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察.基尔狠批评青藏铁路

李察.基尔狠批评青藏铁路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新建青藏铁路的一个火车站
好莱坞著名男星李察.基尔以“国际拯救西藏运动”主席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新开通的青藏铁路是进一步将西藏军事化，目的是为了掠夺西藏资源和将藏民边缘化。本网摘要译介该声明的主要观点，并特别欢迎广大读者来信进行讨论。

李察.基尔引用一位据称是死在狱中的藏僧的话开篇明义，称“青藏铁路给西藏带来的是苦难和黑暗”。他说：“建在世界屋脊上的铁路将会使这一地区进一步军事化，将会进一步加速本来就已经很糟糕的对西藏资源的掠夺，提高汉人移民的数字，从而将藏族人民进一步边缘化。在西藏首府拉萨，藏族人已经成为少数人口。”

李察.基尔在文中称，“自从1950年中国占领西藏后，成千佛教寺庙被破坏，上万名西藏人死亡，而今天的压迫则微妙得多”，“虽然有些寺院被重建，但那也是为了吸引游客”。他说，现在“藏人已经不可能受到完整的宗教教育，就连拥有达赖喇嘛的画像都是违法的”。他在文中提到一位老年藏人，这位藏人说自己的儿子在矿山找不到工作，认为那里只雇佣汉人，也无法在商店里找到工作，因为那里只卖汉人的东西；而且，他家的牲畜也被当局没收了，因为当局要求游牧民族要定居下来。


Bildunterschrift: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李察.基尔达赖喇嘛是好朋友
李察.基尔说，青藏铁路的“真正目的是政治上的和战略上的”，其“真正的受益者是占领军和中国的企业和移民，而不是西藏人民。西藏人既没有在汉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中生存的机会，也不会从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得到好处”。

李察.基尔进一步说，青藏铁路的建成也“使得对(藏人)政治权利的剥夺更加变本加厉”。他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不久前讲话中称对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典型的“文革式的语言”。

李察.基尔对胡锦涛在西藏政策中扮演的角色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胡锦涛八十年代曾任西藏党委书记，应该“对西藏大规模刑讯迫害藏人和在拉萨实行戒严负责任，藏人不会忘记他在压迫藏人上扮演的角色”。他还说，胡锦涛个人应该“对加快开发西藏的政策负责，西藏人认为这些政策是灾难性的”。他说，中国政府的西藏开发政策“完全是按照内地的模式，完全忽视了西藏的传统”。

李察.基尔最后说：“西藏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的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智慧原则、同情心、人类的互相依赖和非暴力。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当中和藏人心中。佛教遗产在其故土的幸存与传承对藏人和全世界来说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不应该同时意味着继续破坏西藏的遗产。”

(本文摘译自8月2日柏林出版的“每日镜报”，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欢迎读者来信讨论)


中国抗萨斯英雄罗耀星涉嫌贪污受审
在中国抗击萨斯疫情中有重大贡献的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受贿案，最近开始审理。
同时涉案的还包括该中心的其他6人。

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罗耀星利用职务之便，5年多来收受多家疫苗供应商所送的贿赂近1千2百万元。

罗耀星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时，当庭表示对检方指控的受贿总金额没有异议。

罗耀星在2003年获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三等功。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03年也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抗萨斯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最近广东省纪委宣布，包括罗耀星在内的该中心相关人员涉嫌一系列受贿案，总涉案金额2242万元。

农发行:财政部司长徐放鸣受贿200万


新华社报道说，在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的揭发下，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也卷入了与农发行有关的特大腐败案。

周三（８月２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徐放鸣受贿案立案，指控他其先后多次受贿，总额已超过200万元。

据称，徐放鸣因污点证人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的揭发而落马，于大路则因此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重大立功行为，而得到轻判。

令人乍舌

经查，1997年，徐放鸣担任财政部金融司领导时，曾负责审批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而农发行方面的负责人正是于大路。

检方指控，1997年至1998年，徐放鸣利用其先后担任财政部商贸金融司副司长、国债金融司副司长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人民币109万余元的贿赂。

从1999年至2000年，徐放鸣还收受贿赂1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5万余元。

此案经反贪部门的侦查，终于在逮捕徐放鸣1年多后，对他提起公诉。

据称，农发行特大腐败案牵涉许多政府官员，但是该行副行长与财政部司级官员之间行贿受贿依然令人乍舌。

温家宝前秘书林雄 升广东省常委

　(2006-08-03)



　　（联合早报网讯）中共广东省委昨天在肇庆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曾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秘书的肇庆市委书记林雄，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

　　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报道，林雄现年四十七岁，海南省人，一九八二年自广东中山大学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

　　林雄自一九九零年开始担任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秘书；一九九四年到广东磨练；二零零三年出任肇庆市委书记。

经济过热中央揪心 北戴河会议力图为经济降温


【星岛网讯】半年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1日开始在北戴河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一百多名负责经济改革﹑商务和市场监督方面的中央和省级的高级官员。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由于会议议程繁多，今年夏季的经济工作会议要比过去持续时间更长。这次会议要进行五天，而过去一般只需要两天。

