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侨领庄世平去世 丧礼循国家领导人规格
【网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中国银行名誉副董事长、南洋商业银行名誉董事长，第二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庄世平先生，因心律衰竭，于2日凌晨2时29分在香港逝世，享年97岁。
中联办主任高祀仁、副主任王凤超2日前往庄世平家中看望亲属，并向他们转达了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国务委员唐家璇、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晖、刘延东的慰问。
据悉，北京高度重视庄老的丧事安排，丧礼规格将与早前去世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看齐，即以国家领导人规格举行。中联办及中银将成立工作小组，筹办丧礼事宜，预计将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特首曾荫权及中联办主任高祀仁担任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目前多个社团也正就此进行商讨，相信会邀请同属潮属领袖的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担任治丧委员会成员。
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对庄世平先生逝世深感难过和惋惜。曾荫权称：“庄老先生早年从事金融工作，为香港银行界建树不少。他非常热心公益，不但致力促进香港的繁荣安定，在国家的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亦作出重大贡献。”他对庄先生的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并且感谢庄先生对香港所作出的贡献。
高祀仁对庄世平的不幸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朋友深感惋惜。高祀仁高度评价庄世平为国家、为香港不懈奋斗的一生，并表示要以庄世平为榜样，努力把国家和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中银（香港）有限公司及中联办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于昨日到庄世平家中向其亲属致哀。
唐英年将任政务司长心情爽 表示要迎难而上
【网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将更上一层楼，出任下一届政府的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没有正面响应自己是否升职，只称政务司司长与财政司司长的挑战很不同，相信中央有高度智慧挑选合适人选。他又表明自己从没后悔过加入政府，“一个人定需有毅力及坚持，我的坚持便是不要怕难定要迎难而上。”
据《日报》报道，唐英年将接替许仕仁，在7月后出任下届政务司司长，现任特首办主任曾俊华会接任财政司司长，渣打银行亚洲区副主席陈德霖将会出任特首办主任，许仕仁则会留任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
唐英年6月2日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到是否将升任政务司司长一职，即露出招牌笑容称：“新一届班子任命是中央政府的任命、行政长官的提名，是一个严肃事情，作为现任司长的我不应、亦不会评论，我只会于我余下任期继续做好这份工。”若中央真的委任会否推却，唐英年则略带尴尬地笑说：“我相信中央有高度智慧拣选适合的人选。我只是香港一个小市民，2002年加入政府，很高兴有机会服务市民。”
被问到喜欢出任政务司司长或是财政司司长，服务政府五年的唐英年笑言政府每一职级也有其挑战及难处，会尽心做好，“我只能看着许仕仁及之前曾司长如何做政务司。两者挑战不同，财政司重发展金融、经济、制造就业；政务司则需处理较多民生问题。”
本港经济已上轨道，若唐英年下届接手政务司长，则需处理棘手的普选问题，唐英年看似早有准备，行政长官于选举期间多次提及普选问题，本港市民对普选有诉求及期望，这是正常及健康的发展，作为政府官员，无论是行政长官、政务司、财政司，也需适当响应市民诉求。
但唐英年强调普选受不少客观环境影响、要循序渐进推行，视乎市民对普选诉求的成长去到哪阶段较适合，我们当然希望做到有普选路线图及时间表，但亦需得立法会三分二议员通过及中央政府接受等。他又否认金融财经界对普选想法保守的说法。
唐英年于2003年SARS经济低潮时接任财政司长一职，四年间本港经济蓬勃增长、提早灭赤，唐英年也笑言挑战虽大，但看到经济好转也相当喜悦。不少人形容唐英年运气好，他对此直言接任时本港失业率创8.6的历史新高、财赤严峻，当时曾考虑接任将面对巨大挑战，当然他接任时不会够胆说那时（经济）衰到贴地，但自己衡量则有想过这是一转角点。他直言当时是本着迎难而上精神，经济环境确严峻，但对香港人的努力及韧力有信心、够胆接手，他们经历相当多挑战，每次也可共同努力、克服困难。
其后，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以健康理由离职，唐英年坦言那一刻有失落，因董是一位正直及对社会有期望的人、出任行政长官亦面对相当大挑战。他更感触地说，由出面（商界）走入去政府工作，磨合期需经历很多过程。但唐英年肯定地表示从没后悔过加入政府，“一个人定需有毅力及坚持，我的坚持便是不要怕难，定要迎难而上。”
对于未来五年会否如曾荫权所言较劲，唐英年则指未来会着重沟通，因本港是多元化社会，人人也有不同意见，沟通为最重要的核心，即使是政见不同，未能说服大家也会尊重大家意见。
陈永棋赞唐英年能力高 称任职政务司长不易
【网讯】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港交所主席夏佳理，6月2日拒绝评论唐英年、曾俊华是否合适人选作下届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但政务司司长一职难度甚高，他会祝福继任者好运。
据香港《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盛赞，唐、曾两人办事能力高，绝对有能力胜任两司，并以“人各有志”概括现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的离任。
夏佳理6月2日出席电台节目时，不断被问及政府高层人事变动，他则一直回避，“我很少回答假设性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个人、朋友的角度看，做政务司长的职位是非常难，难度很高，谁做都好，我祝他好运，真是要下足工夫、下足料。”他又坦言：“今日做政务司司长，尤其在政治层面上，比较复杂一点。”当再被追问曾俊华日后若成财政司司长，将要与港交所保持密切联络，夏佳理此时更不着边际地回答，事实上特首、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对香港经济发展，包括金融、金融巿场发展非常重视。
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盛赞唐英年、曾俊华，唐生的才能好高，当然绝对有能力，做这个位（政务司司长）；曾俊华的能力都很高，绝对有能力做好将来要做的位，他将来要做的位置，大家看报纸便知道。他又表示，两个人才都可以为香港做很多事情，是香港的喜讯。对于现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只担任行政会议成员是否有点可惜，他只说“人各有志。”
港区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则不评论政府高层的人事调动，但指唐英年及曾俊华都是人才，如果不是，香港不会这么繁荣稳定。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以《基本法》规定，行政会议成员不可干预政府的人事任命，拒绝响应。民主党张文光表示，民主派与唐英年和曾俊华的关系都良好，而唐英年性格随和，曾任立法会议员，沾染较多平民气味，而且与政党有互信基础，在政改等问题上，起码是打开对话之门，有偈倾，但是否达成共识，就未知之数。
民建联刘江华亦说，相信唐英年由政党出身，在政府架构工作多年，已吸取经验，相信可以胜任。而公民党汤家骅就期望，唐英年出任政务司司长后，可加强与基层沟通。
林瑞麟指政务司司长变动不影响政制工作
【网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6月2日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被问及他的个人去留及政府高层未来的人事调动，但他只顾与嘉宾言谈甚欢，不作任何回应。而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则以“流水的官”，表示政务司司长的变动，不会影响政制发展的工作。
据香港《日报》报道，林瑞麟没有响应唐英年是否出任政务司司长理想人选或具备有关质素：“我想在现阶段，大家无需要继续揣测。”他更强调，政府将在6月13日，获立法会通过新的三司十二局决议案后，特首曾荫权会向中央报请人选，就会公布新一届管治班子：“我相信大家不用等太久，在六月下半个月，就可以知道，在第三任特区政府中，谁当司长谁当相关的局长。”
被问及政务司司长的变动会否对政制发展工作有影响，他说：“我相信我们任何人都是流水的官，但关于政制发展的事宜，行政长官在他参选的时候，都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在未来五年会就香港的政制发展努力推动，亦会处理普选的议题。”政府高层人事变动，不会影响特区政府的工作进度，无论谁人出任政务司司长，亦不会影响在年中推出的政制发展绿皮书的计划。
行政长官办公室被传媒问及本报有关唐英年及曾俊华的最新人事任命的报道时，没有正面响应。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会把主要官员人选建议，提请中央任命，然后再公布。
七一民众示威表诉求 香港警力求取得平衡
【网讯】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6月29日至7月1日短短三天，最少有166项庆祝活动，预计国家领导人也会到香港出席盛事，部分民间团体届时会游行集会“赠兴”。警务处处长邓竟成坦言，今年庆祝活动有国家领导人前来，会进行多一重安全风险评估，确保领导人不受骚扰。
《日报》消息，十年前曾参与香港回归保安工作，到今年统领警队，再次担起回归十周年保安的警务处处长邓竟成，昨（6月1日）与传媒茶叙时透露，暂收到一个“七·一”游行通知，警方正进行审批。他形容，十年前七一活动由两个政府负责，涉及计划较复杂，今年由港府全力筹办，表面上看似简单，但由于活动较多，覆盖范围不少，对警队是挑战。
邓竟成直言，今年七一庆典有国家领导人前来，“多了安全情况考虑”，会进行风险评估，制定行动措施，“确保领导人不受骚扰，避免尴尬情况出现。”
针对届时的示威游行会否重演“贝多芬”事件，邓竟成重申按法例办事，维持公共安全、秩序为大原则不变，警方会与有关团体协商，希望在表达自由及市民生活方面，取得平衡。“要讲平衡，有领导人来，保护他的安全，香港政府责无旁贷，香港地少路窄人多，这样情况下要迁就。”警方会否禁止示威者带挑衅性的标语横额，则按个别情况是否抵触法例而定。
至于示威区的位置，邓竟成仅说：“香港地方细，远极都不会太远。”由于七一前后会有不同封路措施，市民要留意警方及运输署消息。
副处长（行动）任达荣补充，警方行动部成立特别职务部队负责保安统筹，在已知多项庆祝活动中，大约有二十个属户外大型活动，暂时接获一个示威游行通知，有足够警力应付。
提及近年示威游行的目的、手法有变，例如保育示威增多，邓竟成承认，“这情况下（处理）难度高些”，但警方不论示威原因，会尽量协调，投放更多资源、前线人手处理。
此外，香港经济好转，警队提供良好晋升机制及培训机会，可续吸纳人才加入，每年平均非自然流失率约1.4%至1.5%，并正研究招募新血时引入心理评估测试，会参考新加坡及英国例子。
曾荫权游说民主党支持三司十二局改组
【网讯】香港特首曾荫权6月1日与立法会议员聚餐时，与民主党单仲偕及张文光密切交谈，亲自游说民主党支持三司十二局的改组。民主党议员李永达事后提议，政府先完成三司十二局的改组，然后才将法援署“过文件”民政事务局。但公民党汤家骅表示不能接受民主党的提议，前线刘慧卿亦指大部分泛民主派会因法援署的问题反对三司十二局改组的决议案。港府消息人士亦表示，政府不会改变整个改组安排。
据香港《日报》报道，政府在三司十二局改组中，决定将行政署辖下的法援署拨归民政事务局，惹来泛民主派反对。曾荫权、许仕仁、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及特首办公室主任曾俊华，与一众高官出席立法会午餐会时。曾荫权、许仕仁连同曾俊华，与单仲偕、张文光及李永达密切交谈，希望争取民主党支持三司十二局的改组。
张文光及李永达饭后表示，与曾荫权及许仕仁商讨有关问题。张文光表示，把法援署拨归民政事务局是没有必要，民主党无意阻止政府改组，双方就法援署问题的分歧可以收窄，会再约曾荫权及许仕仁商讨三司十二局问题。李永达表示，民主党反对政府调动法援署与三司十二局“捆绑”的做法，他说：“政府没需要把法援署同三司十二局‘捆绑’在一起，令民主党为这么一件小事而反对整个改组，例如，一间屋大扫除，‘扫剩’一个‘角落头’，不会令间屋有蚤。”他指，政府可以在完成三司十二局改组后，才把法援署拨归民政事务局，届时作出调动已是政府内部的行政工作，立法会无法阻止。
民主党副主席单仲偕表示，目前正亲自与行政长官及曾荫权及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讨论调动法援署的问题，“开始（立法会午餐会上）我觉得政府有空间、有方向考虑法援署独立，但细节仍未讨论。”政府没有承诺收回改动，但可能考虑将法援署改变前先咨询法援署的意见，及考虑不在7月1日开始调动法援署，他会于未来几日会与政府商讨。
公民党汤家骅则表示，公民党一向要求要求政府将法援署变成独立机构，但政策局重组后，政府倒行逆施。他指政府在过去的会议上，似乎不理会调动法援署的问题是否得到支持，仍然霸王硬上弓，他对政府的态度感失望。但他对李永达所讲“迟做好过早做”的做法不能接受。但如果政策局重组后，法援署原封不动的话，公民党则会慎重考虑。
否认曾荫权施压 何志平揽皇后码头争议上身
【网讯】香港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6月1日承认，决定不将皇后码头列为法定古迹的前后曾跟主要官员与特首讨论及汇报。何志平并强调，不将皇后码头列为古迹是他个人的决定。
《日报》消息，立法会6月1日的特别会议上，在议员连番追问下，何志平表示，在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即工务小组拨款清拆及重置皇后码头当天，曾向特首曾荫权汇报。
社民连的梁国雄质疑，何志平的决定是一个政治决定，是受到曾荫权的指示，并形容他是官僚牺牲品。
何志平则强调，不将皇后码头列古迹是他个人的决定，完全按照法例行事，只考虑历史、考古及古生物价，并没有受到任何压力及委屈。
何志平又称，恰好在工务小组讨论拨款前一晚才作出决定，是因为当晚才收到古迹处的报告，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
香港的立法会工务小组委员会5月23日以10票赞成、7票反对及1票弃权通过港府申请的用来拆卸皇后码头的5000万拨款。有关的拨款申请稍后会提交财务委员会作最后表决。早前有消息指出，为了尽快通过拨款，行政长官曾荫权及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还曾亲自出面游说议员们投支持票。
而就在委员会投票之前，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郑月娥表示，评定法定古迹的标准很高，皇后码头被古物咨询委员会评为一级历史建筑物，不一定列为法定古迹。林郑月娥表示，皇后码头的历史意义仍不及63幢古迹。林郑月娥随后称，局长何志平决定不将皇后码头列为法定古迹，是基于历史、考古及古生物三方面的因素考虑，当中未受其他部门及官员的压力。对于民主党正考虑提出司法复核，她表示尊重议员决定，但重申考虑古迹程序符合规定，并无遗漏。
香港学者揭露：香港数十年发展中四次表错情
【网讯】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马家辉6月1日在成功大学发表“你所不知道的香港”演讲表示，香港近数十年来的发展，可用四次“表错情”来概括；马家辉认为，香港的经济问题可以慢慢复原改变，但民主制度的追求难以回复。
中央社消息，马家辉指出，香港第一次表错情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是英国表错情；英国政府以为当时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会收回香港，遂进行立法及行政全面改选计划，但蒋介石未收回香港，使香港回到原点，这在当时曾引起一些期待，却没有具体作用。
香港第二次表错情约在1967年左右，正值中国大陆文革及香港暴动期间，当时香港左派表错情，以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进行文革，甚至有人以为香港有可能在1970年代来临前被迫还给中国，最后中国总理周恩来坚持不收回香港，平息争端。
这次的表错情，让香港政府开始微幅推动改革及政治运作方式，且吸收本土人土，大量兴建公共房屋，推行义务教育，获得一些正面响应。
第三次表错情是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当时正值中文合法化运动及反贪污运动时期，香港受到台湾政治文化的影响，新一代年轻人以为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行使投票，但最后民主普选还是落空。
董建华上台后提出华人当家作主，是第四次表错情，结果破坏了优秀的公务员系统，违反市场定律，让整个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
马家辉是著名香港艺文人士，他表示，香港政府同时忽视了四个族群的加入，其一是20岁至30岁的新生代，不稀罕民主；其二是大量来自南边的人口，这些人对中国的感觉不同于香港本地人；其三是香港中产阶级，在香港时间短，几乎把香港掏空；其四是香港低阶层的人，实质收入降低，福利也未增加。
普选特首先摸底？泛民：别把香港选举大陆化
【网讯】为免将来普选产生的特首不获北京接纳，产生宪制危机，有建议在提名阶段先向北京政府进行事前沟通，前《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邵善波估计，“事前沟通”只是初步想法，会否影响选举过程实属言之尚早。而民主党的杨森则狠批普选特首前就人选预先向北京“摸底”，是将香港的选举大陆化。
《日报》消息，前《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邵善波在一连两天的《基本法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结束后表示，目前就普选特首需要“事前沟通”只是初步想法，并无具体建议，此举是否影响选举过程仍言之尚早。
他提到，研讨会上有与会者举例指出，加拿大及澳洲的总督需要英女皇任命，但正式作出任命前双方需要事前沟通，不过将来特首选举的当选人开放由选民决定，选举前如何进行“事前沟通”仍有待讨论。至于设立提名程序是否符合国际公约“平等及普及”的要点，他表示公约就提名程序接受合理限制，每个国家都有提名机制管理人选数目。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31日在研讨会上致闭幕辞时再次强调，有信心可以处理好普选问题。
不过，民主党的杨森狠批普选特首前就人选预先向北京“摸底”或“互通信息”是变相将选举大陆化：“如果这样做，即是将香港的选举大陆化，放弃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他又说，担心选出的特首不获北京委任会产生宪制危机，实际是基于不信任香港人的选择。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31日晚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也指出，多点沟通是好，但沟通的机制如何设置则需要再加商讨，她认为，沟通并不是审查。陈方安生说，沟通可以令港人和北京就普选问题坦诚地讨论，沟通双方要“来来往往”，北京该与不同党派及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士进行沟通。
杨森则指出，现在已收集到接近500名社会领袖的联名签署，支持泛民2012双普选方案，不过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并没签署，他引述陈方安生的话表示，现在并非签署的适当时候。他说，港大将就民主派议员联署的双普选方案的进行为期半年的民意调查，民调需要36万费用，民主派已开始筹款，但他拒绝透露已筹得的款项数目。
