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教区再出主教，梵蒂冈认为“非法”

徐州教区再出主教，梵蒂冈认为“非法”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堂
据天主教通讯社发布的消息，梵蒂冈对中国新近非法任命主教进行了抨击并声称，在必要的时刻可以考虑制裁。上周六，梵蒂冈发表的新闻指出，教皇本笃十六说，他对中国徐州教区没有得到梵蒂冈首肯自命主教而“深感悲伤”。北京方面立即驳回了来自罗马教廷的指责，但同时，中国宗教事务发言人强调，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同梵蒂冈的对话。

中国爱国天主教会于上周四任命了王仁雷为徐州教区辅理主教。徐州教区主教钱裕荣已九十四岁，他曾多次要求为他设立辅理主教，以让天主教事业的发展不受个人因素的阻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伯年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谈到是否征得了梵蒂冈的同意。刘伯年说，“中梵没有建交，不可能经正常渠道沟通此事，但据我所知，梵蒂冈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但同意不同意，我们暂时无从知道。”

在梵蒂冈看来，只有罗马教廷的任命才是合法合理，其他任何的自行其是都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尤其自命教区主教的罪过更是弥天之大，因此，如果梵蒂冈动用制裁手段也是天经地义。这里制裁将既包括被非法任命的主教本人，也包括参加祝圣仪式的主教们。梵蒂冈发表的新闻还指出，在徐州一案中，教廷恐怕真的要动用以上权威，因为教廷不能容忍木已成舟的既成事实。该文抱怨，梵蒂冈方面在中国本次徐州祝圣前，多次劝阻不要进行，但中国方面一意孤行。梵蒂冈希望，这样的事件不再重复。

不过，梵蒂冈也清楚地看到，虽然过去和目前的环境不为理想，但中国主教、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从整体上说是对天主教信仰坚贞不渝的。

英文发行的“中国日报”周一就该事件发表文章指出，梵蒂冈事先得到通知。这说明中国方面是本着严肃和负责的精神办理这件大事的。中国有97个郊区，其中40多个几乎处于没有主教的局面，其他有主教的郊区，主教往往也年龄过大，很多人已力不从心。

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天主教会已自选自圣了150多名主教。外界质疑王仁雷当选是因他亲近中国政府，对此，援引“文汇报”的报道，刘柏年说，任何一名主教必须坚持爱国爱教，难道一定要选出敌视政府的主教吗？这样对传播天主教又有什么好处？

宗教局：教廷谴责祝圣"毫无道理"

中国国家宗教局对于梵蒂冈批评北京擅自任命徐州教区助理主教作出反击，指梵蒂冈的批评"毫无道理"。

梵蒂冈星期六（12月2日）发表声明说，教皇本笃十六世对中国教会在没有得到梵蒂冈同意的情况下再次任命新主教"深表担忧"。

国家宗教局星期日（12月3日）透过官方新华社发表声明，反驳教皇的言论。

声明说，梵蒂冈要求停止和推迟祝圣的要求"不合情理"；在祝圣完成后进行指责是"毫无道理"。

宗教局表示，在中梵并无外交关系、教廷不承认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情况下，中方事先向梵方通报了祝圣事宜，"体现了中方的极大诚意"。

声明说，中国有一半天主教教区主教席位悬空，中国自行任命主教，"顺应了广大神长教友的强烈愿望。

宗教局认为，教廷如果真正关心中国天主教会发展，应"理所当然"地对中国自行任命神职人员给于理解和支持。

声明同时促请教廷"停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改善关系的善意。"

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星期六在香港对记者说，中国自行在徐州祝圣"有利于中梵关系"。但他以正在出席佛教活动为由，拒绝进一步评论。

"非法任命"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江苏省徐州教区神父王仁雷为辅理主教，并在11月30日举行祝圣仪式。他是中方今年在没有取得罗马天主教教廷同意下自选祝圣的第四名主教。

梵蒂冈的声明说，中国的一系列"非法"任命主教行动，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言中影响着中国的天主教会。

梵蒂冈方面警告说，这样的任命根据教规应该受到严重的制裁。但是并没有指出徐州教区的任命是否属于这个范围。

梵蒂冈还表扬说，中国的大部分神父和教徒一直与罗马天主教会保持着非常强的宗教联系。

中国数百万的天主教徒被分为两部分，其中大约400万教徒属于"爱国教会"，而另外1000万教徒属于追随梵蒂冈的地下教会。

在今年春天，中国在未经教皇同意的情况下任命了三名主教。教皇批评说，这"严重违反了宗教自由"。

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在星期五（12月1日）谴责中国教会的这一做法。

访谈:“社保基金管理需公开监督”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地方政府追回或补上受挪用社会保障基金。在北京的社会问题研究学者金小鹏律师在接受BBC访问时认为，长期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问题，关键还要有透明度。

中国政府方面此前证实，有约71亿元人民币社保基金被挪用到海外投资、商业贷款，以及政府办公大楼建设项目。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说，发生这些事件基本原因是"对社保基金意义认识不足"。

金小鹏律师表示，社保基金管理存在普遍缺陷，不仅是"认识不足"。

他认为，温家宝总理提出社保基金是"高压线"，谁也碰不得，就是因为地方政府长期没有依照中央政府的规定去管理社保基金。

他分析说，社保基金管理长期缺少公开性、没有人知道用途和投资潜在风险，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指出，以往都是在官员违纪受到处罚之后，民众才得知自己的社保基金被挪用了。

他表示，历来中央政令下达到地方多少都会有些折扣。中央短期高压下，社保基金被地方挪用的现象可能会有所遏制，但是如果没有长期监督体制，则很难确保问题的长期解决。

解放军连发事故酿巨大损失 中央军委强调安全发展

【网讯】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如图)在沈阳战区部队调研，强调部队建设应安全发展。有分析说，由于中国军方近期连发重大事故，给部队发展和国防安全造成巨大损失，促使中央军委重视部队的安全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近日在沈阳战区部队调研时说，安全发展是保持部队稳定、巩固部队战斗力的必然要求，各级应把安全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郭伯雄指出，解放军职能任务的拓展、武器装备的更新、人员成分的变化等，给部队的安全工作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安全发展，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郭伯雄强调，要提高对安全发展重要意义的认识，总结安全发展的规律，要着重查问题、找隐患，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并及时进行工作评估，既问效又问责，做到赏罚严明。

　　郭伯雄指出，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坚持安全标准与战斗力标准的统一。要把握好工作的度，防止顾此失彼，保持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据了解，解放军近期频发重大事故。10月19日，中国一架“运七”军用飞机在衡水市桃城区大麻森乡李善村麦田中坠毁，机上至少有两人死亡。今年6月，解放军一架预警机也在安徽坠毁，造成40人死亡。而死亡的人员中多为中国军方的高科技人才。

