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中国成澳大利亚最大间谍威胁 澳大量招募华裔反间谍

称中国成澳大利亚最大间谍威胁 澳大量招募华裔反间谍


【网讯】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为因应北京扩大在澳洲的间谍网，最近招募了许多华裔人士，他们大多被安排进入反间谍单位工作。澳洲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澳洲最大的间谍威胁。

　　过去两年，情报局招考了大批母语不是英语的人。澳大利亚政府去年曾宣布，要举行情报局历来最大规模的扩编征才，预计在2010年之前，要将目前的980人，扩编到1860人。

　　据了解，不仅是澳大利亚，包括美国以及英国都一直对中国的采取了反间谍措施。多年来，英国情报机构除依靠本国的情报人员搜集情报外，还一直与美国情报机构保持良好的情报合作与交流，两国定期举行“情报会议”，交流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

　　美英两国情报合作的突出范例是，依据“英美秘密协定”，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国家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的电子监测网。这五国利用其谍报技术及各自在地理上的分布，建立起一张间谍站点网络，近年来中国就是其多数成员国的头号目标。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三个站点被用来窃取进出中国的国际通信卫星信息。它们分别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的杰拉尔德顿镇附近；新西兰南岛的怀霍派镇附近；美国华盛顿州中部陆军雅基马射击场内。

　　此外，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彼得·布鲁克斯最近在题为《我们中的间谍》的报告中披露，当前全球140个国家正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刺探美国防和商业机密。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间谍活动方式，而是以大使馆官员、顾问或贸易代表的身份开展活动。在这140个国家中，布鲁克斯列出了十大窥视美国情报的“间谍国”，而中国、俄罗斯“名列”前茅。

　　美联邦调查局认为，美国应尤其重视中国，因为中国间谍已成为美反间谍行动的最大威胁。“至少有三千家中国‘前沿公司’在美从事情报搜集，特别是搜集高回报的信息技术。FBI还声称，仅在美国硅谷，中国间谍的人数每年就以20%到30%的速度急速增长；与此同时，中方还利用间谍窃取的情报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军力”。

【政治】因应北京间谍 澳洲召募华裔反间谍
来源：中广新闻网

【网讯】澳洲安全情报机构加强召募会说中文的情报员。过去两年，情报局招考了大批母语不是英语的人。澳洲政府去年曾宣布，要举行情报局历来最大规模扩编征才，预计，在2010年之前，要将目前的980人，扩编到1860人。

　　澳洲人报报导，澳洲政府为因应北京扩大在澳洲的间谍网，最近也召募了许多华裔人士，他们大多被安排进入反间单位工作。澳洲与北京的关系去年陷入低潮，因为澳洲给予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政治庇护。陈用林原本在中共驻悉尼领事馆担任一等秘书，去年初，他表示，他无法认同北京当局镇压海外异议人士的做法，因此决定寻求政治庇护。他声称，中共在澳洲派有一千名间谍及网民，搜集情报。他担心一旦回国会被处决。去年七月，他获得澳洲核发的保护签证。


【政治】澳大利亚扩大非英语系情报员编制
来源：中央社

【网讯】澳洲在冷战期间由英裔白种男性所掌控的情报组织于2004年底重出江湖，只是这一次他们参与联邦政府快速扩大澳洲情报局计划，前所未见的负责训练88位非英语系情报员。根据《澳洲人报》消息指出，加入受训活动的新血中包含有许多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人士，他们接受澳洲反间谍小组指挥，打击在澳洲境内日以继增的中国情报员。

　　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甫加入澳洲情报局的新血负责监视及观察中国情报员在澳洲的活动，尤其渗透到首都堪培拉的中国情报员已经超过冷战时期的俄罗斯间谍。去年一名澳洲资深官员就表示，澳洲近几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情报单位觊觎的对象，希望能够取得这里与军事相关的科技和策略机密。中国方面则否认派有情报员在澳洲境内活动，不过这种说法已经遭到澳洲方面戳破，他们表示，中国情报员往往乔装成生意人并受到外交单位的掩护。
　　
　　虽然这项训练行动大幅增加许多非英语系成员，然而这个负责澳洲内部安全的五大情报组织，包括澳洲情报局、澳洲秘密情报组织、国防信号局、国防情报组织以及澳洲联邦警署仍然无法吸引阿拉伯语系人士的加入，作为澳洲境内穆斯林社团组织的情报员，掌控并回报任何可能对于国家所造成的威胁。

　　事实上，美国情报单位也同样面临阿拉伯语系人员短缺的问题。根据《华盛顿邮报》指出，在九一一攻击事件发生五年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员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士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而且这群情报员中没有一个为负责调查国际恐怖组织的官方单位做事。

　　在澳洲，据了解这些情报组织单位中能说流利阿拉伯语的人还不到一打。这也凸显澳洲方面从阿拉伯语系组织取得重要且及时情报的困难度。澳洲目前正在进行情报组织庞大扩编行动，政府提拨额外六亿四千多万元预算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增加一千两百名情报员。

华盛顿观察 中加关系，另一种“政冷经热”？
来源：《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访加拿大时宣布，双方领导人同意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层级。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加拿大保守党2006年2月上台后，两国间首次部长级交流——加农业部长查克·斯特拉尔10月的中国之行，却得了个“破冰之旅”的称谓。

从“战略伙伴”到“破冰之旅”，相差仅13个月。不少加拿大政界及学界人士承认，自从夏巴总理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加中关系出现了急速倒退。

“从一月份开始，夏巴政府似乎把对华关系给冷冻起来，”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学者朱毓朝说，“双方的政治关系目前处于绝对的低谷”。朱毓朝表示，他“大致同意”这样一个判断：目前中加关系“政冷经热”，在有些地方和中日关系颇为类似。

“政冷”：夏巴坚持人权高于一切

“当前的加中关系有些尴尬，这是因为夏巴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希望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给予更强烈的关注。夏巴政府认为，人权问题应该是加中关系的首要问题，其重要性高于所有其他一切问题，”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系教授、约克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伯尔内·弗罗里克表示。

在加大拿自由党执政期间，政府高级首脑多次对华进行了官方或非官方的访问。但到目前为止，夏巴政府中到访中国的内阁大员却只有农业部长斯特拉尔和自然资源部长伦恩两位。有消息说，加大拿财政部长弗莱厄蒂和国际贸易部长爱默生也将在近日访华。但直到现在，仍未听到加拿大外交部长有任何对华的交流计划。

弗罗里克认为这很不正常。“通常在这段时间里，新的加拿大外交部长应该访问中国，或者接待中国外交部长的来访。而且应该有两国首脑之间实质性的会晤、或者是关于会晤的商定——但这些都没有，除了APEC上夏巴和胡锦涛那15分钟冷冷的会面之外，”他说。

加拿大著名智库国际事务研究所（CIIA）总裁及CEO道格拉斯·古尔德说：“加拿大和中国保持了35年的友好关系。不过，夏巴政府对于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尤其是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反映了保守党核心人士的情绪，给加中关系泼了冷水。”

近一年来，中加之间的矛盾，多数与意识形态有关。其中较为刺激中国的几次事件，除了加拿大授予达赖喇嘛以荣誉公民称号外，还包括夏巴政府指责中国商业间谍、批评中国监禁一位持加国护照的维吾尔族人、支持法轮功组织等。9月份，加外交部长麦凯公开批评中国的司法及人权；11月，夏巴总理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也表示中国是加、日两国应共同对付的挑战。

这种政治上的刺激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APEC）期间达到高峰。夏巴在赴越南前再度就中国“人权”问题“放狠话”，说自己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加拿大的基本价值。

接着有消息传来，中国方面取消了两国领导人原定在河内的会面。尽管几天后，中方证实会面并未取消，但在加国媒体上，有关加中关系的讨论已炒得沸沸扬扬。APEC结束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树民批评夏巴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表示这无益双方的沟通。

“加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是由加拿大前任政府与中国签署的，此后几乎毫无进展。”弗罗里克说，“夏巴说人权‘比万能的美元更重要’，他的这个姿态在加拿大国内换来很多公开批评，特别是来自反对党、贸易组织和大公司。他们认为目前的政策损害了35年来构筑的贸易和文化纽带，并敦促夏巴恢复高层互访并积极发展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12月初公开“呛声”，说夏巴对中国人权纪录“幼稚的”批评必将损害加拿大。“加拿大的西部，尤其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为夏巴不成熟的政策付出代价，”克雷蒂安说，“夏巴正在破坏自1970年以来历届加拿大总理所做的工作。”

不过，在朱毓朝看来，夏巴政府并非蓄意挑衅：“加拿大总的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具体到对华政策，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调整和重估的过程之中。加拿大并非有意在挑战加中关系的现存框架。”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构成了夏巴的对华政策主轴？是故意与自由党政府相区别？缺乏执政经验？还是受西方保守主义回潮的影响？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兼CEO胡元豹表示，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胡元豹分析说，“首先，加拿大过去的中国政策并不只是自由党的政策；其次，新政府已上台10个多月了，应该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夏巴政府的外交政策，其实和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保守主义政府都不一样，他比其他保守派更加右倾，却缺乏长期战略。”

在胡元豹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保守党议员当反对党当得太久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受美国新保守主义、台湾及法轮功影响太深。他们很少有人亲自去过亚洲，去得最多的则是台湾。所以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政策反应是凭借个人直觉，而不是丰富的知识积累。”

“经热”：加拿大对中国的依赖更大

加拿大保守党执政后，虽然在发展同中国的政治关系方面存在巨大分歧；但内阁多名部长都表示，两国的经贸关系没有异常变化。亚太基金会总裁胡元豹也同意，政治恶化目前还没有影响到经济领域。

“加拿大的大企业家们担心对华强硬的长远影响，尤其是自然资源和能源这些大的部门。因此，很多加拿大企业仍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其基础是与中国高层人士的政治互信，”胡元豹表示道。

和中美关系类似，商业利益成为维护中加关系的稳定剂。按朱毓朝所说：“加拿大与中国贸易现在有200亿加元的贸易逆差，商界对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压力比较大。”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中国市场的迅速壮大成熟，在两国贸易合作中，中国正占据主动。中国目前是加拿大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第四大出口市场。2004年，加拿大进口的中国产品则达到241亿美元。

