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富先衰老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到处是等待机会的民工
中国社会在老龄化,而且女孩出生率在下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彭希哲接受德国之声在线部记者莎佩雪(Sabine Peschel)采访中,谈到了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变迁的问题。以下是采访全文:
莎佩雪:“社会的状态”是目前德国社会学界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您认为中国社会的“状态”是什么?
彭希哲: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过程中,而且是朝多种方向发展。现在也能看到有一种重归传统家庭形式和价值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总的是正在朝“西方的”核心家庭发展,在变成一个个人化的社会。
莎佩雪:中国2005年人口统计是13.07亿人,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彭希哲: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从绝对数量上拥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但是人均资源就十分有限了。人口的增长使得资源接近枯竭,环境也越来越恶化,这是中国要控制人口发展的主要原因。
莎佩雪:中国社会也像德国一样正在老化,那么人口控制还有必要吗?
彭希哲:中国政府的确处在一个两难境地。在宏观上,中国的人口数量还会大约要增长两亿才能趋于稳定。
莎佩雪: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这种稳定?
彭希哲:这与做人口统计时采取哪种前提假设有关,大约应该是在2030年到2040年。因此我们在宏观上仍然还在采取一个控制人口发展的政策。在微观上,中国的家庭已经变得很小了,每个家庭平均有1.7个孩子,在城市里这一数字还要小,只比1高一点点,而在上海则只有0.8。这造成了独生子女教育的困难和家庭在未来要遇到的功能和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微观层面上,我们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自由空间非常小。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在微观上更适合中国的应该是“两个孩子”的政策。
莎佩雪:在实际上会有这种政策出现吗?
彭希哲: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在今后几年内不会变。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要不要改变政策,而是什么时候和怎么改。就是说,讨论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
莎佩雪: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上有哪些计划?
彭希哲:计划生育政策的的组织和实施虽然是在地方,但是中央政府一直在加以控制。地方政府最多只能做出一些小的、稍微的改动。例如,上海市政府和学术界十几年前就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修改。但是,中央政府担心,这会产生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如果允许上海改,其它地方也将效法。因此,中央政府坚持的原则是:上海是一个生育率很低的和老龄化速度很快的城市,可以搞点特殊。但是,上海的问题可以用其它方式解决,譬如说从外地,特别是内地引入移民。
莎佩雪:中国的国内人口流动潮对人口结构的变化有什么影响?
彭希哲:中国的流动人口相对来说很年轻,在20到40岁之间。他们来到城市里,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劳动大军。他们的另一个作用是使得城市人口老化的速度减缓了。现在,中国政府要建设“和谐社会”,要采取政策提高民工的收入和改善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将民工逐步融合进当地社会。但是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还要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有一个分化的社会。农村人口被排除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外。
莎佩雪: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是中国人普遍认识到的问题还只是政府才关心的问题?
彭希哲:社会老化的问题还在继续讨论,但它只是东部沿海城市和超级大城市的问题,今后十年里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会迅速老化,“生育高潮”时出生的一代人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十年之内,危机就要来了。
莎佩雪: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政治措施来对付社会保障上的危机?
彭希哲: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现行的退休养老制度只保障了30%的城市人口,大部分农村人口根本就没有可行的养老制度。中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0.2%。过去,所有的退休养老制度都与国营或集体企业挂钩。现在,政府想扩大城市的养老体系基础,想将更多的在私营企业、非正式行业里从业的人以及民工纳入这一体系。
莎佩雪:您自己曾说过,“中国是第一个还没有富裕就开始老化的大国”。您真的认为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彭希哲:是的。因为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还是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已经排在世界第四位,但是人均还不到一千美元,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所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处在一个社会开始老化的过程中,比那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都要早。中国将要变老,但是不会变富。
莎佩雪:中国缺乏女孩,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
彭希哲:正常的男女出生比例应该是每100个女孩对应105到108个男孩。但是在中国,自1982年后这一比差扩大了,1990年是100:112,2000年是100比119,而2005年是100比124(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1月23日公布的2006年数字是100比121,编者注)。中国政府和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政策和法律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虽然处在社会转型中,但是社会中仍然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当妇女怀孕后诊断出是女孩时,就会有夫妇决定堕胎再等待生儿子的情况。这种对生命进行出生前选择的做法是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
莎佩雪:中国在上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因为计划生育强制堕胎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现在有关政策得到了修改。现在还有强制堕胎的现象吗?
彭希哲:我相信,从理论上说,应该从来就不允许有强制堕胎的现象,理论上所有当事人应当是自愿参与堕胎。但是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想多要孩子的愿望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政府机构或者是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会尝试劝说妇女去堕胎。
莎佩雪:现在还有将堕胎作为一种控制生育的手段的现象吗?
彭希哲:我想,我们必须承认,仍然有这种现象。每年中国有1600万人出生,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不能称没有强制堕胎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没有太大发展的希望,那里也没有像城市里那样的控制生育的手段,强制堕胎的现象还存在。如果城市居民在计划生育允许的指标以外想再多生,他们会选择缴纳罚金,把孩子生出来。在农村,干部的素质不如城市。在城市,人权是更多地得到尊重的,但是在农村仍然偶尔会有违反人权的现象发生。
为被杀的少女服务员-四川2万人示威焚烧宾馆
Rote Fahne News / 德国之声:据Rote Fahne News报导,去年12月30日,中国四川一名16岁的女服务员遭抢后被杀害,引起抗议示威。2万名愤怒的市民连续多日示威抗议当局的不作为和腐败,要求调查女孩子的死因。1月17日,示威达到高潮,群众冲击并点火燃烧一个四星级宾馆。
中梵问题“立场要强硬”-十七大前的中国大换班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胡温越来越稳固
这几天,香港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中梵关系看似缓和在即,但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主张,梵蒂冈在中梵问题上「不能继续妥协,立场要强硬」,并指现在是改变策略的成熟时候。另外,中共十七大之前,中国各地正在进行人事布局。德国之声香港特约记者采集如下。
据香港《明报》报道,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说,在与中国建交一事上,教廷要改变一贯政策,「我们多年来的妥协,在开始时是有用和必须的,但经过很多年后,我们却看见坏的一面」。报道写道:“刚於梵蒂冈出席为期两天的中梵关系特别会议的陈日君,接受美联社访问时,并无透露会议内容,只表示他曾写信给教宗,表示中国内地的信徒期盼他给予清晰的指引,「我认为,这刻最重要的事情,是检视现在和过去的工作,然后认清楚我们需要改变的策略。」在访问中,陈日君没有提及此行是否曾经单独会见教宗。”
