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双规”

中国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双规”

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原局长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引述《财经》杂志的报道说，据中纪委专案组的人士称，郑筱萸因其前任秘书曹文庄受审期间揭发而案发。

据中国当局公布的数字显示，过去3年中国有67505人因贪污贿赂犯罪受到查处，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腐败现象仍然非常猖獗。

涉嫌受贿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在10月中下旬对中共中央的反腐行动作高调表态，要求各地毫不动摇地开展反腐败，并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腐败。

今年61岁的郑筱萸在1998年至2005年出任中国药监局首任局长。曾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入选首届中国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家。

《财经》杂志的报道并没有透露涉嫌贿赂的人是谁，也没有说明受贿的数额是多少。

报道称，郑筱萸的“铁腕式”行政作风曾在推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真制度上得到发挥，但这一政绩后来却被同行笑为“形象工程”。

医疗事故

2006年以来，中国接连发生重大医疗事故，药品审批、注册和医疗器械等环节的很多问题被揭露出来。

6月份，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公司（齐二药）因生产假药被当局罚款1682万元人民币。齐二药假药事件在广东省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病危。

10月份，中国当局公布造成6人死亡的劣药"欣弗"事件处理结果，安徽华源药业总经理被撤职。

《财经》杂志说，郑筱萸的前任秘书、中国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在受审期间的举报，才使郑筱萸被中纪委双规。

而被视为郑筱萸“左膀右臂”人物之一的中国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在11月28日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中国新《护照法》在元旦实施

中国将会在2007年1月1日推行护照新措施，以后申请出国除了要提交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外，还要提供与出国事由相应的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简称《护照法》）于2006年4月29日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政府制定《护照法》是为了打击非法出入境和作假骗取护照等问题。

根据《护照法》的规定， 公民申请普通护照，需要提交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近期照片以及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国家工作人员出境申请普通护照的，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中国目前已有231个城市实行公民凭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按需申领护照。在实行按需申领普通护照的地方，公民只需要提交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即可申请护照。

在新法例实施之后，尚未实行按需申领护照的地方和因非法移民等问题突出地区，申请人出国除提交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外，还要提供与出国事由相应的证明材料，如出国劳务的，要提交劳务项目说明书，出国旅游，要提交团队旅游申请表等。

《护照法》又缩短了普通护照的办理时限，规定了普通护照的办证时限为15天，偏远地区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区为30天。

不可延期

针对普通护照持有人不同的年龄段，规定了不同的有效期。法例规定护照有效期为5年，可以延期两次，每次不超过5年。

为了针对不同年龄段生理变化的情况，规定了普通护照不同的有效期，未满16岁的人员所持普通护照有效期为5年，16岁以上的为10年。同时又取消了护照延期的规定。

《护照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包括：罚款、拘留、没收违法所得三种。

在2006年，公安部共发出392万个出国申请。目前2000万名中国居民持有中国护照。

达赖喇嘛改变路线了吗？－专访达赖驻欧洲特使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从青藏铁路列车餐车看西藏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日在新德里一次讲话中再度重申，他并不寻求西藏独立建国，而是希望在西藏能够在中国版图内获得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还表示，在获得自治的前提下，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对西藏是有好处的。是达赖喇嘛改变路线了吗？就此，德国之声中文广播记者采访了达赖喇嘛驻欧洲特使卡桑坚赞。

德国之声：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日在新德里再次重申，他并不寻求西藏独立建国，而且他还表示，西藏可以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受益。是否可以认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的立场出现了重大变化？

卡桑坚赞：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西藏不寻求独立，而是寻求在中国境内享有真正自治权力”的立场。达赖喇嘛在向藏人阐述这一立场时也多次重申，西藏经济需要发展，需要现代化进程。而留在中国版图内，对西藏的现代化是有好处的。但前提条件首先是，中国政府要给予西藏民众真正的自治权力。只有这样，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民族特性才能得到保护。这是达赖喇嘛一向的立场。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政府不是历来都表示，藏族人民已经享有了民族自治吗？

卡桑坚赞：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宪法和人大通过的各项法规，都是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民众也享有各种自由权力。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法规只是一纸空文。西藏的情形也同样如此。中国是由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共产党决不认同自治以及少数民族的权力。尽管西藏拥有地方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但决策权则是由共产党把持的。共产党在西藏的负责人也是由汉人来担当。

德国之声：达赖喇嘛在讲话中也表示，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对西藏是有好处的。而许多关注西藏问题的人则担心，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西藏的环境和文化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卡桑坚赞：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目标是西藏在中国境内实现真正自治。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西藏也有机会从中受益。整个中国的发展对西藏具有关键意义。但是，西藏的发展决不应以丧失民族文化以及破坏环境为代价。为了确保这一点，西藏必须拥有真正的自治。也只有这样，西藏才能从整个中国的发展中受益。

德国之声：一些流亡藏人坚信，独立建国是西藏的唯一出路。这部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上述立场反响如何呢？

卡桑坚赞：的确，过去50年来的痛苦经历让许多藏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西藏只有脱离中国，其独特的文化才有生存下去的机会。而从长远角度看，留在中国境内，藏人作为一个民族注定是要消亡的。而达赖喇嘛的立场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也在发生着诸多的变化。有鉴于此，他相信，即便西藏留在中国境内，也依然会有可能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而不必去寻求独立建国。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指责达赖喇嘛在分裂祖国，既然达赖喇嘛多次重申他不寻求独立，而只是要真正自治，这对北京政府的立场有没有什么积极影响呢？

卡桑坚赞：达赖喇嘛“要自治，不要独立”的主张并不是新近提出的，而是他20多年来一贯的立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达赖喇嘛的这一立场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尽管中国政府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民间对西藏的看法还是有了很多积极的变化。20年前，中国人想到西藏就会联想到：落后，原始，迷信等等。而现在，许多汉人开始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发生兴趣，成千上万来西藏旅游的汉人当中，就有许多是专程来朝拜的信徒。汉人当中越来越多的开明人士对达赖喇嘛“要自治，不要独立”的主张表示欢迎和支持。因此，我相信，中国社会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迟早也会对中国的态度产生影响。

朝鲜人逃亡中国口述实录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鸭绿江断桥(未修复的桥段那边是朝鲜)
曾以同情的眼光看待韩国同胞的不幸,殊不知一张新闻照片让他不再轻信,逃离那个地方成为他大半生围绕的轴心。出逃,遣返,劳改,再逃。下面是朝鲜人金泰进的口述实录。
饥荒和处决属家常便饭,老鼠和青蛙算美味佳肴。多年来,政治犯金泰进在朝鲜某劳改营挣扎着生存,营里还关押着数千和他处境相同的犯人。他们每天凌晨3点即起,持续工作到晚上,中间有一次开饭时间,口粮是100克白米。

"我渴望自由地活着,"五十岁的金泰进说。年少读书的时候,他就不再轻信:"听说我们朝鲜人生活在自由中,而韩国的百姓不允许表达自己的言论。党的新闻媒体经常报道说,韩国的反对派受到如此种种的镇压。可是,有一次我看到新闻照片上,韩国民众正在进行游行。原来,韩国人享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在元山高中毕业以后,像别人一样,金泰进接受祖国对于个人的安排,被分配到工厂流水线上做活。

1986年他决定逃往中国。在中国的远房亲戚能够帮助他避难,金泰进被介绍往一处矿山工作。但是1987年7月,他被人发现并遣返回朝鲜。整整8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被提出去接受审讯,审讯结束,劳改营等着他。"在那里我们的待遇还不如畜牲。"他回忆说。劳改营戒备森严,四处都被围上了带电的铁丝网,每天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囚犯哪里还有可能越狱?通常情况下,囚犯要在此被监禁终生,离开这里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死亡,另一种是等待提前释放。但是,被提前释放者不过凤毛麟角,整个朝鲜有25处这样的劳改营,被囚禁的20万人里每年只有1000人被释放。

据国际组织估计,朝鲜劳改营的劳动生产支撑着40%的国家经济。让劳改营空下来甚至于可能影响到权力阶层的统治。“尽管非常艰难,我还是决定尽一切的努力做一个模范的改造者,以获得提早释放。"无条件的服从终于换得了1992年重见天日,“然而自由仍然不可及。"

对于朝鲜人而言,党就是母亲,金日成是父亲,而金正日就是儿子。1994年,金日成去世,但是至今在校学生都必须能够对他的语录倒背如流。"看见他儿子的雕像,百姓必须俯身鞠躬。"朝鲜被封锁得密不透风,能了解到的西方世界的报道就只有反对美国的宣传。"
Bildunterschrift: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对美国的仇恨比海深每个人都痛恨美国,这是被教育的结果。"谁若是有丝毫不服从的表示,马上就能给押送到劳改营。"家里墙壁上挂的金正日人像若有折痕,就足够把一家老小给关起来。金正日语录中不是写过吗,国家的敌人必须要连根铲除。"

1997年,金泰进决定第二次出逃中国,此后由蒙古辗转到韩国,他受洗成为了基督教徒。"我诵读圣经,找到了自己的信仰。"目前他为某朝鲜难民援助组织工作,并试图在祖国传教,不久前他被邀请到德国。

"朝鲜禁止一切宗教信仰,对于统治者而言,耶稣是竞争-因为信徒的心目中,耶酥的地位高于他。"信徒们以地下形式交流会面,使用的圣经等书籍来自外国援助。但是,他们这一生将不识自由为何物。
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谈促进中国人权改善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默克尔访华时在上海与91岁的主教Aloysius Jin交谈
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执政已经整整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德国在促进中国人权改善方面有哪些进展，又还存在哪些不足？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基民盟党派议员 霍尔格尔.海巴赫（Holger Haibach）先生。

德国之声：海巴赫先生，您认为，从中国人权问题的角度上来看，大联合政府与前总理施罗德领导下的前任政府相比有哪些改善？哪些方面还有待改进？

海巴赫：有一个领域，应该说是在向积极的方面的发展，我把这个领域叫做“象征性政治”。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而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问题时，也能够直言不讳地向对方指出。

德国总理和外交部长在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时，他们分别都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人权领域所存在的，我们认为格外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默克尔总理在访华时也会见了中国天主教会的代表。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是要使促进人权改善的措施更为有效。这不仅仅是德中双边人权对话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欧盟层面上的欧中人权对话面临的问题。我感觉，德国虽然有良好的意愿，希望促进中国改善人权，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实效性。

德国之声：您曾经讲过，人权对话不能光是闭门交谈，一定要拿出结果。您怎么看待2006年的德中人权对话？

海巴赫：有些地方是在向积极方向发展，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人权对话还存在非常多的缺陷。人权对话如此，法制国家对话也是如此。举例说，德国帮助中国培训法官，我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德国应该继续做下去。但是，在德中对话中，德方感兴趣的很多话题受到了限制，比如：少数民族问题、言论自由和废除死刑的问题等。我知道德国外交部的人非常努力地准备人权对话，但是和中方的合作十分困难。我认为应该进行德中对话，但是有必要在双方商定好具体内容后再开始对话。

德国之声：您刚才在谈到人权对话时，也谈到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您是否认为，应该把人权对话和德中两国在其它方面的合作结合起来，不要把人权对话孤立于其它合作项目之外？

海巴赫：人权政策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应该成为所有的政治领域都关心的话题。人权问题自然也会涉及法制国家的问题。比如：法庭是否能够公正判案。我们知道在中国，法院往往做不到公平审理案件。

我认为，发展援助工作应该和人权政策挂钩。用发展援助资金资助培训和合作项目，以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近日被秘密审判。他家人委托的辩护律师没有被允许为他出庭辩护。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海巴赫：我对高律师被秘密审判一事非常担忧。我看到了这条消息，这位律师曾经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辩护，他做的很多工作触动了政府。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以维护别人的权利为己任的律师受到这样的对待，对一个国家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怎么去对待一个异见着，是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试金石。由此，也能看出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法制文明程度。

这也是我在中国政府身上看到的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愿意进行人权对话，另一方面，一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马上就不干了，开始搞这种秘密审判。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现象，我们不能支持这种做法。

德国之声：2007年上半年，德国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对欧中人权对话有什么建议吗？

海巴赫：首先，我们认为人权对话要有实效。其次是，我们认为应该扩大讨论的话题范围，把所有的有关建立法制国家的话题包含在内。比如说：公平审理、杜绝随意抓捕、取消死刑，特别是取消劳改制度等问题。

中印的非洲行为有积极效果也有负面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如何走进非洲？观点有分歧
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强国对非洲大陆的兴趣在许多领域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比如，原油价格升高，这使许多非洲产油国的收入明显增高。而随着竞争的加剧，获取产品和资金的渠道变得更多了。但同时有不少问题，看法也有很大分歧。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的非洲问题专家，中国非洲问题专家，苏丹独立报人，埃塞俄比亚援助问题专家。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的非洲问题专家查胡德认为，非洲大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出现变化：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当地的发展。她说：“对于那些以出口原材料为主的国家来说，收入主要被精英阶层所把持，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口业方面，印度和中国构成的潜在竞争压力。对非洲的外来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开发领域。”

中国非洲问题专家何文平认为，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确保出口市场和能源贮备对自身的发展极其重要。她说：“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正式实行所谓“走出去”的战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发展空间变得越来越有限。全球化发展已是势在必行。这里涉及的并不仅仅是非洲大陆，而是整个世界。”

