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与摩国王签署系列协议

胡锦涛与摩国王签署系列协议


胡锦涛非洲之行重点在贸易和能源
中国主席胡锦涛和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周一（4月24日）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胡锦涛是在访问了美国和沙地阿拉伯之后抵达摩洛哥的。他将续程访问尼日利亚和肯尼亚。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同穆罕默德六世国王举行了会谈。会谈后，胡锦涛和穆罕默德六世出席了双方经贸、科技、文化、卫生、旅游等领域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

胡锦涛说，希舜各方采取措施扩大双方贸易规模，不断拓宽合作领域，重点加强科技、通信、农业、油气资源开发、劳务承包及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合作，鼓励双方企业相互投资。

他还表示，将进一步推进两国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更多地举办文化周、艺术节、展览会等活动，加快落实两国旅游合作协议，积极推动地方、民间机构的交往。

摩洛哥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去年达到了14.8亿美元，但摩洛哥关注的是双方的贸易的不平衡。

中国去年是摩洛哥的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但是在出口方面，中国是摩洛哥的第20位出口国。

穆罕默德六世2002年曾访问中国，之前的中国主席江泽民曾在1999年访问的摩洛哥。

胡锦涛星期二将访问著名的工商城市卡萨布兰卡，参观清真寺并会见商界领袖。


德国敦促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德新社柏林电：德国将责成中国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德国经济部长格罗斯(基社盟) 周一在柏林表示，德国愿与中国就此进行和谐的对话。周三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他的国务秘书肖尔特将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会议。中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占有市场60％至70％的虚假品牌。

中国主张协商解决伊朗核问题

美联社北京电：伊朗威胁说一旦国际社会对其实施制裁，伊朗将撤销与联合国原子能监督机构的一切合作，对此中国在周二表示，伊朗核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协商和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我们主张这一问题通过协商与和平的方式解决，我们相信，仍有通过对话解决这一问题的余地。” 伊朗核谈判高级专家拉里贾尼表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施行制裁,伊朗将退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所有谈判。拉里贾尼周二威胁说，一旦被制裁，他会考虑退出防核武器扩散协议。周五伊朗面临联合国安理会的停止铀浓缩最后期限。美国和英国支持这项决议，而同样享有安理会否决权的中国和俄罗斯则表示反对。


中国注重与德中等企业的合作

德新社斯图加特电：根据德国顾问公司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对德国的中型企业具有强烈的兴趣。

中国公司在有目的地寻找知名品牌，因为目前为止在德国市场上销售的中国产品大多是没有名字的。通过德国的中等企业，中国不仅想得到的不仅是市场品牌，而且还有销售结构。对中国企业来说，生产的技术诀窍也同样重要。PricewaterhouseCoopers已经为很多中国公司在德国购买企业做过咨询，他们发现中国对德国企业了解程度很深。

目前有大约30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其中巴登-符腾堡州占20％，而这20％的企业中至少九成为中等企业。目前中国与德国境内100家左右的公司在开展合作。中国在德国的投资重点为汉堡和杜塞尔多夫。


中驻日大使王毅:中日关系“不正常”

　　（冲绳讯）共同社消息，中国驻日大使王毅24日在冲绳县那霸市演讲，认为目前的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并不正常”。

　　王毅用日语回答了会场的提问。他指出，两国今后“要么以经济的热使政治关系升温，要么因政治的冷导致经济来往冷却”。他还说“很明显，前者符合双方的利益”。

胡锦涛就埃及爆炸事件致埃及总统慰问电

　　（综合讯）中新网消息，4月24日，正在摩洛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埃及西奈半岛宰海卜连续发生恐怖爆炸事件，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发去慰问电，对在这一事件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对受伤人员及受害者亲属表示慰问。

　　胡锦涛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严厉谴责这一恐怖爆炸事件。中国愿同包括埃及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为疏散所罗门华侨
　　中国大陆与台湾打口水战
　　（霍尼亚拉综合电）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新一届国会昨天召开首次会议，国会大厦守卫森严，周围气氛依旧紧张；中国和台湾则因为疏散所罗门华侨的问题引发口水战。

　　昨天，中国再派第四架包机，到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撤出受困的最后一批侨民。

　　在昨天短暂的会议中，50个议员宣誓就职；为了预防暴民再来闹事，当局调动数以百计的军警，把国会大厦团团围住，并且还出动一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巡逻。

　　警方在国会会议后，马上逮捕了反对党议员道沙贝；警方说，道沙贝涉嫌“恐吓”，但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

　　道沙贝被捕前告诉记者，他是上周二因反对里尼担任总理，愤而离开国会的23个议员之一，但他否认涉及过后爆发的骚乱。

　　霍尼亚拉最近流传一种说法，指台湾或中国贿赂新议员，要他们推选里尼为总理，结果引起民众不满，进而演变成暴动。

　　中国和台湾都否认指控，但暴民却拿当地华人出气，包括放火焚烧和抢劫华人商店，对霍尼亚拉的唐人街造成总值数千万美元的破坏。

　　所罗门和台湾有邦交，但中国一直尝试把它拉拢过来。中、台也互相指责对方，试图通过金钱外交，来影响所罗门的决定。

　　自暴乱在上周二爆发以来，澳洲、纽西兰和菲济都应邀，派出总数超出1000人的军队，到霍尼亚拉协助维持治安。所罗门群岛自2003年起就有外国安全部队驻守，他们的工作是协助当地敌对派系结束暴力冲突。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政务参赞赵彦博说，中国昨天派出的第四架包机，把63个侨民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昨天稍迟时候，中国政府再派一架包机，把疏散到莫尔斯比港的350个侨民接回国。

