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文选》发行江泽民时代画上完整句号
● 于泽远(北京)
中国官方今天将公开发行三卷本的《江泽民文选》。新华社昨天发表文章赞扬江泽民是“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江泽民文选》收录了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从1980年8月至2004年9月之间的报告、讲话、谈话、信件、批示、批语等203篇,包括江泽民任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各个阶段的工作,其中有关香港回归,对台政策和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评价等许多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本月将度过80岁生日的江泽民在1989年六 四事件后担任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2004年9月,江泽民卸下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完成了向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的权力交接。
新华社的文章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学习他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求实态度和创新精神”。
北京有关学者指出,给中共高级领导人出版文选有些类似于罗马教廷的“封圣”,只有少数领导人才享有出版“文选”的待遇。官方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前推出“江选”既为了祝贺江泽民80大寿,也含有通过把江泽民推上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的领袖位置,在政治上为他盖棺定论,为江泽民时代画上完整句号的意思。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江泽民文选》收录了1990年江泽民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政治秘书吴博韬时有关香港回归的谈话内容。江泽民说:“有人曾酝酿花数十亿英镑在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租香港。我看,不要说十亿,就是一百亿、一千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根据文选,江泽民1998年6月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会谈时,明确表示台湾问题要有时间表。他当时说:“坦率地讲,台湾问题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要有一个时间表。”
“做好反台独准备”
江泽民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从历史上看,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是有负于中华民族的。”“日本如果将台湾列入同美国的安全合作范围,这将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在军事上卷入台湾事务,是一种具有极大潜在危险的倾向。”
“江选”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江泽民2004年9月20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的讲话,在题为《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一文中,江泽民强调:“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一个牵挂。”
江泽民当时对胡锦涛和军方高级将领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最现实的威胁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还是要坚持文攻武备的总方略。”“军队必须抓紧做好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做得越好,就越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统一的前景。即使发生重大‘台独’事变,我们也可以战而胜之。”
对赵紫阳错误认识
文选也收录了江泽民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当时刚刚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多次谈到他对赵紫阳错误的认识。他说:“赵紫阳同志打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同志,保护、信任、提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由来已久,一些舆论阵地已经不在党和人民手里”,“要挽回赵紫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解决赵紫阳同志留给我们的重重难题,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任重而道远。”
1999年4月,江泽民在谈到邪教法.轮.功“围堵中南海”事件时说:“邪教法.轮.功分子人不知、鬼不晓,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口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
他在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中写到,邪教法.轮.功“围堵中南海”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作了报道并加以煽动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江选】江泽民曾拟建应急作战部队维护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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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新出版的《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十年来军委工作的回顾和总结》透露,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1999年11月提出建设一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统一。
香港《文汇报》10日报道,江泽民于1989年和1990年,先后视察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等地的中共部队,并在1990年12月举行的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加快组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战略方针。
1999年11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军委“三讲”会议上指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已经成为中国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拳头。
江泽民总结了两大原因。首先,中国不能一味依靠人海战术应对高科技局部战争,“单纯依靠部队数量,一步一岗,搞人海战术,养兵再多也不够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准备时间短,进程快,初战即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次,中国的财力状况要求先保障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军队现代化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只能有先有后,分梯次建设。对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在武器装备、物资和经费等方面实行重点保障。”