报道接着写道:“陈日君说,教廷对中国爱国会限制开办神学院及训练神职人员,应该更坚定回应,「人们或不想称为强硬路线(hard line),我会称之为更清晰的路线(clearer line)。」陈日君说,教廷也应在其他事情上,表达更强硬态度。陈日君在访问中表示,相信比起爱国会,中国政府高层更有改变的准备,「外交部更有兴趣正式建交,政府高层更有国际视野」。他说,中国方面必须要明白,与梵蒂冈建交对国家整体利益有帮助。”
另据《明报》本周报道,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中国各地正进行广泛的人士重新任命工作。报道写道:“2007年过去不到一个月,内地的地方人事换班密锣紧鼓,河北、吉林两省的代理省长郭庚茂、韩长赋分别真除,四川省省长张中伟亦被常务副省长蒋巨峰取代,海南省委副书记罗保铭则填补了卫留成升任省委书记后留下的省长之缺。除了这些地方首脑的异动外,地方人事的变动还涉及党委常委、副省长、人大和政协,可以说面广幅度大,其中不乏出人意表的人事任免,显示十七大前中央的人事布局出手既稳又重。”
报道写道:“在这场大换班中,四川省委3名副书记甘道明、韩忠信和陶武先都将转入省人大或省政协,引人注目的是,年仅55岁的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晏永和也将转任政协,而他2005年才从达州市委书记升任省委秘书长的,本月出事的大竹县,正是达州市辖下,他的提前退休,难免令人联想到与大竹骚乱有关。”
上海人大会议开幕 韩正:社保违规资金已全部收回
【网讯】上海市市长韩正(图)在28日开幕的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经过各方面积极努力,目前已全部收回了社保违规资金。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前局长祝均一违规使用32亿元人民币的社保基金案导致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等多位政界、商界要人落马,同时已经因违规操作被判刑的前上海首富周正毅再次被捕据检察院证实也与他牵涉社保案中有关。
上海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28日上午开幕,上海市市长韩正在向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以大约一页篇幅的文字,反思了去年曝光的社保资金案。
韩正透露,社保案曝光后,上海成立了社保违规资金处理工作小组,经过各方面积极努力,目前已全部收回了社保违规资金。
他同时表示,上海市已经推出了《上海市社会保障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将加强对社保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韩正说,社保资金案给上海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他指出,这一案件“有多名政府重要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涉案,案件涉及资金数额大,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韩正承认,“社保资金案的发生,暴露出我们在制度上有缺失,管理上有漏洞,监督上有缺位。必须严肃对待,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他提出上海市要反腐倡廉,加强制度建设和对“一把手”的监督,进一步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切实从体制机制上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韩正的报告,通过本地电视、广播和官方互联网向外界进行了直播。现场旁听的还有各国驻沪领馆官员及市民代表。
据悉,被海外媒体指涉及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正接受调查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范德官以市委领导身分出席了当日的开幕式。范德官当日出席上海市政协会议的开幕式,澄清了此前海外媒体称他被“双规”的传言,未来几天他还将出席上海市人大开幕式和政协会议“社会主义新郊区新农村建设”的专题研讨会。
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除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给民营企业家张荣坤旗下的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案发后,中央据此对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据了解,张荣坤案发后马上就有媒体开始猜测张荣坤扔的这颗炸弹究竟还要炸出多少贪官,当时的评论称,“正如中共中央所认为的那样,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到目前为止,涉案的大小官员已经有数十人。
上海社保基金违规借贷给民营企业“福禧投资”的32亿元人民币资金,目前已可基本偿清。上海巿政府为此成立了处理小组,下令福禧投资在短短一个月内把主要资产转让以抵偿债务。不过,福禧持有的香港上巿公司“上海电气”8.15%股权如何处理仍没有明朗。
上海将反思社保案 范德官现身两会打破“双规”传言
【网讯】上海政协主席蒋以任27日在政协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表示,在新阶段的工作中,上海的政协要加强民主监督工作,特别要重视和发挥民主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被海外媒体指涉及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正接受调查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范德官以市委领导身分出席了当日的开幕式。
另有消息称,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28日将在上海市人大十届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较大篇幅的论述社保案、“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反腐败等内容。他将强调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要认真整改。
范德官现身上海两会
范德官当日出席上海市政协会议的开幕式,澄清了此前海外媒体称他被“双规”的传言,未来几天他还将出席上海市人大开幕式和政协会议“社会主义新郊区新农村建设”的专题研讨会。
范德官去年12月31日出席上海的迎新年晚会后,就没有公开露面,日前,上海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范德官牵涉社保基金腐败案正接受调查。57岁的的范德官曾任上海市农委主任、市农村党校校长,是前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主要助手。陈良宇上台后就提拔他出任市委秘书长。去年9月,范德官的副手、上海市委前副秘书长孙路一已因涉社保案被查。副部级的范若落马,将是继陈良宇后涉及社保案的最高层上海官员。
上海政协要求加强反腐监督
蒋以任在作全会报告时指出,汲取社保案的教训,上海市政协将根据社保案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加强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加强对事关群众利益的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并组织好委员参加有关部门的调查和专项检查活动,继续搞好特邀监督员和政风行风测评等工作,还将在适当时候召开视察工作会议。
虽然这次上海两会没有专门讨论反腐倡廉的议程和会议,但据了解,一些代表和委员还是对此相当关心。
另据了解,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反腐败工作的代表委员还有很多,一些人大代表还专门针对社保案和周正毅案写了议案,主题涉及反商业贿赂、完善社保基金管理等,将陆续在会上口头或书面提交。
政府工作报告将反思社保案
另据《大公报》报道,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28日将在上海市人大十届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较大篇幅的论述社保案、“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反腐败等内容。他将强调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要认真整改。
在这份即将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06年工作回顾”、“和谐社会建设”、“政府自身建设”等多个部分都提到社保案和反腐工作。报告指出,总结去年查处的社保案,暴露出政府在制度上有缺失,管理上有漏洞,监督上有缺位,必须严肃对待。
在“政府自身建设”章节中,专门有“切实加强廉政建设,从源头上加大防治腐败力度”的条款。报告指出,中央严肃查处陈良宇的严重违纪问题,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和态度。上海一定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报告又提出,政府要推进建设反腐倡廉制度,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并创新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障作用。深化落实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完善政府采购和产权交易制度,健全干部轮岗交流、离任审计制度。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强化责任追究。
林树森当选贵州省长 钟世坚当选广东省珠海市市长
【网讯】中国地方党政首长换届工作继续进行,林树森当选贵州省省长、钟世坚当选广东省珠海市市长。此外,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则可望于近日选出杜德印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现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府秘书长刘晓晨,则可望出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据新华社报道,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7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林树森为贵州省省长。林树森自2006年7月起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他是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广东省珠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钟世坚为珠海市长,而中共珠海市市委书记邓维龙,则当选为珠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此前,钟世坚为珠海代理市长。