台湾大使：多数是大陆移民

因此台湾无需提供协助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是在获悉所罗门群岛骚乱殃及中国侨民后，立即指示外交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在所罗门群岛侨民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随后启动应急机制，疏散侨民。

　　协助疏散工作的一名中国外交官高峰指责台湾，对受骚乱影响的华人坐视不管，台湾驻所罗门大使陈俊贤驳斥了有关指控。他说，所罗门多数华人都是大陆移民，因此台湾无需提供协助。

积极主动 任重道远
　　——胡锦涛访美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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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中

　　这次胡锦涛访美不只是未来历史年鉴上的重要事件，而且是一次富有雄心的外交使命。

　　4月20日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中美两国元首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布什的欢迎词简短而务实，胡锦涛的讲话却是一篇比较全面的历史总结与未来展望。再将胡锦涛在西雅图波音公司的讲话、在华盛顿欢迎午餐会上的讲话，以及在耶鲁大学的讲演加起来，这次外交使命的全貌就显现出来。可以说，胡锦涛是竭力把中美关系“浪漫化”，而布什却采取孔子“述而不作”的态度；布什采守势，胡锦涛采攻势；布什被动，胡锦涛主动。

　　胡访美、布接待、中国发展、美国处境等都是“texts”（正文），必须“contextualize”（摆在背景中）来洞察。胡锦涛这回的美国之行，在美国舆论中产生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石掀起千层浪”的效应。美国评论者说：“中国已经不再是‘醒狮’（waking giant），而是‘行狮’（walking giant）”。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设立的“中国支付平衡表”（China Balance Sheet）研究项目（最近出版的第一本打响招牌的新书《中国支付平衡表：世界必须了解这个新兴强国之处》）主持人和作者之一、国际研究所所长博尔格斯坦认为：中国应该看到它作为“新兴强国”在国际上所引起的震动与负面作用。他曾经告诫温家宝总理说，日本就是不懂得如何履行“新兴强国”的义务而翻了筋斗，中国绝对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

　　布什同胡锦涛会谈时，婉转地指出中国在财经、贸易、外交、安全各方面必须同美国以及西方世界主流国家采取共同行动，不要把距离拉得太远。博尔格斯坦说得更明显：“中国在全球贸易体制中有‘巨大的相关利益'’(huge stake)”。

　　

中国强调中美合作关系

　　

　　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布什首次正式采用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去年希望中国变成“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般译为“負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词汇来形容中國。胡锦涛的回应是，希望中美关系超越“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境界，变成“建设性合作伙伴”。

　　中国舆论多半从正面看待美国所给予的“利益相关者”标签，但有人透露，“利益相关者”这项标签和对华“围堵战略”(hedge strategy)，都出自佐利克一人之手。

　　英文“hedge strategy”这个词汇已被人滥用。有人说中国用它来对付美国，东南亚国家用它来对付中国，显然是排除使用武力的“暗箱操作”的意思。

　　但《华盛顿时报》军事记者、“中国威胁论”的号鼓手格尔兹(Bill Gertz)在4月20日的文章《针对中国，显示出更大威力》(More muscle, with eye on China)中，以及他于21日早晨在C-SPAN电视台讲话时，却将它注入了武力的因素。他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制定了一系列准备在未来同中国作战的“围堵战略”。格尔兹说，白宫官员向他透露，布什同胡锦涛会谈时，提及中国暗自的军事发展，但不会讨论“围堵战略”。

　　《中国支付平衡表》新书的作者们，并不忽视格尔兹所强调的安全战略角度，他们同格尔兹一样，指出中国“不透明度”的危险性。其中的一名作者密摄尔(Derek Mitchell)说，下个月五角大楼将公布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如果中国增加其国防建设的透明度，使《报告》更客观地反映事实，将对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

　　其他作者也指出：一方面美国国会设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工作小组”，说明它殷切期望对中国增进了解；另一方面，国会有许多提案，旨在针对中国的独断专行（特别是在人民币值上不照顾美国的经济利益）而设计出合法的制裁。当某些提案变成法令，使美国取消中国“自由贸易国家”的资格，布什政权将不得不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终而引起中美贸易大战，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的膨胀使地球变小

　　胡锦涛访美期间，美国商家刚好调升汽油价格。美国电缆电视新闻网(CNN)电视台就把预先安排的评论中国经济发展的节目，同美国油价上扬连在一起，以增加收视率。说来也是，从2004年起，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汽油消费国，每天消费汽油约650万桶，相当于美国2000万桶的三分之一。可是按照当前中国的汽油消费增长势头，不到十年就会超越美国。要是中国人均汽油消费量同美国持平，世界将面临油荒。