难确保爱国爱港 学者称香港不应存在执政党
【网讯】一连两天的《基本法回顾与前瞻研讨会》5月31日闭幕，各讲者就落实行政主导和政党角色之间的关系进行激烈讨论。有讲者指出，虽然基本法没有提及政党发展，但由于有议会及选举制度，因此政党的存在是必然的事。不过对于香港应否存在执政党，讲者则持反对意见，因为不能确定执政党一定是“爱国爱港”的政党。
《大公报》消息，研讨会31日进入第二天议程，出席会议的讲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振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汉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学者邵善波等。邵善波会后召开记者会时表示，会议讨论气氛热烈，讨论得最热烈的四个范畴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人大授予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以及行政主导与政党角色的关系。
基本法列明行政主导
据了解，讲者就“行政主导与政党角色的关系”作出了热烈的讨论。有讲者指出，虽然基本法没有明言香港的政党发展方向，但香港有政党的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对于香港能否存在“执政党”，多名讲者均持否定态度，原因除了是基本法已清楚列明“行政主导”而非“立法主导”外，更重要的是在香港的议会在最终落实后，未能确保取得大多数议席的“执政党”就是“爱国爱港”的政党。也有讲者提出，香港需要发展政党政治，并建议政府与政党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令政策能顺利推行。
除了政党角色，会上也有讲者谈到人大授予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后，人大应否继续保留监督权力；以及应否检讨香港法院所拥有的“违宪审查权”等。各讲者就上述议题发表意见，并无最终结论。
林瑞麟分享三项观察
另外，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致闭幕辞时，分享了他对基本法的三项观察，第一是在“一国两制”下，因为有两制的分别，需要创造和设计一些独特的安排；第二是北京对香港的长远方针政策不变。但基本法赋予香港有新的发展空间；第三是“五十年不变”并不代表一成不变。他特别提到，政府有信心处理好普选问题，因为社会上已作出广泛讨论，并在年中发表《政制发展绿皮书》，为香港民主掀开新一页。
邵善波则为研讨会作出总结。他说，由于此次研讨会取得成果良好，因此有讲者建议每一年最少举办一次同类型的研讨会，借以提高年轻人对基本法的认识和兴趣，并形成一种风气。而这次研讨会的记录将会提交北京及香港有关部门参考。此外，有讲者建议就基本法的不同范畴分别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
曾荫权上京无秘密任务 行程紧凑料难见胡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将于6月5日联同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及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齐齐启程前赴北京，出席“纪念《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连日来有不同的猜测，说出访是要显示与许仕仁合作无间，也有指是要向北京提交政府新班子名单。不过，听闻曾荫权只是因为规格所需，听领导训示，相信不会跟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见面。
传上京只见廖晖
《日报》分析文章指出，正当三司十二局人选问题闹得沸沸腾腾之时，曾荫权在敏感时刻联同许仕仁及黄仁龙出访，自然引起不同的猜想，有说早前传闻曾荫权与许仕仁“兄弟不和”，为了辟谣，于是一同访京，又有传闻说曾荫权带着新班子名单向北京交代。
不过，听闻一切都是猜测，皆因曾荫权在6月5日下午出发，到北京时已是傍晚6时多，即使有专车在机场等候接送，充其量只能赶得上吃晚饭。
有消息指出，吃晚饭也只是见一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相信无缘跟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见面，次日早上他便要出席“纪念《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听取人大常委委员长吴邦国讲话，当天中午又要飞到天津考察，参观市内的基建和企业，了解当地的最新发展，并与天津市市长戴相龙会面。
从天津到长沙
结束天津行程后，曾荫权会于6月8日转赴湖南长沙市，出席泛珠三角论坛。他在9日的高层论坛上发言，翌日将在“9+2”行政首长与东盟商务官员对话交流活动上致辞，并与其他九个省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首长进行联席会议。
由于行程十分紧密，相信难以与两巨头私下会面。有指新班子名单根本不用由曾荫权亲自带给北京，双方一直有沟通，用不着要领导抽空见面商讨。
皇后码头拨款顺利通过有内幕 疑社民连倒戈
表面看泛民主派的立法会25人阵营是和谐一片；但最近“皇后码头”拨款申请投票上，社民连陈伟业的“突然失踪”事件既令泛民阵营不满，更得罪了保卫皇后码头的民间团体。
传政府成功游说陈弃权
《香港经济日报》分析文章指出，立法会工务小组委员会5月23日表决拆卸皇后码头的拨款时，外间只关注民建联蔡素玉、工联会陈婉娴及泛联盟刘秀成，喻他们为关键三票；其实政府掌握的王牌，不在此三票，而是成功游说陈伟业“失踪”。
当天投下弃权票的蔡素玉事后向议员透露，政府官员游说她投弃权票时跟她说，即使她投弃权票，也毋须负上什么政治责任，因为政府已成功游说陈伟业不投反对票。
但陈伟业事后不断以健康为由，包装这次的“失踪”事件；他解释，刚在投票前夕，到医院做身体检查，才发现身体问题多多，肾功能只剩下一半，被医生勒令留院观察，才未能赶回立法会投票。
他还特别在工务小组会议期间发短信给民主党的张文光，称自己留院未能赶及回来投票。这个举动，看在泛民核心眼中，尤其是高奉不能轻易倒戈的硬道理下，对陈伟业自有微言，“不介意他（陈伟业）性格粗鲁，也不介意他说话大声一点，但作为议员，言行应一致。”
不过，陈伟业与泛民的嫌隙也非一日之寒，例如泛民合作，要凑份子，陈伟业必定拒绝；又或是对着女议员也讲粗口等。据闻，部分泛民人士，对陈伟业的病情，更是存疑多于关心。
事实上，社民连与泛民最大的冲突，莫过于梁家杰竞逐特首期间，在一次争取双普选的游行，忽然破坏与泛民的默契，大骂梁家杰参选特首选举“无耻”，此道伤痕至今仍未修好。
拜祭先父 缺席拨款审议
陈伟业缺席投票，也“得罪”了多个希望原址重置皇后码头的民间团体，文物保护人士何来就在网上狠批陈伟业，指不能接受他缺席的理由。
据悉，政府将于6月8日的财委会上正式申请拆卸皇后码头的拨款，为免招人口实，陈伟业一早已预告他当天不会出席，因为正值父亲的死忌，他31日已飞往加拿大拜祭先父。
【每日杂志】行政长官普选模式勿本末倒置
最近有人表态，认为一个“合理”的普选方案，必须照顾到北京政府任命特首的实际权力。特区不能选出一位不为北京接纳的特首，引发一场不必要的“宪制危机”，因此必须设计一套只有北京属意的候选人方可当选的普选模式。其中一个确保这结果的提议，是把现行的选举委员会变成提名委员会，加上一套“整体提名”的提名及筛选程序，务求使北京“不信任”的候选人难以获得提名，而无法参选。这是一个本末倒置、以一个扭曲的政治观点为起点的提议。
宪制危机不可能出现
《基本法》第45条就北京政府的任命权有相当清楚的描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无论在法理上或逻辑上，显而易见，北京政府的任命权不是一种绝无限制或随意任命的权力，而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有限制的政治权力。换言之：
一、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经过《基本法》规定的选举程序，合宪当选以后再经北京任命；北京不能任命一位通过一些违反《基本法》规定的选举程序中当选的候选人。
二、相对而言，《基本法》也没有给予北京否定通过《基本法》所定下的选举程序产生的行政长官之额外权力。北京政府有权改写《基本法》。但在《基本法》未改写前，北京政府必须尊重及接受《基本法》条文之限制。因此在宪法上、政治上及逻辑上，北京不会、也不应运用其最高权力去否定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的结果。所谓因北京拒绝任命行政长官所引发的“宪制危机”，是绝对没有可能出现的。
提名不符“民主程序”
所谓“整体提名”，原意是以现有的选举委员会，以小圈子形式通过提名及筛选程序阻挠不同政见人士获得提名参与行政长官的选举。不论从哪一角度看，这怎样也说不上是《基本法》第45条所提及的“民主程序”。“整体提名”的理据是《基本法》第45条谈及“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而非个别委员提名。这是玩弄文字的论据。45条的精神是提名须按民主程序；关键在于民主程序而非那人提名。提名委员会若规定某一人数提名便为委员会接纳为有效提名，该获提名之候选人便应被视为提名委员会的整体提名之候选人，而非个别提名的候选人。这完全是提名委员会如何运作的问题，而非《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问题。
现有选举委员会也算不上是什么“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群体。在这样安排下的普选，根本不符合国际间认许的普选原则，更违反了《基本法》第39条引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下所定立的民主程序和普选原则。
最令人担心的，是有人刻意扭曲、漠视现行《基本法》关于行政长官选举的条文，藉以把北京在《基本法》下规限的任命权变为一种不受规限的绝对任命权。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后果是不但违反了北京政府对香港人普选的承诺，同时也违反了久为国际间尊崇的特区法治。
假若人大常委会接受此等提议，为《基本法》第45条再次释法，把政治考虑凌驾于《基本法》清晰条文之上，那么这决定可能引致更大的宪制危机，更可能直接冲击一国两制的根本精神。希望提出该等建议的人士三思，不要负上一手摧毁一国两制的恶名。
【每日杂志】让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进大陆
立法会30日的会议上，前线议员刘慧卿提出了一条关于“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十多名立法会议员）不能前往大陆的口头质询。她问特区政府，有没有评估这现象是否“有碍中港两地之间的沟通，和影响北京政府在港人心中的形象”，以及有没有“促请北京政府，尽快签发回乡证予现在不获该证件的中国公民”。
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回答说，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大陆出入境管制以及签发回乡证的安排，是由大陆有关部门负责；特区政府须尊重有关制度及安排。林瑞麟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根据中国出入境管理的有关法律，在香港定居的中国公民前往大陆，须申领由广东省公安厅签发的回乡证。
而保留这道关卡，意味着北京政府的现行政策，仍然不能让全部定居香港的中国公民自由进入大陆：有一些人（包括中国公民）可以在香港居住，但大陆政府不会准许他们入境，这正是“一国两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假如特区政府按照刘慧卿的要求，叫大陆给所有在香港的中国公民签发回乡证，那就等于要撤销了这条界线，这对“一国两制”其实没有好处。
反对政改方案 关系倒退
不过，大陆当局不准香港立法会的一部分议员入境，这个特殊问题倒是值得讨论。事实上，这些议员并不是完全不可以踏足大陆：2005年9月，他们全部跟行政长官曾荫权和其他议员一起到珠江三角洲访问；同年12月，这些议员有一部分又到深圳参加了特区政府主持的政制发展座谈会。这些活动说明，北京政府并没有绝对不让这些“无证议员”进入大陆的政策。
在2005年珠三角之行途中，曾荫权一再表示，希望立法会议员以后可以更多到大陆进行各种访问、交流活动。当时，负责接待的大陆官员都作了十分正面的回应。访问回来后，立法会好几个事务委员会都计划组织到大陆的交流活动。然而，交流活动并没有成功进行，理由是众所周知的：特区政府提出的政制发展方案于2005年底在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捆绑式反对下被否决了，北京官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香港的政治生态未有发生根本转变”。泛民主派终究是反对派；北京政府对他们释出的善意被证实只是徒劳。于是，北京政府与泛民之间的关系又退回到访问珠三角之前的状态。
西部通道之行 开好先例
不过，人们大概都会记得，对于全体立法会议员的珠三角之行，除了极少数人有点消极评论之外，各方面人士都给予很好的评价。主管香港事务的北京官员，只要没有不切实际地希望一次交流活动便可以改变泛民的政治立场，也应该觉得这次访问的政治效果是积极的，大陆有关部门为安排这次活动所花的力气是值得的。
香港与大陆关系越来越密切，香港立法会处理的事务，越来越需要与大陆沟通合作。因为有一些大陆不欢迎的议员，令立法会及其辖下的委员会不能到大陆进行应有的交流活动，这对立法会和特区政府的工作都造成很大的障碍。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是没有必要维持下去的。
今年3月，在特区政府保安局的安排下，审议有关“一地两检”条例草案的议员们到深圳湾考察深港西部通道，其中包括了刘慧卿等若干“无证议员”。在这次安排上，大陆当局采取的灵活政策，对解决问题大有帮助。如果北京政府现在仍未放心让香港反对派的所有政治人物自由往返大陆，是否起码应该先让他们参加立法会与大陆的正常交流活动，使这些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呢？
泛民议员争取回乡证 林瑞麟：需要各方努力
【网讯】泛民主派议员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有望与领导人会面。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30日表示，北京领导人访港行程尚在筹划，预料时间紧迫，很难与个别立法会议员会面，但在各项庆祝回归活动中，可与北京领导人会面。对于泛民议员争取取得回乡证，林瑞麟说，要尊重国内有关部门审批回乡证的决定，而解决有关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日报》消息，前线立法会议员刘慧卿30日在立法会提出口头质询国家领导人在访港期间与全体立法会议员会面的详情。林瑞麟说，北京的领导人在香港的行程表尚在筹划中，暂时没有定案，但由于时间相对紧迫，所以与个别立法会议员会面的机会不大。不过，各位议员可以参与各项庆祝回归活动与北京领导人见面。
前线刘慧卿、社民连陈伟业、公民党汤家骅、民主党李柱铭、杨森及张文光等议员在会上指出，现在有十多名立法会议员并没有回乡证，这影响了中港两地之间的交流，要求政府协助没有回乡证的议员取得回乡证。
林瑞麟指出，回乡证的签发由国内有关部门处理，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特区政府要尊重国内有关部门的决定，假如2005年推出的政改方案获通过，现在的局面可能完全不同，政府希望不同党派的议员都有机会加深对大陆的认识。
他又指出，既然香港要求“河水不犯井水”，也应该尊重出入境管制，而特区政府一直有向北京政府反映，争取安排泛民议员到大陆访问。若泛民议员希望加强与北京政府的沟通，各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林瑞麟表示，政府已经因应时机安排各位立法会议员到大陆进行考察，如2005年9月的珠三角访问、10月的深圳政制发展座谈会及2007年3月的考察深圳湾深港西部通道等。
法律学者强调：北京任命特首属行使实质权力
【网讯】数十位大陆和香港的法律学者一连两天举行《基本法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对十年来《基本法》的实施作出总结，并对北京政府与特区的权力关系作出探讨。有演讲者强调，北京政府对特首和特区主要官员的任命是实质权力的行使，不应期望北京政府“临朝而不理政”。
《日报》消息，在《基本法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中，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建议，特首进行普选后，在提名阶段应先向北京“摸底”，以确保人选能获得北京接受。
本身也是研讨会讲者的刘乃强在会场外对媒体表示，为了避免香港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不获北京任命，已故基本法起草委员萧蔚云曾建议，在选举行政长官之前，“香港特区与北京政府之间能互通信息，把不一致的意见设法解决于任命之前，这样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不易使问题陷于僵局，而会使问题得到解决。”
刘乃强认为，萧蔚云的建议是在制订特首选举方案时值得考虑的建议。对于“互通信息”，他认为未必要由北京政府高调公开宣布不接纳的人选，而是可以在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阶段，向北京“摸底”，确保提名人选获接纳。但具体做法，他认为仍要由社会讨论。
当天的研讨会，分别就“中央特区关系”、“人大释法”及“司法制度”进行讨论。主办机构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在会后总结，指会上学者对于特区权力来自北京授权这个属性问题没有争议，正因为高度自治是在单一制国家体制上的中央授权，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基本法》明确规定的自治条款以外的权力，不应视为剩余权力，而应视为北京政府未有授权的固有权力。
另一主办机构“基本法研究中心”的主席胡汉清则表示，会上还讨论了人大释法问题，包括人大常委会将《基本法》自治条款授权给香港法院解释，这是否等于人大常委会已放弃了对这些条款的解释权问题，他强调有关问题纯是学术讨论，没有结论。
基本法实施无先例 王振民：应正面看待争议
【网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30日合办《基本法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汉清表示，在已确立的宪制基础上，数十名来自大陆和香港的政法界专家学者，针对现行《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基本法》的整体落实、北京政府与特区关系、人大释法及司法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李林：港终审权只是地方权力
《文汇报》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表示，在北京与特区的关系方面，学者们集中讨论了有关“剩余权力”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只有在联邦制内，才有“剩余权力”的概念，故建议不应再使用“剩余权力”于香港宪制上。
他又说，北京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需要有磨合过程，且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思维模式上有所不同，故对于《基本法》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
胡汉清：应考虑确立释法机制
有关香港司法权问题，李林引述学者们的讲法，指香港终审权只是地方权力，与国家层面的司法终审权，在性质上是不同；但学者们对香港的司法审查权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特区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但没有违宪审查权，也有学者认为特区法院只有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至于争议性较大的释法问题，胡汉清称，有学者提出人大常委会有权进行释法，但也需要考虑“宪制惯例”，应考虑确立一套如何行使有关解释权的机制。
过去十年成功落实基本法
