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范德官遭调查 曾是陈良宇助手

传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范德官遭调查 曾是陈良宇助手

【网讯】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范德官正遭受调查，范德官为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主要助手。但上海市政府仍未回应报道。陈良宇就在2006年9月，因为涉及上海社保基金巨额挪用案，被中央免去职务。

　　路透社的消息称，对于范德官正遭受调查的消息，暂时无法联系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置评，只说有关官员正在开会。据熟悉上海政情的人士透露，上海的问题远比外界想象的要严重。

　　自上海陈良宇案引起上海政商各界激烈震荡之后，一段时间以来似乎稍有停歇。但这种沉寂马上又被打破，上海周正毅日前重新被捕就是一个信号。

　　有消息称，纪委、监察、审计和司法部门组织了多方调查，上海政坛的更多要员面临落马，陈良宇的主要助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范德官正是其中一个调查对象。

　　目前，中纪委查实陈良宇涉嫌重大经济问题，已认定涉贪1.5亿元，案件的进展得益于上海长宁区区长陈超贤涉案被查后保命供出大量内幕，案情还涉及陈良宇的妻子黄毅玲和年轻情人，近期都被“邀”协助调查，而儿子陈维力早前外逃美国。

　　中央对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查处结果公布如何，目前尚未可知，但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哲表示，该案公布的结果定会促进中国的廉政建设。至于涉案官员是受党纪还是国法惩处，将视其所犯错误或罪行轻重而定。

范德官简历：

　　男，1949年12月生，上海市人，1975年7月加入中共。曾任上海县工农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南汇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农村工作党委组织处处长、市农委机关党委书记，市农村工作党委副书记、书记、市农委主任、市农村党校校长，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郊区工作党委书记。

李干杰出任国家核安全局长 韩长赋当选吉林省长

【网讯】国务院24日任命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司司长李干杰为国家核安全局长，免去王玉庆的国家核安全局长职务，同时被免去的还有刘泽彭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吉林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决定原吉林代省长韩长赋当选为吉林省长。甘肃副省长李膺辞去副省长职务，杨志文辞去四川省政府副省长职务。

李干杰简历：

　　男，1964年11月出生，汉族，湖南望城人，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9年7月在国家核安全局北京核安全中心参加工作，先后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1991年9月至1993年1月在法国核安全与辐射防护研究院进修。1993年3月至1998年7月任国家核安全局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98年1月至1999年1月在湖南省平江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1999年1月至2000年7月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2000年7月至2001年7月任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司正处级干部、副司长。2001年7月任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中心主任（正局级）兼党委副书记。2002年7月至2006年12月任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司司长（兼任核安全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至2005年7月）。2006年12月起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并兼国家核安全局局长。

韩长赋简历：

　　男，1954年10月生，历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国务院研究室党组副书记兼常务副主任等职务。

无国界记者组织首次访华 一反常态支持北京办奥运

【网讯】经常批评中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日前首次派人访问北京。该组织在访华期间和中国官方举行几次会谈，提出新闻自由和如何改善新闻自由的问题。该组织还表示支持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无国界记者组织曾是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最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

　　官方新华社的消息称，无国界记者组织总干事梅纳一行三人于本月下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此次是无国界记者组织首次派员正式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府就新闻自由，以及释放被关押的新闻工作者等议题进行了对话。

　　据悉，无国界记者代表在中国信息产业部官员的陪同下访问了北京和上海等城市。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发表的声明说，中国政府官员表示，“对被关押的新闻从业人员和互联网使用者会作重新考虑”。

　　无国界记者代表、亚太部负责人布罗塞尔在结束访问中国时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同意重新考虑新闻自由等议题，无国界记者认为应当利用新的机会来通过谈判、对话来取得进展。

　　该组织发表的声明中称，“这次会谈是双方寻求有建设性对话的一个开始”，中国官方“给予无国界记者在中国发展其活动的可能”。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06年世界新闻自由排名的168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欧洲北部国家名列前茅，中国、缅甸以及朝鲜则是排名最低的远东国家，其中中国排名第163位，缅甸第164位，朝鲜垫底。

　　与此同时，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取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抵制。新华社的报道说，该组织称，已与中国开始了积极的对话，中国在新闻自由以及改变新闻工作者工作环境方面已取得了进步，因此该组织决定正式改变原来反对并抵制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立场，转而支持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并祝愿其取得成功。

　　无国界记者组织还对中国官方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给予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记者更大自由度“表示欢迎”，“并把这些进展和承诺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的改变标记”。声明说，“无国界记者希望北京奥运会成功，并让所有参与国家分享到奥林匹克精神的人性价值”。

　　布罗塞尔在谈到为什么作出决定时表示，该组织代表到北京之前曾向中国提出要求前往监狱看望那些“因言获罪”的网络作家或者新闻从业者，但是他们在这次访问中没有获得这种机会。但布罗塞尔说，中国方面声称可以考虑，因此有这种可能性。

　　布罗塞尔表示，当他们在未来几个月或者几周后再次访问中国时，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此，从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他们因此准备取消这个原来抵制的立场。

　　无国界记者组织同时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1738号有关保护新闻记者在战争中权益的决议表决时投赞成票表示感谢。该组织称，国际社会提出这个提案有紧迫的必要性。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140位新闻记者和媒体助理人员在伊拉克殉职。与会各国代表无异议地通过这项提案，并提醒各国政府担负起保护记者并且以司法起诉那些威胁记者安全的人。

美国中情局披露谍海奇案：五十年前反共机密曝光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刊物最近披露了一桩谍海奇案。1952年中国击落一架中情局飞机，机上两名美国生还者在中国坐了二十年牢。原来，因为1949年后美国中情局研判，国民党不受民众欢迎，曾兴起组建虽反共但不同于国民党的“第三力量”的念头。如果华府方面不是不认帐，这两名美国情报人员也许是可以更早获得释放的。

　　中情局的《情报研究》（Studies in Intelligence）2006年第四期（总第五十册）发表了一篇题为《超乎正常的忠诚：两名在华中情局囚犯1952–73》的文章。该文作者杜积莫域（Nicholas Dujmovic）参阅了许多中情局的内部档案后，才撰写此文。这是第一次中情局向外披露此案的内情。这篇文章可以在中情局的网站找到。

　　引起外界关注的是，中情局当年在华的活动甚多，此案可能只属冰山一角；中情局一向甚少让其绝密行动曝光。

　　这篇文章的主角，分别名叫约翰·唐尼（John Downey）和理查得·费克图（Richard Fecteau）。据指出，唐尼和费克图当时都是中情局的新丁，在他们第一次行动时就出事；从1952年起，两人的青春岁月就提早宣布结束了。费克图于1971重获自由，唐尼则在1973才获释。美国政府当时并不承认他们是中情局人员。他们回国后，美国几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过，他们尚能适应，且据说日子也过得不赖。

　　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唐尼是耶鲁毕业生，于1951年6月加入中情局。费格图来自麻萨诸塞州，于波士顿大学毕业，较唐尼迟数月成为情报人员。他们都是动静皆宜，个性开朗又有幽默感的人。第一次行动，他们就出事了。

　　1949年后中共建立政权，中情局计划采取措施，联络和训练中国人当间谍。美国当时研判，国民党不受民众欢迎，所以兴起组建所谓的“第三力量”的念头。“第三力量”虽也反共，但并不是跟国民党一伙的。

　　于1952年底，朝鲜半岛的战事已持续了超过两年。因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美国就想到以“第三力量”于中国发动反政府游击战，造成分薄中国的作战资源的效果。当时的构想是，以一小队中国间谍空降到内地跟当地的游击组织合作，搞破坏和打心理战，利用无线电向上级汇报。盟军在二战时于欧洲曾使用这战术，但这是建基于当地民众跟美国站在同一边，而这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当时唐尼和费克图就是被派参与“第三力量”行动。据纪录，当时因为中情局经费不足，中情局在亚洲训练中国情报员的安排是延迟。在1952年4月，才有第一队“第三力量”空降中国。这支先头部队之后就跟当局失去连络了。

　　第二支“第三力量”部队由五名中国人组成，他们于1952年7月中空降吉林。这部队就是由唐尼训练的。这部队很快就以无线电跟唐尼的中情局分组连络，中情局在8月和10月先后两次空投补给物资。在9月，他们又空降了另一名队员当传令员。11月初，该部队向上级报告，指已联系上当地的反政府领袖，又称他们已得到官方文件可以配合行动。他们又要求上级以飞机暗中撤走最后到步的传令员。

　　当时，在空中接走人或货需要把飞机在低空飞行，然后把一跟绳子挂在两根杆子上。被撤走的人就要绑在一个跟绳子接上的降落伞背带上。飞机飞高后，机上人员就会把下面的人拖上来。这种行动要成功，机师和负责拖人上来的机员都要接受训练。当时，机师诺曼·施瓦茨和罗伯特·斯诺迪都曾接受过这训练，也愿意接受负责这项任务。11月20日，唐尼的分组就向发电通知第二支“第三力量”部队。

　　因为找不到人负责拖人上来的部份，最后中情局决定立即训练刚加入的唐尼和费克图参与。他们在11月初加入，11月24日才接受特训，29日就行动了。

　　据指出，当时接近满月，视野十分清晰，费克图发现，救生包内藏的手枪并没有子弹，他们在机上惟一的内容就是说了这个笑话。

　　其实，中国当时早已捉拿了第二支“第三力量”部队，他们已经变节。他们故意用撤走人员诱骗美国人员。从中国的精密部署看，“第三力量”部队成员早已把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中国。在接人的时候，美国的飞机突然遭遇攻击，飞机要逃走时撞到树林坠机，这两个生还者也就被捕了。

　　多年来，中情局内部对为何会派出唐尼和费克图负责这项任务，仍是众说纷纭。对行动指挥官来说，派出两名熟悉行动地点和人员的中情局人员去，给中国一个捕捉他们的机会，简直是难以置信。一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二人一定是违规参与行动，以为去兜风。其实，纪录显示他们都是被派上机的：他们事前接受特训，就是明证。他们的上司的判断，明显有问题。在此之后，中情局修订了规章，不再容许中情局人员飞经中国。

　　又据另一名曾在唐尼和费克图所属分组的行动指挥官声称，当时已有人警告，第二支“第三力量”部队可能已被中国策反。据称，该年夏天由第二支“第三力量”部队发出的短讯显示，这部队九成是双面间谍。可是，据说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当时分组组长的认同和重视。当他一再坚持时，就被调往别组去了。出事后，唐尼的上司曾叫他不要把此事告诉别人，他也照做，据说他多年一直很后悔如此。

　　很明显，没有任何人因为派出唐尼和费克图而受罚。唐尼获释后曾表示，他对派他出任这次任务的上司并无怨言。

　　据指出，中国方面把二人来个五花大绑，置于附近一条村子的一个房子里，可能是安图县派出所。唐尼看到他要接走的传令员望着他向一名中国官员点头。该官员拿出手枪对着唐尼，以英语跟他说：“你是傻瓜（You are Jack）。”而费克图则记得该中国官员曾以英语说：“你前景很黑暗了（Your future is very dark）。”二人在森严的戒备下被带到沈阳。他们都被铐上脚镣，又被单独监禁。

　　在他们被捕后，中情局接获第二支“第三力量”部队电报，表示行动已成功了。可是，稍后他们却发现负责行动的飞机已经失联。当时中情局局长史密夫还曾向机上各人家属发出吊唁。195312月4日，美国研判包括唐尼和费克图在内的机上人员都已死亡。

　　在沈阳，唐尼和费克图有时被问话四小时，有时则二十四小时，但没有被打。被捕两年后，唐尼和费克图1954年11月23日接受了一次不公开的审讯。唐尼被视为是“主犯”被判终身监禁，而费克图则被判二十年监禁。

　　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证实他们仍在生。中情局立即成立一个特别小组，由局长特助小理查得·比斯尔负责。他们认为中方的消息是真实的，把二人的情况由“假设死亡”改为“行动中失踪”。中情局编出一个故事指他们二人是军方人员，并找来约廿多明白他们真实身份的人合作，一起掩饰他们的身份。这些人包括二人的家人、律师银行、保险公司的高层等，并由国防部出面营救二人。这个故事，一说就是二十年。

　　当时比斯尔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施以外交压力，让二人早日释放，但其它部门则反对。最少有一个部门认为：依据国际法，道理是在北京方面。中情局高层有断断续续跟国务院和国防部谈论这个问题。在1955年，曾有一次讨论释放朝鲜战争战俘的机会，但当时中情局要求把名单包括唐尼和费克图的努力被美国政府拒绝了。美国担心，若把军方和文官人员混为一谈，北京可能会拒绝前者的战俘身份，结果反而所有人都不会获释。结果，在华府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名单上，并不包括唐尼和费克图。

　　中国在1955年释放了朝鲜战役的战俘，但坚持唐尼和费克图参与的是跟该战无关的任务。此后十五年，美国外交人员曾多次跟中国交涉，但因为美国不承认政府，事件并无进展。

　　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中美关系回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密访北京，中国重返联合国。这年秋天，二人首次被带到北京的百货公司购买新衣服和外套。1971年12月9日，费克图被告知他将获释。之后他在深圳罗湖过关到香港，一名英军给他香烟和啤酒。他一共坐了19年零14天的牢。

　　虽然费克图已被释放，但北京宣布唐尼仍要多坐五年牢。1973年3月初，高龄七十多的唐尼母亲中风，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求北京以人道理由释放唐尼，而他之前数月也承认唐尼是中情局人员。结果，他就在1973年3月12日到香港，翌日，唐尼母亲见到儿子时说：“你现在是名人了，可不要自大啊。”

　　回国后，两人成为中情局东亚分局指挥官，向同僚介绍有关背景情况。两人也获得勋章奖励。

　　费克图在1976年退休，唐尼在1977年退休。唐尼成为一名法官，专门负责青少年案件。唐尼在1975年娶了一名美籍华人，她生于他出事的东北。费克图退出中情局后返回母校波士顿任田径教练，于1989年退休。

　　唐尼现时已是七十六岁，费克图今年8月将庆祝八十岁生日。文章指出，虽然唐尼和费克图返美时，都受到英雄式欢迎，但官方对他们的事迹却一定甚为低调，在内部教材和文献方面皆鲜有谈及，新一辈的情报员对他们都应该不大了了。

　　此文作者认为，此案对美国情报史十分重要，因此案展示了行动的风险、情报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刻苦能耐、以及他们名誉可能被持续的不实报道破坏的残酷现实。文章也赞扬唐尼和费克图一直保持忠诚，并永不感到绝望。

退休贪官还是贪官 广东原副省长刘维明被开除党籍

【网讯】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侄子、广东省原副省长刘维明，传因涉嫌谋取非法利益并涉及经济大案，被中共开除党籍及撤销副省级官员待遇。有分析称，不放过退休贪官已成为胡温政府铁腕反腐的重要特征。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丽满主持。广东省副省长佟星、省高级法院院长吕伯涛、省检察院检察长张学军列席。常委会审议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刘维明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议案。该议案只提到刘维明“严重违纪”，并未透露更多详情。

　　现年68岁的刘维明，湖南省宁乡人，长期在广东省煤炭系统工作。1975年担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再返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1988年起担任广东省副省长，长达十年之久，1998年转任广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

　　消息人士称，刘维明长期担任领导职务，退休后仍十分活跃，尤其与湖南籍企业家来往密切，2005年9月更担任广东湖南商会创会会长。

　　消息人士称，刘维明近日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据称他涉嫌为从商的儿子谋取非法利益，并与一宗经济大案有关。但调查未发现刘维明直接受贿的证据，因此只开除他的党籍和撤销副省级待遇，并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香港分析人士认为，不放过退位贪官，不放过出逃贪官，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铁腕反腐的重要特征。

　　过去，中共官员只要退出党政一线领导岗位，转任人大、政协职务或者退休，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实现了“软着陆”，可安度晚年，很难受到政治运动和反腐败的冲击。

　　但近年来类似刘维明这样已退位高官被查处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原郑州市委书记（后担任河南人大副主任）王有杰、原南京市委书记（后担任江苏省人大副主任）王武龙，都因腐败问题而被中纪委查处。

邱晓华经历大起大落六大转折 33岁震动中国经济界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近日受到“双开”处理（开除党籍、公职），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其大起大落的人生中，他经历了六个转折。

第一转折：童年梦想成为作家

　　1958年，邱晓华出生在福建省宁化县城关镇。在这个南方小镇里，他经历了磨难的童年。在他6岁那年，母亲离开人世，年幼的邱晓华和姐姐与外婆生活在一起。那个年代穷苦孩子经历的一切他都尝遍，种菜锄地、砍柴、喂牲口……虽然过着困苦辛劳的日子，但是邱晓华心中有自己的理想。

　　邱晓华从小就表现出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嗜书如命，擅长作文。上学后，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成绩，尤其是语文课，老师经常夸奖他写的作文好。童年的邱晓华对于自己长大成人后的畅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或者新闻记者。在他今后的人生中，他撰写的大量经济分析著作。

第二转折：走进厦大结缘统计经济

　　邱晓华在青少年时期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学校停课，学生们一片混乱。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学习深造的机会开始向他招手。1977年的邱晓华还只是插队务农的一个毛头小伙子，在公社团委做组织、公社文书和水文气象资料记录的工作。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工作，他在国家恢复高考以后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凭借天生对数字的悟性，邱晓华如愿考取了厦门大学。

　　1978年3月，厦门大学经济系统计专业录取通知书带给邱晓华人生中的第二转折。从这一天起，邱晓华也和统计数字结下了缘，与他从小向往的作家、记者职业有了一臂间隔。在那个年代，学生对专业的挑选集中在数理化，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大家就学什么样的专业。邱晓华也就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专业。

　　大学毕业后，邱晓华拿着一纸毕业分配证明进入了国家统计局。那是1982年，邱晓华24岁。从那时开始，他在国家统计局干了近二十四年。

第三转折：三十岁破格提拔副司长

　　进入国家统计局毕业之后，为尽快熟悉业务，邱晓华经常在办公室研读这里的理论书籍和资料。那个时候，局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在综合司灯火长明下读书的背影。几年后，他获得了参与了当时中国第一本《中国统计年鉴》的编制工作的资格。

　　1986年，当薄一波看到邱晓华的《从国情国力出发看我国经济发展对策》一文时，当即表示“要与作者再好好探讨”。1987年邱晓华在《我国农副产品出口情况、问题和对策》分析报告中，提出沿海农业必须走以外向型发展道路为主的观点。他的分析报告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

　　1988年5月，年仅三十岁的他被破格提拔为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见习副司长。

第四转折：成为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1988年中国出现“抢购风”，各地的人们涌进商店争抢着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囤积于户。随后全国进入了整改时期。1991年11月，在整改三年之际，《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邱晓华的《对三年治理整顿的反思与回顾》，基于整改三年的大量经济数据与分析，文中大胆提出，“治理整顿已经可以结束，留存的问题应在继续深化改革中解决”。此建议提出后不到一个月，治理整顿宣告结束。有人评价，在中央宏观调控中国经济的重要时刻，年仅33岁的邱晓华再立一功。

　　1993年，邱晓华的工作离童年的梦想——记者又接近一步，所不同的是，他没有成为记者而是成了国家统计局的第三任新闻发言人和总经济师。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众多中外记者的“刁难”，他有问必答、直揭主题、答案明确，逐渐引起中外媒体和经济学界的关注。同时，他务实的新闻发言使传统上的统计数据公布改变了风格，他不仅仅摊摆出数据对其加以分析解读，而且联系现实情势提出观点甚至预测，使统计工作转变到服务功能中。

第五转折：“十一五”开局之年担任局长

　　1999年9月，邱晓华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安徽省省长助理的任职，回国家统计局担任副局长，同时兼任局机关党委书记。

　　2006年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局处以上干部会议，宣布邱晓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成为国家统计局近十年来首位出身自本系统的局长。这与2001年10月以来，包括教育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新上任的多位副部级官员都提拔于自身系统类似。有分析认为，这表明新一轮的中国官员人事任免更加重视专业性因素。 在“十五”计划结束、“十一五”规划开局的节点上赴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要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第六转折：落马

　　中纪委于2007年1月23日公布，因严重违纪，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受到“双开”处理（开除党籍、公职），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期间，涉嫌上海社保基金案，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

　　邱晓华曾经在国家统计局创造了两个“最”：三十五岁成为国家统计局最年轻的新闻发言人；四十八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而他的落马，又创造了第三个“最”：任职时间最短的国家统计局长。

本土媒体都“不清楚情况” 上海如何制止流言传播

　　上海已经有好几天起大雾，空气质量也受影响。但这并不影响它继续日夜忙碌，继续创造和张扬它的精采。上海的繁华是很张扬的，即使在今天全中国上下，大江南北都在高唱“和谐社会”这主旋律的氛围下，这个至今聚集有四百万民工的“东方巴黎”，依然可以那么珠光宝气，可以大大方方地举行一场又一场顶级奢华展。

　　《联合早报》文章说，相比下，上海的媒体空间，是压抑的。中共中央宣布从2007年起，大幅度放宽驻华境外媒体的采访限制，似乎这新措施并没有改变上海的媒体空间。关系到上海市政治、形象与地位，以及关系市领导的事件与事务，上海媒体一向很少有发挥空间。常见它们引用的是上海新华分社、或上海市相关部门提供的、一字一句都经斟酌的统一稿。驻沪的百多家境外媒体，当然更不会有优待，“不清楚情况”几乎是每问必得的标准答案。

　　前阵子，台湾力霸创办人王又曾夫妇卷款潜逃，台湾媒体称是藏在上海，向上海市负责台湾事务的办公室查问，却要求先征得上海市外办允准，并表示放宽对境外媒体采访限制的新措施，“原则上的确是如此，但我们一向就不直接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要求采访上海某区新设立的民众服务设施，没什么政治敏感，该不会有问题吧。有关设施的负责人，还是要笔者先征得有关区政府的新闻办事处同意。她很客气地说：“还是要这么做的。”

　　前上海首富周正毅上星期天被上海检察院依法逮捕，据上海新华分社报道，是因为“涉嫌行贿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有媒体记者22日设法向上海市有关单位查证周的再度被捕，是否如之前香港媒体所称，和上海社保基金弊案有关。问了几个相关单位及新闻办，大家都很礼貌地表示“不清楚情况”。上海市检察院更表示，有关周正毅被该院依法逮捕的新闻，并非由它发布，所以不知道具体情况。

　　有意思的是，就在22日，上海市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检察机关2006年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情况，以及今年反贪查案方面的新举措。而据新华社23日报道，上海市检察院在22日表示，“上海检察机关在侦查上海社保基金案过程中发现，农凯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周正毅涉嫌行贿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周已于21日被依法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有关发布会并没有开放给境外媒体，23日在上海各媒体刊登的有关新闻，大多数用的就是新华社的稿子，没有额外的信息。自己家的新闻采访了，却只能用别人的稿子；自己家后花园发生的事，却只能看着其它地方媒体不断深挖和报道，也许上海的媒体都已习惯也必须接受这样的操作方式。

　　任何政治体系都有管理媒体的一套方式，再自由的国度，也没有绝对自由的媒体空间。然而再封闭的体制，也知道互联网科技带来的信息时代，没有信息可以完全封闭，包括以假乱真的信息。新华社主办的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在针对国务院本月17日通过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的社评中提到，在这个信息快捷流畅的时代，“没有真信息，就会被假信息占领”。在政治至上而信息透明度还有待改进的中国，假信息带来的损害也许比真信息更严重。在谨慎保护其城市形象与国际地位的上海，同样需要辨别它保护的是真信息还是流言。当媒体设法查证的信息都只得个“不清楚情况”时，有关单位又如何能制止各种流言不断的在坊间和媒体被重复？