福建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于27日增补张燮飞为省政协副主席。张燮飞今年五十二岁,2005年5月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重庆市政协第二届第五次会议则于27日增选原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原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陈万志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安徽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6日选举杨多良为安徽省政协主席。杨多良于2001年10月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是中共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九届人大代表,去年9月起不再担任省纪委书记。
此外,广东省政协九届十七次常委会议26日增补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吴小莉为省政协委员。
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则可望于近日选出杜德印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现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府秘书长刘晓晨,则可望出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8日选举刘海生为政协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
在28日举行的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原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马正其被选举为重庆市副市长。同时,原重庆市副市长陈光国和刘隆铸、胡健康等三人补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侯守渠、熊懋仁补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新当选的重庆市副市长马正其为重庆永川人,1959年生,中央党校研究生。马正其于2002年担任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至今,主持万州区委全面工作、深谙三峡库区移民、产业发展等相关工作。此外,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烈、唐情林、唐纲有等辞去该市人大副主任之职。
中国政改悄然提速 地方党委换届主打“三减改革”
近日出版的《人民论坛》杂志刊登文章说,以中共地方党委副职“瘦身”为代表的减人、减层、减线的“三减改革”,正在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新的增长点。
《人民论坛》杂志是人民日报社主管的时事政治理论半月刊。杂志文章指出,中共地方党委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已经悄然提速,其中减少副书记职数是中国政改组合拳中的开局之作。
“三减改革”是指目前中共地方党委换届中推行的三项措施:减人—精简党委班子职数;减层—减少副书记职数;减线—扩大党政交叉任职比例。文章说,“三减改革”的目的在于初步形成常委分工负责的机制,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健全党内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理顺党政关系。
文章指出,“三减改革”推出的背景,是因为目前中国地方党委决策层次多,影响党委集体领导作用的发挥。长期以来,各级地方党委通常设置书记、副书记五六名,有的甚至六七名,接近甚至超过常委会成员的半数。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常委会代替全委会、书记办公会代替常委会等不符合中共党章的情况。
其次是分工交叉重迭,降低领导班子的工作效能。如一个县既有管教育的副县长,又有管教育的中共副书记,要审批一件具体的事情,副书记、副县长都要请示到才能审批。
三是党政职责不明晰,削弱领导班子的执政能力。由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组织常常越俎代庖,包办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组织的工作,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严重影响决策过程民主化、科学化。
文章认为,“三减改革”是中共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积极主动地推进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在政改棋盘上投下的三枚意味深长的棋子,此三项改革中,则又以减少副书记职数份量最重、难度最大。
文章说,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换届工作不仅仅是个换届的问题,中共中央正把这项工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那就是以此着力推动领导班子配备改革,以进一步完善中共地方党委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专门发出通报,要求整体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切实精简领导班子职数,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加强对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探索。
这表明减少副书记职数只是中共中央为优化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而打出的一系列政改组合拳中的开局之作。
主教人选任命成中梵关系核心点 北京或借鉴越南模式
【网讯】随着梵蒂冈近期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教宗承诺将公开致信中国天主信徒,坊间针对处微妙状态的中梵关系猜测颇多,据权威人士透露,中梵双方在原则问题上各不让步,目前仍处僵持状态,而主教人选是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已然成为中梵关系下阶段能否取得突破的“开门钥匙”。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这位权威人士表示,中国政府近年对待宗教的态度已明显开放和宽容,在对待中梵问题上也更务实和抱有诚意,近期特别将内地天主教一些教区祝圣主教一事多次告知梵方,而梵方对此多有忽略,在具体问题处理上欠缺灵活性和直率态度。
该权威人士亦表示,梵蒂冈近日发布的公报力图透过某些信息释放善意,以及对中国教会自行选拔的主教表示认可,有其积极的因素,但在双方处于目前这种格局状态下,单方面宣布广东主教任命,或将制造新的障碍,对下一步的进展将产生不小的影响。
他说,中国教会今日的复杂局面,是由历史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中梵之间的分歧应放在历史、政治的高度上加以探讨,而非依靠单纯的某一法典就能解决的,需要双方的妥协、让步。不要总是就某个问题冲突不断,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这位权威人士透露,广州、贵州、宜昌、宁夏等近十个教区已选出候任主教,正等待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正式批覆,年内有望举行主教祝圣礼的教区料不会少于八个。另据透露,湖南、江西等教区也正式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表示所属教区选圣主教条件已成熟,希望启动选拔候任主教相关工作。
该权威人士希望,梵蒂冈的诚意不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多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实际工作,“历史上梵蒂冈与多个国家达成了很多协议,主教任命并非只限于法典上规定的一种模式。”
此前有消息称,中国和梵蒂冈可能采取“越南模式”来解决主教任命问题,即由梵蒂冈在三名候选人名单中提出一位合适人选,经越南官方核准,从而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主教人选。该人士对此明确表示,不失为一种借鉴,但中国不会照搬越南模式,同时不排除有另外的可能。
对于罗马教廷日前表示要设立中国事务专门委员会,以及教宗将致中国天主信徒的牧函,该权威人士毫不隐讳的表示“密切关注”。他说,“罗马教廷针对中国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的规模、人员组成、及实际运作形式,我们都很关注,而教宗公开发表的牧函,我们相信应该是有利于中梵改善的,而不要是再制造紧张,影响下阶段中梵关系的走向。”
至于中国政府未来是否也设一个涉梵蒂冈事务的委员会,该人士表示,北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罗马教廷恢复接触以来,已经有相关部门配合负责处理涉梵事务,无需特别设立一个形式上的机构。
有报道分析预测,香港主教陈日君枢机有望在上述教廷委员会担任职位,当被问及对此有何看法?这位权威人士表示“拭目以待”。他说,“不会起好作用,但很多事并非由个人意愿决定,我相信教廷会做出合适的考虑。”
北京“两会”强调反腐 刘淇:奥运已全程审计确保廉洁
【网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27日在参加北京人大代表讨论时指出,廉洁奥运是首都廉政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和重点领域。为此,必须加强对奥运筹办工作的审计,加大对奥运场馆建设、专项资金和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等环节的监督力度。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反腐问题成为北京“两会”代表委员共同关注话题。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权色交易问题去年6月被撤职。北京人大代表就此提出疑问,指身为北京高官居然生活如此腐化。对此,刘淇指出,官员生活作风问题不容忽视,要加大对官员监督和反腐教育,坚决杜绝官员有声色犬马的不良生活。