参与研讨会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振民指出，《基本法》在过去十年获得成功落实，但“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实施并无先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争议无可避免，但应以积极和正面的态度看待。即使有一些挑战《基本法》的个案，也是正面，而非负面的，而有关的个案同判决，都是好的总结。
此外，被问及实行特首普选时是否需要设立机制，确保选出的特首获北京接纳，王振民说，香港市民正进行讨论，但应按照“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办事。
叶剑英生平展开幕 叶向真忆父亲对香港感情
叶剑英女儿叶向真
【网讯】《沧桑百年，回归十载——叶剑英元帅生平与香港回归展览》30日正式拉开帷幕，来自政商以及文化界的数百名嘉宾包括中联办主任高祀仁、副主任李刚、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等到场庆贺，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开幕礼上回忆了叶剑英与香港的深厚感情。
《大公报》消息，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恰逢叶剑英诞辰110周年，也是解放军建军80周年，为提高港人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由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广州市文化局、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多个机构联合主办的《叶剑英元帅生平与香港回归展览》从5月30日起一连10天在香港大会堂展览厅向公众开放。展出的400多幅珍贵图片和历史文物中不少是首次公开展出。
在当天的开幕礼上，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会长庄世平代表各主办机构致辞，他回顾叶剑英为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赞扬叶剑英一直积极关心维护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他指出，叶剑英对香港回归发表的几次重要讲话意义深远。
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也在会上发言，他赞扬叶剑英为国家以及广东省的开放和建设事业贡献良多，对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也做出大量工作。
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在讲话中提到，叶剑英与香港关系密切，并曾来港居住，其中叶剑英在新界元朗住过的“潘屋”至今仍保存完好。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则在致辞中讲述了父亲与香港深厚的感情，她表示，父亲叶剑英戎马一生，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其家人中有多人出生于香港。叶向真并感谢社会各界对这次展览的支持。
出席当天开幕礼的主礼嘉宾还有：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全国政协委员杨钊、李国强、刘宇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办公室主任孙红霞、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原叶剑英元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少将、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广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徐咏虹、叶剑英侄子叶选基等。
周南：一个“the”打破中英谈判议程的僵局
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的历史，他回忆，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中国方面要求英国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国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国方面则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经过数轮商谈，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采访文章，周南称：“邓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两年为期。结果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
此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了。
中国立即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周南回忆：“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那是个夏天，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西欧司的一位官员吴吉平后来到美国留学，在他写的《香港会谈风云录》描写了这段故事：“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周南称：“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中国方面由姚广任团长，英国方面则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原基本法委员百人聚餐 曝资料上交国家秘密
【网讯】一班原基本法草委、咨委及曾以不同形式参与过香港前途谈判或回归历程的人士29日晚共聚一堂，畅谈当年岁月。原基本法咨委会秘书长梁振英，更借机曝出当年咨委会“将文物交回国家”的小秘密。
《文汇报》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原基本法咨委会副主任李启明、郭志权、高苕华、黄丽松，秘书长梁振英，副秘书长邵善波、马力，共同发起全体在港的原基本法草委、咨委、传媒界朋友、咨委会秘书处同事及曾经在各方面协助咨委会工作的人士在29日晚聚餐。席间逾百人齐话当年，不胜感慨。
相隔148年 同日收回文物
梁振英在晚宴上首次提到一个小故事。话说1990年4月《基本法》通过后，草委会、咨委会完成历史任务，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便会解散，会上有委员作临时动议，希望把咨委会的“文物”（包括大批文件、录影带、咨询报告、海报等）作有系统收藏，并责成秘书处把一批送交当时的市政局图书馆，另一批移交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梁振英笑说，第一批“文物”很快完成任务，但第二批却因联络问题，一直延到1990年8月28日才运抵北京，29日移交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巧合，像冥冥之中的安排，我们不禁想到1842年8月29日，正是南京条约签署的日子。谁想到在相隔148年后，我们在同一个日子把这些代表收回香港的基本法文物交还国家，意义深远。”
当时在港澳办或新华社工作的现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张荣顺、现中联办协调部副部长范瑞方、现省级联谊会总干事丘东、知名设计师靳埭强、信兴集团董事长蒙民伟等人，立法会中不同阵营的议员谭耀宗、杨孝华、李柱铭、李永达均同场出现，气氛热烈，但大家多是交代近况，少谈政事。
正当众人好奇为何著名歌手徐小凤、音乐人林慕德及广告人纪文凤也获邀时，梁振英笑着解释，原来1988年咨委会在香港进行公众咨询时，纪文凤负责广告，林慕德为广告片作曲，并由徐小凤义务演唱，当时两句“关心，这是你我的香港；关心，这是你我的未来”唱到街知巷闻，一改社会对草案咨询的冷漠反应。此外，主办单位当晚更特别找回当年的录影带，在现场播放，惹得众人追忆无限。
容永祺赞成扩大政治任命 倡设旋转门过渡期
【网讯】港府现正为进一步扩大政治任命官员进行研究，新成立的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主席容永祺近日表示已向政府提交意见，赞成增设副局长及局长助理等政治委任职位，但毋须立法会审批，并为这些职位设立“旋转门”及“过渡期”，让更多有志参政公务员可以加入。不过该会未有任何成员有意担任相关职位。
不可任相关工作免角色冲突
《日报》消息，容永祺早前接受访问时透露，设立副局长和局长助理有助问责制发展，但长远发展，要考虑设立“旋转门”及两年的“过渡期”。他解释，“旋转门”是应用在公务员出任各政治委命职位，当委任期过后的二年，可重返公务员架构，不过须重新考核及聘任；“过渡期”则指当各政治委任官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可担任相关工作，避免角色冲突，使市民质疑政府的公信力。
容永祺认为，委任政治任命的副局长及局长助理时，不需要经过提名委员会及立法会审批，因为现在的局长的人选任命本身不需要立法会通过，也可以避免行政与立法不必要的政治角力，又可以加快其招聘效率。他说，现在该会未有任何成员有意思担任有关职务，不过，他建议出任有关职位的人士，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拥有行政能力及经验，最好是具有专业人士背景。
对于问责官员与公务员的磨合，容永祺说，须“理顺”公务员及问责官员之间的关系，如常任秘书长及副局长的关系，要明确地说明两者属于职能上的关系，而不是从属的关系，这有助两者的协调及沟通。
保留功能组别平衡意见
另外，在政制发展中，容永祺表示，现阶段有保留功能组别的需要，现在的立法会地区直选与功能组别各占30席，这可以平衡地区声音与专业人士的意见。他说，很多专业人士由于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根本没有可能全心全意投入地区工作，参加直选，但其专业的意见，对香港发展十分重要。
容永祺又说，地区直选的议员大多数把注意力集中在地区事务，保留功能组别，可以吸纳更多的专业意见，平衡地区声音及专业人员意见，令香港社会发展更多元化，又说功能组别议员也十分关注业界以外的社会事务，他们的意见，都会顾及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只要业界利益与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没有冲突，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立会六成议员评分下跌 民建联马力跌幅最大
【网讯】香港研究协会29日发表立法会议员最新评分调查，结果显示，30名循地区直选产生的议员当中，近60%的得分均录得下跌，而且近半议员的评分低于3分。协会认为，调查结果反映市民对部分议员的表现未臻满意。
《大公报》消息，香港研究协会于5月21日至28日期间，透过随机抽样方式访问了1109位18岁或以上的市民，要求他们就各区立法会直选议员于最近两个月的表现进行评分。结果显示，近60%的直选议员的评分均告下跌。
港岛区方面，跌幅最大的是民建联主席马力，他的评分比3月份时下降了0.41分，同时他也是该次调查中录得最大跌幅的议员。至于同属民建联的另一位港岛区议员蔡素玉，未知是否受到皇后码头清拆拨款中投弃权票所影响，也录得0.37分的跌幅。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虽然录得0.28分的跌幅，但她仍以3.65分位居这次调查的榜首。
九龙东五位直选议员中，除了民主党的李华明录得跌幅外，其余四位的得分皆有所上升，工联会的陈婉娴继续蝉联该区榜首。九龙西方面，职工盟刘千石录得0.2分的升幅，取代民协冯检基成为该区民望之冠。新界东方面，“长毛”梁国雄得2.31分继续排行该区榜末。新界西方面，陈伟业录得0.24分的较大跌幅，排名退至榜末。
该协会负责人促请各议员正视市民的评价，认真检讨工作表现，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多研究和讨论市民关心的议题，积极为市民服务，以改善本身形象，争取更佳评分。
此外，港大民意网站同一天也发布最新的民意调查，市民对曾荫权的总体评分录得轻微上升，曾荫权获得68.1分，而有72%的被访市民表示支持曾荫权出任特首，比5月初同类调查则下降两个百分点。至于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整体满意程度方面则与上次调查持平，满意率为50%，只有11%的受访者表示不满。
徐四民：《基本法》比《英皇制诰》还民主
【网讯】前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28日在接受访问时称：“回归前，大家都很害怕，对回归缺乏信心，比较有钱的人把房地产都卖了，100万元的房子，20万元‘跳楼价’抛售，‘大逃亡’到海外。这些当年‘逃亡’的人，现在大都回香港了。香港这十年的变化太大了。”徐四民认为，经过十年的实践考验，证实《基本法》比《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民主、高明得多。
中新社消息，徐四民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英国人过去比中国人“高明”，“当一个小信差，一个中国人只有三四十元，但洋人就有一千元，同工不同酬。华侨爱自己的祖国经常受到镇压，报馆、学校、老师、校长都被打压，香港这块中国的领土当时很‘乱七八糟’。”他指出，回归前，大多数香港人不会想到中国人可以管理好香港，但经过十年的实践考验，证实《基本法》比《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民主，高明得多，比很多地方尊重人权。
“香港回归十年，特区政府没有因言论入罪随便抓一个人，警察没有用警棍打得一个人头破血流。你看回归前奔投外国当‘二等公民’的，相当一部分都回来了。这说明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非常成功！”
徐四民称，“一国两制”是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共存，“共存好不好？这十年来的实践说明，非常的好！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收回香港，要发扬香港优势，经济稳定，安居乐业，这十年哪里不是这样？”
徐四民并指出，中央支持香港，香港依靠大陆，这个关系是自然的、永远的；中央以民为主的管治手法建立“一国两制”，促进世界的友好和平发展，这对台湾也起到示范作用，他相信台湾终有一天也会回归。
“中国和平崛起，通过经济发展稳定香港。再过十年，香港的人口将由700万人，增加至1000万。”徐四民相信，香港的经济会越来越好，居住在香港的人会越来越多，连地皮也会越来越贵。
官方保密法集体负责制谈不拢 民主党难入阁
【网讯】行政长官曾荫权成功连任后，关于他邀请民主党成员进入行政会议的消息传得十分热闹，但随着新政府班子的确定，行会人选也即将揭盅。据悉，政府与民主党“谈不拢”，换言之，下一届行政会议名单中可能将没有民主党的成员，而现任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可以连任，继续代表泛民主派在行会中发声。学者估计，政府与民主党是在政改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信报》消息称，先后传出曾荫权有意邀请民主党成员入阁，其中民主党副主席单仲偕是热门人选，消息一直未被证实。不过，据了解，政府曾经接触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张文光，就邀请民主党成员入行会一事正式摸底，但由于双方在官方保密法及集体负责制方面不肯让步，所以未能成事。
从未考虑邀请公民党
曾荫权未能成功箍稳民主党的票，预料在政改问题上，他将打民意牌，以争取60%的民意支持，再要求民主党议员支持有民意基础的方案，务求以民意的压力攻下民主党。至于公民党方面，却有消息透露，政府从来没有想过邀请他们入阁。
另一方面，消息又指出，代表民主派的张炳良在行会有不错的表现，经常为政府提供另类意见，有些意见是其他行会成员未必考虑到的，可见，政府内部对张炳良的评价颇佳，预期他可以再留五年。
张文光否认政府提邀请
张文光28日接受查询时否认政府邀请他们加入行会。他表示，民主党及他个人不时会与政府讨论政治问题，当中可能涉及集体负责制及保密制等议题，但政府“百分之百”没有邀请民主党加入行政会议，而民主党的立场也十分清晰，政府没有提出邀请，民主党不会讨论集体负责制及保密制的问题。
他又指出，民主党若要加入行政会议，集体负责制及保密制就必须作出修订。他表示，在保密制的立场是，在投票前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最后争取不到，就要跟随集体负责制。至于保密制方面，他认为在行政会议拍板前，成员可以就政府的建议咨询党内的核心成员，但不必提交相关建议的文件及资料。
对于政府拟以“斩件方式”讨论政改方案，张文光表示，无论时间是远是近，最关键是一定要有普选时间表，作为进入讨论的基础。他表示，2005年泛民主派之所以否决政改方案，正是由于政府不肯提出一个普选时间表，而并非否决提名委员会的建议，因为普选时间表才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
何俊仁强调不会让步
民主党李华明表示，并没听闻政府曾与民主党作过正式讨论。他表示，该党与政府对集体负责制及保密制的理解，距离时远时近，会因应不同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他个人认为民主党一旦加入行政会议，很难与政府谈判，因此民主党加入行政会议有一定难度。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也表示，没有政府人士接触他，也没有收到党内成员相关的汇报，但他强调，若因为加入行政会议而影响政党的运作，他们“不会让步”，加入与否要视乎政府方面是否有所放宽。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对此表示，民主党成员不能入阁，“官方保密法”及“集体负责制”不会是关键的原因，他相信双方是在政改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也没有足够的信任，为避免重演2003年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第23条立法临时倒戈事件，所以谈不拢。
单枪匹马赴民主党饭局 唐英年七瓶美酒宴客
【网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在接受电视台访问大谈饮酒之道后，又在28日晚带上7瓶1983年产的“mougon”红酒，单枪匹马到鲤鱼门与民主党籍的八名立法会议员共进晚餐。美酒佳肴当前，众人大谈风月、人事、往事及政事，谈笑甚欢。
《文汇报》消息，有与会人士透露，会上唐英年“大话当年”，重温自己还是立法会议员的日子，又提到席上数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包括杨森、李华明、李永达、涂谨申均和他同样是在1991年加入立法会的，而彼此已共事了一段时间。
赞同单仲偕修订“观察期”
众人把酒言欢之余，也提到近日的啤酒减价问题。与会者表示，原来唐司长也很赞同单仲偕提出“观察期”的修订，还笑说：“政府决定减税，酒商不减，议员当然有意见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众人也提到未来政府的运作，民主党提出应该加强沟通机制，在有关的法定组织内，加入一些不同意见人士，据闻这个意见唐司长也很“听得入耳”，觉得很有理由。
梁爱诗称回归十年法治无倒退 普通法需成长
【网讯】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后有三次释法，司法复核个案则大幅上升，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特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28日表示，回归十年来法治并没有倒退：“普通法本身是有生命的树，需要继续成长。”
《文汇报》消息，梁爱诗重申，以特区的名义约束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权力是不合理的，《基本法》出现争议也不代表有问题出现或存在政治干预，最重要的还是找出正确的道路继续发展。
维护制度 需考虑发展
