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进入难以调控期

中美关系进入难以调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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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洪毅

　　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的成果，中文媒体与美方媒体各执一词。中文媒体基本倾向于肯定胡锦涛访美取得了明显成果，认为中美关系在稳定向前发展。

　　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访问结果与中美关系的状况，看法却相较悲观。

　　尽管包括《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媒体，认为胡锦涛访美之行尽可能地释放善意，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政治改革滞后的不满；不过从报道中也也看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威胁、对中国人权与宗教以及贸易与货币政策的各种不满，依然存在。

飓风吹弱了中美关系

　　哪种观点更有说服力？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未道出中美关系基本状况和深层的背后因素。笔者4月去过美国西雅图和加州，对美国政治经济有些直接了解。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看到，自美国总统布什推迟胡主席访美之行起，中美关系便出现了深刻与微妙的变化。中美关系因美国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也开始进入了相对困难期。笔者称之为两国领导人难以控制的双边关系期，简称难控期。

　　在此氛围中，认为双边关系会有重大进展，那是不切实际的。

　　去年8月底的卡特里娜飓风前，美国政府、国会、商界与舆论界，均认同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较乐观的定位，即中美关系基本上处于历史上较好时期。但是，卡特里娜飓风一下吹走了布什的政治权威。

　　布什政府在飓风救灾方面不力。美国人民曾在九一一事件后建立起对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普遍敬从。他连任后，还保留对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敬从。但他的飓风救灾不力，这种尊敬一夜崩溃。

　　随之而来，便是美国社会质疑他的各主要外交政策。既质问他的反恐战略，也批评他的伊拉克政策。布什在国内曾有的对外政策的“统一战线”与在国会的多数支持，开始瓦解。布什提前“跛足”。共和党国内政治行情看跌。

　　布什总统对中国的较温和与务实的政策，也不能幸免。共和党内与民主党国会成员，也纷纷高调批评中国的民主人权、经贸政策。媒体也纷纷批评中国在人权、舆论与民主方面裹足不前甚至倒退。

　　在伊拉克战事暂时无重大进展、中国军力明显提升的背景下，一些美国人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信心动摇，对日益上升的中国，既羡慕又担忧。美国军方、战略策划人与戒心尤重的记者，纷纷质疑中国崛起的企图，发出中国势力扩张对美国形成威胁的结论。

美对华议题政治化

　　今年11月，美国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由于中期选举的到来，对华政策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便开始被政治化。随着布什的光环破灭和共和党一领袖陷入政治丑闻，共和党在国会的明显优势被削弱。民主党乘势反攻，要夺回国会的多数席位。

　　两党参众议员为了竞选，便讨好在贸易竞争中受损的少数利益集团，更集中火力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尤其是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中国盯紧美元和不够灵活的货币政策、中国盗版泛滥问题。

　　同时，美国媒体与公众领袖对中国控制互联网与舆论和压制不同政见者与维权活动，深表不满。布什政府也相应地提高了对中国政治、贸易、货币与军事一些做法批评的声量。胡锦涛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访问美国。

　　中美双方在访问的定调方面，便产生明显差异。基于国内对中方的负面声音，布什政府不愿意以最高规格接待胡主席，仅称这次访问为工作访问。

　　中方则为了这次访问能在国内和对中美关系产生最好的影响，坚持称访问为国事访问。美方一般规格的接待，也间接造成了接待中的疏忽与“乌龙”事件。如法轮功记者在首脑会面的场合少见地质问闹场；美方司仪误称中国为“中华民国”。

中美经贸关系到战略利益

　　在美国国内对中国严厉质疑的大背景下，认为双边关系会有重大进展，那是不切实际的。但在中美关系的难控期，胡锦涛访美，则对扭转美方对中国的各种质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换句话说，如不访美，则会给外界与美国舆论界造成中美关系恶化的的结论，导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倒退。

　　中美首脑会晤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呼吁美国各界冷静、全面而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

