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媒体评李登辉拜靖国：为中日埋下新火种

海外媒体评李登辉拜靖国：为中日埋下新火种

【网讯】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7日前往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亡兄，立刻引起日本和国际媒体的关注，尽管李登辉强调“参拜无关政治和历史”，但是国际媒体认为，恐怕会为中日关系埋下新火种。

　　中央社报道，李登辉当天在参拜靖国神社前表示：“我这次参拜靖国神社，完完全全属于个人行为，请别和政治历史联想在一起，拜托大家。”这段谈话立刻在第一时间成为日本NHK电视台早上10时的重点新闻，也让日本内阁长官立刻发表声明。

　　日本内阁长官盐崎恭久说，“这次李登辉访问的目的是学术和文化交流，我们已经和中国方面清楚地解释过了。”尽管日本政府保持低调，日本重要媒体包括产经新闻却争相报道，东京新闻更评论，被北京视为独派代表人物的李登辉，恐怕将为中日关系埋下新火种。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外交部另一名发言人刘建超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对于李登辉是什么样的人，有何目的，日本当局应该相当了解。”但问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晤行程是否会生变，刘建超则重申中日关系不至受到负面冲击。

　　西方媒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也评论，认为李登辉参拜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势必将牵动中日关系以及即将登场的中日会谈。

　　美联社则指出，就在参拜的前一天，北京当局才批评李登辉此举意图在推动台独。报道中多次引述李登辉谈话，表示参访靖国神社仅为私人行程，与政治或历史恩怨无关。

　　报道中也提到，中国抨击李登辉访日是为了推动台独，破坏中日关系。中国自5月底便不断对日本施压，但日本依旧放行，可能牵动中日双方的敏感神经。

　　法新社则在报道中详细叙述李登辉的参拜过程，也特别留心中国的反应，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上周发言，表示李登辉此行可能对中日关系造成影响。但报道也点明日本立场，指出原定本周在德国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期间举行的中日领袖峰会不受影响。

北京奥运造势活动遭批：劳民伤财缺乏意义

【网讯】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各项造势活动逐渐增多，热闹之余却也遭到媒体批评铺张浪费，违背中央政府节俭办奥运宗旨，并呼吁希望能多带来一些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增强人民体质的内容，少一些劳民伤财却缺乏实质意义的活动。

《中国青年报》6月4日撰文指出，为北京奥运出力，需要全中国各地的大力支持，然而绝不是每个地方都大事铺张又不计成本，安排五花八门的庆贺活动，更不是挖空心思去炮制浮华不实的世界之最。

报道批评这些声势浩大的“盛会”，往往都是由地方政府用行政化的方式，一面大把花纳税人的钱，一面用一张通知，将万千群众唤来当“道具”，说穿了就是自己要“唱戏。”

除了《中国青年报》，新华网在5月31日也有一篇来自上海的报道，报道指出，对一些动辄动员上万人大型活动，实在令人难有喜悦之感。

报道举例，某些活动一定要什么数字都得凑出个“2008”，例如2008对新人迎奥运集体婚礼、2008张笑脸拼成迎奥运“微笑地图”，2008位老太太集体跳舞迎奥运等，已是“流于形式，或铺张浪费”。

中共中央提出“节俭办奥运、廉洁办奥运”，让各地迎奥运以“节俭、廉洁”目标。中国各地迎奥运活动逐渐加温之际，新华社也不免提出呼吁，希望多一些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增强人民体质的内容，少一些劳民伤财却缺乏实质意义的活动。

北京奥运会预定2008年8月8日至8月24日举行。

为避钉子户重现 北京拆旧宅首度由居民票决

【网讯】中国各地政府在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后，对于老旧住宅区拆迁改建破天荒第一次让居民投票决定。号称1949年以来北京最大规模的拆迁项目，位于北京东四环酒仙桥附近，9日将由居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命运。

　　据《中国时报》报道，该地区居民组成结构既单纯又复杂，已有房屋产权、付不起回购款的居民持反对态度，受不了老旧、拥挤而又有钱付回购款的居民则持赞成立场，9日的投票结果将是拆迁行动是否进行的重要参考指标。

　　这一大片老旧住宅区位于北京东四环酒仙桥以东一带，建筑面积达到84万多平方米，约合25万多平方米，牵涉到5473户外加18家企事业单位。当地的老旧建筑早就用油漆喷上“拆”字，但拆迁行动却迟迟没有展开。

　　当地许多居民是住在所谓的筒子楼，也就是同一楼层的住户共享厕所、厨房。筒子楼的住户居住空间狭窄，有些一家两三口挤在不到十平方米大的住所内。而筒子楼在这片拆迁带中占的比率最大，约有4200多户，他们大多是国营企业的离退休员工及眷属。而拆迁带中也有若干成套单元房的住户，但约仅700户；此外，还有550多户住在无产权的平房中。

　　北京《新京报》报道，住在筒子楼的住户大多同意拆迁，但也并非百分之百都赞成拆迁；因为，赞成拆迁就得花上十几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回购款，才能在拆建完成后回到原地的新楼居住。

　　一位退休的大娘就说，她工作了31年，一共挣的钱只有2.8万；而此次危改，她需要交11万多元的回迁房款。“现在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还要买药，就算不吃不喝，也出不起十几万的钱。”

　　据估计，当地大约有九成住户赞成拆迁；主管拆迁的官员指出，9日的投票可以给下一步的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巧妙回应金援外交说 北京强调有169个邦交国

【网讯】中国大陆和前台湾邦交国哥斯达黎加建交之后，是否会提供经济援助，备受国际媒体关注。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7日在记者会上巧妙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她说，“目前中国已经与169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不是靠比拼金钱所能做到的。”

　　中央社报道，中国和哥斯达黎加当天同时宣布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哥斯达黎加将与台湾维持非官方关系。在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中，国际媒体驻北京记者纷纷提问中哥建交的有关问题。

　　姜瑜回应说，中国和哥斯达黎加政府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建立外交关系，中哥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推动两国互利友好合作铺平了道路。她又说，中哥建交是为了促进两国的双边友好合作，进一步发展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姜瑜表示，目前中国与一些拉丁美洲及中美洲国家还没有建交，中方愿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所有的未建交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有记者提问，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交之后是否提供资金补助？姜瑜说，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目前中国已经与一百六十九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不是靠比拼金钱所能做到的。”

　　另有记者提问，中国对哥斯达黎加是否会有大笔的投资案，姜瑜表示，中方正在积极筹备建馆事宜，中方欢迎哥国总统和哥方各级高层官员适时访问中国，中方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拓展与哥斯达黎加在各领域的互利友好合作。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位于中美洲南端，人口约432万人，1944年与台湾建交。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交后，中国大陆的邦交国增至169个，台湾的邦交国则有二十四个。

江苏赣榆前供电局副局长被检察院带走后死亡

【网讯】江苏赣榆前供电局副局长梁继平5月28日早上7点多在东海县的家里吃完饭和妻子告别，驱车去连云港市上班。这一天是梁继平45岁的生日。下午妻子王云娣打电话给他，梁继平说回头再打回来，他正在开会。晚上王云娣接到了丈夫朋友的电话，说老梁被赣榆县检察院带走了。王云娣并不担心，她认为自己丈夫不可能有经济问题，过一天肯定就放回来了。6月1日，梁继平去世。

　　《南方都市报》报道，梁继平是连云港市供电公司佳能物业公司总经理，之前曾任赣榆县供电局副局长。妻子王云娣在一家企业做会计，17岁的儿子还在上高中。

　　6月1日，王云娣接到了赣榆县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让我去跟我丈夫见一面，我想终于能见面了，都好几天没消息了，就叫上儿子一起去了赣榆。”王云娣说，“一路上我都跟儿子讲，别人怎么说我们不管，我们一定要相信爸爸。”

　　在赣榆县一家宾馆，王云娣看到了自己的弟弟和丈夫的很多同事、朋友，“我说见个面怎么这么多人，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在那里喊了半个小时，没一个人敢理我。我问我弟弟，他是不是没了？我弟弟朝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说是……”

　　然后神志已经失常王云娣被送到了赣榆县人民医院，她以为是让她去看自己的丈夫，就在医院里挨着屋找，家人朋友拉住她，说不在这儿，送她到医院是怕她出事儿。　

　　检察院工作人员表示梁继平当天早上已经去世。

　　王云娣等家属要求见梁继平的遗体，检察院拒绝，双方交涉到深夜，最后答应第二天早上见一下。6月2日又交涉了很长时间，下午3点，梁继平的家人和朋友终于在赣榆县殡仪馆看到了他的尸体。

　　“那个冰柜抽屉一拉开，所有人都尖叫起来。”王云娣说。梁的家属认为梁的尸体上布满了伤痕，怀疑是被打死的。

　　网上的帖子和博客是王云娣的表弟王先生写的，他说自己的妻子和父母都从医，“我们确信尸体上的那些伤痕不是尸斑。”王先生说，“我是干行政执法，我一看就知道(梁继平)身上有些地方明显是电棒电的，腿上是被抽的。”

　　赣榆县人民医院的病历显示，梁继平是6月1日早上被送来抢救的，9点12分作了第一张心电图，直线。医院方面认为梁继平被送到医院前半小时已经死亡。

　　王云娣说，检察院给的说法是梁继平心脏猝死。“可是供电局两年体检一次，从没发现过问题。他身体很好，喜欢运动，五一还参加局里面的排球赛呢。怎么就忽然心脏猝死了？”王云娣说。

