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前高压反腐 大城市房地产是腐败温床

十七大前高压反腐 大城市房地产是腐败温床

　　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在岁末又出重拳。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被免职，立案检查。这位从乡村教师一直升迁为省部级大员的山东本土官员，没能平安地度过2006年的平安夜。中国今年的反腐肃贪力度是近年来最大的，在众多落马高官中，相当一部分与房地产业之间保持着一条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

　　《大公报》文章说，一些经济发展处于中国一流的大城市，同时也成了“一流”的腐败大案高发区。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南京市委前书记王武龙，此次又轮到了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青岛。

　　这些落马高官中，相当一部分与房地产业之间保持着一条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刘志华栽在了一块地皮上，王武龙则有一个地产商弟弟王文龙，而李宝金落马的直接原因也与天津一位女房地产商人有关。尽管对杜世成的问题，官方报道只含糊其词地说了“严重违纪”，但在民间传杜世成可能涉嫌与2004年发生的“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有关，该案曾被国土资源部列为五大违法土地案之一。原青岛市长助理、崂山区委书记王雁受贿496万元，原青岛市规划局长于志军受贿539万元，原市规划局长张志光受贿860万，这三人在2005年均被处以重刑。王雁在狱中承认，“表面看，土地开发程序极为复杂，但实际上，一把手说了算”。

贪官奸商一拍即合

　　中国社科院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钱权交易的方式主要是倒卖批文，倒卖大宗物资，获利以百万计。九十年代主要是证券市场的审批权，获利以千万计。从上世纪末至今，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钱权交易的主要方式是围绕着土地交易为核心的房地产业来进行，获利以亿计。譬如，当政府要支付成本时，就以极端的行政主导方式来进行市场交易，一再压低甚至克扣土地征收和城市拆迁的补偿，从而让政府支付的成本降到最低。而当政府需要获利时，即转手出让土地时，就以极端的市场化方式进行买卖，从而使政府收益扩大化。

　　房地产业的巨大利润使不少手握批地大权的官员利令智昏，身陷其中。王文龙的公司能在激烈竞争中多次以低价得到南京市中心地段的“黄金宝地”，究其原因就在于有一个担任市委书记的哥哥。

　　而诸如京、沪、津、青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大城市，可谓寸土寸金，房地产的回报也格外大。无良商人与胃口大的贪官一拍即合，一场场铜臭熏天的交易，便在失地农民的痛哭声中，在房子被强制拆迁的下岗工人的咒骂声中上演了。只不过，“常在海边走”的官员们，一旦大浪打过来，就不仅仅是“湿鞋”那么简单了，往往发现自己身处漩涡中心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十七大前高压反腐

　　中共拟在十七大前初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从今年的一系列重拳出击来看，中纪委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拿下一批高官，并向京沪津空降了纪委书记，显示了高层的反腐决心。

　　不过，要遏制住钱权交易所引发的腐败，必须以严格的机制来防范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扩张，斩断权力兑换成货币的交易渠道。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大城市中，这一点尤其重要。(文/马浩亮)

2006中国政治最重要关键词：改革不可动摇

　　经济学家郎咸平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公开了一份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报告，批评“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他也许没想到，自己的“国企改革盛宴论”会成为导火索，点燃一场改革问题的大讨论，并持续达两年之久。在即将过去的2006年里，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关键词，依然是“坚持改革不可动摇”。

　　《中国青年报》称，郎咸平的话刺激了很多人的神经，因为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产生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正如大讨论期间一篇引起强大反响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所提到的，“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

　　文章说，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的，这会迫使他们质疑和反思，并形成一种情绪。所以，当郎咸平对内地主流经济学家进行高调批评后，舆论几乎惊人一致地站在他这边，力主国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全都成了众矢之的，这些经济学家之前还风光无限，却在这次讨论中备受指责，备感压力。

　　作为回应，2004年9月，国资委表示“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与中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一个月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公开表示，央企、国有上市公司和地方大型国企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

　　但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进入2005年，这场争论引起了更多知名学者的参与。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众说纷纭，有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在为改革辩护和积极主张深化改革的人当中，首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和著名评论家“皇甫平”。高尚全深为舆论的倾向性表示担忧，近两年来，他先后发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改革是推动和谐社会根本动力》、《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等文章，认为“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不是否定改革开放”，“应继续推进改革”。

　　在2006年年初北京的一次形势分析会上，他更是提出，要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分左派右派。他甚至建议，“关键时刻，中央最高领导应该出来说话”。

　　而“皇甫平”则主要因为署名敏感而备受关注。这个署名曾因在1992年前后“姓资姓社大讨论”中，连续在《解放日报》发表重要评论而闻名一时。2006年1月，以这个署名发表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出现在《财经》杂志上，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该文直陈“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认为“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表示“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

