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展开房产业反腐风暴 强化对房价宏观调控

中央展开房产业反腐风暴 强化对房价宏观调控


【网讯】近日一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反腐行动正在悄然地在房产业展开。迄今为止，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被中纪委“双规”。有关专家认为，此次中央重点治理房地产市场的腐败案子，查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等人，无疑是在治理目前失控的地产市场的源头，这对于一些和中央对抗房地产调控的地方政府官员十分具有威慑力。

　　人民网报道，去年“国八条”就已亮剑：省政府要对房价负责，谁对房价控制不力，谁就要负责。宝剑出鞘，只是早晚的事，只不过大家好像没当真。直到今年“国六条”出台，很多人还心存侥幸。但大家很快就从“国六条”细则中发现，原来与房地产不搭界的监察部赫然在目，才倒吸了一口凉气。

　　目前，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中央整顿房地产市场的重大障碍。国务院去年发布过两个“八条”规定试图抑制房价虚高和地产泡沫，但收效甚微，截至今年6月，中国七十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5.8%。

　　“在房地产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已经很久了，这让中央的很多次地产调控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这次中央的用意显然是借查办刘志华整顿混乱无序的房地产市场，甚至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一场房地产反腐风暴。”一位官员分析说。

　　地产分析师高圆认为，中央房地产调控措施为什么在各地难以取得效果，关键就在于这个圈内严重的官商勾结。官商勾结已成为潜法则，是这个行业赢取暴利的基础，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的官僚、银行的首脑已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事实上，这个“铁三角”关系并不复杂：当初，银行由地方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让银行贷款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再用部分利润回报给地方官僚和银行首脑。这个铁三角目前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化解中央政府的地产调控政策。

　　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六条规定，九部委发布的15条具体要求都严令各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整顿房地产市场，宣称将严肃查处审批土地和房产开发中的官商勾结行为。这次中纪委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拿下各省一批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的官员，显示了中央希望在整顿房地产市场问题上尽快取得突破。

　　从此次全国反腐风暴的规模与所涉及官员“规格”来看，显然不能将反腐败的目的归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从腐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程度来看，其比房地产等任何产业、实业不健康的危害均要严重。

中国反腐风暴席卷房产业 多名副省级官员遭双规


【网讯】近日一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反腐行动正在悄然地在房产业展开。迄今为止，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被中纪委“双规”。从目前披露出来的高官落马事件来看，基本都涉及到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房地产业，与前段时间提出的反“商业贿赂”不谋而合。

　　安徽：一张受贿名单一个“副省”落马

　　据人民网报道，2006年7月20日中纪委一行人驻扎进安徽省政府，对由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引起的窝案进行进一步调查。据悉，此次调查范围将十分广泛，前后牵涉其中的各级干部正不断增加。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安徽省纪委实施反“商业贿赂”阶段，发现了一位在池州从事地产开发的浙江籍商人多次向地方官员行贿，顺藤摸瓜便查到了时任副省长的何闽旭头上。

　　于是安徽省纪委立即上报给中纪委。中纪委在调查中发现，仅该商人就以各种名义送给何人民币三十万元左右。于是，中纪委对何采取措施。此外何闽旭还面临失职渎职，在去年发生的池州群体性事件中，当时身为副省长同时未卸任池州市委书记的何闽旭，正在池州市辖的九华山上，接到报告后不闻不问，没有及时采取有效处理措施。

　　据悉，何闽旭在任池州市委书记时，曾在城市拆迁建设及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和上述商人有黑色交易。此房地产商人随后被有关方面调查，而该商人则交出了一份受贿名单，名单涉及很广。“现在不少人被中纪委喊去协助调查。”安徽省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多个省市高官事发

　　反腐行动不仅仅在安徽。近日，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被双规，目前正在唐山受审查。据悉，中纪委已拿到李宝金涉嫌在房地产上谋取巨大利益的证据。有消息说，李宝金被双规的原因，与浩天房地产公司有密切关系，而此前浩天公司董事长王小毛已遭中纪委调查。针对此事，浩天集团有关人士拒绝接受采访。

　　“李金宝在天津的房地产界影响非常大，虽然检察院的事务与商业扯不上关系，但天津的地产商都争先恐后地结识李宝金。而很多人都知道要买房子就要找他，只要李宝金给地产商打声招呼，到手的房子比市价便宜将近1000元/平方米。”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纪委及天津纪委日前对天津房地产公司、银行展开调查，至少有五家房地产公司及一家银行负责人被纪委带走问话。记者通过有关途径获悉，这其中涉及到天津主管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多位市级领导，目前中纪委天津小组正在进行严密的调查。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逃往美国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因涉嫌违规拆迁和贪污等问题，也于日前先后遭“双规”。

　　据了解，此案涉及到福州文物古宅遭大肆清拆。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德园”是港人拥有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建设局和区政府以“旧区改造”为名，勒令在今年6月1日前强制拆迁，引发一系列矛盾。

　　据悉，负责此项土地开发的正是当地著名的发展商中望房地产公司，中望先后涉嫌仓山区岭后街违规拆迁和金山工业园违规开发等多个案件。

　　知情人透露，周金伙在任职福建省宁德市市长前为福建省直房地集团董事长(正厅级)，他的问题还涉及他任宁德市长时，将东湖华侨农场土地以7000元/亩的价格批给其亲属1200亩，后变更为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其亲属以50万元/亩倒卖出去。