　　王云娣说自己没什么要求，就是想搞清楚真相，抓住凶手。她还说希望还丈夫清白，丈夫年薪20多万元，家里生活很好，什么都不缺，怎么可能贪污受贿呢。

　　目前，江苏省公安厅已经派人下来做了尸检，结果要20天后才能公布。

中国对布什会见疆独分子热比娅强烈不满

【网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美国总统布什关于热比娅的有关言行表示强烈不满。G8（八大工业国）峰会开幕之际，美国总统布什突然在欧洲会晤流亡海外的疆独分子热比娅，并批评中国囚禁热比娅之子是报复她致力于人权运动。

　　在回答媒体相关提问时，姜瑜说，热比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犯，美方的有关言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官方认定热比娅是疆独分子，在海外打着人权幌子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今年61岁的热比娅曾是新疆首富，并曾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但她在1998年被中国逮捕，理由是她传递“国家机密”给一个美国访问团。热比娅因此被判处八年徒刑，并在2005年获得保外就医。

　　法新社报道，布什当地时间周二（5日）晚在捷克的布拉格出席“民主与安全会议”时，批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声称美国不同意中国领导人那种认为可以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同时不断开放经济的看法。

　　布什在演说中公开表示将接见热比娅，并赞扬热比娅是维吾尔族最优秀的代表，他说，像热比娅这样的人才，是其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价值远超他们拥有的武器和石油。

　　布什还罕有地就中国判处热比娅的儿子入狱发表评论，指中国是为了报复热比娅致力于维护约一千万维吾尔族人的人权。演讲结束后，布什会晤多名国际知名的异见人士，包括热比娅，但详情未见报道。

　　六十一岁的热比娅曾是新疆首富和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曾被中国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判刑八年，前年3月获保外就医，流亡美国。去年5月，热比娅在新疆的公司被控偷漏税，警方逮捕她的三个儿子并软禁其女儿，其中一子今年4月被判刑七年。

郑州数千大学生骚乱真相：城管打落女生牙

【网讯】河南郑州市6日晚爆发大学生骚乱。一名女大学生当晚在学校附近摆地摊时，被数名城市管理人员殴打至门牙剥落，附近多所大学学生为之愤怒，一千多名学生包围城管、焚烧城管车辆，并且与前来增援的警察发生冲突，事件中五名学生被拘留。郑州市政府7日通告，当局同时拘留六名粗暴执法者及处分多名城管高层。（图为城管的车被掀翻）

　　《日报》报道，郑州市学生表示，事发在当晚6时左右，郑州市东风路及信息学院路交叉一带不少大学生开始在自发组织的夜市开始摆地摊。当时，数名城市管理队人员要没收一名河南省财经学院女学生的货物，女生不肯，拉址期间，一名城管挥拳打掉女大学生两颗门牙，旁边的男同学与城管发生争执，结果引来周围学校人的围观。其后近百名警察接报到场增援。

　　“当时我也在街上摆摊，亲眼看到几个城管打女生，实在看不过眼，所以我也捡起一块砖头掷向城管。”一名财经学院的学生说。

　　目击者称，警方到场后将受伤女大学生及男同学抓上警车，在场一千多名围观的学生更为不满，于是重重包围警车，堵塞整条道路，不断高呼：“放他出来！放他出来！”最后警察逼于压力将男生放出。由于打人的城管也坐入警车，学生仍然紧紧围住警车，不断起哄，其间便衣警察曾手拉手筑成人链试图为警车开路，但警车移动五米后，再次被人群包围。

　　最后在大量警察护卫下，警车才得以脱身，留下来的城管车辆被群情汹涌的学生砸毁并掀翻在地焚烧，事件直至午夜一时左右才平息。

　　有学生在网上论坛留言指，当时数名暴力执法的城管在其身边经过时，一身酒气攻鼻，而且个个都脸色通红，明显曾经喝过酒。

　　外电报道，事件中五名学生被拘留，受伤的女大学生则被送往河南中医院治疗。郑州市政府7日发表通告，指事件中暴力执法的六名城管人员已被警方拘留，包括城管行政执法局局长在内的六名城管高层被处分，另有一名城管中队队长及一名区巡防大队长被撤职。

　　摊贩与城管是近几年大陆社会冲突的不定时炸弹，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失业人口摊贩化、摊贩全体弱势化、摊贩经营非法化等问题的出现，让街头摊贩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难题。

　　1997年开始试点执法的城管编制，正是因应摊贩问题的新组织，但城管历经九年多的发展，迄今却无一部规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导致城管执法无法可依循，不断出现争议与冲突。

中国社科院报告：资本主义矛盾正逐步激化

【网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在日前发布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中逐步激化。

　　有观察发现，虽然这一报告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新动态研讨会上发布的。但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仅能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并未提到对社会主义最新动态的发言。

　　来自中新社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说，在当今世界，由美国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但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这就使得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另一方面，因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国际资本可以脱离实务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领域，仅仅通过小小鼠标轻轻一点，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从而实现自己价值的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黄皮书表示，正是基于上述两点，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出现这一基本经济现象：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

　　据黄皮书介绍，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三百三十多倍，世界上最富有的五百人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总和。

　　黄皮书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趋向激化。

　　李慎明表示，这些矛盾与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进一步加剧。

　　黄皮书提及，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已步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阶段。

中国自曝中哥建交始末：去年9月已开始谈判

【网讯】哥斯达黎加6月1日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近年来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一周后的8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发表文章，自曝与哥斯达黎加建交始末，原来，两国早在2006年9日已开始就建交问题谈判，当时曾有西方记者捕捉到这一信息，但当时被中国外交部否认。

　　文章开篇指出，哥斯达黎加与中国建交进程由来已久，这是中国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日益提升的结果，也是左翼总统阿里亚斯的正确决策。

　　紧接着，文章开始介绍两国建交始末。文章说，去年5月，阿里亚斯以微弱多数赢得大选，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总统职务。1986年到1990年，阿里亚斯曾经执政4年。1987年，阿里亚斯曾经因为对斡旋中美洲和平有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06年5月阿里亚斯上台执政后，在外交上制定了重点发展与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关系的新战略。阿里亚斯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该国第一个重大外交行动。阿里亚斯政府积极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谈判建交问题。

　　去年9月，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与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斯塔诺在联合国进行了接触，并就建交问题进行了谈判。这一消息被西方记者捕捉到，并在9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外交部对此消息并没有否认。

　　今年6月1日，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斯塔诺与财政部长访华，两国签署了建交公报，并于6月7日两国同时公布。

　　最后，文章似乎有意要向中国民众介绍这个陌生的新邦交国，并且字里行间表露着赞美之情。文章说，哥斯达黎加国土面积5.1万平方公里，人口427万，首都圣何塞人口142万。这个国家有三大特点。

　　第一，比较富庶。哥斯达黎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600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中美洲六国中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第二，物产丰富，自然风光秀丽。热带气候的哥斯达黎加出产香蕉和咖啡。哥斯达黎加是继厄瓜多尔之后世界第二大香蕉出口国。哥斯达黎加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面积60万公顷。近年来，哥斯达黎加旅游业发展迅速，尤其是伊拉苏和波阿斯活火山等旅游胜地游客如云。哥斯达黎加山清水秀，有“中美洲花园”的美称。

　　第三，哥斯达黎加从1950年开始取消了军队。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少数没有军队的国家之一。

　　文章最后强调，中国一直重视发展与哥斯达黎加的关系。1979年3月，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建立了分社。笔者在新华社驻尼加拉瓜分社工作期间曾经访问过哥斯达黎加，领略了那里的美好风光。

　　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很早就有经济往来，近年来，双边经济关系更加密切。据哥斯达黎加官方今年2月公布的材料，中国已经成为哥斯达黎加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两国双边贸易额2006年超过21亿美元。

中央党校：网络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新形式

【网讯】中共中央党校在其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发表文章，要把“网络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同时呼吁官员要透过互联网与民众公开互动。

　　中央社报道，这篇名为《官员要适应“网络政治”的发展》的文章，作者署名沈宝祥。文章指出，互联网是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深刻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

　　文章表示，人们将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称之为“网络政治”。保守估计，中国的上网人数已经超过一亿，而且还在迅速增加；中国网民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日趋活跃。

　　据称，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及政协两会举行期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设了一个叫做“我有问题问总理”的节目，几天内就吸引了十二万网民提问、建言。此外，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有几十万条。对此，文章形容互联网为“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又说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景象。

　　文章继称，在中国，网络政治还是新事物，对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据说，今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互联网与文化建设问题举行专题学习，期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各级官员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

　　文章也呼吁中共官员要主动顺应互联网这个历史潮流，要把“网络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章表示，最重要的，是要敢于增加透明度，直面群众；“网络政治”的特点之一，是民众与领导者直接公开地互动。文章批评，“我们有些官员不习惯于面对面地同公众讨论问题，这是民主意识不强的表现”。

　　不过，文章也表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网络政治”的同时，也要防止不良信息传播，防止不文明行为的消极影响，尤其是防范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进行破坏。

从听官说到听民说 中宣部刊物称赞电子民主

【网讯】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半月谈》日前发表文章，赞扬官员开博彰显“电子民主”。文章引述学者的话说，官员开博倾听民意，与民交流，从“听领导说”走向“听百姓说”，这一态度转变，本身就体现出官员“公仆意识”的增强，可谓是一种民主新气象。