　　在一些重大战略与经贸问题上，中美虽然有分歧，但也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双方虽对处理北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的手法看法不一，但均认同朝伊不应拥有核武的立场。双方在人民币升值方面时间表不同，但中美在经贸已形成了一损共损和一荣共荣的关系。

　　如美国方面片面偏激地对中国实施贸易惩罚，则会到头来损害自己的利益。结果，会造成美国居高的房价大跌，许多美国房产投资者和拥有者负资产化，美国进口日用品价格高升，严重影响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经济繁荣。

　　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在一些美方关切的国内政治与贸易政策上有所调整，才能平息美国的强烈质疑。这也才能避免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

·作者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研究员

美宇航局长将访华商讨太空合作

　　（休斯敦讯）BBC中文网消息：美国宇航局长格里芬周二表示，他接受邀请将访问中国，并与中方商讨太空合作事宜。

　　格里芬说，中国当局已经提供了机会，以便讨论双边合作。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常常可以在讨论中获益，他不认为此举会对美国带来损害。

　　今年4月初，中国国家航天局副局长罗格曾向格里芬抱怨说，美国抗拒和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尤其是涉及俄罗斯、日本、欧洲和加拿大的国际空间站项目。

　　罗格指出，在1980年他初次访问美国时，美国的态度比较开放，但现在却是截然相反。

　　五角大楼和一些议员反对和北京合作。他们认为，刚起步不久的中国航天计划是支援美国军事力量的美国卫星系统的潜在威胁。

俄罗斯恶堵来自中国的巨额走私渠道

（俄新社/德国之声）：周二，俄罗斯联邦海关的一名高级发言人称，2005年2月，有关部门得到情报，将有150多列装载走私消费品的火车车皮从远东的Nachodka运往莫斯科。这么大数量的走私货已经被截获，调查正在进行中。

调查表明，海关和其它国家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卷入了这场大走私之中。他们在外国，包括中国，建立了一些贸易公司，由中国物流公司组货走私到俄罗斯。货物入境后，就以俄罗斯公民的名义填写运单，收货人都是“稻草人”。这些货物由海路运往Wostotschny港，然后由铁路运往莫斯科，真正在莫斯科收货的人是中国公民。

前几天，4月24日，搜查了莫斯科的5个中国物流公司，找到了海参崴一个律师事务所代表的名片，由这个律师事务所给来自东南亚的这些货物以法律上的保障。此外，还找到了在莫斯科机场运送货物的电脑数据库。还找到了巨额的卢布、美元和其它国家伪钞。

分析：中国缘何要走进非洲？

摩洛哥国王为胡锦涛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胡锦涛访问非洲首站选择摩洛哥，使不少观察人士感到意外。那么胡锦涛此次非洲之行究竟意欲如何呢？

中国希望从非洲大陆得到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摩洛哥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可以吸引中国。

摩洛哥主要出口产品是纺织品和农产品，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

从双方会谈来看，摩洛哥有一样东西是中国人感兴趣的，那就是摩洛哥的丹吉尔港。

摩洛哥准备翻新丹吉尔港，建设新设施和一个工业区。

由于丹吉尔港隔着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中国希望把丹吉尔港作为通往欧洲的跳板。

与此同时，摩洛哥也希望借机吸引来自于中国的商机。摩洛哥学者认为，对摩洛哥而言，中国是榜样而不是威胁。

走进非洲

胡锦涛结束对摩洛哥的访问后，还将到访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这是他上台三年后，第二次出访非洲。

伦敦亚非学院的孙来翔教授说，由于急需原材料和新市场，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入非洲大陆。

