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将出规定：无许可证播网络短片将开罚

广电总局将出规定：无许可证播网络短片将开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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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青年胡戈自制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后，在网络上引发一股自制恶搞短片的热潮。不过，若未通过中国广电总局审核，未来在中国网络上播放这类短片可能受罚。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广电总局近期内将公布网络视频影片的新管理条例，加强监管、查处视频网站放任自流的违规现象，促使这项新兴产业尽快纳入广电管理体系。

　　在新的管理条例中，广电总局将适当放宽网络视频提供商的准入机制和资质认证。凡是新浪、搜狐、网易、腾讯、TOM等上市互联网公司，均被视为拥有开展视频服务的资格。那些未上市公司则视情况而定。其次，在获得了大网站的支持后，广电总局还将针对整个行业的违规行为展开严厉打击。通过这种方式，广电总局逐渐将互联网视频市场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

　　报道说，目前，该条例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此前，广电总局社会管理司副司长罗建辉曾表示，广电总局已建立比较先进的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监管中心，还在按规划建立北京、上海、广东三个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监管分中心，并与各个省份联合，形成及时有效监管的体系。

　　报道介绍，2004年7月，广电总局曾经颁发《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即“39号令”)，对包括互联网、手机、电视等不同终端在内的视频内容给予了诸多规定。其中明文规定：“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应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并根据业务类别、接收终端、传输网络等项目分类核发《许可证》。而互联网企业得到的许可证数量并不多。

　　“39号令”还明文规定：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利用一切视音频摄制设备“拍摄、录制的，由可连续运动的图像或可连续收听的声音组成的视音频节目”，均属广电总局监管范围之列。这也意味着，任何在互联网传播的视频节目，不仅是电视节目，还包括视频短片，都必须接受广电总局的监管。“39号令”第17条还规定，有影视剧情节的网络短片，因其存在“向公众传播”的目的，同样需要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相关许可证。

　　若违反“39号令”规定，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的角色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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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透过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使顽强的沃尔玛结束了不建工会的历史。在这场官商搏斗中，令人好奇的是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的角色及功能。

　　据消息透露，该机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性质为议事、协调机构。目前中共中央设有“中央维护稳定领导小组”，下有常设办事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办公。

　　无论在中央或地方，“维稳办”和政法委的人事及功能时常重迭。中央政法委成立于1980年代，前身为1960年代初期的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而无论是维稳办或政法委，都是中共党内正式机构，组织目标为中共强化党对政府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

　　中央维护稳定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于九十年代江泽民主政时期，目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兼任中央维护稳定领导小组组长。

　　作为党内政法一把手的罗干还担任着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但以重要性而言，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必须掌握社会全面发展的种种问题，并不仅限于政法方面。

　　维稳办重要性不言而喻。从邓小平以降，历代中共领导人都坚信“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因此，中央维护稳定领导小组成员比中央政法委广泛。除公、检、法系统及国安部门外，还纳入宣传部门。

　　目前人事架构如下：组长罗干、副组长周永康（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领导小组成员则包括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办公室主任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白景富担任。

　　各省、市、县都设有“维护稳定办公室”，据称规模较大的工厂企业及学校也有类似办公室。由于胡锦涛主政以来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目标，大小官员都不敢轻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央维稳办工作人员经常会下乡视察。

　　就沃尔玛组建工会而言，即使是胡锦涛“亲下战令”，也是透过罗干部署，再经由全国总工会执行。1980年代，罗干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对组建工会自不陌生。


北京将严查私自装设境外卫视接收器 台商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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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北京市境外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召开会议，重申禁令，强调将加强严查装设境外卫视接收器，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台商表示，现在只能暂时观望。

　　据《中国时报》报道，许多在北京市的台商、外商办公处所及其住所，十之八九都有未经允许设置的境外卫星电视接收器。

　　其实，不只是台商、外商，中国许多PUB、饭店也都装设有境外卫视接收器。一位北京市民表示，包括官方及半官方对台、对外决策及研究单位和涉外办公及居住单位等，本来就装有小锅（境外卫视接收器），可接收台港澳的卫星电视台、欧美日卫星电视台等，收视的内容除了新闻之外，也包括娱乐、电影等。但是，按规定装“小锅”都必须依据中共国务院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相关办法申请。

