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曾荫权十月《施政报告》考难度

香港特首曾荫权十月《施政报告》考难度

　　香港特首曾荫权去完广州开粤港联席合作会议后，未来日子又要为他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而奔波。去年十月曾荫权发表他第一份《施政报告》时，由于是匆匆上任，未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结果报告提到的大部分措施，都是沿袭董伯伯年代的施政。

　　今年的《施政报告》，曾荫权同样面对“无时间”问题，不过今次并非准备的时间不足，而是余下的施政时间不足问题。虽然曾荫权已几可肯定能连任特首再做多五年。可是宪制上他今届任期始终在2007年6月30日完结，换言之当他十月初发表《施政报告》时，宪制上只能为余下九个月的管治时间做规划。

　　曾荫权下周就会开始就《施政报告》进行咨询，据闻咨询重点，亦会聚焦于余下的九个月任期内可以做甚么。看来今次曾荫权撰写《施政报告》的难度甚高，一方面公众期望这位特首要有长远的计划，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又要避免让人感到，他未当选就已有为下届任期做规划的“僭越”感觉。无论如何，政制发展相信是他不得不触及的议题，但空间有多大，真是“天晓得”了。

　　曾荫权下周的《施政报告》咨询活动，第一场安排在下周一，先是咨询专业界别意见，然后就是自由党；星期二则是工联会及其三名立法会代表；星期三则是环保团体。自由党和工联会都是政府的“友好政党”，这个安排似乎体现了一点点“亲疏有别”的原则；至于环保，则是曾荫权近来的新宠，所以咨询时段亦安排在最早阶段。但知情人士说，其实这安排亦是为了照顾各方人士的方便。（文/杜良茂）

“秘密监听法”案 香港立法会要通宵开会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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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香港立法会大楼门外搭起帐篷，通宵静坐抗议是经常看到的事，但从来未试过立法会会议要通宵开会。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3日中午就宣布，未来几日可能要每日都延长会议甚至通宵进行。

　　《联合早报》报道，立法会在2日已二读通过《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条例》草案，但三读时辩论非常激烈，3日开了一整天会，只完成二十多项修订的审议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

　　为了遵照终审法院较早前的裁决，立法会必须在本月8日之前完成该草案的立法工作，否则在此之后，当局若进行截听或监听即属违宪。

　　据立法会秘书处评估，按3日的审议速度计算，还需要68小时即约六日时间（原定每日约11小时辩论）才能完成审议。若不通宵开会就会超出限期出现法律真空。

　　范徐丽泰指出，通宵开会对于议员、官员及秘书处职员都是痛苦的事。而经初步咨询，有三个政党及政团支持通宵开会。她强调，尊重议员的言论自由，但希望他们合理合情地辩论，而不是拖长辩论。她也批评有些议员不停重复论点。

　　“长毛”梁国雄回应：“我们很珍重主席的健康，也不能因为政府的过失而牺牲了主席，希望主席要保重。”

　　民主党主席李永达也指出，议员不是“铁人”，连续数天通宵开会是会吃不消的，但不能因此而马马虎虎处理法案审议工作。

　　有议员认为，就算立法会最终赶不及在限期前完成审议，也不关立法会的事，而应该由港府研究处理方法。他们担心，通宵开会将影响审议的质素。

　　从2日至3日晚，立法会已开会二十多小时，经投票否决了吴霭仪及涂谨申等提出的二十多项主要修订，暂时还没有一项泛民主派议员的修订获得通过，包括对严重罪行的定义及监察器材的规管。

　　另外，议员还提出将可以申请进行秘密监察的门槛，从怀疑触犯可判监三年的罪行，提高至七年，否则太低门槛将令绝大部分一般罪行都包括在内，不能够平衡市民私隐同保障治安的需要。

　　保安局长李少光反对这项修订，认为这会影响执法部门打击罪案的能力，使不法分子利用不受秘密监察的空间，干犯更严重罪行。他强调，已有适当机制确保秘密监察不会被滥用。

　　民建联和自由党也不同意该修订，担心提高门槛之后，将削弱执法部门的权力。这项修订最后被否决。

　　另外，公民党要求加入条文，列明审批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时，必须考虑《基本法》第30条，保障自由及私隐权的条文，汤家骅指出，反对修订的人，等同反对《基本法》的精神。但李少光指出，当局执行所有条例时，都会按照《基本法》，加入条文没有必要。

　　泛民原来提出的二百多项修订，当中有部分还未进行审议就被主席否决，因为有关修订超出原草案范围或涉及公帑，当中包括要求条例适用于行政长官活动等。

　　但由泛民提出“日落条款”，则获得接纳（即若议员不满意条例的执行，两年后可以废除），可以讨论。民主派议员涂谨申对部分修订不被接纳表示失望，批评港府没有诚意堵塞条例漏洞。

　　李柱铭批评港府视立法会为橡皮图章，要求议员匆匆通过条例；前线议员刘慧卿指出，新闻界担心该会影响采访自由及消息来源，并可能成为被窃听的对象。

　　代表金融服务界的独立议员詹培忠表示，虽然司法机构裁定行政命令规管截取通讯及监察是违反宪法，但却在政府的压力之下，继续容许政府进行立法工作，是损害了司法机构的公信力。

　　保安局长李少光强调，有关条例与《基本法》23条（国安法）立法无关，执法部门也不会藉条例，进行有政治目的的秘密监察。


秘密监听法辩论 港府不怕突袭只怕“拖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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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立法会马拉松式审议《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肯定将是一项纪录。立法会从周五起，将不眠不休地审议此草案开足三晚通宵，若好彩至周日可以表决也是一口气连续六十多小时不眠不休的纪录。一个如此消耗人力物力的会议，是否值得？