　　评论作者鲁宁也义无反顾地力挺改革。他先后在发表《改革的成本与不改革的成本》、《国企改革绕不过产权改革这道坎儿》、《迟滞和拖延是改革的最大风险》等系列评论，为改革鼓劲加油。他说，他在这系列评论中提炼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价值判断，就是改革不能停，改革不进则退，改革必须继续推进！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虽然也明确要坚持改革的方向，并对郎咸平等人种种有可能危害改革的言论进行了公开批评，但他也明确要对改革进行认真反思。

　　2006年2月11日，吴敬琏参加经济学家50人论坛，发表了题为《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的讲话，对改革的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关键领域改革缓慢、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有削弱趋势、粗放增长方式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等4个主要方面。

　　但老经济学家刘国光在改革反思中的否定性意见则更强烈一些。2005年以来，他强烈批评了当前西方经济学占据国内经济学主流的局面，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不仅在经济学界，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多有反思。如教育领域，有人认为教育改革不成功；也有人反思医疗领域，认为医疗领域改革不成功；还有人反思住房改革，认为住房贵也是改革导致的结果。当然，这些观点在发表的同时，也遭遇了强烈对立的意见。

　　显然，中央注意到这一论争的动向。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新闻发布会开场白中也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改革”成了2006年中国政治的重要关键词。随着中央的表态，关于改革的大讨论渐趋平静，从而使这场跨越三个年头，历时两年之久的大论争落下帷幕。

　　鲁宁认为，这场大讨论非常有价值。一方面，使中央认识到了改革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坚定不移地强调要继续改革，而且，不仅强调了要进行经济改革，也强调要同时推进政治改革。另一方面，这场大讨论也让普通民众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让整个社会都看到了他们对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正因为此，政府也通过作出政策调整进行了回应，比如，政府政策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加大构建和谐社会的力度等，就表明这场大讨论中普通民众的声音得到了重视。

　　鲁宁认为，普通民众在骨子里是坚决支持改革的，他们的不满和失望，只是对改革出现的偏差有意见。对于这样的问题，同样需要深化改革，加大改革覆盖面予以解决。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这次大讨论不仅可媲美于1980年代初的“真理标准问题”大争论，也可比肩于1992年前后的“姓资姓社问题”大争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改革进行反思的“第三次大争论”。

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 布署明年反腐续打大老虎

【网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5日召开，会上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06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明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中央将突出重点，继续抓好官员的教育、监督和廉洁自律，继续查处大案要案，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党落实《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力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在严肃党纪政纪、治理商业贿赂、查处腐败案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

　　会议强调，当前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腐倡廉任务仍然艰巨。因此全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会议同意明年1月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来自美联社的报道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召开之际，腐败象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很多共产党的高官纷纷落马。在会议召开前，山东省一名党的高级官员杜世成刚刚因贪腐而被免职。而在此之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以及北京市的一名高级官员先后被免职。

　　新华社还报道了胡锦涛出席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开幕式的情况。与会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反贪“强调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中国已经牢筑了贪官不愿意贪的思想道德防线，密织了贪官不能贪的制度防线，构建了贪官不敢贪的监督防线等三道防线。

　　据了解，反贪腐是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头等大事，但今年反贪力度之大、涉及人数之多、官员职位之高可谓前所未有。官方报道称，仅在2006年头八个月，就有一万七千多名官员因腐败受到惩处。

　　北京在处理上海社保案上的大刀阔斧，让外界对中共以往肃贪“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印象大为改观。有评论称，不管成效如何，中国政府的言行已向世界展示了惩治贪腐的极大决心。

　　美国之音引述的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则指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媒体监督，中国体制内的反腐败仍将徘徊在官官相护的死胡同里。

河南十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 炮轰暂住证制度违法

【网讯】河南省法律界较有影响的十名律师日前集体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建议书中提出，全国各地暂住证及类似制度严重违反法律，应予审查撤销。虽然一直是社会学和法学界专家联合声讨的对象，但暂住证制度已然在中国存在了近二十年。

　　《法制晚报》报道，经过整整三个月的调查和准备，十名律师的代表、河南点石律师事务所的樊鸿烈律师向外界出示了两份“建议”的底稿。十名律师在“建议”中用六部分、约2500字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建议书中，他们首先引用社会学观点，公民只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就会被当地居民称作“外地人”；而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应该是全民参与的过程。全民参与经济建设，必然带来人口迁徙、流动人口管理等各种问题，这是社会的客观规律。政府不应该用行政的手段干预社会的客观规律，出台限制国民正常流动的措施。

　　在法律层面上，十名律师认为，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没有赋予国务院各部委（如公安部、财政部等）和省级政府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利，所以原来由其发布的行政规章不应该继续执行。尽管省级政府可以设立为期一年的临时许可，但是一年后他们必须报请同级人大批准、形成法规后公布。然而到现在为止，全国没有一个省级政府通过有关暂住证的行政法规。

