 学 教 授 胡 星 斗 认 为 ， 黄 菊 逝 世 对 中 国 政 坛 影 响 不 大 ， 因 为 外 界 早 已 预 料 他 将 会 在 十 七 大 后 引 退 。 “ 实 际 上 ， 黄 菊 早 已 没 有 正 常 主 持 工 作 ， 其 在 国 务 院 的 分 管 工 作 已 早 被 另 一 位 副 总 理 吴 仪 接 下 。 ”
香 港 大 学 政 治 及 公 共 行 政 学 系 主 任 张 赞 贤 表 示 ， 多 年 以 来 ， 包 括 黄 菊 在 内 的 多 名 出 身 自 上 海 高 层 的 官 员 都 获 得 中 央 提 拔 ， 这 样 的 政 治 布 局 曾 对 上 海 发 展 很 有 帮 助 ， 但 也 因 为 过 去 的 发 展 聚 焦 上 海 ， 结 果 也 造 成 地 区 官 员 滥 权 、 贪 污 和 发 展 不 平 衡 的 情 况 。
不 过 ， 张 赞 贤 强 调 ， 虽 然 黄 菊 病 逝 ， 政 治 局 前 委 员 、 上 海 前 巿 委 书 记 陈 良 宇 ， 去 年 又 因 为 上 海 社 保 基 金 案 下 台 ， 但 这 并 不 代 表 上 海 不 会 得 到 重 视 ， 只 是 中 央 政 府 会 更 强 调 平 衡 各 区 域 发 展 ， 过 去 对 上 海 “ 特 别 照 顾 ” 的 情 况 应 不 会 再 现 。
广西发生暴力抗法事件 170名执法人员遭围攻
【网讯】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法院5月31日在对一起土地权属纠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时遇到了严重的暴力抗法事件，170余名执法人员被民众围攻，7人在冲突中受伤。
中国法院网报道，该执行案件的争议权属土地是罗城县小长安镇下梧村的“鸠扒坟岭”，争议发生于1996年，争议双方分别是罗城县小长安镇下梧村罗笛屯和该村的木偶屯(下分别称罗笛屯和木偶屯)。同年，罗城县人民政府对双方的争议作出了处理决定，当事人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1997年，原河池地区行政公署对当事人的该权属争议作出复议决定，认定争议的“鸠扒坟岭”为国家所有，并确定由罗笛屯管理使用。木偶屯于是不服而选择了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罗城县法院审理后，于1997年11月17日作出(1997)罗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维持了原河池地区行政公署的复议决定，当事人在法定的上诉期内没有上诉，该判决生效。
2006年3月，木偶屯组织民众侵占“鸠扒坟岭”，并强行将罗笛屯民众种植在“鸠扒坟岭”的60亩甘蔗和120亩玉米进行了翻犁，种上自己的农作物，给罗笛屯民众造成了惨重的损失。2006年5月15日，罗笛屯向罗城县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将木偶屯诉上法庭。罗城县法院就这一侵权诉讼进行了判决，判令木偶屯将“鸠扒坟岭”返还给罗笛屯管理使用并赔偿因侵权给罗笛屯造成的经济损失9万多元。判决送达后，双方没有上诉，判决生效。但是，木偶屯没有自动执行生效判决，罗笛屯向罗城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生效判决。
罗城县法院受理强制执行申请后，由于意识到当事人两屯间的矛盾对立相当尖锐，且当地民风也异常的强悍，认为该案的执行将会非常棘手，执行难度将非常大。因此，罗城县法院向该县政法委请示汇报。接汇报请示后，罗城县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三机关进行商讨执行对策，由法院先行协调。但是在随后的法院协调中，法院无法说服木偶屯履行生效判决。
经过再请示罗城县政法委后，政法委决定协调组织人员对“鸠扒坟岭”权属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由公、检、法、司、民兵等170人组成强制执行队伍，强行翻犁木偶屯种在“鸠扒坟岭”土地上的农作物，将土地交还给罗笛屯。
在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木偶屯纠集本屯民众多人冲破了执行人员设置的警戒线，围攻执行人员。暴力抗法人员毁坏了用于翻犁的拖拉机，扔石头打伤了7名执行人员，其中有2名执行人员的伤势非常严重。
事件发生后，强制执行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但是直到31日夜晚，木偶屯情绪激动的民众依然将在现场的100余名执行人员团团围困，使之未能从现场撤离。
为了营救被围困的执行人员，河池市政法委、河池市中级法院、罗城县县委政法委、罗城县政府组织人员进行了协调，31日晚8时30分，被围困的100余名执行人员才得以从执行现场安全撤离。
此事发生后，河池市中级法院已将遇到暴力抗法的情况向广西区高级法院和其他有权部门进行了汇报。
翟鸿祥辞北京市副市长 或任华夏银行董事长
【网讯】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决定了人事任免事项。翟鸿祥（见图）辞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职务，张清被任命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此前有媒体报道，翟鸿祥辞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后可望出任华夏银行新一任董事长。2003年5月，原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接替陆宇澄就任华夏银行董事长，而陆宇澄就任华夏银行董事长前，其行政职务也是北京市副市长。
综合媒体报道，翟鸿祥曾任北京有机化工厂副厂长、党委书记，北京市审计局副局长、局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兼市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2003年7月任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因年龄达到中央规定的任职界限，翟鸿祥同志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会议以按表决器的形式，审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翟鸿祥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随后表决决定，任命原市委副秘书长张清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接近华夏银行高层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一位华夏银行总行的中层员工透露，翟鸿祥将接替现任董事长刘海燕正式掌舵华夏银行。据华夏银行2006年年报披露，该行第4届董事会将于2007年6月29日结束，刘海燕届时亦将卸任。
华夏银行现任董事长刘海燕是2003年从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卸任后，进入华夏银行担任董事长的。在他的领导下，华夏银行成功在A股市场上市，并引进了德意志银行等境外战略投资者。
一位金融业分析人士表示，华夏银行目前的实际控股股东还是北京市政府,通过对第一大股东首钢集团的控制，向华夏银行派出董事长。因此该行连续由北京市副市长担任董事长，在逻辑上也是顺理成章的。
翟鸿祥，1946年6月出生，是目前北京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此前曾操刀华夏证券重组，对金融业有着丰厚的实践经验，曾任北京市审计局局长、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兼市地方税务局局长，2003年7月任副市长至今。
另外，日前闭幕的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北京市委新一届领导集体。据可靠消息，在随后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上，已明确了新一届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的分工。新任北京市委常委吉林、梁伟及2006年10月进入市委常委会、但未公开明确分工的吕锡文，普遍为外界关注和猜测。
重新进入北京市委常委会的吉林，身肩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数职，工作重心还在市政府，有望近期通过市长提名与人大任命，接替翟鸿祥出任北京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原通州区委书记梁伟，则受命负责社会建设及管理共青团等社会组织方面的工作。而原西城区委书记吕锡文，已明确接替赵家骐出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
据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刘淇，照例主抓全面工作。在两位副书记中，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主要负责北京市政府的工作，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王安顺，主要负责政法工作。其他七位北京市委常委，均继续按此前的分工各司其职。
党报高调评论郑筱萸案 郑案上诉成功机会小
【网讯】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5月31日发表评论，高调指出判处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死刑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以及中共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强决心，宣称今后将“强化对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分析人士认为，《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等于给不服判决的郑筱萸再判一次死刑，郑筱萸上诉成功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联合早报》报道，依照官方媒体的规格，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一般代表最高领导层的意图。北京政情分析人士指出，这篇措辞严厉的评论表明，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风气，高层可能将调整这几年对贪腐高官“慎杀”甚至不杀的政策，以更为严厉的刑罚对付那些胆大妄为的腐败官员。
这篇题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郑筱萸案件作为典型的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教训十分深刻，值得所有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记取。官方今后将坚定不移地查处大案要案，“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多高，都必须一查到底，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同时，高层也希望通过处决郑筱萸提醒各地新换届的官员，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慎重运用手中的权力。
文章强调必须规范权力的运行，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控，完善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管事的体制机制，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逐步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郑筱萸5月29日因受贿罪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郑筱萸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准备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郑筱萸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四名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官员。官方在2000年和2003年分别处决了省部级贪官胡长清、成克杰和王怀忠。但有舆论认为，近几年中国对腐败官员的惩处整体上量刑偏轻，使众多官员对党纪国法无所畏惧、前“腐”后继。
按照中国的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现实中这项法律规定并不适用于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
例如，原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贪污1400多万元，原云南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元，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受贿1004万元，原中共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买官卖官大王”马德受贿600多万元，原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受贿900多万元，这些巨贪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实际上是不杀），甚至只被判无期徒刑。这种“死刑不上高官”的做法不仅对贪官形不成威慑，也令民众和舆论失望。
有关学者认为，高层借郑筱萸案件重申对贪官用重典的决心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必须付诸行动，才能重拾人们对中共治理腐败的信心。
胡温有令 央企也要讲和谐社会不能见利忘义
【网讯】华润集团董事长陈新华上周三（5月23日）前赴大连，并视察集团在当地的雪花啤酒业务。不过，这只属顺道性质，因为他此行目的，就是出席一个由大型中央企业负责人参与“增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专题研讨班。