　　先看今次议会争拗的焦点是极为复杂的《截听》草案，有关草案日后若错漏百出，不单政府备受批评，六十位议员也要负责，此是不可儿戏。

　　当然或许有市民感到泛民主派议员，今次纯然是拖时间浪费公帑。但这也是民主的代价，因为原则上，议员在开会时是有言论自由。

　　大家若看过美国电视剧集“白宫群英”，还记得一名国会议员为阻挠草案通过，于是利用议事规则容许的“filibuster”（阻挠议会者），单人在议会内表演独脚戏，不断发言，讲到辞穷时，更不惜拿本烹饪书出来读，用尽一切方法，阻挠有关草案成事。

　　香港议会没有这项规则，作为少数派的泛民主派，若要阻挠反对的草案，除了“拉布”（刻意拖长会议），还要配合“突袭”攻略，趁亲政府阵营议员松懈，人数减少时才有望令泛民修订有望获得通过。

　　港府高层和立法会评估这两天的进度，发现近三百多项的修订，至3日大约只表决了约五十项修订，进展缓慢；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抛出通宵开会的建议。

　　亲政府阵营中，民建联、自由党及泛联盟都举脚赞成，支持速战速决；但泛民主派就强力反对，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更警告，若通宵开会，每逢议事堂不足法定人数，他必按动要求点算人数，迫令亲政府议员也要在议事堂内捱夜。

　　港府高层内部评估，不是怕泛民主派“突袭”而是担忧“拉布战”成功，令审议日期，延至下周三（8月9日，即是法庭颁布宽限期届满），届时新的草案又未通过，那就“大件事”了，因为届时政府将无“法”可依，即使政府立刻去法庭要求延期，也可能出现一个法律“真空期”，令政府在针对毒品、绑架等截听工作，出现困难。（文/傅流萤）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海销书反应冷 不再风骚现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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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末代港督”彭定康访港后迅速转至下一站上海推介其新书。此间相关人士原本非常担心彭定康会再度口无遮拦，但他却表现得异常乖巧，言语温和态度谦恭，言行举止较在香港时180度大转弯令人大跌眼镜。惟除了部分他的“书迷”外，上海人对彭定康到访反应普遍冷淡，而他亦显得精神萎靡，和他在访港时的意气风发，可谓大异其趣。
　　
　　香港《文汇报》报道，彭定康香港之行天天见报，显得精神矍铄，唯一位接近彭定康的随行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彭定康在上海逗留期间一直显得非常疲倦。曾有人关切地询问他，为何那么累，彭定康也只是无奈地摆摆手说“时差”。
　　
　　据了解，彭定康在香港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和人脉关系，但在上海除了知道他是“末代港督”和牛津大学校长外，上海市民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彭定康在上海的影响力与他在香港不可同日而语，这恐怕也是彭定康不太热情的原因之一。
　
　　虽然彭定康在香港乐于“指点江山”，但到了上海却完完全全一副书商派头，演讲内容全与他的新书《Not Quite The Diplomat》息息相关。
　
　　彭定康的两次讲演分别安排在外滩某酒吧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虽然共吸引了逾三百名听众，但彭定康的讲演及Q&A环节都显得平淡乏味：由于台下企业家听众较多，贸易摩擦等国际经济话题较为热门，但彭定康对这些宏观经济问题的回答也是蜻蜓点水、鲜有新意。期间也有人提到香港的民主问题，彭定康也仅用“香港是个自由社会”即一带而过。
　
　　据悉，彭定康在上海的慵懒和无所作为却让此间相关人士松了口气。
　
　　据透露，原本主办方非常担心彭定康会在上海“胡言乱语”，相关负责人甚至在整场讲演期间都手心出汗，不过所幸并未出现任何差池。
　
　　不过，彭定康毕竟有知名度，在上海也掀起了两场火爆的签名售书会。据现场目击者说，由于购书索签名者众多，再加上所携新书存货不够，彭定康很快就“无书可签”，而排队购书未得者又众多，彭定康情急之下信手拈来一旁的“即时贴”，在“即时贴”上签下大名，分予在场各位，冀“书迷”在别处购得他的新书后，可以将“签名即时贴”贴在扉页。
　
　　不过，事实可能会令彭定康失望，因为上海各大书店都未有彭定康大作的踪影，至于中文版上市，恐怕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尽管彭定康的助手一再表示：“正与内地洽谈”。　



增值税毁灭购物天堂－彭定康给香港火上浇油？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米老鼠要纳税？彭定康说不（香港迪斯尼）
前港督、现任欧盟外交专员的彭定康在香港和大陆期间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和香港的强烈反弹。他临回英国前说香港实施增值税是“不合理”的，更激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愤怒。被法兰克福汇报称为“向来温文尔雅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也公然怒斥了彭定康，而且“用的是广东话”。德国之声报导如下。

本来，实施增值税的问题就是现在把香港分成两大阵营的一个大问题。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引入增值税，跟别的地方比是很少的：5％。然而60％的香港居民反而抗之。

彭定康前几天的一系列言论已经引起了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的不满，中国已经指责他（代表英国）干涉香港内政。在登机回牛津之前，他又发话了：“我当总督的时候，我们每年都降低税收，同时增加了支出和储备。”