　　大雾会影响空气质量，信息压抑久了，也会变样。（文/吴新慧）

四川省长张中伟将退休 由副省长蒋巨峰出任代省长

【网讯】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1月23日召开，会议任命原四川省副省长蒋巨峰为四川省代理省长。会议还决定接受张中伟辞去四川省省长职务的请求；接受杨志文辞去四川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

　　香港《文汇报》报道，张中伟因即将年满65岁的退休年限，因此请辞省长一职，并提名蒋巨峰为四川省代理省长。张中伟的提议获得大会通过，即日起，由蒋巨峰暂代省长一职。

　　这距蒋巨峰从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升迁至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将近五年。上世纪90年代，浙江县域经济、民营经济的活跃使得浙江省地方主政者在21世纪初外迁、担任副部级职务达到一个高潮。1996年国务院确定浙江对口帮扶四川，以引导当地经济借鉴江浙模式。而随着蒋巨峰的迁任，作为民营经济代表的温州模式也随之被推向西部。

　　蒋巨峰简历：

　　蒋巨峰，男，汉族，1948年10月生，浙江诸暨人，1998年6月至2000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2000年4月至2002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2002年3月至2002年4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2002年4月至现在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副省长。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第七、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四川省人大代表。

处级官员买不起房原因：政府与房产商共同语言太多

　　广州天河区某副区长21日在广州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上大倒苦水，说自己没有赶上政府分房的末班车，至今租住政府的房子，按照他的正常收入，他买不起广州的房子。而他的月收入大概在六千元左右。有分析称，政府需要收税、要经济发展的指标，房地产商需要高额的利润，两者合谋导致房价高企难下。

　　《南方都市报》报道，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寡头垄断市场、普通市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投机者、境外资金趁机炒楼，都是重要原因。有人士表示，这些原因不能说不对，就其对房产市场的作用影响力有限。

　　报道指出，这几年来，时不时就听说政府在房地产领域出台某政策，据说其目的都是为了平抑房价。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手段都差不多，不是今天加这个税，就是明天加那个费。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加了税费就等于增加了成本，开发商一般不会从自己利润里把这笔成本给支付掉，所以这成本一定会转嫁到买房子的人头上。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怪现象。针对总有人把房价的上涨归罪到某个特定的集团头上，寡头、投机者、境外资金都是这种替罪羊的角色的说法，报道指出如果去查一下各地经济增长指数，会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地产升值所带来的。这里的逻辑同样奇怪：既然经济增长指数要依赖地产的增值，为什么还弄得好像非要调控房价不可呢？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些替罪羊都应该是政府欢迎的对象。

　　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些指责基本都没有主语，找不到具体承担的对象与公司，完全是为了转移公众视线而出现的。唯有如此，才能在民众对于房子价格的抱怨与地产价格支撑经济增长指数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出气口。既然如此，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发现一个互动的过程。政府需要收税、要经济发展的指标，房地产商需要高额的利润，两者之间有那么多共同的语言。房子的价格之所以连政府的中层公务员都买不起，原因何在也就不用多说了。

　　有专家表示，一个月的正常收入能买一平方米房子，应该是正常的市场。虽然对于“正常收入”每个人理解不同，但副区长的收入应该能算正常了吧。他要是买不起的话，就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即地产商知道房子价格太离谱、超过了公众的承受能力的话，他自己就要从与政府的蜜月期中抽身出来。因为任何清醒的人都知道，地产商在这里扮演的是抽水机，是在自己挣钱的同时，为政府抽取民间资金。一旦抽不上来了，各种税费又非缴不可的话，他就要用自己的利润补上。上海地产开发商集体反对新的土地增值税就已经是个前兆了。

　　报道指出，副区长买不起房的事件将提醒反腐部门一个思路，就是查查公务员的房子到底怎么来的，估计收获不会太小。

官方媒体抨击偏激民族情绪 寻求冷静视觉读世界

　　中国官方媒体继续剖析民众对世界的误读，指出偏激的民族情绪、媒体的刻意选择以及民众一厢情愿的幻想是造成误读主要原因。官方媒体称，希望通过进一步思考，找到中国人“误读”世界的根源，寻求以更清醒和冷静的视角探索世界的真实。

　　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第一期头版报道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五大误读”，报道颠覆了许多民众对美国、俄罗斯、伊朗、印度、韩国等国家的一些固有观念，引起各路媒体关注和转载，也引发网民的广泛争议。《国际先驱导报》日前又推出第二组系列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北京观察人士说，这两组报道分析了中国人在伊朗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韩国与日本等问题上一些自以为是的看法，并把矛头指向敏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侧面批判了民众狭隘的爱国理念和民族情绪。官方媒体这种以理性解剖中国民族情绪的做法值得关注和鼓励。

　　这名人士指出，事实上，中国民众偏激的民族情绪往往表现在看待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但由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官方媒体没敢直接分析民众对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误读”，而是从美伊关系、美俄关系、韩日关系去剖析这种误读，从而使这场“中国人应该如何看世界”的有益讨论不至于被容易泛滥的民族情绪所淹没。

　　在系列报道中，《国际先驱导报》含蓄地批评了中国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外交错误，“1970年代，明明是苏美斗得你死我活，无暇也不屑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本是我埋头搞建设的大好时机，我们偏要引火烧身，想象着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团结一心整中国。当时那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别说在世界上，哪怕在南欧也没多大亮光，我们却断定，海内有了这哥们，打遍天涯都不怕。”

　　报道说，有些中国人不愿抛弃冷战思维，错误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以为既然美国跟我们过不去，最好别的国家也去同老美作对”。例如，以为俄国人又要摆出架势同美国佬对着干等等。

　　“其实，是人都不傻，谁也不会为你火中取栗，让你坐收渔利。用上海话说，‘桥归桥，路归路’；用普京的形象语言，‘苍蝇归苍蝇，肉饼归肉饼’。战略伙伴诚可贵，本国利益价更高。俄罗斯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

　　报道说，在当今这个后冷战世界，大国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已摆脱了“零和游戏”。俄美关系的恶化不仅不会带来中俄或中美关系的好转，反而会牵制这两对关系的改善。

　　“是否抵制日货美货英货，都是个人自由，如果你能坚持不懈，不失为一种值得敬重的操守，这就够了。如果非要不顾事实，硬扯上其他人来给自己打气，反而有画蛇添足的嫌疑。”报道也批判了很多人在抵制日货问题上的态度。

媒体令治安问题扩大言论惹来炮轰 广州高官急转口风

【网讯】因“媒体令治安问题扩大”的言论惹来炮轰，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22日急转口风，改为多谢媒体监督。有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很多官员听惯了媒体歌功颂德式的报道，养成了不容许耳边有批评声音的习惯，反映官员在应对公众媒体和社会舆论方面的能力及心理素质还存在问题。

　　《日报》报道，为打击市内日益猖獗，广州1月初全面禁止电单车上路。但由于禁止电单车行驶后，汽车抢劫及入屋盗窃案件激增。对此，有《信息时报》的报道指出，为防止家居被盗，广州市民近来挖尽心思出招防盗。有人在阳台摆放放大的武警照片吓贼，有人在车里放警察帽，有人出远门时特别在门口贴上“马上回来，请稍等”的字条。

　　针对该媒体的报道，张桂芳发表“媒体令治安问题扩大”的言论，之后惹来炮轰。于是在他22日出席广州市人大会议后再度被众媒体追访时说：“我也非常感谢舆论的监督，感谢媒体的支持，你们的监督报道很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工作。广州的治安一定会愈来愈好！”

　　有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很多官员听惯了媒体歌功颂德式的报道，养成了不容许耳边有批评声音的习惯。当面对媒体对当地社会黑暗现象的报道时，官员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对媒体报道进行否认，甚至打压封堵，唯恐影响到个人的政绩。这反映官员在应对公众媒体和社会舆论方面的能力及心理素质还存在问题。

甘肃第一女巨贪顾慧娟被终审裁定判处无期徒刑

【网讯】甘肃第一女巨贪顾慧娟一案已于近日作出终审裁定。甘肃省电力公司原财务处处长顾慧娟被判处无期徒刑。顾慧娟一案共累计造成3.6亿元损失，她是中共建政以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嫌贪污数额最大的女贪官。

　　据中新社报道，甘肃省高级法院判决对甘肃省电力公司原财务处处长顾慧娟顾慧娟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受贿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追缴的价值1544.73万元人民币的赃款赃物及股权、债权返还被害单位。

　　顾慧娟现年59岁， 1992年11月任甘肃省电力公司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2002年7月退休。因该案于2004年4月15日被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在法庭上，顾慧娟态度强硬地称自己无罪，其辩护律师也以公诉机关指控顾慧娟部分犯罪事实不请、证据不足为由，为顾慧娟作了“疑罪从无”的辩护。

　　此前《兰州晚报》有报道指出，事件源于1997年7月8日，靖远电厂要求顾慧娟归还被借用的630万元资金。此时，由于被借用资金尚在股市经营中，顾慧娟便从电力公司财务处的互助金账户内，给靖远电厂拨款四百万元归还被其挪用的上述款项。1998年8月28日，互助金账户被作销户处理，而四百万元被顾慧娟侵吞。

　　靖远电厂主管生产和财务的副厂长李某于1998年3月向顾慧娟汇报该厂小金库还有850万元资金，顾慧娟让其上缴电力公司。1998年3月5日，李某让该厂财务科工作人员开具转帐支票一张，收款人一栏按顾的要求未填写。顾慧娟收票后未将该款入电力公司财务账户，而是转入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易。1998年2月，顾慧娟在离任财务处处长岗位转任副总会计师之际，凭借权力地位非法侵吞上述公款，且在办理交接离任手续至2002年7月退休继续隐瞒真相。2003年其又书面称该款已“用于主业上不能处理但又必须解决的业务”。

　　除侵吞公款外，顾慧娟也有受贿行为，在1997年4月至1998年3月，北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公司)在兰融资时，该公司驻兰机构西北联络处通过时任电力公司财务处处长的顾慧娟与该财务处协议存款11笔，数额共计8255万元。1998年2月至5月间，中创公司西北联络处为感谢顾慧娟，以存款奖励的名义分四次给顾慧娟38.6万余元，顾慧娟收受后将款全部打入自己在某银行的“一卡通”账户据为己有。上述存款尚有1818万余元无法收回。

　　在庭上，检方还指出顾慧娟有挪用公款行为，1996年9月12日、1997年3月3日，顾慧娟以借款为名，先后安排靖远电厂向“海南银通国库券再投资受益券”账户电汇公款300万元和330万元，委托时任某银行三亚分行行长张某进行个人股票交易。后张某依顾安排，将上述款项及此前还交其炒股的款汇入珠海陈某账户。此后，靖远电厂索要上述款项时，顾慧娟分别于1997年5月5日，指使陈某从珠海某公司汇入靖远电厂两百万元，于同年7月8日从电力公司财务处的互助金账户内支出四百万元拨付靖远电厂，于同年9月30日从某证券公司海口某部电汇靖远电厂三十万元予以归还。

建设部：90平米以下户型占70%以上不容丝毫折扣

【网讯】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于23日召开，建设部长汪光焘强调，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新建住房面积占年度住房开发总面积70%以上的结构比例要求不得有“丝毫折扣”。业内人士表示，汪光焘此番表示意味着“90/70”的标准必须严格执行，没有任何放松余地可言。今年1月9日，《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出台后连夜即被废止，就是由于文中存在部分地区可以对“90/70”面积放松的内容。

　　《中华工商时报》报道，汪光焘指出，18亿亩耕地是底线，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严格落实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新建住房面积占年度住房总开发面积70％以上的目标。具体到今年，各级城市要把新建住房套型结构比例分解到区域，落实到具体地块、项目。

汪光焘强调，目前住房制度已发展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阶段。各地政府要按照《价格法》的有关要求，采用限套型面积、限控制性价位，竞房价、竞地价的办法确定开发建设单位，以增加政府指导价的住房供应。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则要加大“两限两竞”商品住房建设力度，增加满足当地居民自住要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上海的房地产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目前，上海对于这一比例控制以区域划分。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去年9月30日发布的《上海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年)》规定：“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商品住房占新审批新开工商品住房总面积的70%以上”，即中央宏观调控中“90平方米占70%适用范围”将适用于上海的城市总量而并非单个项目。

在近期上海公开挂牌出让的20幅土地中，几乎全部地块要求结构比例满足“90平方米以下70%以上”的要求，甚至有部分地块要求小户型占比达到80%以上。而从各区县房地局透露的信息显示，上海项目规划审批将按照“内环50%以上，中环70%以上，外环74%以上”的标准实行。

　　专家分析称，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能源、资源都很紧张，人均占有量极低，而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了较大的住房需求，这决定了不能占用大量土地。

　　之前，中国建设部1月9日在其网站上公布《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在这份旨在贯彻落实90平方米以下中小套型住宅政策的文件中，此前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的一些标准被修改：原被规定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70%以上的90平方米的套型建筑面积，则被放宽至最高可达90平方米的1.19倍，约107平方米。

　　但是，时隔一天，中国建设部10日在其网站上刊发《关于征求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的说明，称9日发布的《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不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和建设部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对其予以废止。

　　有分析指出，建设部的朝令夕改，只是中国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角色错位的一个缩影，或是宏观调控部门对微观部门染指太多。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房价在宏观调控中节节攀升，虽然这有流动性过剩、就业人口高峰、房改后遗症等综合原因，但是，对于宏观调控部门来说，不恰当的调控方式也是房价继续上涨的帮凶。

业内人士表示，汪光焘此番表示意味着“90/70”的标准必须严格执行，没有任何放松余地可言。今年1月9日，《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出台后连夜即被废止，就是由于文中存在部分地区可以对“90/70”面积放松的内容。

公共外交是中国紧迫课题 民间力量应成主角

　　关于中国“卫星杀手”的报道纷纷扰扰，日本首相极力要阻挠欧盟对华武器解禁。这些事态都在提醒中国政府，应该把公共外交放到更突出的位置，更好地推销自己。

　　《联合早报》文章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公共外交的重视不够充分，现在随着中国利益的不断延伸，随着崛起环境越来越复杂化，已经到了必须大力推展公共外交的时刻了。

　　按照当下时髦的说法，公共外交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完成硬实力完成不了的任务。

　　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应是硬实力与软势力捆绑发展的进程和结果。美国崛起的进程和拿到冷战的红利，拥有正面的经验。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作为，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策的破产却是反面教训。

　　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希望与凶险相伴的进程。目前的中国已经到了自身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和与外部世界的磨合、碰撞期。这个时期非常敏感，也非常险峻。出于本能，任何国家对格局的改变和改变者都会产生抵触。现今的中国，碰到的这种抵触越来越多。

　　这些抵触有些来自大国，有的来自小国，有周边国家，也有远隔重洋的国家。对中国强大感到不舒服，担心对自己不利，态度大概有遏制、压制、控制等多种。所以，中国有必要通过公共外交化解威胁论，塑造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顺利渡过国贸摩擦高发期。

　　其实，中国最近两年虽然没有公开提出公共外交的理念，但在实际外交工作中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与近年来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有关。

　　应该讲，2006年是中国外交理念转变的标志性年份。中国政府相继明晰了一系列外交工作思路。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与公共外交有关系的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外交要积极营造五种有利的环境。即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其中的舆论环境让近些年的中国感受颇深。
　　
　　第二，中国内政外交的关联度进一步增强。全球化的发展、新技术的飞跃，使得文化、信息领域的边界逐渐消失。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是中国近些年感受尤为突出的变化。为此，中国提出了外交工作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做到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第三，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按照外事为民的要求，使外交工作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注意维护中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尊重和顾及别国人民的合理利益与关切。这些，都和中国推展公共外交的着力点有关系。

　　公共外交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以人为本。中国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而公共外交要设身处地地用外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拓展公共外交，才有实效。

　　把公共外交作为当务之急和中国崛起的有力助推器，要解决好三方面问题。

　　第一，推展公共外交，仅仅开办几座孔子学院远远不够。公共外交，民间是主角，政府只是推手。其实，智库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

　　第二，要舍得投入资源。公共外交的资源要以民间为主，政府痕迹不可太重。这就需要国民树立公共外交意识。去年底结束的中非论坛，其实对中国国民，尤其是北京市民都是一个很正面的公共外交检验。
　　
　　第三，要有长远打算。布什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败笔就在于，只想把公共外交当做创可贴，想立竿见影。而公共外交的真谛其实在潜移默化，在润物细无声，在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的无间合作。中国既然把崛起的进程估计了至少几十年，公共外交就必然要伴随这几十年的艰辛，才能有最后的荣景。

麦当劳主管等22名外企职员受贿被捕 传涉陈良宇案

【网讯】上海当局已经逮捕二十二名涉嫌受贿的公司高层人员，案情涉及几家著名跨国公司。报道还指出，专家认为这是促进反腐的积极措施，纯属经济性质，不掺杂政治因素。有分析称，此次反腐败调查是全中国打击经济犯罪运动的一部分，与上海市对被免职的中共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案的全面调查也有密切关联。

　　美国之音报道，上海警方拘捕的二十二人是十多家企业的主管人员，其中有人任职于七家大名鼎鼎的跨国企业，如美国的麦当劳公司、惠而浦家用电器公司、麦肯锡谘询公司以及瑞士的工程企业ABB集团。警方表示，四家电脑公司向这七家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员行贿，金额高达人民币四百多万元，以换取设备定购单。

　　报道说，这次反腐败调查是全中国打击经济犯罪运动的一部分，与上海市对被免职的中共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案的全面调查也有密切关联。同时，这次行动也显示中国当局加紧监督境内外国公司是否守法。

　　涉及有关调查的外国企业纷纷表示，对所控不法行为不知情，也不容忍。美联社引述麦当劳公司发言人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几个月前，而当事人已因而被解雇。

　　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有好几家跨国公司因涉及腐败案件而处境尴尬，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因收受五十万美元贿赂而被判十五年徒刑。行贿方是国际知名的IBM公司、NCR公司和日立公司。

　　《纽约时报》引述一家美国公司主管的话说，中国政府最近把反腐矛头特别指向大型跨国公司，尽管中国的腐败问题很普遍，而且腐败在中国公司内可能更广为蔓延。

　　但是世界银行顾问范锡波认为，中国当局最近的行动体现反腐运动的全面展开。他说：“反腐是全方位的，不管是外企也好、国资企业也好、中国的政府机构也好、中国的私营企业也好，反腐是全方位的。它在不同的方面展开是反腐全面展开的一个标志。”

　　他说，不应把经济犯罪问题复杂化：“反腐就是反腐，这是个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不要把这个问题硬性解读成是外交层面或者政治层面的问题。”

周正毅两项新罪极限触及死刑 料上海社保案暂未收尾

【网讯】上海原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因涉嫌行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行为，于21日再次被上海市检察院依法逮捕，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周正毅涉及的这两项罪名，最高可判处死刑。分析称，周正毅再度被捕意味着上海社保案涉及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凤凰网》报道，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王俊民表示，周正毅曾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于2004年6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相较于再次被捕的两项罪名，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定量刑的上限是达到极限的，最高分别可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

　　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另外，根据中国有关规定，犯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将被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据了解，目前周正毅已于21日被依法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此前有关方面曾披露，上海看守所所长黄坚曾因为接受周正毅五十万元贿赂被捕。接近周正毅的人士表示，周正毅再次被捕，行贿金额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意味着上海社保案涉及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新华社此前报道称，“上海市检察院在侦察其它案件中发现，周正毅又涉嫌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检察机关遂于2006年10月22日，对周正毅立案，经侦查获取了周正毅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相关证据，故决定对周正毅予以逮捕。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查中。”但外界纷纷猜测周正毅再次被捕与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有关。

涉重婚罪兼严重违纪 邱晓华被“双开”送司法处理

【网讯】中共中央纪委23日公布，因严重违纪，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受到“双开”处理（开除党籍、公职），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中纪委表示，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

　　来自官方新华社的消息，中纪委当天表示，作为高级官员，邱晓华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和法律，造成了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邱晓华曾经在国家统计局创造了两个“最”：三十五岁成为国家统计局最年轻的新闻发言人；四十八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而他的落马，又创造了第三个“最”：任职时间最短的国家统计局长。

　　公布称，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邱晓华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邱晓华行政开除处分；建议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处理。

　　邱晓华是福建宁化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统计师，1982年毕业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曾任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处长、处长、见习副司长、副司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等职。

　　1999年9月起，邱晓华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家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等职。2006年3月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

　　新华社2006年10月12日播发国务院任免令，免去邱晓华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职务。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10月1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局在调查上海社保资金案中，发现邱晓华涉嫌严重违纪，中央纪委随后对其审查。

　　邱晓华落马原因除涉社保基金案以外，还有“生活作风糜烂”，涉嫌重婚犯罪。据知情人士透露，邱晓华妻子因患红斑狼疮不能生育，而邱晓华在上海的情妇是记者，她住的房子是另一名社保案涉案者上海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所送。

　　该人士称，邱晓华与情妇两人感情很好，该情妇为其育下一女。媒体早前披露，“十一”黄金周期间，虽然陈良宇案发引起上海官场大地震，但思女心切的邱晓华还是专程从北京飞往上海，看望情妇和女儿。

　　邱晓华情妇住的房子是另一名社保案涉案者上海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所送。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邱晓华与张荣坤过从甚密。两人同是全国政协委员，并都在经济组。2006年两会上，有记者注意到两人谈笑甚欢。

　　邱晓华是中国反腐败行动中又一落马的高官。此前，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因犯有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检查并免去一切职务。

缅怀邓小平的不同态度反映中央地方利益落差

　　今年1月和2月，分别是邓小平南巡15周年和邓小平去世10周年的敏感时刻。中国官方在邓小平南巡15周年采取从简和低调的姿态，到邓小平忌辰时，则会有中央级别的纪念活动。从中国媒体的一些反应看，中央和地方的思绪都似乎十分复杂。

　　《亚洲时报》文章说，1992年1月18日至23日，宣布已退休成“普通党员”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后到武汉、广州、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撂下的“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重话，这次“南巡”扭转了当时领导人“宁左勿右”的情况，让中国再一次走上市场化的道路。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换言之，从1月18日至2月19日，可以说是中国政坛充满著“邓小平回忆”的时期。

　　同是一个邓小平，但因为自己的处境和利益的不同，中央和地方对邓小平的回忆，似乎是有颇大的落差。

　　中央级的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在最新一期刊登了署名“邓聿文”的评论。文章引述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的“发展也要稳步协调”，“讲求效益和质量”等意见，以此确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于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又好又快”主张。该文重申，要“认识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邓小平南巡回忆于地方媒体上的版本，跟中央可说甚为不同。1月18日，在广东《南方都市报》网络版，出现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伟人时代与伟人政治终结之后，中国改革的方向、动力与节奏又系于何者？” 文章又认为，中国在“2006年热热闹闹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在一片喧哗中弥散了焦点，也未能像前两次争论一样最终能够赢得可观的共识”。

　　在此，也许可以稍为说明一下2006年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背景。2005年秋天开始，因为中国的国资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人民基本福利得不到保障等问题，有左派人士开始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到2006年春天，左派更公开提反对中国人大通过《物权法》。

　　这场争论，最后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于2006年3月人大表态，表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暂告一段落。到2006年秋天的六中全会，胡锦涛又再次明确他的“和谐社会”路线，表明要求解决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问题、又下令要保障人民基本福利。

　　上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改革争论中以“皇甫平”系列评论声名大振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认为，这次大讨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经过这十五年来，沿海地区对胡锦涛提出的路线可能会有所保留。受惠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市场改革的大赢家，沿海地方诸侯一再得到重用提拔，挤身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

　　可是，曾在青海和西藏等地方工作的胡锦涛，却是重视全国和谐，认为沿海地区应对内陆地区提供更多协助，他上台后重用包括张庆黎、胡春华、杨传堂等多名崛起自西北地区的官员，又加大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调任官员的力度。这些动作，都有可能引起沿海地方诸侯的不满。因此，提到邓小平，利益接近沿海地区的人自然不无百感交杂之慨叹。