　　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全球化可以把中美之间与国际“空间”不断拓宽，但中国迅速膨胀也将使地球变小。我们甚至可以将地球看成一个小动物园，将美中两国看成挤在一块的600磅大猩猩，它们只要一转身，就会相互碰撞。

　　北京大学袁鹏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紧密度越高，双边摩擦的几率也会相应增加”。“如果将这些摩擦和矛盾放大，很可能得出对中美关系相对悲观的判断。而如果将这些问题放在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深入、成熟、全面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看待，就会发现，这是中美关系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自然现象，相对于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框架，这些问题是次要矛盾。”

　　我同意中美关系存在着“总体稳定框架”，是1970年代初期“基辛格范式”把中国纳入“美国桃园”（Pax Americana）的重大战略决定。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说，从尼逊到小布什的七任总统，对华政策基本上一致。这是绝对正确的分析。

　　4月21日《纽约时报》有桑格尔（David Sanger）的时事评论文章，认为从尼逊到小布什历届美国总统，都尝试塑造中国的成长过程，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也透露，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都尝试以棒喝来威胁北京，使其就范，但并不灵验。文章还道出胡锦涛这次访美，不再像过去的中国领袖那样，觉得必须带给美国一份厚礼，才算功德圆满。

　　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到，中美关系并非万事大吉，从胡锦涛访美的所谓“国事访问”争议中，便已经反映出来。中方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之后，美国已经照顾到中国的“面子”，不去强调这次访问只是“工作访问”而不是“国事访问”，同时尽量使两者差距缩小，即把严格地说只有參与会谈官员才能出席的“工作午餐”扩大、让夫人們参加，还把一些与峰会毫不相关的华裔运动员与电影明星请来作陪，变成升格的“工作午餐”，或者说是稍微降格的“国宴”。

　　

布什目前面临窘境

　　

　　令人不解的是：一贯慷慨大方的布什，同胡锦涛的私人关系原本十分融洽，他在2002年6月就曾高规格接待过当时只是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但为什么这回又表现得十分小气呢？我认为，既不是因为布什喜欢早睡（因此不愿安排晚宴），也不是故意抬高印度（去年安排印度总理“国事访问”），而是反映出他目前所处的窘境。

　　今年是国会改选年，布什的民间支持率落到33％的新低点，民主党人雄心勃勃、准备在未来半年的竞选高潮中，充分利用布什执政时所犯错误，减少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布什在对华政策上“无能”（不能调高人民币值、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迫使中国改善劳工待遇等），是他们所抓住的小辫。一贯旗帜鲜明地把“民主”与“专政”看成水火不相容的布什，如果这次将胡锦涛塑造成美国“战略盟国”的元首，将无法因应批评中国忽视“民主”、侵犯“人权”的民主党人变本加厉的讨伐。

　　胡锦涛在耶鲁大学讲演时说：“了解是信任的基礎”。他整篇演讲的目的，是要“从中华文明历史流变和现实发展的角度”，说出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使“美国人民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中国支付平衡表》作者之一吉尔(Bates Gill)深有同感地说，只有当中美之间知己知彼，两国关系才能和谐。

　　虽然这次胡锦涛出尽全力，一方面保证要让中美贸易更为平衡，达到“双赢”，而另一方面也申述了中国式加强“民主”、保护“人权”的政策，但美国民间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很深，况且，来自大陆的“民主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还唯恐天下不乱的搞破坏，意在扭曲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本身正处于从毛虫变成蝴蝶的蜕变过程。无论中国如何想方设法掩盖，中国所发生的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件，都在全球信息的荧光屏上显露出来。其实，这对中国的进化应该是件好事。胡锦涛的领导班子要打造“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首先便须抛弃对国内不良现象的“遮羞布”，大力增加“透明度”一方面使美国对中国增进了解，另一方面也能放下包袱，在国际监督下加快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迅速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心。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后旅居芝加哥的学者
中国政府花费5万亿元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埋单

（中国）和讯网 (2006-04-25)



　　近几年来,政府替关闭清算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埋单”，总共花了人民币5万亿元。昨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算了这样一笔账。他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建立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5万亿元是什么概念？按照我们的GDP是15万亿元来算的话，这个数字就占三分之一。”焦瑾璞不禁感慨。这“5万亿元”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来补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同年治理金融“三乱”，由中行给各省补贴资金，花了2000亿元左右；海南发展银行清算和包括处置城市信用社的风险；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央行再贷款6700亿元，“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才收回来2000亿元，借人民银行6700亿元，既没付息，也没还本”；向中行、建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另外股改中核销不良资产和免税绝对超过1万亿元；这几年，给农村信用社兑付票据1700亿元，又给农村信用社专项的补助200亿元,还有个别属于政策性的补助，接近2000亿元。另外，这两年处理了17个处于风险中的证券公司，包括南方证券和银河证券等。以上各项总计约人民币5万亿元。焦瑾璞认为，国家对金融稳定付出如此巨大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而对这些金融机构实施了过度救助。

　　目前的清算制度有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行政清算与法院主导的清算关系模糊；二是清算中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如哪些人优先偿付？按照国务院的规定，首先偿付自然人，然后偿付企业法人。一般情况下，自然人清算以后，资产就剩不了多少，这样企业承受损失很大。”除了完善清算制度外，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还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救助机制、清算制度和市场退出的问责制。