苏丹是中国非洲战略的桥头堡之一。中国向该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开采和出口原油。一方面，苏丹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另一方面，首都喀土穆却是一派繁荣景象，到处都在大兴土木。一些人在石油生意中中饱私囊，一夜暴富，这在当地已是公开的秘密。苏丹反对派前不久发现，政府公布的预算报告中竟然只字未提原油和黄金业的收入。独立报业人士塔班表示，有多少国有资产被侵吞，外人根本无从知晓。

这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反对派人士表示，中国人正在把苏丹带入一场灾难。他说：“苏丹南部发生爆发内战时，中国人开始大举进入苏丹。1999年，他们开始开采和出口原油。你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开采石油的吗？苏丹南部数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当地的努尔人被驱逐，甚至被杀害，以便中国人能在这里开采石油。可以说，苏丹的石油是用苏丹人民的血汗换来的。现在人们谈到中国人都是满腔的义愤。”

埃塞俄比亚发展援助问题专家加比沃尔德表示，当年中国和印度曾大力支持非洲人的反殖民运动，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上述两国更多的是在考虑本国的利益。

他说：“印度曾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国家。而中国曾在非洲独立解放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非洲各国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几乎都曾在不同时期去过中国。这些历史功绩不容质疑。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必须面对新的现实。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还没有及时注意到这种变化。这并不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过错。他们当然要代表他们本国的利益。不结盟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了。非洲各国必须依照自身利益确定发展路线。”

北京的天气比人权更重要？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人权问题当然比天气更重要
瑞士体育联合会拒绝将在中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与人权问题挂钩，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如下：

中国在2001年获得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激烈讨论。申办委员会曾承诺，一旦申办成功将帮助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不过情况在那之后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如果抗议声越来越大,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K) 提到奥林匹克宪章的道德原则――希望中国可以继续保持。

瑞士运动员也希望2008年在中国获得奖牌，作为瑞士体育联合会官方组织的瑞士奥委会对于尴尬的人权问题不予以考虑。瑞士奥委会提出了“激情、力量与表现”的口号，他们的目标是获得奖牌榜的前10名，却对谈政治没有什么兴趣。瑞士体育协会主席格尔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特别提到了这个原则。“不存在任何原因，去采取政治行动，”这份12行的声明称之为，“体育与中国政治情况的联系。”

事情的演变与瑞士大赦国际的期待恰恰相反，该组织将奥运会看作是一次向中国施压的机会。秘书长博罗梅希望以备忘录为契机，要求体育联合会与中国书面对话，但是圣诞节前他收到了来自格尔和总裁布拉特的答复，很显然，他的努力失败了。

格尔和布拉特在拒信中提到，在中国运动员将全力以赴：“根据经验，额外的负担将影响竞技成绩。”布拉特更关心的不是人权，而是中国的天气情况，他在信中提到：“北京的天气情况带来的挑战已经足够了……”

此话引起了大赦国际的不满。博罗梅称该体育组织的态度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在的情况几乎发展成了体育组织与人权组织的对话。1月初国际奥委会将接见大赦国际的代表团，早在11月16日，荷兰奥委会就与大赦国际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1月份大赦国际还将拜会瑞典奥委会。

瑞士也许仍然会拒绝大赦国际。体育联合会主席格尔表示，他将再起草一封信，不过态度不会改变，他的观点是，“应该对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关心的应该是政治而不是体育，因此选择我们的运动员是错误的目标。”

这种态度使得那些投身体育的政客也产生了分裂。苏黎世议会主席斯塔尔认为：不应该将体育问题与人权问题相混淆；不过副主席帕斯卡勒则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她认为：“瑞士奥委会应该与大赦国际谈话，这是一个机会。”

议会人权小组害怕瑞士运动员被中国政府利用而保持沉默。议员马里奥认为格尔的决定“非常不幸，是巨大的退步”。“瑞中之间正在建立人权对话，体育也不应该回避，这是瑞士的耻辱”，议员卡洛认为。他建议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要利用在中国的机会，去嘲笑那些损害人权的行为。”

不过格尔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而将要退休的主席布拉特也不准备再就此问题多说什么，1月31日，吉格尔将成为其继任者。

地方操控选举严重 威胁中央实现和谐社会抱负
环球网

【网讯】中共基层人大代表换届改选已进行了半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具有指标性质的城市都已结束改选。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但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日前表示，地方政府作弊、操控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甚至攸关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中央在新阶段政经抱负的实现。

　　目前中国已有127个市、1755个县、29015个乡完成党委换届选举。63个市、131个县完成人大、政府换届选举。63个市、129个县完成政协换届选举。3718个乡镇完成人大、政府换届选举。

　　这次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是中共建政以来时间最集中的一次，也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政以来的第一次地方党委换届。按计划，市县乡党委换届于2007年第一季全部完成，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选举于2007年底全部完成。

　　但是，《中国时报》引述李凡的话说，到目前为止，从若干具有指标性质的城市、省分观察，非共产党提名的独立候选人，依旧无法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但回归到本质面考虑，法律层面所赋予独立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是被地方政府不当执行选举法规所稀释。

　　根据中国的选举法规，非共产党提名为候选人的选民，可以透过当地选区十名以上选民联署推荐，成为自荐候选人，即独立候选人。但是，深圳的江山、邹涛等人都受到当地选举委员会的阻挠，使得江山、邹涛根本连成为独立候选人的机会都没有。这种让有意参选的选民无法成为独立候选人的情况，在此次换届改选中相当普遍。

　　李凡还表示，即使选民成为独立候选人，也经常面对地方政府的施压，施压的对象不只独立候选人本人，更包括支持独立候选人的选民。1987年起四度独立参选的姚立法，在1998年首度当选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但由于小学老师出身的姚立法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为维护教师、农民权益与当地政府“对着干”。他固然赢得民意，但当地政府开始对他“另眼相看”，连续两届向姚立法选区的选民施压，都导致姚立法落选。

　　姚立法并非没有选民支持，此次改选中，全市的每一个投票站都有投姚立法的票，得票情况也都不错。但是，他的大票仓，也就是他本人所在的选区却受到地方政府集中施压，得票数反而寥寥无几。

　　湖北枝江的吕邦烈比姚立法更为悲情。他所在的村落村主任贪污、受贿、作假帐，早就为当地农民所不满。2001年吕邦烈被当地农民选举成村主任，之后，吕邦烈就不断的遭到殴打和威胁，最后只能流落在各地打工活命。今年他再度成为独立候选人，但又被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而无法当选。

　　根据中共党内规则，这次省级换届产生的党政“一把手”可能进入“十七大”新一届中央全会的候选中委名单，成为影响一方乃至整体全局走向的政坛新力量。

　　以此前一些地方的官员表现为鉴，中央推出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往往踏空走样，一些地方对中央精神阳奉阴违，一些地方无视党纪国法。凡此种种反映出，地方党政班子配备的好坏强弱，直接关系政策的执行、中央的权威乃至民心的向背。因此，中央对这次地方党委换届极为重视，它攸关“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中央在新阶段政经抱负的实现。

　　但李凡表示，虽然中共中央高喊扩大基层民主，但到了地方却无法落实。严格来说，关键还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

陈超贤大曝贪污内幕 陈良宇霸主时代终结
环球网

　　陈良宇案越查越深，一点没有剎车的迹象，不断有贪官和地产商落网，涉及社保案落网者已逾五十多人。日前传出陈超贤为保命大曝陈良宇贪污内幕，而于日前结束的中共上海市委八届十次全会，也预示着陈良宇霸主时代已成为过去。

　　据东方网报道，为期三天的中共上海市委八届十次全会结束，同前几次会议相比，全会会场布置呈现民主会风、体现市委常委的集体领导，会议简报突出上海未来发展的建议。

　　报道还注意到一些细节，与会人员的座位与以往不同，改为“横向”排列。一位参会人员表示，走进会场就发现会场布置跟以往不同，整个会场显得更加明亮、宽敞，并表示“市委领导跟我们的距离更加近了，这也更好地体现了民主的会风”。

　　此番布置背后意味着陈良宇霸主的时代过去了。据悉，陈良宇在任时曾一手策划全会的内容，早在2006年5月，陈良宇召集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党史办以及社会研究部门有关人员，要求该部门派员协助收集资料，准备为2007年召开的中共上海九大起草报告，报告的重点侧重总结五年来上海所取得的成绩。参加起草该报告的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周东华表示，陈良宇希望多些部门协助搜集资料、写报告，要求更有“创新意识”，实质是要更多地突出他个人在位时的政绩。周东华表示，上海五年的成绩突出有目共睹，但其实上海的未来可能更为引人关注。

　　陈良宇意识到2006年是他在上海工作的最后一年，要以此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在位时对上海的丰功伟绩来划上圆满的政治句号。不想9月24日中央对他采取措施，陈良宇赴京再没有回来，写作小组工作了几个月也自然解散。

　　目前，中纪委查实陈良宇涉嫌重大经济问题，已认定涉贪1.5亿元，案件的进展得益于上海长宁区区长陈超贤涉案被查后保命供出大量内幕，案情还涉及陈良宇的妻子黄毅玲和年轻情人，近期都被“邀”协助调查，而儿子陈维力早前外逃美国。

　　不久前，上海市委的一位副书记在部分局级官员的吹风会上指出，中纪委查核的陈良宇违纪违法问题，远比9月24日陈良宇被审查之初中央所公布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并透露该案在2007年上半年会作出审判。有消息称，被审查中的陈良宇所获待遇不差，但经不起从高官堕落至阶下囚的心理打击，头发花白，牙齿松动，痔疮发作。

　　有消息说，被宣布遭撤职接受审查后，陈良宇开始时态度强硬，自恃自己是高官，又对上海发展有贡献，更认为有强硬后台的保护伞，拒不配合中纪委调查。直至他的“小兄弟”、上海长宁区区长陈超贤涉案被中纪委邀请协助调查后，供出陈良宇大量违纪违法的事宜，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下了头。

　　据称，陈良宇前秘书秦裕和陈超贤是陈良宇的左右手，秦裕为陈良宇摆平官方台面上的事，陈超贤则为陈良宇摆平台底的事。陈超贤是陈良宇任职黄浦区时跟随多年的“小兄弟”，陈超贤鞍前马后跟着跑，是少有的几个可以自由出入陈家的人，陈良宇私下不方便的事，均交由陈超贤出面。早在1993年在黄浦区时，陈超贤就送了百万巨款给陈良宇的太太黄毅玲，陈良宇多年来的劣迹他都一清二楚。陈超贤曾担任中共上海黄浦区委常委、黄浦区常务副区长，2003年7月被调任长宁区任区长。据说，陈超贤贪得无厌，除了书记以外，属下官员都要向他进贡，他则来者不拒，中纪委调查组查出其在黄浦、长宁区任职时利用批地、批项目等收受巨额贿赂，总值超过五千万元。

　　为求命命的陈超贤供出的内幕包括了陈良宇收受原始股票、转用他人姓名等事实，经查涉及金额高达逾三亿人民币，其中查实认定的约1.5亿元。此前，中纪委在陈良宇的办公室除了搜出一些别人赠送的名贵字画等，没有什么经济犯罪的证据。

　　陈良宇案越查越烈，一点没有剎车的迹象，上海一些局级以上官员的情绪出现不稳，开始为自己、为上海的未来担忧。在10月26日上海区县局干部会议上，代理书记韩正就指出，受陈良宇案的影响，上海官员中存在着四种情绪：有的人困惑，认为多做多错，以前市委定的还要不要继续做；有的人为难，案发后抓稳定的压力增加了，老百姓来访增加，动迁难度也高了；有的人担忧，不断有人涉案，不知还会有多少；有的人悲观，老百姓对上海、对共产党的信任受影响了。有学者指：出了这么大的案子，上海没乱，“应该说，这三点都做到了，但令人印象最深刻、做得最好的恐怕还是第三条吧”。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对陈良宇的处理，得到江泽民首肯。在陈良宇捕前约一个月的8月10日，也即江泽民八十大寿前一星期的日子，《江泽民文选》在全中国发行。这一方面意味着江泽民的历史地位已被确立，但另一方面，也意味他今后会淡出中国政治。

　　2006年是中国国内政局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正得到具体落实；他的和谐社会路线正式得到中共六中全会确立，中央经济方针正式由又快又好修正为又好又快，多名曾任职共青团的政治明星登上新岗位，也引起广泛关注。分析认为，胡锦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得从9月24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开始谈起。


南京军区多项人事调整 1950年代将官渐成指挥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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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中共南京军区近日进行多项人事调整，范围包括军区本部、省军区、野战集团军以及海军东海舰队，除军区内部调整外，也有跨军区的调动。分析称，这一波人事调整显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将官，正在成为军级的指挥主力。

　　凤凰网报道披露的南京军区人事调整包括：原兰州军区第四十七集团军政委褚益民少将，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接替升任副政委的李长才。

　　驻浙江的第一集团军政委刘晓榕少将，调升兰州军区副政委；原福建省军区参谋长蒋谟祥少将，调任第一集团军军长；原沈阳军区第十六集团军副政委王平少将，调任第一集团军政委。

　　海军方面，王治国少将接任东海舰队参谋长；上海保障基地政治部主任张晓天大校升任基地政委。

　　省军区方面，原驻江苏第十二集团军副政委李笃信，升任江苏省军区政委；原南京军区联勤部副政委程童一，升任浙江省军区政委，原浙江省军区政委马以芝退役；原上海警备区参谋长王宁，升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原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刘沈阳，担任福建省军区司令。

