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INGO--做中国的根与芽

据统计，目前大约有200多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INGO）在中国生根发芽，所开展的项目涉及健康、环境、教育、艾滋病等诸多方面。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像世界自然基金会这样属于规模较大的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只有几个职员的“小作坊”。这些境外的非政府组织无论大小在与中国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都会遇到无数尴尬和困境。记者走进这当中的一家
——珍古道尔研究会（中国）。

　　进入立秋的北京却仍脱不了暑气。早上才过8点，白辣辣的阳光就开始照耀着布满尘埃的城市，空气中弥漫着一团团白雾。挤不上公共汽车的上班族们脸上挂着焦躁的情绪。东三环边上一座国际学校里只有一个临街的房间大敞着窗户，那就是珍古道尔研究会根与芽北京办公室。工作人员小高一边吃着早点一边说：“我们对空调都不太‘感冒’，不到热得受不了的时候都不会开，这对保护环境也有好处。”

　　小高说的“我们”其实只是6个人，一水儿的娘子军。负责人何莉佳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2年，说话操着一口北京口音的美国人。她说，从小时候起珍·古道尔博士就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长大后她担任志愿者并于2000年在北京帮助成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中国）。

　　根与芽办公室因为摆满办公桌而显得有些拥挤，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书写板，上面标出整个月的工作计划。办公室的旁边是一间玻璃隔断的小会议室，里面摆放着几个书柜和各式各样的宣传品，墙上挂着科学家珍·古道尔博士的大幅照片。办公室和小会议室都是国际学校免费提供给研究会使用的。这对每年只有80万人民币资金运作用于北京、成都两个办公室开销的研究会来说，不能不说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压力。

　　但是同其它驻华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样，珍古道尔研究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境外的非政府组织不能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注册登记。但是不能登记，就意味着无法申请银行帐号，就意味着无法接受捐款，也就没有钱去开展活动。在北京落户的绿色和平组织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直到现在都不能接受中国内地的捐款。

　　在非洲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找一个本土的合作伙伴，由合作伙伴去相关部门登记；二是以公司的形式注册。“合作伙伴很难找。中国的政府机构都知道，如果和我们合作要承担很大责任。因为如果非政府组织做出些什么敏感的事情，政府就会找合作伙伴的麻烦，所以很少有哪些组织能找到中国方面的合作伙伴。”何莉佳看起来一脸的无奈。第一条路走不通，留给珍古道尔研究会的选择也就只剩下以公司的形式注册。既然是一个经济实体，就必须要交税。研究会在获得捐款的同时要为捐款方开具发票。“开发票就要纳税啊，5.5％的税。如果到年底有盈利的话，就要交30％的税。我们不可能盈利。可是一个公司不盈利就可能被工商局查。我们很担心，如果持续几年都是这样就会被查。以后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说到这何莉佳突然哈哈地笑起来。

　　在中国珍古道尔研究会平均每年获得的各类捐款总值只有80万人民币。赞助公司也只是雪夫龙中国公司和拜耳中国公司等3，4家国际型大企业。许多中国的公司企业还没有形成担负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对这些公司企业来说，即便捐款也不会捐给外来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更愿意把钱送给政府所属或者与政府带有密切关系的基金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关系”。
　
　　用何莉佳的话来说，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不断地通过找企业、找关系、联系朋友来找钱。在工作中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渠道。由于珍古道尔研究会开展的根与芽的环境教育项目都在学校里进行，而不少在国际学校读书的孩子的父母都在一些国际型大公司工作。孩子们回家向父母介绍他们在根与芽活动中学到的环保知识，同时也就引起了学生家长对珍古道尔研究会的兴趣。目前支持研究会的两个最大的赞助商雪夫龙公司和拜耳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找到的。

　　“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是珍古道尔研究会在中国最大的项目。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300个根与芽小组。其中参与者当中大学生的比例占到近一半。这个项目将环境、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社区三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鼓励每个根与芽小组了解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并做成小的环境保护项目，从小的变化带来大的影响。

　　何莉佳说：“（中国）政府不是反对我们，他们只是担心控制不了我们。但是，他们也要意识到，为什么叫非政府组织呢？因为你不需要控制，他们都在帮助社会。政府还在考虑怎么接受我们，怎么和我们合作。”

　　珍·古道尔博士（Dr. Jane Goodall）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1960年起，她开始在坦桑尼亚冈比国家公园进行对黑猩猩的行为的研究，并因此而闻名。珍·古道尔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旨在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能量，理解和保护我们的环境，尊重和同情所有生命。（作者 洪沙）

德国之声 当绿色遇到红色

国际著名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从1997年在香港落户，到现在已经在中国地区进行开展了10年的环保活动。机构也从香港一处增加为包括北京、广州在内的三个分部。而这个常以极端激进方式提倡环境保护的“绿色和平”组织进入到中国之后是否也会“入乡随俗”而变得温和起来呢？记者采访了绿色和平中国分部项目及传讯总监卢思骋先生。