　　文章开篇介绍了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开博经历。文章说，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5月22日召开之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他的私人博客“医生哥波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打造一个诚实的政府》。两天后，这篇文章被挂上了人民网强国博客的头条，引来了更广泛的关注。

　　文章说，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廖新波曾在博客上直陈自己对医疗制度改革与上级相悖的观点，让很多人感到惊异。今年4月12日，“搜药网”首席执行官郭亚洲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毫不掩饰他对廖新波这样“出位”官员前途的担忧，但在结尾处，他写道：“一个政府能够容纳他这样的一位官员，则显示出政府的开放与民主。因此，我们都无须庸人自扰了。”

　　文章进而指出，官员“开博”的越来越多。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副市长王树清、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辽宁省沈阳市环保局局长李超、河南省郑州市物价局局长陈军安等不少政府官员都加入了“开博”行列。

　　对于“官员‘开博触网’之后会给自身、给政府机构、给政治气象带来些什么影响”的问题，文章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引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郑永廷的话说，政府官员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主动“触网”倾听民意，与民交流，从“听领导说”走向“听百姓说”，这一态度转变，本身就体现出官员“公仆意识”的增强，可谓是一种民主新气象。

　　文章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我国公民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公民参与政治的要求有了明显增强。他们对政治和政府的关注，已不仅仅限于对有关政策的了解，更要求有表达自己意见、与执政者交流的机会。官员认识到这样的发展趋势，给民众更多平等的机会，尤其是抒发自己见解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进步。

　　网络是一种互动性最强、也最难掌控的媒体。可以说，“草根”和“民本”是这个网络时代的两大精神原则。因此，政府的声音、官员的声音，在网络上总是稍显微弱。“开博”可算是政府官员主动出击，争取占领网络正面舆论阵地、树立官员良好形象的一种有益尝试。

　　专家指出，网上舆论有着无可比拟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而网络作为一种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一样，需要达到一种平衡。在这个空间里，如果只有“民声”而没有“官声”，显然是一种失衡的状态。官员应该勇敢面对、主动引导，让民众了解自己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争取民众的支持或体谅。

中国软实力赢得人心 用魅力攻势挑战美国？

　　当美国人感叹自己的国际形象滑坡时，中国人正在运用“软实力”发起“魅力攻势”，在发展中国家赢得人心。有人借此找到了“中国文化威胁论”的新依据，忧虑中国抵消美国的影响力；有人则认为，与其担忧中国“软实力”壮大挑战美国，不如反思美国自己外交政策之不足，重振美国的国际形象。

　　美国《侨报》8日刊文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舒亚·科兰兹克最近出版的新书《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Charm Offensive)在美国学术圈引起不小反响。该书在美国首次较为系统地分析中国“软实力”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的策略，提醒美国正视中国影响力上升的现实。

　　该书论述了中国10多年来利用文化、投资、学术、外援和公共外交等软实力，化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国力增强的疑虑。“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形象，使它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活跃，更有建设性，很多国家现在甚至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科兰兹克如是说。

　　科兰兹克日前在此间的新书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的外交手法变得“更加老练”(sophisticated)；更加强调人与人交往的公共外交；以前中国外交官通常谨言慎行，而现在更有技巧，更善于与媒体打交道，中国驻泰国大使就曾用英语接受CNN王牌拉里·金的专访；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资助东南亚国家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留学中国的外国学生达12万，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年轻高官在中国留学过。

　　文章认为，“魅力外交”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科兰兹克认为，这从全球范围内中国语言文化热不断升温；国际民调对中国的观感更加热情；东南亚和非洲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东南亚国家不少政府高官为自己有华人血统为荣等现象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中国“软实力”崛起，一些美国学者忧心忡忡，担心中国销蚀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加拿大传出情报部门监控“孔子学院”，担心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消息。对此有识之士指出，在好莱坞、麦当劳文化在全球大行其道，美国文化产品大举进军中国的时候，中国在海外推广传统文化，开展公共外交刚起步，竟引起大惊小怪，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在作祟。

　　上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军事“硬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比一样，中国的“软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没有好莱坞式的文化产业，大学也无法与美国媲美，没有足够的NGO来产生美国式的“软力量”。当然，美国在国际民调中的形象恶化，在东亚峰会的缺席，确实给美国亮起了警示灯。

　　科兰兹克认为，中国确实从美国国际形象低迷中获益，但中国并非有意借机实施抵消美国影响力的政策。美国外交注意力仍放在中东、伊拉克，而中国忙于与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以贸易合作绕过南海归属等有争议的安全问题；中国领导人频频访问非洲，而布什第二任就没有踏上非洲土地。

　　报道称，科兰兹克指出，中国“软实力”壮大在某些方面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没有必要试图处处平衡中国的“软实力”。不过，包括科兰兹克在内的许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奉行“不干预”政策，与美国把援助与民主自由挂钩的“华盛顿共识”截然不同；“北京共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受欢迎，但在西方国家则引起戒心和不满。(文/余东晖)

胡布会见缝插针 胡锦涛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网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8日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出席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会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预期十五分钟的见面持续了半个小时。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台湾问题等许多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当胡锦涛与布什会面时，问及对方近期胃部不适的情况。胡锦涛与布什会面，甫一坐下，布什“嘘……”的喘一口大气，貌甚痛苦。胡锦涛随即问道：“听说你胃部不适？”“我痛了四个小时。”布什答，“但现在已好好多了。”

　　在这次会晤，胡锦涛积极评价中美关系取得的新进展和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的广泛合作。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保持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努力，确保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胡锦涛就发展中美关系谈了五点意见：

　　一、继续培育战略互信，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发展，正确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继续加强交流对话，增进信任、扩大共识、促进合作。

　　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共同战略利益。

　　三、精心维护经贸合作大局，全面、客观地看待中美经贸合作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充分发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商贸、经济和科技联委会等机制的作用，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四、拓展能源、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加强能源战略对话和双边气候变化磋商，继续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做出贡献。

　　五、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磋商和协调，深化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合作，共同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布什表示，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妥善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的主要方式，应该继续下去。

　　布什强调，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美方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动。

　　布什感谢中国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作的努力，对中方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表示赞赏。

换届选举渐入尾声 四大直辖市维护中央权威

　　随着中共十七大的日益临近，从去年9月份开始的中共省级党委换届也渐入尾声。日前，备受瞩目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已顺利完成换届工作。

发展是硬道理

　　《南方人物周刊》刊文称，四大直辖市最先完成换届的是北京市，65岁的刘淇当选为北京市委书记，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两位副书记，一位是2003年“非典”时期从海南调来的“危机市长”王岐山，另一位是3月底刚从上海市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王安顺。外界认为，北京的人事格局保持稳定将有利于明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在下一个任期内，刘淇面临的将是如何顺利举办奥运会并借此促进北京经济的腾飞。

　　而上海新任市委书记习近平则面临着2010年的世博会，长三角整合与发展的问题。他在党代会报告中称：“未来五年，对实现上海‘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蓝图至关重要”。有评论称，这预示着上海要从“独舞”向“领舞”转变，重返中国经济舞台的中央。今年3月，习近平从浙江省委书记任上调往上海之时，即有观察家解读习的任命是中央整体通盘考虑的结果，由长三角的官员来主政上海，有利于长三角的一体化和区域整合。

　　前不久，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六名教授提出设立长三角经济特别行政区的构想，以加快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国家发改委婉拒了这一建议，称统一行政区域不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唯一选项。这位官员并不赞同“从经济指标看长三角全面超越珠三角”的说法，他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互有长短，究竟是谁超过谁不能轻易下结论。”

　　习近平5月28日下午带着上海新一届市委班子与境内外的记者见面，在简短的演讲中，他说刚闭幕的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可以说是一次团结奋进、民主和谐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振奋人心的大会。”这意味着在上海两个月的时间里，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带领上海走出了社保案的阴影。去年的社保基金案曾经引发了沪上官场的大地震，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亦牵涉其中。

　　天津在四大直辖市中最晚完成换届，新任市委书记张高丽是今年3月份刚从山东省委书记任上调来的。6月2日，在当选感言中，他表示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努力完成各项任务”。这一席话迅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三老”这一提法始于1962年，完整的表述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一被官方总结为“三老四严”的精神源自大庆油田的铁人精神。

　　在党代会结束之后，张高丽即率领市委和市纪委成员参观位于天津的周邓纪念馆。在那里，他缅怀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两位已故的中共元老。

　　相比之下，直辖十年的重庆在实力上尚无法与三大直辖市相比，由于城乡二元明显，农村人口较多，被戏称为“小马拉大车”。但在5月27日的媒体见面会上，市委书记汪洋和两位副书记以及11名市委常委宣称，“我们13个人将紧密团结在一起，有信心率领3100万重庆人民雄起。”

　　6月1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在国际版刊登文章说，重庆已经是中国内陆地区最大的都市，但在未来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更大的追求会刺激重庆设法跟上海、北京争夺“全国最大的城市”的头衔。文章用“巨人般的”、“水泥森林”、“一千二百万人口”这样的词句来描述重庆，并认为它将是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

维护中央权威

　　新任的市委书记们除了誓言发展之外，在他们的就职感言中，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纷纷表态要维护中央权威。

　　5月22日，在新一届北京市委第一次全会上，市委书记刘淇提出了5点要求，第二条即“顾全大局，搞好团结”：“领导班子的每一位成员都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保持中央政令畅通。”

　　5月28日，在与境内外媒体的见面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表示，“我们要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确保中央的政策在上海的畅通。”

