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中共政治“斗争”哲学已根本转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自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目标以来,几乎凡事都高喊“和谐”二字。《瞭望东方周刊》在新年特刊中就指出,中共以“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解决公众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增进社会和谐的重点工作。该刊同时指出,1960年新生代官员进入省部级决策层,他们对改革开放都抱有更坚定的信心。
《瞭望东方周刊》新年特刊刊载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杰主编的《2006年中国政治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解决》将构建和谐社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社会和谐”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发生改变,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该文还表示,去年一年中共通过了若干政策、措施,包括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业服务、控制住房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去年六月还通过反垄断法草案。还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新农村建设提上紧迫议事日程,以荣辱观推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等。总体而言,解决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普遍成为各级政府增进社会和谐的重点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专文介绍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湖南省代省长周强、农业部党组书记孙政才等出生于六十年代的省部级官员。据该刊粗估,如果加上副部级官员,六十年代出生的官员已有数十位。
他们出生于文革困难期,但成长过程中教育基本上是完整的,至少是大学本科,硕士学历相当普遍,甚至拥有博士学历的也很多,多元化专业背景是这些官员的另个特点。而相较于中共建政初期的国家干部与“武装革命有关”、“处于社会最底层,阶级仇恨深”,以及改革开放之初强调技术层面,工科出身比较多,六十年代出生的官员的总体感觉是知识层面广,非常敏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分析人士认为,《瞭望东方周刊》直接挑明中共以“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个相当值得注意的讯息;因为,很可能象征着中共政治思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不过,做出此一结论的立论基础,在于中共将发展和谐社会置于首要位置,而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现况距离和谐社会尚远,“斗争”哲学是否已到了彻底扬弃的程度,才刚开始进入观察期。
从国际社会和谐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共确有进步,但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
而中共面临的真正挑战,还来自于中国内部。尽管《瞭望东方周刊》罗列了2006年中共推出的政策、措施,以证明在推动和谐社会方面的努力,但去年底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大陆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收入差距达十八倍,且穷人不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更觉得无法翻身,在穷人“相对剥夺感”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很难称得上社会和谐。这反映在去年一年中国发生多起仇富、仇官的灭门血案。
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内部问题,中国距离和谐社会的境界都还有待努力,可以说目前还只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初级阶段”,甚至只是“初级阶段前的准备期”。和谐社会以及扬弃斗争都是值得期待的方向,但还是要以实际行动及成果为准。
《瞭望东方周刊》是由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所主管,其言论具有相当程度的指标性质。
热比娅被称为维吾尔之母 新疆官员首度表态:荒谬
【网讯】新疆官方7日首次公开表示,称近来境外有人将新疆前首富、疆独人士热比娅(图右)称为“维吾尔之母”的论调是“极其荒谬”的,“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并称热比娅是“一个连自己孩子都教育不好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拥有近千万人口的维吾尔民族的母亲?”
中新社报道,针对热比娅此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的努尔·白克力当天在新疆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作上表示,“热比娅近来的言行表明其旨在破坏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完全不符合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
报道指出,热比娅曾经是新疆女首富,贩卖过毒品,并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1999年8月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刑事拘留,在其允诺“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后,司法部门同意其申请“保外就医” 。出境后,热比娅勾结境外的“东突”恐怖势力,攻击中国政府,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特别是前不久在欧洲“维吾尔人第二次会议”期间,他们曾谋划如何制造暴力恐怖事件,破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的活动。
据了解,针对疆独人士热比娅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一事,中国政府2006年9月也曾严厉谴责,称热比娅的言行旨在破坏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提名这样的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用心何在?如果这样,诺贝尔老人在九泉之下如何瞑目?”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当时表示:“热比娅是东突分子,因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并判刑。目前,热比娅勾结境外的东突恐怖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歪曲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频繁地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企图将中国的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2006年9月向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提名流亡美国的新疆独立运动人士热比娅为下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热比娅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191个候选人之一。埃诺克松表示,“热比娅不仅为维吾尔族争取权益,她也是中国为妇女争取权益最著名的人士之一。”1995年,热比娅曾以妇女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组织的妇女大会。
热比娅是新疆第一位经营成功的商人,1989年苏联解体后,她看准时机在边境贸易上累积大量财富,一度进入中国富豪排行榜前五位,资产达二亿多元人民币。
1993年热比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但1999年8月因试图与访问乌鲁木齐的美国国会议员助理代表团会面而被捕。2000年3月,热比娅因“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2005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到访前,热比娅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随即流亡美国。
因房价失民心 杜世成落马结束政坛升迁传奇
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因“严重违纪”接受中央纪委立案检查,结束了其政坛升迁的“传奇”。当地官场惊讶杜世成落马的同时,青岛市民则拍手称快,显见杜世成在当地已失去民心。有分析指出,让杜世成在青岛失去民心的主因,是房价上涨过快,民众多多抱怨。
《财经》杂志称,在2006年12月23日山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央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宣布,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中央纪委决定对其问题立案检查,免去其山东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青岛市委书记职务。次日,新华社播发了相关消息。杜世成主政青岛近五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山东省首名被免职的省级官员。这在当地及省内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从传言到事实 杜世成落马
杜世成被免职事起突然,但也可谓早有风声。2006年12月18日,山东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杜世成还坐在主席台上;12月21日,他参加了两项公开活动,一是招商局国际青岛集装箱码头开港典礼;二是青岛杭州支路-鞍山路快速路主线竣工通车仪式,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两天后,12月23日,“长城三号”国家反恐怖应急指挥与力量拉动演习在青岛举行。当天,中央纪委即宣布了对他进行立案检查的决定。
山东省和青岛市多位政界人士表示,杜世成被免职,省里市里事先都不知情。山东省政法委书记阎启俊接任青岛市委书记,也是12月23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连夜作出的决定。
不过,杜世成“要出事”的传言,在青岛政界乃至民众中流传已久。有消息称,至迟在2006年10月,青岛市各界已有传言称中央纪委在调查杜世成。知情人介绍,杜世成那段时间精神状态表现得不稳定,他频繁曝光于各种公开场所,此后传言渐逝。不久,又有传言说杜世成要调至外省任省长。而随着各地换届逐步完成,领导班子逐一确定,杜世成将“出事”的传闻再次升温。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杜世成被免职,源于最近中央纪委根据举报和巡视工作中发现了相关线索,并由此展开核查。
截至目前,关于杜世成所涉案由,官方尚无正式通报。当地乃至网络上则有多个版本流传,有“批地腐败说”,还有“市政建设暗箱操作说”,亦有“房产过千万包养情妇说”,等等。
消息称,杜世成牵涉2003年的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此案曾被国土资源部列为五大违法土地案之一。涉及此案的原青岛市市长助理、崂山区委书记王雁受贿496万元,一审被判死缓。但据了解,王雁并非杜世成提拔的官员,其主要受贿行为亦发生在杜世成主政青岛市之前。
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吕振宁表示,“中央纪委既已立案调查,(公布结果)总需要一段时间。”
本土官员仕途升迁“传奇”
杜世成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官员,其仕途沿“龙口-烟台-济南-青岛”四地展开,从未离开山东省政坛。
杜世成1950年3月生,山东黄县人。黄县即今之龙口市,属烟台市所辖。1970年3月,20岁的杜世成在黄县大陈家公社河张学校当了半年教师,又成为黄县“五七”干校学员;1972年6月出任黄县新加公社团委副书记。1973年8月,杜世成获任黄县县委组织部干事;仅一年零两个月后,24岁的杜世成升任黄县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这一步跨越,在正常的年代几乎不可能实现。
1976年7月,杜世成任职黄县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82年10月升任黄县县委书记。了解山东政情民风的人士称,当地有“黄县的嘴子,掖县(今为莱州)的腿子”一说。此为民间戏言,但接触过杜世成的人印象中,他确实能言善辩,立言果断。
1985年至1987年,杜世成在山东经济学院、烟台大学官员专修科进修两年后,继续着顺风顺水的仕途:1987年8月调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89年5月升任烟台市长,时年39岁。新华社报道曾称,他“在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中,也许是最年轻的一个”。
杜世成任烟台市长期间,在投资环境方面颇费心力。1992年3月升任烟台市委书记之后,他就树立起“强悍”的形象。烟台当地政界人士称,他作风强硬,“一些官员很怕他”。
1995年6月,45岁的杜世成就任山东省副省长,分管外经贸。由烟台副书记升至副省级,并无显赫身世的杜世成历时仅八年,成为山东政界的“传奇人物”。
2000年10月,杜世成以山东省副省长之职兼任青岛市代市长,并在次年2月正式当选青岛市市长。2002年6月,杜世成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市长,执掌中国经济第二大省最重要的经济城市。2002年11月,杜世成当选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004年4月任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
接近杜世成的人士表示,杜世成个子中等,较瘦,一口带卷舌音的胶东味普通话,不爱说笑。青岛政界人士称,杜世成对下属控制很严,财权、人事权抓得很紧,一度市委市政府各个部门的款项使用,都要经过他的一支笔。
杜世成在短期内也提拔了很多官员,培养了自己的威信。下面虽有怨言,之后也接受了他的强硬作风。据该人士称,他亲耳听到杜世成在大会上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治你。”
在当地媒体人士眼中,杜世成口才好,颇擅长应对记者。2004年,杜世成被人民网网友评为年度最受关注的市委书记之一。他在和网友交流时的表现,亦被评价为“坦诚而精彩”。在和国外媒体记者接触时,杜世成的口才也为其形象增色不少。
强硬,能干,有魄力,是杜世成仕途所经各地的共同印象。但也有当地政界人士指出,杜世成的能力更多体现在揽权和作秀,善于跟风造势。
房价高企 杜世成失民心
杜世成被免职,各界反应不一。接近山东省委的人士则称,杜世成精明能干,从烟台到青岛经济都发展不错。此次事发大家皆吃惊,而他“本来还有上升空间”。
相比当地官场的吃惊,一些青岛市民则多数对杜世成的“落马”拍手称快。青岛新闻网上的青岛论坛一度因拥挤而无法登录,上面有大量借杜世成案痛骂贪官、抱怨房价的帖子。当地人士表示,杜世成初来青岛时给大家印象很好,就任市委书记后,青岛人一度也对杜世成期望颇高。
杜世成就任青岛市委书记不久,便率团到上海市取经,回来后交给青岛市广播电视局局长一个任务:尽快让上海卫视在青岛“落地”。杜世成多次说,青岛的不少部门总喜欢将自己放到国内的一些中等城市里去比较,仅满足领先于这个群体而聊以自慰,其实是一种短视,“青岛要敢于向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看齐。”这使青岛官员颇受震动。
青岛市委党校一位教授认为,客观评价,杜世成在青岛也做了很多事,如获得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主办权、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经济重心西移、筹划“半岛都市群”等等。同时,杜世成在宣传造势上也有一套,善于扬长避短,对己不利的不说。让他在青岛失去民心的主因,是房价上涨过快,民众多多抱怨。
一位青岛本地人介绍,他2001年每平米3000元左右买的房子,到今日二手房即可卖到每平米9000元以上。这一价位在京沪或许不算离奇,但青岛经济的GDP虽然高,工薪阶层的收入却远逊于京沪。
杜世成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青岛房价不能降,高房价能提升青岛形象。2005年3月,杜世成应邀参加大众网“建设和谐青岛”的网上访谈,谈及青岛房价时称:“青岛的房价虽然很高,在沿海一线的别墅可能已经到了两万元钱一平方米,但是如果顺青岛一条街往北走,那就是两万、一万、八千、五千、三千元,最便宜还有一千元。”
“往北走”遂成为青岛人之谑语。网上有人称,“又不是北极熊,为什么要往北走?!”