　　问题是，胡锦涛也是邓小平隔代钦点的接班人，若地方诸侯真是支持邓小平，他们理应也十分支持胡锦涛才对。只是，在当今中国政局，“死人压活人”一招，除了情感因素外，也不能排除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执著。碰巧今年10月中共将举行十七大，中共中央应会推动“和谐社会”的路线，强调拉近沿海和内陆的差距，有关的问题，似乎就更为敏感了。

　　值得一提的一点巧合是，当广东的媒体在“缅怀邓小平”前后，曾在广东出任省委书记、现在掌管国意识形态和传媒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在广东考察。（文/方德豪）

十七大前的政治涵义 高调徐光春对低调李克强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日前率团高调亮相香港，宣传由他主政的河南形象。相比徐光春的前任、现主政辽宁的李克强，这位曾经的北大热血青年却又低调得出奇。其中的政治涵义颇值得玩味，河南某官员一语道破天机：“克强书记很年轻，他的路还很长。”

　　徐光春、河南省长李成玉率领七百多人的代表团，正浩浩荡荡在香港招商。徐光春前天还主动邀请香港各大媒体座谈。省委书记、省长齐齐出动来港招商，实不多见。徐光春说：“这次我们两个一起来，既说明河南对港澳地区的高度重视，也表达了我们对推动河南走向世界，向经济强省、文化强省跨越的决心。”

高层主动 加强交流

　　自从新华社记者出身的徐光春空降河南之后，这个中原大省变得高调了，既频频把境外媒体“请进来”，高层又经常主动“走出去”，宣传河南。他前天还广发“英雄帖”，邀请香港媒体实地采访。

　　河南拥有近亿人口，文化深厚，但因为贫穷，爱滋病等丑闻又不断传出，连徐光春也承认自己以前对河南“印象也不是很好”。但经过这两年的努力，河南的形象确实有改观，至少负面新闻少了，用徐光春的话说：“河南人正变得更加自信、自尊和自强。”

　　显然，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的徐光春，颇谙宣传之道，懂得如何“包装”河南。

　　与徐光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前任李克强（现任辽宁省委书记）却是低调得出奇。主政河南和辽宁，几乎是“三步不出闺门”，从来没有率团访问过香港，境外媒体到河南、辽宁采访，也很难见到他。

谨小慎微 韬光养晦

　　其实，李克强并非天生低调，根据他北大同窗王军涛的回忆，李克强当年也是北大“热青”（热血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只是如今他被视为中共“第五代”领跑人，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广泛关注和不同的解读，自然不得不谨小慎微，尤其是“十七大”前夕的敏感时刻，更是需要韬光养晦。正如一名河南官员透露：“克强书记很年轻，他的路还很长。”

　　六十三岁的徐光春，距离正部级退休年龄还有两年，不过如果他在河南干出一番事业，能够出政绩，仍然有上升空间，因此自然要高调。

　　虽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前天被问到“何时再回归中央”时，徐光春笑言：“我在河南已经安下心扎下根，对河南的感情已经非常深，舍不得这个地方了。” （文/《日报》专栏作者 纪晓华）

上海检察院承认周正毅再次被捕与社保基金案有关

【网讯】上海市检察院22日表示，上海检察机关在侦查上海社保基金案过程中发现，农凯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周正毅涉嫌行贿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周正毅已于21日被依法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上海市检察院表示，上海检察机关2006年在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共逮捕五名局级官员，其中部分官员与上海社保基金案有关。

　　报道说，在此之前，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原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原上海市长宁区区长陈超贤、原上海市国资委主任凌宝亨等被终止上海市人大代表资格。

　　新华社此前报道称，“上海市检察院在侦察其它案件中发现，周正毅又涉嫌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检察机关遂于2006年10月22日，对周正毅立案，经侦查获取了周正毅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相关证据，故决定对周正毅予以逮捕。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查中。”但外界纷纷猜测周正毅再次被捕与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有关。

　　周正毅一度在上海和香港等地金融业、房地产业呼风唤雨，2002年度还曾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十一名。2002年底，周正毅名下的农凯集团获得东八块，准备以五十亿元发展高档住宅，引起被拆迁居民不满并采取各种手段上访申诉，由此揭开上海政商勾结的黑暗一幕。

　　周正毅案由于涉资巨大，当年不仅轰动上海香港两地，国际媒体也广为瞩目，但最终上海市第一法院却只轻判三年，有舆论直指与陈良宇从中偏袒有关。据称陈良宇胞弟陈良军与周正毅是生意搭档，当年周正毅旗下的富友证券挪用上海农村信用社人民币三十八亿元国债，陈良军也涉案其中。

　　中央政治局在2006年9月25日宣布，陈良宇因涉及上海社保资金案、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免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同时停止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对他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中通社的消息说，在中央宣布查处陈良宇案之后，跟他有关的不法企业主纷纷被当局采取措施，周正毅也不例外。　

广东原副省长刘维明被提请罢免人大代表职务

【网讯】广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2日召开，广东原副省长刘维明被提请罢免人大代表职务。此前有报道指出刘维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据悉，刘维明涉嫌为子女谋取非法利益以及涉及一宗经济大案，但经过一轮调查之后，没有发现刘维明直接受贿的证据，仅被开除中共党籍和撤销副省级待遇，免受司法处理。

　　《广州日报》报道，会议审议了《关于提请罢免刘维明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议案》。该议案显示，“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维明，因严重违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现提请罢免刘维明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予审议”。

　　此前香港《日报》报道指出，现年六十八岁的刘维明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侄，担任广东省副省长长达十年，1998年改任广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消息人士透露，刘维明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影响力颇广，退休之后仍然非常活跃，与商界关系密切，尤其是与家乡湖南籍的老板来往密切，2005年9月还担任“广东湖南商会”创会会长，领导“商海湘军”。

　　这名消息人士称，刘维明是近日被中纪委以“涉嫌严重违纪”为由调查的，据悉涉嫌为从商的儿子谋取非法利益，同时牵涉一宗经济大案。不过，经过一轮调查之后，没有发现刘维明直接受贿的证据，因此仅被开除中共党籍和撤销副省级待遇，没有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广州另一名消息人士证实，“他（刘维明）出事了。”但她不愿透露详情。官方接受查询时则讳莫如深，广东省贸促会一名负责人谨慎地说，“还没有接到正式的文件。”

刘维明简历：

　　刘维明，湖南省宁乡人，长期在广东省煤炭系统工作，1975年担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代主席，1985年再返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之后长达十年任副省长，1998年转任广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现任全国人大代表。

获教廷单方面任命 广州教区候任主教称未收到通知

【网讯】广州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广州教区候选主教甘俊邱22日表示，至今仍没有接到教廷任命广州教区新主教的消息，也从未向媒体透露过此事。此前有北京权威人士称，教廷单方面宣布任命，对中梵建交下一步的谈判不会产生积极影响或形成新的障碍。

　　香港《大公报》报道，甘俊邱说，若是获教廷任命出任广州教区新主教，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和教廷没有建交，此举对改善中梵关系有好处。至于何时举行祝圣仪式，甘俊邱表示，至今没有时间表。

　　至于有传媒称他已获梵蒂冈任命，甘俊邱表示，不知道消息从哪里来，自己不清楚此事，也没有向媒体透露过。他表示，“我自己没有讲过，不喜欢媒体乱讲话”。至于何时举行祝圣仪式，甘俊邱表示至今没有时间表。另一方面，中国天主教会对于甘俊邱神父的任命仍在审查当中，主教团大部分成员都已签字同意。广州教区已着手准备新主教祝圣仪式的相关事宜。

　　甘俊邱神父现年43岁，早年曾入读中南神哲学院修读神学，毕业后留校任该院教务处教务长，期间曾短期赴比利时、香港相关神学院进修，2000年11月赴广州教区服务至今。

　　广州市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正在广州举行，甘俊邱是越秀区人大代表。他表示暂时没有议案向大会提交，但作为宗教界人士比较关注是教产未落实，希望政府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对宗教的管理要按照宗教事务条例严格执行。

　　据了解，在教廷日前宣布任命甘俊邱神父为广州教区新任主教，北京有关权威人士指出，教廷单方面宣布任命，对中梵建交下一步的谈判不会产生积极影响，或将形成新的障碍。香港《文汇报》引述这名权威人士说，中梵主教任命短期难达共识，中国教会仍将继续自选自圣主教。

　　权威人士还表示，中梵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两国宗教关系不可能正常化，中国教会仍会根据各教区的实际需要和成熟条件，继续自选自圣主教。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对主教人选的选拔与任命采取集体审批制度，由于主教团的各位主教不在北京集体办公，有关方面会把待批主教的材料分发至各主教。据透露，中国天主教会针对贵州、湖北宜昌、内蒙古等教区的候任主教的批覆也在审查当中，部分主教团成员已陆续寄回表示同意的相关批覆材料。

　　据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目前中国仍有四十多个教区长年主教空缺，十多个主教年迈体弱，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各教区要求选拔主教的愿望很强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重申，中国教会不会因为中梵没有外交关系就停止祝圣主教。

　　北京中梵问题专家任延黎指出，对于目前中梵双方在主教任命的“模糊状态”，意味着双方仍有分歧。至于教廷此次率先宣布相关任命，是否梵方欲扭转前段时间在主教任命上的被动局面，任延黎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中国社会已转型 重建意识形态比发展经济更重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并将此提高到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其中一个方面当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意识形态目前的贫乏甚至衰落状态不能得到改变，执政能力的提高将会是非常困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就会出现执政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

　　《联合早报》文章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意识形态治国，意识形态的使用走到了一个极端。当时，意识形态不仅指导国家政策制定，衡量党政官员的忠诚，而且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求人们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另一方面，有关方面也担心意识形态作用的减弱将导致思想乃至行为上的混乱。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

　　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带来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思想解放运动并不是说各方面对改革的方向有了高度的共识和一致性。在此之前，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政策。因为改革是当务之急，有效的改革政策很难产生于永无休止的争论。“不争论”政策很快就终结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但实际上，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就是以不惜一切手段对财富的追求。新意识形态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机和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不时地表达于主要政策话语上，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等等。

　　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社会乃至政治准则。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主义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对一些官员来说，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导致了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地方官员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公然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这和意识形态的贫乏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任何称得上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是超越具体物质利益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一系列政策上的大灾难。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从此可以走入历史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政治实践都有复兴意识形态的作用。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讲政治”到后来的“三讲”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努力构建一个以“和谐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复兴也符合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大趋势。因为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核心，各大国都在努力重建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曾经流行过“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但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中，这说法并非事实。美苏冷战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更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西方又流行“历史的总结”的说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了，所有其他意识形态都走入了历史。但没多久，全球化、恐怖主义、文明的冲突又把意识形态争论推到政治的前沿。

　　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如何重建意识形态是较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的问题，也是更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有关部门作了很多努力，力图复兴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容易。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哲学，而非发展和建设哲学。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改造成为一种发展和建设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专家指人民币升值将扩大收入差距 最终苦的是农民工

【网讯】中国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樊纲近日表示，人民币不断升值，将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最终苦了的是中国的农民工。中国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做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但工资回报却十分低。长期以来，农民工等群体被排除在福利保障体系之外，成为社会底层的“另类多数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樊纲表示，人民币升值使民营企业的出口产品竞争力将会下降，美国这类发达国家的一些订单肯定将转向越南、印度等国家，导致民营企业要关门、减产，最后受损失的便是农民工。而且人民币升值之后，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任何提高，还面临就业困难。

　　樊纲认为，人民币升值可能有利于外部的平衡，但是扩大了内部的不平衡，将会导致国内就业增长速度的放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他表示，美国人经常要求中国这个穷国来做人民币升值这个事情，让中国的农民工去解决世界上最富的人们所创造的货币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

　　他又指出，政府应改革社保体制，加速农民工社保的覆盖面扩大的进程。中国的农民工实际上参加的社保福利程度比较低。因此，要尽快有一套能够适合于农民工的收入现状，又有利于未来的统筹发展制度。

　　在去年底，长江沿岸二十九个城市共同签署协议，统一构建农民工维权体系。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群体之间已经积怨不浅，尤其是长期以来，农民工等群体被排除在福利保障体系之外，被当成社会底层的“另类多数人”。

　　报道称，有关部门调研发现，一些涉及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缓解和消除不合理规定已成为各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新签署的协议指出，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上，要加快建立农民工培训与就业的档案制度和服务管理制度，指导解决农民工在劳务合同、工资待遇、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的问题。

　　有评论称，民工们出门在外，吃住都非常简陋，能赚的都是一些血汗钱，而就是这一点钱也经常被克扣。能带妻儿老小租房同住的是少数，相当多农民工都处于一种性压抑状态。社会和政府若真正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行事，来善待社会底层人，关心他们的生活，那才算得上真正用行动构建和谐。

　　中共在六中全会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命题，目的是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平等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和谐的基础在于社会的公平，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如何让他们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并非是一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统一构建农民工维权体系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重要举措，但有专家指，打破户籍制度的约束和局限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办法。让城乡居民和不同地区的人口都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这样才能使他们融入到自己所在的社区，才能消除人为的隔阂，才能消弥社会发展不均所造成的裂痕。

周正毅再次被捕 新华社连夜统一对外发布消息

　　上海前首富周正毅于21日再次被捕，此消息至当天深夜11点多，由官方媒体新华社“统一”对外发布。这一时机的选择，将此事成为22日媒体焦点报道之一。报道还提及，由周正毅一手创建起来的“农凯系”目前已土崩瓦解。

　　香港《大公报》称，周正毅二度被捕的原因是“涉嫌行贿及虚开增值税发票”，而上次的罪名是“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价格”。新华社报道并未点明周的“二进宫”与陈良宇事件有关，只说“上海市检察院在侦察其它案件中发现，周正毅又涉嫌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遂于去年10月22日对周正毅立案”，经侦查获取了周正毅涉案的相关证据，“故决定对周正毅予以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此消息是在周正毅被捕当天深夜由官方媒体新华社统一对外发布。报道提及，去年12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证实，周正毅已被上海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周正毅再度被捕的原因，可以从其亲属唐海根一案中看出端倪”。今年1月10日，上海市政协发布公告称，原上海海鸟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海根涉嫌犯罪，被撤销上海市政协委员资格。而唐海根是周正毅之兄周正明的妻子的兄长，曾出任农凯集团副董事长。

　　在周正毅首度被捕后，唐海根继续担任周所控制的上市公司海鸟发展的董事长。去年12月，唐被上海市检察院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并被立案侦查。

　　周正毅的再度被捕，也预示着由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农凯系”已土崩瓦解。周正毅创建的“农凯系”曾经控股的四家沪港上市公司——海鸟发展、英雄股份（现名为“大盈股份”）、上海商贸和上海地产，如今只剩下在海鸟发展还占有26%股权。大盈股份和上海商贸的股权都已转让，上海地产则在2005年10月10日在香港股市正式下市。

　　2006年7月28日，海鸟发展发布公告称，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海鸟发展股份（占海鸟发展总股本的26%）转让给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交易双方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均为周正毅。1月19日，海鸟发展报收于5.49元。

外国人来华非法测绘埋下国家安全隐患 最高罚三万

【网讯】中国国土资源部22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根据该暂行办法的规定，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未经依法批准将测绘成果携带或者传输出境的，要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国人来华从事测绘活动的需求增多，但一些非法测绘行为测绘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危害国家安全，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给国家安全带来了隐患。

　　中新网报道，该条例已经在2006年11月20日国土资源部第五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提出，违反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撤销批准文件，责令停止测绘活动，处三万元以下罚款。有关部门对华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形成的测绘成果依法予以收缴：第一，以伪造证明文件、提供虚假材料等手段，骗取一次性测绘批准文件的；第二，超出一次性测绘批准文件的内容从事测绘活动的。该办法同时明确提出：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依法批准将测绘成果携带或者传输出境的，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处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2006年8月有两名日本人在新疆非法测绘被中国有关机构处罚并被递解出境。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国人来华从事测绘活动的需求增多。一些非法测绘行为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这给国家安全带来了隐患。

　　据中国测绘法的规定，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活动，必须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军队测绘主管机构批准，并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领域从事测绘活动，必须与中国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依法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进行，并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危害国家安全。

　　根据上述规定，外国人未经批准，不能擅自来华测绘，也不能超越批准范围从事测绘活动；外国人来华非法对中国地理空间信息数据进行测定、采集、处理，确定中国重要目标位置，并擅自发布中国的相关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这些非法行为将会受到严厉查处。严禁携带涉密测绘成果出境和未经批准对外提供涉密测绘成果的行为，严禁网站擅自登载、传输涉密测绘成果。

充当江西涉黑第一案保护伞 原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受审

【网讯】原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许晓刚因涉嫌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在1月19日被衢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许晓刚在任职期间涉嫌受贿五百万元，他是由“江西涉黑第一案”牵出的幕后“保护伞”。

　　据《江南都市报》报道，许晓刚涉嫌受贿案由最高检察院指定浙江省检察院管辖，2006年4月24日省检察院将该案交由衢州市检察院立案侦查。江西省公安厅于2006年8月7日移送衢州市检察院并案审查起诉。

涉嫌受贿五百万

　　起诉书指控，现年56岁的许晓刚在1997年至2005年5月期间，利用担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索取、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近5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收受江西省抚州联达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熊新兴的贿赂，共计人民币85万元、美元1万元、价值人民币8.2万元的玉镯两只。

　　1989年至2006年7月期间，许晓刚先后私藏了六支民用制式枪。案发后，枪已被警方扣押。

“涉黑第一案”保护伞

　　许晓刚是由“江西涉黑第一案”牵出的幕后“保护伞”。该案主犯熊新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行贿罪等13项罪名，2006年9月26日被江西省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2007年1月11日被执行死刑。

　　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许晓刚(另案处理)、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另案处理)，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警察祝金发(均已判刑)等多人。

　　2000年熊新兴认识了许晓刚，之后多次行贿。2003年四五月间，许晓刚叫熊新兴给其情妇李雅50万元做进货物资金。熊新兴将30万元人民币和20万元港币送给李雅，两三天后又用15万元人民币换回20万元港币。

　　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民众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广电总局新规定：2月起卫视黄金档限播主旋律影视

【网讯】在对动画片、古装剧等电视节目做出硬性规定后，广电总局将从2月起要求所有卫视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为此，广电总局将设立四级电视剧审查制度。据了解，此次广电总局的限制政策主要针对家庭伦理剧的流行，并要对这种类型的剧目进行控制。

　　《京华时报》报道，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日前透露，2007年是对所有电视节目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广电总局要求从2月份起的至少八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各卫视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

　　由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组织的新形势下的电视剧市场合作研讨会于20日举行。王卫平有会上表示，广电总局将为此对电视剧设立了四级审查制度，即所有省级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提前一个月报省广电局，而后由省广电局报送省宣传部，再由省宣传部审核后报送广电总局，最后广电总局报送中宣部文艺局，审批通过后再播出。

　　在此之前，广电总局2006年已经对动画片、古装剧等电视节目进行了硬性规定。国家广电总局下令，从9月1日开始每日下午5时至晚上8时，所有电视台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目的是保护中国不景气的动画产业。这一名为《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的条例规定，中国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下午5时至8时之间均不得播出境外卡通片、介绍境外卡通片资讯节目和展示境外卡通片的栏目。随后，国家广电总局又将着手整顿黄金档播出的家庭伦理剧，涉及婚外恋等争议话题的电视剧。

　　据了解，涉案剧、古装剧和情感剧曾经是中国电视剧的三大支柱。但是因为考虑到涉案剧对青少年的影响，广电总局命令其撤出黄金档。之后总局又对古装剧进行了整治，把古装剧的数量也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随后，三大支柱的结构性变化，影视公司开始把家庭伦理剧作为重点，其中《中国式离婚》、《麻辣婆媳》等都成为不错的剧目，收视率颇高。但是目前家庭伦理剧的卖点都集中在第三者插足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之上，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

　　据一位了解内部政策的业内人士透露，对于家庭伦理剧的流行，广电总局已经正在酝酿限制政策，并要对这种类型的剧目进行控制。在某大型网站所做的相关调查中，有一半以上的观众认为夸大渲染“婚外恋”的电视剧泛滥，会“影响家庭和睦，对青少年影响很坏”。

　　除限制电视节目外，广电总局还对网络短片进行了限制。据报道，中国青年胡戈自制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后，在网络上引发一股自制恶搞短片的热潮。随后有消息称，广电总局将公布网络视频影片的新管理条例，加强监管、查处视频网站放任自流的违规现象，促使这项新兴产业尽快纳入广电管理体系。如果相关条例出台，即表示假如未通过中国广电总局审核，未来在中国网络上播放这类短片可能受罚。

　　有分析指出，整治家庭伦理剧的原因是家庭伦理剧中的第三者感情问题过多，这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环境不符，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而此次广电总局对2007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严加控制，估计是为十七大的召开营造良好的文化舆论环境。

胡锦涛缺席金融会议 暗示高层已摸索到现代金融之道

　　备受市场关注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1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外，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内的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没有出席。有分析人士指出，今次会议的规格有所改变，主要原因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金融改革与“改革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分别，并非胡温高层降低对金融业的重视。

不再党政联合开 温家宝独撑场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1997年11月17至19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时，高调地宣称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不仅政治局常委会七名委员全部都出席，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和分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朱镕基都分别在会上发表讲话。

　　在2002年2月5日至7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是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故当时的七名政治局常委亦全部出席。

　　由此看来，刚刚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胡锦涛等政治局常委未有出席，原因很简单，就是今次会议的规格有所改变，从会议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转而由国务院系统召开的高规格专业会议，而会议日期亦从三天减到两天。当然，政治局常委、分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黄菊缺席，显然是因为其个人的健康问题而倦勤。

　　问题是，因为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内地金融业正走向全面对外开放，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和发展期，涉及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战略部署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规格却悄悄地改变。从官场文化角度，可以说是会议规格下降了。当中胡温高层对此是如何考虑呢？

　　熟悉情况人士不讳言，这主要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金融改革与“改革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分别，并非胡温高层降低对金融业的重视。

胡温对金融仍重视

　　199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是亚洲金融风暴进一步蔓延期间，而按照中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亦到了深化和加快金融改革，进一步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之时。在国内外金融形势都严峻的情况下，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便需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摸着石头过河”的联合探索和共同承担风险。2002年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相信也有类似的指导思想。

　　金融业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正如温家宝在全国金融会议上所强调，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整个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必须努力把金融改革发展推向新阶段。

　　既然胡温高层已初步摸索到中国走向现代金融之道，尽管金融领域仍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金融风险隐患亦有不少，惟这都属于专业性问题，国务院可“独力”解决了。

“双规”缺乏法律依据 中央反腐名不正言不顺

　　中国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近日在官方媒体上指出，中央常用的反腐手段“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待问题）”缺乏法律依据，“双规”等制度正面临要么取消、要么名正言顺地纳入法制轨道两种选择。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王明高是“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他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上发表题为《“双规”制度应纳入法制轨道》的文章，呼吁中国尽快制定出反腐败的专门法律，以使反腐败受到法律的保障。

　　文章说，中央在反腐败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经验，有的虽然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但较为分散，不便操作；有的则没有被上升为法律，致使一些好的措施、经验得不到充分运用，或者因为缺乏规范、制约而在实践中扭曲变形。比如举报制度、“双规”专案制度，指定管辖、请示报告制度，行贿区别对待制度等等。

　　北京有关学者指出，中纪委对官员采取的这些措施都属于党内规定，缺乏正当的法律依据，却往往在实践中高于国家法律。这种党纪高于国法的现象是历史遗留问题，与如今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已相互矛盾。