胡锦铸温家宝高层倡议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共和国长子”美誉之称的大型中央企业，当然也要积极配合，不仅要着重经济核算也要讲社会责任，尤其是不能“见利忘义”，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政治大气候背道而驰。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正是肩负着这样的政治任务，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便于5月24至26日，在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联合举办了这个研讨会，而学员皆来自55家大型央企和10家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涉及高层人事布局的中共十七大将于今年秋季召开，在这换届之年，维持社会和谐便显得十分重要，除了各级地方政府施政要以人为本，谨守这条死线外，大型央企经营业务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亦应对构建和谐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据悉，国家电网和中国移动这两家大型央企，便在专题研讨班上以其本身企业责任作为个案分析。的确，倘若电费乱加价，手机乱收费，则必生民怨，社会和谐便一定沦为空谈。
作为“共和国长子”，大型央企所肩负的使命，又岂止社会责任。30日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并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是说，自今年起，政府作为股东，将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
以去年为例，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大型央企占7,700亿元，而财政部估算，2007年央企收益将超过8,000亿元。以国家对央企拥有控制性股权计算，分红金额将会是天文数字。
所谓衣食足，知荣辱，尽管中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但政府一旦财力加强，在社会福利，以至医疗教育等方面有能力加以改善，则民怨自然纾缓，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在当前中国政治大气候下，大型央企促进构建和谐社会，要出钱出力在所难免，尤其是背着“共和国长子”这盛名，实是责无旁贷。
助内蒙治沙 民间组织阿拉善协会建设新农村
【网讯】内蒙古阿拉善高原，是中国最大的沙尘暴中心和源区。三年多前，几位企业家来此一游，被漫天沙尘，河干树枯的恶化环境所震撼，因而自发性组成一个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虽然该组织的主要宗旨是治理沙尘暴，但它触动的远远超过环保范畴，而是在西北大漠进行一场由下而上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时报》报道，这个NGO，发起人都是企业家，涵盖两岸三地。基于共同理念，他们几经调研，最后选中阿拉善盟为公益事业的起点，希望有朝一日，使协会成为中国治理沙尘暴最重要的环保公益机构。
回忆过往的艰辛岁月，协会秘书长杨平说，最初到阿拉善推动无偿小区发展项目，当地农牧民都不敢相信，哪有这种好事，以为他们是传销或拐卖人口的。当资金到位，项目逐一落实后，民众才开始释怀。
管委会带动 生态重获生机
治理荒漠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资金和技术，更需要当地农牧民改变观念。首先，协会组织专家进村调研，提出需求评估报告。接着设立项目管理委员会，由协会从旁指导村民透过民主程序，选出管委会成员；项目的内容和实施，都需透过管委会和协会共同讨论决定。
杨平说，起初地方政府对成立项目管理委员有些疑虑，毕竟它是基层组织，担心取代既有的村民委员会。因此，协会成立时开宗明义，主体在当地，协会是客体，且项目管委会成员与村民委员会成员大多重合，不会失控，加上项目推广有利于当地永续发展，而逐渐取得政府信任。
“吉兰泰生态保护与小区发展项目”，是协会成功的范例之一。该项目成立小区自管机构，并制定村规民约，包括草场保护条例和减畜还草条例。经介绍，吉兰泰原是阿拉善盟重要的梭梭林原生地，历经五十年的过度放牧，梭梭林面积从一千七百万公顷，锐减为三百万公顷，如果不设立自发性的项目管委会，任凭外界多少援助，都难以约束当地农牧民的传统生产方式。
项目推广之后，吉兰泰梭梭林的砍伐和盗卖基本绝迹，农牧民自发性设立梭梭林保护区，项目区的放牧羊只减少八成，牧羊改成牧鸡，并实施舍饲圈养等配套措施，终使吉兰泰的生态重获生机。
“腰坝生态农业与小区发展项目”，则以搬迁移民的方式达到生态保护，包括改造农田灌溉设施，推广沼气池，试种棉花，进行舍饲养殖等，使得地下水使用量节约20%，农牧民返迁原有草场的念头基本打消，草原生态开始恢复。
农牧民投资金 不坐享其成
诸如此类的小区发展项目，协会已在阿拉善地区推广二十多项。其中，有一条原则必须坚持，即每个小区发展项目都要求农牧民投放一定资金，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才会认真执行并履行约定。坐享其成的项目，效果往往有限。
至于资金分配及其使用，系由项目管委会、协会和政府等三方协商决定，并由三方监督，公开又透明。资金来源，主要靠协会张罗，协会又靠企业家的会员捐赠，部分则来自国外政府资助。如意大利环保部，与协会合作进行“沙尘源研究”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主要宗旨是治理沙尘暴，但它触动的远远超过环保范畴，而是在西北大漠进行一场由下而上的“新农村”建设。这完全始料未及，政府亟欲打造的“新农村”，竟被NGO抢先一步促成。
阿拉善生态协会，是大陆罕见由企业家组成的NGO，目前有一百二十家企业家会员，台资企业有二十一家，港商三家，其余为大陆内地企业，主要是房地产业的菁英，包括北京首创集团负责人刘晓光，是现任协会会长；以及北京万通集团老总冯仑和万科公司负责人王石等。
会员年捐十万 更亲身参与
台商的代表人物是大成集团的韩家寰，担任协会副会长。韩不良于行，却高度热中阿拉善的治沙志业，多次亲赴现场调研，并牵线引进不少台商。杨平说，这些成功企业家都很忙，但不是给钱了事，而是亲身参与，令人感动。
从协会发起人的名单看，广达计算机林百里、统一企业林苍生、润泰尹衍梁、国巨陈泰铭、华新焦佑伦、声宝陈盛沺等知名台湾企业家，都投身其中。
这么多企业家群聚一堂，并无大小之分。阿拉善协会规定，会员捐赠每年以十万元人民币为限，大家“平等”参与，不重捐赠的多寡，而重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大家都以“社会企业家”自许。
当然，作为企业家，不可能毫无商业动机。大陆不少业主看到投身公益事业的潜力，加入协会，以公益会友的方式广结各路英豪，总比打高尔夫球更具社会正面意义。
成立于2004年的阿拉善生态协会，准备用三至五年时间，以阿拉善地区为重点，小区发展项目为核心，累积成功案例，找出治理荒漠化的模式；之后再用五至十年时间，成立环保基金会，向全国推广治沙经验。
非政府组织华东法务中心为弱势劳工维权
【网讯】饱经风霜的李大齐是上海一家食品公司的职工，后商调到Ａ公司上班，不久又被指派到转投资的Ｂ公司工作，原想可以安然退休。不料，Ｂ公司宣布转制，卖给他人，员工解散。青天霹雳，很多人顿失依靠，这类的事大陆天天都在发生。
按理说，李大齐可以归建却被Ａ公司回绝，Ｂ公司也不认帐，两头落空。一夕间，他三十五年的工龄，一笔勾消，不但失业，养老金、公积金乃至补偿金，顷刻化为乌有。他走投无路，最后求助“华东政法学院劳动法律服务中心”（http://www.eastlaborlaw.com）。
李大齐35年工资成功讨回
《中国时报》报道，该中心是中国首家为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董保华教授，是中国《劳动法》起草人之一，有二十多年实务经验，被视为劳动法律援助界的代表人物。
过去七年，董保华不知为多少弱势劳工仗义维权，提供无偿援助，而感到身心俱疲，实在“太累了”，他说，在中国推广真正的NGO，极其困难，没有保障机制，还被怀疑是制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企业不愿捐赠，因为捞不到好处。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志业，最初动机来自义愤。董保华早年主张中国应成立NGO，有助于社会稳定却被同行学者攻击，嘲讽他绝无可能。在一次偶然机会，加拿大、荷兰等大使馆邀集一些大陆学者，听取他们对法律援助的看法值不值得做。
二话不说，董保华愿意尝试，目的是经由法律援助，推广并宣传《劳动法》，其次是印证他的看法是对的。法律服务中心的运转经费，由荷兰大使馆提供，并向各国使馆申请专项计划经费。中心成立时，正逢加拿大总理访华，并由这位贵客宣布启用，荷兰等国大使在座，好不风光。
有驻华使馆支持，经费应该不成问题。其实不然，法律服务中心位于一栋不起眼的旧式公寓里，面积不到三十坪，六名员工挤在狭小的空间，不断接听求助电话。虽然破旧，办公室却挂满仗义答谢的锦旗，令人肃然起敬。
李大齐的个案，就在如此拮据的环境下，历经四年官司，终于打赢，讨回他三十五年工龄资格。该案轰动一时，上海市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一度落魄的李大齐，转眼变成名人，法律服务中心成为人尽皆知的公益品牌。
不过，推动援助异常艰辛，荷兰大使馆的资助期限于今年八月届满，接下来有无经费“不能保证”，尚需争取。外界质疑，境外机构平白无故资助大陆NGO，是否另有所图？董保华说，外国使馆并无附带条件，他看不出“有什么企图，也没什么好处”。
荷兰大使馆给经费并不干涉
取得资助后，中心需在每半年向荷兰大使馆提供一份工作报告，作为评鉴依据。除此，使馆并不过问中心的运转，双方关系单纯。从第二期资助算起，该中心向荷兰大使馆提交六份工作报告。
较为特殊的是，法律服务中心以华东政法学院为依托，因此不少法律系的学生志愿从旁协助，把中心当成实习平台。据法务助理姚子讷介绍，平均每半年，中心受理的求助案件多达三千起。全靠中心全职人员负责，非累垮不可，可见学生发挥的作用。
当问到中心提供法律援助有无禁忌时，董保华不讳言地说，“个案争议”没有问题，做得好，媒体会宣传；几十人“集体争议”的案件不行，很敏感，只能做不能说，更不能宣传。作为《劳动法》起草人之一的董保华，很清楚此中不可跨越的红线。
一个由境外使馆资助的NGO，由知名教授领头，有媒体关系，再搞集体争议（中国称群体矛盾）会有什么下场，众所周知。临走前，中心送给记者一本《劳动法精选案例》，洋洋洒洒，汇整上百起为劳工维权的代表性案例，果然都是个案，群体案例未予计入。也许，这就是国情之不同。
董保华说，他虽然累却不会后悔。从事劳动实务二十多年，经岁月累积，他由“小董”变成“老董”，而“老董”和“劳动”是谐音，使他的一生注定与劳动法有关。
非营利组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助下岗工就业
【网讯】创立于1994年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NPO），业务主管单位为上海市民政局，部分经费来自政府，部分接受海内外捐赠。有关助学和教育的推广业务，则委由“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http://www.shcetc.com）办理，该中心也是NPO，外来媳妇就业技能培训即由它一手操办。
帮外来媳妇变成新上海人
《中国时报》报道，针对外来媳妇的技能培训项目不少，家政服务员（保姆）和母婴护理，上海紧缺，出路较佳；流水线操作员的工作相对稳定；有人甚至参加“创业培训”，做起小个体户。
据统计，上海的外来媳妇约十三万人，取得上海户籍需等十五年，此前不得享有上海市民的一般福利，而谋生不易。培训中心副主任徐本亮说，外来媳妇是弱势群体，未取得上海户口之前，无法享受政府相关的就业培训，该中心则扮演“拾遗补缺”角色，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能。
以“外来媳妇就业技能培训”来说，主要经费系由“政府埋单”，近二年投入850万元，一万多名外来媳妇先后接受培训，就业率达62%。上海市政府今年又资助250万元，继续推广该项培训。就NPO的立场看，政府投入不是预算提拨，称作“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新概念。
对于外界质疑，拿了政府的钱，就不能称为NPO的说法，徐本亮不能认同，因为该培训中心是独立法人，自主运作，在慈善救助方面和政府救助有“衔接”关系，而无“隶属”关系；即便有政府背景，“也不是坏事”，关键是，这笔钱是不是用于善事，使需要帮助人真正受益。
官方补助多却非隶属关系
过去十年，上海市下岗职工达一百二十多万人，怎么理顺再度就业问题，NPO发挥很大作用。徐本亮离开待遇较高的教职，从事慈善事业，是因为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他说，就像台湾一些放弃高薪的同行，不也是抱持相同的想法。
今年3月，中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调高企业捐赠的免税额度，从原先年度利润总额的10%，提高为12%。此一改变，将使企业更乐于公益性慈善捐赠。徐本亮相信，该培训中心今后将有相当部分的捐赠来自企业，使NPO的职能变得更多元而丰富。
“阳光下展翅”是上海小区青年就业慈善教育培训项目，专门针对二十五岁以下，具有上海户籍、学历偏低而家庭贫困的失业青年，约有六七万人，迄今近三千人受惠。经过一年半培训的郑波回忆说，他走出辍学无望的深渊，目前在一家汽车厂上班，月薪二千多元，对未来充满信心与期待。
青少年职训兼讲做人道理
当问到培训印象最深刻的事？他脱口说出“三字经课”，每周一次，由校长专门讲解，使他学会不少做人道理。这是“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的一大特色，首重德育，才能使这些边缘的青少年，学得技能之后走上正途。由于成效显著，当第二批计划实施时，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动捐赠一半培训经费。
今年，美国施贵宝（Squibb）基金会，向该中心捐赠260多万元，用于“上海医院护工培训”项目，以招收外来务工人员为对象。此前，爱尔兰政府救助署也捐赠七万元，作为养老护理人员的专项培训。换言之，随着培训中心公信力的增加，各界捐赠也纷至沓来。
月前，徐本亮应邀赴台参加“两岸NGO（非政府组织）高阶交流活动”，大陆来了十一位代表，据称是两岸NGO高阶的首次交流，一趟台湾走透透，徐本亮留下深刻印象，说台湾NGO有“三高”，专业性高、素质高和服务效率高，有很多地方值得大陆借镜。
十七大前陈良宇等高官贪污案料陆续结案
【网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29日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官场震慑力极大。北京官方人士表示，近一时期被查处立案的涉贪高官，相信近在7月1日中共建党86周年前，远至十七大召开前将会陆续结案。
香港《文汇报》报道，去年以来，多位贪腐高官纷纷落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原检察长李宝金、江苏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武龙、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等官员被查办。有的正在深入调查中，有的已进入司法程序。北京有关官员表示，相信这些落马高官在十七大之前会陆续结案，不排除有的案件在7月1日建党86周年前就会水落石出。
郑筱萸判死刑 震慑官场
郑筱萸成为继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之后又一被判死刑的高官。此一判决是对前一时期外传中国将对高官犯罪“不再判死”的反驳，也凸显中央铁腕反腐的决心和力度。