报道说,《江泽民文选》中收录了江泽民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多篇论述和讲话,首次披露中国军队“三步走”的战略目标。2002年12月27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论述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江泽民说,分“三步走”在二十一世纪前五十年逐步实现国防和军队信息化。
江泽民指出,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推动军队信息化加速发展。
【江选】江泽民曾促请胡锦涛推进市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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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10日正式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力促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推进市场改革。
根据文选,江泽民在2002年在一封信中告诉胡锦涛:“我们必须明确,要深化改革,特别是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这封信是在准备一个会议期间所写,这次会议上,江泽民不再担任中共总书记。“我们必须强调改革,大胆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他在信中说。
江泽民的这封信,刊登在10日出版的三卷本《江泽民文选》中。当局也加强了对《江选》出版的宣传工作。
据报道,中国在1989年选择当时在上海的江泽民领导国家,江泽民在13年的任期中,树立了一个经济改革者的形象,他把中国带进世界贸易组织,并支持私营企业,鼓励私营企业主入党。
此外,在《江选》中还透露,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江泽民还告诉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现有局势判断,国防发展必须加强。”“否则,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将不能有效捍卫经济发展的成果,”他说。
最近几个月,江泽民频频露面,其中包括登上泰山并会晤山东省领导人,参加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110周年的校庆。上个月底,一本记录江泽民外交历程的书。
《江泽民文选》发行 坚持台湾问题要有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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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新华社9日宣布,《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0日起全中国发行。江泽民是首位发表文选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选》不少内容是首度公开发表,而且有多篇文章谈及台湾和香港问题。在台湾问题方面,江泽民提出“要有一个时间表”、“要坚持文攻武备的总方略”、“全力封杀台湾国际空间”;而他在香港回归前的文章中则提到,香港的建设工程不能让英国人独享厚利,要给港人留下生路,而解决不好香港问题,对不起子孙后代。
官方传媒发社论祝贺
江泽民是前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主政中国超过十三年。有香港媒体指出,《江选》的出版正逢其八十大寿前夕,祝寿味道浓厚。过去,只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出版文选。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0日发表社论祝贺《江选》的出版。
新华社报道称,江泽民是中共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中共中央于2003年11月作出编辑出版《江泽民文选》的决定。文章指出“《江选》的出版发行,是中共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报道称,《江选》中的重要著作和重大思想观点,“充分反映了江泽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政治领导艺术。”
最后一篇讲台湾问题
《江选》收入了江泽民在1980至2004年报告、讲话、谈话等共203篇,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江选》最后一篇文章是他2004年9月20日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的讲话。他形容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一个牵挂”,并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最现实的威胁就是台独分裂势力。
《江选》还透露,江泽民曾嘱咐军方:“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还是要坚持文攻武备的总方略”、“军队必须抓紧做好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做得愈好,就愈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统一的前景。即使发生重大‘台独’事变,我们也可以战而胜之”。
江泽民于1998年6月27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时说:“台湾问题马上解决有困难,但不解决是不行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否则中美关系难以稳定。坦率地讲,台湾问题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要有一个时间表。”
《江选》也收入了他1998年5月11日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的讲话。江表示:“两岸外交战,基本态势是我强台弱,优势在我们这一边,但台湾当局不可能放弃所谓务实外交活动,我们对此要十分警惕,要全力封杀台湾国际空间。”
香港问题多放在首卷
而在《江选》中,也有多篇文章谈及香港问题,且大部分放在首卷中。包括《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们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的讲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的讲话》等六篇文章。另外在第三卷中还有多篇文章涉及香港问题。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披露,1994年7月7日江泽民会见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理事访京团时说,香港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解决不好香港问题,对不起子孙后代。
他说,香港是英国曾经取得的一块肥肉,要他们从口中吐出来,他们是不愿意的。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对香港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制造种种障碍。英国的当权者,不管是哪个政党,在这一点上利益是一致的。在谈话中,他透露,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89年12月曾经给自己一封信,集中谈的是“民主化”。
江泽民提出质疑,香港总督一直是集行政、司法等大权于一身,现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民主”了?对此,江泽民回复说,1997年中国要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重组立法局、行政局、市政局和区议会。
江泽民还指出,泡沫经济使日本、美国都栽了大跟头。在房地产市场上,不希望香港有太大波动。同时希望香港金融市场的波动尽可能小一点。江泽民认为,英国的意图是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把一些明明是政府管的事都放在民间,把政府职能都空化了。