　　樊鸿烈坚持认为，针对外地人群办理，并且不办暂住证就不允许在本地居住，这样的规定是典型的行政许可行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还需要办理“暂住证”，这不符合最基本的法律精神。

　　十名律师的行动，缘于去年郑州市准备悄然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和郑州市法制局今年9月14日在当地媒体发布的一个政府决定的讨论稿。2005年11月初，郑州市部分城中村以“警务区”的名义，向租住该村的外地人发布通知，要求必须办理居住证，否则限期搬离。

　　《大河报》于当月11日刊发了一篇名为《居住证集体亮相郑州“城中村”》的调查报道，并引用法学专家的观点对此进行了质疑。此后，郑州市公安局公开表态称，“公安部门没有宣布恢复办理暂住证，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具体组织的”。

　　今年9月14日，郑州市法制局在当地主流媒体发布了《郑州市暂住人口登记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全文，面向社会征求民意。《河南商报》在随后的采访中，向社会发放了数百份民意调查表，征求外地人和郑州本地人对恢复办理暂住证的态度。结果显示，近80%的外地人坚决反对恢复办理暂住证；而58%的郑州本地人却对该制度的重新实施表示了赞成和支持。

　　面对这种民意的尴尬反差，河南财经学院社会学教授刘志梅表示：“这个结果显然表明，本地人有优越感，但是这种感觉是内心深处的‘歧视感’在起作用。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一个郑州人到北京去，还回答同样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恐怕不说，大家已经知道答案了。”

　　十名律师不仅把目光放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在“建议书”中，他们还专门提到了率先取消暂住证制度的沈阳市和暂住证制度饱受争议的广东省等地。据了解，沈阳于2003年7月率先在全国取消暂住证，但在两年后的2005年12月又宣布恢复。

　　沈阳市2003年7月22日取消了办理暂住证，随后，该市有一名副市长表示，“暂住证制度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此后几个月内，全国许多城市都相继或明或暗地取消了暂住证制度，郑州市也在此列。29个月后的2005年12月，《沈阳日报》又报道，沈阳将再次恢复办理针对外地人的暂住证（居住证）制度。之后，全国各地警方都以治安形势、案件反弹等理由恢复了针对外地人的暂住证制度。

　　沈阳市公安局人士12月20日证实沈阳市在暂住证（居住证）上的不同政策。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暂住证取消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困难很大，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三年前作出的决定确实比较仓促。”

　　该局户政处有人还表示：“我们是从今年5月1日起，要求外来人口到公安机关办理居住证的。居住证不仅能起到管理的作用，还在子女入学、工伤保险等方面享受一些待遇。外来人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肯定不行。”

　　据了解，在中国存在了近二十年的暂住证制度，一直是社会学和法学界专家联合“声讨”的对象。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全国许多城市都相继取消了该制度。但从2006年初开始，全国一些省市的警方在“治安形势反弹”的压力下，发出了“恢复办理暂住证制度”的呼声。

　　关于暂住证的存废问题有很多争论，有评论指在暂住证作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仍将保留的情形下，基层执法粗暴成为暂住证合法性流失的一个重大漏洞。

　　领衔提出流动人口议案的人大代表李维平曾表示，暂住证只是由公安机关一家单位来管理，但目前形势下，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已不单单是仅凭公安机关一家之力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暂住证的有关规定已显得过于机械化，也难以全面有效地落实。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此前由查办暂住证所引发的一些矛盾，使得暂住证的“形象”大打折扣。

杜世成落马 中央媒体炮轰地方政府勾结房地产商

　　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24日因严重违反党纪被免职，传落马事件可能与“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有关，该案曾被国土资源部列为五大违法土地案之一。随后，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表文章，直斥地方官员的贪腐与房地产有直接关联，购房者为此背负巨额的灰色成本。近年来，中央出台的宏观调控成效不成效不彰，大多是由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结盟抵制，故中央也有借杜世成案为地方政府敲响“警钟”的意味。

　　官方刊物《学习时报》25日发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党委副书记蒋定之的专访。蒋定之表示，房地产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之间存在的利益链条是紧密的。要减弱地方政府对房市利益的追求冲动。

　　蒋定之表示，土地收益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开发成本过高是拉高房价的重要原因。房地产交易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税收来源，来自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大体占到城市可用财力的30%-50%，有的城市要在60%以上。房地产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之间存在的利益链条是紧密的。

　　新华社紧接着在26日也发表文章，以近期江苏省纪检系统举办了一个反腐教育展为例，直斥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现象。文章称，近年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直接关联。房价畸高畸涨的民情、国忧，抵不过少数地方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的私利，难怪国家房地产调控频出重手。围绕楼市的腐败警讯，彰显房地产宏观调控仍任重而道远。

　　值得品味的是，在两篇文章发表前数日，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落马，这是继陈良宇后又一地方大员涉贪下台。在杜世成事发后，民间传杜世成下台原因可能与“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有关，该案曾被国土资源部列为五大违法土地案之一。