唐英年司长愤怒地说：“他这么说话是不负责任的，是违反一切经济原则的。”这个增值税的问题本身就很敏感，它会起到进一步削减港民对中国政府信任的作用，而本身这种信任已经在独木桥上危险地行走着了。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会长关百豪当然是增值税的反对派。他警告道：“香港会因此而失去购物天堂的地位。”他说，一旦引入增值税，就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因为有了一就会有二。他以东南亚的竞争者新加坡为例说，2002年新加坡政府引入增值税，当时只有3％。两年后提高到了4％。现在已达5％。

唐司长的解释是：“我们的3000亿港币储备在长时间内不足以支付一个景气周期内需要支付的900亿港币财政支出。”“我们必须开始考虑，怎样改善税收状况，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5％的税收意味着每年300亿港币（合30.3亿欧元）的财政收入。专家们认为，香港至今主要靠出售土地得到财政收入的做法实际是香港的一个核心弱点。

其实，引不引入增值税，实际上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明年选出的港首才会做出最后决定。即使做出决定，真正的引入可能也要到2010年。再说了，香港怎么也是世界上的税收天堂：企业收益税只有17.5%；所得税只有16%；65％的港民根本不需要缴纳工资税，因为他们的收入在起交线之下。

唐司长估计，在2005至2011年间，香港的财政余额将积累到1000亿港币。对手就要问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增加税收呢？实际上，香港政府这是未雨绸缪。

专家们指出，香港的信用度最近跟中国大陆一样从AA－升到了AA级，这表明香港的经济是健康的。香港在前两年分别获得了8.6%和7.3%的经济增长率，今年6月也还达到了6.7%。但有些经济专家估计明年会降到5％。关键问题是，香港近年的发展完全是借了大陆蓬勃发展的光，在中国南部加工经香港上船的商品占了香港出口额的90％。换句话说，一旦大陆经济出了问题，香港经济也会立即完蛋。唐英年们是想让香港更多地站在自己的脚上。

中国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及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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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玲（北京）

“还要不要改革”之大争论，在中国已经沸沸扬扬了近两年。尽管今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胡锦涛、温家宝出面表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但两个阵营的争论并未偃旗息鼓。改革将怎样进行下去，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此番官、商、学、民达千百万人参与的大争论，是继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上两次大讨论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对改革开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次大讨论，在胡温体制的主导下又将呈现怎样的影响？

学界之争激起千层浪

　　这场争论缘起国企产权改革中出现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出生于台湾，留学于美国，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之演讲，被称作“讨顾檄文”。其极富煽动性和渲染力的演讲，揭示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仅用数亿元人民币，即换回资产总值达136亿元的众多响当当的国有企业。

　　郎咸平以《封神演义》的手法，指责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其技法为：顾雏军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半年时间进驻目标公司，担任董事长并炮制巨额亏损，然后以亏损为由与地方国资管理部门谈判压低收购价格，最终达至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此文一经网上刊出，即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无计其数的网民就此现象大发议论，并且骂声一片。人们质问：为何顾雏军运用简单手法，居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地方政府和国资委而得逞，难道地方政府和国资委竟连如此简单的伎俩也看不破吗？他又是如何在收购之前就堂而皇之担任目标企业董事长？地方政府又是如何事前把企业交给谈判对手的？他怎可能有如此神奇，想收购哪个企业就能事先成为那个企业的董事长？

　　郎咸平砍向民企收购国企的“七板斧”，确实砸到了要害。这些年来，不法官商结合玩弄的这套收购学，让许多投机者先后暴富。网民们就此或骂政府监管不力，或骂经济学家助纣为虐。

　　争论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张维迎以及经济学家郭小年等人，有的为国有企业改革呼吁并力挺“国退民进”的代表顾雏军，有的出面批判郎咸平之说。顾雏军当然也不堪其辱，以涉嫌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不曾想，一年后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就此，郎咸平成了胜者，网民似乎也胜了学术精英。

　　

主流经济学家立场受质疑

　　其后，郎咸平及其支持者更是意气风发，各种言论掷地有声。而曾经字正腔圆与朗派对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下子都沉默了下来。于是，“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大标题，不仅出现在网络上，也同时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网民们对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展开了猛烈抨击，把张维迎那些主张发展民营经济、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推到了道德被告席上。当初主流经济学家的反郎言论，很快成为受到质疑的被动辩护。有媒体披露，一些经济学家担任企业独立董事收取费用，参加各种企业家论坛每场演讲费达数万元，登文写稿亦有不菲稿酬。这些信息火上加油，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主流专家提议的国企改革政策是否客观公正，是否夹杂私心。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评论指向政府，说政府的失语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因为国有资产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政府不说话，根本卖不了。郎咸平和其对立面的争论，尤显得滑稽，郎好比一个路人，看到形迹可疑的民企老板从国家大院里背着包裹出来，便疑心其偷了东西，上去阻止而发生争执，但主人却在袖手旁观，似乎与己无关。

　　评论认为，政府虽然对国有资产有使用权和处置权，但同时也对全民负有信托义务。全体国民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主人，有权掌握真相。顾雏军只是大占便宜的一分子，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政府无权沉默，国人需要知情权。

　　在这场争论中，不单是指责和谩骂，事实上焦点问题已被触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国企改制到底应不应该？二、“国退民进”过程里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三、国资流失与否谁来评判？四、国企改制操作是否足够透明、程序是否足够合法？五、国企领导产权激励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总之是公平、公开和公正问题。

　　在争论白热化之际，郎咸平呼吁停止国企改革，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建议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MBO（management buyout ，管理层收购）。于是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以外的人们，也跟着同声齐唱。