据接近杜世成的人士称,杜世成的风格是“只唯上不唯实,迎合领导有一套”,执政期间通过房地产开发把GDP数字拉抬起来了。有关人士还分析,他喜造政绩工程,多推城建项目,其中不无暗箱操作,或许正是其“落马”之祸根。
悄然复出的解振华 升任发改委副主任享正部级待遇
【网讯】2005年底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引咎辞职的中国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最近悄然复出,担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并享有他原本的正部级待遇。和环保总局相比,发改委是更接近于高层权力中心的实权部门,在国务院众多部委中排位于前五名,因此解振华可谓“更上层楼”。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解振华在发改委的四名正部级副主任中,分管环境保护及能源节约工作。他的新任命,或许说明在中国宏观社会与经济决策的制定过程中,环保终于占有明确的位置。但也有分析人士担忧,当局短期内重新对犯错丢官的官员委以重用,显示中国社会未脱人治色彩。
2005年11月,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爆发惊动全中国和俄罗斯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一百吨可能致癌的苯污染物在吉林省双苯厂爆炸事故中流入松花江,向黑龙江省和俄罗斯方向流去。
事件导致有900万人口的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被迫停水四天,俄罗斯边境三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当时,国家环保总局被认为反应迟缓,对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解振华为此引咎辞职。
一般认为,解振华辞职是国际舆论压力下的被迫之举。今年57岁的解振华,素以环保资历深和勇敢与违法项目对抗著称。他在环保线上服务23年,担任国家环保局长12年,被称为“老环保”。
2005年,他领导被视为弱势部门的环保总局掀起一阵“环保风暴”——公开叫停十三个省市三十个违法开工项目,其中包括国家发展战略性项目和地方政府的重点专案,涉及总投资额达1179亿人民币。
这场“风暴”遭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有力抵制,却获得社会公众认可,中央最高层领导的支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公开力赞环保总局“动真格了,查处了一批违规上马的项目,非常好!”因此,2005年12月解振华的去职引起了不少人为其喊冤,更有媒体仍肯定他敢于负责,体现“官德高尚”。
中央高官在国家爆发影响他国安全的重大事故后丢官,这是2003年沙斯事件时开启的先例,当年,中央一举将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双双被革职,警示全体官员严正抗击瘟疫。孟学农同年下半年低调复出,从正部级降为副部级。
对于本次解振华复出且被重用,一些分析因此疑虑:这是否说明,官员犯错后可以不必付出代价?解振华重被重用,显示政治背景对官员仕途大有作用。
另一种看法则是,解振华当年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而非行政责任,他在行政上并未受过,所以东山再起也不令人意外。
中国官方最早出现解振华复出的信息,来自发改委的英语网站。解振华的名字出现在领导介绍的栏目里,不过,到6日晚为止,发改委中文网站尚未列出他的名字,官方媒体也没有宣布这项新任命。有消息说,解振华于2006年底正式在国家发改委上班。
驻港部队副司令员张彦欣少将升任河北军区政委
【网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副司令员张彦欣少将最近已升任河北省军区政委。
据《河北日报》报道,在中共河北省委1月5日召开的议军会议上,张彦欣以省军区政委的身份传达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北京军区党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这次会议还听取了省军区工作汇报、研究河北省国防后备力量建设问题。
会议还就大力加强民兵预备役思想政治建设、健全完善国防动员指挥体制、大力加强重点力量建设、组织发动民兵预备役人员为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作贡献和深入开展双拥共建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关文件。
松花江事件落马高官解振华重返政坛 任发改委副主任
【网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官的中国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已重返政坛,新的官职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已经于2006年底正式前往发改委上班。据说,他分管的领域将会是未来发改委的关注重点。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解振华分管环境保护及能源节约工作,分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等机构。根据网站公布的名单,解振华在发改委副主任中位居第四,排名在陈德铭、王春正、张国宝之后,享受正部级待遇。此前,该系统副主任中享受正部级待遇者仅三人。发改委的高层官员目前包括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十二名副主任。
解振华在2005年11月底因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这次污染事件由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引发,造成五人死亡,并导致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造成下游的哈尔滨市连续停水多日,引发市民抢水潮。
事件发生后,吉林省环保系统和吉林石化等多位官员受到中共党纪和政纪处分。解振华因此辞去环保总局长一职,由时任中国林业局长的周生贤接任。解振华在担任环保总局局长一职时,被外界评价为典型的技术型官员,从1998年到2005年底的任期中,他全面介入中国环境保护事务,也完整经历环保总局从低调部门到执法重点部门转型的过程。
贪官外逃空间缩小 中国与法国将签订引渡条约
【网讯】法国司法部长帕斯卡尔·克莱芒5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将与法国签订引渡条约。至此,法国将可能成为继西班牙之后第二个与中国签订此类条约的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加速了编织国际引渡网,缉捕以贪官为主的外逃案犯。
新华社报道,应中国司法部邀请,克莱芒于1月4日至7日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分别与中国国务委员周永康、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举行了会晤。克莱芒表示,希拉克总统2006年对中国的访问,加快了中法两国在引渡方面的合作。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已经基本敲定,但签约日期有待双方进一步商议。克莱芒说:“法中引渡条约将成为两国司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法两国在司法方面的合作主要涉及培训、交流和同类法院合作,如“百名司法人员培训与交流项目”等。法国自2003年起已为中国培训了六十名法官和检察官。两国在上海专门设立了中法司法公证交流培训中心。此外,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法国最高法院于2006年10月签署了反腐败方面的合作协定。
据了解,西班牙是首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西方国家。2006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签署的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引渡条约,加速了中国编织国际引渡网,缉捕以贪官为主的外逃案犯。
胡锦涛智囊俞可平大胆论民主 中共政治改革新突破
北京部分党报最近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不但中国国内民众耳目一新,连海外媒体也为之惊诧,将此视为北京政治风向重要指针,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政治改革展开新论述。
台湾《中国时报》称,俞可平这篇文章,原为阎健编写、2006年10月出版的新书《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的序言。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为题登载该文,同时又经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并在日前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转载,终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使俞可平顿时令人刮目相看。
会受到海内外重视,不仅因俞可平深刻论述民主,更因他身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和“胡锦涛文胆”的高位,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竟然如此敢言。当然,更有人怀疑他的文章是否代表中央高层在发出某种信号?
《亚洲周刊》发文指出,俞可平在一千八百多字的行文间,深刻阐述民主的实质和内涵,谈论民主的优点,也谈了民主的缺点,更点出一些人对民主认识的盲点。但他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因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这番话与胡锦涛去年在华盛顿向世界所作的宣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似一脉同源。
海内外关注的其实并非该文在民主内涵上有何突破,而是从中看到一些普世认同的价值,又获中共高层官员认同。且透过俞可平的论述发现,中共领导人及理论界人士此刻正为建立中共政改的大论述进行积极准备。
和俞可平同是北大校友、且在美国杜克大学同做研究的史天健透过多年量化研究表示,中共对“民主”、“自由”、“人权”等关键词,近年来在态度上的确出现“急转弯”。他说,胡锦涛上台后,对民主的态度有了根本转变,开始承认民主是追求的目标。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共已开始把民主“作为好东西”来承认,呈现正面的反应。
从这意义上说,史天健认为俞可平的说法不代表中共在这方面有大突破,而是中共党内一种思潮的总结,代表中共党内对民主的态度产生的重大变化,“从原来说这个东西不好,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飞跃”。
文章称,俞可平的论述从根本上颠覆中共有关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更重要的,或许可把俞可平的民主论述看作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信号,看作是中共为政治改革建立大论述的开始。
资料:俞可平小传
在中国大陆,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间,一种新合作关系隐然形成,并逐渐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被外界视为胡锦涛倚重智囊之一的俞可平,是其中代表之一。
1959年出生的俞可平,浙江绍兴人。1998年取得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曾前往美国杜克大学任研究员及访问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可平在北大的博士生导师赵宝煦这样评价他的学生:“非常用功,勤快,活跃”。俞可平取得博士后,北大已准备让俞留校任教,但答辩委员会有位来自中央编译局的官员非常欣赏俞可平,竭力推荐俞到编译局工作。赵宝煦认为,中央编译局直属中央,常会接到中央布置的调研工作,这对俞的学术研究有好处。不过,俞仍兼任北大、南开等数所大学教授。
对于俞可平的学术风格,北大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说,“思路开阔,非常多产,既追踪国际社会科学前沿,又重视中国现实政治问题。”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截取不少社会学及经济学研究成果看待国际关系及政治学,俞可平大量著作便从“全球治理”及“善治”角度做研究,在此领域堪称亚洲第一把手。
俞可平多次在著作中表示,中国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民主”改革。一位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的学者说,俞的思路很清楚,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民主。事实上,他主持的“北大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已举办多次“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鼓励地方政府实施民主制度创新研究,成果相当显著。
解放军又发空难 全武装歼击机失控爆炸 飞行员殉难/图
失事飞机残骸
飞机坠毁地点距机场跑道仅有六百米
【网讯】解放军兰州空军某部一架歼击机2006年11月14日发生意外:在训练中撞上一只飞鸟,由于机上弹药与燃油充足,且靠近村庄,飞行员担心跳伞后飞机失控坠入村庄,最终迫降失败殉难。据了解,这是解放军继2006年发生预警机坠毁后的又一起空难事故。
据《郑州晚报》报道,该架由兰州空军某部河南籍飞行员李剑英驾驶的歼击机,于2006年11月14日在训练结束下降途中撞上一只飞鸟,当时飞机上有八百多升航空油,一百多发航空炮弹,一发火箭弹,如果跳伞后飞机失控坠入村庄,后果不堪设想。飞行员决定改跳伞为迫降,然而在距离机场跑道还有六百米的农田上坠毁殉难。
事发后,当地群众自发到该名飞行员殉难的地点祭奠。解放军空军党委给李剑英追加一等功,并追授他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
兰州军区的飞行记录称,当时李剑英(代号639)驾某型歼击机起飞,执行空中巡逻游猎任务。当飞机下降至194米、距离机场2900米时,突然遇到鸽群撞击,发动机“砰”的一声巨响。12时04分18秒,639:“我把起落架收起来,迫降!”12时04分25秒,飞机解体爆炸。飞机解体后发生的爆炸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爆炸现场距离最近的一位群众不到二十米,但没有一人受伤。
空军事故结论组事后检查飞机残骸,在座舱前风档玻璃中上部发现不少散射状血迹和鸟毛,发动机I级压气机叶片呈被软物体撞击损伤的典型特征。在跑道北头延长线2.9公里处发现12处散落的信鸽残体。但报道没有透露坠毁战机的具体型号。
据介绍,李剑英1964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郑州,1982年入伍。生前系空军上校军衔,一级飞行员。李剑英还创下了发现目标最远、占位攻击准确的成绩。
近来解放军的各种演习不断,并且多为实战状态下军事演习,尤其是解放军重视空军的发展,因此解放军空军的演习也空前增多。据报道透露,这架歼击机是在参加一次军事演习时发生事故的。
据了解,2006年解放军发生多起坠机事件,4月4日,一架军机在海南文昌市南阳农场五队的荔枝园内坠毁,机上两名机师丧生。
2006年6月3日一架运输机执行任务时,在安徽执行任务时失事坠毁。机上40人全部罹难,其中可能有多名军方专家遇难。外电有报道指,失事原因怀疑是天气恶劣。
2006年6月12日一架歼-7E战机在福建福州市坠毁,造成最少一死一失踪两伤。
军方多次的坠机事件引起高层的重视,解放军高层在2006年结束之前曾要求各部队在训练时要注重军事安全。
社会蓝皮书批露中国现实离和谐社会还差得很远
2006年底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达到和谐状况。新年伊始,德国《新德意志报》援引最新发表的中国社会形势蓝皮书指出,中国社会的现实离和谐社会还差得很远。
文章称,2006年,在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和社会财富更多用于社会保障两方面都没有出现决定性的转折。在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能源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还有相当多的事要做。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期待的成就。
由于收入剪刀差加大,农村居民涌入城市的洪流继续上涨,预计今后几年将达到三亿至四亿人。而城市中现在每年就已经缺少1200万个就业岗位。尽管经济快速增长,2006年的待业和失业人数仍然增多。
中国领导人计划在2010年之前把能源消耗降低20%,但去年的能源消费再次明显增长。能源使用效率仍然只是发达国家的20%至40%。带来的结果是环境严重恶化,酸雨越来越多、尤其城市中的空气和水域变得更污浊了。