与此同时，加国对华出口额达70亿美元，是1998年的3倍。不过这只占当年中国总进口量的1.3%。目前加拿大向中国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工业原材料、矿产、木浆及肥料，而中国向加拿大的出口，已由过去的玩具等低端产品为主，变成以电子机械产品为主。

弗罗里克说：“加拿大希望提高其高附加值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并且已经看到了在石油、天然气及自然资源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潜力。尽管也有加拿大人担心巨额贸易赤字，以及中国进口商品对加拿大制造业的冲击，但这种担忧和美国人比起来要温和得多。”

虽然2004年中国五矿公司并购加拿大诺兰达公司失败，但在极大的能源、矿产需求下，这方面的努力从未停止。2005年4月，中海油集团以1.22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MEG能源公司17%的股权。预计到2008年，中海油将从加拿大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的油砂中，提取2.5万桶原油。

另一边，加拿大也需要以“能源牌”来提升其国际地位。加拿大天然气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石油产量世界第七，油砂储量则是全球第二。自然资源部长伦恩访华时已流露了加拿大对中国巨大的能源市场的兴趣。

此外，对于加拿大来说，中国还是最具潜力的旅游市场。尽管加拿大还没有成为中国官方正式批准的“旅游目的国”，但加旅游局今年9月的一份统计显示，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比去年上升42.1%，是增幅最大的国家。预期未来每年都会有至少15%的增长。在欧洲、澳洲、日本旅加游客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游客无疑是加拿大旅游业的一剂强心剂。

古尔德认为，经济的推动力量不能低估，“加拿大商人——尤其是像蒙特利尔电力公司这样的企业——对将来开拓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十分感兴趣，这将确保两国关系在长时段内保持平稳。”

不过，胡元豹不忘指出，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企业界的推动力不会很大。“因为在夏巴政府看来，政治和经济应完全分开，而加拿大保守党的选民基础，并不是城市中的大企业家，而是乡村小企业主。大城市以外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有种恐惧感，而且他们更关注价值观的差异问题。”

“政冷经热”止于2007年？

对加中关系未来的前景，多数专家并不表示悲观。朱毓朝说：“中加关系的冷却状况应该只是暂时现象，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中日间那些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与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有明显的区别。”弗罗里克强调，他认为用“政凉”比“政冷”来形容两国当前关系更合适。

“‘经热政凉’的说法适用于当前加中关系状况，这和中日关系不一样。中日政治分歧深得多，纠结着历史问题、领土争端、以及潜在的地区霸权冲突。而自1970年以来，中国和加拿大只经历过一次‘政凉’，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弗罗里克说。

弗罗里克认为，当前调整两国关系的重点，是如何在不损害两国现存经济及文化纽带的前提下，推进人权诉求。“在我看来，加拿大在（促进人权）方面应该吸取美国的经验。美国在与中国交往时，有着更咄咄逼人的价值观目标，但他们仍然坚持依靠高层互访来和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比如最近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更不是零和游戏，你可以在提出人权问题的同时，仍积极促进贸易联系。”

关于近期两国关系走向，朱毓朝和古尔德都提到，明年初可能进行的联邦大选，将是关键指标。“现在不宜过早下结论”，朱毓朝说，“因为很多因素尚是未定之数。在新政府产生之前，对华政策将不会是关注重点。”

古尔德也说，“夏巴总理领导的是一个弱势政府，明年春天联邦大选之后，他是否能继续掌权还很难说。在过去，自由党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非常好，在人权问题上也采取一种委婉的方式。”

胡元豹总裁则透露说，目前已有信号显示，中国有可能成为自由党提出的竞选议题之一，“不过那不是为了讨论对外政策，而是为了在温哥华、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争取中国移民的支持。”

他还表示，新任自由党党魁迪奥从政经验丰富，如果上台，应会坚持以往自由党的对华政策主张。最后，弗罗里克乐观地总结道：“双边关系的尴尬状况将止于2007年。”（作者：宋念申）

加拿大驱逐一名俄罗斯间谍 具体间谍活动仍不清楚


【网讯】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戴国卫26日宣布，加拿大已将一名被控为俄罗斯间谍的男子驱逐出境。他从事的具体间谍活动仍不清楚。

　　这个冒名为保罗·哈姆佩勒的男子11月14日在蒙特利尔的皮埃尔·特鲁多国际机场被捕。他当时携带伪造的安大略省出生证明和加拿大护照。加拿大情报部门指控哈姆佩勒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加拿大做了10年间谍。

　　加拿大情报部门12月4日举行听证会，这位间谍说，他今年已经45岁，而不是假护照上写的四十岁。但他的律师以可能威胁到其家人生命安全为由要求法庭“保密”身份，蒙特利尔联邦法庭接受了这一要求。当天的听证会仅仅持续了15分钟，法官判决将尽快将此人递解出境。他的律师也说，“他已经准备好离开加拿大了。”

　　根据调查，他是俄罗斯情报部门派到加拿大的非法间谍。凭一张伪造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出生证明，他分别在1995年、2000年和2002年三次获得加拿大签证。他曾经以商人和摄影师的身份多次前往巴尔干半岛，但并不清楚他具体从事的间谍活动。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加拿大安全机关将反恐工作列为首要任务，但近期特别是保守党政府执政以来，外国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再次受到重视。最近，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给议会的报告中称，去年，该局对36个组织和152名个人开展了反情报调查工作，同时对31个组织的274名个人开展了可恐怖活动调查。该局负责人上个月在渥太华表示，外国间谍活动日益增多，而且由于使用了新的技术手段，使加拿大面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加拿大最近一次与俄罗斯有关的间谍案发生在十年以前。1996年，加拿大政府在多伦多逮捕了奥利舍夫斯基夫妇，发现他们使用两名死去的加拿大儿童身份，一直在加拿大生活，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从事间谍活动。两人最终以间谍嫌疑的罪名被驱除出境。

　　另外，加拿大媒体说，间谍居然持假证件取得加拿大护照，足证加拿大护照的安全审查措施不够严格。加拿大联邦审计总长傅莉萨去年4月份发表报告指出，加拿大护照局的审查制度过于宽松。然而，一年多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联邦政府还在发展一种能够验证所有省份证件的系统。

美国再爆华人“商业间谍”案 新增罪名缺乏证据


　　华人再次因“商业间谍”的罪名坐在美国法庭的被告席上。一位名叫孟晓东（音）的42岁加拿大籍华人12月18日被指控犯有36项罪行，其中包括“密谋罪、商业间谍罪、违反武器出口法罪、偷窃商业机密罪及跨国和跨州转移盗窃财物罪”等多项重要罪名。

　　不过美国政府的起诉书并未指控孟晓东存在出售上述商业机密的事实。不管结果如何，此案是1996年美国《商业间谍法》通过以来，第三次司法当局对涉嫌牵涉到外国政府的“商业间谍”活动的人士正式提起诉讼，反映出美方密切关注硅谷在内的从事高科技行业的华人行踪。

新增罪名缺乏证据

　　当天，在加州圣荷塞联邦法庭举行的法庭听证会上，身着西装的孟晓东聆听了检察官宣读的指控后，他通过辩护律师当庭申辩无罪，并否认自己所受的所有指控。随后与律师匆匆离开法庭，整个过程仅持续了数分钟。

　　法官在听取控辨双方律师的陈辞后，决定在明年1月17日再次开庭审理此案。辩护律师与检查官都不愿接受在场媒体的采访，检方表示当天的出庭只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法庭听证。

　　出庭前，孟晓东的辩护律师安吉拉·汉森曾对媒体表示，此前孟晓东仅受到一项跨州转移盗窃财物罪的指控，而检方此次新增的多项包括“商业间谍罪”和“违反武器出口法”等罪名指控缺乏证据，政府调查人员显然曲解了被告的无辜行为。目前，孟晓东以50万美元取保候审。

检察官否认针对华人

　　事情还得从12月14日说起。那天，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媒体宣布了对孟晓东提出36项联邦重罪指控。

　　根据美国检察机构提供的起诉材料，原籍北京的孟晓东在圣何塞的昆腾3D公司（Quantum 3D）担任系统工程师等职务期间，私自留下了该公司开发的军用及商用飞机模拟飞行软件，并在辞职离开该公司后试图把上述商业机密提供给马来西亚和泰国空军，以及从事相关业务的一家中国企业。

　　加州北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卢克·麦考利表示，检察官办公室是根据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所进行的调查和收集的证据提出起诉的，他否认有关调查是专门针对华人，并声称像这样的商业间谍案通常是执法机构在接到有关企业或个人的报案后展开调查的。

　　昆腾3D总裁罗斯·史密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亦声称，一个与该公司有业务关系的承包商2003年在中国的一次商务活动中看到这一软件被安装在了其竞争对手的硬件上，于是通知了公司，公司管理层随即向联邦调查局报案。

　　2004年1月，家住硅谷附近库柏蒂诺市的孟晓东在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返回美国时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史密斯说，此案所涉及的技术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公司曾花费巨资进行该技术的开发，他对这一技术遭窃感到“难以置信”。

　　在美国检查机构宣布对孟晓东指控的次日，昆腾3D公司便立即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公司对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表示赞赏和支持，并将全力配合美国政府调查此案。

“华人间谍阴谋论”的阴影

　　无独有偶，12月14日这天，另一件涉及民用芯片技术转移的陈年旧案当日在硅谷附近圣荷塞联邦法庭开庭审理，站在被告席上的两名华人工程师被迫就两项指控向法庭认罪，作为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以便减轻案件宣判时可能面临的处罚。

　　对于这两起原本毫无牵连的独立案件，美国各大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联想”的机会。它们不仅在报道中耸人听闻地描述华人工程师在机场被“人赃俱获”的情节，而且把这两起案件称为“政府在反商业间谍领域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将能对企业界无所不在的中国商业间谍起到阻遏作用”云云。

　　但华人社会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解读。一些华人专业人士认为，所谓的华人商业间谍案中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美国政府提出的指控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更多地是执法机构凭先入之见对涉案华人技术人员展开调查，并在调查展开一段时间后罗织罪名提出起诉。

　　在美国从事多年企业管理工作的全美中华青年联合会主席任向东指出，这说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使美国联邦调查局某些官员一贯鼓吹的“华人间谍阴谋论”找到了市场。