　　不过，北京市未按相关办法自行装设境外卫视接收器的情况日益普遍，除了对境外信息的需求之外，中国国内电视台娱乐内容较境外来得枯燥乏味，更是主因之一。

　　一位北京台商指出，装设境外卫视从来就没有允许过，只要被发现了，“一定会被抄掉！”一位北京市民也表示，如果北京市当局要扫荡公司、住户装小锅，倒不如直接去扫荡装设小锅的公司，如此才是治本之道。

GDP首次减速 深圳市委书记不紧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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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作为龙头引领珠三角高速前行的深圳经济，出现减速现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GDP实现2561亿元，同比增长13.5%。而同期，广东省GDP增长14.4%。

　　这是深圳市GDP增速首次低于广东省，但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却不以为意，他提出了“不以GDP论英雄”的口号，同时自创了一套“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

　 深圳市GDP增速下降，原因主要是地铁一期、盐田港等一批大型基建项目已经竣工，新的大型项目则尚处于开工初期，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大幅回落二十七个百分点。

　　一般来说，如果GDP下滑，官员肯定吓得面无人色，因为这涉及他们的政绩和乌纱帽。但李鸿忠却老神在在，他认为深圳发展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有限，难以为继；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因此要实现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发展模式的转变，不能一味追求GDP。

　　“不再攀比经济规模和总量。如果有人还是单纯以GDP论英雄，很可能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对此，我们要敢于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承受外界的压力，承受暂时的误解。”上周，由李鸿忠一手炮制的“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正式推出。

　　与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方法不同，该指标体系主要从“经济效益”九个指标、“社会效益”四个指标、“生态效益”四个指标、“人的发展”三个指标等四方面构建统计指标体系，明确提出今后对各区的考核，不是看GDP高低，而是看科学发展观落实情况。

　　“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在全国创了先河。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官员们不要一味追求GDP，而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多数官员们还是我行我素，抓住固定资产投资不放松。

　　李鸿忠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秘书出身，果然有“政治家”头脑，这次提出“效益深圳”，以实际行动热烈响应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4日就刊登了李鸿忠一篇题为《发展要突出“大和谐”和“大效益”》的讲话。


广电总局禁黄金时段播外国卡通 媒体猛轰“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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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下令，从9月1日开始每日下午5时至晚上8时，所有电视台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目的是保护中国不景气的动画产业。这一名为《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的条例规定，中国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下午5时至8时之间均不得播出境外卡通片、介绍境外卡通片资讯节目和展示境外卡通片的栏目。

　　据美国广播电视网（ABC）报道，外国卡通深受中国2.5亿儿童的欢迎，特别是来自日本卡通。据称，当局对经过振兴国产动画片的多年努力之后，大多数卡通片仍然来自国外感到非常沮丧，因此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媒体开始猛烈炮轰政府的这一禁令。

　　“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短视的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卡通产业的症结”，ABC援引《南方都市报》的文章指出。“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观众都没有选择，除了消极地支持中国的产品。”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80%的中国小孩都喜欢外国卡通，不喜欢国产卡通。

　　对此，《北京现代商报》指出，通过排斥竞争从而达到扶持产业的目的从来不是上策，国产动画片不受儿童抬爱并不是国外动画片竞争打压所致，而在于其自身魅力不足。国产动画片向来最被诟病的一条是“教育意味重，毫无情节可言”，动画片被看成是制作给未成年人看的，所以要么可以简单糊弄，要么必须承担“文以载道”的重任。

　　无论从哪方面看，国产动画片的出品人都算是低估了现代儿童的智慧，在信息社会长大的孩子绝不是可以简单说教就可应对的。不以国产动画自身完善做前提，而是关起家门来做霸主，政策意图会不会落空呢？不怕货不好，就怕货比货，没有竞争何来畏惧？国产动画片如就此固步自封了，该如何是好？

　　《北京晚报》则发表文章指出，一味地实行保护和限制他国文化产品的播放，无益于本国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最近，韩国政府宣布，将电影院每年必须播放国产影片的天数从146天缩减到73天。反观中国，从2000年6月开始，有关部门就规定荧屏上播出的国产动画片必须占60%以上，尽管制订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国产动画片，但实际上却导致了荧屏动画片大退潮。

　　因为60%的国产动画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一部52集的动画片不包括前期策划，仅制作就需要一年。由于没有这60%的新创动画片，只得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老片找出来，在荧屏反复重播。这一事说明，如果只有保护，相关的扶持政策措施没有配套，动画片并不能自然就繁荣。