　　同日，在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主持的三届市委第一次常委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市委常委会作风建设的十条规定》。其中一条规定为“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四个服从’，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大政方针的统一性、严肃性。”

6月3日，张高丽在当选天津市委书记后，做出了“三个凡是”承诺：凡是中央禁止做的，坚决不做；凡是中央提倡做的，带头去做；凡是人民群众要求做的，努力做好。

　　和四个直辖市同期换届的中国经济大省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也表示，“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维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权威。”并称“有决心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努力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

　　2005年，以敢讲真话着称的中国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称，“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

　　犹如投入水面的石子，张保庆的话引起全国震动。在次年春的两会上，“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备受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一位政协委员甚至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了一段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第二天，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出执行力的问题，称“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而在2006年，中央出台了多项措施来确保中央政令的畅通，其中包括把土地、环保问题纳入中央政府的垂直管理之下，以制约部分地方政府侵占耕地和牺牲环境的畸形发展。

四级党委齐换届

　　和过去的换届相比，这次换届是在中共省市县乡四级党委皆换届的大背景下，涉及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从去年年初即陆续开始，预计到6月底将全部结束，被媒体描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

　　换届的筹备工作早在两年前即已展开，2004年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称要“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

　　这在换届中体现最明显的是各级党委副书记的减少。最先开始换届的乡县市都把副书记职数严格限制为两人，一人出任政府首长，一人专司党务。此后，这种“一正二副”的模式向上推到了省一级。除西藏新疆等少数地区外，已经完成换届的20多个省市区都只设置了两名党委副书记，四个直辖市亦无例外。

　　中央为此做出了许多调整，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纪委书记。过去一般由副书记来出任纪委书记，宣示执政党的反腐决心，而2006年新任命的十几位省级纪委书记全部担任同级常委。关注腐败的学者并没有认为此举不妥，清华大学研究腐败的任建明教授称，“如果纪委能够有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力，即使是党委委员担任纪委书记也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

　　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皆由中央“空降”：北京市纪委书记马志鹏原为中央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天津市纪委书记臧献甫原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原为中纪委常委；重庆市纪委书记徐敬业原为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

　　由于副书记的人数得到了明显减少，党建学者为此举叫好，他们认为之前副书记过多，导致了书记办公会取代了常委会的部分职能，而这“严格说来，并不符合党章”。

　　而领导职数的减少必然带来相应官员的减少，除了年龄到线须退休的官员外，某些在职官员可能还要面临转岗的问题。有学者估计，省市县乡四级官员中将有近10万人退下来。

　　中纪委和中组部也在努力遏制换届时出现的“不良风气”，比如那些“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的现象。今年1月底，中组部通报了一批违反换届工作纪律的官员，查处了121起违规违纪案件，192名相关官员受到处理，还纠正了613名违规任用的官员。

　　4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宁夏提出了一个官员选拔标准：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文/李霖歌）

胡锦涛在出生地江苏全票当选十七大代表

【网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代表会议6月6日至7日在南京召开，国家主席胡锦涛全票当选为十七大代表。与会的847名代表以直接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江苏省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在报经中央审批同意后，他们将代表江苏415万名党员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继官方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家乡江西当选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四川当选十七大代表后，胡锦涛在江苏当选十七大代表。

　　温家宝家乡是天津，又在甘肃工作过，被安排在毫无渊源的四川当选党代表。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已经在北京当选党代表，另一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则将在广东当选党代表。

　　胡锦涛祖籍安徽绩溪，出生在江苏泰州，并在泰州读小学、中学，直到1959年考上清华大学才离开泰州。胡锦涛后来历任水电部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贵州省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92年起进入中央政治局，2003年3月任中国国家主席。2007年6月在出生地江苏当选十七大代表。

　　《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会上作了讲话，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李源潮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以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为强大动力，紧紧围绕省党代会确定的“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的目标任务，突出科学发展、突出和谐建设、突出改善民生，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社会保持了政通人和的好局面。现在，离党的十七大召开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做好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把迎接党的十七大、深入落实省党代会精神作为中心任务，更好地坚持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齐心协力共建新江苏、同心同德喜迎十七大的良好氛围。

　　李源潮指出，要全力保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更加自觉地落实富民优先、科教优先、环保优先、节约优先方针，加快推进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真正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到基层。要继续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下真功夫，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创业，加快自主创新技术产业化步伐。要狠下决心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把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切入点，加强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用更严格的标准和更严厉的措施整治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坚决完成国务院下达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要加快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加紧实施“新农村十大工程”，切实办好新一轮农村“五件实事”。要从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层次上统筹推进全省区域共同发展，协调推进沿沪宁线、沿江、沿东陇海线、沿海“四大产业带”建设，科学推进沿海开发开放。

　　李源潮指出，要巩固发展和谐安定的良好局面。抓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切实做好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认真办好今年我省确定的关系民生的十件实事，着力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切实兑现省党代会提出的“三有四保”承诺。要妥善处理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矛盾，尤其要照顾弱势和困难群体的利益。要深入推进法治江苏、平安江苏建设，把江苏建设成为犯罪分子的高风险区、高代价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安全区、放心区。要实行最严格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预防和减少重大事故发生。

　　李源潮指出，要深入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根据我省四级党委换届后的新形势新情况，切实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节俭意识，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推进科学发展上，用在全心全意为民谋利上。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四个长效机制文件，建立健全具体配套的“党员经常受教育、组织持续有加强、群众长久得利益、发展不断出成果”的先进性建设长效机制。深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教育党员干部清廉自守、勤政为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李源潮指出，要进一步营造心齐气顺团结奋进的社会氛围。扎实做好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的工作，进一步统一全省党员干部的认识，为迎接党的十七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全省广泛开展“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新闻传媒包括互联网等新型媒体的积极作用，通达社情民意，疏导公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弘扬社会正气，唱响“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主旋律。

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培英双规 曾注资华控

【网讯】首都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培英6月3日被双规。其弟以及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控)的两位副总李中强和王磊也被调查。知情人士称，李培英和华控前掌门人、常务副总裁王政关系密切。去年11月2日，王政因涉上海社保案被刑事拘留，华控受到很大影响，面临重组。在危机关头，首都机场出手收购华闻传媒(深交所代码：000793)。

　　财经杂志报道，注册资金达50亿元、总资产538亿元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有中国机场公司“航母”之称，是中国首家跨地区机场集团公司。李培英曾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今年1月离开总经理一职。

　　王政被刑拘两周后即达成协议：首都机场集团斥资11.2亿元收购华闻传媒3亿股，与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收购包括两部分，首都机场集团以每股3.2元的价格从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手中收购2.52亿股，总价8.08亿元；其余4764万股则从二级市场购买，收购价不高于6.5元。在该协议下，首都机场集团将旗下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及其它媒体资产注入华闻传媒。

　　知情人士称，华闻传媒是华控重组的关键一步。华控曾经对华闻传媒的流通股高度控盘，所以存在二级市场如何退出的问题。首都机场还曾考虑收购传媒资产之后，进而重组华控，由此进入金融、房地产行业，但此后进展似乎不大。

　　今年1月26日，民航总局宣布人事调整，57岁的李培英不再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只担任董事长一职，首都机场与华控的重组也随之告终。3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华控75%的股权以总计11亿元转让给香港红筹公司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据悉，李培英被双规与将首都机场的资金委托给华控有关，同被调查的华控副总李中强即分管资金运作。另有说法称，部分资金实际投向李培英之弟所在的高尔夫俱乐部。

　　李培英曾历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处长、首都机场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还曾担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694)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并于2003年底出任首都机场集团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首都机场集团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成立于1988 年，是隶属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9 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组成立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2002年11月1日，经民航总局批准，以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为基础，联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中国民航机场建设总公司、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共同组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这是中国民航系统继成立三大航空运输集团公司和三大航空运输服务保障集团公司后，成立的首家跨区域的机场集团公司。目前，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飞机起降架次等均居全国机场业前列，是中国最大的也是最繁忙和最重要的门户机场。

　　截止目前，首都机场集团拥有和控制的机场达到29个，参股机场2个。2005年，旅客吞吐量合计达到678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5万吨，飞机起降66.72万架次。

　　首都机场集团持有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694)61.29%的股权。

　　截止2005 年底，首都机场集团注册资本50亿元，总资产538.72亿元，净资产168.95 亿元。200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0.61亿元，利润总额10.69亿元。

　　目前，在金融领域，首都机场集团控股海南金元证券，在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持有50%的股份(准备退出)，此外还拥有首都机场担保有限公司和首都机场财务等的股权。

　　2006年6月9日，首都机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10亿元，将开发与机场主业相关联的地产项目。

天津政协主席自杀身亡 正因经济问题受调查

【网讯】中国官方新华社6月8日晚上11点发稿称，6月4日发现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见图）死亡。经检验鉴定，确定宋平顺系自杀身亡。有关部门收到过对宋平顺问题的反映，现已着手进行调查了解。六十二岁的宋平顺长期掌控天津政法系统。他是三十多年来首位自杀的正部级高官。官方称宋平顺是因经济问题在接受中纪委调查期间自杀身亡。

　　香港《日报》报道，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8日上午会晤香港特首曾荫权时，听到香港记者追问有关宋平顺自杀的消息，脸色一沉，不愿回应。不过，据香港凤凰卫视报道，张高丽8日下午在天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通报事件，称宋平顺因经济问题在接受中纪委调查期间自杀身亡。