他说，非洲有两个吸引中国的地方。一个是石油和矿藏资源丰富，另外就是广阔的市场。中国公司在非洲特别有优势，因为与当地购买力相比较，中国的技术更适合于非洲市场。

孙教授还表示，很多中国公司都有发展农村乡镇工业的经验。

双赢局面

那么，中国与非洲增进贸易，非洲人能从中获得多少好处呢？

南非布兰赫斯特基金会的缪尔斯说，这应该是一个双赢局面。但中国带给非洲的既有机会，也有威胁。

他说，中国和印度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促进了非洲采油和采矿业的蓬勃发展。但这种兴旺同时会导致货币大幅贬值，而繁荣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后也都落入少数非洲精英手中。

此外，廉价中国货充斥非洲大陆，对非洲许多国家的制造业造成沉重打击。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向非洲出口的更多是政治意识形态，而现代中国人已放弃政治因素，完全从经济利益出发。

曾荫权：人民币升值对香港有利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席银行公会午宴时表示，人民币升值会令香港更具竞争力，对香港有利。

　　曾荫权相信，香港可以应付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转变，人民币升值短期对香港经济有利，但香港也要作好准备。

　　曾荫权在银行公会午宴上表示，会继续跟中央商讨香港进一步发展人民币业务，包括跨境贸易及发债机制等问题。

　　曾荫权又提到空气污染问题，他认为，要改善本港的空气污染情况，除了要香港电力公司，遵守环保标准外，也要内地合作。

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步调”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4-26)



　　要掌握全球经济“话语权”，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必须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

　　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慎海雄 叶国标

　　“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要掌握全球经济‘话语权’，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必须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上海总部主任项俊波近日在接受《掺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党的十四大把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确立为国家战略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在他看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一些曾经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体制性、制度性、政策性障碍和“瓶颈”陆续被突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面对新形势，要从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事关国家战略利益

　　项俊波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和第五条分别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和“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金融中心作为金融活动的集中地，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国际金融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各国或地区都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或保持既有国际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战略。

　　仅从亚洲新兴国家来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泰国就建立了离岸的曼谷国际银行机构，与香港、新加坡竞争。1990年，马来西亚把纳闽岛指定为离岸的国际金融中心，与新加坡的亚洲美元市场竞争。2000年，印度制定了把孟买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行动计划。中国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经济大国，要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能没有具备较强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做大做强我国金融业的需要。

　　随着加入WTO后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金融业将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当前，制约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因素，已不再是金融开放度大小的问题，而是金融实力强弱的问题。比如，由于缺少具有行业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型金融企业，我国金融企业还很难真正“走出去”。我国目前的整体金融实力，与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地位还不相称。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做大做强我国金融业。而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有力地促进经济金融要素的聚集、整合和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金融整体实力，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巩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

　　要巩固和保障实体经济发展成果，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通过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实现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角色转变，提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的地位。惟有如此，才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赢得“话语权”，才能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占据有利地位，才能主动抵御各类金融风险的冲击。

　　目前，我国许多国际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经常受制于人、被动受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大陆还没有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主动组织和参与相应的金融市场交易。为巩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我国必须依托国内强大的需求，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备了新的现实可能性。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具备相应的外部条件，如：经济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发达程度较高、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等。但这些条件以前并不完全具备，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遭遇诸多困难。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为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及国际资本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为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新需求、创造了新条件、注入了新活力、提供了新可能。

　　上海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上海在历史上曾是全球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其次，改革开放后，上海始终把金融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金融集聚和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第三，上海经济金融发达，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目前，上海人均GDP已逾7000美元，并保持快速增长。上海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众多，上海外资银行资产已超过全国外资银行资产的50%，上海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已超过12%（全国只有2%），国际物流业发展迅速，已成为跨国公司的总部基地，对国际金融服务的需求十分迫切。第四，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通讯、相对集中的高素质金融人才、迅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等，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尚有差距

　　项俊波指出，与香港、新加坡等一些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比，目前上海在金融机构集中度、金融市场发育度及宏观、微观基础条件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和诸多“瓶颈”。