梁爱诗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司法独立无疑是法治的重要核心价值，她完全明白不少律师对香港法治的忧虑，但在维护制度落实的同时，也需要考虑法律的发展：“如果不了解《基本法》条文的原意，冲突与矛盾将很多，而掌握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也是不出奇的事。”
她又以个人理解《基本法》的过程呼吁法律界人士应透过法院案例的建立，法律解释等，以开放脑筋接受新制度的变化，“我学习《基本法》的过程，都发觉以前自己的看法有不对之处”，但“新事物始终需要一段时间完全掌握，问题是走的路是否对”。
梁爱诗又强调，“不是（有关《基本法》部分条文）争议多就是出现问题”，“而有争议也不等于政治的干预”，就如美国宪法已建立200多年，依然存在不少法律的诉讼。她还反问：“如果政治可以指示干预司法的裁决，为何仍有那么多人相信法院，把众多的案例交予法院作出解决呢？”
不过，她承认《基本法》是香港的宪制性文件，包含执行条文的大原则，当世界一直在变，难以预料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就正如1990年不可以预示2007会发生的事情……回归前有预言香港已死，最后香港并没有如预言所说死去。”
不认同释法冲击法治
香港回归后曾先后三次进行释法，梁爱诗不认同多次释法事件已对香港的法治造成冲击。她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力，分别在中国宪法，以及《基本法》158条已载列。社会起初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的权力有些误解，认为只可由法院提出要求作出解释，但其实如果人大按照《基本法》及其程序作出法律解释，法院不能对此作出质疑，也不存在“不合宪、不合法、不应行使权力”的批评：“如何可以由一个特区去约束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行使的权力，这是不合理的。”
司法复核增 反映信心
谈及司法复核个案在回归后大幅增加时，梁爱诗认为，这显示社会对法律存有一定的信心，而随着司法的发展，相信司法复核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将会成为行政上的监督，而法院将会对此作出把关，拒绝不合宪法程序的申请。
另外，被问及何时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时机，她则说，这应当是有关政策部门的决定。梁爱诗表示，她不同意为23条立法会钳制市民活动这种看法，她呼吁，香港各界应珍惜国家，顾及香港与大陆在司法制度上的不同，赋予香港为国家安全自行立法的机会。
内斗丑闻不断 民主党难成气候趋衰落
反对派政党的发展，要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以“论政”组织方式运作，汇点、太平山学会、民协、民主促进会等相继出现，还未成为一股政治主流势力。1990年，太平山学会及部分民协成员合组“港同盟”，在短短数年中，成为反对派阵营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这也是反对派的“萌芽阶段”。
与“退党潮”结不解缘
《文汇报》分析文章指出，其后，港同盟与汇点合组民主党，然则名为合组，实质与吞并无异。民主党正副主席由港同盟的李柱铭、杨森分担，只留一副主席头衔予汇点的张炳良，中委、中常委的核心领导层，更由港同盟占绝大多数，汇点成员仅为花瓶。
由诞生始，民主党便与“退党潮”结下不解之缘，组党时约有4成港同盟成员并未加入，成立数日便有人脱党，组党初期约有600名党员，至今可谓“毫无进帐”。
回归前，末代港督彭定康急推民主政制，民主党在1995年立法会选举中取得13席，风头一时无两。可惜表面一片风光，内里矛盾重重。回归后，政党力量发展迅速，民建联、自由党等迅速壮大，更在立法会中与民主党分庭抗礼。
独裁“党争”频仍
民主党未能励精图治，却因党内大佬实行高压政策，以致“党争”频仍。“第一次革命”在1998年爆发，以黄仲棋、陈国梁为首的“少壮派”，于党内改选中发难，推举刘千石取替张炳良。可惜刘千石虽成功将张炳良拉下马，却在不足24小时内决定辞职。
主流派趁机进行第一次清党行动，以刘千石具双重党籍为由，革除其党籍。少壮派虽有几名成员成功突围，进入中委会内，却被主流派架空，他们深明再留在民主党内也难有翻身机会，于是集体退党。此后，退党浪潮时有发生，如陈伟业便在2002年退党。
刚愎自用的主流派未有汲取经验，反而更趋独裁。在2000年补选港岛区立法会议席时，竟然弃党友甘乃威，倾巢而出协助公民党党魁余若薇参选，种下今天公民党声势远胜民主党，更与民主党争当反对派“共主”的恶果。
民主党成立以来，即丑闻不绝，包括唯景事件、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涉嫌滥用公帑、区议员何伟途在内地召妓被捕等，一度令“民主党”三个字成为负资产，遭选民离弃。有党员透露，党内曾在2002年进行评估，发现中产选民流失最为严重。
或被公民党取而代之
积弱多时的民主党在2004年、2006年两度发生“改革派之乱”，主因同样都是新一代“无法上位”的老问题。“真兄弟”、“亲兄弟”利用互联网相互攻讦爆料，惹来传媒及公众广泛关注，并批评民主党领导无方。主流派则趁机多次进行清党行动，透过党内改选，清除异己。
回归十年来，香港反对派政党力量此消彼长，在民主党走向衰落的同时，以余若薇为首的公民党开始走出前台，更有取替民主党之势。但公民党成立一年多来，虽然声势不俗，党员却来来去去只得200多人，尤其是该党主要成员均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等华人”，鄙视地区基层工作，因而有论者认为长远而言，该党终难成气候。
梁振英呼吁港人居安思危 发挥背靠大陆优势
【网讯】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27日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落实顺利。但总结经验，他呼吁社会，不要仅仅关心政制改革，也要关心全球经济急速一体化所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做到居安思危。
中新社消息，梁振英坦言，回归后的开局情况确实不好，回归后翌日整个亚洲已受到金融风暴冲击，但香港初时仍未做好准备，一般人认为香港会没事：“在金融风暴下，社会资产价格、股票、中小企业都受到很大冲击。”
他希望，港人要居安思危，积极地研究日后有哪些事可做得好些，避免问题再次出现。现在，香港不少人将焦点集中在政制问题上，梁振英呼吁不应“挂一漏万”，如要关心全球经济急速一体化带来的挑战。
梁振英认为，其他地方都羡慕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中国大陆这个强大的后盾，港人更应把握机遇，并呼吁港人不要守株待兔，要主动走入大陆寻找发展机遇，政府及商界也有责任带领香港，好好发挥香港背靠大陆的优势。
他希望“香港人能够爱香港、爱国家，彼此相亲相爱，做到700万人是一家，若做到这点，相信香港能够更好掌握机遇克服挑战。”
华懋慈善基金掌握绝密档案 包括陈振聪底细
【网讯】华懋已故主席龚如心千亿遗产争夺战仍在持续，据悉，华懋慈善基金在大陆有势力的人士协助下，掌握多份绝密档案，包括“神秘富豪”陈振聪的底细，以及2005年龚仁心遇袭事件的幕后黑手，不排除这些“黑材料”将成为向警方举报的重要证据。
《日报》消息，一名华懋消息人士指出，自从爆出龚如心遗产争夺战后，不少大陆的势力人士力撑华懋慈善基金，其中一名姓黄的华懋前高层作为中间人负责穿针引线并搜集资料，该消息人士说：“黄先生是龚如心生前的老友，合作无间，他肯出来帮忙，完全是站在老朋友的立场上，帮故友完成捐善宏愿。”
消息人士透露，这位黄先生近日收到许多档案，部分从未曝光，内容敏感，当中有龚仁心于2005年9月遇袭的幕后黑手，及凶徒的详尽资料，另有陈振聪的底细和人际脉络，这些材料已送交华懋，华懋高层阅后均十分震惊，有人提议向警方举报，有人则建议按兵不动，等待掌握更多资料才作打算。
资料若属实 赢面大增
“如果资料属实的话，华懋在争产案上赢面大了好多，有人甚至要负刑事责任。”消息又称，华懋要员连日频频北上，与力撑华懋的大陆势力人士接触，有人承诺在必要时，随时可以提供更多有力证据，助华懋保卫龚如心遗产。
另外，陈振聪位于半山楠桦居，由于本周末狂风大雨，陈宅相当宁静，整日不见陈振聪及陈妻谭妙清出现。而华懋总部也不见龚仁心露面，他只在上午返回诊所应诊，保安员则定时巡逻。
“亚洲第一女富豪”、香港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离世后，她的数百亿遗产“花落谁家”顿成关注焦点。有消息指龚如心早立下遗嘱，把遗产分作三份，一份预留予九旬母亲及家人，一份拨入名下华懋信托基金作慈善用途，余数则送赠给国家。但就在龚如心出殡之际，却冒出了一名神秘的继承人、“风水师”陈振聪，声称自己是龚如心遗产的唯一受益人，导致了新一轮“争产”风波。
为了对抗陈振聪，龚家不惜出手网罗城中“至尊级”律师，组成史上最强律师团，誓保龚如心遗产。鉴于龚如心最终将遗产留给了一个外人、还是一名“风水师”，龚家人决意，把诉讼的重点放在“龚如心立遗嘱时神志是否清醒或受人操纵意志”上。而陈振聪神秘的发家史及背景也引起了华懋集团的重视，如今正多方调查，希望能知己知彼，阻止陈振聪夺财。
周南：邓小平提出搞普选要依循序渐进原则
【网讯】港人致力争取普选，在香港回归扮演重要角色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27日称，立即双普选是不符合《基本法》的，也不利于维护香港持续繁荣与稳定。他表示，对于香港要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已故领导人邓小平选了采取行政主导方式，并认为搞普选也要循序渐进和以均衡参与的原则来发展香港民主政治。
《日报》消息，周南接受访问时说，香港回归十年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但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十年的实践有一个重要的共识：“维护好香港的持续繁荣与稳定，是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所在”，要不断增加有利于稳定与和谐的因素，逐步减少和排除不利于稳定与和谐的因素。
在政治体制上，他说：“应该坚持由《基本法》所确定的行政主导的原则， 坚持按照循序渐进和均衡参与的原则来逐步扩大民主机制。所谓立即‘双普选’，是不符合《基本法》、也是不利于维护香港持续繁荣与稳定的。”
忆述中英谈判年代，他赞扬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创举。周南说，在起草香港特区《基本法》的阶段，邓小平抓住了《基本法》的关键问题，即香港要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当时邓小平选了采取行政主导方式。有人提出普选，但邓小平说普选是否一定能选出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邓小平不大相信，他说搞普选也要循序渐进和以均衡参与的原则来发展香港民主政治。
周南说，在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的晚上，他已睡觉，却突然收到北京急电，得悉其逝世的消息，于是连夜布置灵堂。他又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曾当面邀请邓小平在1997年时访港，当时邓小平说：“好哇，好哇，还要继续奋斗啊！”
1990年代初，英国政府错估中国形势的发展，想推翻中英协议。彭定康单方面抛出了所谓的“政改方案”。当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是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企图在回归后延续其对香港的管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他要中方人员“一定要坚决顶住，一点都软不得”，“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都不能让步，更不能说一寸”，“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我1982年同撒切尔夫人讲的，在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和采取另外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今天仍然有效”。
周南称，正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邓小平的指示，才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除此之外，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香港还存在着来自其内部和外部的不安定因素，要人们加以警惕和认真对待。对照十年来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不惊叹他的远见卓识。
选举期避免争议课题 选举后立法会被迫加班
【网讯】最近立法会就两铁合并、公屋租金新机制和政策局重组均加开会议。事实上，除政策局重组有程序需要外，两铁合并及公屋租金的立法工作均是近月来才加快。有学者近日分析指出，政府“开快车”，缘于有意避免在行政长官选举期间做容易引发争议的事，以助争取民意。
《信报》消息，从曾荫权2月1日正式宣布竞逐连任行政长官，至3月底投票日近两个月，政府鲜有推出新政。多项选前已开展的咨询或检讨都要“让路”，例如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成立通讯事务管理局，以及公共广播服务检讨，都因为选举而延迟甚至至今仍未推出。
政府去年7月发表咨询文件，建议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开设副局长和局长助理职位，11月已结束公众咨询，但碍于要先解决新一届政府的组班问题而一直按下。
合并电讯管理局和广播事务管理局为通讯事务管理局的建议，早于去年6月已截止咨询，曾荫权去年10月的施政报告表示，会在本个立法年度内立法，但至今仍未提交草案予立法会。而原定去年10月发表的公共广播服务检讨报告，则到选后三天始提交政府。
虽然在选举期内政府仍有草案提交立法会，但《居籍条例草案》和《大陆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草案》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可能性均极低，至于选前已提交立法会的《种族歧视条例草案》，所属的法案委员会平均每月只开两次会议，当局近期更表示没有立法时间表。
配合“需要”加密会议
至于选举后匆匆上马的《两铁合并条例草案》委员会，为赶及在立法会暑假休会前通过两铁合并立法，政府25日少有地在主体法例草案通过前，先提交附属法例草案。此外，政府换届要重组各政策局，令立法会的会议更为密集，加上厘订公屋租金新机制以及日常的议会事务，立法会不时由早上8时半至下午6时半都有会议。
翻查部分议员出席会议数目可以发现，大多数议员5月须出席的会议均比今年3月多，就算考虑到传统上立法年度尾段会议较为密集的因素，不少议员今年的工作量仍比2006年同期多。
学者：政治循环世界皆然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卜约翰表示，即使香港并非民主体制，但候选人因为须争取支持者，会避免将富争议的立法在选举期内提交立法会，借操控政策出台时序去确保能够继续执政。他并特别指出，这次的候选人曾荫权，比其前任的董建华更重视民意。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也认为，候选人会避提具争议的课题，以免成为电视辩论中的“把柄”。他指出，这种“政治循环”世界皆然，美国总统也会在上任首年加税，但最后一年为求连任，则要争取民意而减税。
他并提到，曾荫权一直强调强政励治，为免被视为空壳，无所建树，并希望在新班子接手前尽快完成手头工作，以免新官员会由于不熟悉而节外生枝，因此要善用选后和新政府上任前的三个月将工作推出。
学者驳泛民 称曾荫权提政策局重组方案不晚
曾荫权3月底获选连任行政长官，并于4月初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颁发委任状，不过，直至5月初到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曾荫权才公布政策局重组方案，使到立法会须在7月1日之前短短的时间内审议并通过。有泛民主派议员批评，政府太迟向立法会提交重组方案。
《信报》分析文章指出，翻看近日立法会会议时间表，平常每月只召开一至两次会议的政制事务委员会，在5月共加开五次特别会议去处理政策局重组事宜，可见立法会在“赶工”，以便在6月13日通过决议案，确保新班子能够在7月1日随行政长官新一届任期开始时上任。
外地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即使没有一个政党取得大多数席位，要由多党合组联合政府，一般都能够在大选之后数天至一个月内完成组阁及部门重组，新一届阁员随即上任；至于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则甚少重组各部门职务，总统选举日与上任日期相隔约两个半月，总统可在期内找寻阁员。
相比之下，由曾荫权4月初正式获北京政府任命，至立法会6月中通过重组方案，需时超过两个月，而相距7月1日新班子上任更近三个月。然而，曾荫权长年担任公务员，不少问责官员都是来自公务员系统，加上政府施政也有赖公务员支持，政策局重组也须咨询政府内部的意见。
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叶健民表示，在政治现实上，行政长官在选举前不保证能够当选，获北京任命之后，着手重组政策局时也需草拟文件，因此，他不认同政府能够提早将方案提交立法会。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也不认为重组政策局的工作需时过长。他指出，香港的情况有别于外地，例如英式议会制设有反对党影子内阁，即使反对党上台执政，也能够在短时间内组阁。不过，与美式总统制比较，由于官员的任命须参议院确认，并非所有任命都能顺利通过，因此同样会出现拖延。
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卜约翰则指出，香港并没有稳定的执政联盟，行政长官必须争取政党支持其重组政策局方案，但在外地，赢得大选的政党能够较自由重组内阁，落败的政党一方面没有权力阻延，同时也希望日后执政时可顺利组阁。他认为，香港既非议会制，也非总统制，制度并不典型。
唐英年：董建华雄心壮志 曾荫权经验十足
【网讯】自财政预算案公布后人气急升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近日心情大好地接受电视台专访，分享个人从政的心路历程。他坦言当初接任财政司司长一职的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稍有差池就要鞠躬下台。唐英年还首次公开谈及董建华和曾荫权的施政风格：前者雄心壮志一心想搞好香港，后者对政府运作驾轻就熟，吸取过往经验，有助政府避开“地雷”。
《大公报》消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接受电视台专访时，畅谈从商界涉足政坛的经历，先是他在商界打滚数年后，政府起初邀请他参加一些咨询机构当委员。1991年，港督卫奕信突然邀请他到港督府“谈谈”，当年对政府运作毫无认识的唐英年心情十分紧张，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于是找来好朋友、现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李鹏飞帮忙，才知卫奕信有兴趣委任他当立法局议员。两人会面时谈及社会、政治、民生等问题，更花了45分钟分享了他公司在新疆的投资项目。唐英年就在当年加入了立法局，开始了从政生涯。
董建华施政雄心壮志
及至董建华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时，也曾邀请唐英年谈话，但该次会面前唐英年已得知董的目的。首届特区政府成立时，唐英年被邀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第二届才“荣升”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他说，决定“多走一步”是经过三思，因为自己花了五年时间服务市民，既然已做了那么多事情，有能力的话不妨一试。不过，他几年前一句话，“如果要香港失业率低至1997年前的2.2%，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至今仍未被忘记。唐英年承认，刚加入问责局局长行列时，说话较率直，但现在就会转换方式表达。