　　焦瑾璞认为，存款保险制度不建立，退出机制就建不成。就目前情况看，主要的金融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风险初步得到控制，宏观经济运行也比较平稳，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进而，建立规范的比较完善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的时机也已经基本成熟了。
黑龙江2000亿终结国企改制三年

（中国）和讯网 (2006-04-25)



1000多人考查团13天招商江浙沪背后

　　此前进行的改制很多是内部改制，企业与国资委的脐带没有割断。这次到长三角推介的国企项目，其中有一些是过去失败的改制企业重新推出

　　4月7日，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刚刚抵达黑龙江；第二天，由省长张左己带队的黑龙江省代表团抵达上海。

　　4月，黑龙江省与长三角的互动由于上述这些人物的行程而变得引人注目。特别是后者，从4月9日到4月21日，为期13天的行程，张左己转遍了苏浙沪三地，还抛出了价值2000亿元的国企招商大单。

　　这次黑龙江省考察团包括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农垦总局、森工总局共15个分团1000多人。这是近些年来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察活动。

　　而此前，严介和的黑龙江之行也颇具意味。其应黑龙江省政府、省经委以及省国资委之邀，在哈尔滨做题为“加强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的专题报告。报告会后，他与哈尔滨电站集团、东北轻合金公司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就企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就在一年之前，严介和与吉林省国资委的合作，因为买卖双方估价不一致而告终。现在黑龙江省主动向严介和发出邀请，从侧面反映出黑龙江省新一轮国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2000亿终结国企改制三年

　　与以往不同的是，黑龙江省考察团中出现了十几家省属国有企业的老总，包括黑龙江龙煤集团、航运集团等。黑龙江省招商局局长邹竹丽称，这也是第一次让这么多国企老总一起出来进行考察。

　　随着这些国企老总一起来的，有几十个产权招商项目。再加上各地市带来的国资推介项目，考察团一位随行官员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整个国资招商盘子将近2000亿元。

　　自2003年以来，黑龙江省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展了新一轮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要在2004、2005、2006三年时间内，基本完成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改制。实现全省大部分国企产权多元化，建成股份制企业；极少数国企保持国有控股，大部分为国有参股，一些没有竞争力的劣势国企退出国有。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对记者说，东北三省的国企改制是一块重要内容。而在东北三省，黑龙江省是国企最密集的地区。全省41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资产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的79.3%，利税占92%以上。

　　今年是黑龙江完成国企改制最后一年，黑龙江省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处长陈天介绍说，2006年要完成701户国有企业改制,涉及资产488亿,净资产87亿元。其中重点推进28户大中型企业，涉及资产198亿，净资产32亿元。

　　黑龙江最大的综合性制浆造纸企业集团——黑龙江斯达国际纸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董鹰表示，也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企业改制。

　　有别于此前小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改制，在新一轮的改制中，黑龙江省主要通过招商，争取民资和外资参与进来，实施“外部型改制”。“我们不仅需要他们的资金，还需要他们灵活的机制和体制。”陈天说。

　　与改制计划同时进行的，是此起彼伏的招商活动，黑龙江的各级官员不断现身国内国际各大城市，着力推介本地的国资改革项目。

　　这一次，黑龙江斯达国际纸业集团公司也没有空手而来。该集团在俄罗斯赤塔州的60万吨纸浆厂(一期20万吨),已经在江苏寻找到了合作方,并在考察团到达南京期间签了约。这也是该集团“南联北开”，构建集团林浆纸一体化运作体系的重要一步。

　　17日上午，董鹰还在杭州与一家企业签署了意向性协议，准备一同整合黑龙江的纸业共同开发俄罗斯市场。

　　黑龙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潘世常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苏浙一带民资的渴望。“我们更欢迎民营企业参与我们的改制，因为他们的机制比较好。”

　　潘世常告诉记者，黑龙江省航运集团正在推进黑龙江的陆海联运，希望能够和外部资金合作，租用俄罗斯海参崴、纳霍德卡两个港口的几个泊位，开展自主经营。一方面开辟黑龙江的入海通道，一方面增强运输能力，解决运输瓶颈问题。

　　即便去年在吉林遭遇收购“滑铁卢”，东北的国企改制对严介和来说，还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今年3月中旬，严介和就与哈尔滨方面有过深入的接触。严介和表示，太平洋建设集团将加强与黑龙江的合作，积极参与工业企业的整合与重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他的表态，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欢迎。

　　不过严介和也表示，东北三省的国有企业资质有些差别。辽宁的比黑龙江好，黑龙江的又优于吉林。“虽然有优惠政策，但是黑龙江国有企业的整体资产亏损相当厉害，不是几个几千万元就能解决的问题。”

巨额改制成本省财政“埋单”

　　此次黑龙江省来长三角招商，进一步拓宽了投资者并购国有企业的范围，并明确提出投资者并购国有企业只需收购净资产。此外，超过资产的债务以及富余人员、企业办社会等包袱不由投资者承担。