　　不过，他也特别强调，一些华裔专业人士在从事对华技术转让的同时缺乏对美国相关法律的了解及必要的自我保护意思，也致使自己一不小心官司缠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形势可能对孟晓东不利

　　而这种被动很有可能会在孟晓东身上出现。

　　在检方的指控材料中，孟晓东被指控非法窃取了昆腾3D公司的许多产品，包括用于对战斗机飞行员进行夜视状况下精确训练的军用软件，这些软件被列入了美国防务类商品出口管制清单，需要特别许可才能对外出口。

　　美国政府的调查人员表示，此案可能还涉及其他人士，不排除有更多的涉案者接受调查。

　　加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律师分析说，美国政府的起诉书中详细列出了孟晓东从2000年至案发时的全部行踪，甚至包括他的商务及私人电子邮件内容，其中多处提到此案涉及的软件技术，并显示他有意在离开昆腾3Ｄ公司前往中国发展事业，这对于被告争取陪审团的同情十分不利。

　　而关于此类案件的结局，这位律师认为，“不外乎是被告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被告就若干指控提出认罪以减轻可能的处罚，检方则撤销另外一些指控，避免案件可能败诉而丢脸的局面。”

　　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孟晓东可能会被判以最长55年徒刑，还可能要被追加数百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出口管制制度是幕后“罪魁”

　　华人商业“间谍”案频发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中美在出口管制上的博弈，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也再度突显。

　　孟晓东商业“间谍”案爆发当天恰逢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华人商业“谍案”频传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中美在出口管制上的博弈，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也再度突显。

　　美国国会在10年前通过的《商业间谍法》以及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出口管制制度》往往是美国当局对所谓的华人间谍案展开调查并提出起诉的依据。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主要由国会通过的《出口管理法》、商务部制订的《出口管理条例》及一系列与有关武器及其技术出口管制相关的法律，对敏感的商用及军用技术与产品的出口进行管理，被列入管制清单内的产品或技术的出口都要事先向商务部申请许可，否则便会因触犯法律而遭到起诉。

　　而实际上，管制清单的许多产品并非全部都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产品，例如，不久前加州工程师麦大志及亲属五人被美国检察机构指控共谋向中国输出敏感的潜艇与军舰技术资料等罪名，而事实上连美国官员也承认，麦大志等人收集的资料并不属于机密，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只是由于涉案的技术资料被列入了“美国军需品清单”，按规定只有向美国国防部注册的外国政府代理人才能从事其输出，检察机构才有了起诉的法律依据。

　　美国司法当局对华人的偏见也是“谍案”频发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美国的不少华人学者认为，在美国有关当局眼里，似乎只要是在高科技行业工作或者能够接触到敏感技术的华人，就有充当间谍的嫌疑。

　　不久前，柏克利加州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王灵智愤怒地对一家华文报纸指出，“美国联邦调查局动辄把中国人定性为商业间谍，显然是在李文和一案中遇挫后为自己挽回颜面的做法。”

　　出于对中国成为军事大国的“担忧”，为防中国获得敏感的军事技术，美国商务部今年在放宽在化学、电子、通信、信息安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出口管制的同时，又将另外一些高新技术纳入了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清单，其中包括高分辨率光刻设备、雷达系统、喷气推进系统等。

　　最近20多家美国电子和软件公司就联名上书，批评政府为对华技术出口设限范围过大，甚至连许多非军事用途的技术也被列入其中，导致美国企业失去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美国自缚手脚方妨碍了两国商界的正常交往，而且执行起来耗资巨大。

　　对此，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主力部长帕迪拉21日表示，当局正在认真听取各方的评论和意见，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会有所改变，但不会放弃。他也坦承，确认“可信赖”的记录良好的中国用户给美国出口带来的机会将超过禁止军民两用技术出口造成的损失。但他不愿透露美国新的对华出口管制条例何时出台。（曹卫国）

【历史】从4国挑20位美女　纳粹曾想用妓女套情报
来源：环球时报

【网讯】1939年6月28日傍晚，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推开了柏林吉泽布列赫大街11号楼上的一扇窗户，欣赏起美丽的夜景。她正是在柏林上层圈子里赫赫有名的凯蒂·施密特夫人，也是著名的风月场所“凯蒂沙龙”的老板娘。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因为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宣布禁娼，但凯蒂却敢顶着禁令把妓院开到了纳粹的统治中心——柏林，而且6年来生意越来越红火，出入“凯蒂沙龙”的不是政府高官就是社会名流，他们不但给凯蒂带来了滚滚财源，也给她提供了一张结实的保护网。然而，正当凯蒂像往常一样，一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边盘算着当晚的收入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已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

柏林警察局接到密令，要求挑选20名最漂亮妓女

　　就在几个小时前，柏林各警察所长突然接到了一份标有“机密·帝国重要卷宗”字样的电报，电报要求紧急挑选20名最漂亮的妓女。她们必须懂外语，有纳粹精神，还得情欲旺盛，能执行特别任务。电报的落款是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和党卫军情报头目施伦堡。海德里希为何对妓女产生了兴趣？原来，海德里希酷爱阅读间谍小说，当他看到一战时著名女间谍玛塔·哈莉利用女色收集情报的故事时，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找些像玛塔·哈莉一样的女人，刺探政府高官和外国外交官们的机密？海德里希与手下商量后决定：挑选20名美女，稍稍培训一下，然后把她们放进妓院，收集嫖客的谈话。于是就有了那份机密电报。

　　警察所长们对两个大人物的命令当然不敢怠慢，但柏林已禁娼6年了，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符合条件的妓女呢？他们立刻想到了“凯蒂沙龙”。然而凯蒂在警察局内也有内线，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她可不想和帝国中央保安局扯上关系，于是立刻携带上所有细软，想逃往英国避难。眼看火车离边境只有几公里了，一群纳粹警察突然出现在车厢里……就这样，凯蒂被带到了帝国中央保安局总部。海德里希局长给了她两个选择，要么去集中营体验生活，要么和自己合作。在威逼利诱之下，凯蒂终于屈服了。

纳粹专家组考核各国美女，入选佳丽接受严格间谍训练

　　获释后没几天，一个叫施瓦茨的党卫军冲锋队长找到了凯蒂，告诉她帝国中央保安局将对沙龙进行重新装修，还会额外提供给她20个漂亮聪明的姑娘。凯蒂要为她们专门准备一个相册，供重要的特殊顾客挑选。“我怎么知道谁是特殊顾客？”凯蒂好奇地问。施瓦茨说：“特殊顾客来的时候会说暗号‘罗腾堡来的客人’，你要递上相册，还要给他们多上酒。”10天后，重新开张的“凯蒂沙龙”面貌焕然一新，就像一座豪华宾馆，但招募女间谍的工作却很不顺利。

　　施伦堡见过柏林警察挑选的妓女后，很不满意。他对手下人吼道：“你们带来的都是什么人？简直是一群荡妇！以她们的言谈举止和外语水平，根本搞不到任何情报。”施伦堡沮丧地向海德里希报告说：“柏林妓女不适合我们的任务。她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要钱，仅此而已……我们的事业需要另一种人，受过训练的人。”海德里希打断他说：“那你就找人来培训，去办吧。”

　　1940年初，施伦堡亲自带领一队医生、翻译和心理学家，前往德国南部著名的旅游胜地斯图加特寻找合适的人选。很快，50位美女被领到施伦堡面前，她们来自各旅游度假区，全都具有纳粹思想，时刻准备为希特勒献身。施伦堡逐个询问，费了好大劲才挑出了20人，然后交由翻译、医生和心理学家考核。经过严格筛选，最后只剩下5位美女。施伦堡又去了卢森堡、荷兰和法国，总算凑够了20位美女。

　　随后，她们被分成两个小组送往奥登斯堡和宗特霍芬受训。她们在那里学习了射击、柔道、爆破、外语和社交礼仪，以及通过谈话套取情报的技巧，被塑造成新一代玛塔·哈莉。7周的训练结束后，所有姑娘都写下保证，宣誓效忠元首和德国，愿为完成特殊任务无条件牺牲自己的肉体……

被窃听对象早有防备，特务头子“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美女们受训的同时，施伦堡与海德里希下令在地下室安装一套最新型的录音设备。在沙龙房间内也安放了窃听器。楼上房间的每一个响动，甚至人的叹气声都能被清晰完整地记录下来。这样，他们就能监视嫖客与姑娘们的谈话。此外，他们在沙龙入口处还设置了观察哨。

　　1940年3月，20位美女来到了柏林。重新开张的“凯蒂沙龙”也迎来了第一批顾客。施伦堡高兴得直搓手，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情报的到来。但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每天听到的只有喘气声、尖叫声，醉酒后的猥亵语言。最委屈的是那些美女——她们会开车，会使用自动武器，懂各种外语，掌握各种情报技巧，但却没有一个知道暗号的人来找她们。因为懂暗号的人早已猜到那里会有什么等着他们。想窃听？做梦吧！

　　整个“凯蒂沙龙”行动折腾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金钱，却没有任何收获。海德里希对此十分恼火，更厌烦了录音带上的那些喘气声和尖叫声。1941年，海德里希被调往捷克斯洛伐克，对使用女色收集情报不屑一顾的卡尔登布隆纳接替了他。

　　就在此时，“罗腾堡来的客人”出现了，他们都是外交官、政府高官和德军将领，但施伦堡依旧一无所获。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来过沙龙，但他在这里一通折腾后，什么有用的话也没留下。意大利大使也被请来潇洒了一把，他虽然说了不少话，但都是些官场套话。

　　实际上，整个窃听行动可以用彻底失败来概括。“罗腾堡来的客人们”显然知道这里的奥妙，他们在沙龙中的谈话全是表达对元首和德国的热爱，根本没人泄露机密。酒精没有撬开这些嫖客的嘴，多情美女温柔的怀抱也不好使。

　　1942年，妓院所在的大楼被盟军飞机的炸弹击中，“凯蒂沙龙”只得从三楼挪到一楼。施伦堡对窃听计划彻底没了兴趣，他下令将妓院交还给凯蒂，20位美女也作为顺水人情送给了老板娘，代价是凯蒂要永远保守秘密。1954年，凯蒂去世，她至死也没透露沙龙的秘密，但纳粹的档案却将这件丑事抖了出来。然而“凯蒂沙龙”并没有因为这段历史再现辉煌。1994年，这家妓院因经营不善正式关门，“凯蒂沙龙”的故事也画上了句号。