年底前几天,国家劳动保护部门负责人公布了一项悲哀的统计数字:由于权力与资本交织,事故灾难不断,每天有320人遇难。他调查了11次事故,其中一再发现滥用职权、行贿受贿和牟取私利等行为。
新年之前,中国又出现新一轮处决死囚的浪潮,不过这次不是为了“保障节日前的社会安定”,而是为了抢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日期之前。
北京下令实行改革,规定2007年1月1日起,所有一审死刑判决必须送交最高法院审查,只有最高法院可以决定这一量刑。但对于中国无数死囚来说,这一机遇来得太晚了。对死刑的这一改革结束了27年以来地方司法的状态。1980年2月,北京允许各省法院一审判决、二审核准死刑。地方法院可以为所欲为地自行司法,哪怕各省执行不同、不公正的判刑标准以及做出极端错误的判决都在所不惜。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上周便以明确语言要求,死刑要少判、慎判、按统一标准判。
北京奥运要打反恐人民战争 方圆1500米逐门逐户排查
【网讯】中国国家社科军事学重点课题《北京奥运会反恐怖对策研究》近日在北京通过了课题鉴定会。课题组透露,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将直接进入奥运反恐决策层。担任2008北京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的部队,将提前对课题组研究的预案及处置方式等进行训练和演习。有反恐研究专家指出,北京奥运会反恐将是一场人民战争。
《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份研究报告主要包括四部分:北京奥运会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恐怖事件的防范、恐怖事件的处置、反恐怖的组织指挥与保障。此课题由武警指挥学院申报,与武警北京总队、北京奥运会安保部协作完成,后两个部门都是2008北京奥运会反恐的一线部门。
奥运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运动盛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迎来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多名运动员、六千多名官方要人、两万多名媒体记者。
武警指挥学院科研部部长、反恐研究专家王广海表示,奥运会反恐怖主要有三种手段:人防、物防和技术防。其中重在人防。他强调,奥运会反恐其实就是一场人民战争。恐怖分子往往混迹于民众中,把民众发动起来了,就布下了使恐怖分子插翅难飞的天罗地网。
此外,奥运期间还将实行分区制,奥运会场馆周边被划为现场区,即红色控制区,这一区域将只允许注册车辆通行的区域,一般范围为场馆周边界向外延伸50米到400米,这是从场馆到第一道封控线之间的区域,这个区域非工作人员不得接近,观众安检后按规定通道进入观众席。在这里安保部门要设立现场封控队。
场馆周边更广泛的区域是警戒区,是从第一道封控线至第二道封控线之间的区域,一般为场馆外围400米到1000米的范围。这一区域停放的车辆主要是奥运专用车辆,实施安检后按规定位置停放。这里要设置外围封控队实施警戒。
还有场馆周边外围1000米到1500米的范围属于管制区。主要由交通警察实施管制,由治安警察逐家逐户逐单位地进行排查登记,这个区域会设置周边封控队来进行控制态势。
这一研究工作自2004年11月即开始筹划,武警指挥学院当时率先申报了课题《北京奥运会反恐怖对策研究》。2005年4月课题立项。随后,课题组对北京奥运会场馆和上海、青岛、秦皇岛等外地场馆进行了详细调研。为进一步吸取以往组织大型活动、重要会议的经验教训,课题组还全面掌握了上海APEC会议、“世博会”、南京“全运会”的警卫与反恐怖的第一手材料。期间,课题组参加了北京——雅典奥运会安保经验交流会、中美联合召开的奥林匹克安全研讨会,对国外奥运会反恐怖的经验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
国家反恐办、总参谋部、奥运会安保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2006年11月对课题进行了会审和鉴定。
据悉,2006年8月中旬至9月初,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女子垒球锦标赛、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担负比赛安保任务的部队对课题中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应用和检验。
越南指责中国竖立西沙群岛领海标志物 中国重申主权
【网讯】中国外交部1月4日在北京举行2007年首场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关于越南指责中国侵犯主权的提问时指出,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有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越南近日指责中国侵犯越南主权,在西沙群岛部分领海基点竖立标志物是无效的时,刘建超回应说,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有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刘建超表示,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2年《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6年中国政府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点,中国在西沙群岛领海基点上竖立标志物,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在历史上,中越长期龃龉不断,1974年西沙之战和1979年边境战的阴影仍挥之不去,领土争端悬而未决。不过,自两国政府把市场经济改革列为首要任务后,关系明显缓和,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在越投资与日俱增。近年来,这两个地区竞争对手暂时搁置纷争,大力推动经贸合作。越共领导人一直效法中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越南影响深远。
而自1999年中越达成陆地边界共识以来,中越两国的领土争端得到极大缓解。尤其是中国、越南、菲律宾根据《南海行为宣言》对南海进行的共同开发,更一度被国际社会赞为“化干戈为玉帛”的典范。
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答问(全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月4日下午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就陈水扁过境美国、伊朗核问题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刘建超:大家新年好!我首先发布三条消息:
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以色列国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将于1月9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应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于1月13日至16日出席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及第二届东亚峰会,并对菲律宾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其间,温家宝总理还将主持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应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长罗慕洛的邀请,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将于1月11日至12日出席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工作午餐会和东亚峰会外长工作午餐会。其间,李肇星外长还将主持中日韩三方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官僚特权制度导致民生问题多 学者新年呼吁政改
【网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提到了民生问题,这显示中国政府今年将把解决民间疾苦的问题列入工作重点,而一般看来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并且需要政治改革的措施才能获得成果。这被看成是中央推动政治改革的前音。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官僚体制、官本位制度、特权制度造成了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多位学者也在2007年开始的一刻发出了政治改革的呼声。
民生问题与和谐社会
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媒体近来都在广泛刊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的新年贺词,并且特别将贺词中所提到的“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标题。胡锦涛在贺词中指出2007年是中国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年。他还提到要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促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以及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一向是中国受到关注的问题,从温饱问题到小康社会,一直到近几年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等都和民生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民生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多年来就一直重申要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胡锦涛的新年贺词中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提到了一个更加明显的地位了。
病根在官僚特权制度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胡星斗教授表示,现在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是获得解决了,但是在人民实际的生活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像是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他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官本位制度、特权制度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民生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胡星斗说:“关键就是如何去消解消融官僚特权的制度,如果能够从权力监督方面,从民众的监督方面,权力的制约方面,舆论媒体的监督方面,如果能够从这方面来下手,这种特权的制度才会得到消解,这种特权才能够得到遏制,那么就能够节省下大量的政府运作的成本,用到民生方面。”
解决民生不能光靠钱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头版的社论也以《解决民生问题不能光靠钱》为主题,指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努力未能完全反映到民众的主观评论中,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像是执行政策不力,地方政府侵害民权,大量资金被用于可实现政绩最大化的投资及“面子工程”。
社论表示,解决民生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政治工程。社论还建议让民众来对政府进行政绩的考核。
从平均主义到贫富悬殊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所中心主任仲大军认为,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走上现在的完全不平均主义这样一个极端,三十年来,中国一味地矫正平均主义,一味地拉大差距,一味地让少数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结果那些人走得远远的,甚至超过了拉美地区贫富不均衡的水平。
仲大军说:“不要有的人啊,就富得不得了,有的人就是一掷千金,奢侈腐化,有的就穷得非常厉害。这个社会还是要均衡发展。”
民生是政治民生是发展
《文汇报》刊登东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贺善侃的文章指出,民生就是发展,民生就是政治,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章还表示,历史证明,只有代表民意,关注民生,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的政权,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长久。
中国媒体报道人们除了关注一般称作的三座大山“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之外,“养老难”也成为越来越突显的社会问题。另外,就业问题、收入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以及腐败问题也是民众一向关注的民生话题。
中国向境外媒体开放 面对挑刺要增强承受能力
中国政府早前宣布的境外媒体开放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外国驻华媒体原来所受到的采访限制从此大幅度放宽。除新疆和西藏之外,外国记者无需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便可前往任何省份自由采访。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的思维方向正在发生大幅度转变,同时外国媒体看待中国的心态也将发生转变。不过在面对喜欢挑剔、刺激和挑衅的西方媒体时,中国政府还必须持续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联合早报》报道,据说在元旦这一天,也就是媒体开放首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外国记者不再像过去那么多。以前每逢重要节假日,外国记者都要在此政治敏感之地聚集,期待或等待着某种事件的发生。而今年元旦假日期间,他们大概都已经跑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再蹲在天安门广场守株待兔。
媒体开放正面意义大
媒体开放几天以来,有两件事情值得提及。一是路透社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二是路透社记者在呼和浩特采访了一名蒙族囚犯的妻子,而这名囚犯的罪行是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两个人物的身份都极为敏感,外国记者在过去是一直想接触他们而不能,而中国官方对这类人物也是讳莫如深。如今,连这样的人物及其涉及的话题都可以公开接触和报道,这就足以证明中国对境外媒体的开放承诺,确实是算数的。
当然,路透社故意选择这类敏感人物作为采访对象,目的就是要对中国政府的承诺进行测试。不受监视和干预的采访,没有太多限制的活动空间,事后也没有受到来自警方的追究,这便是外国驻华记者所一直需要的工作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问题都一直是个困扰,现在一夜之间几乎全然消失,不仅使外国记者增加了自由,而且也让中国官方有所解脱。
鲍彤对中国政府的媒体开放措施表示赞赏。他说:“我能见到你,你能见到我,这是个进步。即使是短期的进步,那也是好事。”此言虽然出自西方记者眼中的“异议人士”之口,但对中国政府形象的正面意义,却超过了长篇大论的官方宣传。
关键要有善加利用的意识
中国过去对境外媒体的限制措施基于很多理由,其中不乏合理之处,但大多都出于习惯性的疑虑和缺乏自信,而非出自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的客观和周密评估。以过去的心态看,外国记者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与敏感人物接触,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完全可以冠之以“企图颠覆中国政府”之名。但是,此次媒体采访开放的结果不仅没有破坏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反而有利于中国塑造政治开明的形象。既然如此,人们就必定要问:中国对境外媒体开放的政策还有必要走回头路吗?