《江泽民文选》上市销售量或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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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江泽民第一部个人文集上市,有中文、英文版,还有俄文法文等五种外文版,根据网络上一项非正式的统计,《江泽民文选》的市场销售效益可能会是天文数字。
据报道,回顾过去中国领导人的文选,像是出版发行量最大、最早的《毛语录》,不但是依照人口数量印刷人手一册,更发行到海外,短短八个月大陆就向全球117国,以14种文字发行,50亿的发行量更被称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而毛泽东文选也有五种外文版本发行,遍及世界各国。
另外,《邓小平文选》等各类邓小平的生平著作己出版56种,发行量超过一亿册。
收受百万贿赂 福建省原宣传部长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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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共中央纪委查处福建省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据《福建日报》报道,荆福生在任福建省体委主任,宁德地委、市委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在承揽工程、土地批租、职务提升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此外,荆福生还犯有生活腐化错误。
中共中央纪委常委会议认为,荆福生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他人钱款,以权谋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受贿犯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荆福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了解,荆福生是去年10月被停职的。今年8月4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已终止荆福生的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胡温打民生牌 中国将对贫富差距动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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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察人士指出,尽管中国有一大堆现实问题等着胡锦涛和温家宝加以决策,但在近期轻重缓急的排列中,“收入差距问题”终于从边缘提升到了主流。今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秩序的改革。此问题突然受如此重视,自有其特殊的因由。
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指出,胡温体制形成以来,其“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为政之道,在赢得民心和口碑之后,民众的期望值亦更水涨船高。人们在潜意识和显评价里,已经把胡温掌舵的中国大船上飘扬的旗帜,定性为“民生”,似乎是继毛、邓、江之后的独树一帜:毛泽东“政治挂帅”,邓小平“经济挂帅”,而胡锦涛则是“民生挂帅”。
文章指出,既然是“民生挂帅”,“百姓事无小事”,那么百姓的所疾所苦,就是中央必须加以认真而快速解决的问题。如此想法,已然成为国人的惯性思维。住房、医疗、教育、治安,几乎所有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都抱高度期望。从正负两方面来看,这无疑给胡温以无穷大的推动力与压迫力。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把“收入差距问题”浮上政治局会议的水面之前,不少部署与动作已经展开,诸如免征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反垄断法》立法、《义务教育法》修订、打压房地产价格、个人税收改革、京沪穗公务员加薪、军人加薪、国家公务员加薪等等,下一步还将有一些抑制垄断行业高薪的措施推出,共同目标就是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在2000年曾经有过一次城乡居民整体收入的统计,当时的数字已经相当惊人: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的收入占到居民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占总户数20%的贫困户的收入只占居民全部收入的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比1,扩大到12.66比1,那时就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当时,江泽民曾反复引用过这个数字,可严峻形势却一直未见改观,反而有恶化趋势。不知何故,以后这种统计再未见过。
2004年由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前不久,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公布了最新的权威统计:“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马玲)
文章指出,基尼系数乃国际上用来衡量国民收入差异的指标,通常把0.4作为“警戒线”,显然中国的现状已经步入危险的境地。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得出结论,实际的基尼系数要更大一些。从拉美国家情况看,“基尼系数”的拉高与国家动荡密切关联。而且,国外那些“基尼系数”高的国家,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拉大了差距。而中国,从毛泽东的平均主义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普遍性的收入差距拉大,中间只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文章称,胡温已经展开调控手段。胡锦涛日前率领中共中央一干人,把党外人士请进中南海座谈,听取他们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意见。席间透露,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文章更强调,中共十七大即将于明年召开,触及深层次的攻坚改革被传为“主旋律”。百姓看得很重的收入差距问题也自然成了重中之重。在这个时段,中央必须为面对“收入差距”做些热身准备。其实,让中南海颇伤脑筋的是:虽然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主要是过于注重经济效率造成的,但一些有识之士及社会思潮普遍认为,主因还在于官场腐败和行业垄断,它们才是真正的罪魁。如此说来,这些当然都和政府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其要让有着利益关系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切割利益,绝不会是件简单之事。
在中央和社会都深具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把造成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原因框定为: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比之令人失望的越治越腐之官场,人们现在把更多愤怒发泄到了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
文章称,垄断行业过去常常披着一层具有欺骗性的面纱:都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更是人民的,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作贡献。随着市场意识形态的启蒙,这套说辞失去了说服力。一方面,这些垄断企业不与国家分红,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高利润并没有回归人民,而是在行业内部被瓜分了。