　　不过陈天表示，这不能算是一个新闻。黑龙江的新一轮国企改革，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在操作。早在2004年3月18日，黑龙江就出台并实施了《关于鼓励各类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产业制度改革的试行办法》，其中明确表示了和新规定同样的内容。

　　专家告诉记者，黑龙江原本一直坚持由收购方来负担国企改制成本，也就是高出资产的债务以及人员安置成本。这成了黑龙江省在国企改制谈判中的底线。

　　而新规定，使黑龙江省明确放弃了曾经坚持的底线。“‘超过资产的债务以及富余人员、企业办社会等包袱不由投资者承担’，这就表明黑龙江省国企改制成本将由财政‘埋单’。”高梁分析。

　　但不容置疑的是，这将留给地方财政巨额的负担。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使得黑龙江省国有企业“历史太久，包袱太沉，债务太多”。改制的成本非常高。

　　2003年改革之初，黑龙江省统计局曾对该省82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社会”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82家企业共设教育、医疗、公检法等各种职能部门2040个，平均每家企业附属职能部门25个。这些办社会职能部门的所用资产总额，占企业总资产10%以上。每个企业附属职能部门要有5000万元经费，才能保证正常运转。

　　“要吸引外来资金进入黑龙江国企改革，就必须把一个干干净净的企业交给人家，同时又不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董鹰说。

　　有专家向记者分析：“国企人员身份转变，需要人均8000元左右的补偿金。另外，其间有大批的退休人员，必须支付10年退休养老金。这一块，大概人均六七万元。”

　　前年，有黑龙江省委领导在会议上指出：“黑龙江省政府没有力量出这笔钱，这个成本巨大，超出了未来几年黑龙江省财政收入的总和。”

　　黑龙江省国资委目前有一笔2亿元的资金专门用于企业无法负担相应支出时的托底资金，但却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能帮助一点是一点。”陈天说。

优惠期限迫使国企改制加速

　　目前，黑龙江省的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扫尾阶段，根据已经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黑龙江已经完成了70%以上的国企改制。但是，“此次推出的2000亿元国企资产，差不多是黑龙江省国企资产总盘子的一半以上。”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陈永昌说。

　　陈永昌解释，此前进行的改制很多是内部改制，企业与国资委的脐带没有割断。改制后的企业干部仍由国资委派出，原来的党委书记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很难到位。这次到长三角推介的国企项目，其中有一些是过去失败的改制企业重新推出。

　　对于这次赴长三角招商，黑龙江省敢于破除底线，不惜由地方政府承担高额改制成本的原因，有专家解释说，一方面是黑龙江的国企改制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阶段。“不解决就很难进行其他正常工作。”

　　另一方面，“国家给东北三省的优惠政策是有期限的。在内部的说法看来，今年是银行财政对东北三省国企债务缓解的最后期限。此前中央还会分担一部分的改革成本，之后就全部由地方政府财政‘埋单’了。”该专家说。

　　此前也有消息称东北三省将新设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并全面接盘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东北的总额达100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在此基础上，设立一只基金由新公司管理。新公司还将接手今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东北新产生的不良贷款。

　　对此，陈天向记者表示，他们确实在运作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同时，他们也希望黑龙江省内成立一家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以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不良资产问题。

　　陈永昌说，新规定的出台，显然表明了黑龙江省的诚心，将会极大推进国企改制。

　　考察团的某城市招商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由于企业并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这次推介的国企项目，目前还没有敲定具体合作，“但是已经有很多企业对我们的国企表示感兴趣，即将过去实地考察。”

　　不过，陈天表示，国企改制的大力推进，并不意味着国资会被贱卖。“黑龙江国企改制做得非常规范，去年中央国资委到黑龙江考察时，对我们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2005年，严介和曾经在东北“栽了跟头”，即与贱卖国企传闻有关。去年8月，太平洋建设集团曾以承担资产、人员、债务及改革成本为条件，与吉林省国资委达成并购意向，重组吉林省国资委直属的8家国企。

　　不过最终，吉林省国资委宣布终止这项合作。原因就在于双方对这些企业的价值评估差距甚大。按照吉林国资委的评估值，这个国有资产包应该评估为8亿元，与严介和估值的负5亿元相差了整整13亿元。

　　哈尔滨市国资委副主任徐松丹对黑龙江国企产权交易中实现增值保值则非常乐观。据其介绍，2005年，在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交易了159宗产权交易项目，交易增值率39.11%。
周小川反驳G7 称人民币汇率弹性已明显增强

（中国）和讯网 (2006-04-25)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采取渐进原则，但汇率改革的速度可能略为加快。目前迈向较具弹性汇率的速度并无问题，对中国有好处

　　“自去年7月21日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后，中国政府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增强市场的作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波动，弹性明显增强。”4月22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设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春季部长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作了以上表述。

　　就在IMFC会议的前一天，西方七大工业国(G7)财长和央行行长在会议声明中，点名要求中国及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增强汇率的弹性以使本币升值，并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进行干预。

　　据外电报道，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采取渐进原则，但汇率改革的速度可能略为加快。”他并表示，目前迈向较具弹性汇率的速度并无问题，对中国有好处。