　　另外，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曾在北京市主管城市建设规划，负责建设、国土房管、体育、轨道交通建设方面的工作，并分管2008年奥运工程建设，位高权重。其分管部门的重要性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外界普遍认为刘志华被中央“闪电”查办，用意深刻。

　　近日，在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也因涉及到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被“双规”，据悉，李大伦疑涉1.2亿元住房公积金遭挪用“豪赌”案和嘉禾拆迁案，主管城建和房地产的副市长雷渊利和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也被“双规”，一批官员被相继查处。


中国再现药品导致多人死亡案例
中国又出现一起“问题药品”导致多人死亡和不良反应的案例，生产“欣弗”葡萄糖注射液的“安徽华源”公司承认，欣弗生产过程中的灭菌消毒可能有问题。

在黑龙江、河北和湖北三地，分别有一名病人在注射了欣弗后死亡。黑龙江省哈尔滨的死者是一名6岁女童。

“安徽华源”，全名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境内上市公司，隶属于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源的药厂在阜阳市，生产的欣弗(药物全称“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用于治疗扁桃体炎、急性支气管炎等病症。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周五(8月4日)称，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收到涉及安徽华源生产的“欣弗”不良事件病例涉及9个批号。

中国文生部和药监局已紧急通知各地药监管理部门对辖区内所有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停止销售和使用标示安徽华源的欣弗注射液。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已查封100多万瓶欣弗注射液，中国其他地区也已停用。

安徽华源的管理层说，他们怀疑可能是消毒工艺方面存在问题。该厂在更换了消毒柜之后缩短了消毒时间1分钟，而且有可能灭菌过程中热分布不均。

死亡

使用欣弗引起过敏性休克、肝肾功能损害等严重不良反应，部分患者出现了胸闷、心悸、心慌、寒战等临床症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死亡的女童名叫刘思辰，今年６岁，因为感冒于7月24日开始静脉点滴欣弗，没想到不到20分钟，孩子便出现了高热等症状。

三天后，医院宣告女童抢救无效死亡。

除了一名女童死亡以外，哈尔滨市还出现了15例疑似欣弗不良反应患者。

河北省沧州的死者是一位70多岁的男性老人，此外还有5例有不良反应。

在湖北省，宜昌一名患者在使用欣弗后发生过敏症状，最终死亡。还有10名病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

欣弗在青海省造成不良反应的病例最多，有18例。青海最早于7月22日出现有关病例。

山东省蓬莱市４名患者因使用欣弗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广西，浙江、黑龙江、山东等省（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分别报告发现相同品种出现相类似的临床症状的病例。

上海市也接到过少量的诸如过敏、皮疹等一般性不良反应的报告。

今年5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药厂曾爆发假药事件，在中国各地造成多人死亡。

滇鲁扑杀狗只 北京疯犬症亦剧增

继云南、山东等地疯狗症肆虐后，北京的疯狗症数字也逐月上升。仅一至六月份，总数已高达69332人。

根据北京市卫生局的最新资料，今年六月份北京市疯狗症门诊就诊人数达到一万五千多人，比前几个月增加近一倍， 并且疯狗症的死亡人数已经排在其它传染病之首，名列第一。

疯狗症是由疯狗症病毒引起的一种人畜共通传染病，病死率达百分之一百。

由于仍有许多市民对如何接种狂犬疫苗不了解，据北京市卫生防病咨询热线统计，来电话咨询狂犬病疫苗如何接种的市民最多，排在其它咨询电话的第一位。

目前北京市十八个区县已指定四十五家"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二十四小时接诊。

北京市卫生局分析，这是因为夏季天气闷热，人们的衣着减少，出门乘凉的人增多，出来遛狗的人也增多，被狗咬伤的人数才会逐月上升扑杀狗只　　中国当局本周内曾两次下令大规模扑杀狗只以期遏制疯犬症的蔓延。

残酷扑杀

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在过去六个月以来，山东省济宁市已经有16个人死于疯犬症。

随着近年来宠物狗以及死于疯犬症的死亡人数的增多，山东省济宁市政府近日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相关单位及市民增强预防意识，遏制疫情上升势头。

上个星期天，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牟定县在发生狂犬病疫情后曾经下令扑杀全县五万多只狗， 狂犬病在该地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为此，云南省政府采取防疫措施，包括扑杀狗只。

在五天的扑杀行动中，牟定县九成以上的狗只已经被杀。部分狗只是在街上在主人看着下被乱棍打死，有些狗则由主人亲自动手，把它毒死或电死。狗主获得约5元人民币的赔偿。

中国的发病人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自1997年起，中国部分省份狂犬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近三年。

派比安:38人死亡 民政部严禁瞒报


周六（8月5日），台风"派比安"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但是在广东及广西造成巨大破坏，有近六百万人受灾。

派比安登陆后，广东境内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中江门台山、恩平和阳江阳春降雨最大。