刘淇日前在北京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曾指出,要抓住刘志华这个典型案件进行警示教育,有针对性地在全市党员干部中集中开展作风建设教育活动。严肃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对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依纪从严查处,要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力度,促进预防腐败机制的完善。
刘淇特别指出,今年是奥运筹办工作的决战之年。廉洁奥运是首都廉政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和重点领域。加强对奥运筹办工作的审计、纪检监督,加大对奥运场馆建设、奥运专项资金和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等关键环节的监督力度,在市场开发、招投标、原材料采购、工程监理等各个环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堵塞漏洞,杜绝一切隐患。结合今年即将举行的23项奥运测试赛,实现对奥运场馆建设、赛事场馆运行团队、测试赛运行的全程监督。
台湾人+香港居民身份 吴小莉当选广东政协委员惹争议
【网讯】广东省政协九届十七次常委会议在广州闭幕。会议增补了76名新省政协委员,包括省委副书记蔡东士,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国聚,广州市常务副市长沈柏年和原梅州市市长何正拔。值得一提的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吴小莉名列其中。
吴小莉在香港居住多年,以香港居民身份出任广东政协。在台湾,台北的移民署主任秘书何荣村指出,根据法例,台湾人不可以在大陆担任政府职务,若吴小莉以台湾地区护照入境,将面临最高罚款五十万新台币。但若果她用香港身分证入境,移民署就可能因为她有政协身分,拒绝签发入台证。
但陆委会官员指出,法例并无清楚界定,持有港澳身分的台湾人,代表港澳居民团体,是否违法。
此外,广东省政协九届十七次常委会议,讨论了省政府工作报告和省法院、省检察院2006年的工作情况通报。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九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提案工作报告(草案)、关于召开九届五次会议有关安排的建议和各专门委员会2006年工作报告(书面)。
同时,会议同意王亚忠、杨芹溪、张孝娟等43人因年龄或工作岗位变动等原因辞去省政协委员职务,任命吴紫骊为省政协副秘书长,同意黄成柱辞去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职务;撤销罗传厚、谢新民、潘甜美、王庆茂等4人的省政协委员资格。
澄清病情恶化传闻 副总理黄菊对电力工作做批示
【网讯】久未露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26日以文字形式,对中国电力工作做出批示。在本周境外传出黄菊病情恶化的消息后,估计他此时发出批示,意在辟谣。
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本月25日至26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黄菊的批示首先肯定电监会成立四年来,“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在电力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以加强安全监管为重点,依法开展各项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黄菊又说,当前电力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希望电监会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稳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探索改革的方法和路子,为促进电力工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自去年初传出患癌消息后,黄菊过去一年里一直很少露面。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11月初为上海的“200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主持开幕。之后有消息说,他因病情反复,经中共中央特别批准,长期在上海治疗养病。据信,他目前仍在上海。
最近北京举行的几次重要会议,包括中纪委七次全会,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及本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均不见他出席。
另外有分析指出,黄菊这次对电力工作做文字批示,也是就近日有关山东鲁能集团的七百亿国资流失传闻作出反击。1月8日出版的中国《财经》杂志指出,原本由具有垄断地位的电网系统职工控股的鲁能集团,已经“在内部人严密运筹之下”完成了职工退股。现在集团91.6%的股份都由“两家名不见经传的神秘公司”所拥有,该集团的总资产估计值738亿元人民币。
可以说,《财经》杂志对中国电力改革的结论,跟黄菊的看法实在十分不同。黄菊认为“电监会成立四年来”,“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积极稳妥地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但《财经》杂志却在有关鲁能集团的报道直指:“自2003年以来围绕着改制发生的种种交易,均涉嫌违规”。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多年跟随江泽民、跟黄菊一样也是长期在上海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也在其批示表达了力挺黄菊的立场。新华网引述曾培炎指出,“2006年,电监会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换言之,曾培炎似乎也是非常不认同《财经》杂志的报道:据《财经》的报道,引起极大争议的鲁能职工退股,也是始于2006年初。
报道引述曾培炎指出,“电力体制改革取得新的进展,电力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和完善,电力市场试点取得一定经验,电力监管迈出实质性步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据《财经》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鲁能集团在把控权股转到神秘的私人公司前,出现过一些被指涉嫌违规的交易;在短短数年间,鲁能集团总资产迅速膨胀,本来“只有五个人,一间办公室”鲁能集团总资产在十一年间由约26亿元急升至738.05亿元,位居山东榜首——集煤电、矿业、房地产、工程建设、金融、体育俱乐部于一身的“鲁能王国”。经过了一连串的复杂的股权变动后,现时鲁能集团实际控制人是一名叫“赵兴银”的人。
曾培炎在会上又批示:2007年,希望电监会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履行电力监管职责,“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似乎,鲁能改制是一定会继续进行的。
分析指出,现在黄菊和曾培炎高调出面力挺中国电监会和电力改革,显示黄菊和曾培炎都不承认在中国电力改革上出现监管不力,导致国资流失的指控。曾培炎在会上甚至指出,2006年,电监会积极探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由此观之,黄菊出面做出批示,显示他一直会坚持工作和其相关权力直到最后一刻。鲁能引伸出来的电力改革问题,似乎已成为中共10月举行十七大前的一个重要争论焦点之一,而这场争议的结论,对于未来中央的政局发展,可能也有甚大的影响。
天主教香港主教陈日君要梵蒂冈对华策略变强硬
【网讯】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表示,梵蒂冈寻求和中国建交时,必须改变对华策略,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现时是时候评估情况和过去多年的做法,改变对华策略。
陈日君26日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说,教廷多年来采取妥协态度,初期是有需要妥协,但经过多年后可以见到坏的副作用,如大陆爱国教会对其他传教活动有诸多限制,梵蒂冈应以更坚定及强硬立场回应。
陈日君又表示,中梵双方都知道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好处,但他指有人从中作梗,影响双方改善关系。又说,中国高层希望和梵蒂冈加快建交,是希望可以加强中国在国际间的声望。
对于陈日君的说法,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在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回应指,大陆教会支持中梵改善关系:“不管是谁说的,他又不在中国大陆,他怎么知道大陆教会和政府的看法?中国大陆教会没有反对中梵关系改善,都是主张改善得愈快愈好。”他希望任何人,不要做不利双边关系的事。
梵蒂冈教廷日前结束为期两天的中梵关系特别会议后,认为有必要与北京开展相互尊敬、建设性的对话,消除过去的误解,继续 寻求努力改善中梵关系。北京方面对梵蒂冈的这一声明谨慎地表示欢迎,并坚持梵蒂冈必须先与台湾断交。
有分析称,种种迹象表明,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正在迅速改善之中,双方各自做出了一些让步;甚至不排除在协调并任命主教方面已经或即将达成一些协议。
众所周知,自1949年后北京就与梵蒂冈断绝了关系,一如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最近几年,中梵关系有所缓和,双方都有将关系正常化的意愿。首先,在梵蒂冈方面,中国教徒众多,而且近年有激增之势;中国几乎是最后一块未能归属梵蒂冈的教区;在北京方面,长期与梵蒂冈脱离联系,与国际化、现代化形象不符,再加上由于与梵蒂冈关系不睦,反而导致地下教区激增。
近年北京提出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只有两个条件:一是梵蒂冈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关系;二是主教任命权必须掌握在中国手中。两个条件中,前者基本上不是大问题,关键在于主教任命权上。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北京对梵蒂冈是否会利用宗教从事颠覆中国政权,一直不甚放心;而梵蒂冈方面则坚持主教须由梵蒂冈方面遴选、核准和任命。