　　宋平顺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6月3日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市委4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刚刚闭幕的天津市委第九届党代会精神。本应参加会议的宋平顺请假，并派政协其他领导参加会议。晚上9时，市委接到工作人员报告，称宋在办公室死亡。市委立即向中央报告。接报后，公安部刑侦司立即派员来天津现场勘查，确定宋自杀身亡。

　　现在官方还在调查宋平顺是不是畏罪自杀，若是畏罪自杀，他将是自十二年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之后，大陆畏罪自杀的最高级官员。 至于宋平顺自杀的形式，据说是他服药后自缢身亡。也有报道称，宋平顺是在天津市政协办公楼堕楼身亡的。

　　消息来源透露，宋平顺的问题主要是他早年主政天津市公安和政法系统时，涉嫌收受商贾贿赂以及利用职权为家人亲属谋私利。中纪委接到举报，日前派员到天津调查。6月4日傍晚，中纪委调查组官员约谈宋两小时，希望他“说清楚”。不料中纪委人员走后不久，宋即被发现在政协办公大楼内身亡。

　　张高丽说，目前掌握宋平顺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利用职权为港商谋取利益；二是包养情妇，并生有一子。张高丽称，宋平顺自杀完全是他个人行为。至于当前社会上传说天津市其他领导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宋平顺自杀身亡事件震撼天津政坛。中纪委已增派官员到天津调查，而天津市党政当局也紧急开会应对。据天津政协网8日报道，在市政协在6月6日举行政协党员会议，而在7日召开的市政协第24次常委会议中，现任11名副主席只有5人出席，分别是卢金发、叶厚荣、周绍熹、曹秀荣、王家瑜，另外秘书长陈福顺亦有与会，但另外6名副主席王文华、姚建铨、赵克正、 蔡世彦、朱坦、 陆锡蕾则未见出席。

　　天津多个官方网站8日在显著位置，刊出《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决定》，决定要求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绝不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私利，绝不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任何好处”。

　　宋平顺是三十多年来中国自杀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他出生于河北，长期在天津工作，在天津市政法系统有深厚的影响，历任天津市公安局一处副科长、副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90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后来担任市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

　　中央不久前调原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主政天津。去年开始，中央对天津官场进行整顿；中纪委在对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执行“双规”五个月后，于去年11月底正式公布李宝金“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指李宝金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数百万元及生活腐化，宣布开除其党籍及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随着李宝金落马，天津政坛受到震动。据称，李宝金跟宋平顺关系密切，两人在天津市政法系统同期共事长达40年之久。李宝金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不久，宋平顺也开始接受调查。宋的自杀消息传出后，外界推测其很可能是“畏罪自杀”。

　　但也有消息人士称，宋平顺与落马的李宝金关系并不密切，反而现任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是其亲信。《日报》8日致电天津公安局查询武长顺动向，该局不愿回应。

　　另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四川绵阳市涪城区社保中心办公室主任周建明4月19日在双规期间逃离监视跳楼自杀。就在周建明的死亡风波尚未平息时，直接负责周案的绵阳市纪委检查二室主任﹑市纠风办主任唐旭也跳楼自杀，自杀案发生后，绵阳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自杀原因和案情。但据悉另有八官员随后被纪委双规调查。

宋平顺简历：

　　宋平顺生于1945年7月，河北深泽人，1983年起，先后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常委、副书记、局长、党委书记。1990至1993年，任天津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武警天津市总队第一政委。1998年5月起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2003年1月22日在政协天津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市政协主席。

　　宋平顺刚在2007年6月2日结束的天津市九届党代会上，再次当选为市委委员。

哥斯达黎加：与中国建交将促进哥国经济发展

【网讯】哥斯达黎加外贸部长马尔科·比尼西奥·鲁伊斯8日对媒体表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将极大深化哥斯达黎加与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促进哥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鲁伊斯说，哥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后，两国外贸部门可以直接磋商，互建贸易代表机构，这必将有力推动哥斯达黎加国际贸易的发展。

　　鲁伊斯表示，哥斯达黎加政府准备尽快与中国展开有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

　　哥斯达黎加外贸促进局局长苏尼加近日也表示，从2006年开始，哥政府已开始研究中国市场，着手进行一系列旨在加强两国经贸关系的合作交流活动。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合作，于今年8月在圣何塞举办中国商品展销会。这次展销会将是一个展示中国商品的重要窗口，也是两国企业界人士进行交流、发展未来贸易合作关系的最佳平台。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同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斯塔诺1日在北京代表各自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两国自签署建交公报之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于北京时间７日正式宣布了两国政府的这一决定。

党委减副职 政府也应削减副职领导

　　广东、重庆、青海、北京、上海等省市新一届党委委员已顺利产生，各省份的党委换届也将在下月全部结束。综观此次省级党委换届，包括更早前的乡、县、市党委换届，最醒目的亮点就是党委副职大幅削减。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党委实行较特殊的“一正四副”模式外，其他省份的党委一概确立了崭新的“一正二副”架构，相比于换届前，党委副职少了一半还多。

　　《南方周末》分析文章说，如此大力度的党委副职“瘦身”，可谓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所未有。不仅一洗副书记过多带来的职能重叠、效率低下的弊端，提高了党委决策的科学性，无疑还透露出中央高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智慧。这样的好事，舆论当然为之振奋。

　　那么，好事能否推而广之，惠及政府系统呢？

　　毋庸讳言，与“瘦身”前的党委一样，目前政府系统也存在副职领导职位较多的问题。一个县市乃至一个乡镇，正职之外配备七八个乃至十几个副职的现象，并不罕见。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称之为“官多为患”，说是“古今中外没有过”。

　　官多的“患”显而易见。从管理学上看，副职一多，就会破坏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本应有的“金字塔”结构，变成不科学的长方形甚至倒金字塔形，制约执行层的工作冲劲，下属部门甚至会无所适从。从实践中看，副职过多也容易带来其他几“多”：职责交叉重叠多，班子内耗多，会议多，文件多，请示报告多，大大抬高行政成本。可以说，如果副职数越过了一个科学的“度”，则人越多，力量越小。

　　关于“官多为患”，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深刻指出，“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正是看清了这一点，他主导了随后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的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工作机构的副职达到顶峰，有些部的副部长多达17个，而其下属局才二十几个。经过改革，副总理职数从13个下降到2个，副部级职数也减少了很多。而且，1982年的机构改革成果也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当年修订的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同年通过的国务院组织法还明确规定，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至4人。各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2至4人，委员5至10人。”那一轮机构改革中，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副职均得以大幅削减。

　　可是，要延续精简的成果却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行政管理学中的“帕金森定律”说的就是这点———政府机构有自我膨胀的内在本性和趋势，通过事权的扩大，政府官员总是要成倍地增加其下属，其结果是政府组织的扩张。从中国现实来看，数十年来厉行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轨，政府职责随之倍增，机构乃至副职逐渐增加也就难以完全避免。

　　好在副职过多的弊端正重新被上下体认。当下进行的四级党委“减副”就开了一个好头，为政府系统的“减副”做出了表率。而去年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也明确了“公务员任职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目前各级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从精简的原则出发，依法削减副职领导职位。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解决“减副”这样的人事难题绝非一蹴而就，但无论怎么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终归是本届政府奉行的理念，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特别是明年的各级政府换届之时，政府系统副职职数能够大幅削减。（文/郭光东）

专案组成员曝郑筱萸案细节：八家企业涉案

【网讯】日前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郑筱萸案终于暂告段落。据“郑筱萸案专案组”的一名成员透露，由于案件涉及部级官员，此案乃由最高检察院负责直接侦办。据了解，整个侦查过程经历了近四个月的封闭式管理，纪律严格。经过四个月的侦查，专案组锁定了八家药企，而其中大部分企业是东北地区。

　　最高检直接侦查四个月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过去几个月中，围绕郑筱萸案，各家媒体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在上述专案组成员看来，一些媒体的报道夸大了事实。但他认为，媒体的监督，将对打击腐败，增加政府透明度起到重要作用。他表示，由于案件涉及部级官员，此案乃由最高检察院负责直接侦办，今年1月开始，最高检察院从全国各地方检察院认真挑选了十来个精干的侦查人员，组成了强大的侦查队伍。

　　除此之外，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反渎总局都有人员加入，包括反贪总局的局长、反渎总局副局长以及中纪委驻国家药监局的新任纪检组组长曲淑辉等，还有从中纪委、监察部抽调的人员，由监察部副部长亲任专案组组长。除去协助侦查的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成员队伍亦达20多人。

　　目前，专案组部分成员已经陆续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据了解，整个侦查过程经历了近四个月的封闭式管理，纪律严格。

　　为了弄清每一笔财物的来源和事实，专案组在全国多个省市进行了调查，尤其是东北和华东、华南。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都有涉及，华东集中在浙江与上海，华南集中在海南与广东。

　　最初，郑筱萸被押至海南，审讯了近一个月，专案组就驻扎在海南的一个度假村中。

　　从今年1月开始，最高检察院开始直接侦办此案，到5月16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经过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从开庭到审判，用了13天，“这说明，对于郑筱萸的犯罪事实已经查得很清楚了。”上述专案组成员说。

　　通过家人的“商业贿赂”

　　经过四个月的侦查，专案组锁定了八家药企。专案组人士说，侦查中，有主动交代的，也有大费周折的，不过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加上郑筱萸本人的认罪态度较好，时间并没有拉得很长。

　　目前，十天的上诉期已近，郑筱萸的代理律师也公开表示，已经接受委托提起上诉。据了解，郑筱萸对“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提出异议，要求将个人合法财产与非法所得财产分开。