最新报道说，广东最少38人死亡，14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4亿元人民币。

据广东省三防办统计，这次台风暴雨已造成44个县(区)409个镇(街道)371.60万人受灾，倒塌房屋7000多间。

"雨神"派比安带来的强风暴雨造成粤西大部分地区严重的洪涝灾情，其中阳江、茂名和江门的灾情较重。

肆虐两广



受"派比安"的强劲雨带影响，引发多宗山泥倾泻。

据报道说，在肇庆四会，一名巡警在接报到城区一处出现山泥倾泻的地方进行拯救时，不幸被再度倾舄的山泥活埋，被救出后证实死亡。

云浮亦发生山泥倾泻，埋着八人，救援人员赶到抢救，一人生还。

被正面吹袭的阳江，有村落水深达到五至六米，村民要以木伐代步，超过八千间房屋在暴雨中倒塌。

在广东茂名，一家六口被洪水围困，救援人员要逐人背着救出。

"派比安"进入广西后，多个县市天气开始转坏，雨水涌入民房。

梧州市区有很多街道都水浸，居民要汲水而行。

在南宁，强风吹断树木，压毁电线，部分地区停电。

湖南亦刮起强风，有大树被连根拔起，株州市三百间民房被吹毁。

严禁瞒报灾情

周五，中国民政部向广东、广西、海南等地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密切关注今年第6号台风"派比安"动向及其影响。

通知还要求，切实加强灾情信息的汇总、分析与核查工作，及时上报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坚决杜绝瞒报、虚报等灾情统计失实的情况发生。

根据最新统计，今年7月份，中国自然灾害以台风、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为主。

7月份全国受灾人口14635.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591.7万人，因灾死亡978人，失踪31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3048.3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2352.5千公顷；倒塌房屋59.3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688.2亿元。　　

中国基督徒呼吁禁食 抗议教众被捕


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东部数千名基督徒发出禁食呼吁，以抗议当局上周在杭州逮捕50多名基督徒。

这是在北京的一位基督教人士透露的。他表示，他已经探望了上周六(7月29日)因与当局发生冲突而被拘禁的50多位教众。

基督徒们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呼吁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禁食，并为(被拘禁的)人们祈祷，并敦促政府尽快将他们释放。"

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上周六，在杭州肖山区党山镇，有约500名公安人员强行拆毁一座正在修建的基督教堂时，与3000雨名基督徒发生冲突，有20名基督徒被打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

官方的《杭州日报》次日则报道说，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没有办理任何土地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党山镇车路湾村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地上强行突击抢建一处占地3.99亩、面积820平方米的非法建筑。

肖山当地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公安局官员对法新社说，当局正在处理这起事件，这座教堂显然是一座"非法的"建筑，没有得到政府或宗教事务局的批准，因此必须要被拆毁。

不过这位官员否认有基督徒被逮捕和肇事民众的人数。他说，当局没有拘留这批人，这些人能够表达他们的要求，但如果违反了公众秩序和法规，当局将依法处理。

路透社则引用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女商人的话说，当地的基督徒希望建教堂，但当局说这片土地的价格昂贵，用来建教堂太便宜，并希望把它用来发展工业。


香港保钓人士到驻港日领事馆抗议小泉拜靖国

2006-08-05　4:55 pm



　　（香港讯）明报即时新闻网消息，约十名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代表，今天游行到驻港日本总领事馆，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将再参拜靖国神社。

　　抗议者手持横额高呼口号，游行往领事馆门外，对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早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达不满，同时抗议小泉计划再拜神社，并批评小泉等不尊重历史。

　　代表在领事馆门外宣读公开信，在烧毁信件后和平散去。保钓会发言人柯华表明，稍后再往中日领土之争的钓鱼台岛，宣示主权。

国情论难撑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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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

　　中国在7月初高调举办首次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后，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再次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新闻。

　　北京对于软实力抱持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因为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自己在国际上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中国难免不自我感觉良好。

　　最新的例子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7月20日公布的年度报告，报告称，中国在2005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国。同年，中国停止从世界粮食计划署接受援助。来自中国的食品援助几乎增长了三倍，达63万6000万吨，占全年世界食品援助增长额的一半。占全球食品援助数量首两位的仍然是美国与欧盟。

　　另一方面，把中国软实力与“中国威胁论”做联想，也让北京顾虑。《联合早报》7月1日刊登题为《中国的新生软力》的文章，中国官方媒体就评论说：“与宣扬和夸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实力的目的一样，西方对中国‘软实力’的渲染，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

　　评论总结：“这是继鼓吹‘中国威胁论’经济版、军事版、科技版之后，这些政客们挖空心思，找到的另一个‘软实力’版本。”

　　虽然如此，中国对于自身软实力的培植以及其在国际外交和战略上的作用依然关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今年3月9日在政协会议上就抱怨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大。

　　赵启正说：“文化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有了影响力，国之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代初首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国家的硬实力以军事和经济为主，软实力则为文化上的吸引力或说服力。

　　他在2005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各种论据，说明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包括篮球明星姚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华外国留学生近十年猛增三倍、2004年来华外国旅游人数达1700万人、中国在全球开设孔子学院传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时间增加为每天24小时等。

　　此外，中国开革开放让国力翻了几番的成功经验，可能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考模式；而中国在外交上广结善缘，以平等方式加入不少区域组织，也减轻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但是奈氏同时也注意到，中国缺少类似好莱坞的文化产业，其大学也远不如美国，非政府组织不发达，贪污、不平等方面的弊端，以及在民主、人权、法治方面的缺失等，都削弱了中国软实力的能量。

　　其实，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就具备作为传播中国软实力平台的潜力。他去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向世界介绍，和谐世界包含了多边主义、共同安全、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包容精神等，都是国际能够认同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外交上“和谐世界”的精神，衍生自内政上“和谐社会”的理念，这套被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不但适用于中国社会，也足以被中国以外的社会参考。