　　《汉和防务评论》透露，6月初发生运输机坠毁后，解放军研发高级机种的“高新工程”立即陷入停飞状态。

报道指出，1990年代末期，中国空军订定了“高新工程”计划，其核心是以“运八（Y8）”运输机为载台，相继研制一系列的新型技术飞机，当中至少包括两种预警机──电子侦察机和电子干扰机。

据悉，迄今为止，空军在Y8的基础上，已经研制了多种型号的“高新工程”机种，包括Y8电子情报收集机、Y8合成孔径雷达机、Y8空中指挥机、Y8预警指挥机、Y8“平衡木”早期预警机。

报道表示，在坠机发生前，由Y8运输机改良而来的“高新工程”飞机每天都处于高强度的训练状态。在所有的“高新工程”飞机中，只有“Y8平衡木”二号机尚未涂装正式军用颜色的黄色机体；6月3日之前，它一直驻扎在无锡硕放机场，几乎每日升空。

据悉，按原定计划，“Y8平衡木”二号机的全部试飞将于6月完成，然后移交给部队使用。6月3日坠毁的飞机有接近四十人搭乘，显然是飞机处于最后的验收阶段，需要各方专家最后鉴定、带飞。据称，在这次坠机事件未查明前，“高新工程”停飞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此外，中国海军10月28日在东海举行演习时，传发生爆炸，至少有三名士兵受伤；出事的军舰是俄罗斯制造的现代级驱逐舰。由于这种驱逐舰装备的导弹对航空母舰具有很大的威胁，因此被称为“航母杀手”。

　　有分析说，由于飞机坠毁事件以及各种突发事故给中国军事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人才和技术损失，使得军方在发展过程中开始重视部队安全。

美国智库认为中国赶超美国还需加大政治改革力度

【网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每年超过10%。即使增长率在未来几年降低到7%，中国经济仍然可能在2050年，甚至在2040年赶上美国。不过美国专家认为，中国需要加大政治和社会改革步伐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智曩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2月1日举行了一场辩论会。辩论双方分别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胡永泰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这两人都是学术界非常有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教授更是以一篇2004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致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中，批评中国政府没有通过市场调节、而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为经济降温的文章而声名大噪。

中美差距越缩越小

　　巴里?诺顿教授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著各种各样问题，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中。未来几十年时间里，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差距将会越缩越小，中国经济最终会超过美国经济。

　　诺顿教授表示，中国自从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上，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5年前改革刚刚开始时的十倍。诺顿教授认为，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将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足够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美国必须准备好面对中国快速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不过，诺顿教授也指出，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说：“中国经济在降温过程中将面临一些非常严重的短期问题。我们知道高速汽车在减速时都会产生一些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凭借着创新能力、企业精神以及资金人才的大量输入，中国经济将很快复苏并继续向前发展。”

有限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华人经济学家胡永泰教授的观点，和诺顿教授恰恰相反。胡永泰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有限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完全不足以让中国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中国面临严重的腐败、贫困和社会阶层差距扩大等问题。

　　胡教授指出，刚刚在10月份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政府也提出，只有加大力度进行民主、法律和社会改革，中国才能实现到2020年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水可用

　　胡永泰教授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辆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的汽车。他说，这辆速度太快的汽车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他说，中国的空气是全世界最脏的，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列入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不过，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用水问题。

　　他说：“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再过二十可用了。没有水，你还谈什么发展。所以中国现在要建三条运河来解决严重的水资源问题。但是，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科学数据已经表明，中国的碳黑排放量将导致中国降雨量减少。因此，发展运河运水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胡永泰认为，中国必须在社会动荡、政治纷争、生态失去平衡等问题发生前加快政治和社会改革，否则经济的快速发展便会成为过去式。

统战不忘台胞 福建台商林重光参选厦门区人大代表

【网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逐步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号召后，各地积极响应，福建省厦门市台商林重光日前成为厦门市台商参选区人大代表的第一人。未来数日，林重光将与其他三名候选人一道角逐当地区人大代表。当地的报道未说明这位台商的其它细节。

　　《福建日报》12月3日报道，11月30日早上，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上李选区人大代表候选人介绍会在选区举行。台商林重光作为四个候选人之一，高兴地参加介绍会，并与选民见面。林重光成为厦门市台商参选区人大代表的第一人。

　　林重光是在1994年到厦门投资，创办的企业及员工在该选区内有较好的口碑。上个月，选区工作组在对本选区选民的情况调查时，来到这家企业。当相关人员向林重光介绍这次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开始时，他当即表示自愿参选，并参加选民登记。

　　经该区选举委员会审核，林重光成为该选区四个正式候选人之一。林重光表示，参加厦门基层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只是希望进一步将个人和企业融入厦门这个大家庭中。厦门台商协会目前拥有正式会员企业六百三十四家。

　　12月8日，该选区全体选民将进行无记名投票，从林重光等四名候选人中，选出三名思明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今年来，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逐步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重点。而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又不断传出重视社会新阶层的声音。《人民日报》11月28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十七大要吸收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十七大将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将决定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十七大成员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此号召下，各地积极响应。上海市政府就于近日表示，将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政府工作部门将按一定比例配备党外人士，符合条件的党外人士可以担任政府部门领导班子的正职。

　　中共中央7月中旬召开过本世纪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关于社会新阶层人士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其中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要求，尤其值得注意。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曾表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目前全国私营企业有450万家，投资人1100万，自由职业者约有一千万人。

　　这批拥有1.5亿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左右的资本，成为国家税收（占三分之一）的重要来源。以浙江、江苏这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比较集中和活跃的地区为例，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或接近全省的一半。其次，新的社会阶层通过自主创业，广泛吸纳社会劳动力，拓宽了就业渠道，有效地缓解了中国面临的人口与就业的巨大压力。

统战新阶层 十一五引进人才强调不分肤色不分国籍

【网讯】中共中央统战部日前决定将新社会阶层纳入统战工作的重点。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部12月3日正式发布《“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强调要把人才引进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分肤色、不分国籍、不惜代价地引进人才。

　　中新社报道，这份最新发布的纲要提出，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培养和引进一批顶尖科技人才，是中国“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任务之一。要探索建立长效的人员交流机制，将一般性人员交流提升到可增强中国创新能力的高水准人才合作与交流，提高中国科学家参与高水准、实质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能力和成效。