　　上海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偏小。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例，截至今年2月，香港有各类银行202家（外资177家）、外资银行代表处86家。新加坡有商业银行110家（外资105家）、金融控股公司1家、商人银行49家、外资银行代表处42家，外资金融机构资产占80%。到去年底，上海有银行类金融机构100家，其中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84家、代表处99家。外资银行资产约480亿美元，占全市银行类金融机构总资产12%。

　　上海金融市场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未发育，尤其是外汇交易市场规模偏小、流动性和开放性不足。以2004年4月为例，新加坡和香港传统外汇市场日均交易净额分别达1250亿美元和1020亿美元，而上海只有8.3亿美元。上海资本市场的股票和债券都是国内企业发行的，投资者主要是国内机构和个人，香港、新加坡则以国际发行者和投资者为主。

　　从宏观基础条件看：

　　——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近十多年来，上海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并且发展前景看好。但是，上海人均收入逾7000美元，香港、新加坡人均收入已逾2.5万美元。粗略估算，如上海持续保持快于香港、新加坡4倍以上的经济增速，按人均GDP来衡量，上海至少要20年才能赶上香港、新加坡。

　　——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外资集中度。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是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因素。2004年，上海、香港、新加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分别达178%、281%和321%。2003年，上海、香港、新加坡的外资集中度（外国直接投资与GDP之比）分别为7.7%、8.6%、12.5%。上海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持续增长，反映了上海及其腹地经济增长的潜力，又折射出三地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激烈竞争。

　　——资本自由流动状况。资本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香港、新加坡都基本实现了本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而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资本流动较严格的管制仍是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大瓶颈。

　　——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性。权威调查显示，2005年宏观经济环境总体指数中国大陆排名第25位、香港第15位、新加坡第1位。新加坡的领先源于其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良好的国家信用等级。影响中国大陆宏观经济环境的主要因素是信用环境，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明显制约因素。

　　从微观基础条件看：

　　——人力资源。充裕的优秀专才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要素之一。香港、新加坡集聚了大量律师、会计师、精算师、系统分析师、管理顾问等专业人才，且八成以上掌握英语。上海金融从业人员达9万多人，数量不少，但整体素质偏低。近65%只有中专或大专水平，获得中级职称的占25%，获得高级职称的仅2.2%，获得国际认证的仅0.3%，掌握外语的不足20%。上海金融业中高层管理人才只有4000人左右，高级管理人才约450人。网络金融、投资银行、资产证券化、宏观金融分析等方面的管理人才，以及法律、咨询评估、市场化经营、交易中介、国际会计等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非常紧缺。

　　——法治环境。完善的法治环境能保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确保金融交易的安全、高效。在最近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环境质素评比中，新加坡、日本、香港分列前三甲，折射出法治环境对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

　　上海近年来在改善法治环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在法律体系、司法环境、法律服务水平、法制透明度、公众法律意识等方面，仍明显落后于香港、新加坡。而且，中国内地目前主要民商、金融法律体系仍有不少缺漏，如破产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缺位。现行法律还存在操作性差、立法漏洞较多、适用关系复杂等问题。

　　——金融监管环境。香港实行自由银行制度，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和专家式管理模式。新加坡推行精英治理下的“积极干预”战略，适时推出各种促进金融发展的优惠政策。香港、新加坡均属英美法系，实行“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的“负向清单”监管模式，凡法规没有禁止的，都是市场可以创新的。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偏低，准入限制较多，监管力量尚未实现职业化和专家化，监管环境亟待优化。

　　——税费负担水平。新加坡对包括银行在内的各种企业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税率20%，海外收入免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22%，本外币利息收入免税。我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既征营业税又征所得税，营业税税率5%，高出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讯等行业约2%；所得税标准税率33%，相对比较高。