　　据称，近年青岛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市区均价已达每平方米7000元人民币，但市民收入未见改善。杜世成曾称青岛房价愈高就愈能提升青岛形象，此话激起了民怨。王雁在狱中曾表示，地方官员短期出政绩就要加速城市建设，增加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就是最快捷的，房价上去了也就是地价上去了，城市的形象就也能上去。也有传杜世成涉嫌巨额贪污，与大工程、地产商关系密切。

　　虽然两篇文章均未涉及新近下马的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但有学者称，在杜世成落马后，官方媒体随即接连发表文章炮轰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利益关系，显然是希望借杜世成一案为地方政府敲响“警钟”。

青藏铁路实现中央第一步构想 西藏经济创十年新高

【网讯】中国国家媒体在星期二（26日）报道，连接西藏和内地的青藏铁路已经帮助推动喜马拉雅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十年来最高增长记录。分析称，这也实现了中共修建青藏铁路的第一步构想，将西藏与内地紧紧拴在一起，让经济改革的成果惠及这个全国最贫穷的地区。

　　中国新华社援引当地政府统计数据表示，该地区预计它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达到13.2%。7月份开通连通西藏首府拉萨与邻近青海省的青藏铁路，被认为是促进今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据报道，从2001年到2005年这段时期，西藏见证了平均每年12%的经济增长。

　　亚洲新闻网称，这条长达1142公里（约710英里）的铁路越过了海拔5072米（约1万6737英尺）的高峰，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北京将这条铁路线看成是将西藏现代化和开发西藏的重要工具。

　　西藏目前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一个西藏农民年收入大约为1860元人民币，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农民的平均年收入是2936元人民币。

　　据了解，青藏铁路建成，一个最基本作用就是将西藏与内地紧紧拴在一起。只要西藏的经济发展落后局面能够迅速改观，民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北京对西藏的控制和藏独对西藏的影响力的消长必然也将随之产生有利于北京的变化，流亡海外近五十年的达赖喇嘛的回归可能更为困难。而这正是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共同理想。

　　有分析称，这只是青藏铁路构想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青藏铁路的铁轨未来将继续向西，一旦青藏铁路与南亚各国接轨，将成为中国与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贸易的强大助推器，促进南亚经贸大通道的形成，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影响力也会随着边境贸易额的增长而加强，并必然改变整个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四大军区副职调整 李长才升任南京军区副政委

【网讯】解放军近日又传出人事变动消息，但变动多发生在大军区副职层面，涉及成都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以及南京军区。而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李长才中将则转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另外，在海军层面，继不久前原海军参谋长孙建国接章沁生出任总长助理之后，也有新的小幅调整。

　　香港《文汇报》报道，成都军区、沈阳军区日前先后展开副司令员职位调整，即两军区各自为对方提供一个副司令职位。其中，成都军区装备部部长石香元日前升任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李世明中将到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员，则属平级调动。除成都军区、沈阳军区的副司令员职位对调，南京以及成都两大军区也先后出现军区政治部主任转任各自军区副政委的现象。

　　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胡永柱中将，日前获晋升成都军区副政委。据悉，自2000年6月，胡永柱在政治部主任位置已任职六年。同时，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李长才中将，日前转任南京军区副政委。李长才改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消息已经获得证实。

　　解放军八一体工大队和宁波富邦控股集团合作组建的八一富邦男子篮球俱乐部12月22日在宁波成立，李长才中将以南京军区副政委身份，陪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上将出席成立仪式。

　　军方近期的人事调整也涉及到兰州军区以及海军层面。原某集团军政委杜金才少将日前也已升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

　　在海军层面，海军青岛基地政委王登平日前升任海军装备部政委，其青岛基地政委的职位已由海军北海舰队第十驱逐舰支队政委周志亮海军大校接任；原海军上海保障基地卫宗沛政委，日前也已升任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此外，尚有青海省军区原政治部主任樊印光日前已升任甘肃省军区副政委；原徐州空军学院院长吴成林空军大校已调任空军总部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军区某集团军王平副政委也已升任南京军区某集团军政委。

　　军情观察人士注意到，解放军近年提升的高级将领已呈现出“懂指挥、精专业和年轻化”的优势，表明解放军正在着力培养新型“复合型指挥人材”。而随着海空军将领不断被充实到总参要害位置，凸显出中央军委正赋予海空军更加重要角色的军事变革思维。

　　此外，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驻港部队日前也对部分陆海空军官，进行了进驻香港后的第八次交流。这批完成香港防务职责的军官交流到内地部队任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有关规定，驻香港部队实行定期轮换制度。这次交流出港的军官大多是三年前从全军选调到驻港部队工作的。他们离开香港后，将分配到内地部队，继续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履行神圣职责。