有人在十多年前说每天听到和看到的国际新闻,大约百分之七十都直接和间接与美国有关,这是美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现在环顾全球,国际媒体关注中国的程度,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这种关注和兴趣完全来自于中国本身的发展、进步和重要性。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站在保守的角度看,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涌到中国,对中国政府构成了越来越大的监督压力,使中国人的一言一行都处在众目睽睽的监视之下。但是,若换一种思维,换一个角度,也会发现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兴趣,其实是一种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资源。关键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媒体?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对境外媒体善加利用?
和谐相处要有承受能力
与国际媒体和谐相处是强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而在这一领域中国的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崛起,远远没有达到自信自如的境界。出于惯性思维,中国各级官员对外国媒体的防范心理始终没有改变,这是不能把外国媒体当作国际资源的心理障碍。再加上西方媒体确实经常有意和无意地丑化中国,使得这种防范心理变得根深蒂固,导致双方时常发生摩擦和对抗,最终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
中国最近几年的对外宣传成绩不可谓不大,诸如各级政府的发言人制度都具有开创性。可是,这些措施效果都并不好,原因并不是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因为看待外国媒体的心态没有放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说,中国政府愿意把外国媒体当作“建设性合作伙伴”。这个说法标志着中国政府的思维方向,正在发生大幅度转变。伴随着开放媒体措施的出台,外国媒体看待中国的心态也必将发生转变。
中国很多官员对西方媒体的运作模式还不太习惯,所以在面对喜欢挑剔、刺激和挑衅的西方媒体时,还必须持续增强心理承受能力。这也是人们最为担心的地方。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由于承受能力不够,即使是已经放开的政策,到时候还是要收回的。(文/杜平)
中纪委本月披露陈良宇案进展 比已公布的还严重
【网讯】定于本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将盘点2006年的反腐败成果和问题,部署2007年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最为人们所期待的是,这次会议将向全党汇报查办陈良宇案的最新进展。有消息称,随着调查的深入,陈良宇的违纪违法问题比最初公布的还要严重。
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006年9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了中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根据当时调查的情况,陈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纪委会议本月举行
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纪委对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在半个月后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据传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提及陈良宇问题。而六中全会最后发表的正式公报并未涉及这一内容。党内专家解释道,从立案检查到案情水落石出,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三个多月已经过去,党内外人士普遍期待,定于本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七次会议,能够披露陈良宇案的最新进展。
充分表明反腐决心
报道说,上海社保基金案东窗事发数月以来,中纪委办案果断、周密、有力,案件查办已有初步结果。随着该案件愈查愈深,涉案贪官及地产商人数亦愈多,目前已逾五十余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也因涉案而被罢免。据悉,中纪委查核的陈良宇违纪违法问题,比2006年9月24日中央公布的问题还要严重。
中央认为,对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党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中央高度重视纪委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去年年底召开会议,听取中纪委2006年工作汇报,并宣布今年1月召开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如此高调地宣布中纪委一次全会的召开会期,在以往并不多见,显示中央对中纪委这次会议的重视,也意在提升社会公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度。
分析指出,中纪委这次会议之所以倍受注目,是因为这次全会适值中共十七大前、中央“反贪风暴”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关系到地方党委换届顺利收官乃至十七大召开的吏治环境。
对于中纪委今年的反腐败工作,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四个“继续”的方针:即继续抓好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和廉洁自律,继续抓好大案要案查处,继续抓好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继续抓好源头治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工作,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附:上海社保案部分涉案人员
姓名 曾任职务
陈良宇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邱晓华 国家统计局局长
祝均一 上海社保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
孙路一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
秦裕 上海市宝山区区长
陈超贤 上海长宁区委副书记、区长
陆祺伟 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
韩国璋 上海电气副总裁、执行董事
张荣坤 上海电气董事
王成明 上海电气董事长
吴明烈 上海新黄浦董事长
韩方河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徐伟 上海电气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
程彦敏 ST自仪董事、上海电气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长
郁知非 上海国际赛场公司总经理
郁国祥 上海新恒德置业公司董事长
王国雄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公司总裁、上海市政府商委主任
凌宝亨 上海市国资委主任
吴鸿玫 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
伊朗总统特使访华前夕传出美国终结中国海外购油
【网讯】伊朗领袖和总统特使拉里贾尼1月4至5日访华,中伊双方将就双边关系、伊朗核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就在同一时间,有消息称中海油总公司此前与伊朗签订的天然气开采协定可能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横生枝节。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模式导致能源供应紧缺问题十分严峻。
据《东方早报》报道,伊朗媒体在2006年12月透露该国政府已与中海油签署了一份价值16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定。上述协定内容将包括开发伊朗北部Pars天然气田以及建设液化天然气输送设施,用以将液化天然气出口至中国。
一名伊朗石油部官员透露,上述协议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另一名伊朗石油官员则说,上述协定是一份具体协定。他还表示,160亿美元的开发成本中有50亿美元将用于上游业务的开发,其余部分将用于下游业务的开发。开发周期为8年。
有报道则显示,这一协定目前正遭到美国国会的质疑,后者认为其可能违背对伊朗实施的相关制裁,为此已对此协议展开调查。对此,中海油一位发言人表示,与伊朗的天然气谈判主要由中海油总公司来运作。据他所知,谈判仍在进行。另外,中海油总公司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该公司的确正与伊朗洽谈天然气,但对上述协议及是否遭美国掣肘一事不便发表评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说:“由于中国当初也向美国承诺,支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且其中涉及一系列制裁的范围,因此,一旦中海油签署的上述天然气协定内容超出了此范围,那么受到美国的施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伊朗的第二大天然气项目,伊朗北部Pars天然气田的储气规模仅次于该国最大的天然气项目——南部Pars海上气田。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估计,伊朗北部Pars天然气田的天然气储量在48万亿立方英尺左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主任李伟建此前表示,当时伊核六方会谈仍在进行,英国和美国等急于就进一步制裁伊朗进行表决,伊朗则公开放话不愿意妥协。“当然,现有情报看来,上述协议仍只是意向,并不是最终协议。”李伟建指出,中国此前与伊拉克也曾签过多个协议,但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这些协定全部作废了。
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天然气缺口至少达800亿立方米。为填补巨大的能源缺口,中国将主要采取海上进口和陆路管道天然气进口的方式解决气源短缺压力。
从解振华复出的必然性到官员问责制的无力
因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于2005年12月辞职的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最近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身份正式上班。一年前,解振华的辞职曾引起环境保护分子和政治分析家的抗议,认为他是替罪羔羊,因此解振华此次复出引起外界关注。事实上,从因非典去职的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复出,以及国务院对松花江污染事件处理即可看出,解振华的复出是必然之事。
解振华2005年12月引咎辞职引起外界震惊,不少人由此预测,问责风暴将刮倒一批官员。因为松花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是由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所引起,该厂地处吉林省吉林市,既然环保总局都有责任,那省市环保局大约也难辞其咎;而污染源的制造者,想必更是不能置身事外。
然而,国务院2006年11月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作出处理,对中国石油及吉林石化分公司责任人员,对吉林省有关方面责任人员共12人给予相应的党纪、行政处分,吉林省环保局局长王立英被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吉林市环保局局长吴扬被行政警告处分,但没有人受到刑事处罚。
官方同时表示,这是一起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特别重大水污染责任事件,因为事件造成八人死亡,六十人受伤。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中国国务院今年3月底通过拨款一百多亿元人民币理松花江的污染物。
从解振华的复出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名官员为殒命的八个人以及遭受财产损失的民众负责。惟一为此事付出代价的是负责吉林市环保和安全等项工作副市长王伟,他2005年12月在官方调查事故期间自杀。如果王伟的自杀确实如外界猜测是出入对水污染事件的压力,那他实在是多虑了。
问责制为被外界视为胡温新政的亮点,曾被民众寄予厚望。但被问责官员却不断东山再起。在2004年的非典危机中,中央政府将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免职,赢得国内外一片赞扬,之后,先后有上千名官员因种种执政失误而被问责。不过,张文康被免职后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孟学农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因四川井喷事件被免职的中石油原总经理马富才,也已出任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
有批评称,被问责官员的不断复出,不仅违背了问责制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也破坏了民众对胡温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对其他官员的警示。虽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无可厚非,但官员重新出山的条件也应制度化、法律化。下要下得明白,上也要上得清楚,否则,问责制将只会成为无牙的纸老虎。
不符合政治标准 中国哲学第一人李泽厚落选社科院士
【网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颁发《关于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决定》,要求院内学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消息称,中国社科院2006年推出首批学部委员,被视为中国哲学界第一号人物的、当代著名思想家、美学家李泽厚就因为被认为“不符合政治标准”而落选。
香港《日报》报道,李泽厚1990年代初期经中央批准旅居美国,但仍然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社科院一名学者透露,2006年选举首批“社科院士”——学部委员,哲学所上报李泽厚为学部委员候选人,但被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一锤定音否决。