自从2000年9月，成克杰以及2004年2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先后被执行死刑后，中共高官严重贪腐犯罪基本已无死刑立即执行案例。外界曾传出“中国对副部级以上犯案官员不再判死”之说。如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受贿702万，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有杰受贿计人民币634万余元，另有折合人民币890万余元不能说明来源，被判死缓；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贪污、挪用1.6亿也被处死缓等。
郑筱萸贪贿649万，相对而言数额并不是最大，但之所以被判极刑，消息人士指出，主要原因应当是药品事关民众生命安全，而郑执掌中国药检局期间，中国药品审批及医疗卫生秩序严重混乱，假药横行，“齐二药”和“欣弗”等假药致民众死亡事件频出，情节极其恶劣。
有关专家指出，自十六大以来，中央一贯倡导民本思想，各级官员对于民众健康、生命安全等均“马虎不得”。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将继续从严监管，在法律面前，任何干部并无任何“特权”可言。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专家何兵教授则认为，郑筱萸一审判死，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这是中央政府彰显反腐决心的一个信号，具有震慑警示作用。
传陈良宇被控受贿渎职十七大前公布
另据香港《成报》29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确定，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嫌受贿、渎职等罪，如无意外将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对外公布对陈良宇案处理意见。
消息人士说，由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主导的“陈良宇项目组”，经七个月的调查、取证，足迹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市。中纪委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认为，陈良宇涉及渎职罪和受贿罪证据确凿。
根据调查组掌握的证据，自1996年至2006年，陈良宇担任上海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涉嫌挪用社会保障基金，收受巨额财产，为亲属谋取利益等。中纪委调查组认为，陈良宇案涉及人数与金额非常庞大，建议中共中央将陈良宇交送检察院审理。
此外，涉及陈良宇案件的多名商人以及陈良宇前下属，包括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农凯集团公司董事长周正毅、新黄浦集团董事长吴明烈、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宝山区区长秦裕等数十名贪官将另案审理。
消息人士说，参照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的处理过程，陈良宇很可能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由中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此案的处理结果，再正式对外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去年9月24日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停止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决定由中纪委对陈良宇立案检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陈良宇四大罪状包括涉及上海市劳动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不法企业主牟利、袒护违纪下属、为亲属谋取利益等。（图表来源为香港《文汇报》）
非中共人士任正职 学者：影响中共权力结构
【网讯】万钢作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出任科技部部长，“党外人士任正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赞赏和支持。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柳建辉教授表示，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无疑会给权力结构带来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将对权力运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民主党派人士并不是党委会（党组）成员，原来由党委集体决策的决策程序，将会由于民主党派人士出任正职而带来一些变化。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8年，已经具备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众基础的现实条件下，中央对国家权力构架和运作作出的相关调整。
建国初 国家机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柳建辉介绍，新中国建国初，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总体上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即对国家机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具体来说，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和一切国家机关均成立党的委员会，其职能主要是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决议，保证政府部门行政任务的完成；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各部委、院、署，则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组成党组，归党中央直接领导，主要保证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决定的贯彻执行。各类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人员按照党组系统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工作，通过党组在政府部门实现党的政策和决定，并加强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的合作共事。
这一时期，党中央很注意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1949年11月，党中央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织党委会的决定中指出：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由担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如果把对国家的领导作用看作是党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实际上就否定了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
下一步党外人士涉及行政执法监督
近40年来，党外人士基本任副职，甚至担任副职的党外人士在升迁问题上，也基本上按照“副职晋升”规律运行，也就是说从下一级副职直接升任上一级副职。这次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从副职到正职这短短半步的前进，却迈出了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
柳建辉教授认为，这仅仅标志着新形势下一个新的开始和信号，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非中共人士参加国家政权的多层面安排会进一步扩大，安排的人数也会更多，他们也会更加有职有权。
他认为，下一步，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逐步有意识地解决目前非中共人士基本都是“副职”和主要在“文教卫部门”安排的现象，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有职有权的领导职务，特别是条件具备的担任正职领导职务。同时，还将通过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他们任职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充分履行其职权。
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必然体现各民主党派的诉求。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是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必然，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是新的政治形势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
对于万钢出任科技部长，作为学者，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柳建辉教授对此理解更加深刻：“中共中央任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担任政府部长，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得到落实的具体体现。”他说：“这一任命本身虽不意外，却标志着新形势下一个新的开始和信号！”
“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形式是多样的，而担任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正职是参政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很有说服力的标志，因为这种做法丰富了民主党派等非中共人士参政的内涵。”柳建辉教授说。
特稿/“原罪”不可恕 公众应力挺显规则
《人民日报》29日报道了深圳市红岭工业区土地非法转让事件，据目前媒体所公开的资料显示：掌握红岭工业区40余万平方米土地的国有独资公司，在一家民营企业资金并没有到位的前提下，却通过几次变更、重组，从而使得这些原由国有公司掌握的土地变成了该民企业名下的资产，报道称因此造成了近10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南方都市报》分析文章说，其实，早在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便致函广东省人大、广西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督办此事；去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向广东人大发出2006/0487号督办函，并于今年2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督办函。该督办函中明确表示，要对有关人员与此相关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立刻采取法律措施确保国有资产(含税收)不进一步流失，追回被侵占的公私资产。
或许正是因为态度严厉的督办函的屡屡发出，红岭工业区国资流失一案方才略现端倪，笔者相信，随着此案的公开报道，可以预见整个案件背后内情揭盅的时间不会太远。
客观上来说，近年来媒体上关于各地各级国资流失的案件已经屡见不鲜，所以此案已经很难让读者再有所谓触目惊心之感，早在红岭工业区事件今年3月只在业内流传并未大面积传播时，便有观点认为此事可大可小，并已有人撰文呼吁，称对于红岭工业区事件中民营企业的“原罪”应网开一面。在此案最终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妨让我们暂时抛开具体个案，共同来分析产生此类“原罪”案的土壤。
“原罪”之所以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谅解，或许在于多数人认为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在中国经济转轨的不完全市场经济时期，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与市场制度并存的大环境下，以规避法律与监管为手段的隐性制度规则由于其隐蔽的契约性、实现路径的艺术性、局部的效率性，已经成为部分僭越制度的政府公务员及企业家默认的“潜规则”。于是，在经济飞速增长的阶段与区域，甚至普通公民也对此类事件产生了消极的宽容态度，将之列为改革的“必要成本”。以此次红岭案为例，倘若不是该民企对原国企职工安置不当，导致两百名职工同仇敌忾坚持举报，恐怕很难保证此事不会不了了之，毕竟在许多企业改制过程中，我们看到过不少息事宁人和投诉无门的情况。
其实，“原罪”本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粗通法律者都明白，法虽不溯及以往，但倘若涉案者同时触犯了往时、今日法律且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仍应接受法律的制裁，此种情形之下，奢谈赦免于法无据。而且，对隐性规则切不可姑息，因为把玩潜规则的主体来自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旦得到纵容，得手后的他们更加会将潜规则的存在视为对统一公开的游戏规则(即“显规则”)的蔑视，于是，隐性制度规则最终的实现途径还是逃不脱权力寻租的老路子。
如前所述，虽然红岭工业区国资流失事件发生在6年前，或许相关人员已经换过了几茬，但无论如何，时间流逝不是可以轻易放过此案的理由。因为正是类似此案这样的隐性制度规则不断地反抗和破坏显性、公开、公正的制度规则，加之一次次滥好人式的宽容，都使得显性制度规则变得复杂多变，操作性大大降低，最终必然使遵守显性制度规则的获益者越来越少，这显然是一个可怕的未来。
龙应台曾撰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么，作为生活在资讯发达、意识多元的深圳的每个公民，同样有理由对那些滥用公权者表示愤怒与问责，因为，一个视“潜规则”为理所当然的城市是没有资格去讨论所谓科学的制度设计的。（文/王佴）
政治角度看中国股市：一旦崩盘影响十七大