　　从全军选调到驻港部队工作的干部已于日前抵达香港，并接替了换出官员的防务职责。这次部分军官交流工作结束后，驻港部队的人员总数没有发生变化。

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 中国再杠教廷选出三位新主教

【网讯】北京天主教权威人士日前透露，湖北宜昌教区已选出候选主教，联同广州、贵州教区，目前已有三大教区正式向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上报候选主教，等待批覆。中国天主教会强调，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选拔和祝圣新的主教是中国教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并非外界认为的那样是试探罗马教廷的底线。

　　香港《文汇报》报道，按照天主教会的规定，只要批覆下来，教区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三个月内举行祝圣仪式。据了解，宜昌教区自老主教张鸣谦于去年七月辞世后，主教一职一直空缺。截止目前，因老主教相继辞世，中国天主教会已有四十五个教区主教一职空缺。而自1958年以来，中国天主教会已经自选自圣一百五十多名主教。

　　该权威人士强调，中国天主教会认为，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因此选拔和祝圣新的主教，是中国教会开展正常教务活动和牧灵福传事业的迫切需要，并非外界认为的那样是试探罗马教廷的底线。

　　近年教廷与中国教会为了主教任命权争执不断，但中国教会丝毫不理会教廷的抗议，仍然执意自行任命主教。江苏省徐州教区神父王仁雷（见图）11月获中国教会任命为该教区辅理主教，并于11月30日举行祝圣仪式。中国教会自行委任三十六岁的王仁雷为江苏徐州教区主教的这项动作，结果招致教廷相当不满，并发表声明表达抗议。

　　有分析认为，中国教会不理会教廷的抗议一再自行委任新主教，已折射出北京对于跟教廷建交采取“尊而不往”的态度。以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中国是否在短期内与梵蒂冈建交，并不会对其国际形象产生实质性影响。加上台湾问题在短期内亦无望找到解决办法，北京当局实际上并不急于在与梵蒂冈建交问题上寻求突破。

　　在中国政府看来，主教任命权不仅牵涉到中国的内政，也牵涉到长年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地下天主教会跟中国官方教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由于已故教宗保罗二世1980年代介入波兰的反政府运动，加速波兰共产党的下台；近年来美国又与梵蒂冈合作，利用宗教问题频频对北京发难，北京因此对教廷异常警惕，担忧700、800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受教宗遥控冲击中共政权。

排除地方权力干扰 腐败高官异地审判走向制度化

【网讯】在2006年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位副部级高官王有杰、王昭耀因腐败问题分别在湖北荆州、山东济南接受审判。面对高官腐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已经有了一套制度化的应对模式，其中包括异地审判制度。专家分析此举主要是为了排除权力干扰和社会人际关系网干扰。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原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在十二年任职期间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他于12月20日“南下”到湖北荆州中级法院受审。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在十六年的任职期间涉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514万元，于11月29日“北上”到山东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两人均采用先由中纪委查办，然后交最高检察院指定省级检察院反贪局具体办理的“异地审判”模式。

　　据了解，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从辽宁“慕马案”开始的。“慕马案”爆发时震惊中国社会，2001年10月江苏法院判处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同时也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中纪委在查办该案时，发现马向东的老婆利用关系网干扰办案，就开始实行异地办案、异地审判。此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都开始实行异地审判。

　　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说，“高官腐败进行异地审判，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地方原来比较听中央的话，做到令行禁止。但现在地方的权力变大了，自主权变大了，中央的指令有时难以落实，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异地审判尽管花钱多，也是迫不得已。”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认为，主要是为了排除权力干扰，排除社会人际关系网干扰，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透露，“一般省部级(或厅局级)干部犯罪才异地审判。”

　　据王有杰专案组一位检察官表示，异地审判的困难不在审判环节，而是侦查环节。一个省的检察官到另一个省去办案，有经费方面的困难，有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另外，还要绝对保证嫌疑人的人身安全。

　　一位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分析说，高官腐败案件在北京审判的较多，有两个原因：一是腐败高官大都关押在公安部秦城监狱，在北京审讯方便；二是便于中纪委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协调案件。

　　针对高官腐败案件频繁异地审判的现象，任建明认为，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虽然没有制度化，但已经形成了惯例，并正在向制度化方向靠拢和发展。

宗教局长叶小文访台湾会圣严法师 讨论两岸佛道发展

【网讯】圣诞节是重大宗教节庆，对两岸的宗教交流也有特殊意义。中国大陆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日前即应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邀请到台湾。分析称，在佛、道教方面，两岸近年来已能进行较有意义的对话，深入交流，但在天主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方面，两岸的交流仍然艰难。

　　中央社报道，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钊燮曾公开指出，今年10月初国际佛光会第十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在台召开，星云大师盛邀叶小文赴台。