　　

　　据了解，康力元等八家涉案企业的行贿行为中，大多数都是直接与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和儿子郑海榕发生交易。

　　在涉案企业中，最大的单笔行贿价值过百万元。行贿价值总额最大一项指控，是关于郑筱萸对浙江某药企的受贿指控。

　　知情人士透露，该企业老总李某与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和儿子郑海榕相当熟，行贿包括房产、企业股份和顾问费、轿车，财物总价值达290万元左右。

　　该浙江企业以医疗器械为主业，涉及领域很广，拥有资产数亿元，并且建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输注医疗器械生产基地。

　　上述知情人士称，刘耐雪在浙江这家医药公司担任了10年的顾问，还持有该公司下属某医疗器械公司的股份。该公司还曾赠与郑海榕北京的一处房产以及一辆奥迪轿车。

　　浙江一家医药上市公司也主动交代了刘耐雪索贿的事情。

　　此外，从上世纪末开始，有不少外资企业委托刘耐雪作为中国区首席代表。

　　海南两家涉案药企康力元与普利制药，实际上也是来自浙江。郑筱萸还在民生制药厂工作时，海南普利老总范某就已经与之相当熟。已查实的海南普利行贿财物金额并不是很大。

　　知情人士还透露，康力元在杭州赠与了郑筱萸及其家人一套房产，该房产的产权证并没有完全办好。该房产在郑筱萸的儿媳妇名下，但是其儿媳称对此房产并不知情。

　　海南省药监局透露，目前，海南康力元和普利制药仍然处于停产状态，收回的GMP证书也并没有重新通过。

　　东北“重灾区”

　　专案调查组去的最频繁的省份是吉林。

　　东北被称为此次药监风暴中除浙江之外的一个重灾区，这与“地标升国标”过程中所形成的东北利益圈分不开。

　　吉林威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吉林威威”)是东北最典型的涉案企业，涉案金额也颇大(见本报4月10日报道《郑筱萸腐败路线图》)。

　　此外，还有一家辽宁沈阳的制药企业，两家企业都是涉及“地标转国标”过程中因为换发批文而大量行贿。

　　建国后，大多数药品执行的是地方标准。1998年国家药监局成立后，“地标”升“国标”开始了。这是国家药监局全国统一进行的地方标准药品专项整治，整顿1996年以前各省市自行批准的地方标准的药品，对于质量、疗效不确切的或副作用较大的药品有的进行淘汰；对于疗效确切、质量可控的药品由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进一步加强药品全国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当时，一个“辽(宁)药准字”的药品，生产企业如果能最先变成“国药准字”，其他省相同品种的批号都将被注销，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药品市场，却也引发了企业间相互争夺。

　　在文号换发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滋生了腐败。吉林省药监局副局长余庆祥、辽宁省药监局局长张树森先后落马。吉林威威的老总魏涛，在两年时间内就拿到了200多个批文，但是他却并没有用这些批文老老实实生产合格的药品。

　　据新华社报道，法庭宣判书显示，郑筱萸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经后来抽查发现，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材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有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在去年国家药监局查处的假药中，相当一部分出自东北。在这次郑筱萸案公布的假药中，吉林威威占了多数。从2004年开始，不断有假药和非法广告被查出。例如九阳雄根、速威七鞭回春乐胶囊、至宝三鞭胶囊、甲砜霉素胶囊等都是吉林威威生产的假药。

　　而在2004年，上海市药监局公布的不合格广告名单中，吉林威威也是榜上有名。

　　吉林威威也曾经是吉林梅河地区的纳税大户。吉林威威的一位老员工陈某说，吉林威威曾经非常红火，尤其是在两三年之前。“公司目前已经全面停产一年了，公司员工都走了。”陈某也已经离职。

　　吉林省另一家资产总额上十亿元的大型医药公司也涉及其中。该企业用一些不正当手段，例如女性公关人员，通过郑筱萸和曹文庄，成功地获得了不少批号。

　　据国家药监局一位退休官员介绍，该企业的一名公关人员曾为了通过一项审批，在郑筱萸的办公室下跪求“号”。

　　此外，一家外企设在大连的制药公司亦涉案，虽然该公司并未出现在8家企业的名单中，但是知情人士透露，专案组对该企业问题调查了很长时间。

　　该外企是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下属企业，被查出的行贿金额巨大。但是，目前看来，此案并未对该外企造成很大的影响。

政治集中与财政分权结合创造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为什么这样运行？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增长？不只是记者们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充满好奇，经济学家也在着力去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一些研究者关注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一些人则进行增长核算以追寻增长的源泉；还有一些人进一步去观察推动经济增长背后的政府角色。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则表示特别看重增长中的政策、策略以及政治治理的演进，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政治的现有体制。

　　另类的增长模式

　　《财经时报》刊登张军的文章说，过去20年，东亚高速的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投资——储蓄型的。中国的投资率在过去30年上升很快，从1980年的20％上升至2003年的47％，高于日本及美国在高增长阶段时的投资率，也远高于香港和台湾，与新加坡、韩国相当。

　　不过，与韩国和新加坡不同的是，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相对更好一些，对GDP的增长达到了约三分之一的贡献率。中国高投资率是由高的国民储蓄所融资的，但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是，在过去10年，中国有高得多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

　　但中国较高的投资率，又不能简单地用高国民储蓄率来解释。事实上，许多发展中经济经历的是缺乏投资的痛苦，尽管储蓄率并不低。例如，印度比中国的投资率低得多并导致了工业化进程的缓慢。一些享受高储蓄率的国家，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仍然是个大问题。

　　经济学家一直相信，保护私有产权是保证储蓄转化成投资的关键。但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没有演进到政治学中所强调的民主联邦的政治框架。中国经验展示的，是另一种保持和推动市场开放的承诺与执行机制，并逐步获得了更有效的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与治理。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印度外交部的高级官员Rajiv Sikri曾在一次会议上总结了印度经济成功的特征。他说：“首先，印度经济是在民主、联邦框架内增长的，这使增长的共识难以形成；其次，私人部门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第三，经济发展的源泉来自国内，而不是外商直接投资。”

　　这番话事实上刻画了中国和印度驱动经济增长的不同制度背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确定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并在政治体制内自上而下地实施。为了完成增长目标，党和政府不得不小心地寻找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协调机制。

　　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引入了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但是这样的 “财政联邦主义”，是在垂直的政治集中体制内实行的。这保障了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这种政治集中与财政分权的结合创造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内置动力——地方官员对仕途的追求是通过增长目标而实现的。

　　许多研究发现，在其他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那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通常与GDP增长率负相关，而中国则把政府的规模与刺激增长的目标联系在了一起——结果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GDP增长呈现出正向的关系。

　　在印度，政治与经济也分不开。印度政府常常要去保护而不是去改革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另外，印度经济的工业化和结构变化比中国慢得多。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Pranab Bardhan教授解释了原因：中国和印度都有经济上的分权，但是分权本质却不同。在印度，地方层面采用正规的选举形式，但地方政府仍很少获得实际的管理权力和对财政收入的分享。因此，村里或地区的官员经常截留上级的资助项目；在许多联邦，上级分配的针对穷人的资源因地方势力和官僚共谋常常被转到了非目标群体。

　　而中国则不同，地方的党委和政府有着实际的权力并拥有地方的收入来源，这促使他们在本地经济发展中起主导角色。而印度本地商业的发展通常根本不是地方政府的议题。

　　未完成的改革

　　尽管经济和政治制度与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不相符，中国经济却仍然运行得十分出色，这成为了一个谜。

　　主流经济学家强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应当快速完成，不能演进，除非完善的私人产权制度已经确立，否则企业并不会对市场信号做出令人满意的反应。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都不存在对私有财产权透明的立法保护，价格改革同样糟糕，直到1990年，以市场价格出售的商品仍不超过一半。

　　在这样混合的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仍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中国没有复制任何模式，中国在进行渐进式改革之初就确定了增长目标，改革并没有替换原有的制度，而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一些修正。

　　笔者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依赖了原来的政治资产，却成功实现了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的转型。

　　解释中国30年来的高增长，关键是要弄明白中国的政治和政府治理为什么会服务于增长的目标。财政分权、向上负责的政治，这勾勒出了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这把公司治理模式引入了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中。与印度联邦体制相比，这更容易诱导出经济的增长。

　　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带有相应的政治色彩。比如，经济增长与官员的仕途高度关联；增长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多发生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增长的空间是靠不断的土地批租来实现，不断与城市百姓和农民发生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上的利害冲突等等。换句话说，高速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日益增长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越来越显著。

　　中国无疑面临很多挑战：转型体制如何对社会多元的利益做出有效反应？在增长目标不再被社会一致接受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增长的动力？中国正处于实施经济增长目标与转向更多的分配政策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一个由经济增长而导致的更深层面的制度变迁的过程。

　　可以预料的是，中国会在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方面加快制度变革，会宽容和加快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社会部门来治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成功经济里面的经验和制度必然需要更多地借鉴和学习，这要求中国有更大程度的开放。

中国食品药品问题频发源于拜金主义

　　含中国产有毒原料的宠物食品及止咳糖浆在世界各国接连不断地引发事故，美国政府要求各地政府进行监查，并提醒消费者不要使用中国产牙膏，诸如此类食品领域的“中国威胁论”陡然升级。为避开这一波强势压力，中国政府开始积极采取加强监督管理等相应措施。然而问题的根本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改革开放路线下高涨的拜金主义风潮导致制造商道德沦丧、官商勾结等地方政府的内部腐败也难辞其咎，要从根本上杜绝这些情况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日本共同社分析文章说，前不久中国曾流传过一个小笑话：“有一个农民，种的稻不发芽，于是服毒自杀却没死成。夫妻俩喝酒庆祝这次死里逃生，结果却双双丧命”。这个笑话暗示稻种、毒药和酒都是假货。而中国事实上也是假稻种、假农药、假酒泛滥成灾，笑话实在让人笑不出来。