【网讯】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政治扯上关系，股市也不例外。随着股市泡沫持续膨胀，人们已开始从政治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了。有一种理论认为，散户投资者和投机者之所以敢这么疯狂，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今年秋天）不会刺破股市泡沫。毕竟，北京方面希望能为如此重要的会议，营造一种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的气氛。
香港《亚洲时报》报道，支持者认为，它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说服力的，比如中央政府不愿股市在十七大前后发生动荡。从这点来看，中国与世界上其它任何政府无异，也是试图令市场泡沫缓慢破裂，以免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无怪乎，就像80年代的日本和1997年的香港特区政府一样，中国刻下仍不愿对股市泡沫使出重拳。此外，别忘了市场泡沫经常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这个事实。
事实上，在股市目前是否投机氛围过于浓厚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1月表示，中国股市正在形成“泡沫”，投资者面临投资行为不理性的危险。这是首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对股市最为公开表达的担忧。
然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却在5月21日称，当前“全民炒股”的情况可能并不像媒体所说的那么严重。他指出，在当前9000多万的投资帐户中，3000多万个是长年未动的死账户，只有6000万左右的活跃账户。由于这个开户数涉及到沪深两市，而一般股民会同时在两地各开一个户口，因此可能只有3000多万的活跃交易者。
而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更在5月19日公开宣称，“全民炒股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鉴于市场经济是有监管的自由经济，他解释说，越来越多人将银行存款拿去炒股，还能帮助银行减少过多的流动存款。
5月24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在香港对媒体表示，很难预知股市存在泡沫与否。他还打了一个比喻，称股市如同啤酒：若没有泡沫就不像啤酒了。
这些官员的观点是否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想法吻合，无人能知。5月16日，温家宝在上海举行的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上致辞时称，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妥善解决金融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保持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分析人士称，温家宝自然是早已想好了对付股市的办法，才会显得如此自信。那他的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呢？
温家宝绝计不会再从货币政策入手。为减慢信贷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但依然难以浇灭人们投资股市的热情。存款利率5月15日提高了27个基点，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目前，百姓手中的银行存款还有至少17万亿元人民币；上述的温和货币政策，很难动摇他们投身股海的决心。
透过增加沪深两市的股票供应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或许是温家宝政策的集中点。从市场角度来看，股市日前的泡沫多是因供应不足所致。
外交部：驻南使馆被“误炸”之说站不住脚
【网讯】针对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重申，所谓“误炸”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中国不能接受。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有媒体记者提问：“中国对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立场是什么？中方是否接受北约“误炸”的解释？”姜瑜回答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在八年前已有定论。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十分明确。
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在1999年5月7日深夜，美国当时以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二十多名使馆工作人员受伤，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不幸牺牲。中国政府称美国的这一行径粗暴践踏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事件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北约缘何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美国和北约迄今没有公布相应文件和材料。近日，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时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新书《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约炸馆和南联盟战火》，试图解析这“千古之谜”。以下是对该书的摘要。
美国和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对于事发原因，主要有三种猜测，潘占林一一予以了反驳。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因为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的米洛舍维奇藏在中国大使馆。事实上，米洛舍维奇仍在主持大局，指挥抗击北约的战争。退一万步说，假如米洛舍维奇真的在使馆避难，美国和北约也无权轰炸使馆。翻阅外交史，一些政界高层人士，包括总统以及总理，甚至包括普通公民到外国使馆避难之事不乏其例。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使馆馆舍、住宅及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袭击使馆，是对维也纳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也为天理人性所不容。
第二种说法，因为米洛舍维奇要于5月7日夜来中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北约空袭南联盟期间，没有哪一个使馆还举行招待会，更何况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不知如何举行招待会。
第三种说法，美国人怀疑中国使馆里隐藏有先进的通讯和电子窃听系统，中国方面把自己搜集到的军事情报传送给塞尔维亚方面；作为交换，南军将击落的F－117A隐形战斗机的残片交给中国。
该书指出，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所有大使馆同其派出国都有无线电通讯联系，这一系统不可能移作他用。中国政府此后已多次发表郑重声明，中国大使馆不是南斯拉夫军队所谓“无线电转播中心”。
该书作者认为，之所以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首先是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无可奈何的表现，以为打掉米洛舍维奇的所谓“精神支柱”，就可以扭转战局；其次是对中国的火力侦察和战略试探；最后是美国对华强硬派给克林顿总统出难题，挖民主党的墙脚，为下届共和党竞选总统做铺垫。
南联盟于2003年2月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俞可平撰文：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
【网讯】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8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说，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开始急剧分化，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而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
俞可平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教授。今年年初，俞可平的评论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首发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刊发，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官方媒体争相转载。这篇言辞大胆的文章，出自现年48岁被称为“胡锦涛文胆”俞可平被外界认为是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从而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此后不久，俞可平再谈民主，强调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关键。
俞可平在《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文章说，所谓公平正义，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公正，它是一种道义性价值。公正与平等有意义相近的方面，但两者有区别。平等主要是就结果而言的，而公正更关注过程和规则。即使利益分配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但如果这种差异是基于公正的制度和程序而造成的结果，那么这种差异也符合人们的道义。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它承诺要创造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更加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因此，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产生过许许多多的不同流派，即使社会主义者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怀疑自由、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甚至连一些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说，资本主义并不缺乏效率，它缺乏的恰恰是公平正义。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创始人，当时之所以激烈批判资本主义而积极倡导社会主义，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放纵，使得公平正义难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只有在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复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
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特别强调公平正义。几次中央全会的决议都明确指出，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胡锦涛同志在界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要素时，就把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前不久，温家宝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更是明确地把维护公平正义视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之一。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代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这就必须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达人民利益，又能确保政府权力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满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规，否则，“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话。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和谐社会时，将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温家宝同志在两会的答记者问中，同时提到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公平正义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难以有公平正义。例如，事关民生的一些公共政策，就应当通过听证会、咨询会、协商座谈等形式，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促西方放弃政治偏见 中国冀签更多引渡条约
【网讯】中国外交部官员呼吁西方国家与其签署引渡条约，协助中国将流亡海外的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BBC中文网报道，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段洁龙在接受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专访时敦促西方国家“放弃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差异”。段洁龙承认，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往往不允许向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