　　报道说，不分肤色、不分国籍、不惜代价地引进人才，包括引进一批顶尖海外专家和优秀团队来华工作，重点支援亟需的国际顶尖人才来华从事技术或学术交流、谘询培训及短期工作；从海外引进活跃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和华人归国创业；国家科技计画和专项科技工作要把引进顶尖人才作为重要考评指标，对引进顶尖人才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曾表示，统战工作要为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作贡献。

　　据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目前全国私营企业有450万家，投资人1100万，自由职业者约有一千万人。目前，这一群体已超过1.5亿人，占总人口11.5%，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

　　有分析称，“统一战线”历来是中共克敌致胜法宝之一。以江、胡为代表的前后两任中央领导集体，在整体思路上虽是一脉相承，但明确将新社会阶层纳入统一战线，则是新领导集体的一大发展。这实际上是对中共已经做出的多年尝试的一种肯定和总结。

　　预计新的统战政策，将借鉴国外治国理政的先进经验，贯彻“政商分离”的原则，在对新阶层人士的提拔任用上，或是采取“信而不权”的方针，即让其担任政府的咨议对象但不赋予施政权责；或是采取“信而有权”的方针，对有理政能力的人士给予官位和实权，但前提是必须与原来的生意完全脱钩，从而一改以往的流弊。

辽宁爆社保大案 地方官员挪用农村千万养老基金

【网讯】上海社保基金案影响继续扩大，这回烧到了中国的东北。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付某违规擅自动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1150万元，共造成损失六百余万元。中国近期查出超过七十亿元人民币的社保基金违规金额，有分析称，将有更多贪官下马，而东北省份将成高危区。

　　《辽沈晚报》报道，今年58岁的付某在2003年任内，指派他人首次与某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百五十万元的委托国债投资管理合同。同年的7月，他再分两次指派他人与某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先后两次签订了两百万元和八百万元的委托国债投资管理合同。

　　上述三笔资金汇出后，主要用于购买桂林旅游股票，造成损失六百余万元。连山区法院认为，被告人付某滥用职权，致使农民利益遭到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付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这是上海社保基金案后，中国当局展开由点到面的深入调查后爆出的又一起社保案件。有分析指，中国将有更多贪官因为触碰社保高压线而下台，而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可能是贪官下马的高危区。

　　据了解，中国社保基金违规金额超过71亿元人民币。中国总理温家宝11月22日表示，社保基金是高压线，将严处侵占责任人。

　　今年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将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扩大到上海、天津、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和新疆八个省、市。围绕“做小做实”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东北等省份改革试点启动已近两年。换言之，若有贪官下马，上述省份也许是高危区。

　　在上述省份之一的湖北，已有贪官被查处。《楚天都市报》26日报道：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24日一审以贪污、受贿罪，判处公安县委原副书记杨政法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八万元。杨政法被指挪用社保基金2500万元炒股，贪污公款393万元，收受他人贿赂84万元。

　　目前，由浙江省纪委牵头组成的专案小组已介入进行调查，原金华市常务副市长卢福禄已被浙江省纪委“双规”（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待问题），而金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根寿也正在被要求“协助调查”。据指出，此案挪用社保基金数额十分巨大，可能达数亿元，挪用资金由金信信托(现浙商证券)进入股市。

　　另外，上海《新民晚报》24日的报道引述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司长陈良指出，自1998年以来，劳动保障部会同其它部委共进行过五次大检查，其中2000年发现一百七十多亿元被挤占挪用，2004年发现有十六个省份有挤占挪用情况。

乡镇政府超编严重 中央明令禁止干预乡镇机构设置

【网讯】乡镇政府人员冗杂一直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工作重点，同时也是政府的难题。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组成的联合督查组日前强调，上级业务部门不得干预乡镇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新华网报道，中央编办于11月15日起，会同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对各地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情况开展联合督查。督查中发现，部分县级、市级、省级甚至中央部门都有干预乡镇机构和人员配备的问题，有的部门通过文件干预乡镇机构编制事项，并广泛存在于下达业务工作意见、行业改革意见和关于职能调整的意见中；有的部门通过目标考核、评比达标活动要求乡镇配套机构和人员，主要存在于部门下达的关于某项业务工作检查的通知或考核细则中。

　　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中央多次要求各地严格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并提出了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数“只减不增”的目标。

　　据中编办监督检查司副司长、联合督查组组长李世春介绍，按照规定，各级机构编制的管理权限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编委，具体工作由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承办。凡涉及职能、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的调整，都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和权限，报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核；需报党委、政府审批的事项，统一由机构编制部门提交党委、政府审批。凡未按程序申报的，党委、政府不予审议和审批。

　　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工作重点，同时也是政府的难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乡镇政府人员冗杂，债务沉重，乡镇政府往往运用权力将自身的压力转嫁到农民身上。同时，他们不断加强对村一级政府的控制，使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这使得中央的农村政策很难取得实效。

　　有消息指，中央政府正酝酿将现行的五级政权改为四级政权，撤去乡镇政府一级。

宏观调控收效微 人大常委贺铿炮轰地方官商勾结

【网讯】中央因应大城巿房价不断飙升而推出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罕有地遭到已退居“二线”官员的批评。全国人大常委、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贺铿直言，国家目前针对房价、户型而做出的调控无法真正平抑房价，若不解决地方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问题，调控政策的收效很微。

　　香港《日报》报道，贺铿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今年以来颁布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只是政府的愿望”，房价居高不下是因为有人炒作和支持。“房地产中官商勾结严重，尤其是为地方政府利益服务情况愈来愈明显，这是个大问题。”

　　贺铿警告房地产市场若继续按近两年的状况发展，中国的金融风险必将大增。贺铿说，目前房地产开发存在“官商勾结”和“投机行为”，若能解决这两个主要问题，房价就会自然回归正常。

　　贺铿指出，目前地方政府都把卖地款作为预算外收入，把农民的土地价格压得很低，从土地买卖当中获利。他建议国家应将土地出让金收归国家财政，并对房产买卖征收重税，“比如卖房赚了一亿元，就收八千万元的税”，令炒房的利润与银行储蓄利率差不多。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热炒扩大中央垂直管理范围，以遏制普遍存在的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滥用。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也出来表示，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改革是解决一系列经济风险的关键，反腐败必须破除各级政府的部门利益。

　　周天勇曾经多次撰文指出在行政执法和司法上部门利益膨胀带来的危害，并且估算出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约为八千亿元。

三大国内矛盾制约经济增长 官方料明年GDP降至8%

【网讯】消息人士透露，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料于本周二（5日）召开，届时中央及地方高官云集北京，共商明年经济发展大计。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在新一年将面对三大国内矛盾，因此官方预期明年经济增长较过去几年有所放缓，对明年GDP预期目标料为8%左右，消费物价指数（CPI）涨幅则控制在3%左右。