　　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目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中的棘手问题，并对今后半年的经济发展做出具体规划。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引述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的话说，北戴河会议准备讨论的议题包括经济降温﹑限制土地使用﹑控制信贷﹑提高能效﹑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政府制度。

　　这次北戴河会议是在中国政府公布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之后不久召开的，因此更引起各方普遍的关注。第二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了11.3%，上半年平均增长10.9%。

　　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已经出现过热越来越感到不安，其实，从2003年和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的担忧一直没有消失，宏观经济调空政策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国家发改委认为，这种降温措施并没有奏效，其原因是地方对中央关于经济降温的要求置若罔闻。

　　美国摩根斯坦利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是一位中国经济的专家。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村城市化和基础建设规模很大，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大一些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根据罗奇的估计，今年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可能要超过50%。他认为，无论怎么说，这个比例都太过份了，无法持续下去。日本和韩国的投资比例曾经为全球之冠，但最高时也只有40%多。

　　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持不同看法。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8月1号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中国经济并未过热”。安德森认为，中国经济跟2003年相比不仅没有过热，而且还有所回落，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官方统计方法的改变。

　　按照旧的统计方法，中国官方公布的2002-2003年经济增速为9.1%，但瑞银根据最可靠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则为12%，2006年上半年的增速为10.7%，跟中国官方的数据相当接近。

　　因此，安德森认为，自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并不是像中国官方公布的那样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而是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12%下降到10.7%。

农发行腐败窝案牵出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


　　2006年元旦前两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因涉嫌受贿、行贿和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提起公诉。因揭发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有功，于大路被轻判。

　　于大路出生于1954年，曾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财务会计部主任，被捕前是农发行副行长。在农发行串案的背后，暴露出的是至为突出的商业贿赂问题。

　　串案实施“糖弹”战术的人物之一蔡国安，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是美禾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

　　1994年10月，美禾公司成立。最早的四家股东中，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出资36%，北京四创高科技术开发公司（下称四创高科技）等其他股东分别出资16%，这显示出美禾公司与农业银行的特殊关系。公司成立后不久，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巧合的是，农发行于1994年6月成立，比美禾公司早成立四个月。农发行的业务本是从农行中分离而出，创办初期，农发行的人员包括领导层大多曾在农行总行任职，包括后来的农发行第一副行长胡楚寿。

　　美禾公司一成立，便与农发行有不解之缘。根据检察机关的调查，美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国安利用该公司增资扩股及与上级公司脱钩之机将巨额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1996年至1999年，蔡国安采取虚构业务支出骗取公司资金并使用虚假发票平账及侵吞公司账外资金等手段，先后将公司的3000万元占为己有。在美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其部分股东转让股权时，蔡国安把这3000万元用于对该公司的投资及购买该公司股东转让的股权，非法取得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美禾公司约60%的股份。

　　2006年1月26日，蔡国安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财产70万元。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黄俊杰。只有初中文化的黄俊杰是亚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根据黄俊杰的供述，他是在1993年推销产品时和于大路认识的，于大路当时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

　　1999年，黄俊杰得知农发行有三亿元的设备租赁业务，能获得5%利润，于是向已调到农发行的于大路提出承揽该业务，于大路同意给他一半业务。

　　但是到了1999年9月，于大路却说把业务全交给了美禾公司。费了劲又没拿到业务，心有不甘的黄俊杰便与时任农发行总行财务会计部主任的于大路商量，商定由于大路出面，以美禾公司若想独自承担全部租赁业务，就要以为竞争对手支付补偿费为名，向承揽该项业务的美禾公司索要“补偿费”四百万元。

　　黄俊杰为了隐瞒其和于大路共同索要该款的事实，采取与美禾公司签订虚假委托服务合同、伪造委托付款书等手段，收受美禾公司四百万元。2005年12月19日，黄俊杰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十万元。

　　2006年3月9日，因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的揭发而落网的中国瑞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王刚也接到了法院的判决，王刚因贪污490余万元公款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根据法院判决书，2000年8月，王刚与汽车租赁商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老总赵东明预谋，伪造支付咨询费，非法占有本单位资金493.14万元，赵东明将其中的259万元送给于大路，王刚则分得赃款63万余元。

　　值得注意的是，胡、于窝案串案还牵出了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徐放鸣于2005年因涉嫌受贿被查处，成为多年来财政部涉案的最高级别官员。

金融司长徐放鸣：审计署金融审计审出的贪官


　　有关徐放鸣案发线索来源，则有更多未经检查机关证实的版本在坊间流传。有消息称，徐放鸣祸起第一场审计风暴。

　　2003年6月，审计署公布2002年审计报告，该报告里提到:1996至1999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一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

　　2004年底，农发行前两任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被检方以涉嫌挪用公款批准逮捕。当时就有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该案涉及金额巨大，案情相对复杂，胡楚寿与于大路除涉嫌挪用公款外，还有可能涉嫌行贿受贿罪。

