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
《文史春秋》2007年第4期中，时锋发表了一篇“中共历史上的三个女特工”，其中之一的朱枫（本名朱谌之），因为是国共斗争在1949年后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所以较为两岸所注意关心，此外，较早前《南方人物周刊》也刊登台湾民间历史研究者秦风（原名徐宗懋）的《寻找“共匪”朱谌之》一文，让这段被尘封已久的的历史再度见诸于世。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45岁的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国民党枪决，她的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连同被处决的还有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在国民党的档案中称为“吴石案”。说起朱枫还需要从“炮击金门事件”说起。
情报失准 解放军连连失利
1949年5月23日，上海战役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要求其迅速提早入闽，争取在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为解放台湾扫清外围。
7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解放台湾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于1950年解放台湾，最迟不超过1951年。此时，毛泽东把解放台湾的计划大大提前了。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建立渡海作战部队的设想，他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1949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苏联承诺为中共提供援助。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福建沿海地区仅剩下金门、东山和马祖等几个岛屿有待解放。当时解放军等十兵团按原计划命令第二十八军迅速攻克金门，以完成漳厦金战役。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乘胜追击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 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在海域作战非同于陆地大兵团行动，应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1949年10—11月间，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是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受中共中央指示，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朱谌之赴台与吴联系。
中共华东局挑上朱谌之，是因为朱枫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人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枫顺利完成任务
11月27日午后，朱枫搭乘海轮以探望女儿一家为由作掩护抵达基隆，根据中共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本名蔡孝干，国民党时称蔡孝干)，另一人是吴石（吴墨非）。
到台湾的第二天，朱枫与老郑在台北双十路茶食楼立即接上了头，传达华东局领导的指示；一个星期后，朱枫在台北重庆南路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
中共档案显示，吴石在书房里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交给朱枫并说明：“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的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的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三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名海轮大副，他在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上工作。这些情报很快就从香港送到华东局，由舒同亲自递送北京，交到毛泽东手中。
“老郑”供出朱枫
朱枫接下来与老郑、吴石多次见面，陆续将台湾一些重要军事情报送回大陆。不过，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通报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已经于1月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老郑被捕，已经供出中共的秘密特派员就是朱枫，提醒朱枫必须立即离开。
由于当时到香港的海空航线均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可以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于是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但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了吴石，国民党并从吴石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朱枫的去向，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
1950年这一年，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蔡孝干出卖，在其带领下，中共档案显示，国民党保密局抓获了共产党台湾工委领导下的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在台湾当局劝降无效后，吴石、朱枫等人被处决，朱枫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随即被告知母亲已在台湾牺牲，自己也获颁烈属证明。
台湾情报人员也赞赏朱枫
徐宗懋于2001年在《老照片》的一篇《战争后的战争》文章中，重新说明了当时军事新闻社所公布照片中的背后故事，外界也从此得知，有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当时并不是以共产党员身份现身，只能以“左翼人士”称之的一段敏感历史。
徐宗懋还指出，从保密局事后报告的行话中，对于朱谌之的部份，读来却像是颁给敌人的“褒扬状”，特别是与中共叛徒蔡孝干的出卖同志行为相比较时，特别强烈：“……（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这名牺牲在台湾的中共女情报员，虽然也受到台湾情报人员的肯定，但是毕竟仍在历史的纠葛中，迄今尚未能归葬大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