　　香港《文汇报》报道，与往年一样，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当年中国经济运行得失的同时，将重点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确定来年经济政策基调。

　　对于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今年年初时，中央认为“通胀、通缩一线间”，表示要同时关注通缩和通胀。但当第一季度GDP增长高达10.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7%，此后防止经济过热便成为2006年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基调。最近两三个月以来，随着此轮宏观调控的效果逐步显现，但下一步中国经济和宏调走势都未明朗，中央如何分析“十一五”第二年的经济增长大势，备受关注。

　　经济观察家指出，近期中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三多”的局面，即投资太多、货币供应量太多和顺差太多。

　　因此，未来一年，政府不担心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而是怕速度过快。明年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解决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问题，使之平稳收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观察家认为，当前支持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因素和抑制经济增长进一步升温的因素都在发展。在这两个因素交织作用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回落或大幅反弹的可能性都不大。

　　推动明年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世界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较好；考虑到在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社会保障体系、消费政策和消费环境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需求因素比较强劲，特别是消费更趋活跃，从而将继续带动工业化、城市化较快推进；企业对竞争环境逐步适应，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不过，观察家认为，2007年中国经济运行将面临三大国内矛盾，明年中国经济希望能延续平稳发展的态势，因此官方预期2006年GDP增长目标为8%，CPI增幅控制在3%左右，是合乎情理的。明年中国经济政策宜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再做更大力度的调整，注意做好预调和微调。

崛起缺失制度建设 中国现代化之路布满荆棘

　　今天的中国，虽称之为崛起，但其实内外矛盾丛生，由此也才有“两和理论”（即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诞生。展望未来二十乃至五十年的中国，虽可肯定“明天会更好”，但由于缺乏业已基本成型的内外逻辑，因此崛起之路依然充满风险。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称，这归纳起来主要是中国能否像所有崛起大国那样尽可能吸纳外来资源？中国在吸纳过程中，能否尽可能避免或化解与别的大国的潜在冲突？能否平衡内部矛盾？能否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制度？能否完成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完成现代化（崛起）后，如何避免重蹈发达国家覆辙？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能否克服延续千年之久的自身文化弱点？须知，正是这些自身的文化弱点或糟粕，导致中国百多年来在现代化尤其是宪政改革的道路上步履艰难。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都会涉及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民族精神层面、文化更新层面。其中，后三个层面多少属于体制和思想史的范畴。以此划分，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可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者可称为物质现代化，后者则可称为制度和精神现代化。

　　在第一次现代化之中，又可分为起步期和平衡期，其中起步期的特征是，不顾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但由此导致社会成本的连续上升；到了平衡期，才开始注意综合平衡发展，并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

　　同样，第二次现代化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建设，二是民族精神世界梳理和自我文化更新；前者多涉及管理、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其中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后者则涉及以现代文明精神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

　　历史上，德日两国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现代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层面，但最终由于未能对民族精神世界进行现代文明精神的洗礼，所以导致在二十世纪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终使得崛起之路充满曲折。

　　战后，德意志民族对精神世界的整理较为彻底，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德国；而日本则不但对于战争历史未作彻底清理，甚至对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混乱局面也未能进行梳理，因此依然未能完成第二次现代化。

　　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其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别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全民精神世界相对比较成熟，不但在崛起历史上未曾有过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创立的民主、法治传统，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权观念，今天依然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

　　中国从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已历经近28年，但至今仅跨过第一次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也即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并刚刚开始注意协调、平衡发展。但第二次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则还远远没有开始。当制度建设缺失的同时，弥漫在民间甚至知识界的，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极度混乱。若中国未能在可预期的未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作者：邱震海，凤凰卫视评论员）

建设部副部长称城市都应有自行车道 体现社会公平

【网讯】针对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投入不合理的情况，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驳斥一些城市取消自行车道的做法时强调，城市的发展要体现社会公平，不能公共资源私有化，不能在制定政策时就向强势群体倾斜。今后任何城市新建的所有道路都应当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保障民众利益。

　　这是仇保兴在日前闭幕的全国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仇保兴指出，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四部委出台优先发展公交政策，给予多种政策倾斜，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他指出，公交优先“不是党政干部屁股决定脑袋的优先，不是有钱人优先。”他指出，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对道路资源使用合理调控，某些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将指日可待。

　　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凤武说，对任何城市而言，道路的拓宽速度永远赶不上机动车的增长速度，拓宽道路解决拥堵是不现实的，必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下一步建设部的目标是，在五年以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公共交通出行率必须达到出行总量的30%左右。

　　王凤武解释说：“城市道路设施向公共交通倾斜，就意味着对非公共交通给予限制。对无效或效率很低的非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尤其是个体化的出行方式，从时间和空间上给予约束。”

　　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城市公共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28.5亿元，占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6.9%，而同期道路桥梁投资占44.7%。当年，北京对公共汽车公司的补贴为8亿-10亿元，占城市预算收入的1.5%，其它很多城市更加糟糕。

　　仇保兴表示，在建设部2006年调查的117个公交企业中，没有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多达42家，占36%。与之相反的是，华盛顿政府对公交企业的财政补贴占运营成本的66%，莫斯科占89%。

　　缘何投入如此的低？世界银行专家在分析时表示，公共交通资金缺乏，很大一个原因是城市规划与预算之间严重脱节。目前，很多规划还是一个纯粹的专业性工作，一些城市规划违反现实条件，为规划而规划，从而导致基础设施的实施缺乏系统性，往往是哪个具体项目得到资金就上哪个，而收益较少的一些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规划仅仅停留在了纸上。

　　如何解决资金难题，仇保兴表示，各地应建立促进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目前，杭州、昆明等地从城市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专项用于公共交通发展。仇保兴说，各地应该学习这种做法，将一定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公交建设的补贴。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数百亿元。

石油背景少壮派官员卫留成出任海南省委书记

【网讯】继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苏树林空降辽宁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后，又一石油背景少壮派官员继任高官。中共中央12月3日决定，卫留成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

　　香港《大公报》报道，这一决定是12月3日上午10时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智勇宣布的。汪啸风不再担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另有任用。

