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领导力挺改革

中国高层领导力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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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

　　继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上月宣示要坚持改革不动摇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昨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全正确，指出中国目前的改革重点是行政管理体制、所有制结构和建设现代市场体系。

　　北京有关学者指出，在胡温上月明确表态支持改革后，近两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争论表面上以改革派占上风而告一段落，但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受到社会普遍拥护相比，目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核心的改革却遭到众多质疑。质疑的声音不仅来自因上学贵、看病贵和住房贵而抱怨改革的普通百姓，也来自因行政体制改革而权力受到削弱的地方官员。

　　马凯的文章显然要平息人们对进一步改革的疑虑。文章介绍，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62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8兆2300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超过9.4%。目前，中国GDP位列世界前五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谷类、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钢铁、煤炭以及电视机、电脑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文章承认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改革攻坚的过程中，因为利益调整的层次较深、力度较大、涉及面广，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实际问题”。

　　目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自我约束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市场体系不完善，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行政性垄断、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导致商品和要素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

　　同时，政府职能转换还不到位。一方面，政府“越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很多，致使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扭曲。另一方面，政府职能“缺位”的现象也很多。单纯追求GDP增长，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带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导致一些重大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文章说，目前对改革总体要求是：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体现责任、服务和法治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些改革任务，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全局，我们必须奋力攻坚。”

网上对改革批评多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胡温等高层领导力挺改革，官方媒体上也不再刊登公然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文章，但目前互联网上对市场化改革的批评并未减少，一些人甚至怀念198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这说明改革的阻力依然不小，官方要使社会各界对深化改革达成共识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传港府计划增设数十名政治任命官员

2006-04-06　11:05 am



　　（香港讯）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将于今年年中发表咨询文件，就政府引入更多政治任命官员咨询公务员及公众意见。此间消息人士透露，港府高层打算引入大约三十至六十名政治任命官员，平均分配予三司十一局。

　　《星岛日报》今天报道，除了行政长官办公室之外，香港政府也研究在高层引入政治任命官员的可行性。

　　据悉，港府的研究初步认为，最佳的做法，是在主要官员以下加设四个层级的政治任命官员，其中一个包括副局长，代表局长出席立法会会议，联系各个政党和社会各界人士，负责联系、收集意见和游说等工作。

　　不过，考虑到公务系统可能出现的反弹，港府可能会将政治任命官员的职位调低。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港府高层打算引入的政治任命官员数目，大约是三十至六十人，即每名司局长可增加二至四名政治事务助理。

　　消息人士指出，这些政治任命官员，可以来自政党，也可以来自政务官系统。由于目前政党的政治人才有限，预料来自政务官系统的人会更多。

　　根据政府的构想，公务员转任政治官员，并无”旋转门“制度，即转职後就要脱离公务员队伍，换言之，他们将要面对更大的风险。

　　但消息人士表示，此类政治任命职位将会成为另一个阶梯，晋升至局长或司长级别，而且晋升速度会较公务员系统更快速，因此，对於有志从政的人士，也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温家宝为中国人权辩护

2006-04-06　12:35 pm



　　（综合讯）明报消息，正在纽西兰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为中国的人权纪录辩护，指中国对世界开放之余，正提倡民主。

　　他在记者会上说：“人民在选择工作、搬迁、出外旅游及选择资讯方面，已享有更多的自由及权利。”

　　他指，中国近年令国内二亿人脱贫，他们现享有较好的生活，有更多自由。

　　他承认中国在人权纪录方面未达致完美、有不足，但中国现正提倡民主，政治发展向前迈进。

中国中原城市群有可能率先崛起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4-06)



　　中原城市群应成为中部崛起的增长极和重要支柱，应成为中国国家级制造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文化旅游中心

　　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孙英兰

　　今年两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列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部分，这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面对中部崛起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原城市群顺势而为。

　　中原城市群汇聚河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输出基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禀赋，并形成了冶金、机械、汽车、轻工、水力、发电等基础产业。

　　为配合“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就“中原城市群”未来15年的发展从2004年8月开始展开专项研究，历时一年多，完成了《中原城市群总体规划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于2006年2月通过专家评审。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教授为组长，周海春、肖金成等人组成的专家项目组，通过一年多的实地调研认为，中原城市群应成为中部崛起的增长极和重要支柱，应成为国家级制造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文化旅游中心。

