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 胡锦涛面临政令畅通的考验

在过去五年里，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一直在努力应付诸如环境恶化、腐败和食品安全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随着他连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他挑选的新领导集体将担起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方政府日益各行其是的国家内保持政令畅通的重任。

　　周一，胡锦涛率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向世人亮相，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也对外公布，其中大多数人都具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还批准了胡锦涛所作的报告，报告主要强调了国内问题和经济发展。

　　不过，中央政府宣布的许多施政重点──如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环境保护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迄今为止并未让各地政府改变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经济增长的做法。比如，很少有地方政府愿意关闭污染企业，或是向新的医疗保健项目投入巨资。

　　尽管在胡锦涛的第一个任期内，中国已经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跃居到第四位，但收入不均问题却更加恶化了。目前城镇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比农村家庭高出两倍以上。

　　胡锦涛周一向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表示，“我们深知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我们一定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讲话现出了对环境污染和收入不均现象的关注。

　　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加强权威，使地方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的许多省在地理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同欧洲的一些国家不相上下，对这些省份的管理也要求中央政府能给予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不过，中央政府已经对地方官员不愿完全执行中央政策深感不满。最近，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土地出售和环境等一些关键领域的集中控制，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处置失当曾引发民众骚乱。今后可能还会出台更多举措。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陈宇峰表示，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央政府将会从地方政府收权，而不是放权。陈宇峰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找到更好的方式考核地方政府官员，因为目前的体系主要是根据辖区内经济增长速度来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

　　共产党的新领导层也反映了对确保中央政策能够落实到基层的重视：2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8人担任过省领导，比上一届多了4人。这其中在相对贫困的内地和东北工作过的人与在富裕的沿海地区工作过的人数量大体相同。

　　新一届领导班子并不是由胡锦涛一人决定的，而是整个领导层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闭门讨价还价的结果。不过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共产党内的两颗新星都曾担任过省级领导，他们因为在辖区内执行了符合胡锦涛施政重点的政策得以脱颍而出。

　　胡锦涛称新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九名政治局常委中仅有他们两人是50多岁，其他7人都已经超过60岁了。这意味着他们是在2012年下届党代会上接替胡锦涛等人职位的最佳人选。

　　今年54岁的习近平过去20年里曾在福建和浙江等沿海富裕省份担任领导职务，在过去半年里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以讲求效率和与工商界保持良好关系而获得了赞誉，但与此同时他并未忽视社会问题。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葛立成说，习近平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增长的质量，并重视保护百姓的合法权利。他称，习近平的思想转变比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都要早。

　　52岁的李克强担任省领导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他在中国相对贫困地区的执政经历同中央重视贫困地区的目标相一致。在九年的时间里，李克强先后担任河南和辽宁省的省委书记。辽宁一直在努力摆脱国有企业大量倒闭带来的困难局面。辽宁社科院党史研究所所长张鸿军说，李克强的一大政绩是棚户改造工程，为120多万棚户居民提供了新居。

　　不过目前领导层对解决国内问题的重视可能会让对外政策处于次要位置：除了兼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无人具有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还有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最高领导层中在技术背景方面的欠缺。尽管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几人拥有研究生学历，但只有王岐山一人具有金融系统的工作经验，他曾在银行工作，现任北京市市长。

　　外人仍难以从政治局组成中了解未来的具体动向。周一，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同记者见面。在胡锦涛介绍这些人时，其余八人都站在铺着红地毯的讲台上，所有人都身着深色西装，除一人外，都系红色领带。除胡锦涛以外没有其他人讲话，胡锦涛也没有回答记者提问。（作者 Andrew Batson / Jason Leow）

侨报 中国开启又一活力时代

中共十七大这七天，北京很政治，也很民生。这是中共的一次代表大会，然而，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作为领导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与新兴经济大国的党，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聚会，更是一个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典礼。这就注定了它要被世界关注，被各国所判研。如今，十七大谢幕。这七天，似乎没有太大的意外与惊奇。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国改革30年的跨度上来审视，如果从胡温新政5年来的轨迹来审视，如果从近年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势来审视，才能看得清楚其变革的能量与幅度：