但是他表示，自从中国与西班牙在2005年签署引渡条约，其它西方国家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很大改善。
目前，中国已经与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国等三个发达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中国在协议中承诺，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不会被判处死刑。
一些尚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也向中国引渡了犯罪嫌疑人。
日本在本月早些时候将涉嫌贪污大笔公款的辽宁某国营企业原总经理袁同顺引渡回中国。这是日本首次引渡涉嫌经济犯罪的中国公民。
据信，经济犯罪嫌疑人占流亡海外的中国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据中国公安部估计，目前中国流亡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约800人。
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同29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国际人权组织对发达国家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持反对态度。他们指责中国滥用死刑和酷刑，而且虐待囚犯。他们认为，即使被引渡回国嫌疑人不马上被宣判死刑，也难以保障日后被以其它罪名而被处死。
中国暗示允许外国教士奥运期间到北京传教
【网讯】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日前表示，中国基督教很重视传教活动，国家《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中国教会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外国人借奥运来中国传教，应该遵守中国法律。
美联社不久前曾报道说，目前已有许多外国神职人员以游客身份抵达中国，熟悉当地环境和以“祷告步行”的形式为当地祈祷。消息人士透露，数个基督教团体明年夏季将于北京奥运会前夕在某个亚洲国家集会，然后分成多个小队到各个奥运会场一带传教。这是中国首次对此报道做出回应。
中新社报道，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赴德展出新闻发布会。曹圣洁应记者问询时做上述表示。
曹圣洁说，中国有宗教事务条例，中国基督教有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自治就是中国的教会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自养是经济方面主要自己负责，自传是指中国的传教主要是中国基督徒自己来做。
曹圣洁说，对于外国有人想借奥运会来华传教，他们应该尊重中国教会的主权，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规定。“外国朋友来华访问，我们经常邀请他们在礼拜堂里讲道，在神学院讲课。如果没有得到中国教会的邀请，自己做一些宗教活动，这是不合适的，他们应该尊重中国的法律。”
对于此前有提议奥运会期间在北京的宾馆中放《圣经》，曹圣洁表示，奥运会全世界有很多人参加，运动员中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一定有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过去在北京举行世界性大会的时候，也都有专门为与会者安排的宗教活动场所，类似的安排奥运会期间也一定会做的。她还建议奥组委把教会、教堂的地址告诉外国朋友，方便他们做礼拜，并能在奥运会期间展现中国基督教对海外朋友的友谊。
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首次赴欧 促信徒间对话
【网讯】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赴德国展出新闻发布会5月28日在北京举行，这是该展览首次在欧洲举办。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展览将促进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建立两国信徒之间的对话。
官方《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应德国新教教会、德国“新教教会日”活动主办方以及巴伐利亚福音信义会的邀请，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办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将于6月在德国举行。
报道说，这是该展览首次在欧洲举办，也是继2006年在美国成功举办后第二次走出国门。曹圣洁表示，这次以“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主题的展览将分为六个部分，展示圣经和有关中国基督教发展和教会生活的各种展品、图片、历史文献和基督教艺术品。
曹圣洁说，展览旨在通过事实见证中国基督徒享有的充分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基督徒对圣经的热爱和基督教福音在中国的传播的同时，促进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建立两国信徒之间的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分歧不是缩小反而扩大
【网讯】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3日在华盛顿落幕。这次对话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美国最关注的几个问题上，双方依然分歧严重。事实上，双方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美国告诫中国要迈出重要步伐，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则警告说小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双边贸易问题出现政治化。
《亚洲时报》报道，美中贸易逆差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2320亿美元，而且增势不减。美国敦促北京取消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壁垒，允许人民币进行更大幅度的升值。对话期间，双方还就食品安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了协商，但没有在采取何种实际行动方面达成共识。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美国的航空公司在2012年之前，将可以每天执行23个中美之间的客运往返航班任务，大大超过目前的10个；中美也会合作开发清洁环保的燃煤技术，并在其它能源领域携手合作。而就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扩大人民币兑外币的交易价浮动幅度。为缓解贸易失衡，北京派出多个代表团，到美国进行了总值达300亿美元的大采购。
如果说去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代表了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中国和最强大的美国，开启了有重点的互动进程，那么第二次对话，就是为两国提供了一个找出重要分歧、并寻求解决方案的契机。
不过，美国正逐步失去耐性。一直以来，华府顶著来自国会的压力，希望对话能带来实际的、可接受的结果，但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却警告要通过惩罚性措施，迫使北京放弃操纵人民币汇率和出口补贴政策。
应该说，国会挥舞立法大棒，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考虑，而非经济分析使然。须知，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所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工人还有美国的广大消费者，两国的经济和双边关系也会受波及。
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都指出，尽管人民币的确是被人为压低了价值，但那决不是造成美国如今面临的经济难题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元凶”。他们列举历史数据称，过去十年来，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商品中的比重变化不大，升幅很小。鉴于美国的失业率约为4.5%，说中国的对外贸易行为掠夺了大量美国工人的饭碗，未免过于牵强。
这也不是说，中国的贸易手法完全符合经济学准则。但无论如何，政府政策和全球化趋势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中国沿海地区较完善的基建设施，和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无疑对跨国企业而言有莫大的吸引力。
在内需疲弱、国民不敢消费而宁愿积穀防饥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出口来维持低失业率。中国老百姓不敢花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有养老金和失业保障的劳动者并不多，薪资增长幅度，也远远跟不上教育和医疗费用的涨幅。人民币升值过快，将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失业率飙升。因此，任美国说破嘴皮子，软磨硬泡，北京就是不答应人民币大幅升值。
但是，保持人民币币值在低位运行，显然也不是长久之计。北京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刺激内需，但前提是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达到这个目标非一日之功能成功。中国政府还应该逐步加强国内的法规，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至于美国方面，则当继续采取合作态度，同中方共同解决贸易相关的问题。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能一下子消除争端和歧见的捷径，根本不存在。不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在中国头上，须知，自中国2001加入世贸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幅一直是最高的。廉价的中国商品，也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不少好处。
在没有使美国贸易恢复平衡的情况下，贸然同中国大打贸易战，只会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双方应将分歧和争端，视为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中的基本经济问题。在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的形式下，参与者要生存、保持增长繁荣，就得懂得变通适应。中美两国政府面临著不同的调整问题，各自的选民要求也不尽相同。
寻求解决方法，应该通过对话与合作，对抗威胁无济于事。从这个角度讲，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到了既定目的，只是实际成果却十分有限。
曾传系陈良宇舞伴 刘红薇高调亮相粉碎谣言
【网讯】在保持缄默长达半年后，财政部部长助理刘红薇在2007年春天开始高调亮相，一直未提供刘红薇履历的财政部官方网站也增加了她的履历介绍和照片。有分析称，虽然刘红薇未曾对传闻表态，但她的高调亮相本身已经粉碎了“谣言”。
加拿大《日报》报道，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去年秋天下台之后，外界一度盛传刘红薇与社保案有关而接受调查。刘红薇还被指是“陈良宇亲密舞伴”，为陈良宇管账、理财。有报道还指出，财政部官方网站的“领导简介”一直未提供刘红薇的履历，不同寻常。
对于外界传言，刘红薇一直保持缄默，而且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令消息更是沸沸扬扬。不过，踏入今年春天，刘红薇开始频频高调露面，财政部网站在“领导简介”一栏中，也增加了她的履历介绍和照片。有分析称，尽管“谣言”四起，且刘红薇未曾对传闻表态，但她的高调亮相本身已经粉碎了“谣言”。
以下是刘红薇在进入2007年后的几位高调亮相：
3月20日，刘红薇以财政部部长助理的身分，“调研考察山西省财政改革与信息化建设及应用支撑平台试点工作”。这应该是她经过上海风暴之后首度露面，互联网照片所见，她风韵不减，只是多了几分沧桑。4月，她率领财政部一行四人到老家宁波市专题调研财政信息化工作。进入5月，她更加活跃，又是主持财政部的专项会议，又是南下厦门。
5月20日，刘红薇前往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看望财政部正处级官员岗位培训班学员”。
5月24日，共青团中央和中宣部在京召开贯彻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座谈会，刘红薇以财政部部长助理的身分发言。看来，刘红薇已经逐步走出陈良宇案的阴影，轻舟已过万重山。（文：纪晓华）
北京上海广东一把手齐齐表态 力挺中央政令
【网讯】上海党代会28日闭幕，习近平（见图）当选市委书记。当天习近平率领新当选的市委领导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代表这个全国经济中心向中央表态：“我们要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确保中央的政策在上海的畅通。”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习近平这番话，听起来很是耳熟能详，因为最近北京市新一届党代会拉下帷幕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也曾高调地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在北京畅通。”