本笃十六世2005年4月上任后,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方面释放出不少善意。但由于主教任命权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因此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去年,中国一些城市的主教年老去世后,由于中国和梵蒂冈尚未达成主教任命协议,因此由中国自行任命主教的行动再次在中梵关系中掀起风波。
最近几个月,各种迹象显示,中梵双方似乎在主教任命问题上有各退一步的意愿和动作。日前,中国广州教区的主教经梵蒂冈核准后,正在等待北京批准的消息,似乎给了人们一些这方面的信心。
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落马 药品审批注册部门大换血
【网讯】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的“落马”,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SFDA)这个成立不到十年的机构处在风口浪尖。虽然司法部门还没有披露郑筱萸案的细节,但知情人士透露,郑筱萸案所牵涉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一个案子,而是药品审批注册监管方面的一连串问题。
《21世纪经济日报》报道,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少有地就郑筱萸案听取了监察部的汇报。郑案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最令中央震怒的是,郑案不仅仅是个人腐败,而是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涉及到不同层次药监系统和地方局的官员,影响恶劣。”一位接近专案组的人士说。
最新消息显示,郑筱萸案还涉及到他的家属,其在某医药公司任职的儿子也一同被捕。从郑筱萸到他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再到辽宁省原药监局局长张树森的先后“双规”和被捕,外界认为,郑筱萸案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单个人的腐败问题,而是他身后的药品监管体制。
注册部门大换血
由于郑所涉的是整个药品监管体系的问题,国家药监局开始了系统性的补救措施。“很多正常的行政工作都停止了。”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官员说。从去年8月底到现在,国家局除了审批进口批文和部分补充申请外,其它品种的审评、审批工作全部停止了。
“很多新开工厂家都等着批文生产,由于审批、审评工作停止,花了大价钱造的生产车间和购买的设备将搁置等待。还有那些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研制新药的厂家。他们都处在生死攸关的境地。”一名制药企业的负责人抱怨说。
而整个药监系统郑筱萸任期上的药品注册进行了一次被业内称为“注册9?11”的行动——2006年底,国家药监局决定对2005年1月1日到2006年8月31日之间,已经通过各省局组织的现场核查并已获通过,资料已经报到国家局的所有品种重新进行现场核查,并在2007年6月以前完成。
“这意味着16万张批件要再注册。”一名制药界人士说。不过,由于企业的上书和协会的反映,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药监局的这些强烈的反省行为。一位颇为熟悉国家药监局内情的人士说:“他们担心,度如果没有把握好,整个药监的监管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
药品审批腐败链
1998年药监局从卫生部分离出来起,药监局走了将近十年。郑筱萸出任第一任国家药监局局长。“之前国家对药品的管理是比较混乱的。新药注册申请递交上去好长时间都没人受理。”此间的一名制药业人士回忆说。
国家药监局作为一个专门的机构成立后,出台了《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确立了一套药品注册管理体制。国家药监局的第一把火就是“地标”升“国标”——将地方局批准药品的权力全部收回,推进地方药品标准转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工作。
1998年之前,地方完全可以批准仿制药。从1999年开始,药品批准文号的核发,改由新组建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来执行。到2002、2003年,国家药监局完成了所有地方标准品种转国家标准品种工作,所有药品统一使用“国药准字号”,这意味着企业必须重新在药监局进行药品注册工作。
由于中国制药企业大部分处于低层次竞争状态,生产门槛并不高,同质化生产的现象十分普遍。又由于新药(指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能拿到较高的定价权,大多数厂家忙于将原来的“普药”(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或使用多年的常规药品)改变包装、剂量和用法,并加入一些无用成分,申报注册成新药。
“这些报批药品同质性很强,批哪家,不批哪家,药监局直接决定。”上述人士说。
根据制药界人士表述,按照“地标升国标”的程序,医药厂家须先把材料交由省药监局;经核实签字盖章后,送至国家地标办;国家地标办处理完毕送到国家药典委员会;专家论证后,由秘书长签字,送至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化学药品处或中药处;经过检验合格后送至药监局注册司司长处签字,审批方能通过。在这条“审批作业线”上,多名国家药监局官员因贪污受贿落马。
邱晓华案 中央把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
中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严重违纪案件,查出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
香港《大公报》26日刊发署名评论文章表示,事件显示中央对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正真抓真管,常抓常管,把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
文章说,中央纪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邱晓华开除党籍处分和行政开除处分;建议依法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处理中释放出的几个关键词:“社会政治影响”、“涉嫌重婚犯罪”、“公务员法”越多发人深省,令人反思。
曾几何时,某些官员自以为生活作风是小节,无关紧要。而一些地方选拔官员,往往忽视对干部生活作风的考察,甚至提出不要因为小节影响干部前途,“挫伤”其工作积极。近年来,一些官员在腐朽生活方式面前软下腿来,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丧失殆尽。
有的官员虚荣心膨胀,羡慕奢华,骄奢淫逸;有的官员心态扭曲,精神空虚;有的官员盲目攀比,贪图享乐;有的官员纸醉金迷,玩物丧志。傍大款、养情妇、好赌博,整日吃喝玩乐,将公款高消费娱乐看成“家常便饭”,将沉缅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作为一种荣耀,最终堕入犯罪深渊而一蹶不振。
文章指出,中央对邱晓华的处理,特别对其涉嫌重婚罪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警示所有的官员,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都是从生活作风的小事开始的。对于官员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就是要像对待腐败行为一样严惩不贷,依法究责。
众所周知,刚刚结束不久的中纪委全会特别强调官员生活作风,将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就是要在从源头和细节上防微杜渐。胡锦涛一再强调,要认真解决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而紧接着北京市出台规定,要求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婚姻变化必须要向组织申报。
文章认为,从中央到地方这一系列举措可以让人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共中央预防腐败的部署更加深入细致,将领导干部生活细节纳入反腐体系是反腐的进一步深化。中央对邱晓华严重违纪案件的严肃查处,充分说明中央对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正真抓真管,常抓常管,进而建立和完善反腐败长效机制。
痛批执法不严 湖南衡阳市人大否决法院工作报告
【网讯】中国再发生地方人大会议否决政府、法院或检察院工作报告。26日闭幕的湖南衡阳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衡阳市法院递交的《关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未获通过,原因是赞成票未达到应到代表人数一半。据消息透露,这个报告得到的赞成票连三成都不到。
官方的衡阳新闻网26日报道这一届的衡阳人大闭幕时只简单地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报告、检察院报告、财政报告及预算报告都获通过,但“《关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因赞成票未达到应到代表人数一半而未获通过。”报道并没有解释法院报告得不到过半代表支持的原因。
而据了解,衡阳市人大是在周三审议法院报告的,当时大会执行主席人大副主任林同军宣布对法院工作报告进行表决时,突有代表从会场上站起,他指衡阳市法院在判决案件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大判人情官司、金钱官司,不尊重下级法院的判决,随意更改判决结果,打官司不请法官吃饭洗脚和送红包就打不赢官司。再者,法院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等。他表示,如果这样的法院所作的工作报告我们代表今天都表决通过的话,那我们就愧对人民代表这个称呼,那我们到底代表谁?他的话得到全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支持。
在随后的投票时,大多数代表举手反对,由于会场没有安装表决器,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清点手掌数。经过两轮点票,四百四十五名到会代表中只有一百三十人举手支持,得票仅百分之二十九。
青岛市人大批准副市长崔锡柱辞职 曾分管住房公积金