　　南方报业网则表示，“国家对动漫产业的扶持由来已久”，但是，“市场选择仍在起作用，国产动画片很难在黄金时间播出，片价很低，多数产品难以收回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广电总局新规用意相当明显，就是要挽救国产动画片。”

　　不过，该网站的分析认为，以政策步步护航，未必就真能造就一个健康的动画产业。“国产动画片不好看……自然与国内的创作环境有关。文化产品的灵魂在于创造和想像，如果创作空间受到限制，作品就很难活力充沛。”

　　《法制晚报》也发表文章猛烈批评，此举的出台与其说是主管部门在国内动漫制作业市场化竞争中束手无策后的“无奈”援手，莫如说它是经济行政化的传统思维再一次习惯性发作。

　　英国BBC报道，中国广电总局公布这个消息之际，打着“中国首部原创CG大片”的3D动画《魔比斯环》8月3日在中国各地公映。但是，据中国媒体本周报道，《魔比斯环》的票房令人失望。官方新华社评论文章说：“《魔比斯环》不光是画面较国际一流水平仍有距离，人物造型死板，而且片中为数不少的要素和片段都能在诸如《星球大战》、《魔戒》这样的传统大片中找到影子。”

　　报道指出，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动画片大多数是国产的。但是地方电视台播出的动画片则更加国际化，包括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欧洲的动画片。

王震之子王军：1996年出让泰富股份实为救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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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中信前董事长王军提及1996年他独自决定出让中信泰富18% 的股份，导致“国有资产最大的一次流失”，他说，“我给公司总是做了一件好事”。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1995年，王军年满54岁，正式成为中信年富力强的董事长，也是中信继荣毅仁之后的第三任董事长。他曾对媒体坦陈自己的一次“独断专行”：1996年，他独自决定出让中信泰富18%的股份，签字的时候每股32元左右，正式出让时的股价却是38元左右，18%就是“6亿股，每股差了6元钱，国有资产就有36亿的流失”。

　　而且，随后股价还涨到了58元，于是这件事情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国有资产最大的一次流失”。

　　尽管当初王军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也有中央高层找他谈话，但结果王军并没有被撤职，有时候这件事情还被当作一种“成功案例”乐道。

　　《南方人物周刊》评价到，如果没有王军当初的“独断专行”，如果去履行很多程序的话，这件事情可能做不了，而且正是这次王军的“独断专行”，让中信一下子到手了108亿资金，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信自己渡过难关。王军说，“我们没向国家伸手去要钱。”

　　当王军在披露这些当时惊天动地的决策时，显得很平静，王军说，即使撤职也值得，“我给公司总是做了一件好事”。

　　据了解，王军早年的经历跟他这一代的干部子弟一样，带有极强的“红色记忆”，比如上军校，学工科，做工程师等。

　　王军公开的简历就是这样的，1941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1960年，王军19岁，跟很多干部子弟一样到当时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再到造船厂做工程师，而后在1967年他26岁时到海军服役两年。1979年，王军在38岁的年纪，毅然跟随时年63岁的荣毅仁创业，组建中信，并一直为中信这个后来的巨型国有企业服务到65岁而退休。王军也就成为写满中信27年历史的“活档案”。

　　王军最初加入中信时任业务部总经理，日后又从中信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到1995年升至一号人物董事长。而在1993年出任中信总经理时，偌大一个中信公司，账面上只有现金200万元。王军说，那一阵是他最艰难日子，“意味着总公司大概能够维持一个半月的工资发放。”

　　今年7月27日后，王军因为到了65岁的关口正式离开自己“超期服役”了27年的中信集团。王军退休后，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孔丹出任董事长，刚辞去建行行长的常振明出任公司总经理。

　　王军曾跟部下交流过自己的“远大志向”，退休后找个高尔夫球场做草坪师。一个中信干部很执着地说，“王董事长非常低调，而且善良、实干、仁慈、敬业，退休了很可惜。不过，他退休前建议的接任班子很成功，各方面都很强。”


从北京高官自杀看中国官员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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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又一名高官选择自杀身亡。日前，媒体报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第一副会长张舟，在家中靠近窗户的暖气管上吊身亡。这位52岁的副部级高官的自杀，据传是与“工作压力大及精神状态不好”有关，“他患有忧郁症，自杀前两天已写下遗书”。