除了京沪这两个重要的直辖市外，各地诸侯也有类似表态。以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为例，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上周五广东党代会结束时，亦代表新一届省委向中央表态：“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地方服从中央，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为何一众诸侯在换届之时，纷纷向胡锦涛为首的中央表态呢？按照中国的政治智慧，一定是有些地方未能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或是中央政令在某些地方难以畅通，才有诸侯的表态潮。
以胡锦涛今时今日在党、政、军所建立的权威性，相信没有一个地方会公然抗拒中央的政令，但基于地方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阳奉阴违，还是有的。过去一年，胡温高层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但效果未够理想，尤其是今年以来，诸如货币信贷，固定资产投资，以至楼价等敏感数据的反弹，其中便涉及地方未能全面执行中央的政策有关。因此一众诸侯趁着换届之机，向中央做出“服务承诺”。
况且，涉及高层人事布局的中共十七大将于今年秋季召开，这意味着党内权力再分配即将到临，诸侯有需要在这个敏感时候表现自己，那个诸侯可以更上一层楼，上调中央担任要职；就算留在省市担任一把手，也冀求代表地方利益，晋身政治局。
惟更加重要的是，向中央表态效忠，可能已成为换届之年的基本指定动作，在中国官场久经磨练的一众诸侯，又焉能不知紧跟政治大气候这个硬道理呢！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将进入工商联领导层
【网讯】浙江29日召开全国工商联九届十次常委会议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在今年年底的全国工商联换届中，将有一批新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入工商联领导班子。
去年9月份，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统战部门开始频繁举办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培养一些“有一定企业资产规模且政治素养又不错的代表性人士”，以及一些“一般的非公经济人士”，然后对其作出选拔任用等其他政治安排。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进一步细分的话，可以看出，这些人员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广泛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
新华网报道，黄孟复表示，这批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年富力强，思想活跃，创业热情高，但与老一代相比，政治历练较少，参政议政能力有待提高，他们要成为有影响力和有作为的工商界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团结和带领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还须进一步锻炼思想，塑造品德，增强能力。
黄孟复说，这次换届要充分发挥工商联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三性统一”优势和作用，充分发挥工商联作为中共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发挥工商联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工商联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工商联在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助手作用。
这次换届将探索建立担任工商联领导职务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任期工作评价和岗位责任等有关制度，切实发挥担任领导职务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作用。
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各级工商联的会员已突破200万，其中企业会员超过70万，工商联队伍不断扩大。
2007年下半年，全国工商联将继续做好扩大会员队伍的工作，其中重点是优化会员队伍结构，提高企业会员比重，加大吸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专业和知名人士加入工商联的工作力度。
各路学者探讨中国民主 欲影响中央政策安排
十七大前的思潮论争逐近高潮，各路学者正为中国的民主道路寻找蓝图。有分析称，目前学界关于“民主”的讨论是十七大前的必然现象，在党代会之前发表意见影响政策安排，已成为各方学者的主动选择。
《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称，最近掀起关于民主道路讨论的主要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一篇文章。上个月，这位学者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的民主模式”这一新的概念，并认为这种模式已经确立。
民主也要“解放思想”
刘熙瑞表示，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各种带民主性的具体法规，以及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社会基层民主制度、公民的广泛参与制度和执政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制度等一起构成了“中国的民主模式”。
刘熙瑞同时说，虽然这一模式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还要继续完善和落实。“尤其是一些官员还有封建思想，比如党内的‘一把手现象’，这就是一种封建的作风。”
刘熙瑞强调进行类似于“整风”的教育活动以让官员进一步分清“封建”和“民主”。
刘熙瑞的文章被网络转载后，遭到了批评，有人说他趋向保守主义，但刘熙瑞辩驳说，自己是赞同改革的学者，刘熙瑞曾经是中国第一批呼吁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学者之一。
“我很高兴看到这种争论，”刘熙瑞说，“能争论就是民主的表现，正如有的网友所说，‘中国未来的事将是十三亿人民说了算，而不是一两个人。’”刘熙瑞希望这种争论能“更冷静、更深入一些。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我们是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束缚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有些人又被另一种思想束缚住了。”
刘熙瑞说，这种束缚就是认为实现民主的形式只有西方的模式，他说这也是一种“迷信”，并号召在这一问题上“思想解放”，不过与之前相比，是另一种方向的“解放”。他用邓小平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个民主形式的好坏，只能是实践来检验。”
十七大前的必然现象
刘熙瑞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关于民主问题讨论的一部分，此次十七大前思潮论争的“肇始者”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他的一篇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成为讨论的起点。该文原为2006年10月出版的新书（《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的序言。俞可平在文中谈论了民主的优点和缺点，但他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就在海内外被这篇文章吸引时，新华社在“两会”前夕罕见地刊发了中国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
文章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
相关专家表示，在国内由政府总理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还是第一次。而更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是中国高层对“普世价值”的肯定，值得持续关注。
最高层对于民主的表态被理解为“抛砖引玉”，“中国政府是一个‘回应型政府’。”刘熙瑞说，最高层在十七大之前关于民主的表态，是回应社会对于民主的诉求。
他还提到，中共新领导人在上任第一年频频走访底层民众的举动，是对社会公平的回应，刘在2003年搜集到了11张温家宝总理和普通民众握手的照片。
学界关于“民主”讨论的热烈化被认为是十七大前的必然现象。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发表意见，影响决策层政策安排，已经成为中国各方学者的主动选择。
在之前的2002年，十六大前夕，中国各界谈论的焦点是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此后不久，类似的表述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此后五年的纲领性文件。
资料
关于民主的“语录”——领导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年来，我们在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
——胡锦涛（摘自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
“请你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温家宝（摘自2005年12月1日接受《费加罗报》访谈内容）
关于民主的“语录”——学者
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摘自《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制度有强烈的阶级性，无论是代表工人阶级还是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民主体现利益集团争夺政权的强权政治，代表着建立在一定规则上的强权政治。
——潘维（北京大学教授）（摘自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重庆谈判期间 国民党监视毛泽东报告现身
【网讯】重庆市通过拍卖，成功收回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重要文物——由时任国民政府宪兵司令记录的毛泽东在渝期间每天活动情况，这份名为《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报告为时任国民政府宪兵司令部司令张镇，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1945年8月28日抵达重庆，至9月30日在渝谈判期间每天的活动情况，向军政部部长陈诚所作的书面报告。
重庆晚报报道，《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以下简称《动态》）报告显示，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共中央8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动态》共计10份40页，每份报告上均印有“宪兵司令”方形阳文朱色印章，报告首页下部印有长方形阳文蓝色“军政部部长办公室”收发印章，签收日期均为报告当日或次日，部分报告上还印有“宪兵司令印”印鉴及红笔断句和标识。
据悉，《动态》加上了明显的“火漆”，这表明这份纸类文献来自台湾。经咨询拍卖公司得知，这份文物来源于陈诚的家属。
《动态》完整详细地记录了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毛泽东等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活动，时间记录详细到天、时、分，人员记录详细至每个人，甚至连毛泽东所乘车辆，也详细记录到车号。
从《动态》中还可看见，毛、周、王等在重庆谈判期间极为紧张、繁忙且经常工作到深夜，或第二天凌晨。如9月21日报告：“下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该1247号旋驶上清寺于11时55分接周恩来至桂园，旋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随员等乘原车往嘉陵新村白部长公馆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一下飞机，便夸重庆好风景。《动态》是这样记载的：“毛于摄影记者包围下……手指对面山景，自言自语谓：‘青山绿水好风景。’”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0分，毛泽东等人乘专机抵达九龙坡机场。毛泽东一下飞机，便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谈话。
《动态》记录的毛泽东机场谈话仅有210字，“毛先生在机场接见记者时称：‘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纯属巧合？与陈良宇案有关的四个“24日”
【网讯】2007年5月24日，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开幕了，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对于上海社保资金案和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要深入分析原因，进行深刻反思。而有观察家指出，因社保案而为海内外瞩目的上海，在过去的八个月里，似乎与24日特别有缘分。
香港《大公报》报道，为何四个重要事件都发生在24日？分析人士指出，除了巧合因素，也显示了中央在处理陈良宇问题和社保案时，完全是成竹在胸，既按步骤依次解决问题，又保证上海领导班子的稳定和各项工作的平稳开展。
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共上海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时表示，对于上海社保资金案和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要深入分析原因，进行深刻反思。
观察家指出，将日历翻回2006年，当年的8月24日，长期担任陈良宇秘书的秦裕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这是中央计划对陈良宇动手的明显信号。