【网讯】青岛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25日下午在市人民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了接受崔锡柱辞去青岛市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姜永生辞去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青岛日报》报道,崔锡柱任内分管工作主要有协助市长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厅及发展改革、监察、人事、统计、政府法制、物价、保密、住房公积金、投资类企业等方面的工作,负责重大项目和第三产业的协调。负责联系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工作。
崔锡柱简历:
1948年1月出生,历任中共平度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市长,中共胶州市委书记,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中共青岛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府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崔锡柱是中共山东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山东省第八届人大代表。
张荣坤案发 上海福禧秘密卖楼欲偿还34亿社保基金
【网讯】福禧集团负责人张荣坤因上海社保案落马后,关于他旗下公司如何偿还非法挪用的人民币34.5亿元的社保基金备受关注。最近传出,张荣坤拥有的福禧大厦已经以3.2亿元的保底价秘密出让还债。前“上海首富”周正毅日前也被指因涉社保基金案,日前被再次拘捕。而多个渠道证实,周正毅案的侦查还在继续。
《上海证券报》报道,张荣坤旗下福禧大厦日前以3.2亿元的保底价秘密出让给某上海市上市企业。福禧大厦位于浦东新区“张杨路25号”,属于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区范围内,总面积13753平方米,包括四层商铺及十五层写字楼。
据一份非正式管道流传出的评估报告显示,商铺部分的估价为9700万元,写字楼部分估价3.04亿元,总体估价近4亿元。知情人士透露,3.2亿元的价格是保底价,本月20日之前可用福禧的资产名义进行交易,如果交易不成,相关部门就要收回公开拍卖,所以出让方要求购买企业须在19日之前一次性付款到位。
另据《21世纪经济报导》报道,福禧名下最大一块资产上海路桥发展股份公司的控股权,已经悄然由福禧的最大债主上海年金中心接手。
现年38岁的张荣坤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事发前为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他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2004年以20亿资产荣登胡润百富榜第39名。2005年,当选“中华百位慈善人物”。
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除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给民营企业家张荣坤旗下的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案发后,中央据此对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据了解,张荣坤案发后马上就有媒体开始猜测张荣坤扔的这颗炸弹究竟还要炸出多少贪官,当时的评论称,“正如中共中央所认为的那样,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到目前为止,涉案的大小官员已经有数十人。最新的情况是,前上海首富周正毅传因涉及上海社保基金案,日前被再次拘捕。周正毅此次以行贿罪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罪名再度被捕,知情人士均表示一为情理之中,一为意料之外。
行贿罪为情理之中。事实上,早在海鸟发展的唐海根被撤销上海市政协委员资格的通报中,即已现出端倪,唐海根乃周正毅的得力干将,是周正毅之兄周正明的妻舅。据了解,在周正毅的行贿名单中,可能还包括原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刘金宝。周正毅收购“建联通”所用17亿贷款,正是刘金宝“主政”中银香港时贷出。
相较于周正毅第一次获罪的轻罚三年,此次周正毅的另一罪名——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则可轻可重,其最高刑可达死刑。法律界人士表示,对于何为“特别巨大”,最高院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但是实践中一般掌握模拟,差不多500万以上就算特别巨大。
据法律界人士分析,之所以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因为此罪虽然是单位犯罪,但是根据司法解释和最高院的会谈纪要,可以不追究单位责任,而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工商数据显示,周正毅旗下的四个上市公司,其本人都不是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说,单位犯罪的罪名,难以追究周正毅的法律责任。但是虚开一罪就不一样了,只要证明周是指挥者或者直接责任人,他就难逃其咎。
权钱交易横行 中国新阶层“仇官”心态渐盛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文称,一项针对中国中西部私营企业的调查发现,由于部分官员以权谋私,使得有些中小企业老板被迫接受权钱交易的“潜规则”。私企老板不满官员腐败,已经出现“仇官”心态。
文章说,多数民营企业家及公司老板最痛恨官员搞“权力寻租”,以权力配置市场资源,扭曲正常市场经济原则,使守法经营者被迫接受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企业为此支付的“隐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
据陕西省民营企业家估算,企业一年销售额人民币四千万至五千万元,打点各级官员的“渠道费”至少要花掉四百万至五百万元。这名私企老板说,这样的“潜规则”让他深恶痛绝,但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适应,还不敢举报。
据重庆市检察机关调查显示,商业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已成为“潜规则”。工程建设、医药购销领域是商业贿赂犯罪高发区,并朝向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及电信、金融等行业延伸的趋势。
据统计,去年重庆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中,领导干部涉案增多。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涉嫌犯罪共63人,占立案总数的29%。但部分官员掌握单位、行业、部门的各种投资和经济往来审批权或决策权。
调查显示,大型企业或知名企业家由于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遭遇“吃拿卡要”、“潜规则”情况相对较少,权力部门对他们有所忌惮。但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抗衡能力,许多私企老板对此深恶痛绝。
中国相关部门统计,1999年中国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下降为235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文章说,企业户数锐减有多种因素,其中营商创业环境问题不容回避。
学者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对中小企业各种名目的收费和罚款太多,使得企业自主创业的“油水”几乎被榨干。
在此情况下,一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不断膨胀,甚至以非正常手段宣泄。一名私营企业主说,在官员权力无法受制约的情况下,群众透过“闹”来施加压力,上级领导或纪检部门可能介入,官员就会被迫收敛。
此外,不少中小企业老板为维护利益,积极寻求政治地位,参政议政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表示,权利导致腐败,如果能参政议政,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也许是遏止权力寻租的出路。
专家说,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何遏制腐败,防止部分中小企业老板“仇官”心理非正常释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各方共同关注。
中央提升监管部门级别 成立网络宣传局统管互联网
【网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的同时,中央成立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这一新机构,据分析,该机构的规格应该高于国新办网络局,这表明高层可能会组建一个级别更高的部门专事管理互联网信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共政治局23日下午举行集体学习,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局长李伍峰以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负责人的身份为政治局讲解有关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对外界来说,中央外宣办网络宣传局是一个新的机构,规格应该高于国新办网络局。
胡锦涛日前表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加强规划、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充实队伍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强信息产业发展与网络文化发展的统筹协调,切实把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的要求贯彻到网络技术、产业、内容、安全等各个方面。
对数量庞大的网民,中央也希望能够正确地引导舆论,而不是任由网民在网上泄愤。最近两年出现的网上大串联让中央有些被动,前一阵在北京动物园附近爆发的抗议猎杀狗宠物,以及此前的反日游行示威都表明网上虚拟社会的力量是可以延伸到现实社会中的。