南京大屠杀70周年临近 参拜靖国成中日关系定时炸弹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同时也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以及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将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不确定因素。有关人士指出，中日关系在破冰之后将如何发展，不仅关系中日国民福祉，更关系整个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

　　《新京报》称，安倍晋三在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仅十三天即访华，成为五年来首位访华的日本首相。此后三个月间里，中日首脑再次会面，系列交流重启，经贸关系也开始从政治升温中受益。在中日首脑会面打破两国关系坚冰同时，两国民间的交往也发展热络。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北京正式启动，青年交流也热度提升。

期待首脑定期互访机制

　　即将过去的2006年可谓是中日坚冰逐渐融化之年。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同时也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以及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无疑，这是一个中日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份。

　　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12月18日表示，中国领导人已原则同意明年访问日本。专家预测，这一访问有望在2007年上半年实现，如果成行，这将是自1998年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也将成为2007年中日关系的重头戏。

　　中日首脑能否实现首脑定期互访机制，将是衡量中日政治关系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2007年如何落实安倍访华时达成的有关中日民众交流、经济合作、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合作共识，则是推动2007年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日关系仍有“定时炸弹”

　　中日关系在2006年底经历了低谷后的回升，2007年令人期待，但两国关系发展同样也存在不容忽视的不确定因素。日本前首相小泉在任时连续参拜，已经把参拜问题恶化、升级为危害日本与邻国关系的一颗“定时炸弹”，安倍对参拜问题一直持暧昧态度，这为中日关系发展留下不确定因素。而安倍作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很难期待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不过安倍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2007年面临参议院选举，而维持邻国外交的正常状态是安倍自民党避免外交失败，选举失分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在2007年也许参拜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可能被淡化或回避。

　　“七七事变”七十周年、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2007年无疑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那段屈辱历史极其敏感的年度，因此在新的一年历史问题可能将再次考验中日关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表示，2007年是中日两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机遇，但是也面临问题和挑战，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需要一个过程，而两国政府应当尽力创造条件，促进转变。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认为，安倍在2006年访华，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局面，从目前的情况看，可以对明年的中日关系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共研历史要为人民负责 外交部：东京审判不容推翻

【网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明年3月继续第二轮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8日在总结日前闭幕的首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时表示，共同研究历史要三着为历史、未来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东京审判“铁证如山”，是“不容推翻”的。

　　新华社报道，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东京审判的问题时，秦刚表示，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公论。《波茨坦公告》中明确指出了有关惩办日本战犯的内容，日本签署的投降书明确表示接受。对于东京审判，国际社会已做出明确判决，是不容推翻的。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6至27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标志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启动。

　　秦刚在应询介绍会议成果时说，双方一致同意根据两国外长11月在河内会晤时确定的框架原则，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据秦刚介绍，双方确定了研究工作的程序和范围，决定分成“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进行讨论。双方同意明年3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第二次会议。

　　秦刚表示，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可能存在不同认识和看法，但必须依据客观历史事实，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共同历史研究。他说：“双方学者都承诺要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进行研究。我们希望这种精神能贯穿整个研究始终”。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7日闭幕，双方商定明年3月在日本举行第二次会议。该项研究旨在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

　　对于本次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的意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日两国被历史问题困扰了多年，这不仅造成双方国民对彼此的不信任度大大提高，而且也对两国贸易与经济关系都带来很多消极影响。

　　有分析指出，中日在去年秋以来，两国领导人会晤和高层往来不断，今年11月胡锦涛与安倍在越南河内的APEC峰会上再次会晤，另外日本诸多政要也纷纷访华。目前的气氛，确实有助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但是中日关系能否较长时期继续发展，则要视乎会否再度受到历史和领土争议等重大敏感问题的困扰。此外，中日如何建立友好和互信的发展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说中日关系走出寒冬不错，但说两国关系已经迎来暖春，则稍嫌言过其实。应该看到，安倍访华固然有对国际大势深刻体认而改弦更张之意，但更多地则是利用对小泉后期中日关系的谷底反弹，来赢取国内支持。实质上，安倍上任以来，在中日关系的诸多争议点上，日方不仅未作任何让步，安倍的国内支持度也较上任之初大幅下滑。当此之际，中国固然需要维系两国关系突破的势头，不让安倍走回头路，但对两国关系改善宜保持头脑冷静，不可盲目乐观。

中日共研历史首次会议未提南京大屠杀及靖国神社

【网讯】首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在经过两天“认真、坦诚和友好”的讨论后结束。对于中国人最关心的南京大屠杀及靖国神社（见图）问题，会议未有涉及。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则是：明年3月到东京继续进行这场旨在修补两国关系的“历史工程”。分析指，共同历史研究会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机会不大，中日关系虽然走出了寒冬，但依然敏感而脆弱。

　　《北京晨报》报道，对于南京大屠杀中日两方的不同认识是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但在已经结束的首次会议中，学者们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具体问题还未涉及。日本专家团主席北冈伸一表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将会是双方展开议论的课题。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了解，其实在日本只有一小撮人不愿承认这段历史。”

　　至于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究竟要研究哪些议题，也有待确定。北冈伸一表示，会议打算在明年3月18日至21日的第二次会议时，确定研究议题。目前，双方暂定的近代史研究内容，是“对两国研究的现状进行研究”。

　　关于本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拒绝向媒体透露，本次会议也闭门召开。一名与会的中国学者说，中日历史问题很复杂，并不是开一两次会能解决的，希望媒体能给学者们一个安静的空间。

　　虽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启动，被认为是中日关系方面的重要迈进，然而由于两国在有关九一八事件、满洲国和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尖锐，因此不论是中、日学者，或是国际观察人士均不看好双方能通过这个预订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在2008年产生一个彼此皆认可的共同结论。

　　一般认为，两国学者各说各话，或“一史各表”，可能是本次历史研究较可能出现的结果。

　　然而，只要这个研究项目仍在持续，中日就有理由搁置争议，加强互利合作，处理两国关系中急需处理的实际问题，例如争议中的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等等。　

　　北冈伸一也强调，与会双方学者皆同意历史问题不必成为中日关系中沉重的政治包袱，成为对中日合作的障碍。

　　他指出，中日在历史认识上的差距往往被夸大，因此一定要缩小差距，并且整理和归纳出差距的所在。

　　北冈伸一也反驳外界质疑该研究项目官方色彩过浓，欠缺独立性的说法。他说：“ 至少日本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的研究不受任何限制。”

　　至于中国学者的独立性问题，北冈伸一对记者说：“中国学者的自由度，比你想象中要大。”　

　　在北冈伸一所形容为“非常好的开端”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全体会议将在明年3月、7月和2008年6月举行。

　　另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众议院议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曾庆红表示，目前中日关系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双方应共同努力，推进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两国共同利益。

　　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此前对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表示，中日关系已走出寒冬，迎来暖春。对此有分析指，说中日关系走出寒冬不错，但说两国关系已经迎来暖春，则言过其实。日本外务省官员久村春和就在即将出版的2007 年1月号《中国评论》撰文指出，日中关系只可说是站到了起步点上，仍处于脆弱的阶段。今后的日中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有政情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中日两国领袖作出了改善双边关系的重大政治决定，但在两国国内民众间的气氛并未有根本改善，而任何缺乏民意基础的外交政策注定是难以持续的。事实上，安倍上任以来，在中日关系的诸多争议点上，日本未作任何让步。中国固然需要维系两国关系突破的势头，但对两国关系改善不可盲目乐观。

中日共研历史明年3月再会 温家宝料4月访问日本

【网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7日闭幕，双方商定明年3月在日本举行第二次会议。在此中日关系逐渐改善之际，有专家预计，由于头三个月的活动已经排满，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有希望明年4月出访日本，并将会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会晤。而日本外务省官员则表示，目前中日两国正在安排有关访问，暂时仍未定出确实的访问日期。

　　中新社报道，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天在北京闭幕。在会议上，双方确定了开展共同历史研究的工作程序、范围、议题等，并分成“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进行了讨论。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和日方首席委员、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分别率双方委员参与讨论。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标志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启动。该项研究旨在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

　　在此之际，观察家分析指出，温家宝访问日本可能安排在4月份，因为1月份，他将出席菲律宾的东盟系列会议，2月份又是中国传统的春节，3月份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将持续近半个月。因此，4月份可能是较好的时机。有专家称，如果温家宝访日成行，这将是自2000年前总理朱镕基之后，时隔近七年再有中国总理访日。

　　近几个月来，随着安倍访华，中日关系正持续呈现改善势头。《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中日两国期望温家宝和安倍的会面，可以改善双边关系，届时两人预期将会讨论朝核问题、经济合作等问题。按照对等原则，明年首先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应该会是温家宝，其后可能才会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温家宝首先访日，既是对安倍10月以日本首相身份访华相对应的回访，也符合中日关系逐步升温的整体态势。

　　有分析指出，中日在去年秋以来，两国领导人会晤和高层往来不断，今年11月胡锦涛与安倍在越南河内的APEC峰会上再次会晤，另外日本诸多政要也纷纷访华。目前的气氛，确实有助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但是中日关系能否较长时期继续发展，则要视乎会否再度受到历史和领土争议等重大敏感问题的困扰。此外，中日如何建立友好和互信的发展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说中日关系走出寒冬不错，但说两国关系已经迎来暖春，则稍嫌言过其实。应该看到，安倍访华固然有对国际大势深刻体认而改弦更张之意，但更多地则是利用对小泉后期中日关系的谷底反弹，来赢取国内支持。实质上，安倍上任以来，在中日关系的诸多争议点上，日方不仅未作任何让步，安倍的国内支持度也较上任之初大幅下滑。当此之际，中国固然需要维系两国关系突破的势头，不让安倍走回头路，但对两国关系改善宜保持头脑冷静，不可盲目乐观。

　　近年来，由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高层来往受到影响。中国高级领导人上一次访日，是在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正式访问日本。去年5月，中国副总理吴仪曾赴日本出席世博会中国馆日活动并顺访日本，后因日本坚持要参拜靖国神社而提前回国。