　　自今年3月初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有所加快，而双边波动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4月10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一度达到8.0040，而盘中价最低则下探到了8.0022，已极为接近8.0这一关键整数关口，但随后人民币连续三天以较大幅度回调。而4月13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8.0248，较前一交易日上升了128个基点。这是汇改以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创下的单日最大波动点数，波动幅度达到了0.1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吕随启说：“目前人民币汇率慢慢升值的趋势主要是市场的作用。”他认为目前政府在调控人民币汇率时也更多利用了市场的作用，进行调控的手段和空间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周小川还表示，全球贸易、结算和储备资产当前高度依赖于一种货币，IMF应该首先建立起一套以主要外汇币种国家为对象的监督机制。

　　他指出：“目前我们仍然面临着金融风险。”导致可能的金融风险的原因是，在过去几年的低利率环境下，投资者对风险的判断力有所减弱。目前对对冲基金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管。随着货币政策趋紧，长期利率可能逐渐上升。若政策或协调不当，不排除主要货币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的可能，并可能引发资本流动逆转和金融市场无序调整。
日本防卫厅借泄密案严防中国产电脑

（中国）深圳新闻网 (2006-04-25)



　　日防卫厅因为“泄密事件”成了惊弓之鸟，为防止电脑造成所谓的泄密，实行了电脑“政府配给制”，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制造的电脑

　　据美联社上周报道，美国戴尔公司表示，它将和当地合作伙伴Uniadex在9月底前向日本陆、海、空自卫队提供3.2万台配备15英寸显示器的台式PC和2.4万台笔记本电脑。据戴尔称，这笔订单包括相应的软件及维护，是戴尔日本分公司至今所得到的最大一笔订单。

　　戴尔称，日本防卫厅采购这批电脑目的是“为了提高对机密信息的保护及缩减人力等成本开支”。但据日本媒体分析，实际上，日本防卫厅此举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防止“中国制造”电脑“渗透”并造成所谓的泄密。

　　防卫厅借“泄密案”严查

　　2月，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朝雪”号驱逐舰的机密情报在网上先后被曝光，情报甚至包括“朝雪”驱逐舰使用的呼叫信号、密码使用表、紧急呼救电话，甚至包括“朝雪”舰艇人员的年龄、身高等细节。此次情报泄露被军事专家称为“日本防卫史上”最大的泄密灾难，其数量之大、细节之全、机密之高在日本史无前例，甚至引起首相小泉的“震怒”。

　　防卫厅经过调查发现，情报泄露的源头是防卫厅工作人员私人电脑上的共享软件“Winny”，被黑客攻击窃取。于是防卫厅立即设立了“根治对策检讨会”，寻求防止再次发生同类事件的对策。

　　“根治对策检讨会”给出的对策包括：对于“机密”“极秘”级别的秘密情报，一旦出现泄漏，根据自卫队法对泄密人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是过失也要进行免职；对于CD-ROM等信息载体所保存的数据全部进行个别密码化，否则将以泄露情报“论处”。

　　中国造“IBM”首当其冲

　　不过“根治对策检讨会”认为，能够根治“泄密”的举措首推取消电脑“私人配给”，改为“政府配给”。于是他们耗费40亿日元，购入大约56000台公务用桌上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直接发给工作人员使用，而不允许工作人员私自购买电脑处理公务，此措施计划2006年中完全实施。最终，56000台电脑被美国戴尔公司夺标，如此多的电脑甚至可以折合日防卫厅每4人一台，基本上完成了防卫厅的电脑换代。

　　日本媒体分析，防卫厅此举不只是购买戴尔电脑这么简单，还暗含防止其他国家电脑“渗透”进防卫厅的考虑，而在日本市场上能买到的电脑除了日本、美国产品就是中国品牌，实行“政府配给制”针对谁不言而喻。

　　原来日防卫厅工作人员所使用的电脑，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和在家使用的电脑基本都是由工作人员自己出钱购买，由于电脑在日本算不上奢侈品，防卫厅工作人员在购买电脑时并不十分讲究，会随便选择品牌购买。而目前中国已经是电脑生产大国，中国品牌质优价廉的电脑如清华同方、方正等已经打入日本市场，防卫厅“担心”有工作人员会贪图便宜或者不识“中国货”购买造成所谓的泄密。由于中国公司联想收购IBM以后，市场上的IBM品牌已经不是“安全”的“美国制造”，工作人员误买IBM品牌落入所谓“中国圈套”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防卫厅宁可多花费40亿日元，也要防止中国制造“渗入”要害部门。

　　日本对美国品牌也有戒心

　　日本防卫厅的采购大部分采用指定生产形式，但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仍有8%的耗材采购采用自由竞标方式，允许在防卫厅注册的厂商自由竞价，“注册厂商”也是以日本本土制造商和“盟国”美国的厂商为主。

　　之前为日本防卫厅提供电脑的主要厂商是富士通公司、NEC公司和日立公司，为什么日本弃本土厂商而用美国货？除了戴尔电脑比东芝等品牌价格便宜外，之前屡屡发生的泄密事件（如2002年日本黑客窃取防卫厅数据敲诈富士通公司、今年的“朝雪”事件等）也令防卫厅对本土品牌缺乏信任。