　　过程中，这些年国资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人民基本福利得不到保障等等，都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的市场化改革。他们指责官商、权贵、既得利益者以改革之名行肥已之实，大搞官商勾结、官学勾结、学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流失，使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受损。这些人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

　　自此后，不满郎咸平的经济学家们不再沉默，他们置“郎顾之争”于一旁，转而惊呼：“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某些人利用群众的不满，借机对整个改革发难。而且，这种企图全盘否定改革的思潮还挟持着一股股跟着起哄的舆论。”

　　那些被警告的呼吁者也不甘示弱，他们指出，既得利益群体和政治保守人士借机把争论引向对改革本身的质疑，试图影响中共高层对改革方向的判断，以引起支持改革人士的广泛忧虑。

演变成改革方向之争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最后竟演变成“还要不要改革”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始于海外学者与民营企业家的争论，最终成了改革开放史上第三次大讨论，并从民间闯进了中南海。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来自上海的周瑞金，见闻这场讨论的激烈后，按捺不住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结果引起更强烈的关注和争论。现年67岁已退休的周瑞金，1991年因以“皇甫平”为名，写下《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支持邓公的南巡而声名大噪，使其成为改革派的代言人。因而现今他再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时予人诸多联想，有人怀疑背后的江泽民背景，也有人怀疑背后的中南海旨意。

　　周瑞金事后接受北京《新京报》采访时说，写《改革不可动摇》完全是他个人行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该文让他遭到网上围攻。周瑞金表示，“很多人并没看懂我的文章”。一方面有“愤怒的青年”责难他老朽，另一方面有平民百姓指他替权贵说话，对社会贫富不均、房改、医改、教改、下岗工人生活困难全部视而不见，只知一味高举“改革不可动摇”的大旗呐喊。

　　周瑞金的文章见诸刊物后，中国改革争论的问题在媒体和社会上公开化，其后《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也跟进支持。如此动向，意味绵长。网上虽然仍旧争论不休，但有心者已在等候官方表态，尤其等候中央表态。

　　今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借机对是否继续改革之争做了明确表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利益，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周瑞金认为，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既然中央明确表了态，“改革之争”似已该划上句号。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

上升到最高决策层

　　在此，让我们回看一下“改革之争”的大背景。

　　胡温上台主政以来，面对中国堆积如山的老大难问题，他们渐次改变了之前强悍的“硬发展”，而转入“以人为本”的柔性发展，此举亦被观察者称作深具中国传统政治意味的“仁政”。

　　众人已见，“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百姓事无小事”、“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新概念和新口号的推出，均明显带着对过往纠偏的感觉，其中的含义，无论对环境、对社会，还是对人，都透着“中庸之道”的普世价值。胡温向往的目标——减弱贫富差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就是中国儒家自古一直追求的“至中和”。

　　胡温的愿望不错，也得了国民的认可。正因如此，以上概念和口号反而刺激了百姓，只要遇到一点火星（比如“郎咸之争”），其不满和怨恨就会立刻燎原。

　　中国共产党“报喜不报忧”的作风，已使国民习惯逆向思维：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系因过去“以钱为本”；现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系因过去“不可持续发展”；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系因过去“发展是硬道理”不可取；现在强调“绿色GDP”，系因过去“干部出数字”损害大。

　　同样，现在强调“百姓事无小事”，系因过去“不把百姓事放眼里”；现在强调“节约型社会”，系因过去“浪费性发展”；现在强调“和谐社会”，系因过去“贫富差距太大”；现在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系因过去“三农问题触目惊心”。

　　这就使得一些易于激动的人认为，既然过去有那么多问题，中央就不能只是纠偏，还需反思，还应批判，还要制止。

（二之一）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

发改委吁严控涉“敏感行业关键企业”的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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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智囊机构发出呼吁，建议中国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进行“严格审核”。外界担忧，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将威及中国更广泛的改革进程。

　　这一呼吁来自发改委下属的投资研究所，它突显出中国官员和学术界人士中存在的忧虑，他们担心财力雄厚的外国企业正在夺取中国战略性工业领域的控制权。这个呼吁将助长这样的看法，即此类忧虑会影响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开经济的热情。

　　在3日发表于国家级媒体《中国证券报》的报告中，投资研究所表示，政府一般不应当直接干预企业的市场进退，但是，在涉及产业安全、国家安全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把关”。

　　该智囊机构表示，中国应该成立专门的外资投资调查与审议机构，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广度与深度”进行宏观调控。

　　报告中说：“要严格审核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重大个案与评估外资投资的影响，以防止外资投资带来各种隐患。”

　　上述建议提出前不久，中国高层官员前所未有地召开了三天的闭门会议，解决在凯雷试图收购徐工问题上出现的官僚政治僵局。凯雷是一家美国私人股权公司，而徐工则是一家中国国有建筑设备公司。

　　投资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强调，呼吁成立专门机构对外资收购进行审查——这是发表在官方媒体《中国证券报》上一篇“权威报告”的部分内容——并不代表发改委的观点。

　　然而，中国发改委对未来几年外国投资的规划中，确实包括一项呼吁，即对涉及“敏感行业关键企业”的外资收购进行更严格的调查和监督。

　　如果上述设立新机构的呼吁得到采纳，对有意涉足中国诸多工业领域的外国企业而言，那将会成为一个新的令人畏缩的障碍。外企有意涉足的那些工业领域目前仍由国有企业所主宰。

　　负责国际贸易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本周警告称，就在中国为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承诺的市场开放举措即将完成之际，它面临滑向经济民族主义的危险。

　　如果人们感觉到中国政府正将外国企业拒之门外，可能会加剧因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而导致的摩擦。