社会学者杨鹏指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公共品的供给都带着垄断色彩,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和短缺。比如,看病为什么贵,表面上是市场化,实质是垄断,医疗资源处于行政垄断之下,政府与公益医院的利益纠缠不清。“上不起学”也源于这种体制性的资源垄断,住房、交通、电力、石油等莫不如此。
这些年来,网上网下对垄断一浪又一浪的声讨,早已传进了中南海。老百姓由于义愤,曾经用蛇蝎来比喻那些逞威的部门,比如把警察比喻为“黑蛇”,把医生比喻为“白蛇”,把教师比喻为“眼镜蛇”。社会大众的容忍已到了临界点,不满也到了一个爆发点。
提升经济中心地位 中央三方面调整天津城市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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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修编后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天津城市性质、定位和发展重点: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三方面调整城市性质
有天津官员指出,据了解,新规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调整和提升了天津的城市定位。1999年8月批准实施的天津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天津市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而新规划则在三方面调整了对天津的城市性质和定位。
第一,将 “现代化港口城市”调整提升为“国际港口城市”。目前,天津港已建成深水大港,200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2.4亿吨、集装箱480万标准箱,位居世界综合性港口第六位,航线通达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多个港口,成为中国北方大陆桥的重要出海口,已具备建设国际性港口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将“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调整提升为“北方经济中心”。这里的“经济中心”是指承担区域金融、贸易以及生产性服务等多种功能,具有强大吸引、辐射和综合服务能力,能够渗透和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城市。
第三,增加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天津山河湖海共生,湿地众多,有着相对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全市累计建成八个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3.67%。去年底,天津成为直辖市中首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建设生态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北京优势互补
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05年1月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中国政府这次对天津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强调天津市的规划建设要注意与京津冀地区发展规划的协调,特别要注意加强与北京市的协调,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提高为首都、环渤海以及北方地区服务的功能。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京津冀,特别是北京与天津两个城市的分工。
天津依托海、空两港,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京津拥有共同出海口,北京奥运会前建成通车、单程三十分钟的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将进一步密切两市的经济联系,发挥各自的作用。
提升滨海新区战略地位
新规划确定,到2020年,天津常住人口控制在1350万、城镇人口1210万,全市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450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人口规模630万人,用地则控制在580平方公里以内,防止城市规模盲目扩大。
本次天津城市总体规划将京津塘高速公路走廊作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提出了“一轴两带三区”的市域空间布局结构:“一轴”——由“武清新城—中心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构成的城市发展主轴;“两带”——由“宁河、汉沽新城—滨海新区核心区—大港新城” 构成的东部滨海发展带,以及由“蓟县新城—宝坻新城—中心城区—静海新城” 构成的西部城镇发展带;“三区”——北部蓟县山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区、中部“七里海—大黄堡洼”湿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区以及南部“团泊洼水库—北大港水库”湿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区。此外,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一步提升滨海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本次规划修编的重点。
中南海将对贫富差距动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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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玲(北京)
尽管中国有一大堆现实问题等着胡锦涛和温家宝加以决策,但在近期轻重缓急的排列中,“收入差距问题”终于从边缘提升到了主流。今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秩序的改革。此问题突然受如此重视,自有其特殊的因由。
胡温体制形成以来,其“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为政之道,在赢得民心和口碑之后,百姓的期望值亦更水涨船高。人们在潜意识和显评价里,已经把胡温掌舵的中国大船上飘扬的旗帜,定性为“民生”,似乎是继毛、邓、江之后的独树一帜:毛泽东“政治挂帅”,邓小平“经济挂帅”,而胡锦涛则是“民生挂帅”。
收入差距可能是世界之最
既然是“民生挂帅”,“百姓事无小事”,那么百姓的所疾所苦,就是中央必须加以认真而快速解决的问题。如此想法,已然成为国人的惯性思维。住房、医疗、教育、治安,几乎所有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都抱高度期望。从正负两方面来看,这无疑给胡、温以无穷大的推动力与压迫力。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把“收入差距问题”浮上政治局会议的水面之前,不少部署与动作已经展开,诸如免征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反垄断法》立法、《义务教育法》修订、打压房地产价格、个人税收改革、京沪穗公务员加薪、军人加薪、国家公务员加薪等等,下一步还将有一些抑制垄断行业高薪的措施推出,共同目标就是缩小收入差距。
2000年曾经有过一次城乡居民整体收入的统计,当时的数字已经相当惊人: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的收入占到居民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占总户数20%的贫困户的收入只占居民全部收入的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比1,扩大到12.66比1,那时就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当时,江泽民曾反复引用过这个数字,可严峻形势却一直未见改观,反而有恶化趋势。不知何故,以后这种统计再未见过。