　　南京军区下辖上海警备区、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第一集团军驻浙江湖州，第三十一集团军驻福建同安，第十二集团军驻江苏徐州。

　　报道说，这一波人事调整显示1950年代出生的将官正在成为军级的指挥主力。

马军刘安东分掌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环球网

【网讯】中国邮政改革再迈出实质性一步。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批准，任命马军胜为国家邮政局局长、党组书记，信息产业部党组成员，同时，任命刘安东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中国邮政报报道，除上述一把手任命外，国务院还任命冯新生、张亚非、李国华、刘明光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国家邮政局方面则任命盛汇萍为国家邮政局党组副书记、纪检组组长，命徐建洲、苏和、王渝次被任命为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于今年11月29日完成注册登记，为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的副部级央企。此前任国家邮政局局长的刘安东出任中邮集团第一任总经理。同时成立的还有国家邮政管理局。

　　成立国家邮政管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是此次邮政改革的一部分。据了解，此次邮政改革之后传统的老邮政被“一分为二”：一是国家邮政管理局将以国家邮政监管机构的身份出现，地方邮政管理局接受其监管；一是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公司业务将包括普遍服务业务、竞争性业务（包括快递和物流业务）和邮政储蓄业务。

　　中国邮政系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中华工商时报》评论文章指，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政企不分，管理费用不断增长。二是邮政部门承担着“普遍服务”的业务，而这类业务往往收费低，成本高。据了解，中国现有6.7万个邮政营业所，其中有1.6万多个边远地区的基层营业所每年营业收入不足两万元，而维护这样一个营业所的正常运转，平均每年需要支出14万元。仅此一项，每年亏损可能达数十亿元。显然，为改变这一状况，改革是必然的。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邮政体制改革是内忧外患使然。长期的中国邮政政企合一，使邮政系统缺乏市场竞争经验，长期亏损；而另一方面市场逐渐开放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民营和外资邮政业务服务企业（如民营快递）也将给中国邮政带来激烈的竞争。

　　有专家则改革表示担忧，邮政体制的改革绝不能出现邮政公司一家垄断的格局，邮政公司绝不能利用自己的行业优势地位，依靠压制竞争对手或随意调整服务资费等方式去赚钱。

马军胜简历

　　马军胜，男，出生于1961年8月，汉族，山东宁阳人，1991年7月入党，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电话交换系，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在广西南宁市电信局、广西邮电管理局计财处工作，历任技术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党组成员，邮电部计划建设司副司长、国家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6年12月任国家邮政局局长。

传中央提名海南省委副书记罗保铭任海南代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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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近日有消息传出，海南省委副书记罗保铭被中央提名为海南省副省长、代省长。罗保铭是在2001年7月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职务上调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的，在海南工作已届五年半。

　　香港《文汇报》报道，罗保铭，1952年10月出生，天津市人，系在职研究生学历，获历史学硕士。1985年11月，33岁的罗保铭出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职务。此后罗保铭历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商业委员会主任、宣传部长等职务。现为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罗保铭简历：

　　罗保铭，男，1952年10月生，汉族，天津市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历史学硕士，1969年5月参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海南省委副书记。

　　1969.05 - 1973.12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班长、排长、副指导员
　　1973.12 - 1978.11 天津市无线电元件三厂工人、车间党支部副书记
　　1978.11 - 1981.09 天津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
　　1981.09 - 1984.03 共青团天津市委青工部干部
　　1984.03 - 1984.11 共青团天津市委研究室主任
　　1984.11 - 1985.11 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
　　1985.11 - 1992.04 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其间:1987.09-1988.01在中央党校学习)
　　1992.04 - 1993.03 天津市大港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1993.03 - 1994.10 天津市大港区委副书记、区长
　　1994.10 - 1995.07 天津市大港区委书记、区长(其间:1991.09-1995.01在南开大学明清史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1995.07 - 1997.10 天津市商业委员会主任、市委商业工委副书记
　　1997.10 - 1997.12 天津市委常委、市商业委员会主任
　　1997.12 - 2001.07 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其间:1997.12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委、候补中委研讨班学习)
　　2001.07 - 2002.04 海南省委副书记
　　2002.04 - 2002.09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
　　2002.09 - 海南省委副书记

　　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另据《青岛日报》报道，青岛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王书坚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而原青岛副市长于冲已调任山东省旅游局党组书记。


2006年两岸交流频繁 已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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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受海峡分隔，2006年往来却格外频繁。中国青藏铁路开通，两岸媒体携手报道；还有几天前南台湾大地震，香港、大陆感同身受。似乎凸显双方俨然已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东森新闻报称，青藏铁路世纪通车大典，两岸三地媒体即大阵仗聚焦，19家媒体28名记者共襄盛举，展开为期14天的深度采访，为外界揭开西藏神秘面纱，这也是自1992年两岸记者首次交流后，双边第七次连手出击。

　　文章称，过去一年，台湾香蕉过剩严重滞销，多赖中共中央国台办以及相关单位以高于市售价格，紧急采购台蕉三百吨，有效纾解蕉农血本无归惨况。

　　海南省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全家总动员，夫人连方瑀、公子连胜文，甚至准媳妇蔡依珊通通到场，综观这场论坛，促成大陆采购台湾过剩香蕉为台农纾困，堪称主要贡献之一。而连夫人贵气有品味，以及准连夫人亮眼有气质，则意外成为大陆媒体新焦点。

　　眼见两岸节庆直航包机近年试行顺利便民无数，国民、亲民两党今年年底连手推动法案，以多数优势将松山机场直航港澳以及两岸三通直航议案排入立法机关议程，此举获得普遍支持，根据台湾官方公布最新民调，75.6%民众赞成两岸吸取春节、中秋包机经验，循序渐进推动全面直航，似乎说明三通远景指日可待。

　　10月黄金周，大陆赴台人士络绎不绝，却惊传旅行团车祸6死15伤，地点位于台湾南投县，事发当天全团祸不单行，不仅旅客与导游闹僵，行程耽误，游览车更因车速过快煞车失灵，造成天人永隔悲剧，所幸台湾陆委会、卫生署、交通部等等各方连手应变，阻止惨剧扩大，却也凸显两岸旅游上建立意外事故、紧急联系及处理机制为当务之急。

　　两岸观光迟迟未开放令不少人大失所望，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岁末年关一句“开放兑换人民币现在正好”，似乎为事情带来新契机，外界纷纷揣测，央行拍胸脯保证，有能力一星期内完成兑换准备，是为开放旅游铺路。翌日直接带动观光股票多头卡位的盛况。

　　牵一发而动全身，12月26日台湾西南近海接连地牛大翻身，震荡两岸三地，香港、澳门、福建、广东等地全部天摇地动，这次地震规模之大，释放能量等同六枚原子弹，虽说未引发海啸，却重创多条海底电缆，直接冲击海峡两端互联网、电信，MSN连不上、电话打不通，台湾也有伤亡，自然引起大陆海协会高度关注，致函台湾海基会献上深切慰问。

从互不信任到合作伙伴 中国对境外媒体心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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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日前宣布北京将放宽对境外媒体在华采访的限制等等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在发达国家早已是司空见惯，但它代表着中国政府在对外媒体的思维、心态和政策上正在进行积极的调整。

　　据《联合早报》报道，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与境外媒体，特别是与西方媒体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很融洽。其中的矛盾和复杂心态，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汇予以概括。因为这不仅牵涉到双方对媒体职责的理解不同，而且还涉及到双方对各自角色的定位有差异。由于这些差异，双方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信任对方，所以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解、摩擦，甚至对抗。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政府与境外媒体之间的不融洽，更是中国社会和国际政治现实的直接反映。战后以来，西方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抱持尊重、客观和公正的心态。反过来，共产党国家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西方媒体的戒备和警惕。因此，中国和西方媒体之间不只存在着上述认识上的差异，而更有实实在在的政治和历史恩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在28日宣布北京将放宽对境外媒体在华采访的限制措施，主动协助境外媒体获取信息，包括将有更多国务院部委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并且向媒体公布中央和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电话号码，等等。这就目前信息还不够透明的中国而言，还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重要的还不是这些决定和措施，而是背后的思维和心态。蔡武主任说，如果中国不主动地把权威和准确的信息向媒体和公众公布，那就会有人越俎代庖，向外界传达不完整、不准确和被歪曲的信息。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由于它出自中国政府宣传部门的主管人物之口，因此其重要性就不可忽视。可以说，它代表着中国政府正在对思维、心态和政策进行积极的调整。

　　北京方面过去经常指责西方媒体故意歪曲和丑化中国的形象。首先要承认确实有这样的事实，但是，中国政府在指责外国媒体的同时，却未对自身进行反省，而是把责任全部推到境外记者的身上。

　　而这一次，蔡武所言有很大不同。“假若自己不这么做，别人就会那么做”，这是一种积极的思考角度，而不再是消极的思考模式。而这种转变，正是中国新闻主管部门最为需要的。与有关官员过去一味抱怨和批评境外媒体的做法相比，蔡武主任真正看到了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蔡武在28日的记者会上还说，中国政府将把国际媒体当作“建设性合作伙伴”。这是一种崭新的定位，在观念上是一个本质性的飞跃，着实令外界感到欣慰。

　　如上所述，在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的驱使下，中国各级官员对外国媒体，尤其是对西方媒体的不信任和戒心，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人前只说三分话”，“防人之心不可无”，便是不少官员面对西方媒体时的心态。可是，越是吞吞吐吐，越是说话不痛快，西方记者就越是感到神秘，越是处处怀疑。

　　把国际媒体当作“合作伙伴”，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将自己和境外媒体的关系，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而这种公开的表态，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外宣传姿态，对境外媒体和公众具有亲和力。

　　观念的转变最难，但也最为重要，因为它迟早都会带来政策和行为的改变。中国目前的实力、国际环境和国民心态的成熟，已足以让舆论主管部门以更开放的胸怀面对国外媒体。这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面子和形象问题，而更是强化软实力、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性课题。当然，不只是针对境外媒体，同时更要对自己国内的媒体采取平等和开放的态度。


方便外国记者采访奥运 北京公布新闻发言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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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北京市日前首次向中外媒体公布了北京市95个新闻发布机构的98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电话。据悉，此举主要是在奥运宣传的大背景下方便外国记者到中国采访。从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官职看，北京奥组委的两名新闻发言人级别最高，均为副部级官员。

　　《新京报》报道，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规定，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名单可以让他们直接去联系采访事宜，而不需要通过我们。”

　　据了解，该名单共98位新闻发言人，95个新闻发布机构的工作电话，包括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北京市委的一些部门也公布了新闻发言人和电话。

　　报道说，该名单的准备工作已酝酿数月。此前，北京曾召开各部门新闻发言人会议，要求发言人提高奥运新闻发布水平，改善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印象，该会议结束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等知名发言人还作了讲座。

　　2003年1月，北京市政府制定《关于在各委办局、各区县设立新闻发言人规范新闻发布制度的意见》，要求市各政府系列的局级以上单位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并首次推出75名局级新闻发言人。尽管各相关部门制定了新闻发布制度，但是新闻发言人很少出席新闻发布会。

　　事实上，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北京市加大了对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力度。去年，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和北京奥组委的联合推动下，分别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对全市120多位新闻发言人及工作人员进行了四天的培训。

　　从此次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来看，基本沿袭了2003年的新闻发言人构成模式。从市职能部门看，新闻发言人大多是局级副职，如北京市教委的线联平，是教委副主任；从区县来看，新闻发言人则由副区长和宣传部长构成。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奥组委的新闻发言人有两位，即秘书长兼执行副主席王伟和执行副主席蒋效愚，此两人均为副部级官员。曾担任过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王伟形象高大、英文一流，曾多次主持国际奥委会的重要会议。而声音洪亮、口才一流的蒋效愚是北京奥组委资格最老的宣传部长，是北京奥组委的重要新闻发布会上出镜最多的人。

　　报道说，由于98位新闻发言人均为局级甚至副部级官员，因此，此次公布的联系电话均为新闻发言人机构的办公电话，也就是说，拨打这些电话并不能直接找到新闻发言人。

废除陈良宇式“创新” 上海党政重新强调集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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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27日抵上海后即开始工作，28日参加了上海市委全会，29日又出席了市纪委全会。与赴其它省市的考核组相比，来上海的“钦差”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帮助上海官场尽快纠正陈良宇主政时期的错误做法。陈良宇主政时期发明的部分“创新”机构与措施已被废止，但有市委委员指出，不能低估社保案的负面影响。

“务必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据《大公报》报道，上海市委近期的工作主要有三大重点：强调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巡视力度；扩大民主范围，增加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的数量；增加官员任用透明度，恢复无记名票选官员。

　　“务必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句话近期经常挂在韩正嘴边。据悉，上海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都传达该精神，各项工作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要搞各种所谓的“创新”。陈良宇时期发明的部分“创新”机构与措施也已被废止。不过，有市委委员指出，不能低估社保案的负面影响。

　　来上海履新不足一个月的中纪委常委、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沈德咏，这二十多天里没有丝毫空闲。据悉，他已与人大主任龚学平、政协主席蒋以任等进行了工作会谈。沈德咏如此紧密的安排，显然有多种含意：第一，尽快熟悉情况，有利开展工作；第二，争取各界支持纪委的工作；第三，通过走访传达中央的想法，安抚各级官员。