　　台湾的两岸决策官员透露，叶小文数日前又接受法鼓山圣严法师邀请再度赴台，25日才离开，叶小文除与宗教界人士讨论两岸各自在佛、道教发展现况外，也与大陆事务官员就中国如何保障宗教自由等议题，交换意见。

　　叶小文表示，两岸在佛、道教方面的交流程度在质与量都逐年提升，中国也有许多宗教人士赴台学习几近失传的道教仪式，不过在天主教、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方面，台湾教徒不仅难以登陆交流，中国教会人士也难被当局批准入台，讨论宗教事务。

　　报道说，有台湾官员即在此时说，在天主、基督等宗教方面，即使看起来困难重重，政府还是需要采取积极作为，鼓励两岸交流，促使中国早日实现宗教自由。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 郑永年
　　中国领导层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从长远来看，其政治意义会远远超出迄今为止人们所讨论的范围。它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或者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执政党执政模式的变化。从更深入一步说，和谐社会及相关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向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

　　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有无契约关系呢？很多人会否认这样一种关系。中国并非一个契约社会，也没有类似于西方那样的契约文化。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积极公民概念的产物。在民主国家，这种契约关系是显性的，或者成文规定的。显然，中国没有这样的显性政治契约文化。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隐性契约文化。在《论语》和《孟子》等政治经典中，很容易找到这种隐性契约关系。例如，皇帝如果不能履行其义务的时候，人民就有权推翻其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没有走西方显性契约道路，但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隐性契约关系。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为的是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建国以后，政府保证提供基本社会正义，同时人民接受政府的领导，这就是隐性契约。当时，基本社会正义的方方面面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因素来保障的，例如消灭贫穷、医疗保健、免费教育等等（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同时，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环境下，毛泽东还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保证整个政府体系是“为人民服务”导向的。多次政治运动的目标是为了“打碎”官僚机构，防止一个“官僚阶级”的形成。每次运动因此都是围绕着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社会进行的。

市场经济引出显性契约关系
　
　　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隐性契约在改革开放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很快就导致政府原来借以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体系的解体。例如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原来的集体制度不再存在。尽管确立了以选举为基础的农村自治制度，但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如医疗和教育等，这个体系的能力还不足。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也急剧地转变成为一个直接的经济角色，而提供公共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提上来了，但又存在着经验欠缺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显性契约关系的出现。在劳动关系上，中国现在俨然是一个合同社会和契约社会。这在私营部门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契约关系也很快从隐性转向显性。国有企业本来是政府借以实现隐性契约的主要手段。国有企业是个小社会，担负着各种社会功能。市场一引入，企业自然要抛掉非经济功能。

　　鉴于国内外市场的压力和长远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实行“抓大放小”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考量不足。到了地方层面，中小企业出现恶性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性行政和政治的力量进行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契约被单方面毁掉。在“抓大”方面，因为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也导致垄断和特殊利益的形成。这些垄断利益随意制定自己的规则，也同样破坏了社会契约。更为糟糕的是，地方层面往往官商一体化，各种类型家族权力体系导致政治腐败（例如上海和安徽最近所发生的事件）。　　

　原来隐性契约关系被单方面毁约，已经导致社会正义问题。新劳动关系中显性契约的签订更具有不公正性。尽管中国已经是个契约社会，但很难说，劳动者在和资本方“签订”契约关系时，有权和资本方讨价还价。或者说，这个契约实质上是单方面加于劳动者之上的。较之原来的隐性契约，显性契约的执行对劳动方来说具有强制性，而对资本方则没有这种强制性，因此更欠缺社会正义的因素。在资方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甚至是政府的力量（和各级政府的结合）的情况下，劳动者面对的是无助。
　　
新契约应实现基本社会正义


　　这也表明政府和人民之间需要重新缔结契约。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往日的隐性社会契约，因为毛泽东时代隐性社会契约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存在。社会契约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客观说来，中国也没有条件在这个阶段建立政府和人民间的显性社会契约，新契约还会是隐性的，但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很难实现社会正义。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分别代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这三者既互相依赖，又要保持一个均衡状态，现在很显然处于一个不均衡状态。从民众的消费欲望低下到对前途感到不确定性，都是失衡的表现。权力向经济方面倾斜，财富向垄断企业集中，而对社会财富分配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则大幅度减少。同时政府在提供医疗、教育服务和调节收入分配方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分配差异越大。财富过于集中，既导致贫穷人口的增加，更导致拖延了中产阶级的发展。

　　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隐性社会契约，政府必须扮演主角，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扮演一个强有力的协调关系。和所有其它现代国家一样，政府应当承担起规则制定者的责任。逐渐向企业和社会力量开放政治过程，限制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等，政府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所作为。没有政府的制度创新，很难在企业和社会之间或者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是中国治理制度的基础，那个时候，显性契约会在中国实现。但现实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在国家转型到显性契约之前，必须重建隐性社会契约。没有这个隐性社会契约，执政基础就会不断被削弱，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新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华盛顿时报 服务中国的华裔工程师间谍何其多
来源：美国《华盛顿时报》