2004年由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前不久,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公布了最新的权威统计,“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基尼系数乃国际上用来衡量国民收入差异的指标,通常把0.4作为“警戒线”,显然中国的现状已经步入危险的境地。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得出结论,实际的基尼系数要更大一些。
从拉美国家情况看,“基尼系数”的拉高与国家动荡密切关联。而且,国外那些“基尼系数”高的国家,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才拉大了差距。而中国,从毛泽东的平均主义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普遍性的收入差距拉大,中间只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无疑,这已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胡温开始酝酿改革方案
不久前,胡锦涛率领中共中央一干人,把党外人士请进中南海座谈,听取他们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意见。席间透露,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共十七大即将于明年召开,触及深层次的攻坚改革被传为“主旋律”。百姓看得很重的收入差距问题也自然成了重中之重。在这个时段,中央必须为面对“收入差距”做些热身准备。
其实,让中南海颇伤脑筋的是:虽然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主要是过于注重经济效率造成的,但一些有识之士及社会思潮普遍认为,主因还在于官场腐败和行业垄断,它们才是真正的罪魁。如此说来,这些当然都和政府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其要让有着利益关系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切割利益,绝不会是件简单之事。
在中央和社会都深具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把造成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原因框定为: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比之令人失望的越治越腐之官场,人们现在把更多愤怒发泄到了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
过去,垄断行业常常披着一层具有欺骗性的面纱:都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更是人民的,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作贡献。随着市场意识形态的启蒙,这套说辞失去了说服力。一方面,这些垄断企业不与国家分红,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高利润并没有回归人民,而是在行业内部被瓜分了。
此时,老百姓如何对垄断还有半点好感和忍耐力?从用电到用水,从电信到石油,从邮政到航空,人们可以清楚感受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垄断企业控制,公众当然难以容忍。
社会学者杨鹏指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公共品的供给都带着垄断色彩,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和短缺。比如,看病为什么贵,表面上是市场化,实质是垄断,医疗资源处于行政垄断之下,政府与公益医院的利益纠缠不清。“上不起学”也源于这种体制性的资源垄断,住房、交通、电力、石油等莫不如此。
这些年来,网上网下对垄断一浪又一浪的声讨,早已传进了中南海。老百姓由于义愤,曾经用蛇蝎来比喻那些逞威的部门,比如把警察比喻为“黑蛇”,把医生比喻为“白蛇”,把教师比喻为“眼镜蛇”。社会大众的容忍已到了临界点,不满也到了一个爆发点。(二之一)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
孔泉升任外交部长助理
2006-08-10 9:50 am
(综合讯)星岛日报报道消息,外交部欧洲司昨天向本报证实,孔泉近日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并仍兼任欧洲司司长。51岁的孔泉,曾任驻法参赞、西欧司副司长、天津塘沽区委常委,2001年起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五年,后转任欧洲司司长。外交部目前有五位部长助理﹕李辉、崔天凯、何亚非、翟隽(西亚北非司司长)、孔泉。
黑市外汇买卖猖獗 地下钱庄恐冲击金融防火墙
【网讯】中国警方最近破获几起外汇黑市交易团伙,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一百多亿元。有分析人士指出,经营跨境外汇交易的地下钱庄已经成为冲击中国金融防火墙的大黄牛。
据美国之音消息,中国黑市上的外汇买卖对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对外汇实行严格控制,给外汇黑市提供生存空间。
外汇专家张欣指出,随着中国外汇制度的改革,从事黑市外汇买卖的个人大多已经下岗,黑市活动的主角已经变成企业或者集团,利用官方对资本项目的控制,通过地下钱庄来进行大笔的跨境外汇买卖。
据知情人士透露,黑市外汇买卖的操作顺序一般是由地下钱庄在中国境内收取人民币,然后指使境外同伙将外汇资金划到指定的境外客户银行账户上。如果境外外汇需要汇回中国国内就采取反向操作。
张欣认为,这种黑市操作的特点是金额巨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金融防火墙造成了冲击,影响到政府的外汇管理政策的效果。张欣表示,中国政府在推进汇率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要尽快制定新的措施,满足企业跨境用汇的多种需要,缩小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
六部委颁布外资并购新规 反垄断审查规则细化
【网讯】中国商务部等六部门9日正式公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规定》明确,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时,商务部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展开反垄断审查;对于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企业的境外公司,《规定》明确应为上市公司,特殊目的公司除外。由此可见,新《规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反垄断审查规则更加细化。
政府加强外资并购审查
关于反垄断审查,《规定》指出,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境内拥有资产三十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上的营业额15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或由于境外并购,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或由于境外并购,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参股境内相关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将超过15家;有上列情形之一的,并购方应在对外公布并购方案之前或者报所在国主管机构的同时,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报送并购方案。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应审查是否存在造成境内市场过度集中,妨害境内正当竞争、损害境内消费者利益的情形,并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规定》还明确,外资在并购境内企业时,如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的,应当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如果被并购企业为境内上市公司,还应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规定》更单列一章,对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作出了具体规定。《规定》明确,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系指境外公司的股东以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或者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者境内公司增发股份的行为。境外公司除特殊目的公司外应为上市公司,而且最近一年股权交易价格稳定。