南京大屠杀人数敏感 中日共研历史可能一史各表

【网讯】备受关注的首次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26日下午在北京开幕。虽然日本代表承认南京大屠杀存在，但观察家指出，鉴于中日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认定都存在分歧，因此会议在大家竭力争取共识的前提下，依然难免在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敏感问题方面，出现“一史各表”的局面。

　　香港《大公报》报道，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双方将讨论共同研究的宗旨、工作程序，确定共同研究的专题。两国学者将对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对近代发生的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行共同研究。

步平呼吁勿搀杂感情因素

　　报道说，当天下午后半程的会议和27日一天的会议之所以不对外开放，就是为给专家们创造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让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敞开了谈，不用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媒体误读，遭到民众的谴责和讨伐。

　　相关人士称，虽然这是个学术讨论，但是，双方专家肩上的担子并不轻，因为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不可避免要考虑到政治和国民感情的因素。

　　会议开幕前，中方主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就表示：“专家和国人的关注角度可能会不一样，希望国人在中日共同历史问题上不要搀杂太多的感情因素，给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讨论环境和条件。”

　　至于外界期待早日达成共识也恐非易事，毕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受到伤害的程度很深、很广，中日积怨颇深，远非一次会谈可以解决，更重要的是，在许多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

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存在

　　在中国人最关注的在“南京大屠杀”中有三十万同胞被杀害的问题上，日本就认为，“其实在日本只有一小撮人不愿承认这段历史，并非全部。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个悲剧，只是在受害程度以及规模上日本有着不同的看法。”

　　而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在双方互表增加理解的意愿后，预料将很快面对艰难的历史观与历史事实认定的交锋。北冈伸一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出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的议题。

　　中国的官方资料和历史教课书坚持，多达三十万中国平民在1937年12月时在南京遭日本侵略者杀害，可是一些日本学者坚持反对上述数字。日本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只是轻描淡写带过，甚至有一部右翼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提出挑战。

　　在当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秦刚在被问到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的课题时，即严正指出，南京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他说：“（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国际社会早有定论，是不容否认和推翻的。”不过，北冈伸一受访时也说，希望中国了解到日本国内不承认这段历史的只有一小撮人，并非全部。

日本考虑建议邀第三国参与

　　此外，北冈伸一还指出，希望在“广义的概念”下对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认为对某一个负面的历史问题进行过度追究，不是双方在历史问题上达成理解应采取的正确方法。”他表示，日方不会在某个历史问题上强求唯一的解释，日中两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专家可以就各种问题进行自由讨论。

　　据悉，日本打算详细研究从二战结束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这一阶段的历史过程，希望通过重温这段历史，强调构筑面向未来关系的重要性。

　　为保持研究的客观性，日本学者还考虑向中方建议，邀请欧美等第三国学者参与部分讨论。北冈伸一说：“我考虑召开有第三国学者参加的研究会。应该把第三国的资料作为参考。”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启动，是今年10月初日本首相安倍破冰访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谈中取得的成果。11月，两国外长在越南河内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确认双方各派出十名学者，通过“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两位外长还同意，争取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周年的2008年发表研究成果。

　　对于本次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的意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日两国被历史问题困扰了多年，这不仅造成双方国民对彼此的不信任度大大提高，而且也对两国贸易与经济关系都带来很多消极影响。

　　因此，这次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启动，只能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中日双方愿意一起坐下来面对历史，本身是一种政治姿态。即使共同历史研究最后出现一种“各说各话”的结论，只要这一结论不为彼此明确反对，即算完成艰难的任务。

　　而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显示，日政府对于历史共同研究能够改善日中关系，寄以厚望。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18日在首相官邸接见即将前往北京参加会议的日本历史学者。他指示“要深入地进行研究，对政治工作提供帮助”。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接见了来访的日本众议院议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在会谈中也强调，中日要“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访日时间：胡锦涛称不久公布 日本公使指明年三四月

【网讯】在中日开始共同研究历史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日本众议院议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见图）。据日本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表示，正在就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进行调整，不久将会公布。日本公使则透露，中国领导人访日时间可能在3月或4月份。

　　中新社报道，胡锦涛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河野洋平。胡锦涛对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表示祝贺，并积极评价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五十多年来为推动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胡锦涛说，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愿与日方一道，继续努力，切实遵守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不断巩固和扩大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成果，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胡锦涛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继续发挥对华友好民间团体的特殊作用，为实现中日两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为开拓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新的贡献。

　　有日本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当天在与河野洋平会谈时表示，正在就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进行调整，不久将会公布。

　　河野洋平感谢胡锦涛的会见，并表示今后愿为推进中日友好和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努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愿在解决环保、公害问题，缩小地区差距等问题上加强与中方的合作。河野洋平一行是应中国贸促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

　　观察家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10月访华之后，中日关系正持续呈现改善势头。按照对等原则，明年首先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应该会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其后可能才会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观察家认为，温家宝首先访日，既是对安倍10月以日本首相身份访华相对应的回访，也符合中日关系逐步升温的整体态势。

　　唐家璇26日向外界透露，中国领导人的具体访日时间及行程目前尚未最后确定，但中国领导人会是在明年“比较早的”时候到访日本。唐家璇此前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一行时指出，中日关系已走出寒冬，迎来暖春。他当时强调，当前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抓住机遇，巩固转圜势头，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发展阶段，是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日本驻华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主任井出敬二公使当天透露，日本方面向中方发出的邀请是，请中国领导人明年访日，“时间可能在3月或4月份”。

　　井出敬二对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作出回应，称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会议是日中学者之间的交流，日本政府不会干预。他表示：“就历史研究而言，涉及到资料问题——怎么看待资料和资料的公开性。最重要的是日中两国的专家学者能够自由地进行讨论，增进互相理解。”

　　日本《朝日新闻》早前报道称，唐家璇国务委员18日在京与自民党前干事长、众议院议员加藤纮一会谈时表示，中国领导人已原则同意明年春天访问日本。“但唐家璇没有指出访日的是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总理温家宝”。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把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定位为“构筑两国信赖关系的基础”，期待能以此促进改善两国关系，不过日本政府也会有意回避直接的参与或评论，而采取采取静观姿态。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路难行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中日两国各十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12月26日到27日在北京聚会，举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首次会议。但外界普遍认为此会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并不看好此次共同研究历史项目的成果，而且通过历史问题研究而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发展正轨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

　　香港《大公报》称，这是今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与胡锦涛主席达成的共识的落实，两国政府对此次活动都极其关注。中方代表认为，历史研究有助于中日重归“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正途，日方代表则将此定位为“构筑两国信赖关系的基础。”

　　历史问题在中日现实关系中的巨大影响力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但是，从客观的角度讲，历史问题不能成为两国关系的惟一主线。首先，历史无法“观照”国家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交往事务；其次，历史的争论容易使现实问题被置于受忽略的位置，并增大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三，历史问题是最不容易寻求到共同利益的领域，这易使两国关系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丧失。基于这些原由，将历史问题作为专题研究，使之从复杂的国家关系中稍微剥离出来一些，无疑是明智的。而如果中日两国找到历史的客观化裁量标准，对于两国关系未来的助推作用也将极其显著。

　　问题的关键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能取得多少共识。在这一点上，显然难以乐观。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实，二是对同样认定的史实的解读。在史实认定方面，众所周知，日本至今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不确；在史实解读方面，日本对侵华、东京审判也有与国际公认的结论持不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本来就是最容易被主观左右的科学。它既可以被狭隘民族主义利用，也可以被狭隘利益占有。加之中日不同的文化发展走向、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近现代史感受、不同的现实战略诉求，可以断定，中日的近现代史共同研究将极其艰难。

　　大概正因为上述原因，日本和美国媒体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多数不看好。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告诫“国民别抱太大希望”，美国一些东亚问题学者甚至认为历史研究毫无作用。

　　果真如此吗？即使在史实认定和史实解读上无法达成一致，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仍有空间，比如，可以确立历史研究的一些原则共识。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事实，避免情绪化因素；二是充分反映中日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互补性及其成果。达成这两点共识，对于历史问题客观化、对于中日两国关系就已具有相当的建设性，而且，对于日本右翼的近现代史宣扬者和两国都存在着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有匡正作用。

　　必须指出，仅通过历史问题研究而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是不现实的，因此，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成果不能作为中日关系的主要考量标准。现在需要的，是在中日关系中注入更多理性、亦即建设性的因子，这正是共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理由所在。（作者：徐立凡）

中国亮底牌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不能否定南京大屠杀

【网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6日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对于可能出现的历史争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日本当年对中国进行的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国际社会早有定论，不容否认和推翻。

　　中央社报道，中日间的此次会议将讨论共同研究的宗旨、工作程序，确定今后将要共同研究的专题。中日两国学者将对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对近代发生的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行共同研究。据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将是中日双方今后展开讨论的议题之一。

　　南京大屠杀指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首都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六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与死伤人数至今仍有争议，其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二十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三十万以上，而日本学者之研究则众说纷纭，难有统一定论。

　　目前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国民对日本右翼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关注焦点之一。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却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极右翼分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有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此外，就在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历史共同研究会召开之际，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表示：“日台之间也应共同研究历史，有关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一事，若涉及台湾的部分，台湾都不承认”。他说：“这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会中，若涉及台湾，我们一概都不承认，台湾的历史不需要他国来代为定调”。

　　中国这次参与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的十名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和社科院其它的研究所。本次会议预计在27日下午召开分组讨论会议后，举行闭幕式。

　　在会前，当被问到如何具体解决隔膜很深的中日历史问题时，日方主席、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学者、东京大学法学部北冈伸一表示：“历史这问题，不能说解决，只能说彼此可相互理解。这次，与中国方面展开共同研究，我们也并非要求在历史上与中国取得共同观点，只是要缩短历史鸿沟。通过彼此的沟通，化解一些在历史问题上的误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会将是双方展开议论的课题。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了解，其实在日本只有一小撮人不愿承认这段历史，并非全部。”

　　香港的日本问题专家、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启彦最近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了调整，通过中日元首的接触，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他认为，中日两国在亚洲地区有重要的影响力，应该走向合作而非对抗。如果双方能够改善关系和加强合作，对彼此都是有好处的，虽然在历史问题和领土纠纷方面，仍有不同意见，但是双方如果能够互相尊重，相信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有分析指出，虽然日韩也进行历史共同研究，但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难度要比日韩深得多。日本和中国打过多场战争，中国受害的程度也比韩国更深、更广。尽管如此，双方暂定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计划为期两年。双方学者准备赶在中日纪念签署《友好条约》三十周年的2008年时写出一份报告书。