　　虽然假货在国外发生问题后迅速引起关注，然而在中国本土，食品或药品引起事故早在几年前便已是家常便饭。随着中国不断国际化，这些问题终于大白于天下。

　　在巴拿马止咳糖浆事件发生前的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就食品安全问题请来专家，安排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可见中国政府的领导班子对该问题具有极强的危机意识。而中国政府之后迅速出台加强出口管理政策的做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然而，强化管理只能算是对症下药治标不治本。现居东京的食品专家陈惠运（58岁，出生于上海）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在中国不择手段造价牟利的金钱至上主义思想以及内心的颓废。他在其所著的《我的祖国——中国的悲惨真相》一书中也警告称，食品问题引发事故的背后反映出的是道德的沦丧。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人思想中的儒家等传统价值观遭到破坏。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又提出了改革开放路线，中国社会在规则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就匆忙转型为市场经济，导致无秩序的拜金主义风潮滋生，进而使得各种假货泛滥，且遍及食品等各大领域。

　　用下脚料猪肉做的肉包子、用从阴沟水中提炼出的油炸的油条、混有头发的假酱油……诸如此类的假货例子可谓举不胜举。

　　事后中国有关部门表示，中国政府对这类事件高度重视，已经派出调查小组前去工厂调查。

　　在巴拿马约有百人因服用止咳糖浆死亡的问题发生后，负责食品安全等工作的中国国家质检总局5月31日紧急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当时已向购买方说明这是不能用于药品生产的代用甘油，反驳称中国企业对此事并无责任。但事后证明，从中国发货时的包装上标有“甘油”字样，显然标注上存在欺骗。

　　陈惠运指出，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问题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地方政府与厂商勾结并从中获利导致相关管制措施根本无法彻底贯彻。陈惠运还分析称，以前出口商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而现在检疫部门也和企业勾结，危险商品越来越容易流向海外。

　　5月29日，中国原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判处死刑，其罪名便是滥用新药审批权并收受贿赂。

　　2004年，中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劣质奶粉致12名婴儿死亡的“毒奶粉事件”。中国某位外交官坦言，自己儿子吃的是外国奶粉。有钱人可以买到“安全的食品”，甚至有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高官拥有种植安全食品的专用田。最终，危险食品的最大受害者却是普通老百姓。

河南新郑人大代表涉犯罪 警方至今无法行动

【网讯】价值数千万元的公司资产，被公司法人代表以伪造文件的方式侵占。面对确凿证据，警方立案侦查并准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但是7个月过去了，警方至今无法行动。原来，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河南省新郑市人大代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前，必须经新郑市人大常委会的许可。而警方称，其递交了两次提请报告，但至今没有得到新郑市人大常委会的明确许可。

　　侵占公司数千万元资产

　　《中国青年报》报道，2006年8月，河南省古枣园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大股东谭玉群到工商部门查阅资料时突然发现，在她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她在公司持有的90%的股权，突然变成了10%。价值1000多万元的80%的公司股权，被转移到了公司另一位股东张一的名下。

　　股东张一，同时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谭玉群随后调查得知，张一是于2006年7月到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侵占了她的股权。万分震惊的谭玉群随即向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局提出异议。9月13日，郑州市高新区工商局委托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对古枣园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和“收付款项证明”两份文件上的“谭玉群”的签名和指印进行鉴定。9月14日，司法鉴定结果显示：该两份文件中“谭玉群”的签名是别人冒签的，指印也是别人假冒的。

　　自己的巨额股权被侵占，谭玉群随即又对公司的资产进行调查了解，结果再次吃惊地发现：就在她对张一侵占其股权的事情进行调查和鉴定的2006年9月，张一再次使用伪造文件的方法蒙骗土地管理部门，将属于古枣园公司资产的价值数千万元的三宗土地的使用权，转到了张一开办的河南省枣之礼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下，并办理了新的土地使用证，据为己有。

　　警方两次提请 人大两次复函

　　经咨询律师，谭玉群首先认为，张一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将谭拥有的80%的公司股权据为己有，侵犯了她的财产权，遂于9月30日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要求张一归还她的股权。

　　同时，谭玉群还认为，张一利用其职务便利，将古枣园公司资产——价值数千万元的土地使用权非法转到其开办的公司名下，已经明显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遂又于10月8日向郑州市公安局报了案。

　　10月23日，郑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张一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并随后根据掌握的大量证据，准备对张一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张一是新郑市人大代表，所以该局依法向新郑市人大常委会发出《关于提请对犯罪嫌疑人张一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

　　2006年11月13日，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复函称，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在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后研究决定，“不同意对新郑市二届人大代表张一采取强制措施，建议此案由有管辖权的法院依法裁决”。

　　2007年3月27日，郑州市公安局再次向新郑市人大常委会提请许可对犯罪嫌疑人张一采取强制措施。4月10日，新郑市人大常委会向郑州市公安局再次发出复函，称：“经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暂时停止张一执行新郑市三届人大代表职务，由你局依法处理。”

　　究竟能不能抓

　　按照一般的理解，有了这样的复函，公安机关应该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张一采取强制措施了。可是，郑州市公安局收到这个复函已经一个多月了，至今仍没有对张一采取强制措施。

　　“新郑市人大常委会对该局的回复文件中，并没有按照常规，正面许可我局对张一采取强制措施。”郑州市公安局主管经侦工作的副局长张书军说。

　　张书军说，由于该案影响大，众多新闻单位一直关注，因此该局办理此案十分认真细致。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30条的规定，并参照人大常委会对类似情况作出的答复，新郑市人大应该直接对该局提请的强制措施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答复。但是新郑市人大先是经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不许可该局的提请，然后又在常委会会议审议之后，不明确许可该局的提请，只是说暂停张一执行人大代表职务，由该局依法处理。该局认为这个答复并不规范，因此至今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在继续研究解决办法。

　　对于郑州市公安局的看法，新郑市人大常委会则有不同的看法。新郑市人大有关负责人称，该委对张一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张一的人大代表职务已被暂停，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郑州市公安局至今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完全是警方自己的责任。

　　这名负责人同时称，关于公安机关提请的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如何答复，全国人大和河南省人大并没有进行细致的规范，因此，常委会这样答复也没有什么问题。

美国作家：中国软势力趁美国外交失误兴起

【网讯】美国作家柯兰奇克5日表示，中国正因美国的外交错误与在世界逐渐不受欢迎而获利，并以广泛的形象塑造工作，用经济、外交、文化等“软势力”增进影响力。

　　他建议，美国应认知中国软势力兴起的影响，并重建自己的软势力以保障本身利益，否则，将造成许多国家不愿与美国合作；而中国与美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可一起运用软势力发挥影响力。

　　中央社报道，他并认为，台湾的国际空间与中国大陆软势力兴起有消长关系；一些改变让台湾的软势力受到破坏，像是台湾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逐渐移往中国大陆，而台湾政党轮替虽然有利民主发展，但中国国民党长期以来与世界华人组织和领导者已建立关系，相对而言新执政的民主进步党与华人组织和外国领导人关系薄弱。

　　柯兰奇克为资深媒体特派员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他的新书“魅力功势：中国软势力如何改变世界”5月底刚于美国出版，他5日在和平基金会举行的新书座谈会中，提到中国软势力兴起的影响。

　　同样在5月底，美国国防部刚发布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军力威胁与日俱增；柯兰奇克的新书则认为，中国的威胁不只是在军力的“硬势力”建构，也包括正透过外交、文化、投资、学术、外援等“软势力”影响力，渗透第三世界国家。

　　柯兰奇克指出，中国的软势力可由许多方面观察，例如，语言文化上有孔子学院的成立、提供奖学金宣扬中国语言文化、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与东南亚媒体的合作等；政策上有中国带领区域经济贸易、以及在冲突调停上扮演更大角色等。

　　他指出，当美国花尽大笔力气在伊拉克战争，布什在第二任期内并未访问非洲，但中国已有多次的高层非洲访问以及援非计划；此外，许多东南亚与非洲菁英选择到中国念书，而非美国、英国或日本。

　　柯兰奇克也认为，台湾过去同样运用软势力，例如提供奖学金让海外华人学生到台湾学习中文，不过，台湾当前政府因经济拮据缩减这笔预算，许多华裔学生因而转往上海或北京学习中文，造成这些学生对台湾一无所知。

　　他表示，中国运用软势力策略成效可见，民调显示，1990年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充满恐惧，现在则是热情欢迎；此外，除了新加坡与越南仍希望美国在区域扮演平衡角色，东南亚与非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以及当地华人对中国的印象多为正面。

《北京日报》再为“民主社会主义”辩护

【网讯】中国理论界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交锋，近日又出现戏剧化的发展。自上月中国有媒体提出“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及“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后，近日，《北京日报》反驳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则被形容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自然回应”。

　　《亚洲时报》报道，《北京日报》也答读者提问的方式，找来中国著名的西方国家共产党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聂运麟，就“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他的看法。