　　在中央巡视组分赴各地的同时，上海市委也成立了四个巡视组，将赴此间十九个区县进行巡视。据悉，巡视组将效仿中央，获授予更大权利，配备更强人手，在每个点的巡视时间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

增加市委委员

　　恢复和扩大党内民主制是韩正任代理书记后的一个工作重点，本周初的《人民日报》头版更刊登了《防止制度在一把手面前苍白无力》的文章，韩正在文中指出，“坚决防止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坚决防止个人独断专行”。

　　对于一把手的权力下放给谁，上海市委的想法是，由个人决策真正变为集体决策，即强化常委会的集体领导，增加市委委员。陈良宇时期的中共八届上海市委有五十九名市委委员。据悉，明年五月举行的党代会上，委员将有一定幅度增加，各区县的书记都将当选市委委员。与此同时，市纪委委员也将在本届三十九人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所有区县的纪委书记都将担任市纪委委员，从而加大纪委系统垂直领导的力度。

恢复无记名投票

　　据消息人士介绍，在中共上海市委全会上，许多市委委员都表示———恢复官员任用的投票制度，以无记名方式投票，表达对候选人的真实想法。据了解，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亦有望很快得到恢复。

　　自从陈良宇因上海社保基金案而被撤职审查后，被牵入调查的人越来越多，外界一直都关注，该案是否会再涉及更高层次的官员，不过，香港时事评论员柳三禅认为：“我觉得这个案件也就办到这里为止了，不会再往上办，因为权力要平衡要稳定。”


民众举报屡遭报复 中纪委开通“纠风之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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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中纪委、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在30日联会启动“纠风之窗”网站，目的是为了及时反映不正之风问题。有关数字显示，每年查办的贪污贿赂等案件中，近八成是因民众举报才查获，但举报人却往往因此而面临报复。

　　《法制晚报》报道，国务院纠风办负责人在网站开通仪式上指出，开通“纠风之窗”网站可以保证全天候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第一时间了解民众疾苦，并欢迎社会各界踊跃登录“纠风之窗”。该网站地址为www.mos.gov.cn/gjb。

　　但网上举报是否能保护举报人，目前尚未可知。来自中国最高检察院举报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每年查办的贪污贿赂等案件中，近八成是因民众举报才查获。举报人举报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与政府的公权力有关联，导致举报人面临着“羊”举报“虎”的困境。面对腐败现象和行为，许多民众对举报却是有心无胆，原因是近年来大量因举报引起的报复性惨案、冤假错案频频出现，而且手段还不断升级，甚至雇凶杀人，还有一些被举报人利用职权公报私仇，假借合法把举报人撤职、调离甚至打入监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表示，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有保障举报人或者证人安全的责任，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个机关主要负责，具体由哪个部门来保护，这就容易造成互相推诿，谁都应该保护，实际上可能谁也没有保护，法律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实际上，中纪委、监察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出台过文件，对保护举报人作出规定，但是，这些零散的规定尚不足以构建一个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体系。


陈良宇的情人曾是专门接待高官的西郊宾馆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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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中国的落马贪官似乎个个都有情妇。据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情人曾是上海专接待高官的西郊宾馆服务员，由陈良宇的“小兄弟”、原上海长宁区区长陈超贤出面“摆平”，该女子成为陈良宇家的“常客”。

　　《联合早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陈良宇遭撤职审查后，陈良宇之子陈维力已潜逃美国，中纪委专案组相信，陈维力外逃一定带走不少陈良宇违法犯罪的证明。

　　陈良宇的情人曾是上海专接待高官的西郊宾馆服务员，早年，陈良宇常进出西郊宾馆，看中了她，主动搭讪交换电话，最后两人就在一起了。当年该女子仅二十岁，身高一百七十厘米，颇具姿色，很受陈良宇宠爱。最后，由陈超贤出面摆平，该女子成为陈良宇家的“常客”。

陈良宇在上海西郊龙柏饭店有密室

　　知情人士称，当上海市委书记前，陈良宇生活随意，常出入酒店，看上哪位服务员就会写下电话，叫手下去约出来吃饭。陈良宇身边的人称，陈很义气，吃完饭还会给人家数百元小费，“他很懂行情”。陈良宇身边人更透露，陈在上海西郊龙柏饭店就有密室，他带人在此约会，完事后有时还不用司机，自己开车送“客人”离去。龙柏饭店的老板正是被关押三年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显见两人间交情匪浅。

陈良宇小弟陈超贤供出大哥罪行

　　据指出，陈良宇遭撤职审查之初，态度强硬，自恃又是高官，且后台有保护伞。直到他的“小兄弟”、上海长宁区区长陈超贤被邀“协查”，并供出陈良宇大量违法情事后，才不得不低头。上海官场都知道，陈良宇前秘书秦裕和陈超贤是陈良宇的左右手，秦裕负责摆平官方台面上的事，陈超贤则摆平台面下的事。陈超贤是陈良宇任职黄浦区时跟随多年的“小兄弟”，陈超贤鞍前马后跟着跑，是少有几个可以自由出入陈家的人。

　　陈良宇私下不方便的事均交由陈超贤出面，早在1993年在黄浦区时，陈超贤就送了百万巨款给陈良宇的太太王静芬，陈良宇多年来的劣迹他一清二楚。据中纪委调查，陈超贤在黄浦、长宁利用批地、批项目等收受巨额贿赂，总值超过五千万。

　　当年，中国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贿四千多万人民币，最后被判死刑。陈超贤知道，以他这样的官级涉贪如此之巨，定难逃死罪。为保性命，陈超贤在协助调查中相当配合，全盘揭露了陈良宇违法犯纪情事。同时，已查明的1.5亿元贿款均以老婆及其情人名义挂名。


上海官方网站证实百联集团董事长薛全荣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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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社保案沉寂两个月后，陈良宇在上海滩另一位“小兄弟”落马。此前沪上已有“出事”传言的百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薛全荣，近日被再度风传已配合有关方面接受调查。上海官方网站上已刊载了有关消息，因此证实薛全荣落马消息属实。

　　《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工作小组对薛全荣出事是否确实并未作正面否定，而表示“此事还在核实之中，如有最新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媒体”。对于薛全荣被调查的说法，百联集团新闻发言人此前则对媒体表示“不知情”。登录百联集团网站，仍可见薛全荣相关的文字和图片，但在宝山区政府网站，有关他的资讯已全部删除。

　　上海官方网站东方网和新民网都已刊载了薛全荣被查的消息。按照惯例，官方媒体一旦作出报道，等于证实了消息属实。

　　刚在上周正式对外营业、有上海“第一Mall”、“中国零售业第一品牌”之称的百联中环购物广场，其投资涉嫌来自上海社会保障基金的违规贷款，多达二十七亿元人民币，现正被调查。
　　
　　五十二岁的薛全荣今年四月刚调至百联集团任党委书记、董事长，他先后担任黄浦区区长助理、虹口区长、宝山区区委书记。黄浦、宝山两区皆为社保案的“重灾区”。薛全荣在1988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黄浦区计划委员会主任、区长助理时，当时的黄浦区区长正是陈良宇。

　　耐人寻味的是，薛全荣在中共上海市委八届十次全会上曾发言说：“社保案发生后，市委常委会的工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突出了常委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得到有效执行；二是处惊不乱，体现了高超的驾驭复杂局面和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三是各方面工作部署和推进有节奏，稳步扎实，富有成效。”此外，薛全荣当时亦表示，“要关注一些干部身上出现的求稳、等待、观望情绪。”

　　薛全荣21日还曾出席了沪百联中环购物广场的开业典礼，在22日还主持召开百联集团党委会议，学习中共上海市委八届十次全会精神，这是他在百联集团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四川前省委书记张学忠调职全国人大 黄彦蓉任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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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宣布多项重要人事任免。其中原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调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政才接替杜青林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从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调任湖南省代省长的周强，增补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汇报》报道，自从杜青林11月出任四川省委书记一职后，原省委书记张学忠另任何职颇受关注。张学忠现年六十三岁，此次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外界的种种猜测或许会暂告一段落。此次常委会还确认黄传兴、王寿亭、周强等三人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本次常委会还表决通过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赵首先辞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罢免天津大学校长单平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单平擅自将天津大学一亿元资金投资股市，致损失三千七百多万元。

　　同时，张学忠在29日主持了四川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选举杜青林为四川省出席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决定任命黄彦蓉为四川省副省长。

　　另据《信息时报》消息，中共广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29日选举朱小丹为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和张桂芳为副书记。


　　黄彦蓉简历

　　女，汉族，1955年11月生，山西夏县人。198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兼职）。历任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农机局干事、副局长、局长；成都市金牛区科委主任，成都市金牛区副区长；四川省农机局副局长、局长；四川省雅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四川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2003年9月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兼职）。她也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宗教事务局长叶小文提醒防止宗教被外国势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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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近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旗下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一再强调要注意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华进行渗透。有分析人士指中国目前的宗教发展是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对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仍然保持警惕的心态。

　　叶小文还提出六大抵御方法，包括必须面对新情况，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紧密团结爱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要在抓好落实中抵御渗透，不能只是空喊口号；加强依法管理来抵御渗透，包括动用法律之网，过滤之网，使有害的被拦住，无害的通行；加强宗教工作部门的人力和资源等。

　防止宗教被“外国势力控制”，要“保证宗教组织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叶小文还提出，要加大培养力度，努力形成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

　北京近年来对宗教政策可谓变化颇大。从一开始奉行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打压宗教发展，到同意民众信教，发展到今天胡锦涛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将宗教关系列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五大关系之一。

　有分析人士指出，客观而言，中国目前的宗教发展是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是任何宗教的发展都要以不挑战统治者的权威为前提。因此，官方虽然表面上称对数大宗教一视同仁，但实际上扶持佛教，控制道教，对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仍然保持警惕的心态，尤其是防止这三大宗教由外国势力控制，坚持主教任命“自主自圣”，不让教廷插手。


上海百联董事长或涉违规批地 与陈良宇案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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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因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而掀起的反腐风暴接续扩大，原宝山区区委书记、现任百联集团和百联股份董事长的薛全荣已于日前遭到“双规”。薛全荣被“双规”可能与他在宝山区任职时向某外资公司批租土地有关，而且薛全荣与陈良宇案也有密切关系。

　　香港《文汇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自从陈良宇下台以来，薛全荣已经数次被传去“协助调查”，并于本周被正式“双规”，百联集团的管理层28日召开内部会议通报了该情况。

　　薛全荣是于今年4月份从宝山区区委书记一职调任到百联集团的，在此之前他曾在陈良宇工作过的黄浦区内出任政府要职。

　　报道指出，薛全荣的主要问题可能与他在宝山区委书记时向某外资公司批租土地有关。而在薛全荣之前，已经有一位宝山区政府的官员出事，即今年8月宝山区原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被发现涉嫌违规使用社保资金。

　　消息人士透露，曾经担任陈良宇秘书的秦裕正是由薛全荣推荐力保至宝山区任职的，两人可能都参与了该土地批租案。

　　另据报道，令人讽刺的是，在上海爆发社保基金大案后，薛全荣还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力赞扬上海市委，称其“处惊不乱，体现了高超的驾驭复杂局面和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各方面工作部署和推进有节奏，稳步扎实，富有成效”。

　　上海社保基金案自曝光后不断有贪官及地产商落网，目前至少五十人涉案，全案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审判。最近传出有官员供出陈良宇收受价值三亿多元的股票。已被双规（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他由于经不起从高官落为阶下囚的心理打击，目前头发花白，牙齿松动，痔疮发作。

　　陈良宇案发后，外界对此赋予许多的政治意涵，但最立竿见影的是，陈良宇下台后，中共中央正式把“社会公平”取代“高速发展”成为第一优先。在中共高层，再没有人公开质疑胡温的宏观调控措施会影响中国维持高速发展经济。

　　2006年是中国国内政局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正得到具体落实；他的和谐社会路线正式得到中共六中全会确立，中央经济方针正式由“又快又好”修正为“又好又快”，而多名曾任职共青团的政治明星的新岗位，也引起广泛关注。分析认为，胡锦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这一切一切，得从9月24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开始谈起。

孙政才升任农业部长 杜青林调任四川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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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9日下午经表决决定，任命农业部党组书记孙政才为农业部部长。原农业部长杜青林现已调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而原任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就调任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外会议还决定，终止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单平由于擅自将大学一亿元资金，委托证券行投资股票，导致严重亏损，今年7月被撤职。

孙政才简历：

　　孙政才，男，汉族，1963年9月生，山东荣成人，1988年7月入党，1987年5月参加工作，研究生毕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农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历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室副主任、土肥所所长、所党支部书记、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中共顺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县长，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副书记、区长。2002年2月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简历来源：北京市政府网站）

杜青林简历：

　　1946年11月生，汉族，吉林盘石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78年8月-1979年8月吉林省吉林市团市委书记
　　1979年8月-1984年8月吉林省团委副书记、书记，团中央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8月-1985年5月吉林省长春市委副书记
　　1985年5月-1988年4月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十三大代表
　　1988年4月-1992年2月吉林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
　　1992年2月-1993年2月海南省委副书记，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1993年2月以后海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8年2月-2001年8月海南省委书记。
　　1998年4月当选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1年8月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
　　2006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死刑核准权元旦收归最高法院 多省爆发年底处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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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七名死刑犯被公处