一个月后的9月24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北京期间被立案调查，使得一场反腐运动达到最高潮。之后的恰好半年，即2007年3月24日，中央宣布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终于，到了八个月后的这个24日，习近平在上海党代会上表示，中央严肃查处社保资金案和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充分表明了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案件发生后，上海坚决按照中央要求反对腐败，保持了大局的稳定。
他说，必须清醒地看到，这起案件危害巨大、教训深刻，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对市委的威信和形象造成了伤害，对上海的改革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上海干部队伍的思想造成了严重冲击。市委常委会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分析原因，深刻进行反思。
习近平还表示，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他说，要优化权力结构，建立和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从源头上防止滥用权力。
他提出要健全监督体系，加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的相互衔接，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监督的实效。
习近平还说，要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部门和资金、资产、资源等关键领域，要积极完善有效监督的体制机制，着力提高公开透明度，强化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管。
上海舆论认为，这次党代会是奠定上海未来五年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会议，对上海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潘岳“献丑”搏掌声 与媒体互动良好被称赞
【网讯】从政以来争议不断的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近日再因“丑照片”事件获得媒体普遍赞扬，认为是官员与媒体互动的典范。
《中国时报》报道，事情的缘起，是今年3月31日，潘岳到长城脚下参加“环保公益日”宣传活动，当他拿起麦克风讲话时，忽然刮来一阵沙尘暴，影响了整个会场的气氛，潘岳的讲话也草草结束。
但一组潘岳当时以手捂着脸，面部表情扭曲难看的照片，却在隔日成为媒体的热门新闻，称连续发动三次“环保风暴”的潘岳在宣传环保时遭遇沙尘暴。
相关照片在大陆网络上流传甚广，有人说这是大自然给环保局的报应，但也有人为潘岳喊冤，因为沙尘暴并不归环保局管。对此，潘岳本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凡是参加环保的部门，面对沙尘暴，都没资格喊冤。
在该次访谈中，潘岳还对拍下这组照片的记者表示感谢，并说要推荐这组照片参加年度环境新闻奖的评选。他说：“我觉得应该感谢拍照片的记者，那么丑陋的形象照下来以后能唤醒国人，唤醒社会，面对我们严峻的环境形势”，“如果它真能达到这个效果，我觉得再被调侃两句也是值得的”。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评论说，如果换了一个不那么开明大度的官员，，最少可以给刊登照片的媒体安上两个罪名：一是不经审查擅自发稿；二是对领导没有最起码的尊重与体谅。
《南方周末》说，以上两个“罪名”并非凭空杜撰，而实在是有大量先例堪为教训。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刊发官员的报道(含照片)时都会万般小心，慎之又慎，惟恐稍有疏忽，让官员对自己见诸媒体的形象不满意，怪罪下来谁也担待不起。有的时候，媒体实事求是地刊出关于某官员的报道和照片，记者和编辑都不存在任何恶意，一般读者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官员自己站在某个刁钻的角度，或出于某种微妙的心理，一口咬定“记者水平低下，编辑居心不良”，于是大发雷霆之怒，大兴问罪之师，必欲给媒体一些颜色看看而后快。对照之下，乃可知像潘岳这样不以“丑照片”为怒，殊为难得。
而且拍摄“丑照片”的某报记者表示，他当初并不担心这张照片见报后会让潘岳“出丑”。这一点儿也是很有意思的。这说明记者对素有“个性官员”之称的潘岳有比较多的了解，相信潘岳不会以这样一张“丑照片”为丑(反而会视之为环保信息公开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也未可知)，所以，报纸发表“丑照片”是安全的，肯定不会惹来麻烦。也就是说，如果“丑照片”的主角换了另一个官员，这名记者和他所在的报社可能就会担心了：这样一张“扭曲”了领导形象的照片，会不会让领导有“出丑”的感觉呢？这一担心不打紧，“丑照片”就只能永远尘封在记者的抽屉里了。
潘岳与媒体的互动关系，因此得到广泛赞扬。
拥有历史学博士学历、现年四十七岁的潘岳在2003年出任环保总局副局长，迄今共发动三次“环保风暴”，以未通过环境评估为由，叫停多项重大工程，但这几次风暴，由于没有官方支持，多数无疾而终。
专家：公务员忠诚度弱 渎职危害不亚于贪污
【网讯】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京平教授认为，通过比较渎职和贪污的个案平均损失，公众、政府部门乃至司法机关都能从中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那就是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程度，绝不亚于我们深恶痛绝的贪污。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黄京平说，“最高检公布这个数据，有利于提醒社会各界关注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
与贪污相比，渎职侵权的犯罪后果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会有间接经济损失、甚至人员伤亡；在一些案件中，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同时伴有贪污、受贿行为，“评价二者危害性程度孰轻孰重时，不能断然分割，不能简单地说渎职猛于贪污。”
现在，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认知度不高，黄京平认为，这种现状的成因很复杂，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即公务员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度还不理想。“公务员的这个忠诚度是通过依法履行职责来体现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对公务员职责有明确的界定，该作为的一定要作为，不该做的不要越权。”
随着法制进程的深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在预防国家机关工作人渎职侵权犯罪上采取了一些举措，如领导问责制、责任追究制等，都意在强化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但公务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还没有达到先进法治国家的要求。”
据统计，由检察机关查办的渎职侵权案件共涉及42个罪名。其中，渎职犯罪有35个罪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有7个罪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将法律规定更加细化，罪与非罪的界限也很明确，公务员应该提高对职务行为的主观认识和警觉性，不能不顾法律规定率性行事，因为“你自认为只是工作失误的小问题，可能是渎职行为，甚至触犯刑法。”
黄京平认为，目前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法律法规基本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法律网，打击渎职侵权犯罪的当务之急不在于细化立法，而在于司法实践中能排除干扰、严格执法、加大查处力度和准确度。
针对目前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对渎职侵权犯罪形成威慑力，必须提高法定刑的上限。黄京平认为，虽说大范围的非监禁刑的确有损法律威严，但这种说法实践起来并不现实，“修改基本法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下，在司法上准确把握刑罚的轻重，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更具可操作性。有渎职行为但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确实构成犯罪的，依法定罪量刑；应当判实刑的，不能判缓刑；如果检察机关认为量刑过轻，应该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该抗诉就抗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
张德江连任广东省委书记 黄华华当选副书记
【网讯】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25日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省委，张德江为省委书记，黄华华、刘玉浦为副书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梁伟发、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成为新当选的广东省委常委。
据南方网报道，新一届省委常委会后集体亮相，与新闻媒体见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与新闻媒体见面时强调，要清醒坚定、奋发有为、求是廉洁。
张德江说，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广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广东的未来发展也充满希望。当然，广东目前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省委有决心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努力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实现全省人民的富裕安康，绝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绝不辜负全省党员、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张德江说，要坚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权威。
中共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张德江为省委书记，黄华华、刘玉浦为省委副书记；当选为省委常委的还有朱明国、黄龙云 、李鸿忠、胡泽君、朱小丹、肖志恒、辛荣国、林雄、梁伟发、周镇宏。其中，梁伟发、周镇宏为新当选的广东省委常委。
张德江简历：
男，汉族，1946年11月生，辽宁台安人，1971年1月入党，1968年11月参加工作，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大学学历，讲师。
1968.11-1970.10 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太平大队插队知青
1970.10-1972.05 吉林省汪清县革委会宣传组干事、机关团支部书记
1972.05-1975.01 延边大学朝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
1975.01-1978.08 延边大学朝鲜语系党总支副书记，校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1978.08-1980.08 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学习，留学生党支部书记
1980.08-1983.03 延边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983.03-1985.04 吉林省延吉市委副书记，延边州委常委兼延吉市委副书记
1985.04-1986.08 吉林省延边州委副书记
1986.08-1990.10 民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90.10-1995.06 吉林省委副书记兼延边州委书记
1995.06-1998.01 吉林省委书记
1998.01-1998.08 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8.08-2002.11 浙江省委书记
2002.11-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黄华华简历：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1946年10月生，广东兴宁人。197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中央党校二年制中青年干部研究生班)。1964年后，在中山大学数力系数学专业学习。1969年毕业后，留校待分配。1970年后，历任广东省煤矿机械厂干部、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广东省煤矿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后，任共青团韶关市委书记。1982年起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其间：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在中央党校二年制中青年干部研究生班学习)。1985年后，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党组书记。1987年任中共广东梅县地委副书记。1988年任中共广东梅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2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93年5月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七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秘书长。1996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1998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广州市委书记。2001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2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常务副省长。2003年1月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黄华华为广东省省长。