　　而审计署持续的金融审计，似乎对徐放鸣也极为不利。

　　徐放鸣，作为财政部金融司司长，金融机构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是其主要责任之一。有知情人士称，这可能使徐涉嫌渎职罪。而在银行的呆账坏账核销方面，金融司的权力也很大，这也可能使徐的涉案金额较大。

　　2004年的审计报告虽未披露中国农业银行的问题，但农行作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坏账比例最高的一家，内部问题也很严重。审计署已经查明部分情况，而徐放鸣与其中数额不小的不良贷款有关。

　　同时，还有版本称，是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一案牵出了徐放鸣。与其案发线索流传的丰富版本形成鲜明对比，关于徐放鸣个人情况的信息却极其有限。

　　徐放鸣一直非常低调谨慎，在一次有关金融的研讨会上，记者曾想和他交换名片，但徐看到记者的名片后说：“记者就算了吧，我从不和记者换名片。”实际上，作为金融系统内的一名重要官员，徐放鸣很少参加公开研讨会，他似乎更愿意做财政系统内部业务培训的授课人。徐放鸣还是2005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硕士生导师。

　　作为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徐放鸣只是被“干练、敏锐、熟悉业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这些缺乏个人色彩的词语所描述。

　　有观察家认为，徐放鸣是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中，“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中的又一“落马”人物。

　　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腐败指数”课题组发布的报告这样描述中间过程利益集团的特征——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很难进行。

　　因此，他们喜欢中间状态，喜欢长时间的转轨，喜欢所谓“中国特色”，喜欢用神秘的国家金融“机密”剥夺存款人与纳税人的知情权，掩盖自己的私人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认为，金融监管方在拥有了对金融市场秩序、金融机构行为以及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进行管理和监督的“垄断”权力的同时，往往也拥有了对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干预的可能。

　　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权力，如果其内部缺乏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督，那么腐败就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

　　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府放弃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消除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官本位，这才是治理金融腐败的治本之道。

国土部斥责地方粗放用地 搞城市建设像摊大饼


【星岛网讯】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长束克欣近日斥责城市粗放用地。束克欣认为，城市用地的四大病态是城市建设像摊大饼、公共设施并不公共、住宅消费严重超前，以及基础设施重复浪费。

　　《法制日报》2日报道引述束克欣的话说，目前城市规划设计松散，由于聚集度不同，形成城市建设摊大饼的局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太快了。

　　他说，目前学校特别是一些大学，无论学校规模大小，都是“大而全”、“小而全”。以体育场馆为例，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体育场馆应该是公共设施，可就是这个公共设施却无法公用，最后不得不用来搞展览。

　　现在很多城市家庭都不止有一套住宅，套型面积也是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住宅消费严重超前的一个强烈信号。

　　束克欣所说的城市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等。他说，走遍了全国的城市，实际上高速公路上没有几辆车跑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铁路有运力没有运量的情况也不少；有的港口实际吞吐量只有建设能力的十分之一。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最大后果就是浪费资源。

　　他认为，导致城市用地粗放最根本的原因是规划问题。他说，没有重复建设的项目没有经过审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规划的职能分散在各部门，没有形成集中。

从审计风暴看中国垂直管理之弊


　　因不同于国家审计署“渐软”的报告风格，此次四川省2006年审计报告以其“直来直去”、“点名道姓”的方式博得了公众的掌声，也让人再一次感叹“审计风暴”威力巨大。

　　即以此次报告中唯一被点名的公务人员巴中市地税局直属分局原财务科长陈鉴案为例，审计人员发现的这一线索牵出了巴中历史上最大的私分公款案，包括该局前后两名局长在内的四位税务系统工作人员涉嫌私分税款、公款高达一千余万，均被刑拘，轰动一时。然而也就是这一案件，也应引起人们对地税这类属于“垂直管理”部门日常审计工作的思考。

　　在我国政府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如地税、国税、金融、海关等系统实施“垂直管理”制，尽管在明文上他们接受“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双重管理”，但实际操作中，更多是“上级部门管理为主”。垂直在确保“上传下达，政令畅通”及维护中央集权方面自有其益处，但也不可避免带来诸多弊病。

　　其中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平级单位往往对垂直部门的经常性权力监督失效，全靠上级部门和上级监管机关的监督发现存在的问题，而上级的监管致命的弱点就是非经常性。

　　有业内人士在评述巴中地税案时讲到，“平时天高皇帝远，就算上级来审计一次，那也是隔几年才有，缺乏同级审计机关的日常监督怎么不出问题？”同时，巴中市审计局也向笔者证实，不管是2004年省审计厅审计巴中地税直属分局，还是事后省地税局审计巴中地税局离任局长，他们都没有参加，而且除非上级部门授权，他们也无权参加。

　　尽管我们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对体制改革的要求中，看到了“要理顺上下级政府机构设置，调整一些领域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赋予省及省以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权责”的表述，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部门，甚至包括审计部门本身因为各种原因，期待自己被“垂直”。希望这次巴中地税案可以作为政府决策的殷鉴。（作者：李微敖）