唐英年在2003年突如其来获委以重任，接任财政司司长这个烫手山芋。他坦言，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很多朋友都予以劝阻。“当时失业率正处于历史高峰，财赤情况史无前例，加上民怨非常高，稍有差池都会鞠躬落台。”他当时的决定主要基于对香港人有信心，过去几年经济复苏，都是港人奋斗和共同努力的成果。
至今撰写了四份财政预算案，唐英年表示，最大挑战是经常被追问“何时放水”的问题，他语带双关：“没钱时当家困难，有钱时一样困难，大家一齐共患难，但未必可以共富贵。”
他表示：政府过去几年希望让市民知道，要先节流后再考虑开源，带头说服大家政府有决心和方法控制开支，现在是与民共富的时候，所以拿出200亿元在税务等作出宽减，让市民既能共度时艰，也能共度富贵。
曾荫权熟悉政府架构
问及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现任特首曾荫权有何分别时，唐英年娓娓道来，他认为董建华是从商界背景走入政府，好处在于他更能以市场和经济的角度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但短处是对政府的运作不熟悉，磨合期会遇到一定的挑战；加上港英政府把香港移交的前后十三年过渡期，应做的没有做好，例如没有逐步改革教育政策，当时董建华雄心壮志想搞好香港，但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等动荡，市民当时都不愿意看到太多的转变。
至于曾荫权，唐英年说：“曾荫权在政府工作多年，对架构很熟悉，需要按什么钮都知道，在他的运作下，没有董建华当时的挑战。”
唐英年来自商界，且在政府工作了相当日子，问及是否有资格问鼎“未来特首”，他则笑称：“何德何能？”并说：“会在余下任期继续做好这份工！”他表示，自己有能力服务市民，很高兴和很有满足感，如果有其他人比他做得更好的话，乐意让出位置，笑称届时自己可以轻松一点。
避免宪制冲突 梁振英吁莫盲目追求乌托邦
【网讯】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27日表示，香港不应盲目追求乌托邦式的政治体制，而忽略社会问题。他建议港人在普选问题上必须深思熟虑，避免出现宪制冲突。
中央社报道，梁振英出席香港商业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市民在十年前回归时的忧虑已一扫而空，但特区政府仍要处理其它诉求，例如争取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
他说，香港所享有的是高度自治，有别于完全自治，中国政府拥有香港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将来港人有权“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若当选人不获北京接受，中国政府也有权不任命行政长官。
梁振英认为，香港在普选方面需要与北京协调，以免出现严重的宪制冲突，这是任何提出双普选方案的人都必须提及的问题。
他又表示，世界上并没有一种政治体制既能反映大多数市民意愿，又可制衡行政机关，同时不影响行政机关运作。港人不应盲目追求乌托邦式的政治体制，使社会忽略政治以外的民生及经济等问题。
王振民重申 香港政改方案须按基本法办事
【网讯】国务院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振民27日在香港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表示，香港的政改方案，必须按照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办事。
《日报》消息，有报道指出，北京政府希望将来选特首时，有一个两地沟通机制，避免北京不能接受的候选人获提名，王振民对此拒作出评论，只表示，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大家都可以提出建议，但最终的政改方案，须按一国两制及基本法办事。
出席同一场合的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在致辞中表示，特区政府在未来五年，会面对有两项挑战，包括推动政制发展，为普选订立路线图和时间表，也要加强与大陆在经贸上的合作，推动香港经济发展，配合国家第12个五年规划。
王振民重申，7月1日后下届政府会就政制发展绿皮书进行咨询工作，他并寄语，年轻人要多点关心国家。
三泛民主派议员押后提案 两铁合并再生波折
【网讯】《两铁合并条例草案》委员会21日早开会，因三名拟提交修正案的泛民主派议员齐齐缺席下被迫中止会议。据悉有四位拟提修正案的议员22日委托委员会主席刘健仪向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提出要延迟提交修正案的限期。不过，由于审议修正案必须经过多项程序，审议时间不能少于七个工作日，因此不排除有泛民议员故意做手脚，意图令两铁合并的草案不能如期通过。
三人缺席会议中止
《大公报》消息，据了解，除了21日缺席的三名泛民议员郑家富、陈伟业和张超雄外，还有一位议员，即合共四位议员22日一起向范徐丽泰提出延迟提交修正案。不过根据程序，立法会主席要将修正案给予政府回应，然后再将政府回应交回给议员考虑。之后立法会的法律顾问会研究议员意见，并由立法会主席考虑并作出裁决，最后才让议员看修正案的定稿。上述整个程序需时七个工作日，中间没有一项程序可以省却。
立法年度或难通过
按照程序，由于修正案原本拟定6月6日恢复二读，因此议员必须在28日或之前提交修正案。在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竟然有四位议员同时要求延迟提交修正案，情况极不寻常。
就算范徐丽泰“加班”进行裁决及翻译修正案的工作，也最多只可延后一天提交修正案。再加上21日一早发生三位拟提修正案的三位泛民议员同时“离奇”缺席的事件，不禁令外界怀疑泛民有意阻碍两铁合并条例通过。
据悉，委员会决定29日开会听取议员介绍修正案，6月6日恢复二读。若过程顺利，两铁合并的条例草案将艰难地于本年度立法会会期终结前获得通过。
北京露普选特首底牌 参选人或要先经过预选
特首曾荫权还在竞选期间，已经表示要搞个“终极普选方案”，因为是“终极”，北京和泛民主派阵营自然都要显露底牌。泛民的22人方案底牌是无论门槛有多高，至少要保证泛民阵营的参选人，可入围成为候选人；但北京的底线却是，绝对不能出现一个局面，就是港人普选出来的特首北京难以接受。
需获委员会“整体性提名”
《香港经济日报》分析文章指出，北京政府和泛民主派现在的着眼点，都是盯着特首提名程序，即究竟有何条件，决定谁人可以出线，再由市民一人一票去普选。
北京最近趁一批香港传媒到北京学习之际，由人大常委会的法律界权威人士透露了对香港普选的底牌。
此位人大常委会的权威人士指，依照《基本法》第45条规定，特首候选人须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而所谓民主程序，就强调必须是“整体性的提名”，而非个别委员的提名。
有亲中人士指，既然是“整体性的提名”，意即参选人取了足够提名后，还要经整个提名委员会来个“预选”，形成所谓“整体性的提名”，合乎资格后才可参赛。
初选最高票两人 才可普选
例如，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汉清早前抛出的2017年普选方案，便符合权威人士的条件，其方案是：先由800人组成提名委员会，参选人取了50个提名后，必须在提名委员会的初选中，获得最高票数的前两位候选人，才能参加普选。
该亲中人士还指出，提名委员会作为整体，其组合要讲求均衡参与；所以曾荫权2005年的政改方案不可能原封不动，尤其提名委员会的组合，决不能加入区议员，再益泛民阵营。
另一边，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对包含预选的普选方案，已摆出一副“没得谈”的态度，必定反对。
有官场人士点出，特首既想解决普选这个争拗多年的问题，自然要拿出一个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方案，令民意心服、口服；若然要硬销一个民主派坚决反对的方案，最后即使方案险胜，可能还是巴士阿叔的一句：普选问题，未解决！
鲁平：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并非受北京钦点
【网讯】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近日透露，接近回归时北京政府接纳原本亲英阵营的人士是因为北京容许大家作出改变，他又否认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受北京钦点而成功当上行政长官一职。他认为，现在香港人最担心的是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香港处理经济转型的问题上要长远的规划策略。
《日报》消息，对于北京政府在接近回归的时候，开始接纳一些原本亲英阵营的人士。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在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时表示，理解过去受殖民地的影响，对国家的看法不同，因此要容许大家作出改变。他表示：“什么叫‘忽然爱国’，如果这样的话，把大批人都排除出去的话，好像传统的就是爱国，其他人就不是爱国。”
港珠澳大桥不宜再拖
说起199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与当时尚未当上行政长官的董建华握手，引起董建华早受北京钦点成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揣测，鲁平作出否认，他语气坚定地说：“这个我说香港是误会，说什么握手、董建华握手，这些根本是无稽之谈，没这个事，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定！”
鲁平续说，北京从来没有替董建华拉票，也没预料到他能够以320票高票当选，说明他是众望所归。
鲁平坦言，自己退休后仍然十分关心香港。他认为，现在香港人担心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说，香港错失了许多与广东合作的良机：“我觉得香港要有危机感，自己本身要有经济结构，你光靠CEPA，光靠自由行，不能解决问题……要有长远的规划策略，整个全盘的解决方法。”鲁平还提到，港珠澳大桥的工程不宜再拖，把大桥建起来往西发展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适逢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十年前曾参与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前港澳办主任鲁平近日来做客香港有线电视台，透露了香港回归的一些内幕，其中曾提到，港人均知特区政府财政储备雄厚，却不知这些财政实力，是北京政府不少官员与英国政府斗智斗力下方得保存的，英国政府起初已计划好只留下50亿财政储备给香港。
鲁平还回顾了与末代港督彭定康之间的交往，对于彭定康，他至今仍无悔给彭定康戴上“千古罪人”这顶帽子。鲁平指，彭定康居心叵测，意图借香港推翻中国的政权，完全谈不拢。
解放军乐团指挥忆香港回归仪式“一秒之争”
【网讯】十年前，世人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背后，曾有一秒之争。作为当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于建芳大校近日接受采访时讲述了这段故事。
中新社消息，1997年4月的一天，解放军军乐团接到一项任务，要组成一支35人的乐队参加香港回归仪式，由于建芳担任指挥。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排练，于建芳带领乐队赴港。“我们大概是在6月25号左右到香港，当时还有三军仪仗队的队员。”于建芳回忆说，“我们到香港后没有穿军装，但还是有香港市民通过腰间的皮带认出我们是解放军。”
到香港后，解放军军乐团和准备参加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英国皇家乐团进行了几次合练。这时候，中英双方在关于政权交接仪式上的“一秒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英方要将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才结束，要求中方推迟一秒，即在7月1日零时零分一秒才开始升中国国旗和演奏中国国歌。
“我们的态度很坚决，必须在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奏响中国国歌。我们已经等了一百多年了，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于建芳回忆说，“军乐团当时接到的是死命令，不能早一秒，也不能晚一秒。如果英方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也要准时奏响国歌，即使是我们和他们的国歌音乐叠在一起也在所不惜。”
历史性的时刻逼近了。6月30日晚23点10分左右，军乐团进入交接仪式的现场——香港会展中心。“进入会场后，鸦雀无声。我心想，嘉宾们怎么还没到。等我抬头一看，发现会展中心坐满了人，可是没有人说话，气氛非常凝重。”于建芳说，这时候他心里就更紧张了。
按照事前的约定，在交接仪式开始20分钟前，双方的乐队轮流各演奏四首乐曲，为会场营造气氛。“我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茉莉花》。舒缓的音乐声响起后不久，会场的紧张气氛开始融化，嘉宾们开始窃窃私语。音乐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激动人心的政权交接仪式开始了。23点59分，英国乐队开始演奏《上帝保佑女王》，降英国国旗。“正常情况下，英国国歌需要50多秒，可是他们一演奏我就觉得不对劲，节奏比平时还快了不少。结果，他们只用了30多秒就演奏完了。我们只做了英方如果拖延时间，我方坚决按时奏响的准备，没想到他们会加速演奏。”
这等于给中方军乐团留出了20几秒的空白时间。“这是令人窒息的20几秒钟。我看见李鹏总理抬起手腕仔细地看了看表。我的心也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于建芳小声问身边的联络官张景山：“怎么办？”张景山回答：“不管它，按原计划走。”
张景山精确地读着秒表，在23点59分58秒半的时候，于建芳果断地举起指挥棒。零时零分零秒，指挥棒准时起拍，《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交接仪式结束后，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张业遂第一个跑过来，紧紧抱住于建芳说：“太准了！”于建芳回忆说：“可能我当时太紧张了，耳朵充血，一直觉得国歌的声音有点小，但其他人告诉我，那天的国歌格外嘹亮。”
民建联撑胡汉清普选方案 赞符合《基本法》
【网讯】民建联虽然至今仍未能提出政改建议，但副主席谭耀宗23日表示，策发会成员胡汉清的普选方案比较符合《基本法》中关于提名委员会运作的规定。
《香港经济日报》消息，谭耀宗表示，该党在讨论《基本法》第45条中，关于特首候选人需由有广泛代表的“提名委员会”提名时，有党员提出，“提名委员会”应以整体来看，意即得到个别提名委员会提名，也不足够，特首候选人需要整体提名委员会的确认。
策发会成员胡汉清较早前建议，2017年普选特首，提名门槛为50人，获足够提名的候选人，交提名委员会委员一人一票投票，最高票数前两名候选人，再交由市民一人一票普选。谭耀宗指，胡汉清的建议较符合《基本法》中提名委员会的“整体性”。
至于是否需要就特首候选人的人选，设立一个与北京沟通的机制，谭耀宗指出，民建联仍在讨论中，沟通机制应在特首选举前进行，还是在选举后才启动。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表示，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委员会成立方法，及如何经民主程序提名候选人等细节，仍在讨论阶段，政府不排除任何方案。
新论坛：特首提名忌偏激
另据《大公报》消息，新论坛就所提政改方案23日会见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常务秘书陈德明表示他们所建议的特首候选人须从提名委员会的四个界别中分别取得不少于40且不多于50个的委员提名，是希望选出的候选人具代表性，且防止有“偏激”候选人的出现。
新论坛建议将现有的选举委员会直接过渡为提名委员会，且保留相关的选举方法、界别分组以及委员数目。符合资格的特首候选人必须在四个界别中分别取得不少于40且不多于50的界别委员提名。在提名获得确认之后，再交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而获得超过一半有效选票的候选人当选，否则再进行第二轮投票。
就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新论坛提出将立法会议席增至70席，包括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各增加五席，新增功能组别议席则全数归给区议员。2012年，将立法会议席增至80席的同时，取消分组投票，而至2016年才全数取消所有功能组别议席。
新论坛的发言人陈德明表示，他们已向政府表示对即将推出绿皮书的关心，并向政府提出三点建议，包括希望绿皮书囊括坊间不同方案、提及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及能够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
政府保安主任换人惹非议 保安局否认内定
【网讯】负责政府内部保安措施、灾难应变计划的政府保安事务主任吴常乐5月初退休，由新界南总警区总部（行动）高级警司郑淑珍“接棒”，但郑淑珍的接任却惹来非议，有指保安局仅从警队内选人，对其他纪律部队不公，也有人说保安局早就“钦点”了接班人，选拔仅是“假象”。保安局对此强调，一切是依照程序挑选合适人士，并无内定。
《日报》消息，已于5月初退休的政府保安事务主任吴常乐自1993年起出任以来顺利“过渡”，至今13年。据悉，为填补其职位，保安局2007年1月曾向警队中合资格人士发出相关空缺通知，表示合资格者将列入候选人名单。通告内容列明，合资格对象须为警司级别或以上，在警队工作至少十年及拥有至少三年参与保护要员、航空或机场保安、反恐反阴谋或紧急意外事故计划等工作经验，初步任期两年半。
指对其他纪律部队不公
消息称，在通告发出初期，警队内部已传出新界南总警区总部（行动）高级警司郑淑珍是接班人。结果，郑淑珍真的如传言所说，“脱颖而出”接任吴常乐职位，令这次换人惹来不少非议，有人直指保安局有内定之嫌，选拔过程仅是表面文章。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涂谨申表示，政府保安事务主任是一个敏感的职位，但保安局仅从警队挑选接班人，并无于其他纪律部队进行内部遴选，对其他纪律部队人员构成不公平之余，也让郑淑珍获选的结果显得“扑朔迷离”。涂谨申称，就内定接班人的传闻，3月曾于立法会向保安局查询，当局进行检讨后回复，认为警队人员较适合出任，故没有在其他纪律部队挑战人选，并否认内定，强调是依照程序选择适当人选。
任期仅两年半颇“特别”
涂谨申续说，政府保安事务主任职级为首长第一级（D1），属一个常设职位，但任期却只有两年半，情况颇为“特别”，“假设做换身分证的短期project，需设一个D1去管理，project做完就不需要这个位子了，但政府保安事务主任却是常设的，为什么会这样？”
保安局发言人表示，这是因应政府保安事务主任的入职条件、工作性质和职责范畴，决定继续从警队挑选最合适的警务人员担任。所有合资格人士是按照空缺通告内列明的程序予以考虑，并根据各人的能力、工作表现、经验及潜能作出评核。任期结束后，政府保安事务主任将复归原属职系。据悉，郑淑珍的原位则由葵青区副指挥官罗伟思接任。
董建华细说回归十年感受：挫折多但恢复快
【网讯】近年来淡出香港政坛的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26日首度在一论坛活动上细说香港回归历程及感受。他忆述，港人在回归十年间曾身处困难时刻，却在北京的支持下很快地重新振作，恢复过来。回想十年前坊间对香港前途忧心忡忡，但转眼他和不少港人已确信今天香港成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活力依然，更坚信未来的香港必定有更好发展。
《文汇报》消息，董建华26日应沃顿商学院邀请，担任该校香港全球校友论坛的主讲嘉宾，探讨中美关系发展。
距回归十年的庆典不足两个月，董建华一开口就不忘细说回归感受。他形容，这十年过得很快很快；十年前很多人担心香港前途，忧虑“一国两制”是否可以落实，《财富》杂志更曾作出“The death of Hong Kong（香港已死）”的专题报道，但十年转眼过去，如今的香港依旧充满活力，“一国两制”有效落实，更多次被全球杂志评选为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蓦然回首十年事，曾置身这个回归关键时刻、位居特区之首的董建华忆述，香港十年确实面对不少难关，先饱受金融风暴冲击，再于2003年面临SARS的挑战，回想香港身处困难之际，当时特区政府致力缩减开支，也得到北京的大力支持，香港重新定位，打造亚洲国际大都会，把握祖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加紧与祖国内地建立经济合作。