【网讯】在明年元旦死刑核准权上交最高法院的“大限”来临前夕，最近中国各地方法院纷纷宣判及执行死刑，颇有“大开杀戒”的味道。湖南、辽宁、四川等地近日分别处决一批死囚，备受争议的陕西特大杀人案也尘埃落定，被告邱兴华28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辩方律师斥当局“违反程序，动机可疑”。

　　《中国时报》报道，法界人士说，按新规定不管是2007年1月1日后发生的死刑案件，还是此前未审理完毕的死刑案件，都应当由最高法院核准。在一刀切下，年底各级法院清理死刑案件，就是为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作准备。

　　中国每年约有一万名死刑犯遭枪决或注射毒针，碰到“严打”之年的“秋审秋决”死刑犯更激增。根据全国人大决定，从2007年元旦起，中国死刑核准权由各地收归中央的最高法院。就在“死线”临近之际，多省相继传来执行死刑的消息，湖南、辽宁、四川等地近日分别处决一批死囚；陕西高院28日宣判“道观十尸命案”维持原判，犯人邱兴华立即押赴刑场枪决，辩方律师斥当局“违反程序，动机可疑”。

　　中央收回死刑决权主要是为了减少“冤假错案”。按照这一规定，明年1月1日起，过去最高法院授权各省市高级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一律予以废止。

　　专家指出，中国每年判决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近万起，约为其它国家死刑案件总和的五倍。若死刑复核权收回中央，预计死刑案例将迅速减少30%。

　　中国死刑案件存在“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在于，省级法院在人力、物力及财源方面受制于省级党委、政府，致使司法独立性难以确保，常发生“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最多几年”怪事。

　　湖北人佘祥林2005年因“杀妻”被判两个死刑，虽然该案疑点重重，但他在坐牢十一年后才遭释放。原因不是司法还他清白，而是其妻在被“杀害”十一年后突然现身。

　　同样在去年，比起佘祥林平反还拿到国赔，湖南农民滕兴善可说死不瞑目。滕兴善因“故意杀人分尸”被判死刑。尽管被带到刑场前，他还大呼冤枉，但仍旧被枪毙。没想到，两年后那位被“碎尸的死者”竟然回到家中。

　　最高法院发言人28日表示，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的目的在于“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

　　最高法院负责人日前指出，今后虽然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但对那些罪行严重，罪证确实充分者，决不手软。


陈良宇案成畅销书 “满城尽带《陈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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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头的地摊上随处可见“揭批陈良宇案”的畅销书

　　临近年关，年初才来上海打工的小李，正愁着没钱回家，却靠“陈良宇”发了笔小财。原来，他最近悄悄地搞到一批“揭批陈良宇案”的畅销书，《超级大贪官陈良宇》、《陈良宇最后的判决》、《揭密社保案真相》等等，往地摊一摆，十元一本，生意络绎不绝。

　　《大公报》报道，彷佛一夜之间，上海人流集中的地方都不难看到像小李这样的卖书人，可谓“满城尽带《陈良宇》”，此景真让人唏嘘不已。一位本应是为全上海市民谋福利的父母官，却只能以此种方式为街头小贩“谋利”。陈良宇价值几何？

　　在今年“两会”上，陈良宇与代表们一起回顾自己开始担任代市长时的人代会审议，问大家是否记得当时提出的一些目标与口号，并肯定过去五年的成绩。尤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谈到法制化，他极为动情地说：“我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哪位领导对法院和司法程序说三道四，你们就向我报告。”

　　一年未过，陈良宇便东窗事发，成了中共建政后上海出现的最大贪官。陈良宇给上海官员和民众带来的是一个反面的警示。在两个多月的全面调查与总结后，威信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的上海市委，借助新近召开的八届十次全会，掀起了第一波广泛而深入的反思，并少见地在当地的党报、主流媒体与网站上，大篇幅报道代表在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对反省社保案作的深刻阐述，并且一改过去政府宣传部门发统发稿的形式，允许主要媒体围绕反思这一个核心，各自采访，各自总结深刻教训。

　　观察家认为，这标志着上海政府开始真正与全社会一起，正视陈良宇与社保案的反面教育价值，痛定思痛。开始真正以一种从未有过的重视程度和认真态度反思问题，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一位港商曾说过：“只要正视问题，上海的天洗过之后会更蓝。”上海“两会”下月就要召开了，估计会上对社保案的反思将是一个重点。希望领导干部能与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一起，进一步从中汲取教训，根除贪腐。这，也许就是陈良宇最大的价值吧！


北京是利益所在 达赖让尼泊尔印度藏族学生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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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宣称西藏“留在中国是符合西藏人利益”后，西藏流亡政府日前发出声明，要求印度及尼泊尔境内的藏族学校开始教授学生学习中文，藏族学生需要拥有中文的专长。

　　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页28日发表声明表示，印度及尼泊尔境内约八十所各级藏族学校，在达赖集团的“三语政策”下，已有部分学校开始教授学生学习中文。

　　声明说，达赖集团主管教育官员土登隆瑞26日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学生教育工作会议上，向与会的七十多名学生作了上述的表示。声明表示，土登隆瑞是在提到达赖集团的基本教育政策时，强调中文是藏族学生需要学习的专长语言。

　　土登隆瑞表示，基本教育政策包括“三语政策”，就是除了必须学习藏语外，学生也应当完全熟悉运用任何一种第二语言；此外，在高中毕业时，也要对第三语言达到能够听写的工作程度。

　　达赖不久前表示，“一个强大国家……具有强大经济实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维系是我们利益所在。每位西藏人都想要一个现代化的西藏。”

　　近年以来，达赖的强硬态度有所缓和，并且不再提谋求西藏独立，而且积极与北京沟通。但分析人士指，北京不会只是听达赖喇嘛不争取独立的宣告，而是结合他的一言一行加以分析判断。

　　分析指，达赖的特使提出要把西藏自治区范围扩大到有藏族居民的其它几个相邻省份，并且要求北京给予西藏自治区和香港一样的自治地位，还要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地区政府，这是北京当局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同时，青藏铁路让北京解决西藏问题的自信倍增，这或许也是官方近期不断严词训斥达赖的原因之一。


不再视境外记者为异类 中共自信应对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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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28日说，他希望与境外记者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系到官方将在下月初正式允许境外记者自由采访，中国终于不再把境外记者视为异类，开始以自信的心态积极应对国际舆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这一转变来之不易。由于中共曾长期闭关锁国，并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对抗，官方和民间对外国媒体有一种本能的敌意或抵触。境外记者在中国采访不仅面临诸多官方禁令，也时常得不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和配合。

　　官方不敢与外国记者打交道主要是害怕他们的负面报道损害中国的形象。在中国官员眼中，媒体就是权力的喉舌，对政府工作应该是“帮忙而不添乱”。以此类推，许多官员认为，外国媒体应该也是所属国政府的喉舌，它们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不仅是“不客观”的，甚至可能还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普通民众疏远外国记者，除了缺乏必要的了解外，也与官方对境外记者的限制有直接关系。按照规定，境外记者要到某地采访，不仅要通过当地的外事办公室与采访对象联系，采访时，外事办的官员还要亲自陪同，使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有被监视的感觉，采访的效果可想而知。

　　中国1980年代就批准外国媒体在华开设常驻机构，直到现在仍不允许境外记者自由采访，这显然与中国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地位不相符合，也是一些舆论批评中国“不透明”的口实之一。

　　像蔡武这样具有国际眼光的中国高官已深刻意识到改革外国媒体管理体制的重要性。这次高层借举办奥运会之机，暂时废除对境外媒体采访的不合理限制，可以说是在改进“对外宣传”、改善中国形象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当然，官方在整体上对外国媒体的戒惧心理很难在短期内消除。例如，不少中央部委是“被迫”建立新闻发布制度；有些部委公布的咨询电话常常无人接听；明年实行的境外记者采访新规定只是个暂行规定，有效时限将在2008年10月截止，等等。这些都说明，官方在进一步放宽境外媒体采访限制的同时，仍然担心“喜欢挑刺”的外国记者给自己带来麻烦。

　　不过，蔡武强调，如果新的规定效果不错，官方不会再回到老路。人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奥运会这场开放大戏的洗礼，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与国际媒体的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官方不可能在奥运之后收回外国记者的采访权限。

上海第一Mall涉27亿社保违规贷款 百联董事长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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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刚在上周正式对外营业、有上海“第一Mall”、“中国零售业第一品牌”之称的百联中环购物广场，其投资涉嫌来自上海社会保障基金的违规贷款，多达二十七亿元人民币，现正被调查。而原上海宝山区区委书记、现任百联集团和百联股份董事长的薛全荣已于日前被“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交待问题）。

二十七亿投资涉嫌来自社保基金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位于普陀区的百联中环购物广场是以在建房屋抵押方式，向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申请了二十七亿元的贷款，并经一间商业银行以委托贷款形式发放。该笔贷款借款期由2005年12月开始，为期三年。百联中环购物广场建筑总面积达四十三万平方米，是目前上海以至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购物广场。

　　上海一名社保问题研究专家表示，企业年金是指企业为雇员缴纳的补充养老金，属于社保基金一部分，此前出现的数百亿元社保基金违规投资大部分出自企业年金中心。去年9月，上海巿委书记陈良宇因为涉及社保基金案被中央查处而下台。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二十七亿元的企业年金借款主要被用于百联中环购物广场的投资上：“（合营公司）不是拿不到银行贷款，而是从年金中心借钱，在利率、操作时间等环节上更为有利。”虽然贷款期在2008年才结束，但消息人士称，由于涉及到社保基金，“这笔还款有望在下周完成有关程序。”

　　资料显示，投资兴建百联广场的合营公司，分别是上海最大的零售企业百联集团，以及上海富豪颜立燕旗下两家公司。百联集团发言人拒绝回应该公司在取得企业年金贷款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名与颜立燕关联密切的人士也否认贷款与颜立燕有关。

　　报道又称，百联广场的原来开发商，分别是上海普陀区长征镇政府下属的“新长征集团”和四川兴力达集团。但后来广场因为资金压力问题，项目推动困难，颜立燕在去年12月取得百联广场项目的百分百股权，再转卖其中51%予百联集团，广场改名百联广场。

直接下属证实薛全荣被调查

　　据百联集团官方网站资料，薛全荣最近一次有公开报道的露面是在12月22日上午参加了关于传达上海市委八届十次全会精神的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会。

　　在这次会上，薛全荣指出，“这次全会是上海市委在特殊时期、关键时刻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集团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要统一思想，坚持抓发展，坚持反腐败，……全面促进集团各项工作。”

　　知情人士说，就在此次会议召开数日后，薛全荣被当局带走。此后，另一位接近薛全荣直接下属的人士也证实薛全荣被调查一事属实。并有上海另一家零售业大型集团公司的人士表示“已经在系统内”获得该消息，但这些均非官方出处。

　　对于薛全荣被调查的说法，百联集团新闻发言人12月27日回复“不知情”。知情人士则称可能是因为“此前的个人问题”，与目前职务行为无关。据介绍，28日早些时候，市府新闻办已向国资委提出了解情况。但国资委回复，如果消息确凿，还需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薛全荣生于1954年，江苏无锡人。曾任上海市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党委书记，上海市黄浦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区旅游办公室主任，区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区长助理、区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上海市虹口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区委副书记、区长，上海市宝山区区委书记。今年，薛全荣任上海百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接近薛全荣的人士形容薛全荣“聪明”、“强势”，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

　　上海百联集团成立于2003年，由上海一百（集团）有限公司、华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物资（集团）总公司四大商业品牌归并而成，注册资金为十亿元，为国有独资公司。据2005年统计数字，集团经营总额超过一千三百亿元，拥有百联股份友谊股份、物贸中心、华联超市、第一医药和联华超市等六家上市公司；以及遍布二十五个省市超过七千家营业网点，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流通产业集团。


推出系列举措 中国把国际媒体当“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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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使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回答媒体提问“尽可能快、尽可能准”，争取借助国际媒体的报道建立更开放的国家形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透露，将国新办和国际媒体的关系比喻为“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本月以来，中国政府接连推出新举措，让媒体更便利地在中国采访和获取信息。国务院本月1日出台了放宽外国媒体在华采访限制的暂行新规，国新办28日又宣布九个国务院部委从明年开始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并且提供超过一百个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工作电话。

　　从明年起，国家发改委、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农业部等中央部委将加入公安部、教育部和卫生部的行列，每月或每季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让发言人“走出来”，直面中外媒体，回答提问。此外，科技部、民政部、交通部的新闻发布会制度也在积极筹备中。

　　目前，国务院74个部委，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以及中纪委、统战部、中联部等六个中共中央部门也全部设立了面向媒体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并向社会公开下属新闻部门的电话。

　　在谈到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时，蔡武说，中国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新潮流，建立规范的新闻发布制度。他说：“如果我们不主动地把权威、准确的信息向媒体和公众公布，会有人替我们说，他说的可能是不完全的、不准确的，甚至是歪曲的信息，去纠正这种不准确的信息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就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种对国际舆论主动出击的新战略，表明中国政府部门正逐步改变看待外国媒体的传统心态。28日是蔡武接任国新办主任以后的第二场记者会。继去年底首次轻松亮相后，蔡武28日再次身体力行，展示官员可以如何“不怕和媒体打交道”。

　　在发布会开始前，他走入媒体席，和中外记者一一握手，改变传统官式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与记者台上台下“上下有别”的情形。拥有法学博士学位，且涉外工作经验丰富的蔡武在答问中，也不时流露出学者气质，使发布会的气氛像媒体恳谈会。