　　虽然“和谐”观在理论架构上还不尽成熟，但是它作为代表中国软实力背后的精神，却丝毫不能忽视。

　　然而，中国官方在为一些负面现状或一些被批评的政策辩解时，总习惯搬出“特殊国情”的论述，殊不知如此将持续地削弱中国软实力在国际间的魅力。

　　中国确实有特殊国情，总理温家宝就曾正确地指出，中国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人口，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任何显著的成就，除以13亿人口，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虽然国情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是过度地扩大使用，反而难以取信于人，尤其在涉及普世意义的价值和理想时，如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原则等，就很难说这些普遍价值由于国情的特殊而不容于中国。

　　倒过来看，假如中国的国情果真如官方所宣传的那么特殊，那中国发展与治理的经验也将因而充满了地方性和局限性，不足为其他国家当作模式来借鉴参考了。

　　因此，要认真向世界传播中国的软实力，官方首先就应该在运用国情论时更谨慎小心。

资深官方顾问：起因几乎全是老百姓利益受侵害
　　群体事件应疏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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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中国资深官方顾问任玉岭指出，中国99%以上的群体性事件都是由老百姓利益受侵害引起的。因此，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中应以疏导为主，化解矛盾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

　　据中国新闻社消息，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前天在一场“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提出，发展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疏导战略，是中国构建和谐所需要的战略之一。

　　国务院参事直属于国务院，是政府中唯一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兼具统战性咨询性的工作部门。国务院参事由总理聘任，属于国家机关人员，职责是向政府反映民意，且能直接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谈到官员腐败现象时，任玉岭也说，中国官员腐败难治的重要原因在于腐败者有权。因此反腐战略，需要改革的是权力的独断专行。

　　上述谈话显示，要求改革当前官员权力不受监督或监督不足现状的学界呼声，在政府内部正在加大。

　　过去几年来，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目急剧上升。中国媒体报道，公安部内部的数据显示，群体性事件自2000年的一万起，激增到了2004年的七万余起。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各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次也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

　　一些矛盾尖锐的地方，甚至爆发官民冲突的流血事件。例如去年底广东汕尾发生武警开枪镇压村民，就引起国际关注，并登上西方报章要闻版。

　　一般上，中国官方媒体对严重的群众性事件，都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

　　与此同时，面对群体性事件，各政府部门往往欠缺必要的手段。按照很多政府部门的传统思维倾向，群体性事件多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导致官员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更倾向使用专制手段对付。

　　任玉岭前天表示，他通过大量调研后认为，中国99%以上的群体事件是由百姓利益受侵害引起。这个立场与中国官员惯用的定性截然相反。

　　早有分析家指出，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近年来高涨的维权运动的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参与者还体现出比地方官更鲜明的公民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

　　而且，不少群体性事件带有组织严密，行为激烈的特点。一旦事发，能够迅速从数百人规模扩大至上千上万人。

　　如果政府对群体性事件依然使用专政手段一味镇压，群体性事件往往容易扩大，导致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

和谐社会五项战略

　　任玉岭为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五项战略。除了长治久安的疏导战略外，他认为还必须加速启动促进城乡发展的均衡战略、收入分配的公平战略、执法行政的反腐战略和资源环境的补偿战略。

　　他建议，执法行政的反腐战略，就是要改革权力的独断专行，遏制和预防腐败的发生。

　　任玉岭的建议与近期不少中国舆论界与学界的看法相一致。越来越多国内人士认为，中国即使不走西方式的民主化道路，至少要对各级官员形成切确有效的监督机制。

次数和人次增长快速

　　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在过去10年内无论在次数上或人次上，都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一般上，类似的几百人公开示威并导致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在国外都被称为“骚乱”，或严重的“暴动”，但由于中国政府对“骚乱”之类的字眼高度敏感，所以同类事件称为“群体性事件”。　

　　过去一年，严重且性质恶劣的群体性事件有：

　　一、广东省汕尾市东洲坑村村民因征地矛盾爆发的警民冲突。

　　由于村民不满征地赔偿而长时间包围事关的发电站。最终公安在驱散群众时开枪打死打伤多名村民。事件引起国际媒体高度关注。

　　事后，当局很快以“指挥不当”造成村民“误死误伤”的责任问题，拘捕现场下令开枪的官员。不过，广东官方媒体对该事件的定性仍是：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进行打、砸、烧，甚至对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

　　事件发生后一周，当地仍驻有2000到3000名武警人员，全天候监视该村，截查所有进出者身份证。

　　二、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村民根据合法程序，在“村民选举委员会”中推翻当局指定的七名候选人。可是，地方政府派出上千警察向村民动武，目的是夺取村财务账的控制权。

　　“村民罢村官”曾一度受到官方媒体肯定，被认为是“珠三角村民自治的一个典范”。

　　然而，在官方的压力下，多名签名提出罢免村委会主任动议的村民为保障家人和自己的人身安全只好改变初衷，导致罢免动议失效。

中国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及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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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玲（北京）

　　一年多前，在中国“是否还要改革”的争论激烈之时，新浪网进行了一次关于“郎顾之争”的网络民意调查，其结果表明，愈90％的网民支持郎咸平。网上民意虽然常常情绪化，但意向明确。弱势群体必须开口说话，以前声音传不上去，现在胡温能够听进老百姓的话，那就要形成洪流。

　　事实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确实注意到了这些网络百姓的呼声，两人都有上网了解民意的习惯，并把这作为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因此，网上民意多少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和行动。