　　卫留成1946年8月生，汉族，河南泌阳人，大学学历。2000年12月至2003年10月曾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其中2001年被评选为CCTV2001年度经济人物）。2004年2月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卫留成是继苏树林后又一位崛起的中国石油系统的少壮派。如果论资排辈，他大约属于有石油背景的第五代高官。在中国政坛，“石油”是一股重要力量，半世纪以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1950年代，余秋里和康世恩率石油大军挥师北上，开发大庆油田，解决了中国的石油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国工业战线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自此，有石油背景的官员开始在政坛走红，在国家经济部门的人事方面都播下了很多种子。余秋里和康世恩也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代带头人，两人皆官拜副总理。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当推陈锦华、盛华仁等人。陈锦华在1980年代长期担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1990年代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盛华仁则是陈锦华的副手，后来也官拜中石化负责人，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周永康，则是具有石油背景的第三代带头人。吴仪和周永康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在石油系统工作超过三十年。曾庆红担任过余秋里秘书、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等职。

　　活跃于政坛的第四代，则包括海南省长卫留成、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等人。卫留成是原中海油负责人，李毅中则是原中石油掌门人。薪火相传，如今又有第五代苏树林活跃于政坛。

中国宗教局呛声：梵蒂冈谴责自任主教毫无道理

【网讯】就梵蒂冈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天主教徐州教区祝圣助理主教一事，中国国家宗教局12月3日做出正式回应，称梵蒂冈的谴责毫无道理，并希望梵蒂冈停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中国政府网站报道，中国国家宗教局发言人当天表示，近五十年来，中国天主教会从生存发展的实际出发自选自圣了170多名主教，顺应了广大神长教友的强烈愿望，是中国天主教开展教务管理工作和牧灵福传事业的迫切需要。对此，中国政府予以尊重和支持。

　　发言人强调，在中梵没有建立正常关系、中梵就主教任命问题没有达成任何默契和协议、梵蒂冈至今还不承认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情况下，应中国天主教会的要求，中国事先向梵蒂冈通报了中国天主教有关教区近期即将选圣主教的情况，体现了中国的极大诚意。鉴于中梵关系的现状，鉴于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已经进行了考察，也鉴于天主教徐州教区完成了选举并已经做好了祝圣典礼的各项准备工作，梵蒂冈要求停止和推迟祝圣的要求是不合情理的，在祝圣完成后进行指责也是毫无道理的。

　　据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1月30日在没有得到教宗的同意下，自行为江苏徐州教区王仁雷神父举行了辅理主教祝圣仪式。有消息称，教廷事前曾向中国发出“最后请求”，希望中国当局尊重教宗任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权威。但中国没有理会，并称梵蒂冈应尊重中国教会的决定。

　　教宗本笃十六世随即于12月2日发表声明，表示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并批评中国教会的做法严重违反天主教教规。这份由梵蒂冈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中说：“教宗得悉这个消息时，非常遗憾，因为这次主教任命，未得教皇授权”。

　　梵蒂冈又说，教廷“在最后一刻得悉任命经已安排”，曾尝试采取步骤，好让“教会不会出现一条新的裂痕”。但梵蒂冈没有说明那些“步骤”的具体内容。

　　据报道，此次已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年内第三次自选自圣主教，较早已先后任命马英林和刘新红分别出任昆明和芜湖教区主教。另据悉，广州、贵州等多个教区也已选出候选主教，正在等待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考查和批覆。一旦得到批准，中国可能将再次自行祝圣。

从中国远非大学生过剩国家看140万人毕业即失业

　　中国高校的毕业生们所面临的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据统计，明年将有140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一方面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应对就业问题的处理方式和高校的教育改革问题，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却被人为的忽视了，那就是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大学生过剩的国家。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称，北京地区今年最后一场大型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日前在海淀展览馆举办。在招聘会开门前，两千多名大学生一早就顶着寒风在展览馆门外排起了长龙，希望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找到一份工作。

　　但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明年北京地区大学毕业生总数约二十万，比今年增加两万人。而明年北京毕业生就业率预计将与今年持平。即使按照官方统计的90%的就业率，明年北京至少有两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而明年全国范围内的毕业生就业形势更不容乐观。明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将达到495万，比2006年增加82万。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70%的毕业生就业率，全国将有140多万大学毕业生面对“毕业即失业”的问题。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不久前说，未来几年中国城镇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每年都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今年更高达到1603万人。其中，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比去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了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今年就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

　　为应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教育部近日宣布把2007年作为大学生就业的“全面服务年”，由教育部等十几个部委组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将联手为毕业生就业出谋划策。

　　官方推出了对去西部和基层的学生给予减免助学贷款优惠、对自主创业毕业生发放优惠和小额担保贷款、选派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到国外担任汉语教师等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教育部启动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联盟”网站，利用搜索引擎、远程面试和网格三大技术实现网络招聘求职的常年化。

　　官方还要求各大学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作为衡量学校水平的重要标准。对评估不合格的大学和专业要进行调整，对就业率统计造假的学校实行一票否决。

　　但这些措施对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在北京举行的招聘会上，平均每个职位有15到20名学生投递简历，有些职位多达50人争一个岗位。

　　有关学者分析，虽然近年来中国大学扩招势头很猛，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大学生过剩”的国家。

　　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有：大学办学模式仍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专业结构不合理，专业内容陈旧；很多大学生对书本之外的知识了解太少，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很多大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堆应聘技巧，但在用人单位更加看重的敬业精神、诚信意识等方面有欠缺；大多数学生不愿意到西部等经济落后地区就业等。

十七大换届选举 中央用人侧重学者型官员

　　中共中央12日决定任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副院长王珉为吉林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委员、农业部长杜青林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有专家称，两位官员都属于学者型官员，联系十七大换届选举以来的人事变动可以看出，胡锦涛政府培养学者型官员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王珉是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任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系主任、院秘书长、副院长。只有十二年地方官龄的王珉此次升任省委书记，显示胡温体制对学者型官员的重视。

　　杜青林先后任中共长春市委副书记、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吉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委书记，2001年调任农业部部长。拥有任省和中央部委第一把手的经历，出任四川这个大省的省委书记，可谓顺理成章。

　　两人的委任有明显的胡锦涛风格。胡锦涛当初上台后，派曾与他在西藏共事的张学忠出任四川省委书记。此次代替张学忠的杜青林更是正宗“团派”，1978年就任共青团吉林市委书记，1980年代初升任吉林省团委书记。

　　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进一步改革发展时期，经济方面成就卓越，政治方面也开始迈开步伐，进入”十一五”后，中国政府培养学者型官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国务院的号召下，各省市纷纷吸收象牙塔的博士、硕士，充实政府官员队伍。