一位华裔工程师12月14日受到美国加州法院多达36项指控，包括从硅谷公司窃取军事软件的商业机密，卖给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政府，如果判刑，他将面临55年监禁及250万美元的罚款。在另一相似的经济间谍案中，另两位华裔工程师14日承认有罪，他们从四个硅谷技术公司窃取计算机芯片的设计，并试图销售给中国政府。

具中国国籍并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42岁的孟晓东(Xiaodong Sheldon Meng)，12月14日受到美国加州检察官36项重罪的起诉，包括帮助外国政府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以及各种触犯军事技术出口法律的行为。

检察官认为，孟窃取他的前雇主、昆腾3D (Quantum3D Inc)制作的用于训练军事战斗机飞行员的软件，并设法卖给一个与中共政府和军事有关联的公司，以及泰国皇家空军和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对孟的控告说，他窃取了许多昆腾3D的产品，包括专门用于军事的"viXsen" 和"nVSensor"产品，这两项产品用于训练军事战斗机飞行员准确夜视。两项产品都在美国军需品名单上被列为国防商品，没有出口许可证不准送出美国境外。

根据美国法律，要将这样的军事信息贩卖给其他国家，必须首先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许可，并受到严格的管制。然而根据检察官的调查报告，孟从未申请过这样的许可证。法庭在指控中没有涉及外国政府，检察官也不愿意谈论是否军事机密已被外泄，或是否有外国官员参与这个不法行动。

该间谍罪是最近十年来少有的经济间谍罪指控，依据1996年的经济间谍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 )，孟的案件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美国法官凯文·瑞恩(Kevin Ryan)告诉媒体说，“孟的行为不仅威胁产品的经济价值，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威胁美国的安全和军事基础设施。”

在第二件无关但相似的经济间谍案中，另两位华裔工程师12月14日承认有罪，他们从四个技术公司窃取私有计算机芯片的设计，并试图销售给中国。

在这个案件中，华裔美国公民的40岁的叶非 (Fei Ye译音)和华裔美国永久居民的39岁的钟明(Ming Zhong译音)，在圣荷西联邦法庭上对检察官的起诉中承认了一部分罪名，他们承认两项帮助外国政府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叶和钟分别面对10项指控，已被安排在明年1月审讯。

他们被指控从雇主那里窃取机密的芯片电路蓝图和其它商业秘密，并试图走私这些资料到中国。这个控告声称，他们得到中国政府不同机构的资金支持，计划建立一个微处理器公司。

叶和钟2001年在试图飞往中国时，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被拘捕。他们的行李中塞满了数千页商业机密文件，都是从四个硅谷公司—NEC公司、升阳微型系统公司、Transmeta公司和Trident Microsystems 窃取的文件。

根据这项控告，从他们家没收的文件中，包括一份Supervision Inc.公司章程和招徕项目的筹款申请，项目主要针对在提高中国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水平。

根据证词，一位向联邦调查局透露信息的商业伙伴告诉调查员，这家公司Supervision Inc.已接受中国二个城市、杭州和广州2 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发展新的微处理器。

日本将组建新“对外情报机关” 应对外国间谍机构



【网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见图）25日表示，日本政府拟成立一个新的对外情报机关，以便“有效地保护各省厅的机密不受外国间谍机构的刺探”。

　　据俄新网报道，盐崎恭久说，政府目前已经为筹建该机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将在2007年2月底前将组建方案和建议提交给内阁官房。

　　新特工机构组成将包括外务省、2007年伊始即将升格为“防卫省”的“防卫厅”、警察厅和自卫队的一些官员。预计，新机构将归内阁总理大臣直接管辖。 新对外情报机关中计划设立一个反间谍部门，其任务在于挫败外国特工部门获取日本机密的企图。

　　盐崎恭久说，新对外情报机关的另一个安全任务在于收集有关自然灾害和可能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情报并对之作出快速反应。

保障国家安全 中国政府立法严限气象资料外泄


【网讯】中国政府将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涉外气象探测和数据管理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向境外提供气象探测场所和气象资料，未经许可亦不得在中国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据称，此举是为了为保障气象资源和国家安全。

　　《中国日报》报道，办法还规定，在国防及军事设施、军事敏感区域、尚未对外开放地区、重点工程建设区域及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区域，不得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气象局副局长郑国光表示，合法有序的气象交流能提升中国在国际气象领域的合作，但一些非法的涉外气象活动不仅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并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防安全。