据悉,陈奎元强调学部委员人选不仅学术标准要高,而且政治标准更要严格要求,学部委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认为李泽厚“不符合政治标准”。
作为中共中央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社科院2006年是多事之秋,该院学者陆建华和官员陈辉,因为牵涉境外记者程翔的间谍案而被重判。有鉴于此,社科院中共党组最近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决定》,要求院属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本月底前必须将《决定》传达到每一名职工(重点是科研人员)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
社科院发出通知称,“受各种错误思潮影响,我院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政治纪律建设,是全院一项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
通知指出,《决定》是社科院第一个关于政治纪律建设的系统性规定,提出了有关遵守政治纪律的行为规范,明确了加强政治纪律的教育工作、制度管理、监督检查,重申了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通知称,《决定》的颁布实施,对于提高党员、干部、学者“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增强政治意识和抵御“西化”、“分化”的能力,保证党的路、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我院的贯彻执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坛明日之星李克强推“棚改” 改造辽宁容貌
【网讯】被外界盛传第五代接班人一哥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上任后即推动“棚改”政策,两年来已基本完成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120万居民受惠告别“棚居生活”。主推这项政策的李克强被看好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接班人,日前更被海外媒体评为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
香港《文汇报》报道,“棚改”计划早在2004年即开始筹划。刚刚到任的他就到抚顺市莫地沟走访棚户区民众,他当时表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百姓搬出棚户区。”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辽宁省十四市共改造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1212万平方米,120万居民搬进新居。辽宁省市各级政府在政策、资金上对棚户区改造也给予支持。省政府把棚户区改造纳入经济适用住房计划,所需建设用地由政府无偿划拨。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市场交易费等多项费用给予减免。对特别困难的民众另外提供免缴差价、采暖费等多项优惠。
辽宁省铁岭市委书记李文科说,为使棚户区居民尽快搬迁、及早开建,以确保入冬前回迁,全市同时抽调三千名党政干部到棚户区居民家中做思想工作。铁岭市官员甚至给民众立下军令状:“你先搬出去,回迁时再算总账。赔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两年间抚顺市共拆迁177万平方米,新建260万平方米安置房,五万户居民迁入新居,至今无一户上访。
观察家指出,推动辽宁“棚改”的李克强今年只有51岁,但已是在正部级位置上时间最久的团派官员。他又是学者型官员,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和辽宁省委书记。在年龄、资历与学历这几项“硬指标”中,李克强优势明显,外界盛传他是第五代接班人一哥。
其实,李克强很早即在政坛展露锋芒,而且应该很早就被胡锦涛注意到了。1980年代初,他在团中央工作时,他是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和第一书记的胡锦涛的下属。1993年,李克强升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已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第四代接班人选,并分管李克强领导的共青团。因此,李克强最终入主共青团,必然经过胡锦涛的推荐或认可。2004年,在胡锦涛全面接班的背景下,李克强又从农业大省河南调往辽宁,担负起振兴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任。他先后被任命执掌两个特色不同的重要省份,显然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有意让他积攒资历,以备将来担当大任。
在2006年的地方党委换届中,李克强再度当选为辽宁省委书记。分析认为,李克强续任辽宁省委书记只是暂时过渡,他将在明年十七大后进入中共政治局,甚至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接班人。
李肇星七国行延续17年来中国外长新年首访非洲传统
【网讯】中国外长李肇星目前正在非洲大陆访问,这次为期十天的外访延续了最近十七年来,中国外长每年第一次出访必定选择非洲的传统。外交人士分析指出,虽然与十几年前相比,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李肇星的举动表明,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仍然得以加强。
香港中通社报道,李肇星2日与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会面,他重申中国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来赤道几内亚投资兴业,开展互利合作。李肇星还说,在中非北京峰会上,中国出台了包括扩大对非援助、免关税、免债等一系列措施,给两国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而奥比昂则高度评价两国关系,声言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给予赤道几内亚这么多帮助。中国是赤道几内亚和非洲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最好的朋友。针对有的舆论指责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推行新殖民主义,奥比昂指出,不管一个国家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有没有资源,中国都真心实意地帮助它。中国为非洲人民做了许多实在的好事。
李肇星1日在此次非洲之行的第一站贝宁,与贝宁官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同意取消现有债务,并给予三千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并且提出一揽子援助计划,帮助贝宁改善管理和交通基础设施。李肇星还在访问期间去中国援建贝宁的施工现场看望了中国工人。贝宁总统亚伊表示,贝宁永远铭记中国对贝宁提供的支持,贝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统一。
随后几天,李肇星还将访问几内亚比绍、乍得、中非、厄立特里亚以及博茨瓦纳五个非洲国家,其中乍得去年8月刚与台湾当局断交转而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外交人士指出,除乍得外,其余六个非洲国家虽然国内政局时有变化,但与中国一直保持稳定而密切的传统友谊。这些非洲国家有不少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有着相近的国情,有的国家石油等矿产资源丰富,双方开展合作,发展经济可优势互补。
过去十七年来,中国外长每年第一次出访必去非洲,如去年1月,李肇星就曾访问塞内加尔、佛得角、利比亚、马里和尼日利亚等非洲五国。外交人士透露,这是中国老资格外交家钱其琛担任外长时定下的规矩,外交部非洲司司长许镜湖就曾形容,这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发展与非洲的关系的“高度重视”。
过去一年,堪称中国对非外交之年:年初中国发表“对非政策文件”;4月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访问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非洲三国;6月中,总理温家宝又出访非洲七国;11月,中国又举办史无前例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拥有五十三个国家的非洲,有四十八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成为中非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
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给予了许多非洲国家帮助,受到普遍赞赏。更重要的,北京外交人士认为,中国和非洲彼此需要,双方的合作互惠共赢。多年来,双方真诚相待,彼此尊重,在国际事务和经贸合作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平等合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非扩大和深化合作,大有潜力可挖,前景更加广阔。
政改路漫漫 官场精英为仕途舍远图近急煞胡温
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最敏感的当然是新一届领导核心以高层人事布局,惟未来的施政思路,也是各方所关注。据悉,在中国官场的精英一族为了仕途,并不热衷于计划长远的政治改革议题,反而认为一些经济社会问题更具迫切性。
《香港经济日报》称,这个判断来自“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中共中央党校部分学员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而政治改革则普遍认为未具迫切性。
尽管有关调查涉及而不广,但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中国官场的精英,其看法具有代表性,很大程度反映各级官员对政改的总体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前后,不少调查都显示相当部分的党员官员,都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为何在进一步改革开放高唱入云的今天,政治改革的议题却受到冷遇呢?
虽然对政治改革的理解,有可能与西方有所不同,但胡温高层从不讳言要政治改革,最新例子便是上月中副总理吴仪在出席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以“中国的发展道路”作专题发言,其中便花了不少篇幅大谈中国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须知道,美国向来对中国政治改革都有很大诉求,而当时吴仪的身份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这个铁娘子对政治改革的承诺,当然不是其个人意见。
胡温高层有意推进政治改革,惟从事实务的官场精英却未能上行下效,这是由于前述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确实是中国社会当前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必须尽快有效地解决,仕途才不会受阻。政治改革是远的,管治问责是近的。作为一个技术官僚,自然舍远图近。
在现今着重经济效益,一切都似乎向钱看的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诉求,相信较过往为逊色,但并不代表胡温高层对政治改革就没有压力,因为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对外交流频繁,政治改革的需求会悄然增加,作为具远见的政治家,必须先行一步。
提倡传教自由 中国官方积极促地下教会“转正”
中国官方近期积极促请“地下教会”通过正常手续转为“地上”。有官方权威人士更表示,在中国传播福音是自由的,没有理由不公开。这样做的理由是“为和谐社会注入积极元素”,但有分析称,中国地下教会的问题不在“地下”还是“地上”,而在于效忠问题。
地下教会需按官方程序转正
来自香港《文汇报》的消息说,目前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经超过两千万,罗马天主教廷已有七位枢机主教访问过中国。但中国仍有相当一部分主教和信徒没有公开身份,一些宗教和聚会也没有在所属地区登记。
消息称,中国官方促请这些“地下教会”通过正常手续转为“地上”。报道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和谐社会注入积极元素”,宗教界权威人士表示,在中国传播福音是自由的,没有理由不公开。
报道还披露了“地下教会”转正的程序,基本上是要向本校区的主教和教区长提出申请,再上报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全国主教团审察。
审察内容涉及神职人员背景,宗教场所等,最重要的,是所在教会是否服从教区的领导。对此,中国官方的宗教界解释说,他们同时还会考虑到很多现实原因,不强求“地下教会”履行相关登记手续。
报道以河南安阳天主堂为例说,这里曾经是河南“地下教会”势力最大的聚集地。两年前,安阳天主堂主教张怀信正式公开了主教身份,转到“地上”,但至今没有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照样传教。
不愿转为“地上”的原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官方和地下教会就没有太大分别了呢?美国之音发文称,在海外的中国宗教界人士并不都这样认为。龚品梅主教基金会负责人龚民权说,“对于拥有众多教徒的中国天主教会来说,问题不在‘地下’还是‘地上’,而在于能否并且愿意公开效忠于罗马教宗。中国官方教会都有宪章,清楚说明他们独立于教宗。如果一个天主教会不能效忠罗马教宗,就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只能算是基督教”。
文章说,中国“地下教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神职人员资格和传教场所等简单问题,还牵扯到效忠问题。中国目前与罗马教廷没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天主教自行任命主教,并不接受教廷的领导。
文章说,这可能是有些天主教教会不愿从“地下”转为“地上”的原因所在。龚民权强调,天主教会心中只能有教宗,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
台湾官员批评香港式民主 中联办斥插手香港事务
【网讯】台湾陆委会和新闻局多名官员日前在一个台港民主发展会议上批评中央政府妨碍香港民主发展的言论。中联办负责人2007年1月1日严正指斥,称台湾当局官员指责无理,是借民主之名插手香港事务,对香港的选举制度说三道四。陆委会则对此表示不解,称大陆对“台湾干预香港内政”的顾虑是“多余且不必要的”。