　　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同时担心，在这个经济体中，对于私营和外国企业影响力扩大的保守及民族主义抵触情绪，将威及中国更广泛的改革进程。不过，中国政府仍坚称，将致力于进一步的开放。


著名军衔研究专家分析新晋升十大上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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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8月3日播出“徐平：中国军方上将分析”节目，以下为节目实录：

　　徐平大校，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研究员，著名的军衔研究专家，他对上将也有多年研究。那么在他眼里，此次新晋升的上将呈现什么样的新特点？中国上将的变迁有着怎样的趋势呢？

　　张羽：徐老师，我们看这次十位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有总政、总装的高级指挥官，也有一些军区的指挥官，观众朋友会问，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授予上将军衔？

　　徐平：授予上将军衔，一般来说得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大军区正职以上军官，再一个必须是中将军衔。

　　张羽：首先他已经有了中将军衔了。

　　徐平：对，好比说现在是少将军衔，他不可能越级。

　　张羽：不可能跳级。

　　徐平：对，而且一般来说，大区正职也得满两年，中将军衔的衔龄满四年。

　　张羽：您指的大区正职是一个什么概念，比如北京军区是大军区，但我还看到总政、总装的好像副职吧？

　　徐平：对，总参、总政的副职，总后、总装的正职，军兵种，海军、空军、二炮正职，再有就是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正职。

　　张羽：就是说像这个军衔跟实际的职务是紧密相关的，你坐不到这个职务，也授不到这个军衔是吗？

　　徐平：对，咱们的军衔条例里有这个规定，专门有编制军衔，编制军衔就是协调军衔和职务对应关系的这么一个法规性的东西。

　　张羽：这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徐平：对，都是一职两衔，大区副职是中将、少将，正军是少将、中将。

　　张羽：从这次我们晋升的这十位上将来看，能有什么特点反映出来？

　　徐平：这次上将特点，我觉得一个是多数都有基层工作经验，好比说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上将，他这就是从基层，可以说从最低一级的政治领导干部当起，就是副指导员。

　　张羽：一层层干上来的。

　　徐平：对，因为没有比副指导员再低的政治领导干部，他从副指导员、指导员、营的副教导员、教导员、团的政治部主任、团政委，师、军到大军区，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他这是比较典型的，其它的有好几位上将都有类似的经历。再有一个，就是这十位上将基本上都是大专以上学历。

　　张羽：学历应该说比较高的是吧？

　　徐平：对。像彭小枫他们都是哈军工毕业的，60年代哈军工应该也是名牌了。

　　张羽：这次晋升的十位上将当中，大多数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是不是反映出以后我们再晋升将军的时候或者授衔的时候，学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核指标呢？

　　徐平：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以后的趋势肯定是学历越来越高，目前好比说现在将军里边已经出现了硕士、博士，上将现在大专以上，就是近几批授的上将基本上都是授的大专以上学历，以后肯定是学历越来越高，这肯定是个趋势。

　　张羽：这是必然趋势。而且我注意到，这次授的上将当中好像年纪最轻的是59岁。

　　徐平：对。

　　张羽：我们对这个授衔有没有一个年龄上的限制呢？

　　徐平：军衔条例里对军衔没有年龄限制，但是在军官服役条例里有这个年龄限制，好比说大军区正职最高服役年限是65岁，要是超过65岁了，肯定授不了上将，如果说是大军区司令，好比说是军区司令，这次好像最高的是64岁，平均年龄是61.7岁。当然咱们军官服役条例里有有关年龄的限制，各级军官，大区正职，大军区级的是65岁，正军是55岁，师级干部是50岁，团级45岁，当然这是指的作战部队，就是总部和大军区机关还可以延长5岁。

　　张羽：如果你超过这个在职年龄，也不可能给你授予相应的军衔了。

　　徐平：对，超过在职年龄肯定就要退役了。

　　张羽：有没有这样的统计，咱们这次晋升的上将有多少人有过战斗经历，因为咱们等于和平时期比较长了。

　　徐平：这里好多都是在师团或者集团军任过职，应该说有几位参过战，参战指对越自卫反击战、两山作战。

　　张羽：其实我们要谈起授衔，对于中国百姓来讲可能最熟悉的是1955年第一次授衔，当时授了十大元帅，还有大将、上将，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授衔的情况。

　　我国正式开始设置上将军衔是在50年前。1955年，朱德等十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等十人被授予大将军衔，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之后，1956年、1958年王建安、李聚奎又分别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一代共和国上将，平均年龄45.6岁，年龄最小的肖华上将只有39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上将方阵。在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将官设置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上将为将官中的第二个级别，这也被称作是第一代上将。

　　1965年，军衔制度被取消。1988年，中央军委举行恢复军衔制后的第一次授上将军衔仪式，上将成了最高军衔。之后，又先后举行了十次晋升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警衔仪式，他们也被称作第二代上将。

　　那么从第一代上将到第二代上将，两代将军有什么变化？而从上将的变化，又能反映出军事指挥员有怎样的变迁呢？

　　张羽：其实刚才我们聊的实际就是我们看到军衔的变化，这是一个外来的变化，如果我们把1955年首次授衔看作是第一代将军，1988年授衔以后我们看作第二代将军，从您来看这两代将军有什么不同吗？各有什么特点？