　　王明高的文章认为，如果将这些措施和经验法律化、规范化，将给中国一些特殊反腐败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科学地汇总这些实践经验，对于动员群众积极投身反腐败斗争，巩固中央的执政地位，树立国家反腐倡廉形象，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双规”制度为例，“双规”是指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纪检部门如实说明自己的问题。这主要是对涉嫌职务犯罪或违纪的官员，采取的一种非诉讼的调查方式，在办理职务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的实践中总结创造出来的，现已基本定型，有了较固定的程序。

　　“双规”的特点是：有一定的强制性，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审查对象的人身自由，使其在一定的压力下交代问题；有一定的灵活性，由于司法机关没有介入，由纪检部门主持，立案、撤案灵活，既可保护官员，澄清问题，又可惩治违纪违法官员，维护中央和政府形象。

　　但“双规”最大的缺陷是无法可依。这个制度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人身自由，而中国的《立法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因此，“双规”面临两种抉择，要么取消，要么名正言顺的纳入法制轨道。

　　文章指出，从“双规”实践效果来看，取消是一种消极选择，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严格规范，使之法律化。例如将执法主体规定为反贪污贿赂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严格限定案件类别和执行程序等。但这种特别制度不宜扩大到一切刑事犯罪，无法写入《刑事诉讼法》，只能以专门的《反腐败法》予以合法化。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和官员不断向当局进言，要求制定《反腐败法》来取代现有的反腐规定，但当局对这项提议反应冷淡。分析人士认为，中纪委的调查和处分权力是中央监督、控制各级官员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有了《反腐败法》，司法机关将直接介入腐败案调查，势必削弱中央高层对下级官员的控制力。因此，《反腐败法》在短期内不可能被提到官方的议事日程。

受贿浪潮淹到国务院 两少壮派高官涉贪腐被判重刑

【网讯】在“有权斯有钱”的想当然逻辑下，中国不少官员受贿似乎理直气壮，不仅地方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最近国务院中央有两起少壮派的技术官员因为涉嫌收受不当馈赠被判重刑，震惊了北京的各部委。这两位原本前程似锦的官员，一位是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另一个案例是同样具专业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郝和平。

　　《中华工商时报》称，徐放鸣虽然只是部委的厅级官员，不过金融司负责代表国家掌管国有商业银行、政策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控股证券公司，权力之大绝对不是司长头衔可以比拟。徐放鸣可说是中共专业技术官僚的代表，金融科班出身，毕业后就直接进入财政部，不仅官运亨通，相关著作、论文等身，同时还是财政部各类业务培训的经常授课讲师。

单纯嗜好有心人士利用

　　然而徐放鸣却仍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原本的单纯嗜好却被有心人充分利用。北京诚奥商务公司总经理韩冰，就以球友身份，请求徐协助争取农发行的租赁业务。

　　由于韩冰是徐放鸣在网球场上的铁杆哥们，加上为特定厂商护航的前金、后谢的巨大利益，这位财政部官员介入了农发行的租赁业务。事后，韩冰的诚奥公司藉由这个案子，就收取了700多万元人民币。

　　为了感谢徐放鸣的居中协助，韩冰先后给了徐10.8万美元，还有80万元。但就因为一时的贪念，这位原本还有大好前途的中央部会官员，竟然在2006年底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外加没收所有个人财产的重罪。

　　另一个案例是同样具专业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郝和平。这位官员因为酷爱打高尔夫球，被许多医疗器械公司得知后，利用这个打球机会，把他们的利益与这位官员牢牢绑在一起。

终身高球证高官无法挡

　　因为器械司主管的业务包括了医疗器材产品的注册与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郝和平掌握的审批权，正是中国大陆大大小小医疗器材厂商梦寐以求的最佳行贿目标。

　　在中国大陆仍属奢侈的高尔夫球运动，当然不是一个司长级官员所能长期负担的。为了退休之后，还能继续从事这项昂贵的嗜好，郝和平对医疗器材公司的贿赂自然难以拒绝。在他任内就收下了三张高尔夫球终身会员证，现金80多万，价值25万元的本田轿车一辆。

　　郝和平的案例要比徐放鸣夸张的是，除了厂商主动行贿外，在有权不用是傻瓜，还有为退休生活预作安排的考虑下，还与妻子俩共同向厂商索贿20多万元。甚至在东窗事发后，被没收的财产中，还包括医疗器材公司以娱乐健身为由，赠送给郝和平的五把枪枝。

权力没监督谋私变常态

　　这两桩发生于中央部会的技术官僚体系中的贪污案，共同点是郝和平与徐放鸣都是有能力，而且在负责的专业领域内都有一定成就的技术官员。他们在自己的掌管行业中是专家，业务上独树一帜，又有管理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复合型高官。

　　当上了司长后，自然都成了权力相当集中的专业部门人代言人，郝、徐二人手中还都掌握着许多企业生杀大权的审批权力，但权力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才导致了这些技术官僚有机会利用手中权力谋私。

　　近来，中央的反贪污机构一直在检讨，以往主要集中在地方官员的收贿风气，是不是会漫延到中央各部会。因为垄断的权力没有监管，必然产生腐败，就以财政部金融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材司等这类权力过于集中，又具专业的部门，负责人一旦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就非常容易被贿赂的潮水淹没。

新王朝的最佳诠释 东亚峰会为中国崛起背书

　　日前在菲律宾举行的东亚峰会，成为《时代》周刊《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封面报道的最新诠释。在峰会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可说是出尽风头，就连一向相当保守的新华社报道也自承在今年大会里“中国格外抢眼”。

　　1月22日的《时代》周刊，实际一周前就开始发售，以中国崛起做它的主题。封面画的是一个庞大的黄色五角星从长城背后升起，大字标题是《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长达九页图文并茂的报道，也使许多美国人怵目惊心。

　　该志总编辑史丹格（Richard Stengel）在卷首“告读者”文里，提到《时代》、《幸福（Fortune）》与《生活（Life）》三种二十世纪中叶畅销杂志的创办人、传教士之子、在山东登州出生的鲁斯（Henry R. Luce）对中国的热爱。其实鲁斯在1967年逝世后，曾经喧赫一时的这家公司早已数易其手，变成“时代华纳媒体集团（Time Warner）”的子公司，与鲁斯早无关连了。

　　从这期起，《时代》每期都有关于中国的专栏，分析美中两国的互动关系。即使在冷战最激烈时，前苏联也未被如此另眼看待过。该志引用任教于约翰霍浦金大学的孟捷慕（JamesMann）即将出版的《中国幻想曲（The ChinaFantasy）》一书说：苏联只有核武可与美国抗衡，经济面贫困不堪。今日中美恰巧相反，北京手握三千多亿的美国国库债券，美国消费者倚赖中国廉价商品已成习惯，主客易势，华府要应付这个更强大却不民主的伙伴，不是件容易事。

　　为免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讥，《时代》用图表把两国作了比较。虽然就经济成长率而言，中国这两年都超过10%，而美国只有二点几；但个人年平均所得，中国只1703美元，而美国是43760元。双边贸易增加快速，六年前进出口合计不到六千亿美元，2006年已超过1.5万亿美元。文中也指出两国在海外抢夺能源、资源、与国际市场各方面，都有激烈竞争。

　　两岸关系是美中互动不可避免的一环。《时代》画龙点睛地只用一句话概括形容：“那些赞成台湾独立的人，包括陈水扁在内，已经完全失去布什政府的支持（Those in Taiwan who favor independence - including its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 have singularly failed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台湾报纸只引述了其后提到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客座学者黄靖的话，却漏掉《时代》斩钉截铁式的判断。

　　因风灾延期到上周末才在菲律宾宿雾举行的东盟主办的“东亚高峰会议（East Asia Summit）”，间接证实并支持了《时代》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估。胡锦涛并未出席，因为北京“大国外交”的分工是，胡锦涛负责跑欧美，温家宝主跑亚洲，剩下的非洲与拉丁美洲，则视场合与他国出席领袖而定。

　　这次会议的性质很容易把人搅糊涂：就扩大范围每两年一次、邀请澳洲、印度等区外国家参与的“东亚峰会”（而非东盟峰会）而言，它是第二届；就“东盟与中国10+1高峰会”以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10+3的会议而言，它都是第十届；而仅就中、日、韩三国领袖在会外举行三方会议而言，它是第七次了。

　　温家宝在会中出尽风头，平时相当保守的新华社报道也自承在今年大会里“中国格外抢眼”。温家宝在10+1峰会中发表“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关系的新乐章”演说，签署了一堆文件，包括：1月13日的“东亚能源安全宿雾宣言”及“东盟宪章蓝图计划”、14日的“北京宣言ICT合作伙伴行动计划”、“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服务贸易协议”、及“东盟与中国农业部间农业合作计划”等。

　　温家宝活动的重点，其实在于与各国领袖的单独会晤。他接见了澳洲总理霍华德、印度总理辛格、新西兰总理克拉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南韩总统卢武铉、文莱苏丹哈山纳波嘉、印度尼西亚总统尤多约诺、寮国总理布阿索内、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缅甸总理索温、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泰国代总理素拉育、越南总理阮晋勇、东盟秘书长王景荣、亚洲开发银行董事长兼总裁日籍的黑田春彦等人。

　　东盟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日渐显著，从一件事就看得出来。中国所以能抢在俄罗斯、印度等国之前，三年后即可与东盟十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是因为北京早就签署加入了作为东盟基础的“东南亚友好合作协定”。巴黎有样学样，1月13日大会秘书处宣布，法国也已签署了基本协议，比英、德等欧洲国家早着先鞭。

杜宇新当选哈尔滨市委书记 刘德章不再担任福建副省长

【网讯】福建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1日决定免去刘德章的福建省副省长职务。据了解，刘德章将另有任用。从2003年开始兼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杜宇新在21日的哈尔滨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正式选举为市委书记。

　　中新社报道，福建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1日决定免去刘德章的福建省副省长职务，并补选刘德章、傅圆圆、陆志华、游劝荣、陈荣凯、宋海航为福建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哈尔滨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月21日选举杜宇新为市委书记，张效廉、王颖(女)为市委副书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姜明、王世华、朴逸(朝鲜族)、姜国文、杜松岩、王大伟、聂云凌、张桂华(女)、丛国章、李大忠。哈尔滨市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姜国文为市纪委书记，李桂英(女)、徐涛、刘玉润为市纪委副书记。

　　此外，日前结束的汕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蔡宗泽为汕头市市长，会议还选举了汕头市委书记黄志光为汕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德章简介：

　　福建莆田人，194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2002年由福建泉州市委书记任上出任福建省副省长，主要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2005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杜宇新简介：

　　1953年12月出生，黑龙江林口人。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8月入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95年10月至1999年11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书记、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大兴安岭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9年11月至2002年4月，黑龙江省委常委、企业工作委员会书记。2001年10月起担任黑龙江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师第一政委。2002年4月至2003年12月，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2003年12月起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统战部长会召开 为十七大营造中共党外政治环境

【网讯】中国全国统战部长会议21日在北京召开。作为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年年初的统战会议，会议希望为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的党外政治环境。有分析称，“统一战线”历来是中共克敌致胜法宝之一。

　　据中新社报道，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就在会上强调，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党外政治环境是今年全国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协助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换届工作，推动统一战线在实现新老交替基础上的政治交接也是今年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刘延东要求要加强教育培训工作，打牢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基础。

　　会议总结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具有“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团结联合”的思想主题、“和衷共济”的价值取向、“政通人和”的目标追求，认为“统一战线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具有独特优势”。

　　之前中央指出要将新社会阶层纳为统战工作的重点。有分析称，“统一战线”历来是中共克敌致胜法宝之一。以江、胡为代表的前后两任中央领导集体，在整体思路上虽是一脉相承，但明确将新社会阶层纳入统一战线，则是新领导集体的一大发展。这实际上是对中共已经做出的多年尝试的一种肯定和总结。

薄一波遗体告别仪式 胡锦涛江泽民前往八宝山送行

【网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遗体告别仪式于21日上午9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仪式。

　　仪式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当天早上9时开始，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布置简单，并摆放了领导人致送的花圈，灵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薄一波同志”，横幅下方是薄一波的遗像。薄一波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当局在10时前开放告别仪式给持有治丧委员会发出讣告的市民入内，吊唁的市民有来自北京和山西的大学生以及商务部人员。有学生表示，他们自发组织同学参加告别议事，再经由学校安排。

　　随后，陆续有挂上军方车牌的房车进入公墓，公墓对出的行人路亦禁止使用，所有途经车辆都要接受查问。公墓的保安明显加强，大批警车进驻公墓范围，在出入口设置警戒线，市中心长安大街至八宝山沿途，有公安车辆驻守。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内的多位离任国家领导人参加可告别仪式。

　　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薄一波的三儿子薄熙成此前曾表示，薄一波发病前老跟他提起，说看到了以前的领袖和战友们，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等等，还有薄熙成的母亲胡明。

　　薄熙成说：“老爷子晚年特别是发病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以前的革命战友，魂牵梦萦。其实他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是很孤单的，因为他的战友们都走了，母亲也走了。所以父亲去世的时候很安详，也很平静，他终于可以不再孤单。”薄家此前已为薄一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选定了一块墓地。

　　相关资料：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1908年2月17日山西省出生。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在山西、天津等地从事兵运等工作，曾三次入狱。1946年起，担任军队领导工作；中共建政后，历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1957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9月任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和1965年继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薄一波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迫害，1979年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兼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1982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同时也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副主任。

学习成升官晋级敲门砖 官场混学混职风引发腐败

　　中国官场上近年来有一股混学混职风，一些官员不爱学习，凭职务混，凭资格混，凭学历混，有的成为犯罪分子，这几乎成了官场一大定律。有分析指出，这股风气源于官员心态浮躁、把学习当作升官晋级的敲门砖，同时环境的侵蚀、用人的误导乃至机制的疏漏也不可忽视。

　　《大公报》评论指出，有人把官员学习喻为“将军审视作战地图”，形象生动。一位将军，倘若不看地图指挥打仗，是匪夷所思的事。然而，如今的官场上，确确实实就有这样的“将军”，他们视视学习为镀金，撇开“作战地图”，或草率视之，摆摆样子。

　　文章指出官员学习有以下几个特点：蜻蜓点水，装扮门面。一些官员学习理论不是为了学懂弄通，指导实践，而是形式主义，镀金包装。他们如蜻蜓点水，鲤鱼打花，看报看标题，看书看书皮，学习笔记摘录几个观点，交流心得抄袭几篇文章，应付检查，交差了事。而报刊上他们署名的官样文章，有多少是自己亲手动笔写的，大多数是秘书们的“贡品”，连文字和稿费统统奉送，而某些官员据此朝自己脸上贴金，一点也不觉得害臊。

　　弄虚作假，捞取资本。眼下官员的学历层次、文化水平有了整体提高，不少领导学习很努力，有的学专科，有的学本科，有的学了专科再学本科，学了本科又在研究生门前跃跃欲试。还有的潜心学习英语、法律、计算机等专业知识。但也有不少官员为赶时髦弄文凭，不惜造假，以求提高身价，获得官场陞迁。胡长清的档案袋里就装有伪造的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文凭。

　　现在一些官员不是通过刻苦学习挣文凭，而是用不正当手段攫取文凭。陕西省三个副县长让手下秘书代考，而某些官员坐在办公室里就有人把文凭送上门。华北地区某乡一位乡长，当乡成人教育中心校长动员他报名参加农函大学习时，他竟提出三不的条件：一是不上课，二是不做作业，三是不参加考试，到时还要有正式毕业证书。一晃三年过去了，烫金的毕业文凭真的放到这位乡长大人的办公桌上，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乡长一阵狂喜，大笔一挥，向乡成人教育中心拨款一万元，以示奖励。

　　文章指出官场混学混职风的流行，并非一日之寒，它源于心态的浮躁、环境的侵蚀、用人的误导，乃至机制的疏漏。官员急功近利不想学，一些官员把学习当作升官晋级的敲门砖，一旦功成名就，权力到手，就不思进取，把学习抛于脑后；浅尝辄止不苦学，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县乡官员，认为在基层工作主要靠经验、资历和魄力，高深的理论派不上用场，学习也就得过且过。有的官员甚至片面地把学理论看成是耍笔桿子、卖嘴皮的事，是虚功，因而等闲视之。

胡锦涛非洲之行首选南非 拟消除中非关系“杂音”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2月7号抵达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开始为期10天的非洲之行。除了南非以外，胡锦涛还将访问喀麦隆、苏丹、利比里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塞舌尔，这也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三次非洲之行。

　　美国之音20日撰文指出，胡锦涛三次非洲之行，凸显北京对发展同非洲关系的重视以及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

中国对非洲的长期战略考量

　　美国智囊机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季北慈表示，北京在非洲的战略利益不只局限在经贸方面，而是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

　　他说：“中国计划为非洲培训1.5万到2万名学生和专业人员；设立了50亿美元的发展基金，资助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计划到2009年把非洲进口到中国的免税商品由190种提高到440种；在非洲农村地区援建100所学校，并把非洲留学生的奖学金数目提高了一倍；计划在非洲援建10所医院、30所防治疟疾的诊所，并捐助数千万美元，购买治疗传染病的药品。”

　　季北慈认为，这些庞大的规划说明中国政府对非洲的战略考量是长期的、全面的，值得国际社会注意。

访问南非拟消除“不和谐”的声音

　　但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并不总是象官方渲染得那样一帆风顺，就在北京方面不断加强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开发非洲大陆的批评从未间断。

　　南非总统姆贝基在不久前还抨击中国对非洲的经贸政策，提醒非洲国家不要甘愿成为中国的原材料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美国曼彻斯特贸易公司副总裁安东尼·卡罗尔表示，这次胡锦涛非洲之行的第一站就是南非，显示北京打算尽快消除中非关系发展中不和谐的声音。

　　卡罗尔：“中国的贸易方式极大冲击了非洲制造业，尤其是纺织和服装业。自从世贸组织的纺织品出口的配额制度取消之后，由于中国廉价产品充斥非洲市场，本地的纺织服装业倒闭了大约37%，过去三四年间，这个产业损失了数十万个工作。纺织工业比较发达的南非尤其受到严重的冲击。”

改变对苏丹的立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18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胡锦涛访问非洲的消息时，只透露胡锦涛将访问的八个国家中的两个国家：南非和苏丹，其余六个国家则没有声明。

　　据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对苏丹政府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问题上却遭到部分国家的指责。因此，苏丹也是胡锦涛非洲之行的另外一场重头戏。

　　但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政府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问题上近来有所改变而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不久前，中国官员和美国特使纳特西奥斯就达尔富尔问题举行了会谈后，纳特西奥斯赞扬了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作用，表示北京在推动苏丹政府帮助受到围困的达尔富尔地区的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中非关系近年来走得越来越近，北京在2006年10月举行了中非峰会，有五十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预计到2010年，中非贸易总额将达到一千亿美元。除了贸易之外，中国还承诺向非洲提供五十亿美元的贷款和优惠。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引来西方国家的关注和忧虑。有批评人士称，中国非常愿意向非洲的专制政府提供援助。此前，有关中国威胁非洲安全的报道也不时传出。

赖昌星被遣返案庭审结束 结果要等数周或数月作出

【网讯】中国“远华”走私案重要嫌疑人赖昌星要求对其遣返前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司法复议的庭审，18日在加拿大西部城市温哥华结束，但判决结果可能要等待数周或数月才能作出。

　　据新华社报道，主审法官蒙蒂尼在当地时间18日中午庭审结束时说，鉴于此案案情的复杂性，他无法在“接下来几天内作出决定”。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威尔金森说，一般来说，作出裁决将至少需要六个星期。赖昌星的代表律师马塔斯认为，法官可能需要数月才能作出决定。

　　此次庭审是从1月16日开始的。在庭审中，马塔斯和移民代表雷斯尼克围绕赖昌星被遣返后是否面临死刑和酷刑危险进行了激烈辩论。

　　马塔斯认为，移民部在对赖昌星进行遣返前风险评估中存有偏见，并列举了赖在被遣返后将面临死刑或酷刑危险等理由，要求法庭裁定对遣返风险进行重新评估。雷斯尼克则对马塔斯的辩护理由逐条进行了批驳，指出马塔斯向法庭提供的材料全部都是主观的猜测，而非事实依据。雷斯尼克认为，移民部对赖所做的风险评估报告公平合理，所以赖昌星的要求应予以驳回。

　　赖昌星是受中国司法部门指控和通缉的厦门“远华”走私案重要嫌犯。赖昌星1999年举家逃到加拿大。2000年11月，加拿大政府将赖昌星软禁在温哥华郊区一住宅中。2005年8月，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赖昌星及其家属的难民身份申请后，移民部启动了对他遣返前的风险评估程序。2006年5月，加拿大移民部完成风险评估，认为赖昌星被遣返后没有生命危险，并确定了遣返日期，但他又向联邦法庭提出上诉。

又一硕鼠落马 宁夏土地局原局长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

【网讯】宁夏土地局原局长王英福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19日被宁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近年来各地违法违规征用土地的现象愈演愈烈，房地产业的巨大利润使不少手握批地大权的官员利令智昏，身陷其中。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王利用担任宁夏土地局局长、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残联理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五起，受贿财物价值人民币270.26万余元。另查明，王英福对其巨额财产882.53万余元人民币、15.9万余美元、3200欧元、11万日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王英福曾任贺兰县县长、县委书记、银川市常务副市长、自治区环保局党组书记、自治区土地局局长、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在中国，土地的征用、使用和买卖的过程中弊端丛生，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大发横财，而一般民众的经济利益则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近年来各地违法违规征用土地的现象愈演愈烈，民怨极大，抗议事件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土地投机行为日益猖獗，严重阻碍中央政府落实宏观调控政策。

　　有分析人士指出，从上世纪末至今，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钱权交易的主要方式是围绕着土地交易为核心的房地产业来进行，获利以亿计。譬如，当政府要支付成本时，就以极端的行政主导方式来进行市场交易，一再压低甚至克扣土地征收和城市拆迁的补偿，从而让政府支付的成本降到最低。而当政府需要获利时，即转手出让土地时，就以极端的市场化方式进行买卖，从而使政府收益扩大化。房地产业的巨大利润使不少手握批地大权的官员利令智昏，身陷其中。

　　对此，2006年中国土地新政一个核心就是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国家设立九大土地督察局，直接督察地方土地，严把“地根”，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建立有利于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供应速度、用地结构和区别对待的调控机制。

　　观察人士认为，非法征用土地以及土地投机现象在中国存在已久，中国政府现在决定设立土地督察局，表明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些违法乱纪行为已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形成严重的挑战。但在缺少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设立土地督察局并不能解决非法征用土地和土地投机问题，正如设立纪检部门并不能遏制党政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一样。

陕西政协副主席因严重违纪被撤销省政协委员资格

【网讯】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因严重违纪，于19日被撤销省政协委员资格，同时被建议撤销其政协副主席职务。有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是“中共再一贪官被摘乌纱帽”。但官方未说明具体原因。

　　香港《文汇报》报道，在陕西省政协九届二十二次常委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石学友主持通过了新的人事任免决议。鉴于庞家钰严重违纪，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其政协陕西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同时撤销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并提请政协陕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庞家钰现年62岁，长期在宝鸡市任职，先后担任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要职，是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有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是“中共再一贪官被摘乌纱帽”。但官方未说明具体原因。

欲露还羞 中国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不披露细节

【网讯】中国国务院在17日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这是中国领导人旨在增加政府透明度的最新举措。但政府官员却在18日拒绝回应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细节的问询。有人指出官员的行为与条例旨在增加政府透明度背道而驰。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已表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旨在改善国家庞大行政体系的运作。国务院网站上发布了一份该草案获得通过的简短公告，称提高透明度可以使行政部门更有效率、更公正。新规定可能会鼓励政府官员与公众共享更多信息。