香港《日报》报道,首届“台港两地民主发展新挑战”视像会议,由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和香港民主发展网络合办前日举行,邀得多名台湾绿营人士,包括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新闻局长郑文灿等,通过视像会议与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前主席李柱铭、公民党主席关信基、吴霭仪等民主派重量级人物进行对话,讨论台港两地的民主发展,吴钊燮更直言台港民主发展同样面对北京的威胁,郑文灿更批评中央政府“不喜欢香港民主,污名化台湾民主”。
中联办负责人当天直斥:“台湾当局陆委会和新闻局的主要官员,以学术研讨的名义极力兜售所谓治湾民主经验,无理指责中央政府干预香港民主发展,对香港的选举制度说三道四……是台湾当局借民主之名,插手香港事务的露骨表现。”
该负责人又指,台湾的总统陈水扁因涉嫌贪腐弊案而身陷困境,遭到台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当局为了转移视线,摆脱困境,“借所谓民主问题做文章”,又不点名批评“勾结香港的某些政治团体,挑拨香港同胞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混淆视听。对这种伎俩,我们坚决反对。”
负责人强调,香港自回归以来已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和挫折,目前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重申今后将深入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进一步促进包括文化学术交流在内的港台各项民间交流交往关系发展,继续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和促进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针对这一批评,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翁松燃1月1日晚间表示,举办这项研讨符合协会宗旨,目的是要搭起台港友谊的桥梁,不在插手香港事务,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做。他说,12月31日举办的这项活动,是由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和香港民主发展网络共同主办,台湾方面有官员参加,但只是受邀出席,而且是从信息和学术的角度参与研讨,并未从事政令倡导。
另据中央社报道,台湾陆委会官员2日上午指出,无法理解为何中国视这种正常的台港交流活动为“洪水猛兽”,他希望台港中三方都能鼓励台港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解,拉近彼此距离。并表示中国与香港特区政府“台湾干预香港内政”的顾虑,是“多余且不必要的”。台港民间团体举办会议,尽管有邀请台湾官员表达一些意见,但总体来说,这个活动只是建构双方交换意见的平台,并提供抒发意见的机会。
该官员还表示,香港追求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是外来力量无法干预;尤其是香港的民主党派,对香港本身如何追求民主化,都存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台港藉由各种活动呈现香港民主发展的现况,只是有助增进认识,是正面的作用。他并忧心,未来类似的台港交流活动,也会受到北京或香港特区政府的关切,而出现较不利的发展。
中央放宽采访限制 路透社访问赵紫阳前秘书鲍彤
【网讯】中国在元旦起放宽外国传媒在华采访的规定后,总部设于英国的路透社当天首次未经向官方申请,“名正言顺”地访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这是鲍彤自1998年基本恢复人身自由以来,首次正式接受外国传媒登门访问。
香港《日报》报道,《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在2007年1月1日起实施,明文规定外国记者即日起至2008年10月,只须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便可到中国各地采访,无须再取得地方政府外事部门的批准。
但在宣布放宽措施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由于这是一个新的规定,需要一个“磨合期”。新规定在执行之初,难免因理解不同而出现个别偏差,但会逐渐好转。
在新规定实施的第一天,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当天即造访目前仍被公安监视居住的鲍彤。现年七十四岁、曾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在受访时说:“我和你们可以见面,这是一个进步。”
虽然新规定将于2007年10月后废止,但鲍彤表示,这仍然是好事,但希望这些暂行措施以后能够成为长期措施。据路透社透露,该社记者到访鲍家前,曾接受公安检查护照以及登记。
鲍彤在1989年后被判入狱,1992年被指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1996年5月刑满出狱之后,一直被软禁,不准与外国传媒见面。鲍彤是在1989年后被捕判监的最高级官员,而赵紫阳已于2005年1月去世。鲍彤至1998才基本恢复自由,但此后仍受到公安的监视居住。
路透社当天也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巿访问内蒙古政治犯哈达的妻子新娜,期间没有受到严密监视。哈达因为被指从事民族分离活动,在1996被重判入狱十五年。不过,路透社申请访问曾代表拆迁户控告“上海首富”周正毅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则被当局拒绝,理由是郑虽然已出狱,但目前仍被剥夺政治权利。
此外,港澳台记者也取得类似路透社的待遇。《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港澳记者在内地采访办法》也于2006年12月底公布。《办法》除针对对象为港澳记者外,其余内容与《规定》完全一致,而对台湾记者也有类似条款推出。那么,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新办法是否还会继续执行下去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表示,相信未来内地的新闻采访将会更加开放。专家分析指出,中国政府不会简单地延用新的采访办法,但会在评估风险之后,在未来制定相关政策时加以参考。
刘建超日前指出,《规定》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了四大便利,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外国记者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简化了器材入关手续。
担心外界错误解读 北京传出《大国崛起》停播声
【网讯】十二集系列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2006年11月13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经济频道)开播,此片开播以来一直伴随着各种传言。最新消息是,由于担心引起外界错误解读,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士要求中央有关部门下令,不再播放这部电视专题片。
《中国时报》报道,电视片开播时相当低调,甚至给人感觉有意“冷处理”。首播即不是在观众最多的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也不是安排在晚饭之后的黄金时段,更没有大张旗鼓地炒作造势,欲言又止,半露半藏。
但是随后其声势忽然一下“走高”。“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很快就在观众——首先在感觉灵敏的部分知识分子中传开,收视率逐日上升。播出的第五天,首都北京几家报纸都发布消息:《大国崛起》系列电视片引人瞩目,并透露,该片的解说词文字和图片作为一套同名丛书已经出版,创造了电视片开播之后出书速度的记录云云;随后又报道,丛书首印一万册数日内售罄;《大国崛起》的盗版碟成为让街头小贩进账最多的摇钱树。
《大国崛起》首播还在进行之中,主创人员之一即向外界透露,此片将马上回放。首播一结束,第三天立即回放,仍然安排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该片的主创人员像总策划之一麦天枢、总制片人兼总编导任学安、执行总编导周艳都分别接受记者采访,《大国崛起》的解说词被媒体转载,各种评论也纷纷在海内外刊登,观众与主创人员每天的在线交流成为央视国际网站最热门的板块。
关于这部电视片的策划背景、创作意图的各种传言,从北京到海外不胫而走。这部电视片被公认为是一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则人言言殊:有人说,是胡温当局在接班顺利完成、权力完全巩固之后,有意将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先放出风声来试探并营造舆情;有人说正相反,是胡温当局表明意志:要成为崛起的大国,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有人说,这部作品与1988年的《河殇》相似,是自由派知识精英企图接续了被打断十多年的传统,恢复昔日的影响力,重新运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决策者和民众,呼吁汇进世界文明主潮;还有的更明确指其为“新世纪的《河殇》”,指斥其企图用西方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
与中国官方有关部门接触密切的人士透露的消息称,出现猜测甚至臆测本在当局预料之中,当前中国处在社会和思想多元化的进程之中,对这样的电视专题片理应持有更为包容的心态,不必对出现一些猜测大惊小怪,如临大敌。但是海内外议论和猜测的热烈程度,还是让当局提心吊胆,担心有可能“失控”。正在此时,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士要求中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下令停播《大国崛起》,以避免此片可能给外界造成的误导,据称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是否下达指令不再播放。
据透露,这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士也解释说,他们要求停播《大国崛起》不是针对这部作品本身,并不是认为这部作品有问题,而是考虑到中国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担心这部影片可能被外界错误解读,而且也担心造成国内部分民众的思想混乱。
安倍访华内幕:京剧艺术家“小梅兰芳”暗中牵线
【网讯】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10月8日访问中国,实现了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但鲜为人知的是,安倍首相能顺利访华,与其夫人安倍昭惠的一次“密使之旅”有着直接关系。而为安倍夫人访华搭桥牵线的,就是被称为“小梅兰芳”的旅日华人京剧艺术家吴汝俊先生。
饭桌上商定“密使之旅”
《环球人物》杂志报道,吴汝俊日前透露这段对中日两国来说都堪称重要的“秘事”。安倍昭惠一行2006年5月30日下午1点左右抵达北京,第一站便去了雍和宫,祭拜了26米高的大佛,听那里的僧人介绍藏传佛教。“我们拜了大佛,还去拜了小观音像。我告诉昭惠大姐,‘这个观音菩萨可是有求必应’,听完这话,她非常虔诚地拜了拜。”当时,安倍正在准备参选日本首相,“但我不知道她祈祷的是什么。”吴汝俊笑道。
拜完佛后,安倍昭惠“一定要去订做旗袍”,因为她希望穿着中式服装与中国高层见面。在北京友谊商店,现成的旗袍都不太合适,不是瘦了,就是短了,最后,只好买布料现做。昭惠夫人选了两款文雅而朴素的布料,另选了一双绣花鞋和一个中式手袋。她访华的首场晚宴是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举行的。晚宴过程中,她对中国烤鸭及宫廷菜赞不绝口。之后,北京的朋友又请他们一行到老舍茶馆听戏喝茶,“昭惠夫人对中国茶道很感兴趣。”
除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系列会见和联欢活动外,昭惠一行还在第二天去了故宫和颐和园。“昭惠大姐穿着传统的中式服装去见中国领导人,让中方很感动。她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自然流露,给很多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吴汝俊说,安倍昭惠的“旗袍外交”,推动了安倍晋三2006年10月8日的“闪电访华”。
那次访华,昭惠夫人曾说,“是在与我们关系很密切的京胡演奏家吴汝俊夫妇的倡议下成行的”。吴汝俊透露说,“劝昭惠夫人访华,是在2006年4月29日。当时正值小泉首相出访、安倍担任日本代首相的时候。那天,安倍夫妇请我和夫人吃饭,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对他们说,安倍先生马上就要参加首相选举了,这个时候去和中国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交往很有意义。昭惠夫人应该访问中国。‘另外,您到了‘第一线’,才能了解你最想了解的情况。”对于吴汝俊的这些建议,安倍高兴地当场就说:“好哇,请多多关照。”就这样,他们在饭桌上商定了昭惠夫人去中国的日期和行程。这就是昭惠“密使之旅”的由来。
安倍夫妇是他的忠实戏迷
吴汝俊为何能说服安倍夫人访问中国?他和安倍夫妇有着怎样不寻常的关系?这还得从吴汝俊先生本人说起。吴汝俊1963年出生于南京的京剧世家,父亲是京胡演奏家,母亲是京剧老旦演员。从小耳濡目染,吴汝俊对京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透剔的悟性。1984年,他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年纪轻轻就成为中国京剧院的“第一京胡”。
除演奏京胡以外,吴汝俊还有一个梦,就是继承几乎已绝迹于舞台的“男旦艺术”。他觉得,自己的嗓音非常适合于“男旦艺术”,能对假嗓唱腔运用自如,而且有非常优美的“金属性”音质。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听了他的演唱后,曾惊呼他是“小梅兰芳。”1989年,吴汝俊来到日本。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异乡,他都始终抱着“光复男旦艺术”的梦想。
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着日本人自己演绎和讲述的杨贵妃的故事:当年杨贵妃并没有在马嵬坡香消玉殒,而是几经周折,东渡到了日本。直到现在,日本不仅有杨贵妃墓,还有杨贵妃观音庙。就连来自中国的吴汝俊也被这个美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吴汝俊的“男旦艺术”之梦,被这个故事撞出了灵感的火花,他希望能用中国戏曲来重新诠释杨贵妃这位古典女性,并借此反映历史的变迁和中日文化的交流。为此,他专门策划并创作了昆曲歌舞剧《贵妃东渡》。
2001年,《贵妃东渡》首次在日本公演,吴汝俊出演杨贵妃。该剧在日本巡回演出几十场,迷倒了千百万日本观众。吴汝俊的“男旦艺术”之路正式拉开了序幕。
目前,吴汝俊参与编导、制作了《贵妃东渡》、新京剧《武则天》和《四美图》,并担任主角。其中,《武则天》再现了武则天从14岁到31岁的人生和心路历程。人物年龄跨度大,在形象与心理的表现及刻画上,凝结了吴汝俊的大胆创意与高超技巧;《四美图》更是将中国古代不同年代的四大美人相约于同一个舞台:西施与范蠡的“忠魂情愁”,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大漠情缘”,貂禅和4个男子的“红颜剑心”,杨玉环与李隆基的“无期别恨”,在4个折子戏中展现,得到了全新的演绎。在《四美图》中,吴汝俊更是一人饰演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4个角色,将4位不同时代的女性浓缩于一台。