　　据报道，日本一家公司于2005年私自在新疆哈密设立一所气象探测站。一个英国团体今年在青岛靠近军港附近私设气象探测站，理由是为奥运帆船比赛在青岛外海举行而提前进行气象调查。凡此种种，均被中国政府视为不怀好意，并可能危及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近年来，气象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国际气象服务商业化迅速发展，赴华从事气象活动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也越来越多。但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6年在中国境内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从事的气象活动，80%未履行报批程序，属违法的涉外气象活动。其中矛盾最突出、问题最严重的又集中反映在非法气象探测和气象资料的提供、使用和汇交等活动上。
　　
　　有关专家指，气象探测资料除了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外，在国防和军事上也有很大使用价值。为维护国家安全，体现国家主权，应当高度重视气象探测资料保密。因此，除了可以公开发布的基本气象探测资料外，特殊地区为特殊目的而设置的气象台站所获得气象资料是具有一定机密性的，有些探测资料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在一定时期内也需要保密。

　　 据悉，其实2000年施行的《气象法》就规定：基本气象探测资料以外的气象探测资料需要保密的，其密级的确定、变更和解密以及使用，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执行。

广东解密八万档案 香港第一谍案涉隐私暂不解密


【网讯】原本神秘森严的广东省档案馆近期向公众解密八万多件档案，但没有被称为“香港第一谍案”的曾昭科案。有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涉及个人方面的材料一般都不会轻易解密。

　　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政府1961年10月6日宣布，当时华籍助理警司、警察学堂副校长曾昭科被当局扣留。他被扣押了58日后，在未经公开审讯下被递解出境。

曾昭科案未解密

　　曾昭科是港英当时级别最高的华籍警务人员，曾被送往英国受训。事件发生后，全城轰动。同年11月30日，港英政府再度宣布，曾昭科涉及间谍行为，经罗湖被递解出境往中国大陆。因为此次解密的档案包括部分1961年的内容，本报记者试图查看关于曾昭科的档案纪录，结果并无所获。

　　在广东这次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两份档案是有关曾昭科的，编号“215-1-161-040”是他在暨南大学任职的档案；而另一份编号为“216-1-315-6”则是他当选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

　　报道说，曾昭科被解往内地后在广州居住，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以后，曾昭科主持外语系，在教学、科研均取得辉煌成绩，尤其培养高层次外语人才方面成绩突出。

　　曾昭科曾出任广州暨南大学外语系系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1984年广东省六届人大增选曾昭科为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至2001年才因年事已高而离任。

　　问及档案馆是否有曾昭科涉及间谍行为的材料，工作人员称不知道，并解释这些涉及个人方面的材料，一般都不会轻易解密。

香港第一谍案

　　曾昭科又名曾约翰，出身跟中、英都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曾昭科是满洲旗人，出生于广州。父亲曾希颖在莫斯科大学念书，回国后专攻文学，为广州“南园新五子”之一，能诗善画，来港定居后，在圣类斯中学及拔萃女书院任教。曾昭科在广州念完小学后来港，在父亲安排下，跟兄长入读九龙华仁书院，革新会会长蔡渭衡是他的同学。

　　中学毕业后曾昭科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后来转到京都帝国大学念经济。他在大学里接触了一位左倾的讲师，认识了社会主义，熟读由德文翻译过来日文《资本论》。

　　曾昭科在日本大学毕业后返港，即加入警队，可说是平步青云，先后服务于交通部、政治部、侦探部，当过九龙区侦缉处副处长，短短11年间已升至助理警司。

　　当年他也是第一批被派往英国苏格兰场(Scotlandyard)接受特种训练的华人警官。英国著名特务机关─MI5的局长曾从英国来港访问及训练，曾氏亦接受了为期一星期的训练。精通英、日、粤及普通话的曾昭科，因为枪法好被选中当前港督葛量洪的随身保镖。

　　曾昭科曾表示，涉嫌贪污的“四大探长”蓝刚、吕乐、颜雄及韩森曾是他的马仔。据传曾昭科在铜锣湾警署当署长期间，其下属曾云是管军装，曾云即现时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及前警务处长曾荫培的爸爸。

曾当港督随身保镖

　　曾昭科是于1961年10月初被港英政治部扣留的。官方表示，他是被警方根据递解外国人出境条例扣留的。据说，在事件发生前一个星期，曾昭科母亲的住所曾被搜索。曾昭科被扣留后，政治部高级警官与高级人员又搜索过港九多间住宅，亦扣留一些人，其中包括高级文职官员和警察。曾昭科办公厅的夹万也被封，夹万内的文件由警方审阅。

　　曾昭科初时被扣留在警署，其后转解漆咸道集中营。据说，看管他的全是MI5英籍警官，华警不得接近。

被称间谍 递解内地

　　港英声称，曾昭科是潜伏于警察内部及英驻港军部的间谍，负责搜集本港及英国三军之高度秘密情报，透过在澳门的幕后指挥人，把情报交到中国政府手上。MI5人员当时正进行国际反间谍行动，注意监视一批黑名单人物，并秘密破获了这个国际间谍网，有关人员潜伏于香港、澳门、曼谷、西贡、东京等亚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