　　不过，国务院官员却在18日拒绝提供任何有关草案细节，也不愿透露何时可能会公开这些信息。

　　近年来，中国政府特别是涉及经济事务的各部委，其公开程度已远远胜过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对政策和立法的公开讨论也有所增加。国务院已要求各部委任命官方发言人，不定期召开国内外媒体记者招待会。然而，涉及国防等敏感领域的政府部门目前基本上不允许媒体采访，而许多企业仍然难以获取有关产业政策的基本信息。例如，信息产业部几年来一直拒绝提供有关推出“第三代”(3G)移动通信服务的计划的任何信息，而这个问题对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极为重要。而且，政府官员常常拒绝对措辞含糊的条例予以澄清，这使他们拥有极大的裁定权。

　　此前，第五届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发布暨经验交流会召开，有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网站的用户满意度非常不尽人意。从三大功能来说，公众参与、政务信息公开、在线办事满意度依次递减。社会公众对政府网站，从总体来说，无论是在满意度还是认知度，和政府想象的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在线办事服务水平方面，与用户和公众的期望值差距非常大。
　　
　　有评论指出，网站只是一扇窗口，从这扇窗口可以显现政府执政为民的意识到底有多强。如果为民意识长期“休眠”，用再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再严厉的管理措施也难以“叫醒”。
　　
　　清华大学于2006年12月19日召开第二届公共服务评价国际研讨会，会上公布了中国首个针对省市长公众支持度的实验性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于省长工作与本人情况的认知度不如市长，近七成受访者无法正确说出省长姓名，而且对于行政首长“为政是否清廉”仅有三成人了解。

　　有人士认为，政务透明度不高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市民对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一直处于低位，明显不及对政府管理经济和国际事务的信心，特别是对于政府能否使官员更加廉洁信心不足。

项兆伦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解振华任发改委副主任

【网讯】中国人事部1月19日公布国务院最近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局长项兆伦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保障国务委员陈至立日常事务。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职的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已经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并继续保留早前的正部级待遇。

　　以下为具体名单：

任命：

　　项兆伦为国务院副秘书长；

　　解振华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宋兰（女）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周建、李干杰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

　　尤权为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

免去：

　　陈进玉、尤权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

　　牟本理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崔俊慧、许善达的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职务；

　　祝光耀、王玉庆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职务；

　　柴松岳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职务；

　　谢钟毓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职务。

项兆伦简历：

　　历任财政部副司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农业组组长（局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巡视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05年2月任江西省九江市委副书记。同年4月兼九江学院党委书记。2006年6月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局长。2007年1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保障国务委员陈至立日常事务。

中国外交深耕非洲 外交商务部长随胡锦涛2月访八国

【网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月上旬将启程赴非洲，一口气访问八个非洲国家，历时十多天。这将是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三次到访非洲大陆，也是中国新一年的重要外交行动，对于深化和发展中非关系意义重大。中非关系走得越来越近，引来西方国家的关注和忧虑。

　　胡锦涛此次非洲之行，包括喀麦隆、苏丹、利比里亚、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塞舌尔八个国家，具体行程目前仍在紧密磋商之中。南非副外长巴哈德透露，胡锦涛将在2月7日访问南非，并在2月9日出席南非总统姆贝基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巴哈德说，包括外交部长和商务部长在内的七名中国高级官员将随访，他表示，自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非关系的新一页已经展开，“这点非常明显”。

　　外交人士指出，胡锦涛此访将极大地推动中国与有关八国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关系。首先，在上述八国中，有多个国家如喀麦隆、苏丹等中国国家主席以往未曾访问过，因此胡锦涛的访问将是中国与上述国家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其次，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往来迅速发展，胡锦涛去年已经表示，要在2010年之前努力实现中非贸易增长一倍以上，达到一千亿美元，中非不仅可以加强在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更大有潜力可挖；第三，胡锦涛此访将有利于促进非洲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如苏丹的达尔富尔等，加强中非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第四，台湾当局目前在非洲有五个所谓邦交国，加强中非关系，对于遏制台独，压缩其外交空间，有着积极作用。

　　外交人士指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虽然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中非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合作范围和领域比以往更深更广。过去几十年来，非洲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与中国站在一起，中国也给予非洲无私帮助，中国和非洲彼此需要，双方的合作互惠共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非扩大和深化合作，前景更加广阔。

　　近年来，中非关系走得越来越近。北京在2006年举行了中非峰会，有五十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中国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发展贸易关系。预计到2010年，中非贸易总额将达到一千亿美元。除了贸易之外，中国还承诺向非洲提供五十亿美元的贷款和优惠。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引来西方国家的关注和忧虑。有批评人士称，中国非常愿意向非洲的专制政府提供援助。此前，有关中国威胁非洲安全的报道也不时传出。有部分西方媒体分析认为，蕴藏丰富油气资源的中东地区被美国牢牢控制，欧洲在政治上与地大油多的俄罗斯不断靠近，非洲成为中国战略能源保障新的希望，而与此同时，非洲九亿人口又是中国产品的潜在市场。这不仅让部分西方媒体联想到当年西方社会为争夺“市场和能源”而在全世界进行的殖民主义。他们将中国在非洲的扩张与深耕称为“新殖民主义”。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网站18日开通 大使刘晓明致辞/图

【网讯】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官方网站18日正式开通。据了解，网站栏目分为中朝关系、大使活动、使馆信息、服务信息和领事业务等部分，内容涵盖中朝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晓明发表致辞，称网站的开通对公众了解朝鲜起到窗口和桥梁的作用。

　　新华网报道，中国驻朝使馆网站(http://kp.china-embassy.org)的栏目分为中朝关系、大使活动、使馆信息、服务信息和领事业务等部分，内容涵盖中朝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

　　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晓明表示，中国驻朝使馆网站将为公众了解朝鲜起到窗口和桥梁的作用，中国驻朝使馆将利用这一信息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咨询服务。

　　刘晓明在平壤发表致辞称，“虽然朝鲜是与我们一江之隔的邻邦，平壤又是离北京最近的外国首都，但他们对这个“朝日鲜明”之国知之甚少。他们渴望了解朝鲜，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我们愿通过我馆网站为你打开一扇了解中朝关系和中国对朝、对半岛政策的窗口；为你架起一座了解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朝鲜，走近勤劳朴实、勇敢智慧的朝鲜人民的桥梁；为你来朝访问、旅游、经商开辟一方信息服务的平台。”

　　网站的中朝关系概况一栏中写道：“1949年10月6日中朝建交，朝鲜成为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战火烧至鸭绿江边境，中国人民面临战争威胁后，应朝方要求，中国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停战后，中国积极援助了朝战后经济恢复建设。1953年11月，双方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1961年7月11日，两国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据悉，中国驻朝使馆网站今后将在中文版的基础上，陆续开通网站的朝文版和英文版。

　　但有学者指出，中朝关系并非主流看法描绘的那样和谐。即使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鲜，它也会慎用自己的影响力，中国对于朝鲜这个朋友是非常尊重的，不想采取一种颐指气使的姿态。这也从侧面说明，基于历史或民族的因素，朝鲜当局对中国有一定的戒心，中国才因此得额外小心不去触碰到朝鲜的敏感神经。

　　特别是朝鲜目前在秘密研制并试爆核武器的行动，有学者指出，朝鲜打核武牌不大可能和中国进行过协商，因为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决不会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也不大可能了解它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一名不久前出访过朝鲜的中国官员则透露，在朝鲜各地的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许多已经残破不堪，荒草丛生，而与志愿军陵园相邻的朝鲜人民军烈士陵园却都非常整洁肃穆，二者形成鲜明对比，让中国参观者“十分寒心”。

中国外交部声明未听过广州主教获梵蒂冈确认消息

【网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8日表示，未听过广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教区秘书长甘俊邱获梵蒂冈确认为广州教区主教消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2006年在未获梵蒂冈批准下，先后任命至少四名新主教。梵蒂冈多次严厉批评中国的做法，不断敦促中国停止祝圣礼仪。中国和梵蒂冈双方也因此事造成建交进程受阻。

　　新华社报道，刘建超说，对于中梵关系建立，中国基于两个原则，梵蒂冈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确认一个中国原则，同时要停止以宗教为名，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这两方面，可以完满解决，中梵关系前景是美好的。

　　香港报章18日引述广州石室教堂谭天德神父表示，广州教区所属各主教推举甘俊邱为新任主教，这项任命同时报请中国天主教教团和梵蒂冈梵蒂冈，并已获梵蒂冈核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表示，暂时未收到广州教区新主教任命的消息，他认为这项任命有利于改善中梵关系。

　　中国在1951年切断了国内天主教会与梵蒂冈的联系，官方只准许政府认可的教会组织，任命自己的主教和神职人员。在中国，有大约四百万基督教信徒是属于官方教会的。而地下教会的信徒数目据信有大约一千万。这些地下教会又称为家庭教会，因为所有宗教仪式都在家里进行。

　　中国和梵蒂冈没有外交关系，因天主教爱国会自命主教，最近双方建交的进程受阻。不过，近日有消息称，梵蒂冈已派人抵北京与中国政府商谈建交事宜。分析指，台湾问题已不是中梵建交的阻碍，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在主教任免权上。中国担心如果失去主教任免权，天主教徒可能被梵蒂冈掌控。

国台办强调台独2007进入实质阶段 预示北京大动作

【网讯】在2007年的大陆国台办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杨毅以前所未有的口吻强调，台湾当局通过宪改谋求法理独立的活动2007年将进入实质阶段，两岸关系将面临严峻挑战。2007年是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的关键时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杨毅在新闻发布会一开始便直奔主题，强调台独分裂势力挑起两岸关系紧张的行径遭到两岸同胞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他指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关于“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成为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的重要主张，深化了构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重要主张的内涵，指明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

　　分析认为，2006年大陆方面在回应台湾问题时，一般比较低调，多是先等美国国务院以及其它国家先行表态，之后才会表达立场。这个转变背后，其实正是反映出北京开始怀疑美国在防止台湾问题“出轨”的决心。而且国台办一贯以民生问题为切入，被动提及台独等等问题，此次国台办一开场即切入主题，可谓前所未有。

　　杨毅强调，大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继续与岛内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各政党开展交流与对话，先后成功举办两岸经贸论坛和两岸农业合作论坛系列活动，并继续推出和落实一系列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两岸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的发展。

　　今年以来，大陆明显调整了对台政策，在继续加强两岸交流的同时，针对台独问题的回应将会趋向迅速积极。《亚洲时报》引述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在2007年第1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新年贺辞说，“2007年将是台湾政局演变十分关键的年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反映出北京方面有一种意见认为，2007年是台海局势风险较高的时候。

　　大陆担心的是，台湾的陈水扁总统今年会决心先行“冻宪”，使立法院方面的修宪门槛不复存在，然后通过修宪会议直接把修宪案交付公投。这种意见又认为，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可能于2008年3月以修宪公投綑绑总选举，借以转移民众视线，让陈水扁涉及贪腐以及台湾岛内经济不振等议题不再成为焦点。基于这种判断，北京开始调整做法，对台湾的事件作高调和快速的回应。

　　在2007年1月1日陈水扁发表元旦讲话后，北京迅速反应，国台办新闻发言人翌日就发出强硬言辞，认为“陈水扁再次逆势而动，大肆鼓吹台独分裂主张，蛮横限制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蓄意毒化两岸关系”，其语气的严厉，是近月所罕见。

　　近期，受到力霸事件的影响，陈水扁更是如虎添翼。目前他已经完全甩掉连串弊案对其权力操作的包袱，又重新抓回来了权力，并几乎又回到陈水扁的权力颠峰期。有分析称，此时的陈水扁必然会有所行动。

　　在新闻发布会上，杨毅在提到力霸事件时表示，国台办也是从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得知，王又曾是从台湾到达香港再进入大陆到达上海，王又曾持有合法的来往大陆的证件，他什么时候到达、什么时候离开上海，国台办不了解。此外，针对台湾有人指责大陆没有将王又曾遣返回台湾，杨毅表示觉得这种说法毫无道理。

　　此前，台湾媒体对大陆与王又曾的传闻不传，此次是大陆首次公开回应。台湾有关方面表示王又曾是1月13日离开赴美，而台湾有关方面发布通缉王又曾的时间是1月15号，也就是说，王又曾被台湾方面通缉之前已经离开大陆了。杨毅解释说，台湾海基会1月12日、15日曾两度致函海协，也只是提供了王又曾夫妇和李汉阳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也只是表示未来侦办案件可能涉及搜集相关事证时，请海协予以协助。

　　另外，2006年初大陆曾确定并公布了两只赠台的大熊猫——“团团”、“圆圆”，杨毅当天表示，向台湾赠送大熊猫体现了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手足之情、同胞之爱，对于这样一件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感情的好事，大陆会一如既往继续推动。大陆也希望台湾当局改变态度，顺应民意，促成此事，让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的小朋友们能够早日圆大熊猫之梦。

广东男子转发郑筱萸涉药监腐败文章被送入看守所

【网讯】国家药监局近日表示，2007年将对所有药品开始再注册，没能通过再注册的药品将退出市场。在此风口浪尖上，广东佰易药业有限公司和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最近因涉嫌严重违反GMP有关规定被查处，收回企业《药品GMP证书》。而在此前，原为康力元专员的张志坚因在网上转发了一篇称康力元与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和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药监局高官关系特别的文章被送进看守所，被控损害康力元的商业信誉。

　　南方新闻网报道，张志坚在网上转发了一篇文章说，浙江康力元投资集团与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和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多名国家局工作人员保持着不正常的关系，集团下属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在新药审批方面，不仅“想要的产品都可以搞到手”，而且“速度奇快”。

　　海口康力元在新药注册方面的能力早已闻名业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1月13日)显示：康力元拥有的“国药准字”多达274个，这个数字在国内药品生产企业中名列前茅。

　　新药申报与企业的经济实力以及政治资源密切相关，这在业内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国家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后，业界纷纷猜测郑筱萸落马和康力元被查处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关系。

　　目前海南省药监局正组织企业对新药申报注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全省药企已经主动撤回了2006年申报的300多个品种，其中海口康力元主动撤回了69个。

　　随着去年年初国家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的落马，新药审批注册的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近年来，随着民众对高药价和假劣药的忍耐临近极限，一场针对药品监管漏洞的审计风暴日渐猛烈，一些曾获取巨大利益的厂商和个人岌岌可危。

　　2006年142家药品生产企业被停产停业整顿。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在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透露，去年国家药监局共依法吊销4家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收回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86张。

　　邵明立表示，2006年是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家药监局共依法查处各类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案件33.2万件，涉案总值5.7亿元；捣毁制假窝点440个，累计依法吊销160家药品经营企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收回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135张，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药品批发企业114家，限期整改11681家。

　　邵明立认为，当前食品药品监管面临的形势严峻。2007年，国家药监局对于药品注射剂、血液制品、疫苗等高风险品种生产企业，准备试行驻厂监督员制度。同时，国家药监局在今年要尽快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防止滥用权力现象。其中，正确行使行政审批权力是关键。

官方评价薄一波：杰出革命家 经济工作卓越领导人

【网讯】中共元老、九十九岁的薄一波于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中国官方对他的最后评价是：“薄一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评价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略低。

　　薄一波曾是毛泽东时代仅次于陈云的经济工作最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出任首任财政部部长、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并先后四度出任副总理职务。（图为1988年，薄一波(左)与(右起)邓小平、万里、彭真、李先念、杨尚昆、李鹏在一起）

　　《亚洲时报》报道，薄一波在1949年前在军方一直有较活跃的角色：1928年任中共北方局军委秘书长；1939年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序列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1年8月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1946年与滕代远负责军区领导工作；1948年后曾任中共华北军区政委，兼任平津卫戍区政委、绥远军区政委。报道说，官方对薄一波的评价未提及他在军方的角色。

　　薄一波曾长期担任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副手，也被视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盟友之一。邓小平逝世时，薄一波赞誉他是“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分析人士指出，官方对薄一波的谥号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位阶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略低。中共元老如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三次入狱 后认错获释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生于1908年2月，山西定襄县襄县蒋村人。十七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山西、天津等地从事兵运等工作，并三次入狱。其中，1936年在北京监狱曾以向国民政府认错的方式获释，为其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留下后患。

　　中共建政后，薄一波成为仅次于陈云的中共经济工作方面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出任首任财政部部长、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7年，薄一波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这是其一生中所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在1959年的二届人大和1965年的三届人大，薄一波两次连任副总理，期间他在1960年代初期组织起草了著名的《工业七十条》，整顿当年因“大跃进”而陷入破产边缘的国民经济，促进工业生产。

　　但在文革爆发后，他因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936年经中共中央特殊批准，从北平监狱出来的薄一波等六十一名中共党员）遭受逼害，期间曾经入狱，妻子胡明也被迫害导致自杀身亡。

平反后四度担任副总理

　　直至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工作后，薄一波才在1979年正式获平反，同年获中共中央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复出第四次出任副总理，曾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82年，他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薄一波同时也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从行政岗位退出后，薄一波分别在1982年9月、1987年11月两度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

　　1980年代，薄一波联同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等共八人，依靠个人威望，对中共的所有政治问题行使最终决定权，被外界称为“八老治国”时期。

　　薄一波于1992年从中顾委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后，公开露面不多。1997年中共十五大闭幕后，薄一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高调肯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民间“官场段子”：级别搞乱能力 法官搞乱法律

　　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

　　官场日志：清晨起床，打拳；上午开会，打盹；中午吃饭，打嗝；下午上班，打哈；傍晚加班，打牌；晚上娱乐，打炮；半夜回家，打架。

　　百姓语录：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

　　官场之最；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最神秘的机构──组织上；最大的官──一把手；最难管的东西──一张嘴；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上也考虑了；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最阴险的害人理由--群众反映！

　　组织就是……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你要相信组织！

　　办公室守则：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组织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谁；纪委书记：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谁；宣传部长：谁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正面，谁不关心我，我就关心他的反面；市委书记：谁关心我我就让组织部长关心他，谁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书记关心他。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公务员素描：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中年烦恼：职务不高，工资不高，血压血脂血糖高；政治不突出，业务不突出，腰椎盘突出；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炒菜糊，烧饭糊，麻将不胡。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批评老婆，她就乱跑；批评老公，他就乱搞；唉，麻烦透了！

　　领导用过的叫文物，百姓用过的叫废物；领导强词夺理叫坚持真理，百姓据理力争叫无理取闹；领导握百姓的手叫关怀，百姓握领导的手叫巴结；领导做蠢事叫轶事，百姓做错事叫傻子；领导情人叫小蜜，百姓情人叫破鞋。

　　当代八乱：大棚把季节搞乱了，关系把程序搞乱了，级别把能力搞乱了，法官把法律搞乱了，公安把治安搞乱了，银子把官场搞乱了，事故把交通搞乱了，小姐把辈份搞乱了。

　　CCTV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会谈没有不圆满的。

　　穷人富人论：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与富裕的新解：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水调歌头：重上酒楼应酬复应酬，天天忙不休。社交公关人情事，尽在酒里头。泱泱五千年，底蕴多丰厚，帝王墨客江湖汉，江山美人酒。改革大潮涌，迂腐全荡走，惟有美女权钱欲，兴盛遍神州。

　　工厂变歌厅，书店改酒楼，失业大军数百万，桑拿歌与酒。上面常来人，视察加旅游，小心陪侍别出错，工作有成就。世事多变幻，官场巧运筹，相互照应方便多，公酒交私友。人生苦且短，工作多烦忧，哥们姐们再进一杯酒，泡完脚再走。

　　现代企业职位新解：总是在裁人，简称总裁；老是板着脸，所以称老板；总想监视人，所以叫总监；经常没道理，就叫经理；让领导秘密舒服，称为秘书。

　　四清四不清：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该提拔谁清楚；和谁睡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

　　这年头，到处都是错别字：愚民同乐；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团干出身老区主政 消息人士预料刘赐贵将出任厦门市长

【网讯】据可靠消息称，中共中央日前批准现任福建龙岩市委书记刘赐贵升任副省级厦门市委副书记。有人士分析，刘赐贵将出任厦门市市长，几个月来受人关注的厦门市长人选也因此将尘埃落定。由于厦门在对台地位日趋凸显，因此厦门市长的人选也格外引为海内外关注。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现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厦门市长张昌平已于去年底当选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消息人士由此分析，刘赐贵料将出任厦门市市长。按照相关程序，市长一职可先由当地人大常委会任命副市长并决定代市长，而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消息进一步说，刘赐贵不日将赴厦履新。

　　现年51岁的刘赐贵系福建惠安人。1995年起先后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青联主席及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2002年5月被派往福建龙岩老区历任市长、市委书记四年半。

　　资料显示，刘赐贵在龙岩主政期间，是该市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份。2005年与2001年对比，龙岩地区生产总值从福建全省第八位上升到第六位，增速从第九位上升到第四位。此外，龙厦高速、赣龙铁路、冠豸山机场、装机六十万千瓦的坑口火电厂等一批重大基础项目相继建成，直达北京的海西号快速旅客列车顺利开通，极大改善了龙岩的投资环境。刘赐贵也以清廉亲民实干在当地赢得良好口碑。

　　厦门在中共对台工作中的地位显著。近年来厦门经济特区对海峡西岸发展大格局的龙头带动和辐射作用，令厦门对台地位日趋凸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之前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25周年”上发表讲话，高度肯定厦门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作用。在贾庆林大约15分钟的致词中，以较长的篇幅多次阐述厦门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再次重申对台工作的四个“凡是”。他特别指出，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紧密相连，在促进祖国统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优势。

　　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6年开春亲临厦门视察，并冀望厦门“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做出新贡献”，这令厦门的对台地位凸显。而2006年年末贾庆林又作为中央主管对台工作的领导赴厦，随行的国家及有关部门领导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中共中央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等，也大多与对台工作相关。

　　凡此种种都显示福建、厦门在中共对台工作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加强，在对台工作方面被赋予的特殊政策以及先试先行的责任加大，也预示未来大陆将进一步重视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进一步重视厦门经济特区对海峡西岸发展大格局的龙头带动和辐射作用。

薄一波三女四子 薄熙来最出色 长子任光大集团副总

【网讯】薄一波共有三女四子，其中除了长女薄熙莹外，其余皆为第二任妻子胡明所生。七名子女当中，最为外界熟悉的是五十七岁的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他更被海外观察家视为下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热门人选之一。薄一波的长子薄熙永曾任北京油嘴油泵厂厂长，多年前化名“李学明”出任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光大集团”的副总经理。

　　《日报》报道，薄一波的原配是名农村女子，1920年代他从事地下革命时认识，1949年中共建政后两人离婚，薄一波和曾担任其秘书的胡明结婚。不过这些都没有任何官方资料佐证。

　　薄一波与胡明所生的次子薄熙来为最多人认识，薄熙来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0年代初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他在1984年起长期在辽宁工作，最先是任辽宁省金县县委书记，1990年代起先后出任大连巿长、巿委书记、辽宁省长，直至2004年初获上调北京出任商务部长。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在巿政和基础建设上建树颇多，大连也因此在前年获内地传媒列为“中国宜居城巿榜”的第二名，但他也曾被批评在大连搞了太多“形象工程”和“超前建设”。

　　薄一波的长子薄熙永，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曾任北京油嘴油泵厂厂长，多年前化名“李学明”出任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光大集团”的副总经理。

　　另一名儿子薄熙成在1986年至1992年曾任北京巿旅游局长，但在1992年辞职“下海”从事旅游行业，现为北京六合饭店管理公司董事长。四子薄熙宁情况不详。

　　二女儿薄洁莹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1980年代在美国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副理事长。

　　小女儿薄小莹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现仍在该校任教。至于薄一波与首任妻子所生的长女薄熙莹，曾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