　　聂运麟强调，“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只是改变了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形式，而没有改变政党的本质”。他又指出：“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都不能看成是社会民主党化。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人民日报》于5月10日在第9版，以答读者提问的方式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很明显，有关意见提出的模式和内容，都让外界感到一定的针对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为“民主社会主义”辩护的《北京日报》，曾于2006年12月28日刊出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外界视俞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文胆”，而《北京日报》也被视为替胡锦涛路线护航的主要舆论阵地之一。

　　分析认为，中共中央在中共十七大时，虽不会推动激烈的民主改革，但也不容许个别人把“民主”妖魔化，把“民主”跟“西方”挂钩。除了《北京日报》外，近月为民主公开辩护的学者还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他公开撰文指出：不能把民主的东西都看作是“西方的”。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做客人民论坛时也强调：中国创造民主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人民论坛》也刊文强调， 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优先发展党内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于中国《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2月的一期发表文章，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文章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又引述其已故友人警告：“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和《炎黄春秋》并没有因为发表这篇文章而遭批评或查处。

“纯属谣言”外交部否认温家宝不留任报道

【网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4日在回答境外记者询问时表示，日本共同社3日有关温家宝总理推辞连任的报道纯属谣言。另有消息透露，中国已就此向日本共同社提出交涉。

　　日本共同社3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温家宝感到工作繁忙，每天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睡觉和休息；他向身边的人表示，做五年总理已经足够，无意在明年连任。报道还说，温家宝有可能转任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并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温家宝是在2002年秋天中共十六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2003年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副总理升为总理。

　　共同社指出，据说温家宝续留常任委员应已成定局，如果他表明坚决请辞的话，也有可能考虑让他转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的职务。

央视新闻联播在海外媒体眼里就像解读密码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是世界上收视人数最多的电视节目，长期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并随时准备做出种种“解读”。在他们眼中，新闻联播已经不仅仅是个栏目，更是观察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风向标。

　　《国际先驱导报》的文章说，从1978年正式开播起，新闻联播就成了中国老百姓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一个窗口。现在虽已进入网络时代，但新闻联播的“中国政治、经济风向标”的地位，仍吸引不少外国人仔细品读，耐心研究。

　　每天晚上7点，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的值班人员都会准时把电视频道调到CCTV1，收看新闻联播已成了很多驻华外国媒体的一个习惯。

　　“中国中央政府很多重大决定和表态，都是通过新闻联播发布，新华社播发的一些条例、法规等，也往往会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首发，我们对这些都非常重视，”共同社驻京记者松冈诚说。在他的眼中，新闻联播已经不仅仅是个栏目，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决定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名副其实的“喉舌”。

　　文章对这一作法未做评论，但似乎更强调海外媒体由于过分关注细节而闹出的笑话。文章举例说，1990年代，播音员张宏民一次穿着中山装登场后，立刻在各国使馆中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在他们看来，服装的改变可能意味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事实上，张宏民不过是因为当天值班的播音员请假，临时“救火”的他没穿正装，才以中山装上阵。

　　一位西方驻华媒体记者表示，“我们就像解读密码一样看新闻联播。”，在看新闻联播时，主持人的每句话所用的不同语气，甚至都会成为他们重点分析的“蛛丝马迹”。此外，有关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新闻和报道细节，也是很多外国机构研究的重点。

　　虽然花费心思，但由于多是雾里看花，所以外媒的一些分析往往带有主观色彩。今年3月23日，《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就将新闻联播的观众群定位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富有的商人，原因是“商人需要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

　　其实，据央视索福瑞去年1至5月的统计数据，新闻联播的平均收视率为5.6%，这意味着有7280万名观众同时收看该节目，收视群绝不只是干部和商人。

　　去年6月5日，新闻联播两位年轻主持人康辉和李梓萌的出现，不仅令中国观众大呼意外，国外媒体也纷纷给予了关注。“中国政府有关当下时事的官方立场，由两位面带微笑的年轻人传达出来，的确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华尔街日报》的评价很积极。

　　英国《泰晤士报》则从生存的角度做了解读：“新面孔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赢回转向互联网、有线电视和DVD的观众，观众可能也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报道。”

　　这种“欢呼”随着两位新人此后在新闻联播中消失而告一段落。日本共同社记者松冈诚说，在日本，一般情况下，新闻主持人两三年可能就换了，“还有新闻联播那个开始曲，快二十年了吧，很有意思。”

　　松冈诚所说的开始曲，就是新闻联播片头那首短短十六秒的乐曲。自从1988年3月诞生并被启用后，至今没有更换过，而其曲作者也因此被人们誉为“你每天都能听到他的作品”的作曲家。

都想占绝对掌控权 中梵关系关键在主教任命

【网讯】梵蒂冈前对各国关系部长拉约洛总主教日前公开表示，改善中梵关系应由教宗任命主教着手。此间有关权威人士对此指出，主教任命不仅仅涉及宗教，目前双方都想占有绝对掌控权，下一步能否取得突破还需兼顾双方的利益，不会倒向任何一方。

　　香港《文汇报》报道，这位权威人士说：“中梵双方在主教任命的分歧集中反映在主教人选上，也就是选什么样的人当主教，双方坚持各自的原则。”

　　该权威人士指出，双方目前在原则问题上不太容易让步，围绕在主教人选上的分歧短期内亦很难消解，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会选拔出的部分主教表示不认可，而不认可的原因一直都未能说清，常是从政治立场出发，对这些主教的评价持“双重标准”。

　　不过，中国政府近年对待宗教的态度已明显开放和宽容，在对待中梵问题上也更务实和抱有诚意，近期特别将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祝圣主教一事多次告知梵方，而梵方对此多有忽略，在具体问题处理上欠缺灵活性和直率态度。

　　据悉，广州、贵州、宜昌、宁夏等近十个教区已选出候任主教，正等待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正式批覆，年内有望举行主教祝圣礼的教区料不会少于八个。另据透露，湖南、江西等教区也正式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表示所属教区选圣主教条件已成熟，希望启动选拔候任主教相关工作。

　　此前有消息称，中国和梵蒂冈可能采取“越南模式”来解决主教任命问题，即由梵蒂冈在三名候选人名单中提出一位合适人选，经越南官方核准，从而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主教人选。该人士对此明确表示，不失为一种借鉴，但中国不会照搬越南模式，同时不排除有另外的可能。

配合十七大召开 中宣部要求做好宣传工作

【网讯】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6月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刘云山表示，要用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为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理论氛围、舆论氛围、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想氛围。

　　新华网报道，刘云山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三贴近”原则，唱响主旋律，用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把民众的力量凝聚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为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理论氛围、舆论氛围、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想氛围。

　　刘云山指出，党的十七大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顺利完成“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宣传思想战线要把做好迎接十七大的宣传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摆上重要日程，认真筹划、精心安排，切实抓紧抓好。

　　刘云山强调，当前要紧紧围绕迎接党的十七大，扎实做好各项宣传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学习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摆在重要位置，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加深入人心，为十七大营造良好理论氛围。

　　要精心组织“科学发展、共建和谐”主题宣传，大力宣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巨大成就，宣传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做好民生问题和社会热点的舆论引导，为十七大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城乡文化生活，为十七大营造良好文化氛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广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为十七大营造良好社会思想氛围。要切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组织开展富有特色的网络宣传，提高网上优秀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努力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要积极主动地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努力形成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

　　刘云山强调，迎接十七大的宣传工作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筹协调，合力推进。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不断改进创新，提高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以良好精神状态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主持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文化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高山案聆讯 辩护律师重申中国对加拿大施压

【网讯】加拿大难民局裁判官周二对于高山案衍生的滥用程序议题，进行了简短聆讯。就有关滥用司法程序的议题，辩方律师沃尔德曼又提交了两分共三百多页的呈堂文件，包括中国的人权问题及中加关系，作为支持他的论点。他重申，加拿大以不符入境条件作为为理由，去处理高山的案件，是有政治动机的。相信中国曾对加拿大施加政治压力。

　　《日报》报道，沃尔德曼在聆讯结束后解释，加拿大若以离境令将高山驱逐，而非引渡高山到中国，便是有目的。因为若是引渡，高山只会就有关控罪被检控，引渡期间有相关的法律保护，但若不是引渡而是离境，他便失去了法律的保障，中国政府可以随意愿起诉高山。他说：“加国政府有政治利益，将案件如此定性。”

　　周二是高山案的滥用司法程序的动议聆讯，联邦移民及难民局裁判官用了不足半小时，谈论如处理滥用司法程序的陈词。

　　裁判官接纳控辩双方以书面提交证词，但否决听取赖昌星代表律师马塔斯（David Matas）及传召司法部官员作证的要求。

　　裁判官接纳了控辩双方以书面提交证词，在控辩双方要在本月12日至22日内完成书面的答辩，在22日提交总结陈词，由裁判官退庭考虑。

　　如裁判官接纳辩方论点，认为是移民部滥用司法程序，则高山案会完结；否则会进行移民部提出的高山虚报数据、不符入境条件的聆讯。

　　就有关滥用司法程序的议题，辩方律师沃尔德曼(Lorne Waldmann)提请传召两个专家，一个是联邦司法部的官员，他是决定那些人要需要引渡的官员。第二个是赖昌星的代表律师马塔斯，后者原可以在周二下午透过电话会议，提供专家证供，但裁判官实时否决了听取两人的专家证词。

　　裁判官纳普伦（RickNipponen）表示会考虑这些呈文件的重要性，然后在裁决书中解说。至于要多久才有裁决，裁判官没有说，也没有宣布下一次的聆讯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