贪污一千四百万判死缓 杨祥云眼神在颤抖


【星岛网讯】湖南省吉首市国土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祥云贪污一案，8月3日上午9时在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宣判，合议庭认定被告人杨祥云贪污数额为1495万元，被告人刘清芳、刘国瑞贪污数额均为1023万元，其行为均构成了贪污罪，依法判处主犯杨祥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同案犯刘清芳、刘国瑞有期徒刑各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20万元及其在吉首市万溶江国土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及收益。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审判长宣读判决结果时，杨祥云的眼神在不断地颤抖，刘清芳则几乎晕倒，在值庭法警搀扶下才勉强继续站立。当审判长询问被告人“是否服从判决，是否上诉？”时，杨祥云抬头表示不服，当即要求上诉；刘清芳垂头表示“再想一想”；刘国瑞低头表示服判，不上诉。

　　据了解，2002年2月，时任吉首市党组书记、副局长的杨祥云出谋划策，指使被告人刘清芳、刘国瑞隐瞒乡办企业吉首市万溶江房屋开发分公司资产1023万元，其中隐瞒该公司存有的土地38.63亩，价值为818万元；隐瞒公司净资产218万元。以19万元买断了该公司，将乡办集体企业改制成股份制民营企业。2003年2月、5月，杨祥云两次召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将分公司资产755万元转到刘清芳名下，使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将其余的58万元转到刘国瑞等其他股东名下。至此，杨祥云、刘清芳、刘国瑞等人利用企业改制完成了“偷天换日”计划，将分公司资1023万元据为已有。

　　2000年上半年，时任吉首乾州新区建设指挥部拆迁部负责人的杨祥云一手操纵，盗卖吉首乾州世纪大道指挥部已征土地15.59亩，得款472万元，将其变成了有限公司的资产。

　　杨祥云在庭审时一直辩称“没拿公司一分钱，公司有多少钱不清楚，我没有贪污，不构成犯罪”，利用与刘清芳结婚侵吞公司资产“不是事实”。而刘清芳虽主动投案自首，承认有罪，但也一直辩称“我是打杂的，公司很多事情不清楚”。

　　万溶江房屋开发分公司1992年成立后，时任万溶江乡国土所所长的杨祥云便出任分公司经理，国土所工作人员刘国瑞任副经理，刘清芳任出纳。随着杨祥云职务的不断升迁，他与刘清芳的关系逐渐发展成为情人。在刘清芳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并成为控股股东后，他们先后离婚，于2004年3月登记结婚，刘清芳成为杨祥云名副其实的妻子。至此，杨祥云完全实现了通过控制刘清芳达到控制公司财产的目的。

“半亿”书记的敛财“两手硬”方针


　　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绰号“杨半亿”，也有人称其“杨全亿”。2006年4月，杨松泉被“双规”，两个月后被驻马店市检察院批捕，随后被送往开封市异地关押。检方证实，杨松泉所涉问题主要集中于在任职上蔡的五年间“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职权”。

　　又一个贪官落马了，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而吸引公众眼球的是，杨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力，采取“两手硬”的方法疯狂敛财，达到了猖狂的地步，上演了贪官牟利的经典之“剧”。

　　“要想富，动干部”，作为县委书记，杨深谙此道，且能熟练地玩弄于股掌之间，挥洒自如。

　　按说，县委书记只管科局级以上干部，可杨在人事问题上却“事必躬亲”，且呈现出了三个颇具风格的特点，一是“细”，连股级干部都是杨掌握和控制的对象；二是“实”，每每动人之前，杨总是亲自列出名单交组织部考核，然后召开书记办公会简单通报，别人一般没有发言权；三是“活”，驻马店市规定领导干部实行“49岁一刀切”，而杨却将其改为“47岁一刀切”，以使更多想“进步”的年青人进贡迁职。

　　插手工程承包攫取丰厚回报，这是许多贪官惯用的伎俩。对于“当官就是为了发财”的杨来说，这更是生财之道。上蔡县是国家确定的艾滋病重点疫区，各乡村都要建立相应的防治医院。可所有工程项目没有杨点头，任何人不能发包和承包，且村级医院选址都得由杨亲自选定。

　　当然，杨“深入基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工程建设的“暗箱操作”，凡是他点头同意的工程，都可获得县财政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追加资金。可事实上，这些资金不过是打着工程建设的名义，被“偷梁换柱”地搬进了杨的口袋。对财富的趋之若鹜、肆无忌惮，分裂了杨的人格，更嬗变了其人生信仰，落了个可悲可耻的下场。

　　纵览杨的“两手硬”，其实与其他腐败官员一样没啥新玩意儿。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在利欲的支配下，杨同样没有走出这种“危险地段”。当自己手中有了无人能监督和敢监督的某种权力时，他就敢藐视一切监督，践踏一切法律，为所欲为。

　　当然，贪官敛财“两手硬”，再一次警示我们，加强官员的权力监督，永远是反腐倡廉的主旋律。(作者：陆志坚)


300余副局级听审巨贪的“意料之外”


　　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1日公开审理了孙嘉明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犯罪案，抚顺市300余名副局级以上官员旁听了此案的审理。