　　德国之声：绝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成立分支机构的时候都会在中国民政部门遇到注册难的问题。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吗？

　　卢思骋：我想由于国内现在一些关于NGO（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对于国际NGO和本地NGO来说都存在注册的困难。这也不是绿色和平单独面对的问题。在国家的法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NGO可能需要比较耐心地等待。我们在中国（内地）也有一个工商机构的注册，但是在香港是以慈善善团体的名义注册的。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在北京的办公室被注册为“绿色和平公司”？

　　卢思骋：反正全名是不重要的。我们很清楚，是以绿色和平的名义去注册。那我想，这个尴尬的局面，倒不是我们感到尴尬，应该是中国政府和民政部门感到尴尬。为什么有实际存在的NGO却不能以一个非盈利身份去注册？

　　德国之声：在中国地区工作的绿色和平组织怎样筹集运作经费呢？

　　卢思骋：绿色和平不接受政府、政党、政治团体和企业的捐款。我们所使用的所有钱都是老百姓捐的。我们在香港大概有16000个每个月捐100元人民币的捐款者。算下来，一个月大概有160万的收入，供包括香港、北京、广州整个中国区工作的开销。

　　德国之声：这些钱够用吗？

　　卢思骋：肯定是不够用。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么严峻，我们希望能尽快在中国内地获得合法的公众捐款。我们也相信，中国的公众非常关心自己的环境，也希望有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团体在他们的支持之下展开工作。那我想，现在只有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后，这点才能做到。目前内地市民如果想向绿色和平组织捐款，就必须有一张国外的信用卡，通过转帐的方式将捐款转到香港的账户上。除此之外在内地募款是有难度的，我们也不想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组织在西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激进的环保组织，经常听说成员驾驶橡皮艇拦截大型捕鲸船之类的消息。但是，绿色和平组织到了中国是不是就变得温和许多了呢？

　　卢思骋：我想大家看到的都是激进的绿色和平。因为我们提出的都是最关键的环保问题。我们不会纵容问题最主要的责任方，比如说大的企业或者是某国政府。从这一点看，绿色和平是很激进的。但同时绿色和平组织也是很实在的，很实事求是的。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些很正面很积极的改变。企业做的不对的时候，在破坏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批评；但是，他们做的好的时候，为保护环境带来些贡献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们充分的肯定。绿色和平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批评加合作，同时存在。至于中国政府是否喜欢绿色和平，这个问题要由中国政府的人来回答，会更适合一点。我想应该这样说，在任何地方如果想做得有效的话，你需要符合当地的国情。中国有它不同的地方，美国也有它不同的地方。要做得有效的话，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怎样把工作的时效放得最大。这是我们关心的。

　　德国之声：当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有了明确规定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方式会不会发生变化？简而言之，会不会向绿色和平组织在西方的行动方式靠拢？

　　卢思骋：绿色和平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大家需要以不同的方法，以创新的思考（方式）去面对我们的挑战。不能以老的方法回应问题和挑战。同时，我们的立场建立于我们的手法，需要符合效益，怎样能用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效果。促进正面积极长效的环境改变是我们最关心的。

　　德国之声：中国地区绿色和平组织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这是一个会英文的“小资”感兴趣的组织，是代表一种身份和社会层次的组织，不再单纯是一个环保组织。

　　卢思骋：其实我们收到全国各地很多草根老百姓寄来的信，比如他们在信中说“我们村的河被污染了，你们能帮忙吗”，“我老家的林子被砍了，你们能帮忙吗”。我想，环境保护是中国各个阶层都面对的（问题），而且特别是对边缘弱势群体，他们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环境压力比城里人更大。绿色和平希望和中国的老百姓站在一起，回应经济发展这么快而造成的环境危机。我们有特别草根的在社区进行环保工作宣传，也有一些非常高端的政策研究，主要的对象就是政策制订者。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是全方位的，让社会不同阶层都能参与进来。

　　德国之声：中国内地的老百姓如何能参与到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中去呢？

　　卢思骋：大家可以到我们网站上去了解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传播我们的工作。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留下电话地址，有新的环保信息我们可以及时和大家沟通。我们现在没有在内地成立一个会员制度，原因我也讲过了，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但是大家可以在网络上保持一种交流，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方法。另外，我们还出台了很多研究报告，促进企业的转变。譬如说，我们停止了电子垃圾的进口。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得到国内200多家大型食品生产商的承诺，不使用转基因添加成份。我们也帮助中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上可以更有成效地进步。我们也做了一些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进行普及，让一般的老百姓去了解。

　　德国之声：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推动环保工作具体有什么优势吗？

　　卢思骋：我们有30多年的国际经验，同时我们也是在全球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由于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不接受企业政府政党的捐款——我们能很自由地、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去推动环境保护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