　　研究认为，近期最有条件率先整合的是以河南郑州市为中心，1个半小时经济圈内的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共9个省辖（管）市。这9城市构成中原城市群的紧密层，近年来其经济以超过10%的速度迅猛发展，2004年增速达15.4%，已呈现隆起之势。

　　由于资源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经济增长不可能平均地出现在每个地区，国内外城市发展及城市群崛起的经验也证明，经济增长需要成长中心发挥龙头作用。以中部目前状况看，武汉和郑州短时间内都不可能形成像上海、广州、北京那样单一经济增长中心，因此必须发挥城市联合体作用，以城市群作为竞争单元参与竞争。

　　目前，中部地区有五省提出了自己的城市群或类群发展战略，但在崛起的速度以及对整个中部崛起的作用不可能是相同的。报告指出，中部六省分布有三个城市密集区，分别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密集区，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和长、株、潭三角城市密集区。其中，长、株、潭地区的经济总量比较小。武汉城市群2004年经济总量3806亿元，占中部地区经济总量的11.9%，中原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为4932亿元，占中部地区的15.4%。从核心城市来看，郑州无法与武汉相比，但作为一个“群”，中原城市群在中部地区质量最大，其引力和扩散能力最强，具备群体整合的基础。

　　专家们认为，中原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水平接近，城际差异小，意味着各城市之间特殊利益较少，易于平衡，从而为联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原城市群内部城市密集，相互间的距离绝大多数不超过70公里。这种过近的间距，导致每个城市都缺乏发育成特大型城市所必需的广阔腹地。加之区域内各城市实力相当，城市之间要素相互吸引，相互牵制，必然造成功能发育不全，每个城市都难以单独发展成为综合性中心城市。这为联合起来以城市群的方式共谋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原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结构各具特色，工业专业化水平和城市之间互补性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具有发展城市群的产业基础。

　　2000～2003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4年累计增长53.3%，中部地区增长43.5%。中部地区中，中原城市群增长55%，武汉城市群增长48%。中原城市群经济增长势头不仅明显强于中部地区，而且强于武汉城市群，甚至直追东部地区，发展势头强劲。

　　报告预测，以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平顶山、济源构成的“中原城市群”，是最有条件成为崛起最快、作用最大的地区。“十一五”时期，中原城市群将成为中部崛起的增长极和领头羊。

　　亟待解决的六大问题

　　中原城市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亟须解决。

　　——城市化水平偏低。报告指出，中原城市群在目前的各个城市群中是人口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城市群。这就决定了中原城市群必须在各个城市加速发展的基础上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重视各个城市的加速发展。数据显示，2004年中原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率为36.7%。与之相比，2003年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城市化率已达73%，长三角达到51%，关中地区达到40%，武汉城市群达到37.7%，长、株、潭达到37%，中原城市群只有35.5%。

　　——中心城市辐射力不足，各个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中原城市群缺乏一个具备引擎功能，带动整个城市群发展并辐射周边地区的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相比，郑州市人口和经济规模偏小，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功能较弱，在城市群内的龙头地位不够突出。因此，当务之急是把郑州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城市群内9个城市基本自成体系，各城市产业发展缺乏协调与沟通，竞争多于合作，难以形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结构效应，影响了城市群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各城市工业职能的低水平同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产业间的横向联系，不利于构筑基于整体优势的核心产业。

　　——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造成资源和能源的紧缺，已影响到城市群内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区域内煤炭、电力、冶金、建材、造纸等支柱产业，对水体、大气、土地等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使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行政区经济”是中原城市群一体化的最大障碍。报告指出，中原城市群区域整合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各级政府都在自己辖区内营造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形成大大小小的“行政区经济”，严重阻碍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经济合作。

　　——现行的财税体制也严重阻碍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而传统体制下分散的产业布局同近年来地方政府企业化、诸侯化意识的结合，使区域同构、重复建设更为严重，阻碍了地区间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这是中原城市群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必须着力解决的大问题。

　　——中原城市群的整体开放度与其他城市群相比差距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层次低。区域外贸依存度仅为8.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有经济比重大，体制和机制性矛盾比较突出。而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和地方官员频繁的地区间调动，更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急功近利，寻求短期经济行为，从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缺少可持续性。