　　49岁的孙嘉明曾先后担任或兼任抚顺市收费局副局长、抚顺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稽查大队大队长、抚顺市工程建设房地产交易及预算外资金管理监督办公室(简称“执法办”)主任和抚顺市财政税收监督检查办公室主任。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孙嘉明在上述任职期间，采用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计399.7万多元；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计273.7万多元，实际占有261万多元；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205万元进行营利活动。检察机关认为，孙嘉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表象上看，这不是一场符合预料和期待、相当成功的反腐倡廉教育现场会。孙嘉明当庭表示对四项指控“有异议”。在随后的法庭调查中，孙嘉明当庭翻供。公诉人质问：“你与此前的供述不同是什么原因？” 孙嘉明回答：“当时头脑不清楚，我有些说得不对，今天说的是对的。”昨日14时许，孙嘉明案的庭审告一段落，整整一天的时间也仅仅完成了对孙贪污罪指控的法庭调查。 “他在调查起诉阶段表现得非常老实，供认事实也比较全面。”一位曾经参与孙嘉明案调查的办案人员说，“当庭翻供出乎意料。” 而正是这样的“出乎意料”，揭示出一个实质性的看点，未经任何“导演”和“策划”的庭审现场会才是最真实的现场会，才是最具说明力和震撼力的现场会。

　　不妨在脑海里过一过“电影”，每当一个地方发生腐败“灾情”，总是要层层级级开会通报情况，举一反三，认真反思是必不可少的；上级部门下发专门文件，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将不知重申过多少遍的禁令纪律再重申一遍；逐级签订廉政责任书或递交绝不搞腐败的承诺书；规定领导干部在年终不仅要述职而且要述廉；邀请领导干部的配偶开会；每逢节日纪检监察部门就给党政干部发送反腐倡廉的短信；有的地方专门挖掘历史人文资源，搞廉政旅游专线，让领导在黄金周也不忘记反腐；等等。而效果最实际、最真切、最发人深省、撼人心魄的莫过于贪官那内心独白式的忏悔和身临其境的参与庭审现场的旁听。

　　贪官在庭审现场一反常态的装糊涂，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查处腐败案件，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哪怕是到了起诉审判阶段都会费经周折，没有充分的证据很难办成铁案。二是贪官的狡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旁听者以怎样的心态来旁听。作为组织者，可能会为此次“庭审现场会”的效果而感到不满意，但是更应该看到，让旁听者看到一个完全真实的庭审是法治进程的必然。笔者这里建议，今后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官员腐败案件都公开审理，或进行网上视频直播，让社会公众在参与中接受教育，这也是营造反腐倡廉氛围的一种途径。(作者：梁江涛)


农业发展银行高层带罪揭发 财政部金融司长落马


【星岛网讯】据《京华时报》报道，在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的揭发下，中国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图）也卷入了与农业发展银行有关的特大腐败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2日正式对徐放鸣受贿案立案，检察院一分院指控其先后多次受贿，总额已超过两百万元。

　　报道指，徐放鸣因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的揭发落马，于大路则因此被司法部门认定有“重大立功行为”，进而得到轻判。

　　在根据于大路提供的线索开展秘密侦查后，市检一分院于去年6月30日正式向时任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的徐放鸣送达了批捕令，但在当时反贪机关申请批捕的报送材料中，徐放鸣涉嫌受贿数额只有五万美元。

　　当时初步调查确定，1997年徐放鸣担任财政部金融司司长时，曾负责审批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而农发行方面的负责人正是于大路。审批时，徐放鸣首先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简称中电租）承接部分租赁业务，随后又将自己熟悉的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诚奥达）介绍给了中电租，作为租赁业务的中介公司。诚奥达的负责人名叫韩冰，司法部门逮捕徐放鸣时已经掌握情报，正是韩冰以资助徐放鸣儿子在国外留学为名，送给徐放鸣五万美元。

　　此案经过两次退侦，两次延长审查期限，在逮捕徐放鸣一年多后，检方才对其提起公诉。

　　据悉，1997年至1998年，徐放鸣利用其先后担任财政部商贸金融司副司长、国债金融司副司长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为诚奥达公司的经营提供帮助，并收受该公司法人代表韩冰分四次给予其的二十万元人民币，10.8万美元的贿赂，折合后总计人民币109万余元。

　　另外，1999年至2000年，徐放鸣还收受他人贿赂1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5万余元。

曾任温家宝秘书 肇庆书记林雄升任广东宣传部长


【星岛网讯】有共青团背景的原广东宣传部长朱小丹调任广州市长之后，曾任温家宝总理秘书的肇庆市委书记林雄，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原韶关市委书记覃卫东将填补林雄留下的空缺。

　　现年四十七岁的林雄，海南省人，1982年于广东中山大学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1990年开始任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秘书，1994年空投至广东锻炼，2003年出任肇庆市委书记。