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无疑是加强了对网络的管理,也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网络实名制似乎也有了更多的舆论支持。然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信息的自由畅通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对政府来说,如何人性化的管理,既不激起人的反感,也能让海内外舆论信服,还有很长的路走。
中国目前对互联网的管理主要由宣传、文化、工商、公安、信息产业、教育等部门参与。其中,文化部门主要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工商部门主要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登记,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网吧活动;公安部门主要对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进行管理,打击网络犯罪;电信部门主要查处非法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接入服务、服务器托管服务的行为;教育部门主要对校内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进行管理。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这些“多头管理”表面上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但各部门之间仍缺乏协调和配合,各管理部门的行政级别最高只是局级,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专业部门在全局上统揽互联网管理工作。
中国高层对互联网的重视也从侧面证明官方将继续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胡锦涛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
据了解,2000年以来,胡锦涛多次强调管理网络信息的重要性,表明高层意识到网络影响的迅速扩大已经对官方以电视为主的宣传方式构成威胁。但仍有很多官员对网络缺乏了解,一旦高层提升网络管理部门的级别,也将提醒各级官员重视互联网信息。
据官方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网民已经达到1.37亿,其中宽带用户已经达到9070万,手机上网人数已经达到1700万。中国内地网民主要集中在18至24岁年龄段,占所有网民的35.2%,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17.2%。学生仍是网民的主体,占所有网民的32.3%。
调查也显示,在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上,互联网以47.4%的比例高于电视的30.6%。同时,中国网民对网络电视的需求达到36.3%,超过即时通讯软件。这些表明,未来在信息传播上,电视将更多的受到网络的挑战。
“酣睡代表”滥竽充数 人大代表会议成睡觉好去处
近日在中国的网上刊登出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酣然而睡的照片。摄影记者在图片旁配发了这样的评论: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酣睡,那怎能将民众的嘱托表达好,又怎能为民众说话,让民众放心?有分析指出,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履责机制和问责机制等都存在漏洞。此外,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山会海导致开会时间长,但往往却不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这也让那些经常不得不参加会议的人形成开会不如睡觉的心态。
《大公报》评论文章指出,在辽宁省第十届民众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个别人大代表在会议上酣然而睡,激烈的会场鼓掌声也没能唤醒他们的沉睡。有人认为,这些酣然入睡者比那些“佯装派”要高一个等级,已然都是会议老油条了,大大小小的会议参加过不少,一路大概都是这么睡过来的。“佯装派”是指以前的人大会上曾经活跃着的一群“举手代表”,光知道稀里糊涂举手,别的一概不管,不知何谓代表的使命。
评论认为,人代会成为睡觉的好去处说明有一部分代表是滥竽充数之辈,浪费纳税人的财富。试问:他们睡着觉能代表什么?“酣睡代表”参加人代会都只带着睡觉的任务,可想而知,在非会期间,他们会在公共领域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有何作为。之前,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因为紧急建议叫停银联卡跨行查询收费而获得社会一致好评,但是人们期待产生的“黄细花效应”并未产生,而是一次又一次看到的仍然是由律师等普通人发起的正义议程,来自人大代表的声音凤毛麟角。
相反,一些奇怪事件却屡屡发生,譬如某律师起草了制止公款吃喝的立法建议,在媒体上征集人大代表支持,却无一名代表作出回应;深圳市民李红光从群众中收集了12条建议,却只能通过刊登广告寻找代表。
分析指出,显然,用个人实际行动积极代表并维护民众利益的人成不了人大代表,酣然而睡的人却挂着光荣的红色代表证坐在庄严的人代会上,这是一个鲜明的反差。在这背后,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人大代表的履责机制,人大代表的评价机制,以及人大代表的问责机制,可能都是有漏洞的。正是这些漏洞的叠加,让公众看到了难以忍受的庄严人代会上的酣睡一幕。
七家跨国公司曝商业贿赂内幕:收回扣是行业惯例
【网讯】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日前破获上海首宗系列商业贿赂案,麦当劳、麦肯锡、富士施乐、瑞士工程公司ABB Ltd.及惠而浦等七家著名跨国公司22名职员涉嫌受贿而被立案调查,涉案金额达400多万元,部分犯罪嫌疑人辩称收受回扣是“行业惯例”;该案也令上海世迅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声名大噪”。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上海世迅网络创立于1977年,主业为综合网络布线系统、IT基建工程等,该公司在业界名气不大,但通过行贿手段,拿下了包括麦肯锡上海公司在内等众多跨国公司的项目。
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调查显示,上海世迅总经理王军和项目部经理吴仁从2005年底至2006年初,在承建工程项目中,向麦肯锡公司计算机部主管汪依群和员工沈通分别行贿15万元和30万元。
据介绍,在过去数年,王军等先后向麦当劳中国公司技术主管陶进南行贿2.27万元;向捷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部经理钱卫行贿2万元;向ABB中国公司财务部IT工程师崔贤伟行贿12.4万元;向上海ABB公司IT经理沈中远行贿3万元;向上海ABB公司IT工程师李晓玉行贿2万元。经查实,接受王军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包括部门经理、技术主管、IT工程师等在内,共有13人,涉嫌行贿受贿金额130万元。
随后富士施乐、惠而浦两家跨国公司员工受贿事实也被曝光。至此,整个行贿受贿的路线图完全暴露,7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员工卷入其中。
据报道,麦肯锡相关人士表示,现在已对该两名员工进行停职处理而进一步的处罚要等到法庭定性判决后。此前有媒体报道,麦当劳中国公司已经开除了受贿员工。而对这22个涉案人来说,更严厉的处罚还在后面。
这是中国政府开展专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以来,上海破获的首起系列商业贿赂案。近年来在中国官方举办的公开招标中,暗地进行钱权交易的案例仍不胜枚举,商业贿赂可被称为中国商场的潜规则。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范围。
有分析人士指说,这次行贿调查反映出上海在全国展开的反腐努力中发挥的作用。此前,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因为涉及腐败案和滥用政府养老基金被解职,是中国反腐中落马的最高级官员之一。官方透露,在2006年头8个月当中就有17500多名官员因为腐败指控受到惩罚。
有评论指出,从政治层面看,商业贿赂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从业人员,滋生腐败现象和经济犯罪,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据了解,在中国官方举办的公开招标中,暗地进行钱权交易的案例仍不胜枚举。不论是政府采购,或是土地公开招标,都还存在不少灰色地带可供官僚操作与商人行贿空间,商业贿赂被称为中国商场的潜规则。
黄云龙任广东副省长 张燮飞将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网讯】广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5日表决通过任命广东省委常委、原佛山市委书记黄云龙为广东省政府副省长。本次会议还通过决定,罢免了刘维明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此外,正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将于27日补选张燮飞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香港《文汇报》报道,在当天的会议上,广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任命黄云龙为广东省政府副省长,任命金正佳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此次会议还通过决定,罢免了刘维明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决定指出,刘维明因严重违纪问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决定罢免。
另据可靠消息称,正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将于27日补选张燮飞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张燮飞今年52岁,福建龙岩人。自1984年起,历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南平地委委员、武夷山市委书记,福建省南平市委副书记、福建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福建省龙岩市委书记。