　　当有记者要求他对国际媒体对中国报道的评价时，蔡武直言，一些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不负责任”。他批评说，一些著名媒体上的文章，“是那些根本没有到中国来进行过采访和了解情况的人”，根据“不知道听到什么人提供的所谓材料”来发表的调查报道和言论。

　　不过，他也自我批评说，个中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本身没有将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向外界讲清楚、说明白。蔡武说：“在展示和树立国家形象方面，我们还没有给外界提供非常清晰的蓝图，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改进的问题。”

　　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过去一年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大大提高。蔡武介绍说，个别媒体中国报道量的增幅甚至达到30%至40%。

　　也有记者对于采访过程中接触国家机密，触犯保密法而表示担忧。对此，蔡武回应：“需要保守的国家秘密，不能作为新闻信息来进行流通，但那些不属于国家秘密的政务信息，我们的政府主张尽量地实行信息的透明、公开。”

中国社会的和谐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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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在2006年做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指出中国不仅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相当突出。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社会的和谐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实现。

　　据《美国之音》报道，旅美独立政治分析家曹长青说，中共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说明中国社会相当不稳定。现在换个提法，要建立和谐社会，那就只能给外界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个社会严重不和谐。这个不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全方位的腐败。这个腐败不仅来自执政党、政府，也来自整个社会。

　　《当代中国研究》的主编程晓农博士说，中共当局明知腐败是妨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虽然也拿官至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等腐败官员开刀，但没有下决心从制度上杜绝腐败。

　　中国经济畸形发展造成的贫富不均是社会不和谐的另外一个原因。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个最新统计表明，中国1.3亿穷人的收入下降了2.5%，而与此同时中国最富有的1.1亿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16%。　

政府压制造成民众更深不满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政府近年来公布的群体抗争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但是从事件的数量和参与的人数来看就已经说明中国社会现在是多么不和谐。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过去几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2003年为五万八千多起，2004年为七万四千多起，2005年为八万七千多起。

　　胡平说，当局对于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高压政策，调集武警部队和防暴警察，迫使民众俯首帖耳，这不仅加剧了官民对立，更使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人们的不满没有发泄渠道，当很多不满和看起来不重要的事情累积起来，就会酿成事先想不到的大的事件，对中共的政权构成严峻的挑战。

问题根结是政治制度问题

　　程晓农说，如果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得不到认真贯彻执行，社会在三五年内没有显著改观的话，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就会转移到制度本身。

　　他说：“不动制度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不动制度就没办法解决干部问题。官员的腐败、冗员、奢侈消费和官员的铁饭碗，这都是制度问题。要动制度就只好走上了政治改革的路。但是从现在看来，政府好像是不想走，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政府愿意从制度层面来认识这个问题。”（文/杨明）

传陈良宇受贿逾三亿元 经不起落马打击头发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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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现已成为阶下囚的前中共上海市书记陈良宇所涉及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又有新进展。有消息称，已查实陈良宇受贿超过人民币三亿元，陈良宇本人由于经不起从高位落马的心理打击，目前已头发花白，牙齿松动。

　　《中国时报》报道，社保基金案不断有贪官及地产商落网，目前至少五十人涉案，全案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审判。最近传出有官员供出陈良宇收受价值三亿多元的股票。已被双规（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他由于经不起从高官落为阶下囚的心理打击，目前头发花白，牙齿松动，痔疮发作。

　　中纪委百多人组成的调查组，进驻上海调查非法挪用社保基金案已接近半年，期间工作人员调动频仍，亦多次转换酒店。据悉，8月份中国国内某经济类报纸曝出中纪委调查组入驻马勒别墅后，不少上访群众纷纷前往，造成交通拥堵。调查组一度曾萌发了再度更换办公地点的想法。

　　有消息称，中纪委6月中旬开始进驻上海。其后，曾数次“增兵”，分别是：7月中旬，增调三十余名；8月上旬，又增调二十多名；而在8月下旬，第三次增调四十余名。前前后后，中纪委先后进驻上海的成员达百余名。中纪委进驻上海后，召开了八十余场座谈会，上海有十余位市级官员、四十余位厅局级官员参加了座谈会或相关谈话。

　　上海知情人士日前也透露，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也涉案但顺利逃往美国，显然内情不单纯。据了解，陈良宇案发时上海市另有多名官员正在接受调查，为防涉案官员出逃，机场码头还有特警守卫。上海区局级以上官员的护照、港澳出入证已上交统一保管；副市级及以上官员，若需出境出国，则要上报中纪委和中组部审核。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年9月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社保基金弊案被免职，受到中纪委立案调查。但官方当时及此后的报道一直未提及陈良宇的涉案金额。

　　报道说，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陈良宇案发后，外界对此赋予许多的政治意涵，但最立竿见影的是，陈良宇下台后，中共中央正式把“社会公平”取代“高速发展”成为第一优先。在中共高层，再没有人公开质疑胡温的宏观调控措施会影响中国维持高速发展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对陈良宇的处理，是得到曾任上海书记的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肯首的。在陈良宇在捕前约一个月的8月10日，也即江泽民八十大寿前一星期的日子，《江泽民文选》在全中国发行。《江泽民文选》的发行，一方面意味着江泽民的历史地位已被确立，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他今后可能会“淡出”中国政治。

　　2006年是中国国内政局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正得到具体落实；他的和谐社会路线正式得到中共六中全会确立，中央经济方针正式由“又快又好”修正为“又好又快”，而多名曾任职共青团的政治明星的新岗位，也引起广泛关注。分析认为，胡锦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这一切一切，得从9月24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开始谈起。

陈良宇简历：

　　男，汉族，1946年10月生，浙江宁波人，198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8月参加工作，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1963.08－1968.08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学习，1992.10—1990.12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1992.12－2002.11 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2002.10－2002.11 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2003.2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是海洋大国 胡锦涛要求建强大海军随时出征
环球网

【网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7日会见了解放军海军第十次党代会的全体代表，宣示中国是个海洋大国，并要求海军将领们要锻炼一支强大的海军，确保随时有效执行任务。分析指，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近期以来首次公开宣示中国是海洋大国。

　　香港《日报》报道，胡锦涛当天会见海军代表可以说是对海军士气的一大鼓舞，同时参加会见的还包括中央军委的三名副主席及六名军委委员，另外，新上任不久的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和政治委员胡彦森也参加了会见。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胡锦涛当天会见代表时表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方针，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努力锻炼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解放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海军。

　　他强调，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中国海洋权益中，海军的地位很重要。胡锦涛说，要扎实搞好军事斗争准备，确保随时有效执行任务。

　　胡锦涛与海军全体代表会面，预示中国军队新一轮训练内容改革拉开了帷幕。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自去年中国政府高调举行“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活动以来，要求中国当局加强海军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大国”的呼声，一直在学者、军方人士和民间人士当中此起彼伏。

　　《解放军报》去年7月13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郑和远航与当代海洋观》的战略评论，指出“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以当时世界一流的技术装备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15000海里的海上航路，可以说，郑和远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西方列强踏海而来，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为此付出了蒙受百年耻辱的代价。历史已经证明，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是一个濒海国家发展与强盛的基础。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再次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争夺战略优势的制高点，各沿海国家纷纷调整海军战略，加快海军建设的步伐，维护国家海上权益。海军是一个国家海上武装力量的核心，是体现国家海洋政策的重要工具。”

　　谈到中国当代海军时，评论特别强调：“目前，海军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全面加强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加强海军在和平时期的运用，必须建立一支具有近海综合作战能力和远海防卫作战能力的强大海军，这是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必要保证。”

　　不久前，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也是以“海洋时代”为第一集，并在解说词中不无感叹地说：“公元150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明朝统治之下。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

　　据了解，胡锦涛称中国是“海洋大国”，并要求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是近期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就此做出的首次公开宣示。

　　此外，胡锦涛当天依然称赞了海军党委的工作。胡锦涛说：“近年来，海军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积极推进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建设，海军的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综合作战能力显著增强，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中取得了新成绩，做出了新贡献。”

　　据了解，解放军海军今年可说是很不顺利，对海军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不久前因贪污挪用一亿多元人民币的公款，并包养多名情妇，日前二审判处无期徒刑。

　　另一方面，原海军司令员张定发本月14日逝世，但当局刻意低调处理，至一个多星期后张定发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新华社才对外宣布张定发的死讯。虽然新华社的新闻稿对张定发有高度的评价，但新华社同时也打破常规没有发出胡锦涛等出席张定发遗体告别仪式的照片，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靖志远参加会见。


中国否认计划提供津巴布韦二十亿贷款 称以讹传讹
环球网

【网讯】国际媒体上周引述津巴布韦驻华大使称，中国计划提供津巴布韦二十亿美元的贷款，协助渡过经济危机。中国官方《人民日报》集团的《环球时报》12月28日反驳了这一消息。

　　《环球时报》报道称，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以及中国外交部官员均表示在看到外国媒体有关报道前，并不知道中国有提供贷款给津巴布韦的计划。

　　报道引外交部官员称，中国并没有受到津巴布韦要求提供二十亿贷款的请求，也没有与津巴布韦就此进行谈判。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则表示，中国目前虽然在向津提供用于购买中国化肥、农药和农机具的买方信贷，但总额远远达不到二十亿美元。

　　大使馆官员认为国际媒体的消息来源是津巴布韦《先驱报》有关报道，但是该名官员对报道的可信程度提出质疑。

　　这位未具名的官员指出，《先驱报》曾报道中国最大的钢铁集团宝山钢铁集团打算投资30亿美元购买津巴布韦奇斯科钢铁公司60%的股份。

　　他表示这篇报道遭到宝钢以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否认，同时指出津巴布韦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只有45亿美元，任何企业不可能以30亿美元收购其一家钢铁厂60%的股份。

　　《环球时报》报道批评西方媒体在有关巨额贷款报道上没有进行查证，以讹传讹。

　　报道指责西方媒体和国家普遍对中国在非洲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感到不安和不满，并认为中国的介入威胁到非洲国家经济。

　　报道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表示，西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往往附加民主人权等方面的条件，而中国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搅了它们的局"，因此引发西方国家不满。

　　一度被称为“非洲粮仓”的津巴布韦因现任总统穆加贝的强硬土地改革政策以及专制制度，目前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并发生严重饥荒。

统战部长刘延东主张搁置民企原罪 中央意欲结束争论
环球网

【网讯】针对近日各方关注的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27日表示，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不改变，她主张不争论，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早在刘延东之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已先后为民企出声，表明中央决心结束这场争论。事实上，民企已占有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当局不会将民企赶到自己的对立面。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三届二次会议27日上午在北京友谊宾馆聚英厅召开，国内主要民营企业家悉数出席。专程前来作主题发言的刘延东表示：“目前社会对‘原罪’问题、‘第一桶金’讨论得很多，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中央(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绝对不会变化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

　　会场上六百多人立即以热烈的掌声回报刘延东的表态。

　　刘延东还表示，由于明年要召开十七大，在这之前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她希望非公企业界人士不要以为因此政策会有所转向，“我们还是主张不争论，还是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

　　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27日也表示，他反对“原罪”的提法，民营企业在资本积累的时候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出现于法律明确之前，是可以理解的。

　　胡德平认为，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每个民营企业肯定都存在问题，只要查肯定可以查出来”的思维定势，如果落实到实践中，将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蒙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早在11月17日的“非公经济健康发展论坛”上，胡德平就表达了“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认改革开放成绩”的观点，随后各界对此反应不一。

　　继胡德平之后，重庆市委书记汪洋12月17日再次为民企“原罪”辩护。他说，民营经济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有关部门要给民营经济“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

　　被视为中共第五代、团派出身的汪洋，之前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向以稳健务实著称，上述讲话肯定不是他个人看法，而是有意释放一个信号，显示中央政府要出手叫停有关民企“原罪”的激烈争论。

　　对民企“原罪”的争论始于2004年，目前社会上形成两大阵营。一方认为，民企第一桶金大都通过走私、欺诈、偷漏税等不法手段积聚而成，要彻底清算；另一方认为，民企的原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法律和制度不健全之过，不应该将之全部归罪于民企或企业家本身。

　　两大阵营势不两立，两年来通过官方媒体、网络展开激烈论战，全国人大正在修订的《物权法》议案，更为争议火上加油。

　　有评论指，现在，胡德平、汪洋、刘延东先后为民企出声，表明中央决心结束这场争论。事实上，民企已占有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当局不会将民企赶到自己的对立面。

【解密档案】行李也分阶级 50万香港邮包文革被扣
环球网

【网讯】1967年12月初，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民众的生活大幅下降。与大陆血脉相连的港澳同胞为此五内如焚，大幅增加了寄往大陆的邮包。可是，一方面由于大陆多处交通瘫痪，另一方面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广州海关的部分员工居然抵制小包进口，认为收包人大多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和有海外关系的坏分子，革命者不应为这些人服务！以致截止1968年春节前，积压在广州邮局尚未经查验放行的港澳进口邮包达五十万件。事件甚至惊动到国务院。

　　在近期广东省档案局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于1968年3月1日由广州上交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报告，叫“关于调查了解广东地区进口港澳邮包积压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披露了当时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要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海关管理局分别于1967年12月和1968年元旦，先后两次派人到广州海关了解邮包积压的情况。