　　薄一波夫人胡明在中共建政后，曾任工艺美术局局长、中国工艺美术筹委会副主任。她在文革初年因为丈夫被批斗受到牵连，在被逼害下于一九六七年含冤自杀，终年四十八岁。

邓小平早有政治改革之意 计划2049年实现全国大选

　　邓小平在其著作中认为，中国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即可以实行高层直接选举。根据邓小平经常讲的“到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所以有分析认为，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高战略规划，邓小平的民主计划就是2049年举行全国大选。

　　邓小平认为，基于改革、稳定、发展和民主化的客观需要，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方面必须实行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另一方面也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式发展，必须沿著这个方向逐步地改革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并以这种政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适应和推动整个社会改革、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并进一步提出，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向“普遍实行直接选举”、“高层直接选举”逐步过渡，从而使中国成为拥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社会主义现代强国。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本身就包含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恢复、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这种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基础。鉴于以往我们在多党合作制研究中对于邓小平的民主化理论和这一视角上的多党合作制理论认知的某种局限，有学者认为，全面重温邓小平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至今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邓小平著作，邓小平的渐进性民主化理论和这一视角上的多党合作制理论，主要有以下16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就是：

1、“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2、“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特别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遭到践踏。”“林彪、‘四人帮’宣传甚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这种情况表明，“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

3、“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它领域的改革。”

4、“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但另一方面，“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应该是“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扩大”。

5、权力过分集中实质上是政党制度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就没有党内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邓小平对此多有论述。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甚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这些人“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他们不懂得，“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他们不懂得，“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甚么问题都用不著思考了。”

　　权力过分集中的恶果之一，就是进一步地导致了家长制现象。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国“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甚么党内民主，甚么社会主义民主。”

所以，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能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回顾历史时，还针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阐述了实行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甚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6、“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著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又专门指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

7、“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8、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否则，“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9、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最终决定改革命运的关键环节。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其中，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著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0、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犯大错误的基本条件。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11、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是消除特权、反对腐败的关键环节。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之一，就是“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12、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是最终决定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顔色的关键环节。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顔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13、“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 ‘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小平进一步讲道：“在当今中国，实现和保障人权，放在首位的是生存权、发展权。不致力于发展，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去追求甚么形式上的民主、人权之类，那就不要说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连最起码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14、从政治体制角度看，渐进式民主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使中国成为“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早在1979年10月，邓小平即已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一年后，他又进一步地讲到了“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生活反覆教育我们”的。根据这些论述的精神，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进一步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决议》并首次把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了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久后，中共十二大报告又再次重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1982年宪法也明文规定：“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邓小平又对“高度民主”的内涵给予了概要的说明。1993年和1994年，邓小平在修订、出版第二、三卷《邓小平文选》时，又再次肯定了“高度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

15、“高度民主”的“高度”，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高度民主”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实行“高层直接选举”。实现“高层直接选举”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创造条件，不能急躁冒进。邓小平说：“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

16、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向“普遍实行直接选举”、“高层直接选举”逐步过渡。邓小平明确提出：“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它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这十六点绝大出自《邓小平文选》。分析指出，邓小平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式民主化和多党合作制的这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极有见地的。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体现了政治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及其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种结合中，中国不仅应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以权威主义为主导的政治体制，而且也应当同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性发展，而不应再继续实行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政治体制。中国不仅应当通过推动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性发展而适应和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而且还应当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并且是在条件逐渐具备时，使这种类型的渐进性民主化进一步地发展成为直接向高度民主阶段过渡的渐进性民主化，并通过这后一种渐进性民主化，而得以发挥其适应和推进中国现代化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

贾庆林撰文指出“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网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近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有分析指出，这是中央对《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的讨论进行降温。

　　文章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必须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事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亲密合作，是这一政党制度的本质和鲜明特点。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此之前，北京部分党报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点出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该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有海外媒体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俞可平深刻论述民主，更加之他身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和“胡锦涛文胆”的高位，怀疑他的文章是否代表中央高层在发出某种信号。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政治改革展开新论述。

　　有分析指出，贾庆林的这番发言似乎是表示了中央对政改的明确态度，要为媒体当下对中国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种种猜测和预计降一降温。

中共党章敌不过官场潜规则 “红包无罪论”依旧盛行

【网讯】继北京部分党报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中共党建专家又把批评矛头指向官员将“潜规则”凌驾于《党章》之上的现象。在潜规则的引导之下，“红包无罪论”在中共官员群体中依旧盛行。

　　《中国时报》报道，中共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表示，现今中共党内根本大法党章遭到束之高阁，潜规则成为主导党内行事准则。而潜规则造成“人身依附、家长制、一言堂”等弊端，往往需要通过行贿、走后门、拉关系才能谋得心仪的职位。

　　关于官场潜规则，中国民间早就流传着“一个元规则、八个潜规则、二十个注意事项”的说法，形象地讽刺了当代的中国官场。这些潜规则包括：不能去追求真理、要学会说假话、要有文凭但不能真有知识、做官的目的是利益、务必把会做人放在首位、要绝对相信拍马是一种不容易掌握的高级艺术等。

　　据指出，当官不能有知识，因为有了知识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则是从政的大忌。此外，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事业，说到自己都相信的程度，因为妓女和当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

　　在这种潜规则引导之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经过归纳有若干典型。首先是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变相为“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其次，用人的潜规则则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而在选举中提名人选往往是名义上的提名，实际上的指定；形式上的酝酿，实际上的服从；表面上的差额，实际上的等额。

　　再将行为表现归类，潜规则造成的弊端首先是官僚主义，其次是家长制，第三个表现形式则是一言堂，第四类表现形式就是送红包。据指出，在潜规则的引导之下，“红包无罪论”在中共官员群体中依旧盛行。

　　北京市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苗佳瑛分析说，在很多关于选举、任用、重要决策等重大问题上，由于潜规则的潜入，就出现了暗箱操作、破坏规则，损害公正性和严肃性，破坏党纪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人治大于法治，权大于法。

中国与塔吉克同意加强反恐反分裂 压制疆独活动空间

【网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5日会见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强调两国要加强安全合作，共同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当天也在不同场合强调，新疆将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

　　香港《日报》报道，胡锦涛当天下午同塔吉克总统拉赫莫诺夫会谈后签署了《中塔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出席中塔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等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在会谈中，胡锦涛表示，中国愿同塔吉克从五个方面共同合作，其中包括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共同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两国及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新华社报道称，拉赫莫诺夫完全赞同胡锦涛提出的建议。

　　新疆警方日前袭击一个主张新疆独立的疆独恐怖分子训练营，击毙十八名恐怖分子，事件备受国际关注。国务委员、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周永康当天出席武警党委会议强调，武警部队要把握方向，增强能力，改进作风，圆满完成以执勤处突（处理突发事件）反恐为中心的各项任务。　

　　另外，新疆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当天开幕，政府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及将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他称，新疆将继续贯彻中央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战略决策和部署，对分裂势力坚持“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严厉打击“三股势力”，严密防范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他同时表示，新疆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分析人士指出，深化安全和反恐合作，将成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合作的主要内容。事实上，两国近年来反恐的合作日益紧密。2006年8月下旬，中塔两国军队首次在塔境内举行联合反恐演习，这是中国军队首次成建制组织部队赴境外与外军进行联合军演，内容是组织和实施在山地条件下对恐怖组织联合围歼作战行动。

　　中亚地区是疆独最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尤其是中国、塔吉克、阿富汗三国交界区域，地形复杂。在塔吉克活动的恐怖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疆独分子，他们在阿富汗受过正规训练，不少人都能熟练使用各种轻重型武器。这些人山地作战能力强，频繁越界滋事，给塔吉克造成很大的威胁。可以说，联合打击疆独符合中塔双边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加强双边政治、军事互信，深化在安全和反恐领域内的务实合作，将是中塔北京峰会的主要内容。特别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两国合作，对巩固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维护新疆南部的稳定，意义深远。

　　此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演第二轮军事专家组磋商刚在上海举行，各方商定第三轮磋商将于3月上旬在俄罗斯举行，为今年将在俄境内举行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演做准备。

　　此外，中塔建交十五年来，双边贸易额已增长了五十七倍，但两国目前在经贸方面也存在着不平衡，预料这一问题也将在胡锦涛与拉赫莫诺夫的会晤中商谈。

群体事件仍在高位徘徊 政府将农村治安作为重点来抓

【网讯】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2007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总结了2006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指出2006年群体性事件仍然在高位徘徊，下降有限。有分析指出，中国群体性事件呈现数量多、规模大的特点，越来越超越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外。

　　陈冀平还指出2007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必须要把农村和企业这两大块作为重点来抓”，“把矛盾纠纷排查责任制进一步细化”。此外，会议的主要议题还将审议《2007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审议稿）。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6年1月至8月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工资、福利待遇等基本生活费问题引发的事件占总数18.88%；因征地、搬迁问题引发的事件占15%；因企业改组、改制、兼并破产问题引发的事件占7.66%；因民间纠纷问题引发的事件占5.96%；因争夺矿、林、水、草场、土地问题引发的事件占4.82%；因集资、股票问题引发的事件占2.32%。

　　从以上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群体事件中涉及人数最多的为农民和企业职工。群体事件近年在中国农村频繁发生。2006年1至9月，全国处置群体性事件1.79万起同比降22.1%，但农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全国1至9月有38.5万人次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居各类参与人员之首。

　　分析人士称，从1993年到2003年，15人以上的群体事件去年已增长到8.7万起，并且其中99%以上的群体事件是由民众利益受侵害引起。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并于2006年年初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的权益仍旧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甚至受到更多的侵犯，成为集体事件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统计，去年七成的农村群体事件都是因征地而起。一些地方政府低价收购耕地后，再高价卖给开放商，更有地方政府，征地后给农民打“白条”，引起农民极端不满。而地方政府在遇到群体集体抗议事件后，态度粗暴，不肯放下姿态与民众协商，往往导致冲突更为激烈。

　　中国官方前不久公开表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指出了群体性事件的四个主要特点。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连接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事件。

　　有专家称这个描述比较客观，反映了中国目前群体性事件的大趋势。因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引发的群体事件越来越超越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外。而当下中国官员大都不善于协调利益关系，因此利益不协调导致的群体事件问题还将会经常出现。

前任教宗亲自委任的广西105岁地下主教蒙子文逝世

【网讯】广西南宁教会“地下主教”蒙子文于日前逝世，享年105岁，他身前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主教”。天主教有关人士透露，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对蒙子文的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蒙子文的家人及其所在教会，致以深切慰问和祈祷。

　　香港《文汇报》报道，蒙子文是广西贵港人，生于1903年3月19日。青年时曾在南洋神哲学院攻读神哲学，之后回国升任神父。坊间传闻，蒙子文于1984年由前任教宗保罗二世委任为广西南宁“正权主教”，但因他一直未到有关部门进行正式登记，其“主教”身份截止目前尚未获官方认可，该教区大多数教友也一直称谓他为“蒙神父”。

　　有天主教权威人士也指出，因为蒙神父未到有关部门进行正式登记，有关他祝圣具体时间、地点，以及由何人祝圣等相关信息都不是很清楚，因此未被列入主教团成员。而目前广西教区正权主教是年近九旬的蔡秀峰主教，由于蔡主教年迈，广西教区已经于2003年1月21日选出助理主教谭燕全。据介绍，谭燕全助理主教的祝圣仪式由辽宁教区金沛献主教和山东临沂教区房兴耀主教主持。

　　中梵间一直以来为任命主教的问题相互指责。梵蒂冈方面批评中国教会自任主教的做法严重违反天主教教规，中国则强调梵蒂冈以自任主教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2006年11月30日在没有得到教宗的同意下，自行为江苏徐州教区王仁雷神父举行了辅理主教祝圣仪式。有消息称，教廷事前曾向中国发出“最后请求”，希望中国当局尊重教宗任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权威。但中国没有理会，并称梵蒂冈应尊重中国教会的决定。

　　教宗本笃十六世随后即发表声明，表示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并批评中国教会的做法严重违反天主教教规。这份由梵蒂冈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中说：“教宗得悉这个消息时，非常遗憾，因为这次主教任命，未得教皇授权”。

　　梵蒂冈又说，教廷“在最后一刻得悉任命经已安排”，曾尝试采取步骤，好让“教会不会出现一条新的裂痕”。但梵蒂冈没有说明那些“步骤”的具体内容。

　　据报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2006年共举行三次自选自圣主教，马英林和刘新红在此之前分别出任昆明和芜湖教区主教。另据悉，广州、贵州等多个教区也已选出候选主教，正在等待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考查和批覆。一旦得到批准，中国可能将再次自行祝圣。

北京迟迟未对王又曾事件表态 学者忧影响两岸关系

【网讯】涉及弊案的台湾力霸集团创办人王又曾和妻子王金世英已从大陆搭机转往它国，本案是否落幕仍有待观察。一位北京学者指出，两岸都应以平常心看待此一事件的发展，没有必要过度政治化，更不应该把本案和两岸关系挂钩扯在一起。国台办对台湾媒体也应有更透明的态度，同时要有更快的反应，才能减少外界对这一问题的猜疑。

　　中央社报道，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15日说，在当前两岸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愈来愈密切的状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类似王又曾事件的问题，而虽然本案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谈论，但大陆官方涉台部门必须妥善处理问题，尤其要“实事求是”。

　　大陆国台办迄今不愿对王又曾夫妇是否入境中国大陆一事发表看法，导致众说纷纭。有人说，北京在保护王又曾，也有人说中国大陆是台湾犯罪者的天堂。

　　王勇表示，大陆国台办作为处理两岸关系的政府机关，应多关注台湾民众对上述问题的反应。此外，国台办对台湾媒体也应有更透明的态度，同时要有更快的反应，才能减少外界对这一问题的猜疑。

　　对于有人说王又曾在大陆捐钱，因此似乎受到北京保护，王勇说，“这些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同时，对于有人说大陆是台湾犯罪者的天堂，他表示，“这更是非常不公正的说法。”

　　王勇说，任何个案都不应该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他希望两岸尽量排除这样的干扰。同时，他认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将所有类似的个案予以机制化处理的合作与沟通的框架。

　　台湾检调单位提供的数据显示，王又曾创办的力霸集团所爆发连锁性的金融弊案，系王又曾夫妇有计划的“企业贪渎”。由于王又曾、王金世英夫妇拘提未到，检方15日正式发布通缉，时效长达二十五年，台湾朝野都希望大陆把王又曾夫妇“送回来”。

　　据报道，王又曾夫妇于上月底自香港入境中国大陆，现身上海；1月13日上午11时20分从上海搭机飞往美国旧金山，王又曾和王金世英分别持中华民国护照、美国护照入境。

　　对于台湾媒体报道说北京要求力霸集团创办人王又曾限期离境，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日前作出回应，否认这一消息，指是台湾媒体自己瞎编的。

　　目前大陆官方对待王又曾的态度，仍维持暂不表态的方式。被问及大陆是否要求王又曾离境等问题时，李维一态度谨慎，一律回答说，“下周三（17日）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会有所回应”。

加拿大联邦法庭将再审赖昌星遣返案 又一关键审讯

【网讯】设在温哥华的加拿大联邦法庭将于16日开始审理赖昌星遣返前风险评估司法复核上诉案。当地舆论认为，这将是历时多年的赖昌星遣返案法律诉讼过程中又一关键审讯。法律界人士分析说，如果法庭驳回赖昌星要求对移民部遣返前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司法复核的请求，对企图逃脱最终被遣返出境的赖昌星而言将非常不利。

　　法庭公布的审讯公告称，赖昌星案将于当地时间16日上午9点半在设于温哥华市中心的联邦法庭开庭，审理时间共三天；赖昌星三名子女的上诉案也将另案开审。

　　据悉，赖昌星案目前控辩双方争执的焦点是赖昌星被遣返后是否面临所谓的“生命威胁”。联邦移民部律师和赖昌星律师几个月来先后向法庭提交了几十份文件，其中包括各种供法官裁决时参考的旧案例。

　　法律界人士分析说，此次审讯历时很长，控辩将会非常激烈，审讯结果不排除会延迟一段时间才宣布。如果法庭驳回赖昌星要求对移民部遣返前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司法复核的请求，对企图逃脱最终被遣返出境的赖昌星而言将非常不利。不过，从法律层面上看，不管结果如何，控辩双方律师都还有继续上诉的法律程序可以走。

　　赖昌星是受中国司法部门指控和通缉的厦门“远华”走私案重要嫌犯，他1999年举家逃往加拿大，后被加拿大政府软禁在温哥华住宅中。2005年8月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赖昌星及其家属的难民身份申请。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2006年5月18日宣布移民部完成对赖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启动遣返程序。赖昌星随后向联邦法庭提出延缓遣返上诉，并要求对风险评估进行司法复核。10月18日联邦法院大法官决定今年1月中旬聆讯，以确定是否接受赖昌星提出的对其遣返前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司法复核的请求。

利益冲突超越政府 中国群体事件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官方前不久公开表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指出了群体性事件的四个主要特点。第一，重大群体性事件连接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第二，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第四，境外政治力量涉足中国国内群体事件。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这个描述比较客观，反映了中国目前群体性事件的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运动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社会运动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和发生的。或许是因为人们不再喜欢“社会运动”，就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来替代。但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后工业化的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并非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都经历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天中国的社会运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当前的群体事件越来越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

　　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政府努力控制改革的步伐，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总是可以预见改革的各种结果的，也不是说政府有能力控制由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如果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由政府的改革政策引发的，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

　　方方面面的发展从早先的政府驱动早已经转变成为各种利益驱动。换句话说，政府和很多方面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相关。这也就是政府这些年来努力调控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成效不大的根本因素。可以理解，因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往往超越于政府控制之外。

　　此外，因为开放政策和全球化，中国社会日渐开放，和外在世界的互相依赖性日渐提高。这种相互依赖性使得外在世界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中国内部的利益分配，也影响中国内部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有关部门非常担忧西方世界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原因。不管西方世界是否在中国搞“颜色革命”，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在世界的高度依赖，外部世界对内部发展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

“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

　　各种内外因素驱动着当代中国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运动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最显著的是表现在群体事件中“非直接利益者”的卷入。一般说来，社会成员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即运动的“参与者”，运动的“反对者”和“旁观者”（也就是“非直接利益者”）。运动的参与者当然是为了争取他们各自的利益。

　　更多的社会成员是运动的旁观者，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动机来参与运动。任何运动包含着风险，在中国尤其如此。旁观者为什么愿意承担风险成为直接参与者？旁观者参与运动或许是因为同情参与者，或许是为了运动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或许是为了某种理想。不管是哪种情形，“非直接利益者”成为了直接的参与者表明运动的性质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社会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并不可怕。在发达国家，社会运动一直是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进步的推动力。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从权威到民主，从专制到民权，都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社会运动处理不好，消化不了，就会造成社会乱象，不但不能成为进步的动力，反而导致社会的倒退。在中国也如此。在目前的生态下，如果不能有效消化各种群体事件，很容易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运动甚至恶性革命。中国领导层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

　　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讨论人均国民产值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中共六中全会上，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写进了执政党的文件。但也应当看到，因为各种内外因素，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超越于政府的控制之外。

　　也就是说，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可能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最有效的办法是社会政治改革，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社会运动。在这方面，中国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的。（作者：郑永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茅于轼炮轰经济适用房政策：政府在帮富人置业

【网讯】经济学家茅于轼上周在一个基金募捐会上炮轰经济适用房，称眼下经济适用房已经变成政府在帮助富人阶层置业，“经济适用房这条路走错了”。据了解，由于购买经适房的资格审批掌握到政府部门的手里，官员倒卖经适房指标的腐败事件早已不是新闻，一般收入者很难在这样的市场中寻找合适的住房。

　　《中华工商时报》报道，茅于轼认为，最好的房子住的人最少，最差的房子住的人最多，住房不公平现象是人类社会不公平的集中表现，中外古今任何社会没有例外，而且没有可能在未来三五十年里改变。现在关于房地产的争论，背后都隐含着对于公平的要求，公平只能慢慢做到一些，完全平等不太有希望，因此，茅于轼主张，给予住房最困难的人一些帮助。

　　茅于轼表示，经济适用房这条路是错误的。因为经济适用房是照顾中低收入人购买的，但实际上低收入人买不起房，因此所谓的经济适用房照顾了中高收入人，而且是收入比较高的人。茅于轼反问，如果买不起房就先租房住，为什么要买房呢？为什么还要政府帮助他置业呢？政府有什么义务、拿什么东西来帮他置业呢？说白了，经济适用房就是政府拿大家缴的税收来帮助中高收入人置业！这个没有道理。

　　茅于轼认为，如果大多数老百姓都能买得起房，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收入提高到了这个水平，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政府再靠政策帮助也是枉然。政府用大多数人缴的钱帮助大多数人买房，岂不多此一举。

　　据了解，经济适用房政策已经推行了近十年，房子也盖了不少，但有观察家指出，能住上经适房的真正的低收入者并没有多少。在理论上，再“经济”的房子，真正的低收入者也买不起；在实践中，开着私家车住着经适房的现象，比比皆是。更何况，很多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原本就不“经济”，有的经适房面积竟然达到300平方米！

　　其实，自从经适房诞生之日起，就有专家提出质疑，此后几年也不断有人“炮轰”，但政府不仅不为所动，而且不断扩大经适房建设规模，有的城市甚至硬性规定经适房数量必须占到房屋开发量的一定比例。

　　此外，各地方政府对经济适用房并不热衷。2006年1至11月，北京市已经完成出让手续的住宅用地中，商品房用地为699公顷，规划建筑面积10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用地为379公顷，规划建筑面积为647万平方米。无论是土地还是规划建筑面积，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本来应该是市场主体的经济适用房都远远落在商品房之后。

　　有分析认为，造成经济适用房成为鸡肋的原因首先是地方政府和官员追求显绩。政绩分为两种，即“潜绩”和“显绩”。潜绩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政绩，比如社会治安的改善、空气质量的提高等；显绩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是可观可感可触的，各地政府乐此不疲并津津乐道的所谓“十件实事”之类，经适房当然也属此列。在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经常能够见到“去年经适房开发面积达到多少多少平方米，解决了多少多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之类的话。

　　同时，地方政府和官员更可在从中渔利。购买经适房的资格审批掌握到政府部门的手里，官员倒卖经适房指标的事早已不是新闻，把经适房指标作为“礼物”送人的事儿也曾见诸报端。这都还只是小打小闹。近两年，经适房中的腐败已经呈现出规模化、制度化的趋势。在一个城市有个小区，是专门为某市直机关建造的；还有数个经适房小区专供省直机关的官员，“300平方米经适房”的奇迹就诞生在这里。这样一个明里暗里都能为干部带来巨大好处的路子，地方政府怎么会放弃呢？

　　另一方面，民众对经适房还存有幻想。虽然经适房领域的腐败现象多多，但毕竟还能惠及一些人，于是大家都觉得自己也有机会，而经适房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旗帜下显得不值一提。在房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人们对低价房的渴望日趋强烈，而经适房正好迎合了这种“民意”。很多人削尖脑袋甚至采取非正常的手段抢夺经适房指标，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经适房背后隐藏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在“安居乐业”的高调下，在“扶贫济困”的鼓噪中，少数专家的意见被淹没，而真正的穷人又几乎没有发言权。

青年薄一波的故事：20岁加入中共借阎锡山组精兵

　　薄一波自1992年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离任后，很少在公众的目光中出现。在人们的记忆里，从屏幕上见到薄一波也仅有两次：一次是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之际，薄一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充分肯定；另一次则是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盛大庆典中，薄一波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其实，晚年薄一波身体安康、思维清晰，既难忘昔日烽火连天的岁月，也仍在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

　　童年的薄一波，家里贫困，父亲仍努力送薄一波上学念书。1925年5月初，太原发生反房税运动，薄一波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税。随后，“五卅运动”爆发，薄一波起草传单，号召学生和市民声援上海工人。不久，还不到20岁的薄一波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党支部书记。