中国2006周边安全评估：北稳西改善 南缓东仍紧

【网讯】中国28日发布2007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分析中国的周边情势。报道称，2006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态势为北部稳定、西部改善、南部缓和，而往年紧张的东部地区在过去的一年里仍然紧张。有学者担心，中国在周边海域不仅有岛礁主权争端、海洋油气与渔业资源争夺以及海域划界争议，公海局势更加恶化，且局部恐有冲突激化的危险。

　　中新社报道，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份《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说，中国要建设和谐世界，首先要从周边做起，和谐周边是和谐世界的基石。

　　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六项特点。首先，近三十年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变化的最大趋势“安全南移”持续，而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威胁主要集中在亚洲东部及南部地区。

　　美国对中国政策加强“遏制”和“接触”两方面是2006年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调整和持续强化的美日同盟，对当前中国周边安全构成长远威胁。而中日政治关系冷淡曾经影响中国周边安全，但随着新一届日本首相访问中国，中日关系开始呈现改善趋势。

　　报告还指出，朝鲜核武问题风云突变，演变成一场危机，在2006年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重大考验。而中亚地区在这一年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的亮点，透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保持和平稳定的边境，而且逐步深化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合作。

　　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外，报告还指出，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特别是能源合作问题将成为影响今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变量。

　　北京权威人士指出，东紧是指中国在周边海域不仅有岛礁主权争端、海洋油气与渔业资源争夺以及海域划界争议，公海局势更加恶化，且局部恐有冲突激化的危险。其中本来非常尖锐的南海争执，因近几年中国、菲律宾与越南达成共同开发和合作调查的协议，出现了相对纾缓的迹象。但在东海，由于日本政府的态度，情况正好相反。因此，形势是“东紧”。

　　中国海军指挥学院的专家也认为，中国周边安全存在的挑战，海洋方向（即东、南方向）的形势比陆地方向（即西、北方向）严峻，不仅存在台湾、南海、钓鱼台和东海大陆棚等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问题，还存在影响区域形势全局的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军事威胁和战争风险，远高于陆地方向。

　　同时，目前中国的安全防卫能力与海洋方向安全角势的严峻性不相称，与主要安全对手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较大。

　　报道称，面对当前的海洋安全形势，中国正致力于加强海上防御力量，打造一支满足中国海防需要的海军。这包括建造新型潜艇、购买俄罗斯基洛级潜艇，研发类似用于攻击舰艇的弹道导弹等。

　　报告还认为，最近海外又冒出各种版本的“中国责任论”，值得警惕和认真应对。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稳定 东部挑战不容忽视

　　中国政府29日发表了《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保持基本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逐步深化，但白皮书也强调，中国周边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安全环境仍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

　　白皮书指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保持基本稳定。上海合作组织进入务实发展的新阶段，为开创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作出了贡献。东盟稳步推进共同体建设，推进与域外国家自由贸易区谈判。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已成为内容日益丰富、机制不断完善的合作体系，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东亚峰会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南亚区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印巴关系相对缓和。

　　但是，亚太地区安全中的复杂因素继续增多，并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稳定。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不断加强，美日强化军事同盟，推进军事一体化以及台独势力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稳定的三大主要因素。

　　白皮书指出，在2006年，美国加快调整军事部署，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同时，美日强化军事同盟，推进军事一体化。日本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军事外向化趋势明显。朝鲜试射导弹，进行核试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伊拉克、阿富汗局势仍然动荡，中东形势更加复杂。

　　此外，白皮书指出，大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复杂严峻。台湾实行激进“台独”路线，加紧通过推动所谓“宪政改造”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海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的立场，但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军事装备，并与台湾加强军事联系和往来。

　　有专家称，美国对中国政策加强“遏制”和“接触”两方面是2006年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调整和持续强化的美日同盟，对当前中国周边安全构成长远威胁。而中日政治关系冷淡曾经影响中国周边安全，但随着新一届日本首相访问中国，中日关系开始呈现改善趋势。

　　中国海军指挥学院的专家也认为，中国周边安全存在的挑战，海洋方向（即东、南方向）的形势比陆地方向（即西、北方向）严峻，不仅存在台湾、南海、钓鱼台和东海大陆棚等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问题，还存在影响区域形势全局的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军事威胁和战争风险，远高于陆地方向。

中美关系难得默契的一年 近忧不多远忧仍存

　　转瞬即逝的2006年，虽然没有人再像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那样，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却是中美之间最默契的一年。两国领导人在一年中多次会晤，内阁级官员的互访更是家常便饭，几乎每月都有。到年底，美国高官更是云集北京，演绎出中美关系的一次小高潮。

官员换马影响甚微

　　《联合早报》文章说，2006年对布什政府是不平静的一年。中期选举的落败，使布什政府面临着调整外交政策的压力，尤其是中东政策。美国对朝核、伊核问题的政策也受到重大挑战。朝鲜进行了核试验，伊朗更是公然挑战美国。

　　“颜色革命”之后的美国，政府内外影响对外关系的人马都经历了重新盘整。即使在中期选举之前，主管中国事务的美国外交官也有换马，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佐利克的辞职。

　　但这些都没有对中美关系带来明显的冲击。双方的互相指责少了许多，双方媒体的相关言论也不再那么扎眼，更没掀起什么波澜。胡锦涛的美国之行巩固了中美关系的互信，巩固了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佐利克的辞职与国会新领导人的登场，都曾引起过美国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所调整的揣测。但仅仅是揣测而已，随后美国高官对中美关系的评点大多没有脱离佐利克的思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一直是美国高官的口头禅。可见，佐利克时代确定的对华政策已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华战略的主轴。所谓的战略，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远规划。

罕见的平静

　　2006年，中美关系出现了罕见的平静。而这种平静，实际上建构于三种默契之上。

　　其一，相互不满不影响发展关系。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不满、对人权状况的关注一直没有改变。而中国对美国动辄干涉自己内政的做法一直心存芥蒂。

　　过去，这种情况很容易转化成情绪性的互相指责，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发展。而在2006年，双方不满的问题其实一个都没有解决，但越来越能以务实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因素、中国话题没有引起美国中期选举的炒作即是明证。

　　其二，经济关系不影响政治关系。2006年，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样没有彻底解决，人民币汇率增加了浮动的灵活性，但美国人显然还不满意。中美贸易逆差、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商品倾销问题，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与“中国威胁论”随便被扯在一起，显然也没有影响两国的政治关系。

　　其三，台湾问题不影响双边关系。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已有被边缘化迹象。现在的中美首脑会晤，台湾问题最多只是个例行的话题，不痛不痒。

　　由于美国对中国台海政策的深入理解，由于陈水扁上台后不断给美国制造麻烦，美国越来越把台海政策的关注重点放在台湾方面。中国不会主动制造台海危机，而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却让美国放心不下。过去一有风吹草动，美国总是让中国克制，现在则共同筑起“台独”的防火墙。

战略问题是关键

　　中美关系出现难得的默契与平静，固然与美国总统执政的周期律有关，但更多的是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深入认知的结果，也是中国对美外交逐渐成熟的表现。

　　反恐仍是美国当前的第一要务，而中东尤其是伊拉克是最大的痛脚。最大的难题没有解决之前，美国不想再添新麻烦，决不想开辟新战场。但朝核问题显然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不定时炸弹。这个问题，有中国积极干预，比较容易趋于平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美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崛起的事实已经难以改变。尽量牵引、疏导中国朝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改变，比打压、遏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2006年的默契昭示着中美关系的近忧不多，但远忧仍然不容忽视，而这个远忧是全球战略层面的。

　　中国的崛起具有地区意义，也越来越有全球意义。国际关系史告诉人们，新崛起的大国与现存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复杂，涉及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层面。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事关中美关系能否长期稳定。因此，中美两国的战略家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尽量避免双边关系陷入战略困境。（文/韦弦）

南京大屠杀70周年临近 参拜靖国成中日关系定时炸弹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同时也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以及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将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不确定因素。有关人士指出，中日关系在破冰之后将如何发展，不仅关系中日国民福祉，更关系整个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

　　《新京报》称，安倍晋三在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仅十三天即访华，成为五年来首位访华的日本首相。此后三个月间里，中日首脑再次会面，系列交流重启，经贸关系也开始从政治升温中受益。在中日首脑会面打破两国关系坚冰同时，两国民间的交往也发展热络。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北京正式启动，青年交流也热度提升。

期待首脑定期互访机制

　　即将过去的2006年可谓是中日坚冰逐渐融化之年。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同时也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以及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无疑，这是一个中日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份。

　　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12月18日表示，中国领导人已原则同意明年访问日本。专家预测，这一访问有望在2007年上半年实现，如果成行，这将是自1998年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也将成为2007年中日关系的重头戏。

　　中日首脑能否实现首脑定期互访机制，将是衡量中日政治关系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2007年如何落实安倍访华时达成的有关中日民众交流、经济合作、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合作共识，则是推动2007年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日关系仍有“定时炸弹”

　　中日关系在2006年底经历了低谷后的回升，2007年令人期待，但两国关系发展同样也存在不容忽视的不确定因素。日本前首相小泉在任时连续参拜，已经把参拜问题恶化、升级为危害日本与邻国关系的一颗“定时炸弹”，安倍对参拜问题一直持暧昧态度，这为中日关系发展留下不确定因素。而安倍作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很难期待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不过安倍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2007年面临参议院选举，而维持邻国外交的正常状态是安倍自民党避免外交失败，选举失分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在2007年也许参拜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可能被淡化或回避。

　　“七七事变”七十周年、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2007年无疑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那段屈辱历史极其敏感的年度，因此在新的一年历史问题可能将再次考验中日关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表示，2007年是中日两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机遇，但是也面临问题和挑战，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需要一个过程，而两国政府应当尽力创造条件，促进转变。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认为，安倍在2006年访华，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局面，从目前的情况看，可以对明年的中日关系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共研历史要为人民负责 外交部：东京审判不容推翻

【网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明年3月继续第二轮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8日在总结日前闭幕的首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时表示，共同研究历史要三着为历史、未来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东京审判“铁证如山”，是“不容推翻”的。