　　但防卫厅对戴尔也有防备，戴尔虽然获得了合同，但是必须和日本Uniadex公司合作，并由这家日本公司提供整体的软件解决方案和防泄密方案，戴尔只负责硬件调试。

　　值得一提的是，IBM的电脑部门是日本防卫厅采购目录的“注册厂商”，也曾经是防卫厅重要的电脑提供者，但被联想收购后，已彻底无缘防卫厅电脑招标采购。
到底成就如何？胡锦涛的美国多事之旅难以定性

德国之声报道／胡锦涛上周以中国主席身份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到底成就如何，对此，中美官方和学者说法各有不同。就从美方那里取得的妥协而言，此次访美似乎对胡锦涛具有更大意义。“华盛顿邮报”则抱怨此次访问没有实质性成果。

对此次访问，美方希望双方能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中方能同意与其它国家一起制止伊朗的核计划，并说服朝鲜重返有关其核武器计划的6方会谈。

而中方则更关注台湾问题，并希望布什总统再度确认其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

但是，甚至在白宫南草坪上也令人惊讶地发生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以及白宫发言人在欢迎仪式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官方称谓──“中华民国”相混淆，到底使双方的官员们难堪万分。

就从美方那里取得的妥协而言，此次访美似乎对胡锦涛具有更大意义。得到良好反响的访问，以及与布什的成功会晤可以大大增加他的权威并进一步加强他在国内得到的支持。

美国和中国的媒体对此次访美之行的看法不尽相同。

“纽约时报”称布胡会谈因发言人的口误而“受到影响，而这一失误居然是在长达数月的对访问细节和礼仪细致磋商后发生”。“华盛顿邮报”抱怨此次访问没有实质性成果。该报写道：“布什总统敦促来访的中国主席胡锦涛开放市场丶扩大自由并为解决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做出更多努力，但并未达致任何特别的协议。这次峰会更多的是对象征意义的强调而不是致力于取得突破。”

另一方面，中国的官方媒体则对胡锦涛访问期间的一个场景作了大张旗鼓的报道。胡锦涛在参观波音公司时，戴上了一顶棒球帽并与该公司一名雇员拥抱。媒体将之称为“棒球帽外交”，并与前领导人邓小平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典故相媲美。1979年，邓小平在其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中曾戴上一顶牛仔帽。

在美国媒体对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错误大加挞伐时，中国媒体对此保持了完全的沉默。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专家丶前五角大楼中国事务官员米切尔或许代表了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次丑闻的看法。他称此事件是“不幸的”，但他同时表示，现在“球到了中国一边”，因为，中国的反应将最终决定此次事件造成的后果会有多大。

常通过官方媒体解释官方观点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陶文钊表示，他不知道中国政府对此事件的立场。不过，他指出，美国方面应当解释清楚，何以会发生这一错误。

北京大学学者牛军也持这一看法。他表示，美方应解释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一事件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原因是，中美双边关系过于重要，“合作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多数美国学者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因为，中国主要的注意力将集中于国内问题。而大多数美国人则关心，10年后中国将以何种姿态出现于世，将如何使用其军事和经济强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吉尔就此指出，在未来10至15年内，美国将面对作为世界一强的中国。问题是：这个国家那时将怀有何种野心？

中国取缔互联网"不良"内容


中国约有1,110万互联网使用者，
香港互联网公司Tom.com周一表示已经将大陆网站40%的上贴内容删除，因为之前北京下令要消除互联网"不良"内容。

该公司在北京的高级管理人员说，自从收到政府的最新指令，他们已经删除了40%的用户发发表的内容，用户上载图片的40%也被删除。

该公司在北京的总经理说，公司处于社会责任感，过滤了"有害内容"。他说100多人全职监视他们网站的内容。

他说网站应该有能够引导年轻人提高爱国意识的内容。

该公司是中国用户最多的门户网站之一，提供博客，聊天室，电子邮件和新闻服务。

Tom.com同中国其他13个主要的门户网站本月共同呼吁其他网站也和他们一样，杜绝网上不良内容，包括色情和暴力。

不过中国还将政治敏感内容以及一些宗教内容划入有害内容之类，比如被取缔的法轮功。相关网站经常被关闭。

中国约有1,110万互联网使用者，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

多名香港立法议员称遭到电话窃听

BBC中文部记者戴维从香港报道：



郑经翰(右)曾在立法会选举中为李柱铭(左)站台拉票

一批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投诉说，他们的办公室长期以来一直遭到电话窃听，每当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期间，窃听情况便特别猖狂，致使政界要求政府加强立法，保护政界人物私隐权利。

长期遭到神秘人物窃听电话的包括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掀起封咪风波的郑经翰以及有民主斗士之称的"长毛"梁国雄。

由于三人都在自己办公室内安装了侦测电话窃听装置，所以窃听活动证据确凿。

例如，反窃听装置显示，李柱铭律师楼内的三部电话中，有一部全天候遭到窃听，另外两部的窃听情况则视是否发生政治敏感事件而定。

担任资深大律师的李柱铭表示，由于无法估计窃听人是谁，他也无从做出具体投诉。

他说："那一方面都有可能。有可能是爷爷(北京方面)，也有可能是内地驻港官员，甚至是英国或者美国方面。"