专家忧心外资并购影响国家安全
在《规定》出台以前,一直有专家呼吁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严格审查外资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并购。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属研究所曾在一篇课题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一般不应当直接干预公司企业的市场进退,但是在涉及产业或国家安全方面,有关部门要严格把关。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借鉴国际经验,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广度与深度进行宏观调控,成立专门的外资投资调查与审议机构,严格审核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重大个案与评估外资投资的影响,以防止外资投资带来各种隐患”。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国有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市场行为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有关部门的专家和学者担心,外资大规模并购中国国有企业可能会危及中国的产业安全或国家安全,中国应当制定相关政策﹑设置障碍和底线。
为此,中国证监会也颁布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并将于9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新的法规明确规定,外资收购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限制外资并购或对国企改革不利
但也有不少的境外中国问题专家则认为,中国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不要违背入世承诺,要顺应更加开放的趋势,让市场决定企业的进退。
例如,美国俄亥俄州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教授,表示,中国国有企业改制进程要顺应世界更加全球化﹑更加开放的趋势,而不是设置各种限制来逆反这种趋势。
张欣说:“总的来说,现在的趋势是市场,包括并购都要越来越向国外开放,过去印度设置了很多障碍,结果使印度的经济吃了很多亏,所以这是个大的潮流。但现在该开放的(银行﹑信息等行业)还没有开放,已经开放的还要收回来,令人费解。”但张欣教授承认,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要健全,要规范,由相应的来部门审查和批准。但是他指出,设置过多的﹑各种各样的障碍,不仅对国企改制发展不利,反而会因为部门权利膨胀,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而中国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则撰文指出,现在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
文章称,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人们所批评的垄断其实是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现在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一些人说某某领域被外资“垄断”了,其理由是这个行业各个外资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达到很大比重。
文章指出这种判断的两点失误。首先,同一行业内的外资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不应当把一个行业所有外资企业加在一起作为一个市场竞争主体来作判断。第二,市场份额集中是垄断的条件,但不等于垄断。因为垄断是市场竞争主体运用其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判断是否垄断主要看这个企业是否运用其优势地位限制竞争。
文章更认为,现在真正的垄断企业还多是国有企业。国家在市场准入上有限制,行政造成的垄断。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绝大多数行业应该允许外资、民营企业进入。这样对中国的产业安全最有利。不能把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困难就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样做往往会使某些企业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名行企业保护之实。
“基尼系数高不可怕”是危险论调
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 合理值的上限,达0.4左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怎么正确看待这个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比较高,但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
经济学家特别是主流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对政府决策与百姓生活影响巨大。在笔者看来,这个严重脱离事实的收入差距“不严重”与“不可怕”,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而可怕的论调。
“不严重论”掩盖不了严重的事实。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一向是舆情焦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究竟严重不严重?恐怕只能用相当地严重来形容。国家发改委最近的报告说,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0.4左右;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收入的4.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说,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水平,形势严峻。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贫富悬殊愈发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不可怕论”实为可怕之极。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影响经济发展效率、造成人们的价值观扭曲、制造阶层矛盾等,都是收入差距过大的可怕表现与后果。动荡与不安是一个社会最为可怕的状况,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贫富差距过大是导致社会动荡与不安的重要因素,如常被学者提及的“拉美陷阱”。萧灼基认为收入差距没那么可怕,那么,对一个主张和谐的社会来说,还有什么比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危害更可怕的事情吗?