海关停工辩论应否验放邮包

　　该报告称，按照往年规律，春节前一个月是邮包进口的旺季，加上1967年8、9月间，广州地区交通不畅，邮运一度中断，大批小包积压在港澳和深圳等口岸，10月初恢复运输，大批小包涌进广州，这是造成积压的客观原因。

　　与此同时，报告指出，造成积压的主观原因是广州海关部分员工抵制小包进口。他们认为，收包人大多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和坏分子，进口的物品不少是为了出售，而不是自用。这关系到“为谁服务的问题”，要求从严限制，为此，海关查验人员还专门停止验包三天，进行辩论。有些海关人员认为，除了特效药以外，其它物品一律不准进口，已经进口的要退运，经过争辩，虽然恢复了验包，但由于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工作积极性不高，验包效率很低。

军管小组深入调查厘清误解

　　针对该情况，当时广州海关军管小组认为，清理邮包积压的关键在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于是他们派出工作组到港澳同胞家属聚居的地区如台山、开平、海丰县和广州市内一些重点街道，调查收包人的阶级成分和物资的流向、用途等。调查结果证明，90%以上的收包人是劳动人民，进口的物品也大多是自用的，从而使海关工作人员改变了看法，基本上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认识到应积极组织人力清理积压。

　　至1968年2月份，小包积压情况已有好转。据广州海关反映，当时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和军区对清理积压问题十分重视，广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孔石泉亲自召集有关单位研究，除从广州财贸干校抽调了七十多人支持海关验包外，海关的工作人员也由原来的四十多人增加到七十多人。经过突击验包，积压的小包大幅减少。凝聚着港澳同胞爱心和关怀的邮包，陆续送到了大陆亲人的手中。

行李过关要“分析阶级”

　　另一份档案显示，到1968年10月4日，大陆对外贸易部专门转发了“广州海关军管小组关于改革海关对来自香港、澳门短期旅客的行李物品管理规定的请示报告”，要求对港澳进入大陆旅客的行李，进行阶级分析，不要助长大陆群众向往和依赖港澳的思想。

　　该报告介绍，广州海关于当年5月下旬，召集了广州、九龙、拱北、江门海关，在深圳座谈有关改革对来自香港、澳门短期旅客行李管理物品规定的问题，对外贸易部海关管理局也派干部参加。

　　座谈会严肃批判了海关对来自香港、澳门短期旅客行李物品管理，是不作阶级分析，忽视了阶级斗争；不是从政治上团结改造港澳旅客，而是单纯地从经济上给予照顾，实际照顾了资产阶级。部分海关人员也提出由于管理规定过宽，助长了大陆一些群众向往和依赖港澳的思想。

　　因此，座谈会提出要改革海关的管理规定，要限制港澳旅客的携带品，除了旅客必需品，即新旧换洗衣服、食品、必需的雨具和一般的容器，其它超出范围的，包括显然陈旧的衣服一般不再给予免税照顾；港澳旅客自用的手表、照相机等物品，经海关审核认可并准予登记放行，但返回港澳时必须原物带出。并要求在验放过程中，区分不同对象：“对劳动人民放宽，对剥削对象从严。”

极左思潮下 菜籽也被禁

　　在当时极左思潮下产生了许多怪事，有许多如今看来真是不可思议。如1968年6月23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就颁发了“关于不准个人邮寄和携带菜种进口的通知”。该份文件要求广东各市县及海关地区各生产小组，为了肃清崇尚外货的影响，贯彻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有利于国产菜种的推广和提高，今后一般不准个人邮寄和携带菜种进口。

　　1968年3月25至31日，广东供销合作社及留种地区的代表在广州进行了国产椰菜的座谈，认为进口香港、日本椰菜致使国产椰菜不能大规模种植，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和严清流毒。据广州海关统计，广州1966年通过香港进口私人邮寄种籽七万件，1967年增加至十万件。当时，很多供销社代表都认为，这些菜籽都是国内自己可以生产解决的，并提出了“为了彻底堵塞日本椰菜种进口和香港的种籽商中间剥削，打击投机倒把，有利于全面推广国产黄苗菜籽，建议海关配合从1968年五月开始，禁止私人邮寄种籽进口。”

副省级官员行李管理条例多

　　对民间的行李如此，对官员的行李更是规定多多。另一份解密档案显示，1963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发布了“关于担任副省长职务的民主人士往返香港携带物品待遇问题的通知”。

　　该通知告知广东省、上海市对外贸易局：据九龙、上海两海关反映，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担任副省长职务的民主人士往返香港，携带物品较多。通知说，对于他们往返香港携带行李物品的待遇问题，经请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同意给予适当照顾，但也不宜过宽，并按下列办法办理：对于他们所带的行李物品和分离运输行李，可以由其口头向海关申报，免填旅客行李申报表，海关一般不予查验，但如行李数量较多而又申报不清的，可酌情抽查。

　　通知规定，对于副省长级民主人士带进的手表、照相机、收音机等重点物品，在一般旅客免税限量以内，免税放行；超出免税限量而仍属自用的，征税放行；其它自用物品，在掌握自用家用、合理数量上，应该从宽，超出合理数量的部分征税放行；行李中有应受管制或禁止进出口的物品、礼品、代人携带的物品，应分别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对于随他们同行的爱人及未成年的子女所带的行李物品，可以同样对待。

潮剧团来港演出全程受监视

　　对行李如此严格，那么对往来的民众呢？一份档案显示，1960年5月31日，在广东省省委批准下，以广东省潮剧院一团为基础组成的“广东潮剧团”一行66人，于5月25日到达香港，28日开始演出。然而在他们出发前，英方曾提出六个“可恶”的条件，企图限制广东潮剧团在香港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不能作大规模欢迎。当时，潮剧团也答应，接车时以三十人为限。

　　但是26日剧团人员到达时，在九龙尖沙嘴火车站欢迎的人数达到三百人，场面热烈。潮剧团的演出也受到香港群众的热情欢迎，尽管演出时下起了瓢泼大雨，购票者仍然提前一晚排队，许多海外华侨也赶到香港观看，票价由最初的二十元港币上涨到九十元，但仍有许多人没法看到演出。

　　解密材料透露，港英当局在剧团到达香港后，采取了戒备和监视的态度，剧团人员经过罗湖桥入境时，港英新界警司奥白连亲到桥头查看。在剧团住地，英武装警察和便衣警察每天分三班轮流站岗，对来探访的人和电话，十分注意，并有盘查。演出时，也有警察站岗，并查问戏院职工“发生事情时，如何处理”等。

　　解密材料还透露，随着广东潮剧团影响的扩大，引起了台湾的注意，派特务进行分化。5月28日，团员姚璇秋收到一封反动信件，要她到香港英政治局要求庇护。普庆戏院的厕所里，还两度发现“打倒普庆老板”的标语。

大“吹”官杜世成 从文革打手到“改革开放闯将”
环球网

【网讯】日前被撤职的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副省级）杜世成（见图），是9月陈良宇案曝光以来，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传杜世成涉嫌以权谋私、违规滥批土地、受贿和权色交易。如同陈良宇的立案，具体的案情要深入调查后才会公布。但杜世成、陈良宇和近半年的大案，已暴露出制度弊端和官员素质偏低，献媚加剧官场腐败。

做政绩广告不断自我吹嘘

　　《信报》报道，第四代中期、1950年出生的山东人杜世成，只受过初中教育，是文革后期（1970至1976年）的农村基层官员。在那“火红的年代”，靠对文革的“积极表现”和狠斗“阶级敌人”当上公社官员，文革结束时官至黄县革委会副主任。1987年以来，走红烟台、青岛、山东政坛。

　　1987年起，杜世成获破格提拔连升三级，由中共黄县县委书记（正处级）升为烟台副市长（副厅），不久升为市长、市委书记（正厅），1995年更升为副省长。八年间，由正处级跳到副省级，成为山东政界的“传奇人物”。

　　在山东和青岛，杜世成有“青岛一霸”之称，他又是大吹官。前几年任青岛市长、市委书记时，常用公款以市政府之名在《人民日报》刊政绩广告和照片，突出其“领导作用”，又常在该报刊文自我吹嘘。在他之前，俞正声（现任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当过青岛市长、市委书记，却没有这一套，相比之下，显现官员素质的落差。

推拿师傅也成了副厅级

　　自选拔“第三梯队”和跨世纪接班人以来，中共中央有官员体系的制度构建，但制度远未完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很脆弱。在官员选拔、升迁、考核的行政运行中，制度的含量甚低；“硬后台”和关系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集体领导”徒具虚名，又形成一言堂。

　　这种权力生态，大大影响官员素质和官场风气。

　　近期或前几年曝光的大贪官，大都是文革时的农村基层官员，他们是“拳头出官”，靠“狠斗”所谓阶级敌人、欺凌农民而获官位（被上级视为“立场坚定”）。文革后，他们靠拉关系、搭后台躲过“清理文革三种人”，且从文革打手摇身而变为“改革开放闯将”，于是有“数字出官”──随意编数字造政绩升官。

　　不只造假政绩，连学历、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假货。原来在公社当治保主任、党委书记之类的土霸，只上过小学或初中，当了副厅、正厅、副省级后，学历也“水涨船高”，竟有了大专乃至硕士学位。如广西大贪官刘知炳，本是只上过初中的工人，当了广西柳州市委书记、广西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便有“大专学历”和“高级经济师”职称。

　　靠关系当官成为官场的“潜规则”，献媚之风更盛，买官卖官也成了政界“会心微笑”的事儿，不是什么“耻辱”了。福州市有一个局长，原是中药店学徒，懂得推拿、治跌打，后来靠替“首长”推拿、捶背而步步高陞，当上副厅级的局长，任内大肆贪污；还有省委书记的司机，也当了地级市的副市长（副厅级）。在西北某县，有识字不多的“三陪女”，因攀上县法院院长而当了法官，审案靠吓人骂人，判决书写不来便叫下属“代劳”。“杜老吹”自也是精通造假和献媚之徒。

制约权力才能整顿吏治

　　假大空和献媚成为官场风气，关乎当权者的权力无制约和“上有所好”。

　　改革大家胡耀邦提倡“表率”，朱镕基直斥“上梁不正”，胡温不走个人崇拜之路，提倡务实，是想消除假大空和献媚的邪气，但面对重重障碍。

　　从乡镇小官到高层，都有不少人热中个人崇拜，造假树个人“丰碑”，这是献媚风气盛、官场日益腐败的原因之一。有权者必须去个人崇拜的私欲树正气，靠吹嘘和“活着上神殿”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

两岸媒体交流严重不对称 中央媒体批台湾太冷漠
环球网

【网讯】国务院台办27日颁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台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规定》，将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为台湾记者在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来大陆采访进一步提供了便利，简化了手续。大陆官方媒体新华社发文称，此举再次展现了大陆推动两岸新闻交流的一贯诚意和积极态度，受到台湾记者的欢迎。

　　在大陆颁布规定放宽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后，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2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凡是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手续的，就不存在什么“黑名单”的问题，都是名正言顺的，甚至台湾亲绿媒体采访奥运也不受限，同时台湾记者也可在大陆聘请人员协助采访。

　　对此，新华社当天发表文章称，近十几年来，大陆始终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推动两岸新闻交流。以驻点采访为例，1993年，大陆单方面开放台湾记者赴大陆不间断采访（即“驻点采访”）。迄今为止，大陆已先后批准十三家台湾媒体在北京、上海、福建、四川等地驻点采访。目前，台湾记者每年约有一千五百多人次赴大陆各地采访，迄今赴大陆采访过的台湾记者人数累计已超过一万人次。

　　文章认为，相对于大陆方面的“热情洋溢”，台湾当局却在两岸新闻交流上“冷若冰霜”，致使两岸新闻交流严重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台湾记者赴大陆多，大陆记者到台湾少，二者的差距高达约20比1。

　　文章指出，2005年春，台湾把两岸新闻交流当作政治斗争工具，非常粗暴、无理地中断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赴台驻点采访。这种“开倒车”、落伍于时代的做法严重干扰了两岸新闻交流，撕开了台湾当局“尊重新闻自由”的假面具。

　　文章最后强调，新闻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力，是增进两岸了解、沟通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两岸新闻交流上“陆热台冷”的状况，无益于两岸的沟通，无益于两岸的互动，无益于台湾同胞的利益，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而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恢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在台驻点。只要打开这个“结”，两岸新闻交流就能跨越障碍，继续向前发展。

【解密档案】16万广东人偷渡香港 地方当局密件告急
环球网

【网讯】广东省档案局近期解密的八万份档案显示，在1961至1963年的“困难时期”里，有近十六万人由大陆偷渡到香港，事件更上报到总理周恩来处。尽管广东档案局职员告知，相关材料还不会完全公之于众，但是由已解密的材料可见，有许多“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各沿海地区政府纷纷上书要求阻止偷渡潮。

　　香港《文汇报》报道，1960年代初，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同时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为逃避饥荒及经济困难，大量广东农民及工人偷渡到香港。

地方纷上书研遏止方案

　　报道说，在解密的档案中夹着一系列的“急密件”。中共珠海县委办公室在1963年3月整理了一份“怎样办好流动渔民培训班”的文件，就是针对当时严重的渔民逃港事件而开设的。渔民逃港严重地区还有台山县、惠阳县、阳江县等，为防止渔民大量逃港，他们都纷纷以“急密件”上书广东省，同时下发给下属公社。