　　亟待实现八大突破

　　项俊波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多数新兴国家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应抓住国家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机遇，建设以国内实体经济发展为依托、集中配置国际国内金融资源、以服务国内市场为主的功能性国际金融中心。为此，须在八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在建设统一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方面取得突破。国际金融中心是各类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交易十分活跃的中心。上海须以完善市场体系、增强市场功能为着力点，形成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的统一金融市场体系。探索利率、汇率类衍生产品、股指期货、原材料期货等能满足交易、融资、投资、风险管理等需求的金融产品和工具。探索金融市场的联动发展，促进金融基础产品市场与衍生产品市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外汇产品市场与本币产品市场、场内交易市场与场外交易市场的协调发展，使上海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和商品定价中心之一。

　　二、在金融机构发展方面取得突破。上海应坚持培育与引进并举，以增加机构数量、增强机构实力、扩大机构类型为突破口，强化聚集效应，形成以旗舰企业为核心、多种金融机构共存的多元化机构体系。当前，重点是抓紧整合现有金融资源，打造具有行业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型金融企业，发挥金融旗舰企业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加快吸引大型金融机构地区总部、决策总部、营运中心、信息中心落户上海；发展货币经纪公司等新兴金融机构；发展资信评级、会计与审计、资产评估等金融辅助产业，使上海成为中外金融机构和谐共赢的聚集之地。

　　三、要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新突破。作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前沿，上海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也应走在前列。不仅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的发展进程要加快，而且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也要加快。要提高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把上海变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投融资场所。提高货币市场国际化程度，继续推动国际开发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同时，还要鼓励上海的优秀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到国际市场上融资，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高金融竞争力，使上海的金融业全面与国际接轨。

　　四、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突破。当前，要重点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分工、服务市场的原则，构建统一、快速、高效、安全的交易托管清算结算平台，增强上海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对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承载能力和适应能力，使上海成为资金交易清算中心；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融业务信息系统，提高上海金融市场信息集中度和服务质量，打造权威高效的金融市场信息平台；完善风险管理系统，加强风险控制，建立完善的技术监控措施，构建安全可靠的市场风险管理平台。

　　五、在构建市场化金融监管机制方面取得突破。针对目前我国整体金融监管水平尚未完全与国际监管准则接轨的现状，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探索在一定范围内放松管制的可行性，争取按照国际监管标准，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预留充分的创新空间，形成金融产品创新中心。本着国民待遇原则，完善金融税收制度，适度降低金融企业经营成本，增强中资金融企业竞争力。

　　六、在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方面取得突破。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加强金融中心建设的立法工作；积极开展对金融前沿问题的立法研究；发挥金融仲裁机制在解决金融交易争议方面的专业、独立、保密、快捷、低成本等独特优势，建立良好、高效的金融争议解决机制，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争议仲裁中心；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构建完善的信用采集、信用评级、失信惩戒体系，推动全国基础信用信息库落户上海，使上海成为全国信用信息服务中心。

　　七、在放松外汇管制方面取得突破。放松外汇管制、促进资金自由流动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客观需要。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探索放松外汇管制的新措施。一方面，利用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和国家外汇储备充裕的时机，积极探索有效的外汇管理改革措施，提高企业用汇自主权，逐步培育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外汇交易市场；另一方面，在继续推进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方式改革的同时，配合企业“走出去”战略，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引导外汇资金双向合理流动。

　　八、在金融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取得突破。历史上有些金融中心没有成功，人才匮乏和人才流失是一大原因。上海可借鉴成功地区的一些经验，设立金融发展基金和金融人才发展基地，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大力引进并留住人才。□

10家中国企业可能赴东京上市

（英国）FT中文网 (2006-04-26)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TSE)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西室泰三(Taizo Nishimuro)昨日预测，可能会有多达10家中国企业将在该证交所上市。

　　尽管东京证交所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并在1月份达到高潮，导致这家全球第二大证交所一度被迫停止交易，但西室泰三的预测强调了东京证交所的野心：转变为一家真正的国际性证交所。

　　西室泰三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上述乐观预测的。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东京证交所宣布2005-06财年的净利润增长2倍以上。