　　徐平：第一代将军都是开国上将，主要最突出的是战功。

　　张羽：打出来的，实实在在打出来的。

　　徐平：1988年以后的将军，包括上将，当然也有一些是1955年授过衔的，好比说洪学智，人家说两次授衔，张震、秦基伟都是1955年的中将，刘华清、万海峰、尤太忠、向守志这些都是1955年的少将，但是总的来说，两代将军比较来说，应该说还有一个突出的区别就是，1955年的将军平均年龄都比较年轻，1955年的上将平均年龄是45.6岁。

　　张羽：非常年轻了。

　　徐平：比我现在还年轻。好比说这次授的十个上将，平均年龄是61.7岁。这和平时期也不能说，好比说岁数大了，还是正常的，战争时期因为晋升得比较快。

　　张羽：和平时期应该这个序列和前进的步伐比较正常了，像在战争时期，实际我们国家的开国领袖都很年轻。

　　徐平：对，毛主席那时候是56岁。

　　张羽：咱们国家的开国领导人都很年轻。

　　徐平：你看那时候20多岁的有当师长、军长的很多，战争锻炼人，部队主要是很快扩大，你不可能是按部就班一级一级的，和平时期就不一样了。

　　张羽：但是应该说因为两次授衔的环境不一样了，从第一次授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开国将军肯定是打出来的，实战出来的，而1988年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授衔的，应该说这些将军实战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是吧？

　　徐平：对。

　　张羽：但是明显从学历来讲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徐平：对，有这个趋势，1988年以后授衔的，一个是大专以上学历，特别是越往后授的，1988年以后可能一共授了11批我记得，头几批也有好多是原来包括老红军、老八路，从1996年、1998年那两批授的基本都是建国以后入伍的。

　　张羽：就您了解的情况来看，第二类将军，像这种专业军事院校毕业的多吗？

　　徐平：也不少，好比说曹刚川，曹刚川原来是炮兵什么军械学院，他上过几所学校，而且还在苏联的军事学院学习过。像徐才厚是哈军工的也不少，军事院校。另外就是基本上都经过国防大学培训。

　　张羽：深造。

　　徐平：对。就是1988年以后上。

　　张羽：有没有留洋背景的？

　　徐平：也有，刚才说曹刚川，再一个就是1988年授上将，1988年第一批上将17个人，刘华清、徐信这都是在苏联军事院校留学过。

　　张羽：从现在我们授衔的将军来看，您刚才讲，这批授衔从军队一步步晋升，最后成为上将的，从现在军队发展趋势来讲，将来有没有可能说从士兵或者从一个基层的指挥员最后晋升到上将的呢？

　　徐平：也有这个可能，咱们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做出这个规定，一般不直接从士兵提拔军官，军官一般都要经过军事院校培训。

　　张羽：有这样的相关规定？

　　徐平：有这样的规定，经过军事院校培训，或者是在地方大学入伍，好比说我本人，我是河北大学的，我学的是工业经济。1983年毕业，分到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当时像我们这样情况都很多，到军队，我是1983年来，23年了，当时刚来的时候是正排，现在也都干到大校了，所以地方大学生到部队应该说大有作为，军队也很需要地方，因为军队有些院校在专业设置没那么多。

　　张羽：是不是可以说现代战争更需要指挥官拥有高的学历呢？

　　徐平：应该这么说。因为他具有较高的学历，一个是文化基础比较扎实，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也快，因为现在高技术战争的环境决定了。

　　徐平：我军新一代上将和1955年的上将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在籍贯上，1955年的上将绝大多数都是老红军，当时红色根据地主要在南方，所以说1955年的上将以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的居多，北方的应该是极个别的，像乌兰夫、阎宏彦，但是1988年以后授的上将应该是地域分布更广了，东南西北都有。1988年到1996、1998年这两批上将北方居多，这些上将，像张万年、迟浩田、王海，他们主要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主要是分布在北方。

　　军衔是用来区分和显示军队官兵的职务、责任和等级的重要标志，由各级军衔和职务名称来表示。过去战争时期，因为没有军衔，还经常会出现一些误会。

　　军衔制最早来源于西方，建国后，为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度。这次是在中国传统军衔等级体系的基础上，参照了苏联、朝鲜等国的军衔制而设定的，设置了大元帅、元帅等军衔。1988年新公布的军衔制度不设元帅、大将和大尉，上将成为最高军衔。

　　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再设置元帅？从军衔演进和上将变化又能看出未来军中指挥人才的使用又有什么样的趋势？

　　张羽：我们看到1955年授军衔的时候，其中有很多传奇人物是我们的开国元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授衔的时候，元帅是最高的衔职了，还有大将，然后才是上将，但是我们发现从1988年恢复授衔军衔制以后就没有元帅和大将出现了，为什么呢？

　　徐平：因为咱们两次实行军衔制的历史条件不一样，首次授衔，就是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时候，当时军衔等级设置比较高，这也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1955年授衔，当时应该是大规模的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我军许多高级军官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国家应该给予很高的荣誉，特别是一些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授予高衔也是众望所归，所以1955年军衔制在上将之上设了大将、元帅。另外还给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设置了一级军衔，咱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这样，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上将实际上上次军衔是第四级，当然，后来因为毛主席本人的原因。

　　张羽：没有接受这个大元帅的军衔。

　　徐平：大元帅设而不授，元帅授了十个，大将授了十个，上将1955年授了55个，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了一个，上次上将一共是57个，实际上获得上将以上高衔的一共是77人。

　　张羽：这是1955年的情况，为什么在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后，就把元帅和大将取消了，这样的军衔？

　　徐平：咱们1988年授衔，这是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33年之后，这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是多数军官都是在和平环境里成长的，咱们的多数军官主要指军以下军官，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再有开国将帅那样的经历了。