李柱铭还指出，他曾经在《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审议委员会的会议上反映过，但是特区政府没有做出回应。

侵犯隐私

郑经翰和梁国雄议员也分别掌握到自己办公室电话遭到窃听的证据，从而感到自己的私隐权遭到侵犯。

香港民主派一直批评监管执法机关进行窃听的《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存在太多灰色地带，因为特区政府可以以"公共安全"为理由，进行政治窃听。

另外，由于该法例并不监管内地执法机构，致使内地执法机构可以窃听在港不同政见者的电话。

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涂谨申认为，此事件可能涉及外国敌对势力窃听特区议员对话，特区政府应该认真对待。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南巡
　　“充分肯定”上海贯彻中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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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香港综合讯）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上星期南巡上海，对上海市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称赞“上海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是认真的，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是好的”。

　　《明报》的报道指出，在海外盛传上海当局抵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之后，吴邦国正面肯定上海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言外之意，上海与中央是保持一致的，从而间接否认外传的上海对中央阳奉阴违。

　　吴邦国是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明报》形容他这番讲话是“力挺上海一把手陈良宇”。

　　据新华社报道，吴邦国是在本月18至22日在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人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上海浦东新区、洋山深水港区、临港产业区、化学工业区、长兴岛港口机械和造船基地，还到金山区廊下镇，深入田间农户，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考察期间，吴邦国听取了上海市的工作汇报，对上海市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上海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是认真的，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是好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领导人视察地方，往往是在重大会议召开前后，领导人前往地方调查研究，就新政策的制定或贯彻征求地方的意见与建议，寻求地方的支持，或协调解决需要中央出面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在重大关头藉考察地方释放信息，推动重大变革。

　　《明报》说，吴邦国此次南下，要肯定上海的意图更显突出。

　　中共十七大明年秋天即将举行。此前，有关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拟更换上海一把手的消息多次传出。

　　但今年4月6日，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陈良宇陪同下，在上海交大高调露面。吴邦国上星期又全面肯定上海工作，似乎已破除了现年未满60岁的陈良宇可能被调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传言。

　　陈良宇今年3月也曾在一项活动中公开表示，上海正按照胡锦涛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被视为颇具宣示意义。
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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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被遏制了多年的中国左派力量近来又开始活跃起来，浮现其对政策话语的影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股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不可小看。

　　老左派、新左派，甚至是民族主义者，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但对一些现行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内部改革和对融入世界体系为导向的外部政策的不满这一点上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这些力量的结合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驱使下可以造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

　　左派力量的政治话语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对国家政治力量和分配正义的强调，就是说通过国家力量达到分配正义。

　　左派因此提出要“反思改革”，即反思以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不可否认，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的内核，这场改革运动在大大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极端的分配不正义，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转变成为多元利益社会，进而转变成为极端分化社会。

　　尽管左派尤其是老左派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的，但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套用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说，则具有“反动性”，就是说他们提倡要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平衡　

　　

　　很少会有人否认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面的理想。但问题是这些理想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实践。在欧洲，有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则有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一些实践成功了，另一些则失败了。

　　今天的中国纵然问题重重，但很少会有人乐意走回已经证明为失败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式贫穷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当然希望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的出现，但这并非是左派所强调的通过国家力量而达成的分配正义。“反思改革”不应当是走回头路，而是要修正现行改革模式，遏制社会的恶性分化，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而造就一个多元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最好表达于中共十四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而在于对这个概念认识的偏差和政策实践上的变形。

　　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今天来反思它，不仅是因为原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端不公平性，也是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中国没有可持续性。

　　今天看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足的，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而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从市场经济这一机制产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说市场经济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

　　作为资本主义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从欧洲产生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要修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非人道因素。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的产物，是要用社会政治力量来修正和遏止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语。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要作历史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很精确，但在寻求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方法时过分政治化，提倡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是这种极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比较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社会主义则理性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用政治力量来干预市场，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美国化”，却走向极端

　　

　　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正义不可持续，最终只能沦落为一种贫穷的正义。而没有制约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的不正义，最终使人沦落为经济的奴隶。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

　　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模式，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等。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选择，而是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也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也担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疗、教育、就业等等社会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完全是“美国教科书化”。美国的教育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产业化，美国的教育评估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极端化，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市场化。种种原因，近十多年来的政策话语“美国化”了，而政策话语的“美国化”导致了实际政策面的消极后果。

　　更有甚者，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为市场化推波助澜。政府本来应当扮演产业化或者市场化所不能扮演的角色，解决产业化和市场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站在市场化这一端。为了地方利益，为了政绩，不惜以牺牲人的利益来保护资本的利益。结果，应该产业化的没有产业化，应该推向市场的没有推向市场，而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各种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等则被极端地产业化和市场化了。

　　针对“反思改革”的浪潮，中国领导层已经明确强调，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回头并没有出路。

　　近年来，“以人为本”政策导向的确立应当说是个好的开头。但要市场经济为人服务，就要改革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更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

　　政治改革必须要为社会的各个群体创造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以人为本的目标在于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达成平衡。人本社会主义应当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或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核。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