　　在该证交所正努力重建国际信誉之时，如此强劲的业绩增强了它的地位。而随着该证交所重提自己的上市计划，这样的业绩也将吸引更多潜在投资者。

　　西室泰三表示，大约有10家中国企业“可能”在该证交所上市，以利用日本流向金融资产的“大量资金”。

　　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表。不过，该交易所一位发言人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该交易所正“与很多中国公司进行商谈”。

　　自2001年以来，只有两家海外企业在东京证交所上市。一家是中国金融服务和传媒公司新华财经(Xinhua Finance)，另一家是韩国钢铁制造商浦项制铁(Posco)。

　　由于现有外国公司的股票在东京证交所交易量较小或没有成交量，外国公司迟迟不愿在此上市。

　　然而，东京证交所意识到了来自中国等快速发展经济体的企业所具备的巨大潜力，它已发动一项新攻势，重点说服亚洲公司在此上市。

　　东京证交所已于周一恢复了正常交易时段。这是该交易所自今年1月份以来首次恢复正常交易时段。东京证交所还表示，它已经修改了交易系统，现在，买卖一家公司超过30%流通股的交易指令将被拒绝执行。

中国环保人士获世界环保最高荣誉


于晓刚获得了世界环境保护的最高荣誉
中国知名的民间环保人士于晓刚博士获得了世界环境保护的最高荣誉"格德曼环境保护奖"。

为保护怒江生态环境做出贡献的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创办人于晓刚博士在旧金山被授予格德曼环境保护奖。

于晓刚博士的工作帮助提高了人们对于修建水坝所导致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认识。

世界观察研究院院长弗莱文说，"于晓刚利用他的流域管理方面的知识致力于帮助受水坝建设影响的地方社区重建生活。"

他说："于晓刚先生克服各种不利条件，让他们在开发过程中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所采取的方法将帮助中国在不牺牲自然资源或人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进步。"


于晓刚简历
本科毕业于中国文学史专业，后来获得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和规划"硕士学位，"流域管理规划"博士学位，返回中国后留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现为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流域"主任
格德曼环境保护奖发起人理查德·格德曼说，由于于晓刚的努力，北京当局最终同意给因修水坝而失去家园的村民提供补偿。

中国媒体评论说，"于晓刚和以他为首的'绿色流域'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一面旗帜"。

作为反对怒江大坝工程的核心力量之一，于晓刚表示，他们的目标不是反对修建一两座大坝，而是创造一种机制来促进流域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

他说："我们不是一味反对大坝，而是强调建设大坝要有规则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的评估，并需要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于晓刚的获奖感言是："我们面对如此众多的环境问题，因此，这点成功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开始。要在全中国实现真正的永续发展，我们需要所有中国人的参与。"


十七大举行前
　　“大换届”牵动中国各级官员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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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

　　（于泽远报道）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从今年到明年秋天中共十七大举行前，中共省市县乡地方党委都要完成领导班子大换届。由于这次换届将贯彻精简领导职位、干部推荐创新和民主选举尝试等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换届成了目前最牵动中国各级官员政治心绪的大事。

　　中共中央党校下属的《学习时报》最近引述一组对干部的调查数据说，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的“官本位”意识在党员干部中还有牢固市场，换届引发了官场上很多不正之风：有些官员一心要“升级进档”，开始跑官要官；有些官员自知“年龄过杠”，从而得过且过；有的不满“提拔无望”，转而平衡享受。总之，“官本位”意识是很多干部作风问题的“潜伤疤”。

　　中共湖南省常德市委不久前对换届中干部心态的特点和变化进行了问卷调查、个别走访等调研分析。调查发现，对选拔干部公平性的不信任，已经在干部队伍中形成情绪化的消极心态。这种消极心态在一些干部身上逐渐演变成一种“囚徒焦虑”，就是认为别人一定会去跑官，如果自己“不跑不送”，就会“原地不动”。

“三减”改革

最吸引人眼球

　　调查显示，目前换届中干部心态的主要问题一是风险焦虑，二是公平焦虑。这些焦虑使党员干部对基层民主政治的渴望尤为强烈，他们认为换届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跑官要官”，其次是“暗箱操作”，第三是“拉票贿选”。