　　1936年，薄一波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薄一波到山西后，成立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他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打算在山西发展三十万国民兵。按照这个计划，需要两万多个连排级干部，这些干部要通过国民兵军官训练团来培养。阎锡山将招收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了薄一波等人。薄一波当即请示了北方局，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示：“这是大好事，我们就是要抓枪杆子，哪怕一个团也要去”。

　　这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因为这批学员一旦完全为阎锡山所用。因此，如何巧妙地招收到这些学员而又不为阎锡山所摆布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薄一波组织了不少爱国意识强、愿意抗战的积极分子参加考试，在考试内容的安排上，薄一波巧妙地更改了考试的题目，除了阎锡山规定的题目外，加入了很多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录取时，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只答对阎锡山出的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薄一波招收了很多抗日积极分子，并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支队伍共参加大小战斗6000多次，解放了45座县城，歼敌12万多人，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屡建奇功的精兵。

　　提起部队与民众的关系，有一件事始终让薄一波记忆犹新。1942年10月，日军想在山西沁源成立“维持会”，企图以战养战，长期占领。中共八路军的对策首先是：发动群众大转移，来一次彻底的坚壁清野。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土窑，填平村里的老井，留下让庄稼汉为之起早贪黑的农田，对于那些黄土地上的儿女们，是怎样的难以割舍！然而，动员令下达后，民众几天之内就在部队的掩护下迁移到了深山沟，随身带着的只有日常必需的衣物用具，这一走就是两年半。

　　三十个月里，沁源军民相濡以沫，共渡难关。战士都是些年轻力壮的汉子，放开了肚量，吃十个大馍也不成问题。军粮有限，战士们只好勒紧裤带。然而，看着沁源的百姓也在忍饥挨饿，团党委立即决定：全团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口粮，救济民众。

　　1998年，90高龄的薄一波再次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沁源。当他得知当地部分农村孩子还无钱上学时，薄一波将多年积蓄的稿费捐献给革命老区，建起了一座希望小学……

中日高层提及历史问题言词委婉 专家指并不意味“软着陆”

　　从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至今为止三个多月内，中日两国领导人已三次握手。而且，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确定将于4月访问日本，并邀请安倍访问北京，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实现再次会晤。这显示出自安倍上任后访华而解冻的中日关系，开始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但有专家认为这并不表明中日历史问题已“软着陆”。

　　据《联合早报》报道，在中日双边关系的战略利益格局中，历史问题究竟居于何种位置？中国社科院历史学者王屏认为，历史问题不属于“核心利益”。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国力对比的变化，中日之间几个主要问题的排序也发生着变化。比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核心位置不言而喻，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则不断地向边缘利益发展。走出历史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历史问题，对双方都有利。

　　作为官方智库之一，社科院学者的声音一定程度上也有代表性。但是，精英阶层走出历史阴影易，普通大众则很难。而在中日关系层面，中国外交走出历史阴影易，日本主流社会则很难，因为皇民史观、神道国家意识等从未被彻底清算。

　　从迹象来看，中国高层基于多方面考量，决定暂时不能将历史问题从中日关系“核心利益”选项中剔除，因为它目前仍是阻遏日本军国主义化，至少促使或者逼迫已经右翼化的日本政府，在迈入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更加理性和负责任的一个重要手段。一旦主动放弃，日本右翼很可能误读为中国示弱而得寸进尺。

　　经过小泉时代针锋相对的政治对抗，中国高层对日本近期谋求政治大国的诸多举动，如修改教育基本法、防卫厅升省等，能够理性、平静对待，但对于日本的“拥核论”、将台湾纳入日美安保协定和所谓有事法案范围之内，劝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以及所谓构建“亚欧民主弧带”等冷战言行，则让中国忧虑不安并万分警惕。

　　同时，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给安倍政权的压力未曾放松过。在此背景下，让中国甩开历史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

　　这也是温家宝和安倍在宿务会谈时，再次谈到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双方虽然提及此事，但言辞不多而且较为委婉。而媒体纷纷对中国正式允诺温家宝4月访日做出相应解读，认为具有牵制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明显用意。这些都充分显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并未根本放松对日压力，只是施压手段和方式较为间接和巧妙。（文/张智新）

柳宝全辞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 未透露具体辞职原因

【网讯】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14日闭幕，会议接受了柳宝全辞去河北省政府副省长职务的决定，但未透露具体辞职原因。此外，还有两人辞去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两人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

　　 据《河北日报》消息，会议通过了接受张士儒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省十届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何少存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接受了聂绍珉、聂振一辞去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蔡一润辞去省十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预计这次人事任免是河北省人大正常的人事换届。

　　柳宝全，1947年2月生，河北唐山人，1974年5月入党，1969年9月参加工作，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土壤农业化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1965-1969年在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土壤农业化学专业学习。1969-1970年留校待分配。1970-1971年在抚宁县永宁寨村劳动锻炼。1971-1975年为抚宁县农林局干部，县委政治部宣传组干事，团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干事。1975-1984年为唐山地委组织部、地委办公室、市委办公室干事。1984-1986年任唐山市委副秘书长、秘书长。1986-1990年任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兼市委直属工委书记。1990-1993年任唐山市委副书记。1993-1994年任承德市委副书记，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1994-1999年任承德市委书记。1999-2000年任省委农工部部长。2000-2002年任邢台市委书记。第五届、第六届省委委员。

胡锦涛着手谋篇布局：为地方注入改革动力

　　2007年伊始，中国政坛可谓开始得热热闹闹：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高举反贪大旗，强调要整治官员作风；中纪委则高喊“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被视为“胡温智库”的俞可平，撂下一句“民主是个好东西”，延展了外界的想象空间；中共中央14日又印发了《2006-2010年全国官员教育培训规划》，这些发展，都被视为是胡锦涛就十七大甚至之后的中国政局谋篇布局的其中一些部署。

　　《亚洲时报》文章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1月9日召开全体会议，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表示，要“把加强官员官员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则表明要“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这都引起外界的猜想。据中新网，去年开始出现健康问题的政治局常委黄菊虽在1月5日曾作出央企问题的批示，但他并没有出席9日的会议。

　　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表示，要“把加强官员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胡锦涛在讲话中要求官员要生活正派，并提出要在工作上倡导“八个良好风气”。这八个良好风气包括：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

　　分析认为，胡锦涛强调要“把加强官员官员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可能意味着：中共由下至上各级官员层，若有不符合胡锦涛提及的“八个良好风气”者，在今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换届时，可能会遭到更大的压力。

　　与胡锦涛整治官员作风形成呼应的是，1月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于会上强调：“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过去中纪委各项举措，许多都无法适用于政治局委员或以上的官员。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去年9月下马，算是罕有地打破了这个局面。不过，中共是否能把党纪贯彻到更高的级别，始终是中共反贪的一个症结。

　　在这个骨节眼，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近日于《北京日报》发表《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一文，就更是可圈可点。被视为胡锦涛智库的俞可平在此文指出：“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胡锦涛上台以降，一直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叹，而抵制胡温施政的人，可谓从上而下各级官员皆有之，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就是明显一例。因此，中纪委在官员作风问题上加强工作，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所以要把哪里些“无法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除之。

　　为了推动民主政治的运转，胡锦涛自去年开始已经有所部署。广东的《南方周末》于1月4日报道，1月底，中共将完成五千“县官”大轮训。据报道，有关计划是2006年春节，胡锦涛亲自提出的。胡锦涛当时在视察延安官员学院时说，“只到省部这一级还不够，说到底要落实到县一级”。似乎，接受完“大轮训”的五千名县官，就是要为胡锦涛的改革在地方鸣锣开道的尖兵。

　　另外，胡锦涛在地方换届时为改革注入活力，加促去除思想陈腐官员，打击地方分利集团的一些举措还包括：各地换届大部份将实现“一正两副”、党外官员加快进入决策层、容许一些民主党派官员出任正职、以及藉奥运之机，放宽国外及台湾记者限制，各地采访，毋须再由外事部门接待及陪同；基本上，这些举措的目的都不外加速党内新陈代谢，打击地方分利集团扩大影响。

　　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时重复说了两次“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分析指出，胡锦涛此言，并不是空话。现时胡锦涛开始在地方组织上加强工作，在地方注入支持改革动力，到十七大前后，各项党内民主措施将陆续出台。加上中国现时经济发展，法治在加强，中产阶级在兴起，民间社会在建立。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后，中国要发展民主政制，将不再是一个梦。

中国媒体揭秘袭击疆独之战：维吾尔民众自发配合

【网讯】新疆警方1月5日袭击了一处疆独恐怖训练营，中国官方称这是2007年开局以来国际反恐界最突出的成果之一。然而，西方媒体对这些被毙俘的疆独分子“到底是不是恐怖分子”表示怀疑，称这些恐怖分子有可能是“开矿者”或“武装走私者”。于是，中国媒体日前揭秘此次疆独之战内幕，并称维吾尔族民众更是自发地配合政府反恐。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的报道说，新疆警方袭击的疆独恐怖训练营在昆仑山区的大山的深处。这次袭击的疆独恐怖训练营地就在昆仑山区里叶尔羌河上游流经的某个荒谷里，那里与外界完全隔绝，只有绵延不断的黄土秃山、深沟险壑，人迹罕见。

　　一个警官说，1月5日的突击行动之后，进一步的搜索围捕又抓获了一些疆独分子。至此这个恐怖训练营地的极端分子除极个别仍未落网外，绝大多数都已被捕或被击毙。

　　报道强调，西方有人称这些疆独分子有可能是“开矿者”和“走私武器者”确实荒谬。开矿山首先要修路，没有路，矿石无法往外运；武装走私同样不可能，被袭击的训练营离国境线较远，既没路，甚至手机也打不通。

　　此外，报道还强调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在反恐行动中的作用。报道说，明明是维吾尔族民众自发在配合政府的反恐行动。一位往来于乌鲁木齐和喀什的经商者说，“新疆是个民族地区，大家对反恐都是欢迎的，现在我们自己搞发布会把消息报道出去，这样的消息对各民族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新疆各民族相互依存生活得很融洽，对搞分裂的恐怖分子，越打击大家才越安全”。

　　中国官方称，这是发生在新疆境内的一起“恐怖主义”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根据大量证据显示，这起事件幕后很大程度涉及国际恐怖势力，他们指使成员在中国境内组织、训练及实施连串袭击事件。

　　这次在中国境内为数不多的反恐行动公布以来，连续好几天西方媒体兴趣不减。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加州太平洋盆地研究所的“新疆问题专家”格莱德尼宣称恐怖分子有可能是“矿工”或“武装走私者”。他还说：“我希望看到能证明那是一个武装营地的更有力的证据，而不仅是模糊不清的录像和对嫌犯的逼供。”

　　位在华府的“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主席夏淘夫质疑这起事件的真实性。他说，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就只有中国官方说法，既无其它相关消息，也无任何组织出面承认。夏淘夫说，这很可能是中国利用北京奥运召开前“扫除异己”的一项自导自演事件，也是中国利用全球反恐之际，借机打击新疆的自治运动。疆独分子热比娅也出来说话，称“东伊运”组织根本不存在。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1995年以来，中国在新疆一带遭到独立团体袭击事件高达260次，不过不少西方外交家表示，多数所谓“袭击”其实都是小规模的人员或族群械斗，和恐怖主义并无关系。

　　对此，报道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对“东伊运”是恐怖组织的定性不仅被美国承认，而且也被联合国承认。“东伊运”从事过的恐怖活动是铁证如山，不容置疑的。针对有西方媒体说，疆独还没从事恐怖活动就袭击它是不对的，李伟说，英国不也是在恐怖行动还没进行的时候，就抓捕恐怖分子的吗？难道要等到他们把炸弹投到我们的市场上，投到民众身上，造成血淋淋的事实才采取行动，这不是拿人民的生命当儿戏吗？这就是反恐双重标准的最典型的体现。

党委换届改变升迁“路线图” 料严重冲击官员心理

　　中共在十七大之前所进行的地方党委大规模换届工作已“见成效”，目前共有十四个省区完成了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工作，为2007年十七大的新开局铺垫好地方官员基础。然而随着“一正两副”模式的确定，原本相对固定的官员升迁去留路线图似乎被改变了。有专家称，这对基层官员的心理带来了“较大冲击”。

　　《瞭望》周刊发文称，长期以来，无论是组织官员的心里还是被提拔官员的心里，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官员升迁去留路线图。但在新的机制下，这个路线图如何清晰，对官员心态有着直接影响。

　　比如在过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干到一定年限，就有可能从常委提拔为管宣传的副书记或管组织的副书记，然后副书记有可能被提拔为行政正职，少数还被直接提拔为党委正职。另外，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都存在提拔为副书记的可能。

　　但随着“一正两副”模式的确定，这个升迁路线图似乎被改变。有专家指出，现在换届刚刚结束，大家在心里盘算，压力还不明显，还没有说出来，但再过两三年，这个问题肯定要浮出水面。

　　新机制给官员成长路线带来的改变不是小事情。由于缺少过去副书记这样一个升迁的层级，所以班子中的一些人会提前出现“到顶”的感觉。这样的情绪一旦蔓延开来，无论是对开展工作还是对官员队伍健康成长都是不利的。这里面有观念转变的问题，也有官员的现实选择问题。总之，这个问题是官员不能不考虑的。这种冲击突出表现在，新体制无疑会使现任的多数常委对自己的未来难有相对比较明确的预期，这样一种心理无疑将会对官员的工作和成长产生影响。

　　一位当了一届组织部长的官员说，他本来可以到下面一个县市里任书记职位的，但却选择了现任组织部长岗位。本打算等到管组织的副书记退了以后，自己可以顺利接班，但遇到了官员制度改革，提拔副书记的愿望落空。他对自己未来的岗位预期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也对当初的选择有一丝悔意。而这样一种情绪在一些官员中是普遍存在的。一些接受采访的官员大多并不讳言他们对未来成长路线的关心，他们希望尽早看到新的成长路径安排。

　　“过去，大家都看到了‘常委—副书记——一把手’这样的成长轨迹，所以到了什么位置，还能到什么位置，有关人心里方向感较为明确。但现在他们在犯嘀咕，是否会出现“常委——一把手”这样的选拔路径。

　　由于尚未形成一个明朗化的制度安排，所以大家还在观望。”一位资深的组工官员分析说，由于刚刚分工到位，班子成员中对于谁占到了“有利地形”，心里还不明朗，但这个结果一定会有的，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形成了新的成长路线图，这在官员中会产生了很大的导向作用。

　　“为此，上级党委部门需要转变观念，营造一个不拘一格成长人才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局面。要打破选拔官员的思维定势，减少台阶限制，让优秀的官员能够脱颖而出”，这位组工官员说。

　　也有专家分析指出，从目前的实践看，从常委直接提拔到同级正职的先例已经存在，并有可能越来越多，既然如此，“官员成长的路线图其实已经清楚了，常委的工作表现将是最重要的”。

中日需要引入善意外交 超越西方胡萝卜大棒策略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在菲律宾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表示，当前中日关系正在向前发展，两国要共同努力，力争找到消除发展两国关系障碍的办法，有勇气克服前面“不小的困难和问题”。安倍晋三回应说，希望双方敞开胸怀、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新京报》文章说，中日“外交冷战”解冻，是中国“善意外交”的成果之一。最近两年，中国在全球外交中充满善意，力求超越盛行于世界半个世纪甚至数百年的“力量型”和“利益型”的外交模式。“善意外交”不排除利益争取，也不排除政治牵制力，但基本原则是本着善意将“睦邻”、“友邻”、“富邻”作为优先考虑。

　　这里的“邻”既指美洲、非洲、欧洲不接壤的远邦，也指俄罗斯、朝鲜、日本、印度等接壤或隔海相望的近邻。在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其实“邻国”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心态术语。

　　“善意外交”的第一特征是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帮助它国。去年11月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胡锦涛宣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这是欧美歌星和社会名流呼吁二十年而八国集团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由政府主动实现了。

　　“善意外交”的第二个特征是化解误会，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日本新首相安培就职后，中国政府体谅其急欲通过外交突破树立政治信誉的愿望，也考虑了日本民间对历史问题的复杂感情，中方从大局出发，导引出中日外交冷战的解冻，促成两国在经济和东北亚区域安全上先行合作。

　　“善意外交”的第三个特征是力争在与各国保持对话和合作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自如地表达支持和反对立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和“敌国”与“友邦”的划分，同样也超越了西方“大棒”与“胡萝卜”交替使用的策略。（文/白烁）

塔吉克斯坦总统15日开始访华 打击疆独是主要议题

【网讯】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莫诺夫于15日抵达北京，展开七天的国事访问，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北京分析人士说，深化安全和反恐合作，将是中塔峰会的主要内容。这维护新疆南部稳定，意义深远。

　　香港《大公报》报道，中亚地区是疆独组织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尤其是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三国交界区域，地形复杂。在塔吉克斯坦活动的恐怖分子部分是疆独成员，他们在阿富汗受过正规训练，不少人熟悉各种轻重型武器，山地作战能力强，频繁越界滋事，对塔国构成威胁。

　　2006年8月下旬中塔两国军队首次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举行联合反恐演习，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建制组织部队赴境外与外军进行联合军演，内容是组织和实施在山地条件下对恐怖组织联合围歼作战行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演第二轮军事专家组磋商12日在上海举行，各方商定第三轮磋商将于3月上旬在俄罗斯展开，为今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的联合反恐军演做准备。

　　分析人士说，加强双边政治、军事互信，深化安全和反恐领域合作，将是中塔北京峰会主要内容。特别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两国合作，对巩固中国西部边境安全，维护新疆南部稳定，意义深远。

　　此外，报道说，中塔建交十五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五十七倍，但两国在经贸方面存在不平衡现象，预料相关问题将在中塔高峰会中商谈。此外，访中期间，除了会见胡锦涛，拉克莫诺夫还将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会谈，随后前往湖北和海南访问。

巩固中法关系不容有失：北京高规格接待罗雅尔

　　法国魅力政治人物罗雅尔以左翼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身份访问中国，官方新华社称她是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访华。罗雅尔选情走高，获中共罕有地邀请访华，北京此举除了表示友好外，也有互相“摸底”的意思，因为罗雅尔的外交经验空白，若一旦当选，北京恐怕无法触摸她的想法。

　　《亚洲时报》文章说，法德两国一向是中国跟欧盟关系的钥匙，前年德国大选总理施罗德落败，中国已经失去一个有能力影响欧盟决定的忠实友人，新总理默克尔虽然维持了跟中国的友好关系，但对中国的支持远不及施罗德。今年4月法国将举行大选，同是支持中国的总统希拉克极有可能退下，北京显然不愿看见法国新官员层与中国为敌，进一步削弱中国在欧盟的关系网络。

　　罗雅尔1月9日结束访华时表示，若成功当选的话，中国将会是她首个出访的国家，可猜想北京或已向她发出访问邀请。在华期间，她先后会见了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国务委员唐家璇、中共中央对外联系部长王家瑞等，对一名外国在野政要而言，这是颇高的规格。

　　法国报章指罗雅尔访华是要弥补她于外交工作的空白，是要为自己助选。对北京而言，完全没有外交经验的罗雅尔既新鲜，也危险，却有着难以估计的可塑性。初步看来，罗雅尔并未令北京失望，访华行程中她表现得非常珍惜中法关系，尤其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她批评希拉克在任期无法为法国争取到在中国市场应有的位置，在至为重要的银行及核能订单争夺赛中失利，输给了美国公司。言下之意，若她当选法国总统，将会比希拉克还要积极进入中国市场。

　　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也向中国提出了人权问题，要求中国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及记者。罗雅尔若真的执政，中法关系最有可能出现障碍之处，估计是人权问题及反全球化运动。

　　无可否认，中法关系存在非常不明朗的因素，中共主动邀请有望成为下届法国总统的罗雅尔访华，可见北京十分重视与法国的关系，不愿看见若社会党再次执政，1980年代中法关系严重恶化的情况重演。罗雅尔访华结果表面是良好的，但足以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因素繁多，现阶段很难估计北京的努力会否白费。

上海社保案又逮捕一人 明园集团董事长李松坚落马

【网讯】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李松坚（见图）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已被检察机关逮捕”。日前，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交易所公告了这一信息。李松坚是继“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之后，由上海社保案牵连出来为数不多的被公开宣布逮捕的人。

　　新华网报道，李松坚系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他是继王成明、韩国璋、张荣坤、徐伟之后，“上海电气”在2006年7月上海社保基金案案发以来落马的又一高管。

　　2004年1月11日，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拿出65亿元的净资产，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称面向全球寻求战略投资合作伙伴。结果，民营企业“汕头明光”和上海福禧投资有限公司等成为“上海电气”的战略投资者。“汕头明光”以4亿元参股、持有“上海电气”4．44％的股权，“福禧投资”最终持有“上海电气”8．15％的股份。

　　“汕头明光”系注册在上海的明园集团于2004年2月23日注资9200万元、临时于广东汕头市成立的一家公司，专门用来对上海电气进行股权投资。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明园集团的前身是广东汕头的一家乡镇企业，主要做跟房地产相关的建筑、装潢材料；1994年5月来上海，成立上海明园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咨询服务、投资咨询、室内装潢等业务，1999年组建为明园集团。

　　明园集团既已在上海注册，为何在参股“上海电气”时要舍近求远，转道广东新设一家公司，再以广东公司的名义入股“上海电气”？此中玄机早已受到市场质疑。

　　“上海电气”成功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汕头明光”和“福禧投资”等战略投资者获利巨丰。业内人士指出，从直接的财务对比来看，“福禧投资”当时即获得超过6亿元的账面利润，“汕头明光”的获利也当在3．2亿元以上，而其从参股到上市时间仅为一年。

　　因与上海社保案牵连，“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已于2006年10月被依法逮捕，成为上海社保案中第一个被公开宣布逮捕的人。李松坚即随其后，成为又一个被逮捕者。

　　据了解，与李松坚一起，在上海市政协十届三十次常委会议上被撤销上海市政协委员资格的，还有一个人名叫唐海根。 唐海根生于1953年，籍贯上海，长期担任周正毅的“农凯系”高层，因涉嫌挪用资金犯罪，日前已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资料显示，唐海根曾担任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名特优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海鸟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些公司均为周正毅掌控的“农凯系”的旗下公司。

　　作为周正毅大哥周正明的妻舅，唐海根在周正毅落马后主持农凯集团的工作，成为“农凯系”里最具话语权的人物。业界人士指出，唐海根的落马和2006年下半年以来周正毅再次被查有关。

附：上海社保案部分涉案人员

姓名　　　曾任职务

陈良宇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邱晓华　　国家统计局局长

祝均一　　上海社保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

孙路一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

秦裕　　　上海市宝山区区长

陈超贤　　上海长宁区委副书记、区长

陆祺伟　　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

韩国璋　　上海电气副总裁、执行董事

张荣坤　　上海电气董事

王成明　　上海电气董事长

吴明烈　　上海新黄浦董事长

韩方河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徐伟　　　上海电气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

程彦敏　　ST自仪董事、上海电气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长

郁知非　　上海国际赛场公司总经理

郁国祥　　上海新恒德置业公司董事长

王国雄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公司总裁、上海市政府商委主任

凌宝亨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

吴鸿玫　　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

天主教爱国会谈中梵建交：也许很快 不一定等2008年

【网讯】对于外界普遍猜测中国和梵蒂冈会否于2008年建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日前透露，中国对建交很有诚意，建交时间也许就会很快，“不一定非要到2008年”。中国官方天主教会今年将根据各教区条件成熟程度继续梵蒂冈极力反对的自选自圣主教，近十个教区现已推选出候选主教，目前也陆续向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上报候选主教，等待批覆。