　　据悉，让胡锦涛和温家宝深以为忧的是，“网络民意化”号召性极大，而且传播迅速广泛，而“网上民意”同“网下派别”结合成一股力量后，其穿透力很强，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他们观察研究了很长时间，处理时非常慎重。为此，胡锦涛专门选择在“两会”上海代表团表明态度。

网上民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这次所谓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不同于过去的两次争论。虽然这次也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反对改革与坚持改革”、“左与右”二元对立的特征，但它不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并不是中央高层的较量，而是起始于社会下层的不满。尽管后来争论中渗进不少“左”、“右”意识形态分子的参与，但本质上仍是朴素的民情躁动，只是被“理论化”后变复杂了。

　　那么，胡温体制在表明“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之后，会采取什么措施和动作呢？目前为止，具体的做法似乎还在酝酿中。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这次对改革的反思和争论，将对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单纯强调深化改革，不仅可能动摇共识，而且会导致改革的推动者所难以预料的后果；而如果向后倒退，退回到旧体制，那更没有出路，甚至会造成一场灾难。

　　也有学者发现，今天的“网络民意化运动”和60年代的群众运动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唤醒民众、冲击权威以后发出争取权利的诉求，虽然时空地点有变化，但斗争方式颇为类似，现在的网络青年已经予人网上“文化大革命”的夺权印象。如果这种“革命”不加以科学而合理的引导，同样可能在冲动中产生冤假错案。

　　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们（被称为第一阵营）急呼，改革不能再迟缓和拖延，要营造深化改革的舆论，要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强调，迄今为止所有具体改革所造成的对民众利益、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阶段性”伤害，决非改革本身有错，而是不到位的改革所致。无论是破解改革中新出现的矛盾，还是化解“历史的积累”，都只能靠进一步的改革，别无他法。

具体改革措施还在酝酿

　　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以外的人们（被称为第二阵营）认为，即使改革开放不动摇，也要反思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不公的问题不是改革不动摇就能解决的。和谐社会能否顺利推进，建设新农村能否披荆斩棘，都还是问题，必须排除官学商权贵、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中央再好的经，一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势力利用，都可能被唱歪。

　　自由派政治学者刘军宁把第二阵营定义为：由各种各样的支流组成，对改革路向无整体思路。他们善于批判，却开不出药方。他就此得出尖刻的结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改革尚未完成，但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和“豆腐渣工程”。对改革的压力越大，改革的步伐就越慢。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学者魏加宁指出，现在最大的危机不是不改革本身，而是一些可能影响改革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因国际关系变化导致国内政治向左转、国内群体性事件影响政局变化、社会不公使人们对改革继续质疑等等。

　　温家宝不久前在柬埔寨访问时公开表示，中国已经快速发展了28年，会努力平稳快速发展15—20年。这番话，也可视作胡温体制对“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问题所做的正式宣誓。

　　知情人士透露，胡温主导的中央很不愿意看到此次争论影响到改革的进程。他们会因势利导，把民意引向促进改革的正作用上，但具体方针和对策还有待观察。

　　不过，毫无疑问，今后改革的速度和深度会做适当调整，即使速度稍慢一点，也绝不会停下。在改革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不但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和经济诉求需要中央拿出办法，与经济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让中央不得不考虑加快进度，避免拖缓带来更难控制的局面。

（二之二）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
中国各地掀起“打狗风暴” 遭国际媒体谴责/图


【网讯】据中国卫生部上月最新统计，今年六月中国大陆传染病死亡人数以狂犬病高占第一位，因此继上一波扑杀五万多只流浪狗之后，云南、山东等地又对流浪狗展开了第二波的全面扑杀。从云南牟定县打狗风暴开始，这一消息即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电视网、美联社、英国BBC、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英国信报等在内的西方媒体皆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

狂犬病上升 云南山东再度扑杀流浪狗

　　据《新华网》报道，六月以来，云南出现被疯狗咬伤事件日益严重，仅牟定县就有四十三人被狗咬伤，已死亡三人一人病危。为此，云南省政府下令扑杀流浪狗，迄今牟定县已扑杀五万四千多只流浪狗，疫情暂时得到控制，至今没有发现新狂犬病病例。

　　与此同时，山东济宁市也发生狂犬病疫情，截至4日已有16人因疫情而死亡，该市遂采取紧急措施给狗注射预防剂或扑杀流浪狗。但因该市有五十万只狗，而引起社会的普遍焦虑导致见狗就怕。

　　福州市也特别设立专业捕狗队，4日首日开张，一口气就扑杀了十三条流浪狗。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大陆民众养狗风气愈来愈盛行。根据北京市公安注册的宠物狗就高达五十三万四千只，若加上未注册的犬和猫等宠物，数量应该超过一百万只。有的北京居民甚至不惜花几千或上万人民币买宠物狗。前不久，北京一只巨型贵宾犬以七十万元人民币成交。

　　据报道中国大陆狂犬病的发病人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自1997年起，大陆部分省份狂犬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最近三年。

西方媒体谴责中国“打狗风暴”

　　备受争议的云南牟定县打狗风暴刚刚结束，山东济宁市宣布将宰杀被发现狂犬病地区方圆3英里之内的所有狗只。在过去的8个月中，济宁市共有16人死于狂犬病。据美联社报道，当局没有表示打狗风暴将何时以及用何种方式开始。济宁市目前共有50万只狗。