　　中原城市群应一体化

　　报告建议，中原城市群以结构再造为核心，实施基础设施同城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四大战略。2020年前后，中原城市群将建成城镇布局合理、制度建设完善、产业结构互补、信息资源共享、交通体系完备的一体化区域，形成与周边区域融合发展的开放型城市体系。

　　由此可见，中原城市群发展的本质是城市群的一体化过程，而不是几个经济指标量的简单增长。中原城市群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整个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应该达到的程度。区域一体化在我国已提了多年，但至今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不到位，有些政策甚至是逆调节。中原城市群要想在中部崛起中脱颖而出，必须打破常规，每一步都踏到关节点上。

　　刘福垣、周海春等专家认为，中原城市群一体化的过程，就是每个城市为自己寻找在城市群中不可替代位置的过程，就是要强化各个城市的个性，增加相互间的依赖性，实现各个城市的融合协调发展。在发挥城市群组合竞争力优势的同时，促使各个城市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形成形散神不散、结构一体化的区域群体体系。

　　报告提出，目前城市群各城市当务之急是转化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各城市政府应把工作重心转到减少农民、增加就业、提高群众收入、提高社会保障度和医疗保健水平、完善义务教育制度方面来，加快城市化进程。要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加速整合本辖区内部的空间结构，集中力量把中心城区做大。树立全方位的开放观，对内形成共同市场，对外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围绕扩大利用外资和出口两个重点，各方协调联动，着力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使该区域成为吸引外资的洼地和发展出口的增长点。

　　在发展中整合的过程，也是在体制上整合的过程。中原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培育，最重要的是使地方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中撤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减少对市场微观领域的直接干预，创建以制度性竞争为基础的竞争秩序。循序渐进，逐步建立中原城市群统一的财政体制、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统一的土地流通体制、科学统一的政绩考核体系。□

温家宝嘱港人团结一致建香港

（香港）大公报 　(2006-04-06)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日结束在斐济的行程，前往新西兰继续访问。他在离开斐济前接受本港记者访问，谈到香港的经济发展前景时语气坚定地指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的地位不可替代，经济更不会被边缘化。他更勉励香港市民，「事在人为」，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把香港事情办好，只要这样，香港的前景就是光明的。\大公报记者 潘江鲲

　　五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於斐济下榻的酒店内接受了香港记者的访问，期间他谈及了对国家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以及香港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看法。

　　被问及香港经济是否会被边缘化问题时，温家宝强调，他不认为香港经济发展会边缘化，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他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是抱有充分信心的。他说：「我曾多次强调，香港具有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的经济，最完备法律制度；有一批富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家，有同世界上各国各地区的广泛经济联系，这些优势长期以来，都会保持住。香港的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香港作为国际的大都市，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

　　港三大中心难替代

　　他并说：「我要特别指出的是，香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香港经济的发展对内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那麽现在香港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内地的经济发展也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温总强调事在人为

　　温家宝并提出两个数字，希望香港市民应对经济发展有信心，并树立自立自强的精神，团结一致谋求发展。「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明：内地吸引了六千多亿的对外投资，港资占百分之四十；内地出口的货物贸易，经香港的有二千多亿美元。因此，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是事在人为。香港人民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要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把香港事情办好，不仅更好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而且要切实提高香港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只要这样，香港经济发展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巨额外储考量政策智慧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4-06)



　　抑制外汇储备增长失控，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是多元的

　　文/梅新育

　　“中国外汇储备是否世界第一”，再次引起各方关注。

　　有媒体报道，截至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同期数据（8501亿美元），跃居世界外汇储备榜首。尽管这一报道并未得到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证实，官方数据截止到去年末仍表明中国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巨大、赶超日本只是时间早晚，已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我国跃居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外汇储备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外汇缺口已不能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而外汇储备规模过高的负面影响却日益暴露。如何对此加以调控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

　　如同一把双刃剑

　　巨额外汇储备存在正、反两面影响，其正面影响首先表明我国已经彻底摆脱了目前仍在困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195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不过1.57亿美元；直到1981年末之前，我国外汇储备从未达到10亿美元，1950～1980年间甚至有11年年末外汇储备不足1亿美元。回首当年，恍若隔世，中国确实已经永远告别了外汇短缺的年月。

　　其次，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拥有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着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不会被债务危机或压制本币汇率的投机性货币攻击打倒。尽管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环境中，压制人民币汇率的投机性货币攻击似乎相当遥远，但外汇市场从来就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不能忘记，1993～1997年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下于今日，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人民币就转而承受了巨大的贬值压力。