　　在1963年4月台山县委渔业部的一份“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中提到：富裕渔民因港澳关系复杂，“加上敌人拉拢、引诱，对现有政策产生怀疑”，同时，生产生活上遭遇困难，而产生思想动摇，“准备利用西南风外流港澳”。

　　面对大量渔民外流，台山县府非常焦急，在此份文件中，就提到以五种方法防止渔民外流，包括反复进行思想教育；认真安排好生产；认真贯彻渔区各项政策派购等福利政策，尤其是困难户的安置等；加强领导对于内部的控制；严防“敌人”的破坏，提高警惕，对渔船上的“五类分子”加强监督等。

出极端政策对付偷渡者

　　档案材料还显示，大量沿海地区渔民的外逃给当地带来的另一个困难是，在家乡留下没有劳动生产能力的父母子女，这些人的赡养成为政府的重要负担。惠阳渔业工作委员会就针对该状况于1963年6月上报当地县委，要求如外流港澳渔民遗留两个无劳动能力的家人，则由外流人员和政府各负担一个；如遗留一个，则由外流人员自己负担；遗留三个则由外流人负担两个；四个则由政府负担一半……以此类推。

　　地方基层政府甚至在上书中提出了一些极端的土政策，如取消偷渡人员家属享受国家定量食品供给、医疗等福利的权利；偷渡者家属还需偿还偷渡者带走的公家财产，即使“无生产能力者也必须分期偿还”；再者，凡外流港澳渔民，其家具房屋、按配额分发的自留开荒地全部由生产队收回。

广东划边防区阻止逃港

　　1963年2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下发了一份机密文件——《省人委关于港、澳边境地区治安行政管理的规定》，提出七方面的内容来加强边防管理，防止逃港事件的发生。

　　文件提出，通过划分边防区，将边境的宝安县39个乡、两个镇，中山县的六个乡，还有之前批准的包括珠海县、沙头角的横岗大队和宝安县的大鹏公社等划为边防区；凡是边防区居民，年满十二周岁，有正式户口的，均需向公安局申请“边防区居民证”，未取得边防区正式户口的，不发给居民证。同时，驻边防区的现役军人、警察，可不领居民证；沿海水上居民，另发船民证。

　　另设边防禁区，包括宝安县的罗湖桥头、沙头角镇、文锦渡口和珠海县的拱北关闸、茂生围等五处划为边防禁区，并从严管理，除到禁区视察者外，一般应禁止参观。

地方报称香港渔船煽动偷渡

　　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中共广东台山县委渔业工作部于1963年4月5日给广东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当时不少港澳流动渔船都活动在台山县渔场，一方面破坏管理，一方面到处打听军事驻地、干部行踪、生产线和引诱渔民偷渡。

　　广东阳江县东平公社1963年5月24日也给广东水产厅和农业部交了一份香港渔船偷越渔场的报告。

　　香港流动渔船除在大陆渔场生产外，更给大陆政府带来了另外的恐慌。这些档案指出：在流动渔船中渗入敌特分子，大肆宣传港澳的生活方式，说什么港澳生产做得好，生活过得好，利用大陆正处经济生活困难，恩赐一些旧布和药材引诱当地群众，更严重地是在海上发动大陆渔民逃港，声张大呼：“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拉！”使一些立场不坚定、方向不明的人被煽动后逃走。档案还列举，1962年7月间，前进大队的张某、蔡某等就被流动渔船拖走逃跑，“像这样造谣的例子不胜枚举”。

赴港奔丧须经层层严审

　　1963年3月28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突然下发一份机密的急件——《关于对驶经临近香港、澳门地区沿海运输船舶的检查试行办法的通知》。在这份文件中，要求在三门、马溜洲、大铲三个中途检查站，由海关和边防的人进行检查，并办理签发工作。在该份试行办法规定，沿海运输船舶一律不准在香港或澳门地区停泊，在驶经临近香港、澳门地区的途中停泊时，应将详细情况向开往的第一个检查站申报。违反本条规定的，由海关或公安部门按照暂行海关法或以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进行处理。而船只在驶离港澳地区时，亦须申报。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东省的机密件下达至广州海关时，广州海关立即在1963年4月接连两次分别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及省公安厅等部门要求对外公布，以方便执行。这本是政策推广的必须途径，但在文件下发后，包括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也对是否公布表示疑问，因为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通知中并未提到公布与否。直至当年6月17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在当时“机字521”文件中才给予答复：“不宜全文张贴公布，其中需要有关船舶人员周知的部分，可以口头公布”。


资料：历史上四次移民潮

　　从1940年代开始，大陆共有过四次赴港移民潮。第一次发生在1940年代末，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战争时从香港逃到大陆避难的人纷纷返港；另外大量大陆人士因中国爆发内战亦涌到香港。由1945至1949年间，有约130万人为逃避内战由大陆迁移到香港。

　　到1960年代初，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同时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为逃避饥荒及经济困难，大量广东省的农民及工人偷渡来港。在1961至1963年困难时期有差不多16万新移民来港。与上一次难民潮相比，这一批移民的目的是要求生存，而非追求政治稳定。

　　但到1970年代初，大陆的政治形势逐步安顿，香港经济再度复苏，来港偷渡潮又现。在1974年经已有超过2.7万名非法移民进入香港。香港政府遂实施“抵垒政策”，首次提出会遣返未能进入市区的中国非法入境者。不过在1978年，成功逃避追捕而成功“抵垒”的人数突然增加至3万人，而在1979年更大幅增加至近20万人，单是1980年头十个月，人数亦已达15万。

　　1980年，港府取消“抵垒政策”并将所有非法入境者遣返中国。由1976年至1981年五年间，由中国到港的合法及非法移民合计共达48万人，等于1976年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

　　然而相对地，迟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到大陆定居对很多香港人来说还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在回归九年后的今天，不要说大陆人已越来越少偷渡来港，香港居民返回大陆生活，更已成为大趋势。规划署调查发现，到大陆居住的香港人每两年以50%的速度增长。以2005年计算，有9.1万多人，而2001年只有四万多人，增幅已超过一倍。事实上，调查更显示，香港人在大陆自置的物业数量，达18.16万个，而且多集中在深圳、东莞和广州。



北京不禁台湾亲绿媒体采访奥运 可聘大陆人协助采访
环球网

【网讯】在大陆颁布规定放宽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后，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在27日记者会上表示，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凡是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手续的，就不存在什么“黑名单”的问题，都是名正言顺的，甚至台湾亲绿媒体采访奥运也不受限，同时台湾记者也可在大陆聘请人员协助采访。

　　为方便在北京奥运会及筹备期间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国台办将于27日颁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台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规定》，该规定将于2007年1月1日起实行。

　　李维一表示，该《规定》依照奥林匹克运动会惯例，为台湾记者在大陆采访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台湾记者在大陆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即可。台湾新闻机构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大陆劳动服务机构聘用大陆居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而国台办也将继续与台湾记者保持一贯以来的良好合作关系，为台湾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提供更好的协助和服务，进一步推动两岸新闻交流的发展。

　　在记者会上，当被问到关于台湾记者甚至“亲绿”的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奥运相关的活动有没有“黑名单”时，李维一回应说，台湾记者到大陆采访，凡是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手续的，就不存在什么“黑名单”的问题，都是名正言顺的。台湾记者也可以通过有关服务单位聘用大陆居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他还强调，对于两岸的新闻交流，国台办持开放、积极促进的态度。

　　与此同时，大陆《人民日报》记者借记者会表示，大陆为台湾记者采访提供越来越多的方便，但大陆记者到台湾采访却遇到了问题。据了解，2005年4月，台湾方面无故地暂缓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在台湾的采访，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没有安排恢复的迹象。

　　李维一回应说，这是两岸新闻交流的倒退，这种做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在这期间，两岸新闻界也不断地呼吁，台湾主管部门能够尽快地恢复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的在台驻点。希望台湾主管部门在新的一年里，采取实际的措施解决这个令两岸新闻界都感觉不愉快的事情，尽早的恢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在台驻点，用实际行动体现出确实是想推动两岸新闻交流，有这样一个诚意，体现出对新闻媒体真正的尊重。

　　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声日前声称，上台六年来两岸尽管在政治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两岸关系的互动上，确实有几十年来最好的时期。对此李维一表示，这六年陈水扁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挑起两岸对抗，蓄意为两岸交流制造障碍，严重阻碍了两岸关系的发展。近年来，两岸交流与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在以往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上，两岸同胞冲破“台独”分裂势力的破坏和阻挠，共同努力推动这样一个结果。

　　李维一还强调国台办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持积极态度，并希望越早（实现）越好，李维一不认为这一问题会无限期的拖延下去。台湾陆委会此前曾表示，要全面开放大陆同胞赴台观光。

　　此外，李维一还表示，对26日晚台湾屏东恒春发生6.7级强烈地震，给当地民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中央深表关切。他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也已致函海峡交流基金会，向遇难台湾同胞表示深切地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灾民众转达诚挚慰问。

河南十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 炮轰暂住证制度违法
环球网

【网讯】河南省法律界较有影响的十名律师日前集体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建议书中提出，全国各地暂住证及类似制度严重违反法律，应予审查撤销。虽然一直是社会学和法学界专家联合声讨的对象，但暂住证制度已然在中国存在了近二十年。

　　《法制晚报》报道，经过整整三个月的调查和准备，十名律师的代表、河南点石律师事务所的樊鸿烈律师向外界出示了两份“建议”的底稿。十名律师在“建议”中用六部分、约2500字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建议书中，他们首先引用社会学观点，公民只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就会被当地居民称作“外地人”；而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应该是全民参与的过程。全民参与经济建设，必然带来人口迁徙、流动人口管理等各种问题，这是社会的客观规律。政府不应该用行政的手段干预社会的客观规律，出台限制国民正常流动的措施。

　　在法律层面上，十名律师认为，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没有赋予国务院各部委（如公安部、财政部等）和省级政府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利，所以原来由其发布的行政规章不应该继续执行。尽管省级政府可以设立为期一年的临时许可，但是一年后他们必须报请同级人大批准、形成法规后公布。然而到现在为止，全国没有一个省级政府通过有关暂住证的行政法规。

　　樊鸿烈坚持认为，针对外地人群办理，并且不办暂住证就不允许在本地居住，这样的规定是典型的行政许可行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还需要办理“暂住证”，这不符合最基本的法律精神。

　　十名律师的行动，缘于去年郑州市准备悄然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和郑州市法制局今年9月14日在当地媒体发布的一个政府决定的讨论稿。2005年11月初，郑州市部分城中村以“警务区”的名义，向租住该村的外地人发布通知，要求必须办理居住证，否则限期搬离。

　　《大河报》于当月11日刊发了一篇名为《居住证集体亮相郑州“城中村”》的调查报道，并引用法学专家的观点对此进行了质疑。此后，郑州市公安局公开表态称，“公安部门没有宣布恢复办理暂住证，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具体组织的”。

　　今年9月14日，郑州市法制局在当地主流媒体发布了《郑州市暂住人口登记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全文，面向社会征求民意。《河南商报》在随后的采访中，向社会发放了数百份民意调查表，征求外地人和郑州本地人对恢复办理暂住证的态度。结果显示，近80%的外地人坚决反对恢复办理暂住证；而58%的郑州本地人却对该制度的重新实施表示了赞成和支持。

　　面对这种民意的尴尬反差，河南财经学院社会学教授刘志梅表示：“这个结果显然表明，本地人有优越感，但是这种感觉是内心深处的‘歧视感’在起作用。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一个郑州人到北京去，还回答同样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恐怕不说，大家已经知道答案了。”

　　十名律师不仅把目光放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在“建议书”中，他们还专门提到了率先取消暂住证制度的沈阳市和暂住证制度饱受争议的广东省等地。据了解，沈阳于2003年7月率先在全国取消暂住证，但在两年后的2005年12月又宣布恢复。

　　沈阳市2003年7月22日取消了办理暂住证，随后，该市有一名副市长表示，“暂住证制度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此后几个月内，全国许多城市都相继或明或暗地取消了暂住证制度，郑州市也在此列。29个月后的2005年12月，《沈阳日报》又报道，沈阳将再次恢复办理针对外地人的暂住证（居住证）制度。之后，全国各地警方都以治安形势、案件反弹等理由恢复了针对外地人的暂住证制度。

　　沈阳市公安局人士12月20日证实沈阳市在暂住证（居住证）上的不同政策。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暂住证取消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困难很大，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三年前作出的决定确实比较仓促。”

　　该局户政处有人还表示：“我们是从今年5月1日起，要求外来人口到公安机关办理居住证的。居住证不仅能起到管理的作用，还在子女入学、工伤保险等方面享受一些待遇。外来人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肯定不行。”

　　据了解，在中国存在了近二十年的暂住证制度，一直是社会学和法学界专家联合“声讨”的对象。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全国许多城市都相继取消了该制度。但从2006年初开始，全国一些省市的警方在“治安形势反弹”的压力下，发出了“恢复办理暂住证制度”的呼声。

　　关于暂住证的存废问题有很多争论，有评论指在暂住证作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仍将保留的情形下，基层执法粗暴成为暂住证合法性流失的一个重大漏洞。

　　领衔提出流动人口议案的人大代表李维平曾表示，暂住证只是由公安机关一家单位来管理，但目前形势下，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已不单单是仅凭公安机关一家之力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暂住证的有关规定已显得过于机械化，也难以全面有效地落实。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此前由查办暂住证所引发的一些矛盾，使得暂住证的“形象”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