　　洛杉矶时报报道，今年是中国的狗年，而属狗在中国人眼中是吉利的，无数中国年轻夫妇都选择在狗年生下小孩，以求为子女带来好运。但是在中国，狗并不一直被当作人类最好的朋友来对待。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中国云南省牟定县在三名居民死于狂犬病后掀起“打狗风暴”，将近五万只狗被捕杀，牟定县全县只有几只军队和公安圈养的狗逃过一劫。

　　英国媒体报道，当局仍经常突袭式对狗进行捕杀，理由是狗的数量对城市居住环境而言明显是太多了。动物保护主义者表示，除了一些保护濒危物种的条例，事实上，中国并没有保护动物的法律。同时，对狂犬病预防的教育非常薄弱，死于狂犬病的人数每年都在上升。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疯狗病病例不断上升。根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提供的数据，2004年，总计有2651人死于这一疾病。专家将病例的上升部分归结于圈养狗只数量的上升。在农村地区，70%的家庭都养有狗只。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表示，只有3%的中国狗只注射了狂犬病疫苗。

　　美联社说，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中国法律学者以及动物权利保护者谴责这一行为残酷血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则表示，重点更多地应该被放在预防上。

某杂志质疑董存瑞事迹 董生前所在部队要求道歉




电影《董存瑞》宣传画

【网讯】《大众电影》(2006年第8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的访问记，称没有人亲眼看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一英雄壮举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这篇访问记立即引起董存瑞生前战友及一些教育专家的质疑，认为此篇文章歪曲史实，要求《大众电影》到英雄所在部队和英雄遗像前道歉。

　　《新民晚报》报道，在董存瑞连及董存瑞班，一些战士表示，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心里很不好受，觉得英雄被亵渎对他们的身心构成了巨大伤害。

　　董存瑞连第29任连长李国有认为，这篇文章是非常拙劣和卑鄙的，如果任其发展和泛滥，影响的是几代人维系的信仰和价值观。据他讲，最近一段时间，每当他组织连队点名，呼点董存瑞名字全连答到时，他的心里就涌起无名的酸楚和苦涩。但他觉得坏事也能变好事。最近，他们全连开展了以“明辨是非，捍卫英雄”为主题的讨论，官兵们通过这件事认清了保持政治上的坚定与清醒的重要性，坚定了走英雄道路、做英雄传人的信心。

　　董存瑞班第48任班长徐鸣说，他当兵六年是全班惟一一个有幸见到董存瑞亲密战友——老英雄郅顺义的人。2005年8月，他和部队首长到沈阳看望老英雄郅顺义，老英雄反复嘱咐他一定要弘扬董存瑞精神，当好英雄传人。事隔一个多月，老英雄去世了。他没有想到，在郅顺义去世不到一年，就有人诋毁董存瑞。

　　上等兵王林荣2004年12月入伍，入伍前是哈尔滨商业大学大三学生。当初就是怀着对董存瑞部队的崇敬和向往穿上军装的，没想到入伍后有幸分到了董存瑞连、董存瑞班。他认为，这篇文章不但内容荒谬，标题本身也隐含着对英雄的鄙视和否定，“真实”加上引号就有否定之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站出来为英雄壮举正名。

　　据驻吉林省延吉市的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政治部主任徐学泉讲，《大众电影》文章刊出后，他们迅速在部队官兵中开展了“继承英雄遗志，誓做英雄传人”的千人宣誓活动；组织部队官兵参观了董存瑞纪念馆，并观看了电影《董存瑞》；结合部队开展的使命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开展了“明辨是非，捍卫英雄”大讨论。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官兵们进一步领悟到英雄精神的伟大，坚定了走英雄成长道路的信念。


中国民众对爱滋病无知度已到了危险的地步


【网讯】据一项国际网络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居民30%以上不知道自己有感染爱滋病的危险。同时，中国爱滋病专家和活动人士说，中国对爱滋病疫情有低估的可能，民众对爱滋病的无知已到了危险的地步，中国亟需加强性教育。

30%受访者不讨论爱滋病危险

　　据美国之音报道，国际民意调查机构佐格比星期五公布的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中国男子中37%的人承认有嫖娼的经历，而与性伴侣讨论爱滋病或性病危险的人只有不到30%。3753名18到54岁的成年人参加了这项网络调查。约有70%是男性，45%已婚。

　　佐格比公司发布的声明说，受访者对包括爱滋病在内的性传染疾病的无知和自满程度令人担忧。

胡佳：对爱滋病了解非常极端

　　中国防治爱滋病维权活动人士胡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尽管经过一些年来每年爱滋病日的宣传，中国公众大部分对爱滋病还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胡佳说：“两种极端的表现，第一种是对爱滋病无所谓。觉得爱滋病离自己甚远，不可能进入他的生活中。所以他去嫖娼没有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还有一种，就是说，对爱滋病过度恐慌。觉得爱滋病离他很远，但是当他知道有人患有爱滋病的时候。歧视又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笑到觉得爱滋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当接近爱滋病时感到莫名的恐慌，排斥爱滋病感染者。”

　　胡佳表示，现在中国公众意识主体上都是这两种情况的反映。在大城市安全套的使用都不到位，在一些基层地区尤其甚之。

　　胡佳说：“比如在河南，开封、驻马店、商丘那些地方，那些找性工作者的费用是非常低的。最低的达到五块钱。这种交易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自我保护。什么安全套的使用了，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参加佐格比调查的受访者多数来自城市、富裕、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男性。胡佳认为，大城市里的一些人，有些属于白领阶层，中产阶级，性安全观念也是很淡漠的。