　　张羽：没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战功了，说实话。

　　徐平：对，当然肯定还有一些战争，像自卫反击战，不可能有那么大规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再一个就是和平时期，军队的规模缩小了，军队的等级也简化了。

　　张羽：原来军队建制还有旅呢，后来把旅也取消了。

　　徐平：1988年当时授衔的时候也是三百多万军队，这样根据世界各国军衔设置上的惯例，和平时期军衔等级简化，规格一般都不是太高。好比说上将基本是各国和平时期最高军衔，当然苏联和以后的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他们有大将军衔，像美国、英法这些平常都是以上将为最高军衔。

　　张羽：美国二战期间有五星上将。

　　徐平：有五星上将，五星上将也是战时1944年11月设置的，当时是为了盟军作战，授一些高级将领，而且也是给一些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的一种表彰，巴顿没有授五星上将，当时授的是马歇尔。

　　张羽：巴顿是四星，最终没拿到五星。您讲到实际就是从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后，我们没有授予元帅和大将这样的军衔是因为环境不一样了，而且军队的建制也不一样了，这是适应了一个时代的需求。是不是意味着1988年以后，我们军衔更多参考了西方呢？或者说我们的军衔设置更跟国际接轨呢？

　　徐平：咱们1988年军衔当时设计军官是三等十一级，从军衔等级设置上，确实跟1955年的军衔有很大区别，应该说更接近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型军衔，咱们还有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将官是四级。

　　张羽：现在咱们有一级上将吗？

　　徐平：现在没有了，1994年取消了，最高军衔是上将，大将和元帅就不设了。但是同时考虑到军委主要领导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需要授衔，好比说战时要给他授一级军衔应该高于上将，这样就设了一级上将这个军衔，但是也没有授。到了1994年，当时修改军衔条例，因为根据军衔1988年实行以来几年的情况看，一级上将一直就没有授，一级上将的衔取消了，咱们现在是三等十级。

　　张羽：刚才您讲到，我们在1988年恢复授衔的时候，军衔更靠近欧美，从现在来看，我们的军衔制度跟他们有什么差异吗？

　　徐平：差异上还是有，实际上世界大概有80%以上的国家实行的就是西方型军衔，西方型军衔因为起源于欧洲，西欧，15、16世纪起源于欧洲，一般也是叫西欧军衔。一般认为，美国是西方型军衔的代表，军衔本来是一个国际性制度，国际间交往在很多时候是以军衔辨别对方身份地位的标志，因为你说拿级别辨，各国的军队编制级别也不完全一样，好比说集团军，苏军的集团军75000人，美国80年代中期的标准集团军是49.5万，差太多了，美军的集团军司令一般都是上将，苏军的集团军司令是少将、中将，咱们现在的集团军军长是少将，所以国际间军人之间的交往不能完全以依靠职务，往往很多时候要以军衔辨别身份，这样的军衔是一种国际军事制度。这样各国互相都有一个对照关系，如果1988年的时候把上将之上这个军衔叫大将，别的国家就不认为是对等的。

　　张羽：他拿大将跟你对等，不是拿元帅跟你对等。

　　徐平：设大将的这些国家就给你对等成这些大将。

　　张羽：实际我们相当于它的大元帅了。

　　徐平：应该是，最高军衔，跟美国、英国的这些，他们上将之上是元帅或者五星上将，美国的五星上将，实际上从授予标准上，咱们的一级上将应该跟美国的五星上将，美国的五星上将1950年布兰德雷授了陆军五星上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授过五星上将了，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也是听说，美国国会有人提出，说是不是给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和联军司令施瓦斯科普，表彰他们的功绩，说给他们晋升五星上将，有人提出来了。但是也有人就提出来了，说他们的战功确实是卓著，但是他功劳再大，比不上巴顿将军吧。

　　张羽：巴顿是四星。

　　徐平：巴顿最后也没授上五星上将。

　　张羽：在我们国家军队没有军衔的时候，是不是跟其它军队交往的时候，谈判有很大的不方便？

　　徐平：对，从我军的历史来看，在没有实行军衔制的时候，跟外军或者友军交往的时候确实有些不便，咱们也都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好比说抗日战争结束，当时进驻东北的苏联红军要求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到东北协调两军的工作。咱们当时中共中央派出了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六个人去东北，当时考虑到苏联有军衔，咱们没有军衔，不能说是哪一级，军队的级别互相不好完全对等，这样咱们当时给这六个人都授了衔，而且用中俄两国文字分别打印了任命书，任命彭真、陈云、叶季壮都是中将，伍修权是少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军参加军条部执行小组的代表，也都授了军衔，这个军衔也都是我军给授的。当时周恩来还戴过上将军衔，罗瑞卿、叶剑英戴过中将军衔，也是为了跟国民党和平谈判，当时美方、国军、共产党军队三方都各出一个对等的，好比说他们那儿代表是中将，咱们这边也授的是中将。

　　张羽：现在桌子上摆的这几个军衔，一个是1955年的军衔，还有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后的军衔，这是1955年的。