钦差大臣插入地方 换届选举予中央反腐新契机

　　这两年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地方换届工作，给予中央推行反腐新招的契机。今年4月，当时还是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商务部党组成员的徐敬业，突接获上级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调任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这次人事调动显得不寻常，主要是过往省市一级的纪委负责人，一般都是由熟悉地方情况的当地官员升任，很少从中纪委空降而来。因此，曾在重庆工作的徐敬业，今次调至重庆，相信与胡温高层加强反腐工作的策略性部署有关。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尽管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来重庆履新前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对于同样来自北京的徐敬业，当然会处之泰然，但对一些未曾当过京官的省市一把手来说，这些来自中央的纪委书记，其可“通天”的渠道和背景，势将对同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官员产生颇大震撼。况且，空降的纪委书记，更能有效地杜绝和防止地方纪委书记在查办当地案件时所面对的关系网。

　　有消息指出，鑑于不少地方腐败大案频发，胡温高层下定决心，对省市一级的纪委书记，直接由中央委派，情况与徐敬业相类似。

　　有消息称，明年换届后，上海、北京、天津的纪委书记一职，将由中央直接委派。倘这人事政策逐一落实，则全国四个直辖市的市纪委书记，将“直辖”中纪委，并借此作为未来各省纪委书记也“直辖”中央的试点。

　　其实，胡温高层着手整顿全国的纪检系统，已有迹可寻。近月来省级纪委书记异地互调的力度，突然明显加强，迄今涉及广东、浙江、福建、安徽、山西、河南等省的纪委书记，如中央已批准原重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任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而原来的广东纪委书记王华元，则调到浙江任省委常委兼省纪委书记。

　　地方纪委书记来自中央，不仅体现反腐力度的加强，某程度是胡温高层制衡地方一把手的重要手段，因为钦差大臣常驻身边，还能“作反”吗？

KTV收费暴露政出多门 中央经济会议料强调部门协调

【网讯】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周在北京召开。据悉，今次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将重点强调协调配合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何协调配合。以利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创造有利的环境。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今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预期略晚数日，主因是中央领导层有连串重大外事活动，而会议本身的筹备，主题明确，争议不大。

落实胡锦涛讲话推进农村建设

　　据悉，明年的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求已定，就是一个稳定；明年的工作方向也已明确，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着手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宏观调控只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各项经济政策，如金融和财政的“双稳健”要继续实施，看似没有悬念。
　　
　　但“指导思想”不变之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多少有些新内容、新意思。

　　首先，这次会议将落实的，是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讲话的要求。胡锦涛的讲话，曾全面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除解释中央的重大内外决策，核心内容是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切实做好的五项工作”。胡锦涛讲的五项工作，第一点就是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接下来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中共党的建设以及意识形态面临的新问题。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立即开始“送温暖行动”，着手落实胡锦涛讲话，而今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如何令经济发展实现“又快又好”；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落实中央全会决定，着手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保、房屋等问题；如何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等问题上，要做些文章。

重点强调政策协调、部门合作

　　另一方面，中共领导层将在今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协调配合的问题。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突出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今年以来又有新的问题暴露出来，这就是部门之间的不配合，政策间的不协调。

　　有评论指，最近，国家版权局和文化部为收歌厅（KTV）的的钱，从台下打到台上，其实是多部门之间，为了不同的利益、责任甚至权力等，明争暗斗，政出多门，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中问题较大的，不仅有财税领域，有金融领域，有房地产领域，甚至环境保护等领域，都问题不少。这当然影响到宏观调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因此，今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预计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讲话，都会在政策协调、部门合作、中央地方配合方面，重点发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背景

　　中共十七大之前召开的重要会议，当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要为中共十七大创造有利环境。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一个经济工作会议，“和谐社会”建设决定，将首度实施。

　　“十一五规划”敲定后第二年举行的会议。事关每次五年计划，第一年只是所谓开局之年，所有子规划、实施方案等，实际要在第二年全面推出。

“龙”的形象太霸气 中国考虑采用较温和国家标志

【网讯】长久以来，中国人偏好以“龙”作为形象代表，并以“龙的传人”自居。但据报道，由于龙的形象过于霸气，中国未来可能改以较为温和标志取代具攻击性的龙。有专家建议改变这一标志，而且很可能被有关部门采用。

　　上海《新闻晨报》报道，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表性标志并被中外普遍认同，中国人也往往以“龙的传人”自居。

　　不过，“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具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龙”的形象也往往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

　　而且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强，“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欧美世界战略研究界主流思想的一部分。从美欧大陆到澳洲、印度，超过半数的各国民众认为是一种威胁。

　　过去中国对此作出回应的方法总是一成不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英国”，等等。这一答复在中国发展才起步、增长率还不是很确定的时候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今天已失去了说服力。

　　中国的外交策略也在随之发展，近年来，中国领导层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使用“崛起”这个提法，改为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地方媒体也鲜有再提“崛起”二字。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领衔的“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研究已正式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考虑到包括“龙”在内的一些中国形象标志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招致误读误解。吴友富建议，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可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在顾及历史因素的同时，考虑当代的时代特色，以及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特色与特征。

　　就中国国家形象品牌构建的实现途径，吴友富说，要透过大力宣传、挖掘和阐释类似“龙凤呈祥”、“清明上河图”等中国历史上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来形象化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祥和的理念与民族文化底蕴。

　　据表示，这个课题如果完成，所塑造的中国国家新的形象标志，很可能将被有关部门采用。

审计署十八家驻地方办20年查出违规金额9300亿

【网讯】中国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成立二十年来，从一开始的不为人知到后来的审计风暴，一举一动均受到公众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地方办事处已审计近1.6万个单位，占审计署审计单位总数的66%；查出违规问题金额9300多亿元，占审计署查出违规问题总金额的53%。

　　中国政府网的消息说，从1986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审计署分四批在全国十八个城市设立了十八个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目前，特派办是一支近两千人的队伍，审计力量占审计署三分之二以上。

　　审计署驻各地特派办根据审计署的授权和安排，依法负责审计省级财政决算，海关、国税和中央国库驻地方分支机构的财务收支，中央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以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说，二十年来，特派办逐步成长为审计主力军，在企业、财政、金融、经济责任等重大项目审计中承担了重要任务，揭露和查处了一大批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在审计署向国务院及其他部门报送和转送的专题报告或综合报告中，有80%以上的素材是来自特派办的；审计署上报国务院的《审计要情》中反映的问题，有93%是特派办查出的；审计署向司法机关移送的犯罪案件线索中，有75%以上是特派办发现的。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审计报告的公开，审计署的一举一动越来越被公众关注。但十年前，审计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领域。

　　李金华在公开场合讲了这么一个笑话：“十年前，审计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报名说是审计署，对方就写成了姓沈的沈，到了会场之后还在找这个人，到处问，老沈来了没有。”随着审计工作的开展，很多企业开始害怕审计署，一个企业甚至还打出口号“防火防盗防审计”。