　　胡佳说：“性工作者往往看到这些人衣冠楚楚，觉得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爱滋病方面的风险。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往往会和性工作者一样成为爱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不仅相互传播，也会传播给自己的家人。”

张可：地方领导对防治不关心

　　中国卫生部性病爱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张可曾经对中国河南省的爱滋病状况进行了为时五年的调查。张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民众对爱滋病的无知的程度可能超过调查的水平，中国地方领导更是对此漠不关心。

　　张可说：“基层领导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现在中国地方领导的思想一天就是发展经济，什么GDP的增长，他们根本就不重视什么爱滋病防治。基层的政府根本不重视人的生命权，它只注重看经济的发展，这与国家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是相违背的。”

中国官方病患人数可能低估

　　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2005年全世界感染爱滋病毒的人超过四千万，因爱滋病死亡的人数超过三百万。中国官方报告是中国有65万人口感染爱滋病毒。中国卫生部性病爱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张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对爱滋病疫情有低估的可能性。

　　张可说：“应该说目前预防爱滋病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尤其是在几大领域，在吸毒人群或同性恋人群中，这几年感染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相当惊人的尤其是性传播。”

　　中国防治爱滋病维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2003年时，由于SARS疫情爆发，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挑战，需要公开疫情。2003年9月左右，卫生部部长高强公布的数字是中国有一百万爱滋病感染者。但是，等到2005年，就是两年之后数字下降为65万。胡佳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胡佳说：“卫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两年他们加大了拉网普查，加大了设点监测。所以取得的数值更趋于实际。但是很多的感染者因为外出打工，或者害怕歧视，他们并没有参加这种拉网式的检测。另外，除了以前那种集中有偿献血，所谓卖血这种形式感染的爱滋病之外，还有大量隐藏更深的因为医疗事故输血感染上爱滋病的。”

“特殊国情论”削弱中国软实力的魅力


　　中国在7月初高调举办首次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后，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再次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新闻。北京对于软实力抱持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因为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自己在国际上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中国难免不自我感觉良好。

　　最新的例子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7月20日公布的年度报告，报告称中国在2005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国。同年，中国停止从世界粮食计划署接受援助。来自中国的食品援助几乎增长了三倍，达63.6万吨，占全年世界食品援助增长额的一半。占全球食品援助数量首两位的仍然是美国与欧盟。

　　另一方面，把中国软实力与“中国威胁论”做联想也让北京顾虑。《联合早报》7月1日刊登题为《中国的新生软力》的文章，中国官方媒体就评论说：“与宣扬和夸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实力的目的一样，西方对中国‘软实力’的渲染，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

　　评论总结：“这是继鼓吹‘中国威胁论’经济版、军事版、科技版之后，这些政客们挖空心思，找到的另一个‘软实力’版本。”

　　虽然如此，中国对于自身软实力的培植以及其在国际外交和战略上的作用依然关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今年3月9日在政协会议上就抱怨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大。

　　赵启正说：“文化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有了影响力，国之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代初首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国家的硬实力以军事和经济为主，软实力则为文化上的吸引力或说服力。

　　他在2005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各种论据，说明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包括篮球明星姚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华外国留学生近十年猛增三倍、2004年来华外国旅游人数达1700万人、中国在全球开设孔子学院传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时间增加为每天24小时等。

　　此外，中国开革开放让国力翻了几番的成功经验，可能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考模式；而中国在外交上广结善缘，以平等方式加入不少区域组织，也减轻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但是奈氏同时也注意到，中国缺少类似好莱坞的文化产业，其大学也远不如美国，非政府组织不发达，贪污、不平等方面的弊端，以及在民主、人权、法治方面的缺失等都削弱了中国软实力的能量。

　　其实，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就具备作为传播中国软实力平台的潜力。他去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向世界介绍，和谐世界包含了多边主义、共同安全、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包容精神等都是国际能够认同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外交上“和谐世界”的精神，衍生自内政上“和谐社会”的理念，这套被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不但适用于中国社会，也足以被中国以外的社会参考。

　　虽然“和谐”观在理论架构上还不尽成熟，但是它作为代表中国软实力背后的精神，却丝毫不能忽视。

　　然而中国官方在为一些负面现状或一些被批评的政策辩解时，总习惯搬出“特殊国情”的论述，殊不知如此将持续地削弱中国软实力在国际间的魅力。

　　中国确实有特殊国情，总理温家宝就曾正确地指出，中国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人口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任何显著的成就，除以13亿人口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虽然国情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是过度地扩大使用，反而难以取信于人，尤其在涉及普世意义的价值和理想时，如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原则等，就很难说这些普遍价值由于国情的特殊而不容于中国。

　　倒过来看，假如中国的国情果真如官方所宣传的那么特殊，那中国发展与治理的经验也将因而充满了地方性和局限性，不足为其他国家当作模式来借鉴参考了。

　　因此，要认真向世界传播中国的软实力，官方首先就应该在运用国情论时更谨慎小心。（文/叶鹏飞）


中国不是造成美国人失业的首要原因


　　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过去十年，打上“中国制造”的进口商品直线上升，对此没人否认。尽管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迅速，但中国不是造成美国工作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中国制造商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美国的优势则在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产品。例如，早在中国成为服装和鞋业的出口大国前几十年，美国在这些领域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中国只是取代了其他进口国