　　新华社报道，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东京审判的问题时，秦刚表示，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公论。《波茨坦公告》中明确指出了有关惩办日本战犯的内容，日本签署的投降书明确表示接受。对于东京审判，国际社会已做出明确判决，是不容推翻的。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6至27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标志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启动。

　　秦刚在应询介绍会议成果时说，双方一致同意根据两国外长11月在河内会晤时确定的框架原则，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据秦刚介绍，双方确定了研究工作的程序和范围，决定分成“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进行讨论。双方同意明年3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第二次会议。

　　秦刚表示，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可能存在不同认识和看法，但必须依据客观历史事实，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共同历史研究。他说：“双方学者都承诺要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进行研究。我们希望这种精神能贯穿整个研究始终”。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7日闭幕，双方商定明年3月在日本举行第二次会议。该项研究旨在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

　　对于本次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的意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日两国被历史问题困扰了多年，这不仅造成双方国民对彼此的不信任度大大提高，而且也对两国贸易与经济关系都带来很多消极影响。

　　有分析指出，中日在去年秋以来，两国领导人会晤和高层往来不断，今年11月胡锦涛与安倍在越南河内的APEC峰会上再次会晤，另外日本诸多政要也纷纷访华。目前的气氛，确实有助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但是中日关系能否较长时期继续发展，则要视乎会否再度受到历史和领土争议等重大敏感问题的困扰。此外，中日如何建立友好和互信的发展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说中日关系走出寒冬不错，但说两国关系已经迎来暖春，则稍嫌言过其实。应该看到，安倍访华固然有对国际大势深刻体认而改弦更张之意，但更多地则是利用对小泉后期中日关系的谷底反弹，来赢取国内支持。实质上，安倍上任以来，在中日关系的诸多争议点上，日方不仅未作任何让步，安倍的国内支持度也较上任之初大幅下滑。当此之际，中国固然需要维系两国关系突破的势头，不让安倍走回头路，但对两国关系改善宜保持头脑冷静，不可盲目乐观。

中日共研历史首次会议未提南京大屠杀及靖国神社

【网讯】首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在经过两天“认真、坦诚和友好”的讨论后结束。对于中国人最关心的南京大屠杀及靖国神社（见图）问题，会议未有涉及。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则是：明年3月到东京继续进行这场旨在修补两国关系的“历史工程”。分析指，共同历史研究会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机会不大，中日关系虽然走出了寒冬，但依然敏感而脆弱。

　　《北京晨报》报道，对于南京大屠杀中日两方的不同认识是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但在已经结束的首次会议中，学者们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具体问题还未涉及。日本专家团主席北冈伸一表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将会是双方展开议论的课题。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了解，其实在日本只有一小撮人不愿承认这段历史。”

　　至于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究竟要研究哪些议题，也有待确定。北冈伸一表示，会议打算在明年3月18日至21日的第二次会议时，确定研究议题。目前，双方暂定的近代史研究内容，是“对两国研究的现状进行研究”。

　　关于本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拒绝向媒体透露，本次会议也闭门召开。一名与会的中国学者说，中日历史问题很复杂，并不是开一两次会能解决的，希望媒体能给学者们一个安静的空间。

　　虽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启动，被认为是中日关系方面的重要迈进，然而由于两国在有关九一八事件、满洲国和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尖锐，因此不论是中、日学者，或是国际观察人士均不看好双方能通过这个预订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在2008年产生一个彼此皆认可的共同结论。

　　一般认为，两国学者各说各话，或“一史各表”，可能是本次历史研究较可能出现的结果。

　　然而，只要这个研究项目仍在持续，中日就有理由搁置争议，加强互利合作，处理两国关系中急需处理的实际问题，例如争议中的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等等。　

　　北冈伸一也强调，与会双方学者皆同意历史问题不必成为中日关系中沉重的政治包袱，成为对中日合作的障碍。

　　他指出，中日在历史认识上的差距往往被夸大，因此一定要缩小差距，并且整理和归纳出差距的所在。

　　北冈伸一也反驳外界质疑该研究项目官方色彩过浓，欠缺独立性的说法。他说：“ 至少日本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的研究不受任何限制。”

　　至于中国学者的独立性问题，北冈伸一对记者说：“中国学者的自由度，比你想象中要大。”　

　　在北冈伸一所形容为“非常好的开端”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全体会议将在明年3月、7月和2008年6月举行。

　　另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众议院议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曾庆红表示，目前中日关系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双方应共同努力，推进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两国共同利益。

　　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此前对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表示，中日关系已走出寒冬，迎来暖春。对此有分析指，说中日关系走出寒冬不错，但说两国关系已经迎来暖春，则言过其实。日本外务省官员久村春和就在即将出版的2007 年1月号《中国评论》撰文指出，日中关系只可说是站到了起步点上，仍处于脆弱的阶段。今后的日中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有政情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中日两国领袖作出了改善双边关系的重大政治决定，但在两国国内民众间的气氛并未有根本改善，而任何缺乏民意基础的外交政策注定是难以持续的。事实上，安倍上任以来，在中日关系的诸多争议点上，日本未作任何让步。中国固然需要维系两国关系突破的势头，但对两国关系改善不可盲目乐观。

中日共研历史明年3月再会 温家宝料4月访问日本

【网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7日闭幕，双方商定明年3月在日本举行第二次会议。在此中日关系逐渐改善之际，有专家预计，由于头三个月的活动已经排满，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有希望明年4月出访日本，并将会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会晤。而日本外务省官员则表示，目前中日两国正在安排有关访问，暂时仍未定出确实的访问日期。

　　中新社报道，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天在北京闭幕。在会议上，双方确定了开展共同历史研究的工作程序、范围、议题等，并分成“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进行了讨论。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和日方首席委员、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分别率双方委员参与讨论。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标志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启动。该项研究旨在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

　　在此之际，观察家分析指出，温家宝访问日本可能安排在4月份，因为1月份，他将出席菲律宾的东盟系列会议，2月份又是中国传统的春节，3月份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将持续近半个月。因此，4月份可能是较好的时机。有专家称，如果温家宝访日成行，这将是自2000年前总理朱镕基之后，时隔近七年再有中国总理访日。

　　近几个月来，随着安倍访华，中日关系正持续呈现改善势头。《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中日两国期望温家宝和安倍的会面，可以改善双边关系，届时两人预期将会讨论朝核问题、经济合作等问题。按照对等原则，明年首先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应该会是温家宝，其后可能才会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温家宝首先访日，既是对安倍10月以日本首相身份访华相对应的回访，也符合中日关系逐步升温的整体态势。

　　有分析指出，中日在去年秋以来，两国领导人会晤和高层往来不断，今年11月胡锦涛与安倍在越南河内的APEC峰会上再次会晤，另外日本诸多政要也纷纷访华。目前的气氛，确实有助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但是中日关系能否较长时期继续发展，则要视乎会否再度受到历史和领土争议等重大敏感问题的困扰。此外，中日如何建立友好和互信的发展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说中日关系走出寒冬不错，但说两国关系已经迎来暖春，则稍嫌言过其实。应该看到，安倍访华固然有对国际大势深刻体认而改弦更张之意，但更多地则是利用对小泉后期中日关系的谷底反弹，来赢取国内支持。实质上，安倍上任以来，在中日关系的诸多争议点上，日方不仅未作任何让步，安倍的国内支持度也较上任之初大幅下滑。当此之际，中国固然需要维系两国关系突破的势头，不让安倍走回头路，但对两国关系改善宜保持头脑冷静，不可盲目乐观。

　　近年来，由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高层来往受到影响。中国高级领导人上一次访日，是在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正式访问日本。去年5月，中国副总理吴仪曾赴日本出席世博会中国馆日活动并顺访日本，后因日本坚持要参拜靖国神社而提前回国。

南京大屠杀人数敏感 中日共研历史可能一史各表

【网讯】备受关注的首次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26日下午在北京开幕。虽然日本代表承认南京大屠杀存在，但观察家指出，鉴于中日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认定都存在分歧，因此会议在大家竭力争取共识的前提下，依然难免在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敏感问题方面，出现“一史各表”的局面。

　　香港《大公报》报道，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双方将讨论共同研究的宗旨、工作程序，确定共同研究的专题。两国学者将对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对近代发生的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行共同研究。

步平呼吁勿搀杂感情因素

　　报道说，当天下午后半程的会议和27日一天的会议之所以不对外开放，就是为给专家们创造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让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敞开了谈，不用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媒体误读，遭到民众的谴责和讨伐。

　　相关人士称，虽然这是个学术讨论，但是，双方专家肩上的担子并不轻，因为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不可避免要考虑到政治和国民感情的因素。

　　会议开幕前，中方主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就表示：“专家和国人的关注角度可能会不一样，希望国人在中日共同历史问题上不要搀杂太多的感情因素，给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讨论环境和条件。”

　　至于外界期待早日达成共识也恐非易事，毕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受到伤害的程度很深、很广，中日积怨颇深，远非一次会谈可以解决，更重要的是，在许多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

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存在

　　在中国人最关注的在“南京大屠杀”中有三十万同胞被杀害的问题上，日本就认为，“其实在日本只有一小撮人不愿承认这段历史，并非全部。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个悲剧，只是在受害程度以及规模上日本有着不同的看法。”

　　而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在双方互表增加理解的意愿后，预料将很快面对艰难的历史观与历史事实认定的交锋。北冈伸一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出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的议题。

　　中国的官方资料和历史教课书坚持，多达三十万中国平民在1937年12月时在南京遭日本侵略者杀害，可是一些日本学者坚持反对上述数字。日本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只是轻描淡写带过，甚至有一部右翼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提出挑战。

　　在当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秦刚在被问到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的课题时，即严正指出，南京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他说：“（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国际社会早有定论，是不容否认和推翻的。”不过，北冈伸一受访时也说，希望中国了解到日本国内不承认这段历史的只有一小撮人，并非全部。

日本考虑建议邀第三国参与

　　此外，北冈伸一还指出，希望在“广义的概念”下对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认为对某一个负面的历史问题进行过度追究，不是双方在历史问题上达成理解应采取的正确方法。”他表示，日方不会在某个历史问题上强求唯一的解释，日中两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专家可以就各种问题进行自由讨论。

　　据悉，日本打算详细研究从二战结束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这一阶段的历史过程，希望通过重温这段历史，强调构筑面向未来关系的重要性。