遏制贪渎弊案 中国计划定期通报社会保险信息

【网讯】有鉴于上海爆发社会保险基金遭非法挪用的贪渎弊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日前透露，劳动保障部将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基金运营管理的透明度，未来每年、每一季都会向社会大众通报社会保险信息。刘永富强调，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不得挤占挪用。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说，11月23日公布的2006年第六审计结果公告，针对社保基金审计出的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予以积极响应，对违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推出多项措施进行整改。

　　从时间上看，1999年以前发生的违规资金为23.47亿元，大多是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问题。2000年后发生的47.88亿元，多数属于管理不规范问题。从险种上看，涉及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从违规主体上看，包括社会保险经办、财政、地方政府、劳动保障、税务等多个部门。

　　刘永富表示：“发生这么多问题，根本原因是对社会保险基金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规定。劳动保障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为基金管理主体，负有重要责任，要汲取教训，迅速纠正。”

　　劳动保障部表示，要分类整改，能收回的，立即纠正；无法清收的资金，由同级政府偿还到位。各地劳动保障部门的整改计划将于12月底前上报。

　　上海市在今年9月爆发震惊中国政坛的社保基金弊案，中共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此下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发现，陈良宇包庇纵容前上海市政府劳动和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挪用人民币32亿元社会保险基金，给民营企业家张荣坤旗下的福禧投资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

　　有分析称，由于违规者常常得不到法律的惩处，造成中国养老金空账金额越来越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文件显示，2000年中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中国经济周刊》11月27日）。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相关官员可以轻易透过权力之手动用社保基金，谋取短暂的或眼前的利益，而法律缺位导致的依法问责缺位，大大降低了官员违规可能承担的成本，这反过来纵容违规行为更频繁地发生，从而容易形成法不责众的混乱局面。

落马后仍习惯说谎话 贪官忏悔录如出一辙

　　前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被提起公诉，这位六年间从副科级升至副厅级的女贪官发表了她的忏悔录，认为自己落马最根本的原因是“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廉洁自律这根弦，放松了自我约束，法制观念淡薄！”

　　中新网发文称，光看这样的忏悔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与其他贪官的忏悔录相比，会发现这些人在落马后仍习惯性地说谎话说套话，甚至忏悔的话都如出一辙。

　　前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的忏悔录：长期不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纪国法淡薄。

　　前湖北省黄石市市委书记陈家杰的忏悔录：虽然曾任政法委书记，但从未认真学习过法律，是一个十足的法盲。

　　前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执行庭庭长王启善的忏悔录最搞笑：我虽为法官，却是一个不懂法不守法的法盲。

　　纵览贪官落马后，似乎有几个共性：一是大多要写忏悔录，二是版本雷同，都习惯性说大话、说套话、说慌话，忏悔录犹如在台上时的工作报告，即使死到临头依然本色不改。

　　自古以来，即使一介村夫，也都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

　　贪官总说自己是法盲，也许连他（她）自己都不相信。说是法盲，倒不如说是钱迷、权迷、色迷，贪官因为钱、权、色蒙住了眼睛。身为厅长、局长、庭长和书记的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不合法，他们甚至清楚到十万是什么概念、二十万又是什么概念。

　　腐败问题也许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它牵涉到个人品质、社会风气、监督机制等多方面因素。从这些忏悔录可以看出，贪官习惯性说大话、说套话、说谎话，这也是他们走向毁灭的一个因素。

　　但有学者指出，任何官员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贪官，是什么把官员变成贪官，这更如出一辙的忏悔更值得深思。

查社保案 中纪委常委沈德咏空降上海任纪委书记

【网讯】上海市社保大案发生后，中央高层决心“直辖”省部级纪委书记。中纪委常委、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咏（见图）于上周末抵达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一职。原先担任纪委书记的市委副书记罗世谦则将保留副书记一职，继续分管纪委工作。分析称，由两人一起主抓上海纪委的工作，中央的力度和决心可见一斑。

　　香港《大公报》报道，根据中央对新一轮人事调整规定，各省市的纪委书记将不再担任副书记，而改任常委。但消息人士称，沈德咏将位列所有常委的首位。据悉，沈德咏抵沪当天，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已率领全体常委与沈德咏会面。沈德咏在上海的首次公开亮相将安排在本周初。

　　据悉，沈德咏一直致力于治理商业贿赂，他此前曾撰写多篇文章指出，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与发现并查处商业贿赂行为的要求相比还远远不够。现行的法律规定使工商部门难找到企业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此外，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也导致很多案件难以定性立案。

　　沈德咏提出，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一个总体上的考虑和部署。通过进一步整合、修改、完善有关规定，加快国内法治进程，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商业贿赂形势。

　　他更强调，商业贿赂是生长在经济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和清除，将会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导致市场腐败盛行、经济增长乏力，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必须下大力气依法进行治理整顿，坚决剎住这股歪风。

　　沈德咏的简历显示，他1954年出生，属于少壮派的学者型官员，其在副部级岗位上已拥有八年的丰富经历。沈德咏曾长期在江西工作，1998年由江西省纪委副书记调入北京任最高法院的副院长。

　　目前，沈德咏还兼任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教授，是二级大法官。他曾编写了有关死刑、刑诉法修改、民事强制执行、审判监督等论著、文集及法律工具书十余部，其中1992年出版的《死刑制度比较研究》为中国研究死刑问题的第一本专著。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风险

● 邱震海（香港）
中国中央电视台不久前连播12集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海内外热烈关注，有人将之与20年的另一部思考性电视片《河殇》相提并论。

　　但仔细观看《大国崛起》，可发现此片与《河殇》的明显不同在于，《河殇》是思想或观念先行，以“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不同来组合史实；而《大国崛起》则是对史实的客观整理，从而揭示九个大国崛起的不同经验和内在规律，思想性隐藏其中而呼之欲出。显然，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史实整理既有参考性、启发性，同时又少有风险性。

今天的中国，虽称之为崛起，但其实内外矛盾丛生，由此也才有“两和理论”（即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诞生。展望未来20乃至50年的中国，虽可肯定“明天会更好”，但由于缺乏业已基本成型的内外逻辑，因此崛起之路依然充满风险。

　　这归纳起来主要是：中国能否像所有崛起大国那样尽可能吸纳外来资源？中国在吸纳过程中，能否尽可能避免或化解与别的大国的潜在冲突？能否平衡内部矛盾？能否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制度？能否完成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完成现代化（崛起）后，如何避免重蹈发达国家覆辙？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能否克服延续千年之久的自身文化弱点？须知，正是这些自身的文化弱点或糟粕，导致中国百多年来在现代化尤其是宪政改革的道路上步履艰难。