　　在会议前后，西方议论与关注最多的，是中共人事的莫测，是民主的难行。确实，民主，历来是海外对中共质疑最多的议题。中共原本是一个革命党，似乎有一个“威权”的胎记和民主的软肋。但是，无论从理论与实践上，中共并非与民主水火不容。恰恰相反，民主应该，并且能够成为中共的旗帜。早在建政之初，对于“如何跳出历代王朝的初兴后亡的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目前，中共已经到了这关键一跳的时刻：首先，从中共领袖自身来看，老一辈革命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凭借权威指定接班人已经不合时宜。领导者合法性的依据，只能凭借制度的力量和民众的认可。其次，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所积累的矛盾和冲突，必须以民主的方式作为其释放机制，否则，必将酿成巨大的危机。

　　从十七大来看，中共的民主进程可以用“大步”来描绘：中共第一次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看到了民主制度对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是在新时期下，维护其执政合法性的不二法门。细心的观察家可以看到，是次会议上，指定接班人惯例的废除，公开性与透明度的扩大，包括增加差额在内的选举制度的改革，各级代表实行任期制等，综合起来，就是蔚为大观的进步。可以说，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十七大是一个分水岭。更重要的是，中共承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可以乐观期待，发源于中共内部的民主改革，将扩大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深化，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而已成民怨焦点的腐败问题，也就找到了制度性解决的突破口。

　　正如经济过速会形成经济泡沫一样，民主的过速发展也会形成民主泡沫，严重时亡党亡国，这样的例子已经不鲜见。中共深知这一点，在如同经济改革坚守渐进一样，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会把握进度，严守底线，即不放弃中共的领导地位。用中共的话说，是维护中共“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许多急躁的西方观察人士也许失望，但，这也许是中国现阶段的唯一可行途径。 另外一个西方媒体不太关注，但却同样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关系到亿万中国人未来命运的变革，就是发展观的变革。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举世公认，世界经济发动机的美誉并非浪得虚名。但在靓丽的成绩单背后，是经济地区间、产业间、城乡间、社会各阶层的失衡。就在十七大召开之际，中国的通胀蠢蠢欲动，房价居高不下，股市泡沫浮动，其背后的原因，都是原有的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已经走到尽头。如不加以变革，中国经济也有危机的可能，乃至崩盘的危险。

　　十七大确认了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并将其写入党章，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表明“民生”在科学发展观中处于核心的位置，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不能以民众福祉和环境生态为代价。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从“经济总量”转为“人均指标”，提出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比2000年翻两番。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显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不仅是“国强”，更是要“民富”，经济发展不一味求快，而是要“好”字当头，“又好又快”。这是中国发展观的一个战略性转变。但是，这一变革的前提，同样是坚守中共所一惯高举的“社会主义”与“公平”旗帜。同时，也高扬了中国传统的“和谐”与“民本”的旗帜。这本就是中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北京共识”的精华，中共没有理由轻易放弃。

　　我们看到了，在民主观和发展观的引领下，各项政策所翻出的新意，如外交、军事、科教、台海等方面。更看到在此基础上，中国核心领导层涌现一批新血，这些新人更年轻，更有学历，代表性更广。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具备新的民主观，发展观，将是推行中共新政，突破政经难局，并将中国带入一个新时代的中坚。如同胡锦涛所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由是，我们认为，民主观和发展观的两大变革，是十七大所给予这个时代的最大奉献，一个在政治领域，一个在经济领域。两者密切相关，不可分离。如果说，民主观的变革能够促成中共顺利转型，给中共未来成长带来源头活水。而发展观的变革，就能促成中国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十七大之后，中共将发生变化，中国将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并非疾风骤雨，并非翻天覆地，将是在坚守中的变化，将是平稳而逐步的转轨，中国因此会进入一个新活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