慢慢地,吴汝俊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日本戏迷。有些人甚至经常包机追随,去各地看他的演出。戏迷中不乏政坛要人,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及夫人就位列其中。吴汝俊的后援会会长是众议院议员、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2004年,野田毅访问中国时,曾跟一位中方国家领导人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吴汝俊病’患者。”野田毅的夫人随即又加上一句:“不光是患者,还无药可治。”
《贵妃东渡》里的“缘分奇迹”
实际上,吴汝俊与安倍夫妇的友情,早在十年前就结下了。那是1996年中秋,吴汝俊在日本九州岛汤布院举办京胡独奏音乐会,一些国会议员被邀请参加,其中就有安倍夫妇。吴汝俊精湛的技艺使他们大为感动,觉得“拨动了他们心中的琴弦”。从那时起,双方就成了朋友。
“安倍夫妇为人和善、热情,非常容易相处。大家在一起很自然,都不做作。两家4个人在一起时,总是谈笑风生。安倍晋三平时看起来很严肃,其实很幽默,会说很多笑话,特别开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总会把你逗得开怀大笑。”吴汝俊说。
昭惠夫人今年44岁,是森永制果社长松崎昭雄的长女,毕业于圣心女子学院,后在“电通”广告公司工作。1987年与安倍晋三结婚后,当起了全职太太。她性格活泼、和善,且酒量非凡。在2005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时,她代替滴酒不沾的安倍晋三,与前来助选的支持者举杯共饮,豪爽形象令人赞不绝口,也为丈夫提升了不少人气。
安倍夫妇在吴汝俊演出时几乎每请必到,成了他的忠实“粉丝”。而吴汝俊创作的《贵妃东渡》,竟然也包含了一种中日文化及吴汝俊与安倍夫妇间奇迹般的“缘分”。
《贵妃东渡》的剧情是:杨贵妃在马嵬坡兵变时没有自缢身亡,而是被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救到了日本,两人不是兄妹胜似兄妹。“阿倍仲麻吕”在日本也写作“安倍仲麻吕”,可以说是姓“安倍”的日本人的祖先。而日本现存的杨贵妃墓和供奉她灵牌的地方“二尊院”,正位于山口县油谷町。巧合的是,安倍晋三的父亲就出生在油谷町。这种奇迹般的巧合,使吴汝俊和安倍夫妇都惊叹于中日文化之缘的渊源流长和不可思议。吴汝俊和安倍夫妇的友情因此日益深厚。
有日本外交人士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离不开一些“小人物”的推动,日中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两国关系陷于僵局的情况下,尤其需要为其注入一些刺激因素。吴汝俊算不上“大人物”,但他与安倍夫妇的友情,也许会成为“刺激因素”。
威胁言犹在耳 中国在尼日利亚厄运成真
“我们要警告中国政府和中国石油公司对尼日利尔三角洲地区(Niger Delta)的控制。”去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尼日利亚满载石油订单而回,也带来尼日利亚民兵团的一封威胁电邮。仅过去八个多月,五名在尼日利亚南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工作的中国工人就遭武装分子绑架,虽然当地警方声称绑匪的犯案动机是为了金钱,没有政治动机。但是在政治局势复杂的尼日尔三角洲,很难将武装分子的行动完全与政治分离开。
数十年来,尼日尔三角洲都是尼日利亚政治及种族骚乱地区,该地区沼泽遍地,居民的交通工具多为船舶,经济生活困苦,但该地储藏的石油,却为外国公司及尼日利亚政府赚入大笔金钱。最近几年,武装组织经常袭击石油设施,绑架人质勒索金钱,希望逼使政府下放更大的石油收益控制权。
“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组织”于去年4月29日在南部城市沃里一炼油厂附近发动汽车炸弹袭击,炸毁至少四辆运油车。武装分子警告石油公司尽速把员工撤离这个动乱地区,同时针对中国工人发布威胁声明,警告北京当局勿投资尼日利亚石油业。
武装组织之后发表声明,扬言这次袭击是对油公司员工发出的最后警告。声明表示:“这是对所有炼油工人的最后警告,警告特别针对油罐车驾驶,及所有石油从业人员。”
组织又特别警告中国政府和中资石油公司离开,不要在尼日利亚投资和安排公民到当地工作。这个武装组织过去多次争取政府将当地的石油利益,归还人民。
在袭击发生前,胡锦涛4月29日才从肯尼亚返回北京,结束他此次对美国、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等五国的访问。在尼日利亚访问期间,胡锦涛与总统奥巴桑乔签署了贸易合作协议,尼日利亚同意中国取得该国四个钻探石油牌照的优先权,中国则承诺向尼日利亚的基建设施投入四十亿美元。
中国推动对外投资的“走出去”政策也使北京首次曝露在大规模的国际政治风险中。特别那些与伊朗、苏丹、缅甸和津巴布韦等不稳定国家建立关系的中国公司更容易受到伤害。
中国国营公司有足够的财力赢得这些国家的精英的友谊,但处理强大的民兵团体的威胁则是另一回事。袭击发生后,在尼日尔三角洲驻有
65名工作人员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随即加强了防范措施,从尼日利亚政府海军、陆军和警方雇用了72名保卫人员。
不过中国企业目前不仅仅投入当地的石油矿产开发,在基础设施建设、电信、铁路等领域都有大规模投资。目前中国在尼日利亚的铁路改造投资项目资金高达83亿美元,贯通尼日利亚南北,有“新时期坦赞铁路”之称。
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以至整个海外市场的开拓才刚刚开始,随着中国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中国人在非洲、东南亚、南亚这些比较复杂地区的安全问题,必然会出现。
然而这些都无法阻止中国“走出去”的步伐。绑架事件发生后,中国已经正式向尼日利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尼日利亚政府确保中国人质的安全。与此同时,正在非洲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继续其非洲之旅,5日与中非共和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
这是李肇星非洲之旅的第五站。他将继续非洲之旅,预计于6日访问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之后访问南非共和国。他已经访问了贝宁、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和乍得。
中国鹰派沙祖康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曾叫美国闭嘴
【网讯】新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日前表示,未来数周内将公布最新的人事安排。原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铁定离任,又以沙祖康的呼声最高,遂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沙祖康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鹰派”,外交风格是敢言直率,言辞尖锐,曾经在接受英国BBC专访时说出“美国最好闭嘴”的名言。
《青年参考》称,按照联合国内部不成文的规定,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就职前后,联合国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等高级官员都应该辞去现有职务,以方便新任秘书长筹建自己的班子。在联合国秘书长尘埃落定之后,各国关注的就是副秘书长的职务了。因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也是拥有相当权力的职位。
联合国成立之后,五大常任理事国达成默契,彼此都不谋求秘书长职位,但是有权推荐本国人担任副秘书长之职。通常情况下,联合国的副秘书长都由大国瓜分,包括五常,还有印度、日本等。据媒体报道,现在,人事安排主要集中在两个职位——负责维和活动的副秘书长及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目前,负责维和活动的副秘书长是由法国人盖诺担任,未来美国希望由美国军人担任该职务。
据了解,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沙祖康将取代陈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已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联合国副秘书长之一、来自中国的陈健在2007年结束任期,中国政府将派一名新的外交人士取代陈健,继续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的呼声最高。
沙祖康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鹰派”,他的外交风格是敢言直率,言辞尖锐。例如,他曾经在接受英国BBC的专访中,说“美国最好闭嘴”,这立刻成了沙氏语录,在网站等媒体上被广为传播,而沙祖康也成为中国众多网民追捧的对象。
在该次专方中,为反驳布什政府对中国军费开支增长的指责,沙祖康出言直率,“美国的军费占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五六倍。为什么指责中国?”随后,沙祖康提高嗓音,“美国该如何做,这是美国的主权,但美国不应告诉中国该如何做!”
沙祖康的一系列大胆言论,让西方大跌眼镜,也让国人颇感意外。而惟有熟悉沙祖康的人知道,这是其一贯风格。一向大胆敢言的沙祖康本来就不乏拥趸。随着BBC节目的播放,半个月来,“沙式语录”迅速风靡网上中文论坛和博客。让美国人“Shut up”的英文讲话录音甚至被网民剪辑出来,放到网上供人下载。
为何沙祖康的这段发言受到网民如此追捧?清华大学军控问题专家李彬教授评价说,“(沙祖康)说的是实话。”在个人风格上,农民出身、喜爱看武侠小说的沙祖康承认“不大相信外交辞令”,他也不讳言自己讲话粗,习惯有话都摆在桌面上谈。美国报纸对沙氏讲话风格的评论是“令人吃惊的坦率(surprisingly frank)”。在李彬看来,沙祖康的外交思路属于比较典型的现实主义,虽然他自己未必意识到。
“现实主义的思路就是按照国家利益和实力来计算国家之间的互动。这样的思路简明、清晰,容易理解。沙祖康用此思路进行交流时,对方当然会感觉到‘坦率’。”
1980年,中国代表团开始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从过去置身军控领域之外转为全面参与,而沙祖康恰恰赶上这个潮头。1985年,38岁的沙祖康担任外交部国际司三秘,正式开始他的军控外交生涯。据国防部裁军问题专家邹云华介绍,沙祖康参加了1986年和1987年的日内瓦裁军会议。
在沙祖康负责军控工作的过程中,最着名的事件莫过于1993年7月的“银河号事件”。当时,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的沙祖康临危受命,以中国政府代表、中方检查组负责人的身份处理这起事件。
当时为了表明对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公约的尊重,中国同意美国检查银河号。在巨大压力下,46岁的沙祖康不动声色地陪着美国人在那里折腾、检查。检查结果证明银河号没有违规货品。美国颜面坠地,而沙祖康也毫不客气地攻击了美国的轻率。
克林顿当时的中国问题顾问苏葆立(Robert Suettinger)后来承认,这让美国政府很丢脸,美国情报机构也因此备受指责和嘲笑。
美国国防报告称106国偷情报 点名中国俄罗斯伊朗
【网讯】世界媒体1月3日纷纷曝光了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局反情报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内容宣称外国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刺探美国国防技术情报呈增加趋势。报告出台于2006年6月,讲的是2005财年的事,但美国现在把它端出来,堪称给全世界的2007新年“添堵”。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最活跃的技术间谍都是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工作的。
香港《文汇报》报道,这份报告把世界上搜集情报能力最强、也最起劲的美国说成了情报的受害者。报告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具体国家的名字,还有媒体在引用《华盛顿时报》的文章时,以“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将目标锁定美国国防合同商”作为副题。
美人计、黑客最常用
这份名为《针对美国国防工业的技术情报搜集活动之发展趋势》的报告,正文部分共29页,分为九个部分。报告称,在2005财年(前一年的10月1日至当年的9月30日),外国窃取美国防工业技术的间谍案件数量和涉案国家,都比上一财年有较大幅度增长。2005财年各国防工业公司上报的外国窃取国防工业技术案件971起,比2004财年增加了43%。涉嫌的国家的数量,由2004财年的90个上升到2005财年的106个,其中位列前五位的国家涉及的案件占总数量的57.4%。报告明确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涉嫌的间谍事件,约占全部的31%,近东国家的则约占23.1%。
报告称,2004财年报告的涉及国家名单中有15个国家没有进入2005财年报告的名单,这就意味着在2005财年又有31个国家加入了对美国的国防工业情报搜集的行列。信息系统技术在提高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能力方面潜力巨大,因此也是外国间谍机构最感兴趣的产业,2005财年此类案件的数量,超过所有案件总量的1/5。紧随其后被间谍紧盯的是激光和光学技术、航空技术、传感器技术。
外国技术间谍的手法,往年的同类报告中曾总结出如下几种:一是主动提出需求信息要求,二是利用到美国相关设施进行学习参观的机会,三是利用与美方开展联合研究或合作项目的机会,四是瞄准大量国际会议、研讨会与展览会,五是通过进行市场调查、市场服务,六是购买美国的公司与技术,七是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八是通过外国雇员,九是瞄准前美国公司职员。最新发表的报告称,外国技术间谍现在常用的手法还包括具有欺骗性的商业报价和计算机黑客。报告描述了外国技术间谍使用手法的细节,从简单的口头提出购买控制技术的要求,到使用美色,各种手段都在使用。报告还说,使用第三国来掩饰技术搜集将继续作为那些国家的一个“诡计”。今年的报告举了一个典型案例:一个女间谍色诱一名美国翻译以便获取其计算机密码。他的公开网络后来被发现感染了由外国情报机构秘密安装的病毒。报告还列出了搜集技术情报使用的其它方法,包括向承包商提供市场服务、技术间谍到美国公司参观以及为获得技术而使用“文化同一性”等。
尽管这份报告没有具体说出搞搜集活动的106个国家的名字,也没有指控某个具体国家,但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官员长期以来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视为主要的反情报威胁。《华盛顿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目前最活跃的技术间谍是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工作的,其它搜集美国技术情报的国家还包括以色列、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埃及和阿联酋等。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更多地把美国国防合同商锁定为获取情报的目标。