　　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指，林雄在肇庆主持工作期间，提出充分发挥肇庆地处泛珠咽喉和建设粤西黄金通道的区位优势，实施“东引西连”战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力主优先发展工业并着力引进大项目，改变肇庆以往经济结构单一、过于依赖旅游的格局。随着亚洲铝业等一批大项目落户，肇庆“工业主导、大项目带动”战略初见成效。

　　此前，人民网曾主办过一次“2005年度最受关注地方领导”评选。评选结果是根据各地领导人姓名在人民网、人民日报及其子报子刊中出现的频率进行排名得出的数据，是各地领导人受到中央媒体关注程度的真实体现。而肇庆市委书记林雄和韶关市委书记覃卫东都入选“最受关注的副省级、地级城市领导”。

　　现年54岁的覃卫东，广东省清远人，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1970年7月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本次当选前三年，即2001年四月由广东省委任命为中共韶关市委书记。


朱小丹林雄晋升 广东高层“卡位战”告一段落


　　专程前赴肇庆市的中共广东省委高层官员2日上午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原肇庆市委书记林雄升任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而原韶关市委书记覃卫东则接替林雄出任肇庆市委书记。

　　随着林雄的晋升，由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上月调往贵州出任代省长而引发的广东副省级（省委常委级）高层人事安排的卡位战，可算暂告一段落。

　　接替林树森出任广州这个华南大都会第一把手的朱小丹，尽管向有“广东四大才子”的称号，并早于1996年便升任属正厅级的广州市委副书记，奈何其后受到其好友、原《广州日报》社长黎元江贪污事件的牵连，仕途始终未能突破，后来更担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这些务虚职位。

　　不过，传闻2003年4月胡锦涛考察广东SARS疫情期间，突然向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和省长黄华华查询：“小丹同志在哪里？”据悉，朱小丹曾在广东共青团系统工作近十六年。

　　2003年下半年朱小丹已晋升为统战部长，2004年更上一层楼，进入广东的最高权力核心——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上月再调往更有实权的广州市委书记。

　　林雄原为温家宝秘书，1994年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空降东莞担任副书记，接受地方磨练，2001年担任茂名市长，2003年即晋升为肇庆市委书记。

　　2005年9月温家宝考察广东时，据闻负责接待的广东高层曾向他提及，其前秘书林雄在广东做得不错，温家宝随即答道：“这个好啊，还要继续努力。”

福建又有一批官员涉土地开发项目“中箭落马”


【星岛网讯】福建省和福州市又有一批官员“中箭落马”。据了解，今次落马的官员包括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原福建省工商管理局长周金伙，原福建省体育局长石增兴；此外，还有十多位高官被“双规”。

　　据《大公报》报道，最近福州市民街谈巷议的主题无不围绕官员“中箭落马”。无论是平民百姓，公务员，还是企业老板都拍手称快，还把话题引向平抑房价，规范房地产市场这一瞩目的议题。

　　此次落马的官员包括：荆福生，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任宁德市委书记。涉案金额达八百多万元。福建省已将荆福生开除党籍和公职，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周金伙，原福建省工商管理局长，曾任宁德市长，福建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福州市台江区委书记、区长。据民间传称，周金伙敛财已超亿元，他在几年前就私自办理境外身份证，并在有关部门对他“双规”前几天逃离国境。福建省也将周金伙开除党籍和公职，有关部门已通过国际刑警通缉周金伙。

　　石增兴，原福建省体育局长，曾在军队任职，转业后在福建省人防办工作。涉案金额达一百余万元，目前已被“双规”。

　　此外，原福州市仓山区委书记和副区长、市土地局长、市政工程处长、长乐市长、省立医院副院长等也纷纷被“双规”，人数达十余人。

　　据悉，上述官员多数涉案内容均为土地开发项目，所以人们自然会把官员的贪腐，与当前热门敏感话题平抑房价、规范房地产市场联系起来议论。

　　《大公报》报道引述一位福州房地产中介商的话说，规范房地产市场、平抑房价问题涉及房地产市场的上游开发和下游销售两大块。现在国务院抓的是规范下游销售这一块，而上游源头的土地买卖、开发基本没有触及，要使房地产开发回归理性，是很难的事。

　　虽然国家三令五申房地产土地买卖与开发务必规范，实施土地拍卖；但在部分地区，买卖土地是当地政府集资的最简单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土地拍卖往往是流于形式，其中的黑箱作业，又为某些官员的贪腐提供了机会。另外，土地开发也有一些边缘地带，如以工业开发、农业开发、旅游开发、科技示范等为由圈地，然后再找理由变更土地用途，进行房地产开发。


中国社会下层比例过大 学者称转型需四十年


【星岛网讯】中国学者首次称，随着近年来经济崛起，中国出现下阶层过大的“丁字型”社会结构，这与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不同。

　　日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预测，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为‘丁字型’。他指出，这是一种紧张的社会结构。即使条件允许官方采取加速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对策，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也还需要40余年时间。”

　　今年年初，李强在其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丁字型”社会结构的概念。他根据对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的改变，既不是传统所说的“金字塔型”，也不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占主体的“橄榄型”，而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这个新论断反映了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中国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李强认为，造成这种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直接原因是户籍制度。这种结构的社会后果是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