　　领导干部队伍也潜藏着很多不安因素。他们一方面担忧自己的学历、年龄、技能等“硬”优势不够，同时更担心的与领导关系等“软”优势不够。干部中普遍存在“软”优势比“硬”优势更有效果的看法。在竞争优势指标选择中，“领导器重”和“单位人缘好”排在第一、二位，“有成绩”和“有关系”排在第三、四位。事实上，“一欠领导关注二欠上下关系”的干部在推荐中的确处于不利地位。

　　这次干部大换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三减”改革：精简党委班子职数，也就是“减人”；减少各级党委副书记的职数，也就是“减层”；扩大党政交叉任职比例，也就是“减线”。这“三减”是中共完善地方党委领导机制、减少党政分工重叠、提高工作效率的重大尝试，也是以胡锦涛、温家宝主导的新一届中共领导层试图实现“从严治党、科学执政、保持先进”理念的具体体现。

　　北京有关政治学者对本报指出，鉴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和艰难，前年秋天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决议后，官方不再高调宣传有关政治改革的事务，并禁止媒体炒作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但胡温探索政治改革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高层虽然没有发动宣传机器为政改造势，但严令这次地方干部大换届必须坚决贯彻“三减”改革，表明官方正在以“先做再说”的态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专家：主教任命分歧‘已近化解’
　　中梵有望打破建交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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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

　　中国与梵蒂冈有望打破建交僵局。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中梵关系的学者任延黎透露，中国和教廷之间有关主教任命权的分歧“已接近化解”，中梵两地的外交官只要接获各自高层领导人的指示，就可制订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任命主教方式。

　　香港《大公报》引述任延黎说，未來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人选可由教廷提供名单，中国则设置一个非正式机制，提名已知梵蒂冈属意的神职人员，出任主教。

　　任延黎说，根据梵蒂冈和北京的正式协议，目前活跃在中国各地的一百二十名主教，只有几名需要退休。这些主教包括受政府支持但拒绝承认教宗权威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员，也包括一些近年在地下教会活动中采取反政府立场的资深神职人员。

　　此前有消息说，中国和梵蒂冈可能采取“越南模式”来解决主教任命问题，即由梵蒂冈提名，越南官方核准，从而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主教人选。

教廷愿同台湾断交

　　北京有关分析人士对本报指出，中国向来认为，中梵建交的前提是梵蒂冈必须与台湾断交和承诺不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此前教廷已经透露愿意同台湾断交，使中梵建交出现转机。但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中梵依然相持不下。中国认为，如果任凭教廷单方面指定主教，将难免出现教廷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因此主教任命权成了中梵建交的主要障碍。

　　梵蒂冈是目前欧洲唯一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总统陈水扁去年还利用教宗保罗逝世的机会到梵蒂冈实现了他的欧洲之旅。从台海两岸外交战的角度，一旦梵蒂冈倒向大陆，不仅台湾在欧洲的据点丧失殆尽，而且由于教廷的影响，目前为数不多的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国家也有可能效仿跟进，与大陆建交。

　　同时，作为全世界天主教徒的圣地，梵蒂冈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中梵建交，来自美国的要求中国推行宗教自由的压力将大幅减轻，中美关系少了一个矛盾点，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将明显改善。

　　不过学者指出，中梵建交虽然好处不少，但对中国官方也有风险。

当局最担心的是建交后教廷将直接影响中国约1000万天主教徒，在教徒与信奉无神论的中共之间制造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就如教廷在当年东欧共产国家的“巨变”中所发挥作用一样。因此，除非教廷做出令中国满意的让步，否则即使主教任命权得到解决，中国仍会优先考虑国内稳定大局，而不会去积极推动中梵建交。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长叶小文本月初表示，中国与梵蒂冈一直都有接触，但双方没有设定建交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