　　徐平：这是1955年陆军大将的礼服肩章。这个是空军大将的领章，当时空军大将没有人授，咱们空军最高是上将。

　　张羽：没有授大将军衔。

　　徐平：对。

　　张羽：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军衔？

　　徐平：这个是我曾经戴过的上尉军衔，咱们或者叫软肩章，软肩章就是在衬衣和作训服上。

　　张羽：这个等于是1988年以后恢复军衔以后的肩章。

　　徐平：对，新军衔制的军章。

　　张羽：这也是您的军衔吗？

　　徐平：这是两杠四星大校，这个是常服肩章，就是穿夏常服、冬常服时候戴的。

　　张羽：军衔一讲有很多很细的地方，层次很多，徐老师，您最后给我们讲讲未来我们国家在培养军官和指挥官方面主要的方向是什么？

　　徐平：应该是综合性的，或者是权威性的新型军事人才。

　　张羽：怎么讲叫新型军事人才？

　　徐平：新型军事人才我觉得应该是既有专业知识，又懂管理，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功底，或者说按原来的话就是又红又专，能文能武。

　　张羽：谢谢您徐老师。


土地供应足够 中国官员斥“地荒说”是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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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土资源部国土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表示，现在所有供出的土地总量，房地产用地不会超过40%，不存在房地产用地制问题，土地供应量足够，有人说“地荒”是误导老百姓。

　　北京《京华时报》引述胡存智表示，现在国土部掌握的各行各业提出来的用地需要大于国土面积，说明发展要建立在节约、集约用地的基础上。

　　他表示，要统筹好农用地、建设用地等各类用地的规模，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耕地保护的底线应该是十八亿亩多一些，但也不是把十八亿亩全都种满，而是保持一定的播种面积就行。

　　对于房地产用地，胡存智表示，社会上有传言说，主管部门要控制房地产用地，其实并不是这样。

　　他表示，从土地政策来说，并没有对房地产用地的总量规模进行过多控制，每年完全是由当地政府根据市场判断来提供房地产用地，因此不存在房地产用地控制的问题，土地供应量是足够的。

　　胡存智说，现在所有供出的土地总量里，房地产用地不会超过40%，真正盖房子的地并不需要多少，其它大量的用地是基础设施，街道、办公楼、工厂。


官员斥“六成面临失业”说法阻碍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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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教育部官员表示，根据他们对有关省市的抽样统计显示，大学毕业生离校后，已有六成以上毕业生以各种方式实现就业。

　　此前有媒体报道指，中国大学生有“六成毕业生面临失业”。不过，中国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在该部网站上表示，该说法有误，会给大学生就业制造人为障碍。

　　该负责人表示，据指导中心掌握的情况，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态势还是从中国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现状来看，都没有出现社会需求大幅下降、六成毕业生面临失业的情况。

　　对于一些大学将毕业生就业率灌水，该负责人说，对于造假就业率的大学可进行电话举报，对就业率作假者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果个别学校存在不真实统计问题，一经发现，主管部门决不会迁就姑息，作假者必将受到严肃处理。

　　但是，据7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广州某大学一学院要学生离校之前要交就业证明，否则就不发毕业证，许多学生因此被迫造假。该报的另一篇报道提到，大学毕业生就业证明造假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有评论就炮轰说，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就像是电视上那些丰胸、美容、增高、乙肝等广告，胡吹海吹，吹得越响，学校的收益就越大。

文化部长的遗憾：疑邓丽君为特务 登陆演唱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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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知名已故台湾歌星邓丽君音质甜美颇受大陆听众喜爱，而中国前文化部长刘忠德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原想邀请邓丽君赴大陆演唱，但因传媒指称邓丽君疑似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而临时喊停。

　　刘忠德于1990年至1998年期间任职中共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主管广电文化意识形态工作，其1992年刚接任文化部长时，即想努力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

　　本身是邓丽君歌迷的刘忠德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透露：“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演唱会，我们也准备让她来，刚决定没几天，报上登则消息，说她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调查清楚了，而邓却在1995年5月8日，猝死于泰国。”

　　邓丽君甜美音质备受大陆听众喜爱，但官方此前认为是“靡靡之音”，甚至说是“黄色歌曲”，刘忠德不讳言地指出：“虽然邓丽君的歌曲也有不健康的，但总的来说是好的，不能一棍子打死，而且她的很多歌曲有思想、有情怀，像《小城故事》我就很喜欢。”

　　对于无法邀请邓丽君到大陆开演唱会，刘忠德感慨地指出：“这是我当文化部长时的遗憾之一，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

国务院参事称99%群体事件由民众利益受侵害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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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3日在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表示，从1993年到2003年，15人以上的群体事件去年已增长到8.7万起，并且其中99%以上的群体事件是由百姓利益受侵害引起。

　　任玉岭称，中国城乡差距已从1980年代的1.8比1、1990年代的2.5比1上升到2003年的3.23比1，世界劳工组织对36个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是差距比超过二比一的仅有的三个国家之一，而按实际购买力比较，中国城乡差距实际为5到6比1。另外，中国基尼系数也持续上升，1981年为0.288，2003年达到0.46，现在实际上已接近0.5。

　　同时，任玉岭引述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至2003年十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17%，15人以上的群体事件去年已增长到8.7万起。

　　任玉岭通过大量调研后认为，中国99%以上的群体事件是由百姓利益受侵害引起，因此，在处理群体事件中应以疏导为主，化解矛盾，保证社会长治久安。

　　不过，官方一直失口否认集体事件越来越多，并且地方政府遇到群体集体抗议事件后，态度粗暴，不肯放下姿态与民众协商，往往导致冲突更为激烈。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此前公开表示，个别地方农村群体性事件偶有发生，但矢口否认有农村暴乱。欧阳淞并说，尽管农村群体抗争问题只是偶发事件，但党和政府都重视，正研商治理对策。

　　中国从2005年11月到2006年6月对农村党员进行了先进性教育活动，涉及农村党组织64.5万个，农民党员1923万名。中国政府认为，此举可以对于解决少量农村存在的群体性事件有直接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