　　文章说，理解我们对华贸易关系的关键在于，把中国视为广阔而深化的东亚制造业供应链的最终组装和出口平台。

　　即便从个人电脑、电视机等中端产品来看，来自中国不断上升的进口挤掉的不是美国国内产品，而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进口。美国人通常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直接购买最终产品。同时，在中国组装的成品越来越多，其使用的零部件来自整个地区。

　　文章又说，东亚进口的减少和增长已经相互抵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猛增，而东亚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在减少。1994年，来自东亚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41%。今天，来自东亚的进口额（包括中国的），只占美国进口总额的34%。换言之，亚洲其他地区对美出口的剧减抵消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

　　造成中国对美出口猛增的首要原因不是中国的货币机制，而是中国扮演了东亚制造业供应链最终环节的角色。

　　如何解释美国制造业失去三百万个工作岗位呢？与通常的指责相反，工作岗位不翼而飞的首要原因不是来自中国的进口，而是美国国内经济的不景气。

　　随着利息率和油价的上涨，美国制造业产出在2000年夏季达到巅峰后开始下滑。同样的不景气发生在2001年，它损害了美国国内制造业。同时，海外需求疲软也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出口。

　　生产力大幅提高 两国均有工作流失

　　文章指出，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大幅提升。尽管2000至2003年经历了衰退，美国工厂自1994年以来的实际产出仍增长了50%。美国国内制造业只需更少的工人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为留下来的工人的生产力要高得多。事实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制造业领域的就业在许多国家都在减少，包括中国。

　　调查显示，从1995到2002年，美国制造业工人数量减少11%，中国工人数量减少比率达到更高的15%。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西方企业在华开设新厂，那些低效率的企业纷纷倒闭。

　　中国造成的失业数量相对较小 当然美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确实造成了工人失业，不过其数量相对美国总的劳动力规模而言并不大。据美国劳工部统计，每年有约1500万个（原文如此）工作岗位流失，而与中国的贸易所造成的只占总数的1%。

　　文章最后说，美国决策者不应为挽救一小部分工作岗位而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而应致力于消除创造工作岗位的障碍、劳动力再教育和再分配，以帮助那些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

中国军方跨兵种人事调整 提高将领作战指挥能力


【网讯】在中国军方近期的人事调整中，部分将官从解放军总部外放大军区、集团军领导岗位进入总部重要部门，或者跨兵种换岗、交叉任职，显示解放军对军事主管协同作战与综合作战指挥能力的培养明显“提速”。

　　《文汇报》报道，据悉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许纪文少将已升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许纪文军衔为海军少将，1950年生，曾任海军军务部长，大连舰艇学院副院长，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职务。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职务为副军级，而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却为正军，因此许纪文官升半级。

　　另悉原54集团军副军长徐经年日前调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徐经年出身于陆军，曾任陆军第127轻机快反师师长、第54集团军副军长。从集团军副军长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虽然都是副军，属平调，由集团军领导到总部机关领导，无疑属于重用。

　　此外，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金毅明少将调任东海舰队任要职。金毅明自1969年入伍，从军三十余年均在陆军任职，从陆军到海军，可谓是打破常规，显示军方正在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从目前已知的消息可知，调整的人士还有：总参谋部通信部副部长陈东少将目前已调任第42集团军副军长；兰州军区作战部部长乔正敏大校日前也升任甘肃省军区参谋长，职务由正师升为副军；沈空政治部主任高增基少将任济空副政委；第26集团军第8装甲师原政委张建华升任第20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空军装备部原副部长李学忠少将接替蔡凤震少将出任空军工程大学校长；沈阳军区空军副政委刘健空军少将任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等。

解放军数位新晋上将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日前中共中央军委会为十位上将举行授衔仪式。中国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研究员徐平大校说这十位上将基本上都是大专以上学历。像彭小枫等都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六十年代哈军工应该也是名牌了。

　　徐平说，现在将军里面已经出现了硕士、博士，上将现在大专以上，今后的趋势也将是越来越重视学历。徐平大校在日前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节目访问时分析，中共中央军委会近日授衔的十名上将，学历高、基层经验丰富，平均年龄61.7岁。

　　徐平指出，授予上将军衔，一般得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大军区正职以上军官，再一个必须是中将军衔，大区正职得满二年，中将军衔的衔龄满四年。

　　他指出，这次授衔上将的特点，一个是多数都有基层工作经验，好比说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上将，他是从基层，可以说从最低一级的政治领导干部当起，就是从副指导员、指导员、营的副教导员、教导员、团的政治部主任、团政委，师、军到大军区。

　　徐平说，这次获颁授的上将中年纪最轻的是59岁，最高的是64岁，平均年龄是61.7岁。他说，在中国军衔条例里对军衔没有年龄限制，但是在军官服役条例里有这个年龄限制，好比说大军区正职最高服役年限是65岁，要是超过65岁了，肯定授不了上将。

　　据悉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孙忠同、总装备部政治委员迟万春、空军政治委员邓昌友、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彭小枫、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符廷贵、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喻林祥、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

　　上将是许多国家将级军官中最高级别的军衔称号。中国解放军在1950年代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将官设置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上将为将官中的第二个级别。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时，法律文件规定，上将分为一级上将和上将两个级别，但一级上将一直空缺未授。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日前晋升十名上将，据军方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动作的目的是为明年十七大中央换届、解放军高层将领异动预作部署，因为估计明年至少有十名上将要退役。其中待退的上将包括七大军区中的司令员、政委以及海军司令员和军事院校负责人，因此明年还要晋升一批上将以做递补。中央军委明年也有人事变动，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明年将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