　　他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分化有以下几个特点：贫富差距仍在攀升；财富集中化程度比较高；城乡分化和区域间的分化更为严峻；城市内部与农村内部的分化问题突出；低收入群体与主体社会脱节；违规违法的财富积聚占有一定的比例。

　　李强说，从1979年开始至今，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相对高的顶峰，接下来会有一段时间持续在这个水平，然后再下降。

社会老龄化 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枯竭


【星岛网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近日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表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据了解，所谓“人口红利期”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

　　蔡昉介绍，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家庭生孩子的成本提高了，使得人们不太愿意生孩子。同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也降低了生育水平。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结构越来越倾向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老龄人口老化一度比较慢，结果导致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

　　蔡昉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但是，这一贡献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减弱。

　　据新华网消息，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低于0.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7.6%，跨过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门槛。近年来，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目前已达117：100，比正常值105：100偏离很多。

　　蔡昉认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

　　蔡昉分析，现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只有一千万左右，而且在逐年减少，大概在若干年之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就会为零。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持续民工荒，并不是技工荒，就是缺普通工人。长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就表现为劳动力的缺乏，这实际上就发出了剩余劳动力的“澡盆”差不多要被淘干的信号。对此，中国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外逃后失踪 周金伙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星岛网讯】原福建工商局长周金伙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6月上旬，周金伙在中纪委要对其进行双归前外逃，目前行踪成谜。

　　新华社报道，鉴于周金伙行贿、离岗私自出走到国（境）外的行为已丧失人大代表资格，2日下午，福建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决定罢免周金伙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今年六月上旬，福建工商局长周金伙突然自任上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据福建省工商局知情人士透露，周金伙这次出逃的原因与已经被“双规”的原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荆福生案子有所牵涉。荆福生在任职宁德市市委书记时，周金伙为宁德市市长。

　　此前有报道称，周金伙在云南被捕的消息纯属讹传。据福建高层官员说明：周金伙五年前获得了香港身分证。据传今年六月初，因其涉及重大经济问题在被中纪委“双规”前，持香港身分证通过福州口岸仓皇外逃。

　　现年56岁的周金伙原籍福建福州，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中医系，任职宁德市长前为福建省直属房地集团董事长(正厅级)，其公司为福建省常委和副省长级以上干部兴建豪华省长楼。他早年曾竞选福州副市长不果，后调任宁德市长，之后任福建省工商局长。

年轻有才能 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曾被视为明日新星


　　奋斗23年后，官至金融司司长，最终却成为“多年来财政部涉案的最高级别官员” 。徐放鸣的突然落马，出乎他周围很多官员的意料。除了徐的年轻和才能在同级官员中颇为突出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手中的权力和担负的重要职责。

　　根据财政部网站的介绍，财政部金融司，乃财政部负责货币政策及其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核心部门，拥有对金融机构的多项管理、监督职能。譬如，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其清产核资、资本金权属界定和登记、统计、分析、评估；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转让、划转处置管理；拟订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其执行等。

　　业内人士称，在近年来国务院力推的金融体系整体改革中，财政部与人民银行、银监会等职能部门一道，是主要的政策设计者和推动者，而财政部金融司又在这里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徐在财政部金融司任职已有多年。作为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原本在新一轮金融体系整体改革中应大有可为。

　　在这轮改革的前期，徐表现出的理论和政策水平，颇为引人注目。例如，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金融类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监管问题，徐放鸣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金融财务监管的方式，促进内资银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经营机制，从而提高内资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而针对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可能带来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的转移，徐放鸣提出把防范风险的监督关口前移。

　　另一个有据可查的记录是，早在2001年，徐放鸣便在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方面有所建树。当时，以财政部金融司为牵头部门，财政部专门制定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处置政策，对不良资产处置的程序、方式权限和资产评估等作出规定，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规范化处置开辟了通道。

　　徐放鸣早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在从政之后并未完全放弃学术兴趣。例如，他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也不乏研究，曾撰写存款保险制度方面的论文，呼吁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应改变通过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同时，徐亦是2005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硕士生指导教师，也是财政系统内各类业务培训常邀的授课人。

　　正是这些良好个人素养的外在表现，让一些金融界资深人士在听闻他被刑事拘留时，感到十分意外。一位熟悉徐放鸣的人士介绍，徐平素显得干练、敏锐，对业务很熟悉，思维清晰，文字功夫好，网球也打得很漂亮。“(徐)是个很能干的人，又年轻，可以算一个希望之星，哪想到……”

　　徐放鸣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的董事。前述金融界资深人士认为，汇金毕竟只是股东之一，身为董事的徐放鸣的问题并不会对国有银行改革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目前最紧要的是马上委派一个合适的人选顶替他的位置。

一桩小案审了19年 最高法院院长批司法程序不公


【星岛网讯】海南省临高县法院的一桩小案审了19年依然没有结果。经媒体曝光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2日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这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事件，迟到的公正也是一种不公正。他并承认，各地法院案件审理环节拖延，被告人被超期羁押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据《人民日报》报道，肖扬当天接受专访时表示，海南省临高县法院“一桩小案审了19年无结果”，这是一起典型的严重失职渎职事件，严重损害了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侵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对此，最高法院已向全国法院发出通报，要求各级法院以此事件为反面教材，彻查工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整改。