2005年5月当选为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现任福建省委委员、统战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部分正在福建省出席政协会议的港区委员对本报表示,相信张燮飞此番兼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将有利于开创福建省统战工作新局面。
来自福建的消息说,出生于革命老区龙岩的张燮飞,对老区百姓怀有很深的感情。1998年至2005年,张燮飞在龙岩主政七年有馀,以勤勉实干睿智将较为落后的龙岩地区带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
统计显示,与2001年对比,2005年龙岩地区生产总值从福建全省第八位上升到第六位,增速从第九位上升到第四位。而他本人行事风格则一向低调务实。上任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长以来,张燮飞以清新活力亲和,将福建省统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也赢得港澳乡亲的良好口碑。
另据湖南红网的报道,25日闭幕的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接受许云昭辞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职务,任命夏国佳为省司法厅厅长、张硕辅为省水利厅厅长。会议还同时确认许云昭等九人的湖南省十届人大代表资格有效。会议还决定罢免邓中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并公布。
许云昭简历:
男,1949年2月出生,汉族,江苏阜宁人,大专文化,管理学硕士,1968年参加工作,197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05-1988.09湖北省地矿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
1988.09-1992.05湖北省地矿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工程师(其间:1990.09-1991.07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
1992.05-1993.03湖北省地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地矿部办公厅副主任
1993.03-1994.04湖北省地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地矿部办公厅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1994.04-1995.09地矿部办公厅主任
1995.09-1997.12湖南省省长助理
1997.12-1998.04湖南省长助理兼省教委党组书记、省高校工委书记
1998.04-2000.04湖南省长助理兼省教委主任、党组书记、省高校工委书记
2000.04-2003.01湖南省长助理(其间:1997.09月至2000.09月在中国地质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2003.01-2007.01 湖南副省长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省委委员
中国官场打油诗:行贿时拍胸脯 出问题拍屁股
手
对上不伸手,
对下紧握手,
同行手拉手,
自己有一手。
气
看到别人贪,
不要不服气;
暂时捞不着,
不要暗丧气;
机会轮到你,
坚决不客气。
拍
决策时拍脑袋,
行贿时拍胸脯,
出问题拍屁股。
公
办公桌前黑脸象包公,
酒家桌上红脸象关公,
回家路上摇晃象济公。
台
屁股在讲台,
声音在电台,
接见在舞台,
赴宴喝茅台。
纪检不独立贪官无顾忌 反腐应立足体制创新
中央新年伊始,即部署金融改革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3日公开研究部署金融改革的会议,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20日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都强调大力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加强金融系统的廉政建设,深化金融改革,加大打击商业贿赂力度,严惩金融腐败行为,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可谓一语中的。
香港《信报》称,所谓“金融腐败”,就是金融行业的人员,利用经营金融业的权力,如资金配置权等,进行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金融腐败所带来的破坏性,比一般腐败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损害了社会规则的公平性,助长奢侈之风;而且降低了市场资源的配备效率,破坏正常的金融程序,加剧金融风险,造成资本外逃。
金融腐败趋势
北京金融界人士指出,金融腐败若不遏制,会直接阻碍资本形成,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导致国家财富流失,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金融腐败呈现出职务腐败居多、腐败手段愈发隐蔽,以及腐败涉外性增强等新趋势。
统计资料显示,在金融腐败案件中,职务腐败犯罪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国有商业基层机构的金融腐败案件则占总案件量80%。在金融系统中,不论高级管理层官员,还是一般员工,都拥有较大的权力和权力异化的便利,这是职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更有一些金融高层核心人物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非法侵占等违法犯罪而落马。
如果说以往的金融腐败,诸如贪污、受贿、挪用、盗窃公款等,手段都较简单的话,那么现在金融腐败犯罪分子作案手法则日趋隐蔽狡诈,甚至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诸如伪造银行凭证骗取公款;盗取他人委托保管的电脑密码指令,偷取储户存款;利用微机联网调取异地储户存款透支;修改电脑记录;在微机上空增存款伺机取出等等。
随着中国金融行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金融机构纷纷在境外设立驻外机构,有些驻外机构负责人违规涉足期货、地产等高风险业务,甚至违法经营,盲目担保、借贷,导致腐败案件频发。如赴香港就任嘉华银行前董事长的金德琴,把国家给银行的备用金存到自己的账户上,盗用了3932万港元和159万美元。又如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前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小华,被港商拉拢,违规批贷大笔资金,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还有中国银行(香港)的刘金宝等。
金融腐败原因
北京金融界人士指出,更有甚者,有些贪官把贪腐款项事先转移到境外,把老婆孩子送出境外,买好护照,一旦案发,立即潜逃。至今还有不少这类犯罪分子未能引渡回来受审。
消息人士说,金融腐败的滋生和泛滥,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既有贪官的主观因素,又有金融系统监管机制不健全的客观因素。例如,当前银行业金融企业仍然实行“一长制”,行长或董事长(“一把手”)权力过大;真的“一把手”素质不高,缺乏民主作风,独断专行。有些基层商业银行一把手强调人事挑选权,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一旦“一把手”出问题,“内部人”也多受染。
不仅如此,纪检监察机构的设置长期以来缺乏独立性,更令贪官无所顾忌。具体而言,自1999年金融系统党的组织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之后,派驻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纪检监察仍然借助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很难直接有效的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有的根本没有纪检监察机构的编制,有的甚至由行长兼任,行长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荒唐至极。
调查亦显示,金融界82.2%的人士认为,金融纪检机构缺乏独立性,它们实际上受本级银行行长的领导,谈不上对行长的监督。47%的人士认为,查处金融腐败往往受到本级银行领导的直接干预,有时还受地方政府和上级单位的干预。
北京金融界人士指出,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改革相对滞后,金融监督体制至今存在大量隐患,是故当局今年伊始即强调深化金融改革和体制建设。消息人士续说,加强金融系统的廉政建设,形成权力制衡机制,抑制金融腐败,其根本途径在于深化产权改革。
深化产权改革
一是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即要打破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发展新的体制。放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让那些效益良好的经营实体进入金融市场交易,让那些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甚至违规经营的经济实体从金融市场上有序地退出。
二是引入战略投资者。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积极引进国内外实力雄厚兼具一流管理水平的战略投资者,增强国有金融企业的资本实力,改变股权结构,改进管理模式,加速和国际先进银行接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北京金融界人士指出,国有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既是制度创新,也是组织创新。经过产权改革,国有金融机构由若干战略出资人和众多中小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避免政府的直接干预。通过产权结构调整,逐步建立适合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大大减少腐败滋生的空间。(作者:任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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