　　八年前，44岁的张舟任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此后官运平平”，2005年赴北京出任贸促会副会长、党组书副记。在北京，他总觉得待遇还不如新疆，生活不习惯，看病不方便，地处闹市的住房小。近年贸促会被揭露多起腐败大案，主管干部的张舟面临的压力很大。张舟自杀当天，上午还会见外宾，中午在办公室如常活动，下午回家还叮嘱司机晚上送他去参加一个宴会，傍晚司机前往他家时发现他已身亡。

　　张舟的自杀，再度引发人们对官员自杀原因的探究，官员自杀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中国最近发生多起高官自杀事件。从有限的报道看，近年官员自杀的有：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史久武2006年 1月跳楼身亡；河北省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开平分局副局长赵俊文，2006年1月从办公楼窗口坠下身亡；重庆市大足县人事局副局长李福多，2006年1月在家中自杀；湖南省副省长郑茂清2005年12月割腕自杀未遂；履新不足3个月的吉林市副市长王伟，2005年12月悬梁于家中；黑龙江省检察长徐发2005 年8月从9楼高的家中阳台跳下身亡。

　　这之前有：江西省中共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中国银行益阳分行行长朱国勋在看守所自杀，河南省地税局长谢应权在办公室自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司法局副局长王建湄跳楼自杀，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万国忠畏罪自杀，还有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长、福建省福鼎市质监局长、湖南省横东县教育局长、河南省新郑市市长、甘肃省泾川县县长。

　　官员自杀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是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和公务员本身的公共性。有趣的是，自杀的官员所从事职业的工作范畴，往往是被称作当今腐败“高发区”、“易发区”，市长县长、银行行长、公安局长、国土资源局长、人事局长。

　　中国民众对官员自杀的条件反射，对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反应往往认为肯定与腐败有关。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旦自杀，对该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其实，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有些确实与腐败无关。官员也是人，也有“心理疲劳”的时候，脆弱的心理素质而最终导致自杀。今天的官员面临多方面的“发展与责任”的压力。

　　有官员说，他最担心群体上访事件，处理不好就影响官职升迁，而这上访事件说发生就发生。有官员说，他最担心矿难、台风、洪水、传染病，半夜睡梦中电话最惊心，这些事一旦发生，一有闪失就难保明天还在领导位子上。

　　来自各种人际关系的压力，来自社会各种诱惑的压力，来自家庭妻儿的压力，来自工作失误而道德自责的压力，官员也难免会焦虑、愧疚、烦恼、郁闷。把官员自杀，下意识地全部视为贪污腐败，是这个社会的不幸──官员信任危机成了一种气候，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太弱。

　　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如果不公开，更会引起公众疑虑，带来传言纷纷。湖南省望城县杨姓中共县委副书记在电信大楼跳楼身亡，当地严密封锁消息，翌日宣传部下令不准传媒采访，事情往往适得其反，他的死愈加神秘，反而引起人们好奇心。网民众口一词咬定杨之死与腐败有关：“铁定是贪污犯，为保全上面领导，自绝人民”，“遭人灭口了吧”……而后县委通报说杨的死因是“生病不堪折磨”、“纯属意外死亡”，根本就没有网民相信此说。

　　官员自杀了，首先要将官员之死的情况当即向公众披露。而后，当局应该广泛听取公众对自杀官员的评价，即使是“腐败嫌疑”也应该千方百计将案件查下去，不能一死百了。

　　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长李海留下遗书后自杀身亡。雅安当局很快对李海的死亡作出结论：李海因病痛折磨，对战胜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质脆弱，于是选择轻生。

　　不过，半年过去了，四川中共省委书记张学忠在一次讲话中，对李海之死作出相反的结论。他说：“雅安公安局长收了黑钱，跳楼是自绝于人民。”这就很被动。该查出的问题还要继续清查，该追究的责任还要继续追究。如果不追究，有些腐败者就是以自杀掩盖自己的其它问题，甚至保护其同伙。

北海舰队黄海练炮

北海舰队一支高炮部队前天(13日)在黄海海域进行实兵实地实弹战术演习，模拟敌军以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来袭，守军以高炮群还击。高炮部队把兵员拉到300多公里外黄海海域的盐硷沼泽地带，组成防空兵群，猛烈打击空中突袭目标。部队以高技术战争条件下防空兵应急机动作战为背景，在遭敌军强磁干扰、远程精确打击後，运用多种新战法抗击，并对发现早、反应快、部署巧、打得准等重点、难点问题作专题演习。