　　肖扬指出，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的公正。通过公正的程序，实现实体裁判的公正，这是对审判工作最基本的要求。海南临高法院的这起事件表明，有少数法官及其领导人管理极其混乱，责任心不强，制度不健全，司法行为不规范，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不到位，教训深刻，应当深刻反思。

　　肖扬说，“迟到的公正也是一种不公正。被告人有权获得迅速而公正的审判。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少数案件审理环节拖延，被告人被超期羁押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级法院要严格执行审限规定，认真排查清理各类超审限案件，限期结案。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审判工作的监管，对各种违法违纪审判行为，对工作上失察失职、放任单位内部发生久拖不决案件的领导干部，都要坚决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海南省临高县发生的19年未审结的是一起宅基地侵权纠纷案。1987年6月13日，原告向临高县法院新盈法庭起诉，新盈法庭于同年9月11日受理。此后两年多，该案一直没有得到处理。1990年，新盈法庭通知原告称，由于法庭方面的原因，要求重新起诉。同年5月21日，原告再次递交诉状，法庭又一次立案，但仍没有审理。

　　1991年，临高县法院组织人员到新盈法庭清理积案，该案由时任临高县法院民庭庭长钟春京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此案，审判员谢越光（现已退休）、王建青参加合议庭。该案于1991年6月11日开庭后，又无人过问，也未结案。

　　2003年，原告的父亲向临高县法院以及有关部门反映此事，临高县法院院长李剑飞接待了当事人，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指示已是审委会专职委员的钟春京负责处理此案，但此案仍然没有引起临高县法院的重视。

　　目前，钟春京被撤职处分；李剑飞被行政记过；王建青被行政警告；林鹤年（曾任临高县法院院长，现任澄迈县法院院长）被通报批评。

省委书记“卖西瓜”该不该夸


　　近期，报刊传言南方有个别不法小商贩利欲熏心，给西瓜注入红色素进行销售，从而使开封汴梁西瓜无辜受到牵连，销路受到影响，瓜价下跌，瓜农忧心忡忡。8月1日，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看到这一消息后，当即作出批示，要求省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协调处理，迅速为开封汴梁西瓜正名，帮助瓜农解决“卖瓜难”问题。
　　省委书记“卖瓜”，的确是个好新闻，尤其是在当下许多地方限制瓜农进城，瓜农犯愁难卖的情况下，省委书记现场办公，亲自解决问题，无疑体现了省委书记心系百姓、为民排忧解难的一片真情，也给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表率，其影响带动作用是值得称道的。因而夸夸书记也未尝不可。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实在没有夸的必要。一是帮助瓜农解决难题本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尽的职责，不是什么份外的事情；二是7月15日温家宝在洛阳视察时，曾解决了果农卖桃难的问题，并嘱咐随行的省市领导，要认真解决好这一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徐光春卖瓜不过是在抓落实，也属份内的事情；三是相关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同样是河南，此前郑州市政府明令不让瓜农进城引发民怨，且不止发生在今年，已成为瓜农的一块心病。

　　如果说徐光春的举动会得一夸，那么，就说明相关部门已经失职，就应该做出深刻地检讨。比如，市场负责人所说的“由于瓜农市场意识不强，盲目无序扩大种植面积，加之西瓜上市时间过分集中，导致西瓜经营和销售出现周期性价格波动和卖瓜难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那么有关部门想没想过，研究没研究过措施？是真想了还是假想了？是像想自己的事那样想了，还是不得不应付地想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还得省委书记亲自部署，那么省、市、县、镇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主管领导还做什么呢？

　　徐光春调研中所强调的几个问题，恰恰是有善门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不知有关部门有没有工作压力。这个问题可以从报道中的一个细节表现出来。站在一旁的省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松武提高嗓音说：“徐光春昨天就责成我们有关部门来处理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已经按照书记的指示对开封西瓜进行检测，刚刚拿到的检测结果显示，八项指标全部合格。这说明咱们开封西瓜是优质的西瓜，可靠的西瓜，可以放心吃的西瓜！”

　　这位局长提高嗓音说话很耐人寻味，不知是为开封西瓜检测八项指标全部合格高兴使然，还是因为按照省委书记的指示办了说话仗义？抑或在表明其履行了职能？报刊上有给西瓜注入红色素进行销售的传言，徐光春能够想到开封汴梁西瓜无辜受到牵连，为什么那么多职能部门就想不到？试想，如果徐光春不就此事做出批示，有关部门能不能搞这样的现场办公？那位避长还能不能提高嗓音表态？

　　对徐光春的夸奖，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各有关部门能从群众对书记的感动之中受到触动，去履行为老百姓服务的职责，真的把关注“三农”，为群众排忧解难落实到具本的行动上，千万别再让省委书记替有关部门操心，亲自解决本该部门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