对收入差距实行有效的控制,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吴敬琏坦言,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是啊,生了病就不能讳疾忌医,应当把它提出来,认真分析病因,对症下药。只有敢于面对严峻现实,我们才有可能对导致收入差距的腐败、垄断、体制等问题加以正确思考,进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寻找有效的解决途径。如果面对疾病的勇气都没有,而是一味地沉浸在盛世的赞美声,或对眼前的病兆视而不见,等到病入膏肓,必然悔之晚矣。那,真是严重而可怕的!(作者:青山)
孔泉将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仍兼任欧洲司司长
【网讯】外交部欧洲司9日证实,孔泉近日将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并仍兼任欧洲司司长。孔泉在今年3月刚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调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另一名发言人刘建超则升任新闻司司长。
据香港《日报》消息,现年51岁的孔泉,曾任驻法参赞、西欧司副司长、天津塘沽区委常委,2001年起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五年,后转任欧洲司司长。外交部目前有五位部长助理:李辉、崔天凯、何亚非、翟隽(西亚北非司司长)、孔泉。
在今年3月,孔泉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调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当时已经有分析人士指,这意味孔泉将获得更多提升空间。
当时有分析指出,孔泉从事外交工作已近三十年,曾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任职新闻司司长前,为西欧司副司长,因此,欧洲司司长对他而言亦是熟悉领域。
孔泉生于1955年11月,北京市人,大学毕业,已婚,育有一女。1977年投身外交工作后,历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职员、随员;中国外交部西欧司随员、三秘、二秘、副处长、一秘、处长、参赞;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中共天津塘沽区委常委等职。
从3月开始,中国外交部已经调整多名重要司局级官员职位,除孔泉外,还包括刘建超接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前欧洲司司长赵军出使欧盟;刘结一担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长,胡正跃担任亚洲司司长。有观察人士称,这显示中国外交系统正酝酿换血,高层有意重新排兵布阵,实现新老交替。
国台办官员称海协不会虚化 称争取让陈云林赴台
【网讯】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孙亚夫9日明确表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是不会虚化的,大陆还是在继续努力争取使海协会与海基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协商谈判,“海协还是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据报道,针对台湾媒体称海协会的功能将被虚化的论调,孙亚夫在出席两岸关系论坛时强调,海协会的主要功能是得到大陆有关方面的委托,进行两岸协商与谈判。但这些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协商与谈判一直没有恢复。“我们还是在继续努力,争取使两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协商和谈判。”
称李炳才出任海协会会长是大事
关于海协会会长继任人选的问题,孙亚夫对于李炳才将出任海协会会长一职的传言一笑而过,他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对于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和主任助理张铭清已经任职海协会副会长的职务,孙亚夫说,海协会这些年在两岸交流方面还是做了很多事情,邀请了一些人到大陆来。此外,海协会还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维护两岸同胞权益的事情,很多具体的个案还在做。“但大家很关注的还是协商与谈判的问题,我想如果两岸恢复协商与谈判的话,海协还是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否认国台办成“福建帮”
据《大公报》报道,国台办领导层近期进行了调整,郑立中出任台办常务副主任,叶克冬也升任台办副主任,而李炳才、王在希、张铭清则已届龄退休。有台湾媒体评论台办人事调整后成为“福建帮”。
对此孙亚夫说,这只是海外媒体的评论,实际上大陆的干部选拔任用有自己的制度,但海外媒体总是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种人事的变化。“我们还是有自己的看法,干部人事的选拔应该是走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路线,绝不是以闽制台。”“我们国台办的工作人员甚至领导干部,如果会讲闽南话,对工作有很大好处,对于与台湾本省籍同胞的来往上,会更方便、亲切一些。”
尽力争取让陈云林赴台
中台办主任陈云林赴台参加国共两党共同主办的两岸农业合作论坛一事最近又遇阻挠。有消息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把“台乍断交”及中乍建交的怨气撒到陈云林赴台一事上,使陈云林访台的机会变小。对此,孙亚夫说,就算阻力再大,还是会尽力争取让陈云林赴台开会。他说,中国和乍得建交,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希望各方要很客观对待这样一种现实和趋势。
孙亚夫说,自从大陆出台十五项惠台措施以后,国台办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其他省市都在积极落实,两岸农业方面的合作有一些新的进展,新批准设立的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都开始运作;在包机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同时大陆还听取台湾农业界、渔业界对于蔬菜、水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意见,也都在争取。他说,现在国共两党正筹备召开两岸农业合作论坛,进一步把两岸农业合作向前推进,进而推动两岸关系其他方面的进展。
关于国共两党共同举办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孙亚夫表示,大陆已经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缘由,并希望能通过这个论坛促进两岸农业交流,同时也是落实去年两党达成的共识,使我们能够为台湾农民和两岸同胞做更多的实事。“现在正为赴台举办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做一些准备,主要是办一些手续,都还在准备当中。陈云林主任将受邀率团出席两岸农业合作论坛。”
他继续说,国共两党在台湾举办论坛,这还是第一次,所以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比较熟悉,因为去年曾经有在台湾召开两岸经贸论坛的设想,那时候就接触到一些问题。到现在快一年了,我们也会做一些思考和准备。就两岸农业合作论坛来说,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新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举办这次论坛,也希望台湾有关方面能抱着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来办理有关的事务。”
江泽民再度活跃意味什么?