　　香港《文汇报》报道，刘柏年在谈到中梵建交时笑着表示，中梵建交时间取决于梵蒂冈。他说，“中国对与梵蒂冈建交很有诚意，只要梵蒂冈与台湾断交，承认一个中国，以及不以宗教名义干涉中国内政，中梵建交时间也许就会很快，不一定非要到2008年。”至于台湾外交部则表示，教廷近期不会讨论中梵建交议题。

　　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报道，梵蒂冈将在1月中旬召开中国问题政策会议，并由梵蒂冈国务院院长贝尔托内枢机主教主持，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主教也将出席会议，除讨论中国天主教区自行任命主教后的中梵关系外，恐怕也会谈到中梵建交谈判议题。

　　此外，今年将根据各教区条件成熟程度继续自选自圣主教，近十个教区现已推选出候选主教，目前也陆续向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上报候选主教等待批覆。

　　观察家分析，就目前中国各教区的情形看，广州、贵州、宜昌、呼和浩特四教区祝圣主教各条件相对较为成熟，有望于今年获得正式批覆，举行祝圣礼。至于近十个已推选出主教人选的教区何时获得主教团的正式批覆？刘柏年表示，圣主教是很严肃的事情，主教团要结合当地情况进行审查，时间或长或短，难定具体期限。但根据天主教会的规定，只要批覆下来，教区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三个月内举行祝圣仪式。

　　刘柏年指出，中国目前尚有40余个教区长期空缺主教，没有主教即没有教会，中国天主教会自选自圣主教是开展福传事业的需要，和教宗的训导亦一致。刘柏年说，“为了宣扬基督的福音，中国天主教会根据圣教会的经验和传统，半个世纪以来被迫实行自选自圣主教，这才有了中国天主教会目前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忠悦天主的，是无罪的，无罪就没有罚，有罚就无效。”

　　此外刘柏年还透露，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中国主教团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简称）将于1月27日选派十四位神父首次赴耶路撒冷朝圣，为期一个月。此外，“一会一团”亦会于本年度在培育年轻神笃方面加大力度。

　　当被问到香港天主教枢机陈日君日前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明确表示他并未看到中国的宗教自由出现转机，并且鼓励中国非官方教会殉道。刘柏年表示，他并未看到这篇文章，不便做具体评论。但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信仰自由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刘柏年称，“陈日君枢机早年在中国神学院授过课，与我们接触也较多，如果中国宗教自由真如他所说那样，那他又怎能来中国授课呢？”此外，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近年来亦邀请来自美国、法国、英国、马耳他、韩国、加拿大、比利时、菲律宾等十余个国家近四十位知名神学家来中国修院授课。

　　刘柏年指出，一些人总是以“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题目，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忘掉了基督的圣训，“是就是是，非即是非。”他认为，信仰的自由不是保护那些有信仰的人可以违反纪律。他说，“据我所知，在欧美一些国家，进监狱或者被捕的人当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占多数，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这些国家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歧视宗教。”

前广东省副省长刘维明涉嫌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网讯】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透露，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侄、前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刘维明，最近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据悉，刘维明涉嫌为子女谋取非法利益以及涉及一宗经济大案，但经过一轮调查之后，没有发现刘维明直接受贿的证据，仅被开除中共党籍和撤销副省级待遇，免受司法处理。有广州消息人士则证实，“他（刘维明）出事了。”

　　香港《日报》独家报道，现年六十八岁的刘维明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侄，担任广东省副省长长达十年，1998年改任广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消息人士透露，刘维明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影响力颇广，退休之后仍然非常活跃，与商界关系密切，尤其是与家乡湖南籍的老板来往密切，2005年9月还担任“广东湖南商会”创会会长，领导“商海湘军”。

　　这名消息人士称，刘维明是近日被中纪委以“涉嫌严重违纪”为由调查的，据悉涉嫌为从商的儿子谋取非法利益，同时牵涉一宗经济大案。不过，经过一轮调查之后，没有发现刘维明直接受贿的证据，因此仅被开除中共党籍和撤销副省级待遇，没有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广州另一名消息人士证实，“他（刘维明）出事了。”但她不愿透露详情。官方接受查询时则讳莫如深，广东省贸促会一名负责人谨慎地说，“还没有接到正式的文件。”

刘维明简历：

　　刘维明，湖南省宁乡人，长期在广东省煤炭系统工作，1975年担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代主席，1985年再返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之后长达十年任副省长，1998年转任广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现任全国人大代表。

“人权观察”指责中国人权 北京反驳吁摘有色眼镜

【网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1日发布的全球考察报告，指责中国通过收紧对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来对付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局面，人权状况“明显恶化”。中国外交部和人权专家随即反驳指责，反指一些人权组织带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

　　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谴责中国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置于对全球人权受害者的关注之上，因为中国不断向屡屡侵犯人权的一些国家提供援助。

　　“尽管中国官员在2006年与诸如苏丹、津巴布韦和缅甸等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打交道、签协议，但北京方面刻意避免运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力来促进人权。”报告说，“与此相反，中国坚持与这些国家打交道，借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话说就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人权观察的报告还指责北京通过收紧对媒体、互联网和援助团体的控制来对付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局面。

　　针对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1日的例行记者中表示，“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进行所谓的观察已经有很多年了。非常遗憾的是，它尽管在观察，但其视力一直有问题，或带着有色眼镜，或在斜视中国。它对中国一向抱有偏见，有关报告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出于善意，内容失实。

　　刘建超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正不断取得进步。有关组织应该正视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展，摘掉有色眼镜，以公平公正的态度看待中国。各国国情不同，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是正常的。我们愿意同世界上其它国家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向别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别国内政。”

　　此外，中国官方通讯社11日也援引中国人权专家的观点，反驳“人权观察”的指责。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董云虎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指出，“人权观察”组织之所以对中国过去一年中的人权状况作出完全背离事实的判断，是因为它仍然顽固坚持冷战思维，不愿正视中国的人权现状。“实际上，这一组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根本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因而内容往往与事实差之千里。”

　　董云虎说，2006年是近年来中国人权进步最大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权得以全面发展的一年。“中国政府把追求人权写进了国民经济‘十一五’发展纲要，将保护和发展公民民主政治权利列为中国未来九大发展目标之首，并准备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这是中国人权历史中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他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已经具备在人权领域进行更多投入的能力，“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在人权领域的投入是空前的。”过去数年中，中国政府把对弱势人群的利益保障列为重要内容。中国政府不但为八亿多农民免去了历时千余年的“皇粮国税”，还许诺为农村孩子提供为期九年的免费教育。在司法领域，中国最高法院也已全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最大限度降低发生死刑冤假错案的可能。

　　董云虎同时表示，近年来中国网民增长速度居世界各国之首，互联网事业发展也举世瞩目，“但必须认识到，中国对互联网依法管理是为了使网民更好地行使信息权和言论自由，与所谓的压制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关系。”他指出，如果“人权观察”组织的出发点是把人权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那么无论中国的人权状况怎么改善，它都会觉得是在恶化。

　　不过董云虎也承认，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不断得到改善，但现实中确实仍存在不少严重的侵犯人权的事件，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

　　“人权观察”每年年初发表年度全球考察报告，对全球各地的人权作出评判。除了针对中国人权提出批评，今年的年度报告还指出，“布什政府使用酷刑及未经审判便拘押的行动使美国的信用大失，欧盟必须补救人权领域里领导的缺失”。2007年1月11日是美国开始将俘虏送往古巴的关塔纳摩基地监狱关押后的五周年日。伦敦示威者要求美国关闭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

　　报告说，“布什政府在人权领域上已被证实大大缺乏领导能力，但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却为了寻求资源和影响力而容纳暴君。”“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思指出，“因为美国在人权上不能提供可靠的领导力，所以欧洲国家必须赶紧补救怠忽的地方，但是欧盟却不能尽其全力来挽救这局面。”

美国提出民主国家协约构想 中国学者怀疑针对中国

【网讯】把世界自由民主国家集合一起，加强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是否针对一党专政的中国？促使世界各国政府民主化，是否意味着逼迫中国和平演变？这些都是中美学者在一场学术报告会上交流时，中国学者提问背后所透露的疑虑。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主导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集合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商学界四百多人，经过两年半研究，九场学术研讨，完成了《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安全——二十一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可能影响美国未来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负责撰写报告的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安玛丽·斯劳特和该院政治学教授约翰·艾肯伯里，昨天在中国社科院与中国同行进行汇报和交流。

　　中国学者特别关心报告提出要发展全球性“民主国家协约”，以及美国应促使世界各国政府达到PAR标准的建议。

　　“民主国家协约”将把世界上采纳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集合一起，加强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PAR是英文Popular（有民意基础）、Accountable（对公民负责）和Rights-Regarding（尊重人权）的英文缩写。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欢迎报告提出的三个美国战略目标——国土安全、健康的全球经济和良好的国际环境——他认为这些目标为中美合作提供了基础。但是他认为民意基础不一定非得经过选票呈现，而且民主化进程近来在国际上也面对挫折。

　　王缉思说：“‘民主国家协约’在中国普遍上被视为是令人担忧的概念。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不认为近期内它有可能实现。就算你有‘民主国家协约’，你仍然要面对两难，就如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一样。中国对发动战争有所保留，但是反对最强烈的还是民主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对于报告认为美国未来最大的威胁不是在中东而来自东亚，王缉思质问这是否指中国和朝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对于报告“预防性使用武力”的概念表示忧虑。报告提出预防性打击恐怖势力的必要性，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授权，美国也必须获取类似北约组织等区域机构的认可，阮宗泽担心这会降低单边动武的门槛。

　　阮宗泽质疑报告继续把美日军事同盟作为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梁柱的观点。他指出，日本在东亚有越来越孤立的趋势，仅依靠美日同盟不必然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亚洲区域整合在美国缺席的情形下继续前进，不是因为中国有意排除美国，而是美国自己忽略亚洲。他说：“中国诚心希望美国继续维持世界第一，至少多二十年。中国诚心希望美国继续在本区域扮演角色。”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说，民主标准的认定容易引起争议，一个国家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民主化，但是国际社会或有不同认知。“民主”已经成为台海两岸角力的新战场，台湾总统陈水扁倡议成立“全球新兴民主论坛”，试图借用国际力量抗衡大陆。中国领导人近来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民主，“民主监督”也频繁在中共的文宣里出现。

罗保铭接任海南代省长 原省长卫留成出任省委书记

【网讯】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1月10日召开，会议决定原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的罗保铭为海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会议还决定接受卫留成辞去海南省省长职务的请求，据了解，中共中央2006年12月已决定卫留成担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

　　中新社报道，海南将形成以卫留成、罗保铭为首的最新一届领导班子。这也是海南成立经济特区以来的第九任班子。

　　在中央宣布罗保铭任代省长前的1月9日晚上，卫留成设宴招待中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郭东坡的率领下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一行十六人。在欢迎晚宴上，卫留成表示靠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海南长远发展的根基。

　　卫留成在致辞中表示，目前海南经济开始步入稳步上升的区间，但是和全国其他省(区)市相比，海南的经济总量偏小，经济结构不太合理。目前海南正在积极筹备的还有160万吨造纸项目、百万吨甲醇项目等。同时海南也在大手笔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西线铁路即将建成，海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东环城际快速铁路也开工在即。

　　“以我个人的心愿，海南最好不发展化工工业，但受制于目前海南的财政实力，发展工业实属无奈之举”，卫留成同时强调海南要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离不开工业和农业，但更重要的是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好，靠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由此，海南省委、省政府把保护环境和生态放在最重要的战略位置，他表示，海南绝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卫留成说，他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海南这块土地的含金量也会越来越高，所以一定要把海南保护好，让它真正成为全国民众的大花园，成为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卫留成最后表示，在年届六十之际就任海南省委书记，他将利用好未来的五年时间，为海南民众多做些有意义的事，同时也非常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

卫留成简历：

　　1946年8月出生，河南泌阳人，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测井专业。在长庆油田分别担任测井分部技术员、副站长及测井总站副部长等职。在中国石油行业拥有逾三十多年的经验。

　　1982年进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历任莺歌海办公室负责人、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BP合作区首席代表及南海西部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任南海西部公司总经理。

　　1993年至1998年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1999年11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1999年9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03年10月任中共海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海南省副省长、代省长。2004年2月28日，在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海南省省长。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卫留成任海南省委书记。2002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罗保铭简历：

　　1952年10月出生，汉族，天津市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历史学硕士，1969年5月参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海南省委副书记。

　　1969.05～1973.12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班长、排长、副指导员。1973.12～1978.11天津市无线电组件三厂工人、车间党支部副书记。1978.11～1981.09天津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1981.09～1984.03共青团天津市委青工部干部。1984.03 ～1984.11共青团天津市委研究室主任。1984.11～1985.11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1985.11～1992.04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其间1987.09～1988.01在中央党校学习。1992.04～1993.03天津市大港区委副书记、代区长。1993.03～1994.10天津市大港区委副书记、区长。1994.10～1995.07天津市大港区委书记、区长。1997.12～2001.07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1.07～2002.04海南省委副书记。2002.04～ 2002.09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2002.09～2007.01海南省委副书记，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北京规定副处级官员婚姻变动须上报 只字未提情妇

【网讯】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提出党政官员人品标准后，北京市委常委会10日通过新规，北京市副处以上（含副处）党员官员的婚姻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但只字未提官员包养情妇的问题。有学者则对新规的作用表示怀疑，认为如果将新规改成“官员与情妇关系的变化应申报”或更据可行性。

　　《北京日报》报道，目前北京市执行的是中央在1997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6年9月，中央对规定的原有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出台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根据修订后的规定，今后官员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以及官员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况无需上报。而党员官员本人婚姻变化的情况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首次被列入了上报的范畴。

　　此外，《实施办法》还对党员官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时限作出了具体规定，北京市党员官员应当在发生规定所列事项后的30日内，按要求进行报告，中管官员、市管官员要于每年1月20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年度个人有关事项。

　　这一规定是在中央提出官员人品标准后做出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9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在谈及各级官员转变工作及生活作风时，首度提出党政官员应具有“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的人品标准。

　　有学者对新规定表示怀疑，官员的婚姻变化属个人私事，将新规改为“官员与情人的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或更据可行性，也更能达到胡锦涛强调的“情趣健康”效果。

　　“生活堕落”已成为官员中箭落马的官方说词，每每都引来民众阵阵讪笑，但官爷们究竟如何贪、如何色，一般小民则无从得知。有网民曾推出《贪官现形廿五种巧合》与《贪官作秀十二种伎俩》，备受众国内网友追捧，而《贪官情妇十二项吉尼斯纪录》一文更是完整总结中国贪官背后的酒池肉林情欲生活，该文指出，数量是列名中国贪官榜的基本标准。

　　据了解，江苏南京市车辆管理所长查金贵虽近六十花甲之年，但人老官小色心依旧，单情妇就十三位，还对外夸称，比金陵十二金钗，还要多出一个。但同省的前建设厅长徐其耀则更夸张，包养情妇140多名，颇具帝王规格。

　　然而，量变导致质变，情妇在精不在多，贪官也讲品味。例如厦门远华案贪官包养的红楼金钗，格外重视情妇们含金量，并砸下重金栽培包装情妇、拉高包养档次。

　　据了解，前重庆市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是“重质不重量”代表人物，长期包下重庆五星级希尔顿饭店套房，夜夜带着妖艳女人作乐。且张部长选女有三标准：大学本科毕业、人漂亮、没结婚。

　　当然，情妇数量多会带来“管理”上的困扰。“学者型官员”的前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为防止七名情妇争风吃醋坏了官运，运用进修学得的MBA管理知识，安排“首席情妇”采“科学发展观”管理众姐妹。后因“编制外”新情妇欲夺首席之名，恶斗之下丑闻方才爆开。

　　生活淫乱了，脑子很快也会跟着变态，落马贪官名单中心理变态者还真不少。前海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以嗜写日记著称，四个密码锁铁柜珍藏95本与女人巫山云雨全记录，调查员甚至在日记簿内找到236份“体毛书签”。

　　比较有名的变态贪官还有二例。一是前乐山副市长李玉书一改质、量包养法则，自创未成年门派，包养的小情人竟只有十六岁。另一是自诩“中华龙种”的前湖北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每逢外地出差即四处播种，龙迹遍及神州二十多个省市。他吩咐属下的口头禅就是：“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

　　贪官们既然胆敢目无法纪狂包养情妇，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说词，号称“金陵奶王”的南京奶业集团副厅级贪官金维芝，一番金氏情妇逻辑曾享誉天下：“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分的象征”。

　　学者指出，如果北京市的新规定能改为“官员与情人的变化应当申报”，并将申报材料一一记录后向民众公布，党政官员的人品恐怕早就不是问题了。

罗干要求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 德国媒体：堵上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近日在山东视察时要求警方和司法部门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有德国媒体认为，这一指示与2007年秋季中共十七大和2008年夏季北京奥运会有关，是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民众前往中央上访。

　　德国之声报道，《法兰克福汇报》文章指出，中国民众的抗争大多因地方的违法行为和官员腐败而引起。尤其各省非法征收土地造成了社会动荡，官员和地方行政部门没收土地，用于建筑项目，只给农民少量或根本不给补偿，然后卖出土地获取高额利润。

　　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办案，遇到疑难问题时听从地方的指示，所以受到损失的人大多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大多数农民也没有钱获取法律帮助。这种无奈的不满往往发展为群体事件。

　　《新苏黎世报》认为，中国离和谐社会相差甚远，虽然社会动荡并非偶然，但这些现象还没有构成对现行体制的威胁。尽管社会动荡事件很多并包括了不同的居民阶层和许多地区，但不能说这种动荡已形成全国趋势。大多数事件都是自发形成，只涉及某一地方的不满民众。在邻村或邻近的工地，情况就已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在出现大规模民众抗争时，当然就应该说是重大的秩序问题了。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警察对民众抗争采用暴力手段，也出现了抗争者被打死的少数情况。但与以前相比，在与抗争民众打交道方面，今天中国的保安力量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此外，城市中产阶层只把精力集中在职业升迁和增加财富之上，这个阶层的新生代还在大学学习，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比尔?盖茨，而不是指导政治的人物形象。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如果对这个庞大国家发生动荡的潜力不以为然的话，必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经济的快速增长压住了社会问题，如果经济停止增长，如果城市民众和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期待的美好明天失去了生成的土壤，气氛可能会很快发生变化。在一个由许多利益集团和阶级严重对立组成的社会，蛋糕不再增大、反而缩小，那么固有的内在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

江泽民胞妹江泽慧退休 张守攻接替中国林科院院长

【网讯】担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十一年之久的江泽慧（见图），日前被免去这一职务。该职由中国林科院副院长张守攻担任。据国家林业局一位人士说，江泽慧已到退休年龄，这是正常的人事任免。江泽慧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胞妹。

　　中新社报道，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于1月8日在林科院干部会议上宣读了国家林业局任免通知。任命张守攻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并担任中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分党组书记；免去江泽慧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职务，江泽慧同时不再担任中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分党组书记职务。

　　江泽慧具有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加拿大Alberta大学法学名誉博士，中国著名木材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行头衔。她曾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等职。她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张守攻，1957年7月出生， 1988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现从事森林培育专业，研究员职称。1995年10月担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所长，1997年10月担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分党组成员，2001年12月担任常务副院长。2005年5月至2006年5月，根据国家林业局党组的安排，张守攻同志挂任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疆独袭击新疆1990年代为恐怖最高峰 十年丧生600人　

　　19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1990年代，疆独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两百五十多起，造成六百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十年。

　　1990：第一起恐怖事件

　　据《南方周末》报道，“巴仁乡暴乱”是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1990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一辈子生活在巴仁乡的依敏·玉买尔老人，是巴仁乡暴乱事件的见证人，1990年春天，老人觉察到村子里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氛。

　　有一些人在村民当中串连，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一个“党”。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五十元，其中二十元是活动经费，二十元购买白球鞋，十元购买刀子。谁不做，这些人就用刀子进行威胁。

　　3月底，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竟然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

　　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则丁·玉素甫的人。1980年代末，则丁·玉素甫到喀什学经，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疆独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阿克陶县委、县政府的注意。当发现警方开始调查时，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4月4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二百多人。当天下午6时30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

　　因为无法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怕伤及信教的民族民众，所有现场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被打死，五名武警被抓做人质。

　　直到4时10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批示，事件性质为武装暴乱。武警和警察开始还击。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1990年当分裂与恐怖势力初起的时候，表现形式是狂热的宗教情绪，一些教徒被恐怖分子利用，宗教与非法宗教的界线难以划分，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恐怖活动也难甄别。面对恐怖主义新疆官方最初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新疆恐怖组织的定性是十年之后。

　　1991：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

　　1992年2月5日，大年初二，这个从来都是喜庆的节日变成了一个哀伤的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四颗定时炸弹。2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

　　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爆炸。新疆人一时“懵了”。自治区公安厅很快做出了推断：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性爆炸。

　　七个多月后爆炸案告破，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1991年2月28日，这个组织成员首先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民众死1人，伤13人。小试成功后，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然后进行了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又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公众制造了15起爆炸案。

　　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曾在沙雅县制造了全国最大的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农业银行棉花款50万元。然后悄悄转移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喀什叶城县的一所不起眼的院落里，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先后培训了数十名恐怖分子。

　　1993：新疆系列爆炸案

　　乌鲁木齐爆炸案的侦办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改革党突击队”遭受了打击，但是漏网分子迅速潜入了新疆各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选择的是南疆重镇喀什。

　　1993年6月17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民众身亡，另有1人重伤、7人轻伤。自治区领导和新疆警方奔赴喀什，但是，暗杀警察、爱国宗教人士等一系列爆炸和暗杀案件，几乎就是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一年的10月，散处于新疆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等地的17名暴力恐怖分子，被艾尔肯·阿不拉和阿不都·米吉提重新集结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活动，而是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在全疆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训练基地，培训恐怖分子，并派遣成员通过抢劫、盗窃等方式筹集经费。

　　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成势后，新疆再一次遭遇1996、1997年的暴力恐怖高峰。

　　1996-1997：“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官员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

　　1996年5月12日6点30分，七十多岁的宗教领袖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出现在喀什羊肠般幽暗的小巷中，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太阳出来前的第一次祷告。但是这一天他和儿子被袭击，身中二十多刀，所幸没有丧生。行刺者后来供认：既要完成任务，又因为对阿荣汉·阿吉的敬畏而无法下手。

　　新疆穆斯林都知道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阿荣汉意味着什么。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具有55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主持清真寺的阿吉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能领会宗教教义最德高望重的人。

　　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作“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为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

　　1997：“2?5骚乱”重创伊宁

　　位于伊犁河谷的伊宁是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之地。

　　1997年2月5日上午9时许，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群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如滚雪球一样，到了12时许，游行人数从一百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人民医院门口一对青年夫妇被骚乱分子围住，女人被人在脸上用刀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场死亡，男人则被打成重伤。

　　一位回家探亲的军人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

　　一位乡文化站的秘书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组织骚乱的骨干分子是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的，属于东突厥伊斯兰真主党，他们到达伊宁后就走街串巷煽动民众，并让民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政府发放的证件。

　　1997：爆炸再袭乌鲁木齐

　　事隔五年，恐怖分子再一次选择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并且将时间选在1997年2月25日，这一天正好是邓小平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炸弹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警方调查发现，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

　　一位汉族父亲失去了九岁的女儿。当时他的两个女儿刚刚放学。一声巨响后，整个公共汽车的后部不见了，大女儿受了重伤，小女儿当场死亡。

　　一位维吾尔族的父亲也失去了女儿。九年过去了，这个父亲还是不能看女儿的照片，不能听别人说这件事。

　　一位回族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每年的2月25日，夫妇两人整天都不能从床上起来干任何事。这一天准时会到来，不用刻意去看日历，一点都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