　　而巨额外汇储备的负面效应，首先是外汇储备增长过程导致我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导权。

　　第二，巨额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且我国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要减轻外汇占款造成的过多基础货币发行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加大回笼现金力度，或提高利率，但这些操作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本来就已经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将因此雪上加霜，过度宽松的货币供给又将刺激国内资本市场泡沫膨胀。

　　第三是资产的收益差问题，因为储备资产收益率较低。

　　三管齐下遏制增长失控

　　其实，2005年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量已被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一格局在中长期内蕴藏着较大的风险，而要遏制外汇储备增长失控，则需从三方面着手，即降低贸易顺差增速、遏制国际游资内流、通过新的外汇管理制度避免国际收入顺差全部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增量。

　　首先，在降低顺差增速方面，我们要做的不应当是遏制出口增长，而是通过启动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带动进口增长，在扩大进口增长方面也应避免在高位大量买入初级产品。

　　其次，自从2002年“人民币升值论”兴起后，热钱流入对外汇储备的贡献相当突出。不考虑其它因素，可建立一个粗略的热钱估算公式：

　　热钱内流＝外汇储备增量－贸易

　　顺差－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将去年年末外汇储备规模（8188.72亿美元）、今年1～2月贸易顺差（120.2亿美元）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85.89亿美元）代入上式，可得出今年1～2月热钱内流金额为142.19亿美元，可见，热钱内流仍是我们需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遏制热钱内流方面，智利于1991年首创的无补偿准备金制度颇受青睐，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曾评价道：“如果你想寻找一种既能抑制热钱流入又能促进长期资本流动的政策，那么，智利模式或它的某些变形，就是你要找的。”但问题是，这一制度面向的是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外国借款，而我国对借用外债限制颇为严格，热钱内流多数是伪装成经常项目收支流入的，因此其效力可能有限，主要还是要在放松外汇管制的同时强化剩余资本管制项目。

　　第三，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造成高外汇储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实施近10年的非正式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安排下，企业除了可以保留的少部分外汇收入之外，其余外汇收入必须全部在规定期限内调回国内并兑换为人民币，而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必须全盘吃进其余市场参与者抛出的外汇，导致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被动增长。对此，我们已在外汇市场上引进了新的做市商，下一步应当是逐步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改为意愿结售汇制度。此外，还应继续适度扩大资本流出的自由度，有秩序地减少资本流出管制，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许需制定一份中国式的“黑字还流”计划了。

　　在抑制外汇储备增长的过程中，还应当牢记，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是多元的，而且多元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宏观调控的公认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对外经济平衡，此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希望不断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最终实现我们的“赶超”目标。在上述目标中，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即对外经济平衡）与价格稳定目标是统一的，但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努力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这就需要进行全面的权衡。

　　“藏汇于民”须注意配套

　　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正当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在全世界坐二望一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这番表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不错，中国外汇管理的这个原则转变确实应该进行了。

　　所谓“藏汇于国”，在中国体现为“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和强制性结售汇制度。无论是对中国稳定其国民收支，还是对稳定整个国民经济，“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和强制性结售汇制度都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一方面外汇储备规模过高的负面影响日渐显现；另一方面，跃跃欲试希望进一步投身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也希望尽可能减少对其资金运用的约束，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和强制性结售汇制度，确实正当其时。

　　转变的具体内容，则应包括逐步将强制结汇制改为意愿结汇制，提高居民和企业合法持有外汇的数额和资产种类，逐步开放对外投资，实现资本流入、流出大致同等的监管力度。

　　近两年来，从提高公民出境合法兑换外汇限额和携带人民币限额，到开放居民个人依法向境外转移资产，到提高企业外汇留成比例，已可看到这种政策取向正逐步走向现实，吴晓灵的这番表态只是用更加生动的语言把正在发生的事实表述出来而已。

　　然而，本意良好的政策在实施中仍须防出现南辕北辙，“藏汇于民”政策取向也不例外。当我们为从“藏汇于国”走向“藏汇于民”而雀跃之时，还必须看到这种转变的负面效果，乃至其潜在风险，并及时制定配套措施，完善配套环境。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断言，“藏汇于民”政策成败的关键就系于这些配套措施是否完善、能否落实。