　　为保持研究的客观性，日本学者还考虑向中方建议，邀请欧美等第三国学者参与部分讨论。北冈伸一说：“我考虑召开有第三国学者参加的研究会。应该把第三国的资料作为参考。”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启动，是今年10月初日本首相安倍破冰访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谈中取得的成果。11月，两国外长在越南河内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确认双方各派出十名学者，通过“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两位外长还同意，争取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周年的2008年发表研究成果。

　　对于本次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的意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日两国被历史问题困扰了多年，这不仅造成双方国民对彼此的不信任度大大提高，而且也对两国贸易与经济关系都带来很多消极影响。

　　因此，这次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启动，只能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中日双方愿意一起坐下来面对历史，本身是一种政治姿态。即使共同历史研究最后出现一种“各说各话”的结论，只要这一结论不为彼此明确反对，即算完成艰难的任务。

　　而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显示，日政府对于历史共同研究能够改善日中关系，寄以厚望。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18日在首相官邸接见即将前往北京参加会议的日本历史学者。他指示“要深入地进行研究，对政治工作提供帮助”。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接见了来访的日本众议院议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在会谈中也强调，中日要“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访日时间：胡锦涛称不久公布 日本公使指明年三四月

【网讯】在中日开始共同研究历史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日本众议院议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见图）。据日本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表示，正在就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进行调整，不久将会公布。日本公使则透露，中国领导人访日时间可能在3月或4月份。

　　中新社报道，胡锦涛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河野洋平。胡锦涛对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表示祝贺，并积极评价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五十多年来为推动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胡锦涛说，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愿与日方一道，继续努力，切实遵守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不断巩固和扩大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成果，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胡锦涛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继续发挥对华友好民间团体的特殊作用，为实现中日两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为开拓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新的贡献。

　　有日本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当天在与河野洋平会谈时表示，正在就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进行调整，不久将会公布。

　　河野洋平感谢胡锦涛的会见，并表示今后愿为推进中日友好和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努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愿在解决环保、公害问题，缩小地区差距等问题上加强与中方的合作。河野洋平一行是应中国贸促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

　　观察家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10月访华之后，中日关系正持续呈现改善势头。按照对等原则，明年首先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应该会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其后可能才会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观察家认为，温家宝首先访日，既是对安倍10月以日本首相身份访华相对应的回访，也符合中日关系逐步升温的整体态势。

　　唐家璇26日向外界透露，中国领导人的具体访日时间及行程目前尚未最后确定，但中国领导人会是在明年“比较早的”时候到访日本。唐家璇此前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一行时指出，中日关系已走出寒冬，迎来暖春。他当时强调，当前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抓住机遇，巩固转圜势头，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发展阶段，是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日本驻华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主任井出敬二公使当天透露，日本方面向中方发出的邀请是，请中国领导人明年访日，“时间可能在3月或4月份”。

　　井出敬二对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作出回应，称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会议是日中学者之间的交流，日本政府不会干预。他表示：“就历史研究而言，涉及到资料问题——怎么看待资料和资料的公开性。最重要的是日中两国的专家学者能够自由地进行讨论，增进互相理解。”

　　日本《朝日新闻》早前报道称，唐家璇国务委员18日在京与自民党前干事长、众议院议员加藤纮一会谈时表示，中国领导人已原则同意明年春天访问日本。“但唐家璇没有指出访日的是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总理温家宝”。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把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定位为“构筑两国信赖关系的基础”，期待能以此促进改善两国关系，不过日本政府也会有意回避直接的参与或评论，而采取采取静观姿态。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路难行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中日两国各十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12月26日到27日在北京聚会，举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首次会议。但外界普遍认为此会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并不看好此次共同研究历史项目的成果，而且通过历史问题研究而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发展正轨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

　　香港《大公报》称，这是今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与胡锦涛主席达成的共识的落实，两国政府对此次活动都极其关注。中方代表认为，历史研究有助于中日重归“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正途，日方代表则将此定位为“构筑两国信赖关系的基础。”

　　历史问题在中日现实关系中的巨大影响力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但是，从客观的角度讲，历史问题不能成为两国关系的惟一主线。首先，历史无法“观照”国家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交往事务；其次，历史的争论容易使现实问题被置于受忽略的位置，并增大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三，历史问题是最不容易寻求到共同利益的领域，这易使两国关系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丧失。基于这些原由，将历史问题作为专题研究，使之从复杂的国家关系中稍微剥离出来一些，无疑是明智的。而如果中日两国找到历史的客观化裁量标准，对于两国关系未来的助推作用也将极其显著。

　　问题的关键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能取得多少共识。在这一点上，显然难以乐观。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实，二是对同样认定的史实的解读。在史实认定方面，众所周知，日本至今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不确；在史实解读方面，日本对侵华、东京审判也有与国际公认的结论持不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本来就是最容易被主观左右的科学。它既可以被狭隘民族主义利用，也可以被狭隘利益占有。加之中日不同的文化发展走向、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近现代史感受、不同的现实战略诉求，可以断定，中日的近现代史共同研究将极其艰难。

　　大概正因为上述原因，日本和美国媒体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多数不看好。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告诫“国民别抱太大希望”，美国一些东亚问题学者甚至认为历史研究毫无作用。

　　果真如此吗？即使在史实认定和史实解读上无法达成一致，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仍有空间，比如，可以确立历史研究的一些原则共识。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事实，避免情绪化因素；二是充分反映中日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互补性及其成果。达成这两点共识，对于历史问题客观化、对于中日两国关系就已具有相当的建设性，而且，对于日本右翼的近现代史宣扬者和两国都存在着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有匡正作用。

　　必须指出，仅通过历史问题研究而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是不现实的，因此，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成果不能作为中日关系的主要考量标准。现在需要的，是在中日关系中注入更多理性、亦即建设性的因子，这正是共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理由所在。（作者：徐立凡）

中国亮底牌 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不能否定南京大屠杀

【网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6日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对于可能出现的历史争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日本当年对中国进行的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国际社会早有定论，不容否认和推翻。

　　中央社报道，中日间的此次会议将讨论共同研究的宗旨、工作程序，确定今后将要共同研究的专题。中日两国学者将对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对近代发生的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行共同研究。据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将是中日双方今后展开讨论的议题之一。

　　南京大屠杀指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首都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六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与死伤人数至今仍有争议，其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二十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三十万以上，而日本学者之研究则众说纷纭，难有统一定论。

　　目前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国民对日本右翼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关注焦点之一。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却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极右翼分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有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此外，就在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历史共同研究会召开之际，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表示：“日台之间也应共同研究历史，有关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一事，若涉及台湾的部分，台湾都不承认”。他说：“这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会中，若涉及台湾，我们一概都不承认，台湾的历史不需要他国来代为定调”。

　　中国这次参与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项目的十名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和社科院其它的研究所。本次会议预计在27日下午召开分组讨论会议后，举行闭幕式。

　　在会前，当被问到如何具体解决隔膜很深的中日历史问题时，日方主席、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学者、东京大学法学部北冈伸一表示：“历史这问题，不能说解决，只能说彼此可相互理解。这次，与中国方面展开共同研究，我们也并非要求在历史上与中国取得共同观点，只是要缩短历史鸿沟。通过彼此的沟通，化解一些在历史问题上的误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会将是双方展开议论的课题。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了解，其实在日本只有一小撮人不愿承认这段历史，并非全部。”

　　香港的日本问题专家、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启彦最近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了调整，通过中日元首的接触，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他认为，中日两国在亚洲地区有重要的影响力，应该走向合作而非对抗。如果双方能够改善关系和加强合作，对彼此都是有好处的，虽然在历史问题和领土纠纷方面，仍有不同意见，但是双方如果能够互相尊重，相信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有分析指出，虽然日韩也进行历史共同研究，但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难度要比日韩深得多。日本和中国打过多场战争，中国受害的程度也比韩国更深、更广。尽管如此，双方暂定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计划为期两年。双方学者准备赶在中日纪念签署《友好条约》三十周年的2008年时写出一份报告书。

中国外交理念六大变迁 内政外交关联度增强

　　2006年是中国外交比较得心应手的一年，胡温新政在外交领域反映出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出现了质变。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中形成了难得的默契，中日关系在首脑会晤中结束了五年的低谷期。中国与俄罗斯、欧洲的关系在继续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愈走愈近，而中非论坛几乎将中国推向了盛世的风貌。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外交成就的背后是中国外交理念的变迁。

　　《信报》文章说，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全球观影响下的外交理念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三个世界”到邓小平时代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五十年代的“一边倒”、六十年代的“两个拳头出击”、七十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以至八十年代一直贯穿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大调整的理念

　　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毕竟走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历程，进入新世纪的国际环境毕竟出现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变局。变化的世界要求理念的变迁。于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得以在2006年举行。这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其实是一系列充溢时代色彩的外交新理念的出台。如果再结合中国领导人最近两年谈及外交工作时的表述，大致可以梳理出新世纪初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大致脉络。

　　第一，当今世界虽然依然处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但当前却处于大变动、大调整时期。这个时期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转变的延续。之所以说是大变动、大调整时期，是因为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增多，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都依然深刻复杂。

　　第二，中国外交不再仅仅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还要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这与中国国际利益的延伸密不可分。

　　第三，中国外交要积极营造五种有利的环境。即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中国威胁论及其各色变种曾使中国深蒙其害。

港澳台同胞权益

　　第四，中国内政外交的关联度进一步增强。全球化的发展、新技术的飞跃，使得文化、资讯领域的国家边界逐渐消失。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是中国近些年感受尤为突出的变化。为此，中国提出了外交工作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做到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第五，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论是中国要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理论的国际延伸。和谐世界的标志就是世界各国政治上的和谐相处，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文化上的取长补短，安全上的协作互信。

　　第六，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按照外事为民的要求，使外交工作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里，比较突出的有三点：一是注意维护中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与合法权益，二是注意维护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的正当权益，三是尊重和顾及别国人民的合理利益与关切。

　　从上述这些变化可以看出，2006年所昭示的中国外交理念的变迁不可谓不大。这既是胡温新政在外交领域的阶段性总结，也反映出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出现了质变。未来十年，将是新的国际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冲破地区意义，日渐展现出全球性的战略意义。（文/韦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