这份报告由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局所属的反情报办公室起草,类似的报告一年一份,2006年所做的报告是第10份。报告引用的资料和情报主要来自美国国内一些国防工业公司上报的情况,报告主要提供给美国国防部授权的国防工业公司参考。每年的报告正文结构基本相同,主要包括年度案例情况、数量以及同前一年的比较、外国间谍机构关注的重点、每项技术获取的手段以及建议防范的方法。每年的报告正文部分均在30页左右。
美国情报机构世界最强
这份报告也称,报告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没得到证实的,仅仅是“涉嫌”案例,报告的目的主要是防患于未然。有专家认为,报告似乎把美国的安全保密能力看得过弱,而把别国间谍的能力看得过强。美国的保密工作水平堪称世界一流,情报搜集能力也是世界一流。发布这份报告的国防安全局除了执行反情报任务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情报搜集,其手段之先进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据称,国防安全局有许多密码破译和计算机专家,专门破译其它国家的加密通话。德国《明镜》周刊曾报道称,德国政府禁止在一些敏感部门的计算机中使用微软产品,主要是因为德国安全部门认为,美国国防安全局掌握着全部微软软件产品的源代码,能破解通过这些软件传送的文件,即使这些文件是加密和经过计算机处理的。国防安全局仅仅是美国情报大系统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美国的情报网络遍及全球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美国情报机构到底有多少人,恐怕连美国总统都不一定清楚。美国中情局也在搞企业化改革,越来越多地把刺探情报的任务外包。甚至有人开玩笑地指着华盛顿的一条街说,这条街上的公司都是中情局的。据一些媒体估计,美国目前至少约有十多万人从事情报侦察和间谍活动。
美国有当今世界上最强的科技力量,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据称,美国目前有80%以上的情报是通过无线电侦听、卫星侦察、飞机侦听和拍照、互联网截取等高技术手段获得的。高科技手段无法奏效时,美国也会大量派遣间谍深入敌内部,对盟友也毫不留情。1990年代,中情局间谍曾利用“美人计”将时任法国行政事务改革部长的普拉尼奥发展为间谍,并通过他获取了法国在关贸总协议谈判、法国决策层在处理与北约关系等方面的内部情报。
对于美国情报系统的经费,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一直讳莫如深,1997和1998年美国曾公布了整个情报系统的年度预算,分别为266亿和267亿美元。时隔近十年,美国不断加强对情报系统的投入,情报系统经费增加了多少难以估量。发射一个间谍卫星就需要几亿美元,目前只有美日等少数国家有这样的财力。此外,全世界只有美国在全球许多地方有驻军和海外军事基地,这为美国设立监听站提供了极大方便。美国还是种族大熔炉,可以利用种族优势搞情报。
情报战可能越来越激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牛新春认为,情报战其实是国家竞争的一种方式,通过拥有信息来保护本国获取更大的利益。只要有人类社会,相互刺探情报的战争就不会终止。而且,国家之间竞争越激烈,情报战越厉害。
专家介绍说,目前世界上的一些军事和经济大国,情报获取能力都不弱,且各有特点。就总体情报能力而论,最强的非美国莫属。美国的强项主要在于其通过高技术手段获取的图像情报、信号情报、侦听情报等和判读能力。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是以人力间谍情报能力强而著称,其间谍的活动领域之广、工作能力之强举世公认。日本获取公开情报的能力极强,注重通过对媒体、对象国公开的出版物等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并善于使用向其它国家派的记者,从而获得有用的情报。
牛新春说,近几年,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都把中国当主要情报目标,这也不奇怪。哪些国家与美国的利益冲突最大,与它的利益关联最大,肯定美国就会特别想获得哪些国家的情报。这也可以从美国情报投资重点的变化看出来,美国情报投资的重点已经由军事和政治情报转为经济情报,投资的对象由冷战时期占60%至70%的苏联分散到中国、中东等其它与美国利益关系紧密的国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郭晓兵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说,2006年,美国中情局局长在国会作证时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这几年,美国不仅频频“曝光”似乎跟中国有关的间谍案件,同时也在不断加强对中国情报的刺探。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府也采取一些合法但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做法监视外国人,获取信息。例如,入境美国的外国人都要按指纹。对于从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美国政府把一部分钱拨给学校,通过学校监视这些人的行踪。美国已经把中文列为战略语言,军方、政府都开始广泛招募针对中国的间谍。
对于美国情报部门的种种变化,中国应更加关注,因为背后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企图。郭晓兵说,近几年美国搞外交转型,在许多人口密集的地区增设使领馆,这些机构不仅替美国政府搞情报,甚至与当地一些非政府组织往来密切,暗中支持其在当地搞颠覆活动。
专家们认为,进入信息时代的世界,情报的外延在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间的情报战主要是军事情报。经过二战,各国都认为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对抗,所以二战后情报范围越来越扩展。冷战期间,军事和政治情报比较多;冷战后,经济和科技情报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如此,搞情报的技术越来越先进,成本也越来越高。郭晓兵说,美国窃取他国情报时总是说,这有利于让对方信息透明,维持力量均衡,对世界和平有好处。现在,世界似乎可以把这句话回敬给美国。
五角大楼指外国加强窃取美国国防技术 亚太国家最严重
【网讯】五角大楼3日传阅的一份报告指,外国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已加强窃取美国敏感国防技术的努力。
据国防安全局反情报办公室记录,国防承包商与其它国防相关消息人士向美国当局通报,可疑的接触一年暴增近43%。
该机构负责协助保护美国国防产业免受外国间谍活动刺探,而它在一份非机密报告中说,间谍利用假交易提案与黑客,锁定包括雷射、感应器、导弹与其它系统在内的美国先进技术。该报告涵盖的期间为至2005年9月止的会计年度,也是可取得的最新完整统计数字。
在某个案中,一名女间谍引诱一名美国翻译人员,以获知他的电脑密码。后来发现,他未加密的网络遭外国情报单位植入病毒。
该报告说,在2005年的会计年度中,可疑的外国接触总数攀升至971件。而企图获取美国技术的国家数目也增加,从一年前的90个增为106个。反情报办公室在该报告中说:“被通报锁定(美国)的个案大多来自东亚和太平洋,占总通报数的31%。”
而在这些锁定美国国防技术的间谍案中,近东占了23.1%,其次是欧亚大陆的19.3%,以及南亚的13.2%。而除美国外,非洲与西半球的类似个案则占了11.5%。
这篇名为《美国国防产业的技术搜集趋势》(Technology Collection Trends in the U.S. Defense Industry)的报告,并未指控特定国家进行间谍活动。但美国官员早已点名中国、俄罗斯与伊朗为美国数一数二的反情报威胁。
美国日前还与日本签署了军事情报保密条约,加强管制有关两国在军事、军情上的情报。迄今,美国已和世界上六十个盟国签署了这样的条约,其目的在于严厉管制各种新武器开发的消息,避免让军事训练以及新战略轻易曝光。
美国进入新情报时代 国家安全战略渐完善
“911”事件后,美国启动了“全面信息感知(TIA) ”计划,这个计划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通过各种公开信息的搜集,包括所有人的上网行为、信用卡记录、健康档案、学习成绩、出行时间等等,加以分析,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在学术界,这被称为“开源情报”。
没有隐私的时代?
长期以来,在普通人看来,开源情报的价值远不及秘密情报,以至并没有得到专门的关注。但事实上,开源情报的利用比秘密情报更古老,尤其是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开源情报的价值、地位和影响。据国际情报专家的估计,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情报之40%到95%都是以开源情报的形式获取的。情报的时代已从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人员情报为主要特征,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信号情报,再到冷战前后的图像情报,最后进入当今的开源情报,并以网络情报为主要特征。
在开源情报时代,许多过去由国家垄断独有的机密信息已变为个人随手可得的公开资源。这一变化根本性地改变了个体与组织,特别是与国家组织的权力生态及其平衡,具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并将深刻地改变国家安全的概念、内涵和保障措施。
正如《纽约时报》披露TIA计划时所称,“没有隐私”的时代将来临。尽管TIA的负责人、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音戴克斯特曾是臭名昭著的“伊朗门”事件的主角,使美国公众对TIA极度恐惧和憎恨,以至2003年美国国会被迫解散TIA,但TIA的许多措施仍在进行,并在为联邦政府研发各种获取开源情报的秘密数据挖掘工具以及监控系统。
一年多前,美国国家开放源中心(OSC)成立。2006年7月又立法启动了国家开放源事业计划(NOSE),专注公开信息的搜集、共享和分析,而且规定任何情报工作必须包含开源成分。11月,OSC已实现25%的开源情报分析员来自中央情报局之外的预定目标。通过OSC,美国力图实现“在任何国家,从任何语言”获取开源情报的能力,并已得到了关于相关国家军事、国防、政府、社会和经济方面大量的有价值情报,其中因特网是其主要的开源之一。
没有什么比信息更能改变世界
开源情报为何变得如此重要?首先是由于其内在的价值和特性。较之传统情报,开源情报更加全面综合和系统,更能够显示变化的趋势和规律。其次,网络时代的到来使情报源变得复杂、巨大。因此,只要掌握开源情报,实际上就很有可能精确把握社会态势。
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美国越来越意识到把握开源情报的重要意义。美国兰德公司是最早意识这一重要作用的机构之一。其研究人员注意到开源信息在1980年代末东欧国家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利用“人工社会”的概念,分析各类信息对不同社会和族群的冲击。他们认为,开源信息对于“封闭社会”的影响,甚至可以煽动起一场根本性的政治权力变迁。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其它任何的东西能够比信息的发展和利用,更快地改变世界,就连人口和生态的变化也不能比信息更深刻或迅速地改变世界。
兰德公司的研究显示,在当前网络时代,开源情报是对社会状态和趋势进行动态分析和有目的性把握的基础。
利用开源情报的重要性
对开源情报的把握,有助于完善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决策,同时,对维护社会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对社会的杀伤力看,在因特网时代,动乱的起源将不再只是街头广场上的人群,危害更大的可能是网上的信息流。如同原子弹的出现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观念一样,通过网络发表危害社会日常生活的信息将具有成本代价极低,影响范围极广,完成时间极短,机动能力极强的“原子弹”特征。难怪已有学者指出:过去是武器杀人,现在是能量杀人,将来是信息杀人。因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对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现有的网络社会状态全面准确及时的了解,已成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开源情报进行系统的获取和分析,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如何进一步在网络社会中引入其它重要的“基础社会设施”,就像我们在常规社会中所进行的那样,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或许这些网络社会的基础设施在今天还显得不是十分重要,但当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口都成为网民时,情况就不同了。那时,如果没有及时的情报和相应的措施,网上的一个谣言可能导致一个银行或企业的倒闭,甚至社会的动乱。
因此,利用开源情报和社会计算手段,开展网络化社会状态与趋势的动态分析,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成为网上现实,这对保障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商业安全和个人安全都是一项极有重要性,且具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同时,这方面的研究对促进知识经济下的新型产业也至关重要,事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加拿大情报局积极招募新血 大学生热衷保安课程
【网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积极招募新血以便接替退休人员之际,大学传授的保安及情报课程则有供不应求之势。
CSIS发言人甘平安说,该局目前在全加拿大已雇用2400人,但还要增加70%的情报员,主要原因是婴儿潮世代将大量退休。她指出,大规模招募广告虽是最近的事,但联邦政府在“911”事件后就增加经费,该局成员也日益增加。
CSIS的网站显示目前有二十多个职位出缺,甘平安说,该局每年收到数以千计申请书,不过还要提高大众的兴趣,以便增加雇用来源。申请CSIS职位者往往要花费一年功夫接受彻底的背景调查,其中包括测谎、查验财务纪录、访问相识者等。
甘平安不愿透露数据,她只说,招募活动展开后申请者已增加,安河在去年逮捕可疑恐怖分子后情况更为显著,这种事件就像“911”,会提高人们的兴趣。
在加拿大居住至少十年、拥有大学学位、有能力使用双语(包括尚未具备者)、通过最高机密标准安全审查的公民都可担任CSIS情报员。
根据大学传授安全情报课程的情形看,CSIS可能很容易找到人手。
专长于国际关系、恐怖主义及反恐措施的卡加利大学教授甘马伦 (Gavin Cameron) 指出,大学部的课程人满为患,班级人数往往超额。研究所情况更严重,因为找不到指导教授,要求他指导的研究生往往是负担能力的三倍。
卡尔顿大学加拿大情报及保安研究中心创办人兼主管鲁纳表示,该校在上个月批准情报及国家安全硕士班,但找不到授课者,因为包括鲁纳在内的两位教授都要退休,而学校只有雇用一名接替者的经费。
鲁纳说,安河不只是大学经费不足,甚至使大学无法补充退休教员。此外,渥太华未确定高等教育政策,省府不认为保安及情报研究是优先事项,以致加拿大的最佳人材流失到英国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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