他坦言，在各方面的努力下，香港经济总算很快恢复过来，他也深信今后香港的发展将会更好，还幽默地笑说，沃顿商学院不妨考虑在香港拓展校园呢。
此外，董建华还与嘉宾畅谈中美关系。他认为，要剖析中美关系，关键是先认知今天中国面对的挑战：中国不单面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还要克服能源及保护环境的问题，城乡人口的平衡发展也不容有失；要解决大大小小的挑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下去，故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继续发展，但他有信心，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
姜恩柱：回归十年 一国两制取得巨大成功
【网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姜恩柱26日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表示，香港回归是洗刷中国百年耻辱的历史性事件，自己能在回归前后参与这一伟大的进程，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回归十年来，“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实践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姜恩柱称，香港实践“一国两制”方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首先，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让香港同胞真正当家做主；第二，“一国两制”方针使香港原来的优势和特色继续得到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继续得到保持；第三，回归后，香港与大陆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和交流都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香港得到了大陆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同时香港在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桥梁、中介作用继续得到充分发挥；最后，回归后，香港有条件分享祖国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在评价“港人治港”的成效时，姜恩柱指出，港人完全具有治理好香港的能力。回归以后，他们经过几年的磨炼，治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现在香港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市面繁荣，政府财政由赤字转为盈余，失业率大大降低，各方面情况都很好。
在回忆在港任职经历时，姜恩柱表示，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广大香港同胞对国家的深厚感情。例如，一位香港退休老人曾经给他来信，表示要把自己数万港元的全部积蓄捐献给大陆水灾灾区。姜恩柱考虑到老人生活并不宽裕，劝说他留一部分钱养老，但老人坚持把积蓄全部捐出。再如，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两位香港企业家获悉后立即各捐出了5000万港元巨款，其它香港人士也纷纷慷慨捐赠。又如，香港各界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大陆的教育和科技事业，有一位香港企业家为此每年捐赠1亿多港元，在姜恩柱离任时，这位企业家已累计捐款逾20亿港元。
姜恩柱赴港履职之初，曾说过“香港问题好比一本深奥的书”。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他说：“我现在还继续在关心香港的发展。香港这本深奥的书并不是在回归那一刻就写完了，而是在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谱写新的篇章。”
香港回归祖国即将届满十周年，姜恩柱称，现在他最想对香港同胞说两句话。一句是，希望香港同胞能进一步增进对祖国的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29年来，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尽管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前途一片光明。另一句是，希望香港同胞能紧紧抓住发展经济这一主题，进一步树立信心，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衷心祝愿香港同胞明天更加美好。
法国驻港领事：“一国两制”是天才构思！
【网讯】法国驻港总领事戴博25日指出，香港回归十年以来，展示了“一国两制”原则对香港的成效，并体现了对中国政府主权的尊重。“一国两制”的构思，天才的解决了香港的主权问题，而香港也尽得“两制”的好处，继续成功发展。
香港《大公报》报道，身材高大的戴博有着外交官特有的翩翩风度，不惑之年的他却经历丰硕，曾先后派驻波斯尼亚、联合国、柏林和东京。零五年戴博来到香港，成为法国驻港总领事，他不无自豪的说，香港拥有亚洲城市中最大的法国人社区，现时已超过八千人，法国人喜欢香港！
戴博指出，当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上上落落时，中央政府都会关顾香港特区的发展，作出相应的配合：CEPA、自由行，对香港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好处。“一国两制”下，香港赖以成功的因素得到尊重，言论自由、通讯自由等港人生活方式受到保护，基本法也保证了香港民主政制的发展。
戴博补充道，去年底特首曾荫权官式访问巴黎，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会晤，希拉克当时表示对香港回归后取得的成功深为感动，也深深感受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支援，令她继续保持繁荣。
亚洲最大法国社区
戴博又说，法国与香港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百六十年前，很多法国人就来到香港定居，而法国也是最早在港成立领事馆的国家之一，足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他兴奋的说，明年将是喜事连连，我们要庆祝法国人在港生活一百六十周年和法国领事馆成立一百五十周年！
戴博介绍，法国与香港历来就有很多方面的合作。在科学上，早在1898年法国籍的阿历山大·叶赫森（Alexandre Yersin）受巴斯德学院（Pasteur Institute）的委托，与香港合作并第一次发现了黑死病。一个世纪后，2000年在香港成立的巴斯德学院与香港大学合作，立即联合对抗SARS，现在正为研究禽流感而努力。而设在香港的以推动法国文化和推广法语为目的的“法国文化协会”则成为成功的典范，并在香港开设亚洲最大的法国国际学校。
法国名牌纷设总部
戴博说，法国人参与到香港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社区服务、文化。他进一步解释道：法国人喜欢香港，是因为法国与香港的交往历史悠久；而法国人活跃在香港的各个领域，并且乐在其中；但最重要的是双方密切的贸易往来。
敏锐的法国商人很早就在港开始商务活动，现时在港注册的法国公司超过六百家，大部分的法国名牌在港设立区域总部，拓展大中华和东南亚市场。近年也有不少法国中小企来港，与香港本地公司合作，利用CEPA的优惠拓展内地市场。戴博表示，法国与香港贸易愈来愈紧密，目前香港在法国的贸易顺差在亚洲排第二位。他开心的说，对我们来讲，香港是我们进入中国的平台，无论大公司还是中小企业，都可以利用香港的优势。因此我们的公司在香港成为法国的活广告，法国人为此而欣慰！
身为总领事，工作固然繁忙，但戴博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参加新店落成的庆祝活动。近年香港经济好转，名牌时装、皮具等商品市场需求大，新店落成和名牌店翻修后复业的庆祝活动相当多。他说，现时每周都有数次出席这类活动，如法国商品推广会、嘉年华会、新店开业等等。港人消费力增加，加上内地旅客喜欢在港购买名牌商品，增加了法国商人对港信心。
冀港成“美酒港湾”
由法国名牌谈到法国酒，戴博笑容漫溢：港人是法国名酒的捧场客！他说，港人饮餐酒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对餐酒文化深有认识，物流方面具有高效的系统，香港具备发展为“美酒港湾”的条件。
法国的产酒区波尔多，自1998年起每隔一年在法国以外城市举行一次国际餐酒博览，法国将于2008年5月在香港举办第三次波尔多产酒区博览会，香港是举办次数最多的海外地区，多于东京、纽约和芝加哥。他表示，为期三日的国际餐酒博览，估计为香港带来一万名与会者，五百多家公司参与，为酒店餐饮和旅游业带来好前景，也为经营业餐酒业界带来更多商机。如果取消对酒类征税，香港可成为区内酒类分销的枢纽。
回归十周年庆典保安 邓竟成：防范恐怖袭击
【网讯】1997年，邓竟成（见图）担任香港回归典礼总警司。2007年，这位荣升警务处长的“飞虎一哥”，十年磨一剑，同样为了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的保安工作劳心劳力。“一哥”坦言，香港警队自从经过世贸会议的洗礼后，更趋成熟，加上人手调度充裕，他们有信心把庆典的保安工作做到最好。
邓竟成认为，现今世界整体形势与十年前大有不同，主要是因为发生了美国“9.11”事件，多个国家因此投放大量资源对抗恐怖活动。他又指出，恐袭并非欧美国家的“专利”，东南亚的印尼巴厘岛亦曾发生炸弹袭击，所以香港警方重视反恐，不会独善其身，并与各国执法部门建立许多联系。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举行在即，警方会小心考虑反恐的元素。邓竟成称，目前香港的恐袭评估仍然是中等。
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由6月份起至7月份都不断有庆祝活动举行，由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担任主席的统筹办督导委员会及警方行动部委员会，将会携手协调所有由政府主办的大型活动，包括活动的时间、地点、人数及评估对交通影响等等，警方还会协助管理人群，让公众安全地举行活动，希望市民届时可以享受到庆典的欢乐气氛。
警务处处长邓竟成日前接受香港商报访问时表示，每逢有国家领导人或要员赴港，一般来说，警方会无间断地评估风险，因应要员届时在港参与什么活动，以调配人手做出适当的保护措施，其下榻处及出席活动的地方，警方亦会进行安检，严密程度要视乎风险评估而定，终极目标是以保护要员的人身安全作为大前提。
邓竟成强调，庆典当日，警方有充裕人手保护要员及执行人群管理措施，他已向所有总区指挥官下达命令，除了要处理有关庆祝回归的活动之外，同时要保持香港社会的一般治安，情况就像前年香港举行世贸会议时一样，警方会灵活调配人手，暂时未有全体人员勒令取消休假的指令，届时警员休假与否，会由各区前线指挥官决定。
目前，警方暂时只收到7月1日有一个集会及一个游行活动的通知，现正处理之中。本月初，澳门“五一”游行发生有警员开枪事件，这会否对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的保安措施有影响？邓竟成表示，在巡游方面，香港警方处理游行示威的手法一向没有改变，会注重沟通及协调举办团体和平表达意见，减低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把时钟调校回十年前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天，邓竟成印象最深刻便是他当时在会展里负责数场回归活动的保安工作，每位在场宾客均十分专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而他与别人的注重点略有不同，因为职责所在，他要确保会场里每个保安细节均一丝不苟，不容许有不安全的情况出现而影响到任何一场回归活动，当时他连续两天只是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在邓竟成的眼中，香港过去十年没有特别明显的转变，但香港与内地的交往日渐频繁，港人说普通话的能力也好了不少。至于细数过去十年最难忘的事情，邓竟成称应数世贸会议在香港举行时，对警方有莫大挑战，因为过去数次世贸会议一直有发生严重暴力事件，香港警方最终成功达到让会议顺利举行的目的，这是过去数届未有见过的，所以他们引以自豪。
回归十年 佛教团体功德应该被记上一大笔
5月24日是佛祖诞辰，列为香港法定假期，全港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均可放假一天；佛教团体由晨至暮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参加者也有不少界外人，但同样得以借着参加活动而感受到佛教的慈悲与祥和光辉。眼前回归十周年在即，各界人士都在做出一些回顾与总结，这里面，佛教团体的功德应该被记上一大笔。
香港《大公报》分析文章说，将佛诞列作法定假期，是回归后特区政府一项很重要的决策，其意义不仅在于多了一天假期，而是从体制上予佛教地位以更明确的肯定，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过渡期谈判开始，以香港佛教联会为代表的各大佛教团体，支持回归、拥护“一国两制”的态度一直都是立场鲜明，毫不含糊的，而这一取向，对平稳过渡、顺利回归起到了其他力量难以取代的作用。回归前，殖民政府刻意把佛教联会塑造为一个“纯宗教”团体，刻意限制其活动、低贬其形象、减低其影响力。
但是在回归祖国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在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面前，佛联毅然打破“不介入政治”的桎梏，明确地站到了拥护回归的一边。佛教团体的这一取向，大大减轻了不少“中间”市民，特别是中老年市民和佛教徒对回归的疑虑。“出家人不打诳语”，民众对佛教团体的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回归后，在支持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有效施政和维护社会安定繁荣方面，佛教团体继续发挥着教化人心、稳定大局的作用。
过去一些人有一种看法，认为宗教团体一旦“介入”世俗事务就会失去超然地位，失去民众的信仰；但事实摆在眼前，今天的佛教联会无论是在社会民众还是在特区政府眼中，重要性和影响力比回归前都只会有增无减，也真正达到了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效果。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的最好例证吧。（文/关昭）
问鼎第四届特首？唐英年：何德何能当特首
【网讯】行政长官曾荫权的新一届班子7月1日正式上场，名单虽未公布，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已率先吐露心声，表示希望继续服务市民，并承认初上任时说有生之年香港失业率不会跌至低于2.2%是一时失言。对于他一直被视为第四届行政长官热门人选，会否问鼎特首宝座，唐英年笑言：“我何德何能？”
香港《信报》报道，唐英年接受无线收费电视节目《志云饭局》访问时表示，当年出任财政司司长，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当时失业率是历史高峰，财赤也是史无前例，再加上民怨非常之高，稍有差池，我都会鞠躬落台。”唐英年承认，在上任财政司长时曾直言相信在自己有生之年，香港失业率不会跌至低于2.2%，是一时失言，他解释说，当时因为刚参加问责制，说话可能会比较率直一些。
还有一个多月任期便届满的唐英年，被问到是否再出任财政司司长时，吐露留任的心迹：“我当然希望能够有能力，服务好市民，而又做好呢份工的话，我会感到很高兴。香港人有好多，所以有其他人可以做到比我更好的话，我好乐意让他们去做，让我可以轻松点。”
对于一向被视为第四届特首大热的他会否问鼎特首宝座，他笑说：“我何德何能？”当被追问：“如果人人觉得你有德有能呢？”他则巧妙回答说：“香港是一个好多元化的社会，人人觉得，是不会发生的。”
他又提到，爱上饮红酒是源于大学时期，那时觉得一大班人吃饭，如果自己叫橙汁会很丢脸，所以试饮葡萄酒，“我第一支买来的是一元美金一支”。
与北京唱反调 陈方安生：普选特首不应设卡
【网讯】行政长官曾荫权将于7月中旬发表绿皮书，近日有北京人士向传媒放风，就普选特首开出两大条件，一是“事前沟通”二是“整体提名”，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23日对此表示，《基本法》第45条中所指的提名委员会，并非筛选委员会，选举不应设下重重关卡排斥任何人。她又表示，倘若普选的方法比目前的《基本法》“箍得更紧”，相信香港人不会接受。
《信报》消息，陈方安生表示，任何选举都不应设下重重关卡，以排斥任何人参选，但这也很清晰地反映出北京政府不放心。她认为，北京应放心让港人选出自己的特首，她相信香港人是会以务实及理性的态度作出选择，不会选择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人当特首。
她又重申，政改方案影响深远，长远影响香港的管治，北京政府关注很正常，并可通过特首咨询香港市民意见，公开让市民讨论，毋须透过“幕后放风”，让市民瞎猜。
不过，民建联副主席谭耀宗表示，民建联在草拟政改建议时也重新审视《基本法》第45条规定，特首选举应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他表示，民建联有意见认为，当中所指的“民主程序”，与《基本法》研究中心胡汉清提出的预选机制较为接近；也有意见认为，第一步先用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提出的四大组别各取50票提名方案，第二步再用胡汉清提出的预选方案。
至于设立“事前沟通”机制，令中央先了解有意参选者的背景，谭耀宗认为无论是事前沟通或是事后中央不作委任不能接受的人，都会引起争议。
此外，职工盟立法会议员李卓人23日在立法会要求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证实普选特首应符“事前沟通”及“整体提名”的消息真伪，林瑞麟表示，特区政府完全按照《基本法》办事，处理好行政长官普选的事宜，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处理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如何经民主程序提名候选人等问题，李卓人则批评林瑞麟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
前线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则质疑，“预先沟通”的机制若纳入政改绿皮书中，是否有违《基本法》规定市民的普选权利，林瑞麟重申，政府现阶段仍在听取社会意见，尚未就行政长官的普选模式定案，并强调绿皮书会归纳出三类方案让市民商讨。
鲁平谈香港经济：未被边缘化但要有危机感
【网讯】前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近日在接受访问时表示，香港回归十年来自己一直都很留意香港的情况。他觉得香港过去错失了不少跟大陆的经济合作机会，而香港经济即使尚未被边缘化，也要有危机感。
《日报》消息，鲁平指出，退休十年来，他天天都有看报纸留意有关香港的新闻，天天上网，每天4:30上网看恒生指数。回归后，香港发生很多事，他指，要求普选的呼声之前已预料到，反而居港权问题则出乎意料之外。他称，他个人是这样想，这个问题是香港自己的问题，相信香港将来会通过一些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会让香港面对这么大的人口压力。
但现在想来，是太主观、自己想当然，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结果出现居港权，及现在的孕妇问题，都是超过他意料之外。
鲁平认为，回归后香港人最担心的是经济问题，香港过去也错过许多跟大陆合作的机会，如兴建港珠澳大桥，以前港府不感兴趣、不谈，现在焦急，但是广东已不焦急。其它例子包括加强粤港经济合作、利用大陆的科研成果发展高科技等。