　　说到配套措施，第一个方面就是反资本外逃和反洗钱措施。中国资本外逃花样之繁多、规模之庞大，在全世界都不多见。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不同估算虽差距很大，但通常都认为每年有百亿美元乃至更多。当放松资本流出管制时，同时也会给资本外逃提供方便。无疑，究其根源，某些资本外逃实际上是对一些不合理政策的反应，如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就迫使众多内资企业先外流取得“外资”身份，然后回流国内，这种资本外逃是暂时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某些资本外逃则是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向海外转移其攫取的非法收入，是永久的，是我国财富的净损失，对这种资本外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打击和监督。而且，即使是前一种可以理解的资本外逃——回流，其中通常也伴随着国家税收的流失。在打击、监督非法资本外逃方面，首先是要做好跨境资本流动监控的基本功，把原来游离于政府监督之外的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与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资本流动）纳入政府监控和统计范围；其次是要堵塞非法资本外逃的漏洞，除了通过正常金融和资本项目交易流出的资本外，尤其要关注通过名义上的经常项目交易完成的变相资本流动，如进出口伪报等。

　　第二个方面是建设、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在此时放松资本流出管制、提高居民和企业持有外币资产的种类和金额，目的是减少资本流入压力，问题是资本流动天然具有“羊群行为”的倾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上述措施短期内可能非但无法减少资本净流入，反而可能强化投机者日后可以顺利抽回资本的信心，进一步激励投机性资本流入。不符合意愿的跨境资本流动对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负面影响很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宏观调控体系还相当不完善，在公开市场建设等方面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三个方面，尽管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入，但世上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在这个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世界上，资本流向大规模逆转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理当居安思危。应尽力防止出现遭受大规模资本外流和投机性货币攻击的情况，但是，一旦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在万不得已时，应能够高效率地暂时中止、扭转放松外汇管制政策，强化外汇管制。为此，在筹划“藏汇于民”时，还需为政府在紧急时期采取上述非常措施留下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细则的空间。□
有人纷纷被捕：中国很多军事资料可从网上得到

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报道／中国官方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日前报导，公安机构破获了数十起互联网间谍案。报导说，涉案人士多是利用互联网聊天室聊天，被台湾方面发现、吸收并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抓获。

环球时报的报导说，安全部门2005年在大连逮捕了一个叫郑辉（化名）的网民。郑辉是青岛人，1999年大学毕业后分在大连一个“重要单位”工作，是一个网上军事爱好者聊天室常客。报导说，2005年8月，台湾间谍发现郑辉发言水平很高，非常“有料”，于是以韩国亚洲战略协会网站记者身份接触郑辉，郑辉从网上下载了大陆部队院校的文章传给对方。2005年11月，郑辉被捕。

*电子邮件传送资料*

2005年8月，合肥法院判处24岁的复员军人、网民王朋11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泄密。报导说，2004年9月，王朋开始利用电子信件给台湾间谍机构服务。他曾在一个“重要部门”工作过两年，在间谍机构要求下，他回到此部门拍摄了40多张照片，并复制了一张原单位的军事教育光盘，把这些资料用电子邮件传给了对方。

中国网络作家赵达功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它这个，有政治企图。通过抄作，还是要同台湾关系上，要绷紧一点。”赵达功认为，既然网上能下载，就不能叫机密，这种方法抓间谍，有点荒谬。

在这两个案子中，郑辉和王朋把网上或光盘资料用电子邮件方式传给了境外。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届定网上文章或光盘是否属于‘秘密’文件、何为非法合法呢？

加拿大军事评论员平可夫认为，有些网上文章属于对不外公开的军事或其它机密内部网站文章，把这些资料传到外面，当局可以对此采取法律行动。他说：“只要是标有秘密和机密的文章、文件、杂志，外传以后，以中国法律来讲都是犯罪。”

*很多军事资料可从网上得到*

平可夫说，中国有很多是内部网，需要特殊的指令才能进去，没有授权而进去并传播这些网站内容，当局可以进行处理。

不过，网络作家赵达功说，中国的报纸这样写有其目的，把很多“不算什么秘密的‘秘密’都算是秘密了”。赵达功说，他在互联网上看到过很多军事资料，比如军事基地舰艇、位置，很多其它详细资料都可在网上得到。

环球时报的报导还说：“很多台湾间谍成天泡在一些大陆军事爱好者较多的网络聊天室里，既捞取情报，也能探听大陆网友的身份，从中物色可利用的人进行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