中国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初期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都会涉及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一、物质层面；二、制度层面；三、民族精神层面；四、文化更新层面。其中，后三个层面多少属于体制和思想史的范畴。以此划分，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可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者可称为物质现代化，后者则可称为制度和精神现代化。

在第一次现代化之中，又可分为起步期和平衡期，其中起步期的特征是，不顾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但由此导致社会成本的连续上升；到了平衡期，才开始注意综合平衡发展，并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

同样，第二次现代化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建设，二是民族精神世界梳理和自我文化更新；前者多涉及管理、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其中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后者则涉及以现代文明精神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

历史上，德日两国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现代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层面，但最终由于未能对民族精神世界进行现代文明精神的洗礼，所以导致在20世纪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终使得崛起之路充满曲折。

　战后，德意志民族对精神世界的整理较为彻底，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德国；而日本则不但对于战争历史未作彻底清理，甚至对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混乱局面也未能进行梳理，因此依然未能完成第二次现代化。
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其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别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全民精神世界相对比较成熟，不但在崛起历史上未曾有过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创立的民主、法治传统，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权观念，今天依然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

中国从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已历经近28年，但至今仅跨过第一次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亦即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并刚刚开始注意协调、平衡发展。但第二次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则还远远没有开始。当制度建设缺失的同时，弥漫在民间甚至知识界的，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极度混乱。若中国未能在可预期的未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大国崛起与制度的生命力

● 赖洪毅
　　继2003年3月播放以清末民初为题材的历史连续剧《走向共和》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从11月13日至24日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该片解读15世纪以来九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这些 “世界性大国”，是指西方环球航海以来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英美以先进的政经制度立霸　　

　　该片播放后，观众反应热烈。片集的结论是，重商主义、科技教育、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威权和适合本国情况的制度，是大国崛起的秘方。然而这些结论还可更深入的道出大国崛起与强盛的关键。

　　民族统一、政治稳定、政府与军力强大，当然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的必要条件。结合本国情况建设制度，也是多国政策实践总结出的有效经验。但这些远远不是成为世界性大国并持续强盛的充分条件与关键。世界最大甚至独大的强国，都以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后盾，保持国力长盛不衰，人民安居乐业，技术不断创新，雄踞世界之首。

　　英国是第一个世界性霸主。它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层阶级（先是贵族，后为资本阶级）。在中产阶级推动下，英国形成世界首个议会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后来成为各国民主制度效法的楷模。

　　英国防止君主独裁和损害中层阶级的经济利益，保护产权与生产力。贵族和平民可放心经营商业和实业， 从事发明创造。英国奉行重商主义，而后推行自由贸易。新的技术创新因能推动生产力，脱颖而出，得到广泛利用。英国因而最早实现工业化，建立起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市场经济，进而成为领地遍布世界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之后的霸主美国，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最开放的自由贸易与移民制度及最稳定的产权制度。这些制度鼓励竞争，奖励创新，吸引世界各地的巨额资金与最优秀人才。美国得益于在其合理的经济、金融与移民制度，以及对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因而得以保持其技术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苏俄霸业在短期间由盛而衰
　　美国还有世界上最完善和稳定的宪法民主政体，有合理的联邦制来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权力的监督、贪污的控制、政策法规的执行，由分权、国会监督、宪法法规、新闻自由来保障。

　　大国如有成功的政治经济制度，即使是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与外部失败，也能重振旗鼓。在上世纪，美国便渡过了越战引发的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危机和水门事件、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衰退，在上世纪末成为世界独大的“霸主”。伊拉克战争打了三年半，进展不利。选民则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票投民主党，要美军脱身伊拉克。美国经济仍保持稳健的增长。其民主法治制度和自由经济，仍有强大生命力。

　　如果制度不对，上升的大国甚至是成霸业的大国，也有可能迅即衰退。苏联便是一例。其计划经济和集权制，的确能使其在数十年内调动全国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赢得了二次世界大战。但从长期来说，却是难以为继。二战后，它与美国争霸了约三十年，其排斥市场和产权的经济体制以及僵化专制的政治制度，压抑了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另外，苏联的主要国家资源都投放在军备和军费上，其他经济部门效益与技术水平都趋于低下。苏联还穷兵黩武，军队却陷入阿富汗的泥潭。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便出现经济衰退、政治的僵化与广泛腐败，问题成山。戈尔巴乔夫过激的政治改革，只是给予重病的苏联最后狠狠一击。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改革还是相当成功的，它的经济规模在26年内增长了九倍。主要原因在于，自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它大胆但又稳健地扬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中国的经济体制，要远远优越于苏联当年僵硬的计划体制。同时，中国也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不在军备和军费上过度开支浪费，不随意出兵动武。

　　但是，中国要像美国那样达到并维持世界力量巅峰状态，既要完善经济制度，也要建立先进的政治制度。 政治上中国与当年苏联有许多相似之处。官员执行中央强硬性政策能力强，但在反馈民意和顺应民意、接受监督和清廉施政、透明度、以及允许民众参与决策等方面，能力出奇的弱。对民众管得多，管的死，官员违法乱纪行为严重，往往引起很大的民怨。

强国之本是制度而非明君

　　中国王朝的“明君”人治模式，早已被清末列强入侵中国的洋枪大炮打得粉碎。真正的当代明君是建立有生命力的制度，让制度生命力远超过其执政期。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有生命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历史对中国领导人的重大考验，也是以后历史学家评判他们的依据。

　　忠言逆耳利于行。如中国只是施行儒君政风，让农民和弱势阶层增加一定的收入，但没有触及权力过度集中、仅向上负责的陋习，中国还会是缺乏有效鉴别地方领导人实际政绩和奖惩的机制。上层开明的政策，到基层就很可能变味走样。各级官员还是大搞政绩工程，滥用权力，贪污腐化，劳民伤财，欺上瞒下。结果，被侵权的民众可能纷纷上访、示威甚至暴动，金融体系易陷入危机，阻挠“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要防止官员滥权和腐化，则要借用民意对官员的真实政绩进行有效审核。这须要稳健地引进民众选举、确立法治和开放媒体来监督官员，也须防止选举沦为地方权贵巩固个人利益、钱权交易和成为合法土豪劣绅的工具。
　　有了公平清明选举，有了法律与民意的与监督，地方政府便要针对本地人民的需求，有效并依法施政。随着选举以及舆论自由度的扩大，专家与民众便能参与决策，便会对现行秩序产生强烈认同，并且自觉捍卫。

　　中国领导人如能逐步建构有效与合理的民主法治、与经济产权及专利制度，保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进步，则能成为历史性领袖人物，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大国。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本文观点不代表东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