刘玉浦简历：
男，1949年8月生，山东泰安人，汉族，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现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68年后，辽宁省西丰县凉泉公社知青；1972年后，任辽宁省西丰县革委会干事；1973年后，在东北工学院钢冶系电冶金专业学习；1976年后，任冶金部北京钢铁设计院技术员；1977年后，任冶金部直工部助理工程师、部机关团委书记；1982年后，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其间：1985.08-1986.01在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86年后，任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1995年后，任陕西省省长助理；1996年后，任陕西省省长助理、省计委主任；1998年后，任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长助理，省计委主任，同年8月后，任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5.09-1998.07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学习)；2000.11-2004.1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2004.1-2004.7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2004.7广东省委副书记。中共十五大代表，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第八、九届委员会委员。
梁伟发简历：
男，1952年9月生，汉族，广东省罗定市人，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7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工程专业)，工学硕士，高级经济师。1982年9月-1984年5月在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读书；1984年5月-1991年9月在罗定县先后任县经委主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91年任肇庆市委常委兼罗定县县委书记）；1991年9月-2000年2月在肇庆市先后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其中1991年至1994年在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1994年获工学硕士学位）；2000年2月-2003年3月广东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党组书记、厅长；2003年3月任河源市委书记。2003年4月任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
周镇宏简历：
男，1957年10月生，广东普宁市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1975年11月参加工作，197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1月起先后在普宁县梅塘公社农建指挥部、县委农村工作团、县三坑水库工程指挥部工作；1978年3月起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1981年12月起在广东工学院工作，先后任物理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基础部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务；1995年5月起先后任广东工业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广东省科协专职副主席、党组书记（期间：1996年4月-1997年5月挂任湛江市副市长）；1998年1月起先后任湛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02年4月先后任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4月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王晓东黄康生任贵州副省长 包克辛辞副省长
【网讯】贵州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5月25日决定：任命王晓东为贵州省副省长；任命黄康生(布依族)为贵州省副省长。同时，贵州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黄康生辞去贵州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接受包克辛辞去贵州省副省长职务。
王晓东简历
王晓东，男，汉族，1960年1月出生，江西信丰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1979年9月至1983年8月，在江西大学哲学系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学习；1983年8月至1989年4月，先后任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办事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其间：1987年1月至1988年7月，在北京经济函授大学现代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89年4月至1992年3月，任江西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1992年3月至1993年10月，先后任江西省委社教办副主任(正处级)、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建政法处处长；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任贵州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1994年10月至1998年2月，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其间：1995年10月至1997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1998年2月至1998年10月，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1998年10月至2000年1月，任贵州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00年1月至2000年12月，任贵州省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2000年12月起，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军分区、贵阳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其间：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政治专业学习)。
黄康生简历
黄康生，男，布依族，1952年10月出生，贵州册亨人。1971年10月参加工作，197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1971年10月至1975年4月，先后任贵州省册亨县巴金公社干部、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巧马区团委副书记；1975年4月至1977年9月，任贵州省册亨县委常委、团县委副书记；1977年9月至1981年1月，任贵州省册亨县委常委，双江区委副书记、书记；1981年1月至1990年2月，先后任贵州省册亨县委常委、副县长、副书记、代县长、县长；1990年2月至1992年6月，任贵州省望谟县委书记；1992年6月至1993年10月，任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1993年10月至2003年1月，任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2003年1月至2007年4月，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7年4月起，任贵州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康生同志是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
官方媒体批既得利益阶层阻碍中国民主执政
【网讯】党报《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日前发表文章，指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干扰、大量实际问题的阻滞，使得民主执政问题日益突出。要真正实现民主执政，政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文章说，在民主的进程中，千百年来封建专制思想残余的影响、既得利益阶层的干扰、大量实际问题的阻滞，使得民主执政问题日益突出。要真正实现民主执政，政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需要政府不懈努力的过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健全和完善充分体现民主执政要求的各项制度。当前从国体上承认人民当家作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怎样从政体上用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和原则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则是民主执政面临的更为迫切的任务。政府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制度，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并逐步建设与之相配套的选举和罢免制度、决策和质询制度、制约和监督制度等等，形成以民主原则为灵魂、以制度体系为框架、以规则和程序为纽带的民主执政运行机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民主执政，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为民主执政提供了制度保证。但同时政府要看到，现行的很多政治制度还存在很多的弊端和不足，严重影响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理论构想和实际运作、在宪法当中的地位和现实中的实际状况之间都还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必须通过改革在实践中加以完善，才能真正地把民主执政落到实处。
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的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贯彻，最终要靠基层的扎扎实实的工作得以实现。如果基层民主搞不好，党就失去了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就不能准确地了解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不能够及时地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重视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并将行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活力的源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往往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习惯和经验为基础，党内民主化的程度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广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党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无疑会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导向和示范作用；人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培育、民主制度的健全、民主作风的养成，都离不开党内民主的率先垂范，没有党内民主生活的形成和巩固，就很难有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
因此，政府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如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务公开制度等。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实行民主执政的保证。执政就是执掌和运用国家权力，而权力具有内在的扩张性，如果失去监督和制约，就会发生权力的滥用，甚至可能出现权力蜕变，由代表阶级和社会的民主权力变为凌驾于阶级和社会之上的专制权力，使掌权者由阶级和社会的公仆变为阶级和社会的主人。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发生滥用和蜕变，政府应当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从根本制度上保证民主执政的坚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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