他指出，自己一到香港就跟港府呼吁了这个问题，当时粤港官员有定期会面，商谈问题，但很多问题港方一直不理不睬，广东方面就不等了。他说：“很多机会香港都错过了，你不搞，深圳自己搞，本来可以两地合作，蛮好的，现在深圳的高科技还搞得不错。”
不过，鲁平认为，香港经济仍未被边缘化，香港要有经济基础，不可光靠CEPA、光靠自由行，他希望真的要有忧患感，要有长远的规划，并且应具备危机感。
基本法规定北京政府权力 可不任命特首人选
【网讯】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近日指出，北京政府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实质性任命权，而不仅仅是程序上的任命。北京对特首的任命权是体现国家主权的行为，绝对不能流于形式。也就是说，北京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命，北京无法接受的人选，即使当选也肯定不会被任命。
《大公报》消息，该负责人强调，“一国两制”必须保证北京的权力，由北京来保证基本法在香港的实施，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基本法规定北京政府的权力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北京政府任命具实质性
第一，北京政府拥有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任命权。这是单一制国家维护国家统一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北京政府的任命权至今存在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任命权是程序性的还是实质性的？有人认为，既然是港人治港，就是港人选出来什么人担任行政长官，就应该由什么人担任行政长官，北京只是办个手续。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北京政府对特区行政主要官员的任命体现了国家主权，绝对不能流于形式，任命权是具有实质性的权力。也就是说，北京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命。
设机制避宪政危机
负责人续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北京政府不任命香港选出来的特首，就会产生宪政危机，问题就可能扩大化。所以在执行这一条时，香港提出什么样的候选人，应该事先与北京沟通。北京明确表示不接受的人，选出来后肯定不会获任命。这种不任命完全是为了保证“一国两制”在香港顺利的实施，保证基本法的权威，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因为中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挥作用，最主要的渠道就是通过行政长官。行政长官不仅是特区政府的首脑，也是整个特区的领导，他代表整个特区向北京政府负责。如果这个人选不能对北京政府负责，北京肯定不会接受。“当然，我们相信，香港人不会选出这样的人来当特首。”
普选法律上无障碍
关于2012年能否实行普选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这在法律上没有障碍。但北京政府认为要循序渐进，均衡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进行。关于候选人的产生，基本法有关条文规定，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产生候选人。该负责人表示，这种文字上的规定和选举委员会下只要拿到足够的入场券就获得参选资格不同。提名委员会要按照民主程序提名，至于如何提名，应该是政制发展路线图理应讨论的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事，提名委员会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委员个体。
终院应请人大审查
第二，北京政府拥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基本法同时规定，授权香港终审法院可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还授权香港终审法院可以解释其他条款。也就是说香港终审法院可以解释整部基本法，但是有一条限制，终审法院的解释如果涉及到北京政府的权力、涉及到北京与特区关系的条款，而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的话，在做出判决前，终审法院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香港法院要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
政制改变有修改权
第三，北京政府拥有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权和对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备案审查权。香港政治体制的任何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毋庸置疑的修改权。第四，北京政府拥有对香港制定法律的监督权。基本法第17条规定，香港制定的法律都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认为特区的法律中有抵触北京政府与特区关系等条款，有权发回，并立即失效。第五，北京政府拥有对特区的防务和外交事务的管理权。
戒严法或在港生效
第六，基本法第18条规定，如果香港发生了特区政府不能控制，又危及到国家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宣布特区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是说，北京政府拥有特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一旦宣布特区进入紧急状态，北京有权下令有关的全国性法律在香港适用，这个法律指的是对平息动乱最快最有效的法律，如《戒严法》等。这是极端的情况，谁也不愿意发生，相信也不会发生，但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基本法的设计者制定了这个条款。
鲁平：彭定康想颠覆中国政权 就是千古罪人
【网讯】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21日谈及在中英谈判期间，两个主要的英国谈判对手港督卫奕信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他形容与卫奕信有商有量，而且两人在1989年前来往频密，私交甚笃；对于彭定康，他至今仍无悔给彭定康戴上“千古罪人”这顶帽子。鲁平指，彭定康居心叵测，意图借香港推翻中国的政权，完全谈不拢。
《日报》消息，鲁平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时，提到1989年后，中英的关系陷入谷底，但他与当时有“中国通”之称的港督卫奕信关系友好，“大家很多问题有商有量的”。
他透露，1989年前，两人私下来往频密，由于当时卫奕信碍于港督身分，一旦离开香港就要刊宪，不方便到大陆来，于是鲁平每次坐车到罗湖桥中间下车，卫奕信就亲自坐车到那里接他，其后两人就坐直升机到卫奕信位于粉岭的别墅，进行只有两人的会面。
1989年后，中英关系恶化，鲁平认为，应归咎于英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而非卫奕信个人的问题。他形容，卫奕信是很好的朋友，他透露，在卫奕信即将离开香港前，还专门陪他到三峡坐船，两人至今仍然保持电邮来往。
至于被鲁平形容为“千古罪人”的彭定康，他表示，至今无悔给彭定康戴上这顶帽子，鲁平说，当时觉得“跟彭定康完全谈不拢”。他表示，彭定康不太了解中国，而且居心叵测，抱着“中国一定垮的心态”来谈判。鲁平谓：“（彭定康）背后的目的，就是通过香港来推翻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权。他利用香港这个基地来推翻我们、颠覆我们的国家。”
鲁平与彭定康见过三次面，两人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就因为讨论政改方案不欢而散。鲁平平静地忆述，在中英两国已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彭定康仍断然拒绝晚一点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鲁平带点激动地说：“我说你完全是三违反，违反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中英达成的协议。你要搞另一套，我也搞另外一套，那直通车就没有了，我奉陪到底。”鲁平续说，终于直通车谈不成，唯有成立临时立法会，鲁平认为彭定康对香港的平稳过渡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按照原来谈好的方式过渡，香港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不过，鲁平承认，彭定康的确是外交高手，两人最后一次于1999年在澳门回归典礼上碰头，彭定康的身分已是欧盟外交事务专员，两人大谈古典音乐，一笑泯恩仇，鲁平笑言“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鲁平又提及另一谈判对手、当年的外交特使柯利达，说跟柯利达秘密谈判时，“如同老太太在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还来还去”。
对于1990年，鲁平说出经典的三个“怎么办”，鲁平解释当中有不为人道的委屈：“那个时候是英国人只留50亿财政储备给香港，我不好公开讲出来，但是当时我真的很焦急，如果真的留给香港50亿的财政储备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香港政府怎么活下去……但我们不好公开讲，香港人不理解，抓住我三个怎么办来攻我。”
北京不急推23条立法问题 等港人慢慢有意识
曾荫权当选香港特首后，在不同的场合都被追问过有关23条立法的问题，传媒似乎设定了一个议题，认为北京政府与曾荫权有一个“秘密议程”，就是要在他的五年任期内解决23条问题，就国家安全立法。
《日报》分析文章指出，的确，北京官员对于2003年的23条立法在最后关头“泡汤”，至今仍然耿耿于怀。但这并不是说当年的23条条文对北京是什么“好东西”，以至北京认为“错失了什么”；相反，有大陆学者直言，“错失机会”的是香港民主派，因为“泡汤”的条文，已是无法再宽松，甚至笑言，现在再提出当年的23条立法条文，连北京都未必肯接受。
意识对国家承担责任
北京官员耿耿于怀的，在于香港人对23条立法的抗拒，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会觉得，国家收回香港后，北京政府对香港没有多少要求，香港毋须向中央交税、毋须支付军费开支，香港要向国家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就23条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就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对于这仅有的义务，香港人也不愿意承担，那还是一国国民、还是一家人吗？
不过，北京的耿耿于怀，却并不等于要急于再为23条立法，因为北京官员认为这是香港人的意识问题，只要香港人对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建立基本的意识，愿意对国家承担责任，23条立法也就水到渠成。否则，若香港人仍没有这种意识，草草立几条条文，也没有多大意思。
因此，北京根本就没有向曾荫权施压，要曾荫权在任内解决23条问题。
但有大陆官员则认为，香港拒绝就23条立法，拒绝承担《基本法》规定的责任，本身就是在损害《基本法》的权威，将来，若有其他人违反《基本法》中对香港的保障，香港也丧失了“道德力量”向那些人说不。对于大陆官员的这种情绪，香港的泛民主派又有多少了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释法 化解香港宪政危机
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基本法在香港实施十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三次释法，成功化解了香港回归以来的三次宪政危机。
1999年解释居港权
《大公报》文章详细披露，第一次释法在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2条第四款和第24条第二款有关香港居港权的问题作了解释。当时，香港终审法院对居港权案作出的判决引起两地法律界人士哗然。此案的焦点之一是香港终审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其次什么样的人才具有居港权。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突然发生的一次事件，在香港社会引起了很大争议。北京的萧蔚云、邵天任、许崇德、吴建璠等“四大护法”纷纷表态：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其他任何国家权力机关，而其他国家任何权力机关不能挑战全国人大的立法行为。香港终审法院作为地方法院，不能挑战或质疑最高权力机关。香港终审法院审判权的来源是全国人大授予，被授权的机构来监督授权机关的立法行为是本末倒置。香港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直辖于北京政府的地方政府。这是一次很严重的宪政危机。后来，终审法院在特区政府的要求下做出澄清，并以此化解了危机。
在居港权问题的释法上，该负责人指出，终审法院在解释基本法中涉及北京与地方关系的条款中，没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在程序上是有瑕疵的。其次，终审法院在居港权问题的解释上只从保证人权的角度出发，但明显不符合立法原意，甚至有可能导致大量大陆人士获得居港权而蜂拥至香港，使香港承受巨大人口压力。当时特区政府在向北京提交的报告中分析后得出结论，如果按照终审法院的判决，大陆将有167万人符合定居香港的条件。而特区政府在目前的体制下对终审法院的判决无法纠正，所以立即向国务院报告了相关情况。国务院研究后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是作出释法。
第一次释法没有造成大量大陆人涌入香港，效果是好的。但在香港法律界引起轩然大波，认为释法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派出主任乔晓阳等来港，向法律界人士解释北京释法的依据和理由。乔晓阳当时说，两地法律传统制度的不同让很多香港法律界人士无法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因为香港在普通法的环境下，对全国人大既立法又释法的做法难以接受。但由于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的权威高于一切，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是人大产生的，要对人大负责，还要受人大监督。这样的政治制度下面，法律的解释权只能掌握在全国人大。这样全国人大才能监督法院是否忠实地执行了法律。
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宪政基础发生改变，要适应这样的变化。基本法不仅在香港实施，大陆也要实施。大陆各个机关，包括北京政府都要遵守基本法。基本法中涉及中央的条款、涉及北京与特区关系的条款，由香港终审法院做出解释，然后全国一体来推行，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全国人大就基本法做出解释，这样全国才有可能一体执行。而且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即使不理解，也应该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权。其次，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负责执行基本法，在执行基本法的过程中，碰到将有167万人到香港来，向北京报告是负责任的表现。最后提请人大解释基本法的，是国务院按照相关程式提出的。
2004年释政制发展
第二次释法是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一第二条和第三条作了解释。当时香港正在进行政制检讨，其中发生了比较大的争拗，特别是在争拗进行了大半年的时候，影响到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而且在争拗中又一种比较强烈的声音，就是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要把北京政府排除在外。部分人士甚至认为，香港的政治体制如何改变，是特区自己的事情，行政长官的选举最后北京才有份参与。
2004年3月两会期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强烈要求人大释法，他们认为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争拗对立太严重，检讨进行不下去，全国人大既然负有宪制的权力解释基本法，也有责任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释法。
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明确了北京对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即“两个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人大常委会要根据行政长官在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后提交的报告，并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作出决定。这个解释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在有关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北京不是最后才有份参与，而是从始至终都有主导权。同时，人大常委会的这次解释还明确了如果“两个产生办法”不能够修改，还按照老办法办。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特区政府提交的报告作出决定，2007/2008不能普选，但同意“两个产生办法”可以做出循序渐进的调整。该决定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香港有60%以上的香港人赞成“双普选”。乔晓阳再次奉命到香港作解释工作，他表示，北京很尊重科学的民调，从香港的民调也能感受到香港人要求“双普选”的要求，但是民调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只能是决策重要的参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被民调牵着鼻子走，否则就难以为继。
2005年释特首任期
第三次释法在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二五之争”做出解释。当时，董建华在3月12日提出辞职，被国务院接受，并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按照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缺位以后要在六个月内选举产生新的行政长官，问题在于产生新的行政长官的任期是五年还是两年？人大常委会最终作出两年任期的解释。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员并与香港法律界进行了接触。乔晓阳当时讲，基本法条文有歧义很正常，大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文法，香港是普通法。面对基本法这样一部成文的宪制性的法律，有不同认识很正常。即使在同一法律制度下，对一部法律也会有争议。要用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不同意见，不要政治化，不要简单化，不要情绪化。所谓不要政治化，法律问题就是法律问题，要以法律的眼光，法律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不要在政治上看问题。因为香港有一个说法，说北京不信任曾荫权，因为曾荫权是港英政府培养的，先当两年试一试。不要简单化，回归以后，宪制发生了变化，要以新的思维学会换位思考，加强沟通，不要死抱着普通法的那一套，要互相谅解，多磨合。不要情绪化，要以理服人。