江泽民和卡斯特罗差四天就同时八十大寿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下周四(8月17日)是江泽民的八十岁生辰,官方近期安排的多项活动,如上月出版纪录其外交活动的《江泽民出访纪实》和今次出版三卷本的《江选》,都有强烈的祝寿意味。连串活动也意味肯定江泽民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的历史地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调离上海前大量提拔亲信;北京中央政府和地方展开博弈。以上都是本周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今年以来,已卸任所有公职的江泽民显得十分活跃,他于4月份高调重回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参观,又于5月公开游览泰山,加上近期连串有关他的出书活动,令外界揣测他有意对即将于明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施加影响力。报道写道:“有北京消息人士认为,最近的两次出版活动并非江泽民个人可以决定,而是胡温当局的「尊江」之举。毕竟江泽民是中共已有定论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比照毛、邓来为其树碑立传很正常。况且江氏年事已高,当局甚至已经部署拍摄纪录他生平的电视片,就像邓小平一样,确保其在生前能看到该片播映。封面颜色与毛邓看齐,今年将于内地县以上新华书店统一公开发售的《江选》封面为米黄色,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相同,显示出版乃为江泽民作出历史定位的强烈用意。《江选》分特精装本、精装本、大平装本以及平装本四种印刷版本,各版本只是大小不同,内容都一样。”
陈良宇与中央对着干?
「苹果日报」本周还报道,有关陈良宇调离上海的消息,市场上传得沸沸扬扬。尽管对陈良宇的去向众说纷纭,有上调北京、调往天津之说。然而,由近期上海官场上的人事变动,陈良宇的亲信,如其前后任秘书等均获升迁来看,很大可能是其行将调离上海前的部署。由此观之,陈良宇在明年中共十七大前调离上海几乎已成定局。报道写道:“陈良宇一直被喻为「上海帮」的核心成员,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关系密切。对于外界曾指,陈良宇与现任国家领导胡温关系「疏离」,有上海政圈人士形容,陈自今年两会期间开始向胡温「交心」后,与中央的关系已不如昔日般「紧张」。然而,有人笑言,至今仍持续「企硬」的上海楼市,只有在陈调离上海后,才有可能回软,届时中央才能彻查房地产中的腐败案子。这是由于上海无论现任或前任的领导,均与房地产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导致中央多年来一直无法插手干预。虽然,陈良宇与中央表面上关系有所「缓和」,但周正毅案至今仍困扰陈书记。中央与上海,对是否引渡周正毅回港受审,至今仍有分歧。据悉,周正毅虽已刑满出狱,但目前行动仍受「限制」。”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一大博弈
另外,香港「明报」昨天发表署名文章,题目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一大博弈」。文章认为,中国官方前不久下发的《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内地土地督察制度正式建立。而后,今年10月召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消息正式公布。两者看似毫不相干,却是六中全会乃至十七大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博弈。文章写道:“胡温力推新政,核心乃是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然而频发的矿难和土地问题却严重影响社会和谐,有悖于科学发展观,成为政府的心头之痛。而这都与地方政府和官员利益驱动有关:「官煤勾结」纠缠不清;而土地审批与出让更是地方重要财源和腐败的温床。同时,土地的违法拆迁与使用,也导致各地群体性抗争和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发生。”
文章接着写道:“中南海明白,这大多与地方政府有关。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把中央倡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放在心上。此次国务院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及其办公室,分九大区向全国派驻国家土地督察局,无疑是中央与地方的又一次角力。
据悉,十月的六中全会将重点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明年的十七大,极有可能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确定为与「三个代表」同等重要的理论建树。在此背景下,土地督察制度能否收到实效,便成为试金石,将检验胡温政府能否政令畅通,能否成功实现其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观察家注意到,近日,一场涉及内地土地及房地产案件的风暴势头正猛。迄今为止,已有多名厅局级乃至副省级官员被中纪委「双规」。其中包括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福州市国土资源局长王炳毅,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副市长雷渊利等。看来,中央已动了真格,究竟结局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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