乔晓阳表示，行政长官缺位以后的任期，不再适用基本法第46条，而是53条第二款，即行政长官缺位后要依照45条产生“新的行政长官”。他说，当时基本法起草的原文是行政长官缺位后，要根据45条选举产生“新的一届行政长官”，但后来划掉“一届”，改为“新的行政长官”。而之所以作出两年任期的解释是因为，基本法附件一有关特首缺位后新的行政长官的选举产生办法中规定，新的行政长官也是由800人选委会选举产生，同时附件一又规定，选委会任期五年。之所以选委会任期是五年，是因为就是考虑到在五年任期里特首可能出现缺位，一旦缺位这800人选委会马上就可以选举产生新的行政长官。但这800人选委会选举产生的新的行政长官，不能超过选委会本身的任期，已经选了一个行政长官干了三年，再选一个让干五年，就超过了选委会本身的任期。所有选举制度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届选委会只能选出他们任期内的行政长官。所以新的行政长官任期只能是剩余任期。
陈方安生喧宾夺主变焦点 立会成陈太答问会
【网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21日出席立法会政制事务会时介绍她的政制方案，但被社民连议员陈伟业质疑，她的意见不获政府接纳，是否因为她的“前下属不满你指指点点”，陈方安生没有正面回应，但表明相信政府对推动政制发展的诚意。
《日报》消息，以往到立法会都坐在官员席的陈方安生21日首次以“普通巿民”身分出席立法会就政制方案表达意见。她指出，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可以重新界定功能组别内公司票的定义，扩充功能组别的选民基础，并建议立法会最快可在2012年实现普选，不过在实际情况需要下，可在2016年落实普选。政府应该作为“带头人”推动政改的发展。
会上，社民连陈伟业指出，陈方安生作为政府前高层，意见不获政府接纳，“是否你前下属中的下属，连帮你拿公事包都没资格，现在坐在高位，不满你指指点点，视你为敌人？”他又问陈方安生会否参选下届特首选举，得到市民的授权来推行其政改方案。陈方安生只回应称，在政府推出绿皮书前，不该怀疑政府推动政改的诚意。
另据《信报》消息，不过，陈方安生批评，政府由三个方案变为三类咨询方案，却欠缺交代有关方案的载列方法，她希望政府只推出三个方案，方便市民作出决定，否则，市民要在三类方案中选出他们认为最理想的方案，会引起混淆，甚至带来难以收拾的局面，损害香港市民的利益。
陈方安生又希望，政府不要将所有方案载列入附录，应该认真考虑每一个方案的利弊及其可行性，以反映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
前线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则在会上问陈方安生，若政府未能提出解决双普选的建议，是否赞成付予全民公决。陈方安生解释，全民公决未必可以解决问题，政改要迈向前，并非贸贸然可以做到，需要政府带领大家如何逐步取消功能组别。陈方安生又再度强调社会不应该质疑行政长官的诚意，但她直言对策略发展委员会没有太大的期望。
会上各团体对是否保留功能组别意见分歧，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称，要在来届把功能组别合併，有技术上及概念上一定的困难，现阶段很难得到各功能组别的成员支持。他也再度呼吁，“政治是妥协的艺术”，立法会内各方要就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及提名人的门槛等问题“互谅互让”，才可推动政制发展，落实双普选。
保港人对回归信心 中英双方曾拟办政治保险
【网讯】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20日透露，当年为了稳定香港经济，中英双方设立了秘密财经小组，而当时都担心财团撤资，曾研究到瑞士银行开办“政治保险”，以建立港人对回归的信心。另外，鲁平称，回想起来，当时只顾着解除“大老板”们的顾虑，而忽视了占多数的中产和基层市民诉求。
《日报》消息，现年80岁的鲁平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为了稳定香港经济，北京政府与英方已成立一个秘密财经小组，当时因为最担心大财团和外资撤离香港，于是曾研究设立“政治保险”。他解释当时的概念称：“就是如果你的企业、公司（回归后）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损失的话，我赔你，这个就是政治保险。”
他说当时的构思是必赚的：“我们是必赚的， 一定赚的钱，百分百是赚的。因为我有信心，绝对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让任何的公司、企业受到损失。保多少，赔多少；你保我一亿，我赔你一亿；你要保一百亿，我赔你一百亿。”
秘密的财经小组也共同研究、商议和决定采用联系汇率。鲁平说：“我们是定期会晤，这些会议是保密的，不是对我的。第一任中方组长是我。我们那时候小组经常会面。联系汇率实施以前，我们共同研究、共同商量。我们一齐共同决定联系汇率。”
鲁平也承认，回归前，北京政府在制定有关香港的政策时，主要是考虑商界的利益：“就是怕财团、特别是那些外资要撤离香港。那是最关心的事。”他说，当时的想法是解除“大老板”的顾虑，“中产、基层自然就会好，会安定下来。”
不过，时至今日，回想起来，鲁平认为的确是忽视了中产和基层市民的诉求。他说：“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对这些中产跟基层这些人做些工作；因为的确广大市民是以中产和基层占多数，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的确当时重视还不太够，纵使不是没有做，但还是做得不太够。”
今年7月1日便是回归十周年之时，鲁平忆述1997年6月30日的回归典礼上，当五星红旗升起，奏起国歌时，他在台上感动得流泪。他形容，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当时已70岁，完成这个任务便可以退下，做自己喜欢的事。
泛民轰曾荫权无意招安 纯粹为缔造和谐气氛
为了筹组新班子，听闻特首曾荫权正忙个不停，除了不时“面试”，也要安排与全体行会成员吃告别宴，外界一直关注，新的行会中是否有民主派成员，泛民主派方面有人称，现在说有民主党人，只是为七一缔造和谐气氛，并不是真要民主党人入局。
《日报》分析文章指出，据了解，6月的告别宴，是答谢众行会成员为特区政府的贡献。听闻，曾荫权希望行会的人数减少，也希望成员年轻化，不过，其原则依然是留住能“做好这份工”的人，所以夏佳理、对曾荫权参选筹款有功的李国宝、在安老事务上用心用力的梁智鸿等人，虽然年纪较大，但依然可以留下。
民主派：为七一造势
被视为北京眼里不可或缺的行会召集人梁振英地位特殊，也一定会留任，而在议会上发挥一定作用的政党代表也不容“有失”，只是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不会留下，曾荫权正为自由党开口不愿入行会而头痛；民建联的曾钰成虽表明不做行会成员，但可能会一并等2008年退下立法会议员身分后才离开；工联会会长郑耀棠和泛联盟的陈智思应该也会留任。
刚委任为职金局主席的范鸿龄也可望留任，已康复的张建东若健康许可预计也会留下，倒是足智多谋的李业广听闻健康不太理想，或许会离任。过去被前特首董建华委任的廖长城、史美伦和罗仲荣听闻会功成身退离任。
至于民主派张炳良的位置有一个说法，若曾荫权决定引入其他民主派人士，如民主党大脑罗致光，则张炳良会离任，否则会继续留下。不过，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曾荫权最近对外称民主党人可入行会，纯粹是为七一缔造良好气氛，根本无意请他们入行会。
泛民称国情教育无助普选 普选可助爱国意识
【网讯】泛民主派20日举行“普选龙门阵”论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认为国情教育无助解决普选的问题。但有学者认为，民主派阻碍2005政改方案实施，失去了建制改革机遇。
《日报》消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在会上质疑，是否大部分人爱国就可以实行普选，他认为民建联主席马力所讲的国情教育并不能解决普选的问题，并指出香港要到2017年才有望普选。
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也认为，如果北京政府重视香港人的基本价值，如民主、人权、自由及发展，让香港在2012年进行普选以及在大陆开放民主制度，则有助提升爱国意识。
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表示，香港应该建制内寻求改革，认为民主派在2005年拉倒政改方案是“错失在建制内改革的机遇”，令与特区政府及北京政府良性互户动受到破坏。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则批评，民主派不应“又吃又拿”，在2005年否决政改方案时，一方面透过反对北京取得政治筹码，另一方面又希望与北京沟通改善关系。他认为，民主派应该与北京政府“一人让一步”，共同磋商。
杨森在会后则否认民主派“又吃又拿”，但同意在建制内良性互动“有来有往”的重要性。他透露，现在已收集到超过400名社会领袖联名签署，支持泛民2012双普选方案。他希望，政府将政改的咨询时间由三个月延长至六个月。
此前，民建联主席马力15日提出，香港应在2022年前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对于具体年份则要因应社会发展情况而定。他说，由于香港目前国民教育基础薄弱，市民对国家认识不足，“这些不改，推迟了普选的时间”。他强调，行政长官的普选方法必须要将国家以及香港的整体利益相结合，并符合《基本法》。而政府应创造更多条件，推动国民教育，例如加强中国历史的教学。
梁振英：香港回归或比解决台湾问题意义大
【网讯】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20日称，香港回归中国，是国家在外国人仍然占领的情况下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整个国家的统一事业上，其政治和历史意义甚至可能比解决台湾问题还要大。
港人曾视1997为界线
《香港商报》消息，梁振英接受访问时称，回归前，大家会将1997年视作一条重要界线，很多人觉得1997年后有太多不明朗因素，举家移民、减少在港投资的情况相当普遍，不过到1996年底，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之后，移民回流，人口增长达2.1%的高水平，显示市民打从当时起已恢复信心。
他认为，说昔日的香港是“借来的地方和借来的时间”，这句话源于香港人心理，就是没有一个长远目标，但今日却事过境迁：“大家不需要好像以前，有一条1997的界线，我们的未来没有一条界线，好多长远的事都可以去筹划。1997年前，大家觉得谈论或者筹划一些长远的事没有意义，因为你不知这些计划实施的时候，1997后会带来什么影响。”
香港是回归而非独立
一直以来，外界有不少意见指，北京政府较重视“一国”，香港较重视“两制”。他强调，这种表述不正确且不贴切，因为北京政府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比《基本法》赋予香港社会的自治程度还要高。
他反而认为，问题其实出于何谓高度自治：“有种意见说，北京即使有权释法，都不应该释法，不是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矛盾，这是北京的权利，但有人认为北京运用权力减少香港自治。”他再三强调，“香港是回归而并非独立。”
梁振英觉得，今时今日政府决策的民主程度、透明度和市民的参与度都提高了，但决策过程也长了。尽管政府可以透过许多办法，诸如行政上缩短决策流程、精简内部架构、做好解说工作，或者到立法会拉票，但他坦言，某种情况下，最终还需要市民站起来才能解决。
“市民应该明白到，香港属于700万人。社会上某一部分的民意代表，在政府施政过程当中，提出拖慢决策、拖慢工程的意见，政府应付他们的力量好有限，如果社会大众不接受有人阻慢香港发展，市民就要表达。”
部分港人爱国意识仍薄弱
香港电台4月调查发现，30%多的港人仍宁愿保持1997年前的身份。梁振英并不讳言，有关调查反映至今仍有一部分人的爱国意识仍然薄弱。他认为，爱国情操不是与生俱来，当中又与社会投放的精力成正比，特区政府的国民教育需要做，但也不能操之过急。
从1980年代的中英谈判到今日香港回归十周年，梁振英谓，最难忘的还是回归当晚的历史时刻，百多年的历史问题、香港几十年的前途问题，均以和平手段顺利解决，足以在历史上大书一笔。他说，国家在外国人仍然占领的情况下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整个国家的统一事业上，其政治和历史意义甚至可能比解决台湾问题还要大。
缅怀参与回归工作辞世者
至于印象深刻的人，他坦言对生老病死很感遗憾，很多从1984年起与他一起参与回归工作的人，如今多与世长辞，包括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他是一国两制的倡导者，主导了中英谈判。他希望有生之年踏足香港，但到最后都没有一偿夙愿。还有，好多好多朋友，在咨委会、草委会、预委会、筹委会，我们在不同阶段一起参与工作，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地参与工作。”
梁振英说：“当时大家都有提及香港回归后，会是怎样呢？我们做回归工作的人，有一个特点，脑袋会去想将来的问题，包括我们去写《基本法》。所以在1985年到1990年写《基本法》的时候，我们会想写出来的《基本法》是否适应于1997年以至2007年的香港社会。”
他又表示，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港人对1997年后的信心会恢复得那么快，不单是快，而且把过去过渡时的错误判断，完全抛诸脑后：“我们怕钞票不能流通、怕学历不被承认、怕大陆医生下来，香港医生没饭吃，但最后都没有成为事实。”
港府将扩大政治任命制度 民建联冀输送人才
【网讯】为培养更多政治人才，港府建议扩大政治任命制度，增设副局长和局长助理职位。民建联副主席刘江华接受访问时表示，由于政党的党员大部分拥有议会或党团工作经验，除了有基本办事能力外，也有面对传媒及公众的技巧，对比强于执行政策能力的公务员，更能胜任政治人才。他表示，无论是局长还是局长助理，民建联都拥有合适的人选担任，俨如一个“政治人才库”。
从政选举各具优势
《大公报》消息，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早前估计，政党由于要应付地区选举，因此难以派人出任政治人才，然而刘江华却另有想法：“民建联有很多人才，上至局长、下至局长助理，我们都可以提供合适人选。”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被外界认为是政策局局长的理想人选，就是刘江华想法的最佳验证。他指出，政党派人加入政府，熟习政府的运作，日后重踏选举舞台，就会成为重要的选举资本。
刘江华说，从政党延揽政治人才是最适合不过的。“如果你请一个人回来只是写议程，当然不用在政党找人。但政府需要的政治人才，是要能面对议员、面对传媒和面对市民，相对于公务员，政党人士更具这些优势。”他举出早前的特首选举为例，形容曾荫权是“拥有40年政府经验，但选举经验是零”，而民建联“有20年的选举经验，但政府经验是零”，以此道出政府和政党合作的优势。
民建联早前访京时获国家副主席曾庆红送赠“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八字，可见北京政府对该党的期望。身兼民建联党团召集人的刘江华说，现在经常与党员开会，向党员简单介绍党的立场，力求进一步提升民建联的形象。不过他最希望能改善的，是政府和政党的沟通模式，否则彼此难以配合。
特首下周宴民建联
最近有消息传出刘江华不会参与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他16日也亲口证实了该消息。他还表示，暂时无意代表民建联加入行政会议，一切是由政府安排，而行会成员也不一定要有立法会议员背景。另外，刘江华还透露，曾荫权将于21日晚7时在礼宾府宴请民建联领导层，彼此交换意见。
程翔能否保外就医成谜 家人也不知消息真伪
【网讯】有消息称，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可能在7月前获得保外就医，最早在5月底至6月初。但是程翔的妻子刘敏仪17日表示，不愿就程翔是否会获保外就医发表评论。
《日报》消息，刘敏仪17日发表声明指出，目前关于程翔获释的问题有很多消息，她无法辨别真伪，因此不希望发表任何评论。
声明称：“家人目前正为程翔申请保外就医，希望尽早得到批准。家人继续与有关部门及香港特区政府保持联系，任何人士和团体队我们提供协助我们都表示欢迎和感谢。”
早前有报道指出，在一家名为“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组织的争取下，程翔可能在7月前获得保外就医，最早可能在5月底、6月初。据报，“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由一名香港商人担任会长，宗旨是为卷入两岸情报战的受难者争取合法权益。该组织不久前与中国国家安全部就程翔事件交换了意见，随后曾多次与刘敏仪联系，转达北京有意允许程翔保外就医的申请。
但是，刘敏仪发表声明指：“家人并未对任何组织作出过任何承诺。”程翔关注组也指出，不知道有关程翔可能在5月底、6月初获得保外就医的消息。
程翔案于2005年8月5日曝光，当时，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程翔因涉嫌间谍罪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消息指出，程翔自2000年初至2005年3月按照台湾安全局指示在香港和大陆建立多条搜集情报渠道，以金钱收买等方式搜集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等多方面大量情报，包括绝密、秘密级内容，从中获取数百万港元的报酬。
程翔2005年4月22日在广州被捕，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受理此案，于2006年8月15日开审，法庭称，由于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因此不允许媒体旁听。法院于8月31日作出判决，程翔被判入狱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没收个人财产三十万元人民币。程翔于2006年9月8日透过家人和代表律师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法院在11月24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后，他的家人争取让程翔转到较接近香港的广东省服刑，以及保外就医。
传香港与中央婉拒英国参加回归十周年活动
【网讯】香港今年7月1日将举行回归十周年庆祝活动，有报道称英国先后向特区和中央政府表达有意派代表参与10周年庆典活动，但全遭拒绝。香港当局并未就是否拒绝英国要求出席活动的消息作出正面响应，只表示庆典活动嘉宾邀请名单仍未敲定。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之前，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英国先后向特区和中央政府表达有意派代表参与10周年庆典活动，但全遭拒绝。
不过英国驻港领事馆发言人表示，过去关于出席7.1庆祝活动的邀请并非由英国方面提出，而是都由特区政府向英国官员发出邀请。对于今年是否收到特区政府的邀请出席庆典，该发言人并未给予响应。
香港回归庆典统筹办公室发言人则没有正面响应是否拒绝了英方的要求，只表示仍未敲定庆典活动嘉宾的邀请名单。
发言人也强调，这次庆祝活动与1997年的交接仪式性质不一样，这次特区没有计划邀请大量海外嘉宾如外国部长或官员出席。不过他指出，驻港的使节人员则在邀请名单之内。
另据报道，英国传媒引述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我们并没有‘强烈’要求（参与回归活动），只是当我们表示以什么么身份参与活动时，一直都得不到答复。”
消息人士又声言，英国政府首次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有关要求，得不到回复后，遂向北京中央政府“求助”，“怎料结果仍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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