香港记者程翔被控间谍案北京开审


被中国当局控以间谋罪名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今早在北京受审。

现年56岁的原香港居民程翔，于去年4月被捕，已经被中国当局拘禁了近16个月。

今天上午在北京，有一辆装有黑色玻璃的囚车，由据传是关押程翔的大红门看守所，驶到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囚车由警车开路，法院外也加强了保安。

程翔案上午十一时半休庭，而未见程翔家人出庭聆讯。

香港记者协会昨天晚上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了一次烛光晚会，抗议中国当局不准许程翔的家属旁听聆讯，并且强烈促请内地当局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处理程翔案件。

香港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也致函香港特首曾荫权，希望香港当局会协助程翔平安返港与家人团聚。

秘密审讯

代表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出庭答辩的广东律师何培华证实，程翔案周二在北京开审，但未能肯定审讯何时结束。

他说露，由于案件涉及国家机密，让他代表程翔上庭答辩，事前亦须经国安部批准，他目前仍不能确定控罪会否成立。

然而，香港新闻与法律界对于审判结果都不表示乐观。

有法律专家认为，中国当局在将程翔扣押16个月后终于开审证明已经掌握一定的证据。按照控罪的严重性，估计程翔的刑期可能会长达五至八年。

程翔去年四月在广州被当局拘留，去年八月初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以间谍罪逮捕，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18日出庭受审

中国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将于周五（8月18日）出庭受审。他因揭露地方官员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被逮捕。

成光诚的律师李劲松说，陈光诚将于周五下午2点在山东省沂南县法院出庭受审。

据法新社引述这位来自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的话说，“这次审讯可能会公开进行，因为该案并不涉及国家机密。”

他还表示，这次开庭只允许两名辩护律师出庭。

陈光诚因揭露当地官员滥用职权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于近一年前被逮捕。对他的审判原定7月进行，但是后来推迟到8月。

他的律师表示，陈将申辩自己无罪。如果被法庭认定有罪，他将被判处最高五年监禁徒刑。

由于是自学成才，陈光诚被人们称为“赤脚律师”。去年他因为揭露当地政府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滥用职权而被逮捕。

他指称沂南县临沂市当局强制妇女绝育以及对怀孕8个月的孕妇实行强制堕胎，而这些作法是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

7月19日，在山东省沂南县，大约200多名民众聚集在法庭外面，支持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他被控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打算对他开庭审判。

支持他的民众指出，实际上是当地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故意制造事端和罗织陈光诚的罪名。

2006年4月30日，陈光诚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一起，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塑造世界的一百人”。

叶克冬任命为国台办副主任

2006-08-15　5:45 pm



　　（北京讯）据国台办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中国国务院任命叶克冬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免去李炳才、王在希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经过此番调整后，国台办形成“一正四副两助理”的领导层格局，主任是陈云林，四位副主任分别是郑立中、王富卿、孙亚夫、叶克冬，两位主任助理分别是陈元丰、李亚飞。

　　叶克冬是于1982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90年代初调到国台办工作，后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涉台事务局局长；2005年6月任国台办主任助理。

原福建高官死缓减无期 曾为赖昌星外逃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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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理厦门特大走私案涉案人员庄如顺等三人，并作出刑事裁定，对此三人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庄如顺原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曾在公安机关缉捕赖昌星的关键时刻，为其通风报信，并出谋划策极力劝告赖昌星尽快出逃。

　　据《福建日报》报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厦门特大走私案涉案人员庄如顺、陈燕新、王燕棣的减刑案件，并根据上述三人在死缓刑执行期间的悔罪表现和有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刑事裁定，对庄如顺、陈燕新、王燕棣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报道称，三罪犯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福建高院依法定程序，根据《刑法》第29条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刑的规定，对庄如顺等三名罪犯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了解，庄如顺原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在庄如顺与赖昌星称兄道弟的时候，他利用权力为121辆走私汽车非法办理《罚没证》。

　　在1999年6月至8月，中央专案组进驻厦门着手调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活动时，庄如顺又利用身份获取重要信息，主动向赖昌星通报，与赖昌星先后通话二十多次，更为严重的是，庄如顺在公安机关缉捕赖昌星的关键时刻，用赖昌星为其提供的境外电话芯片三次与赖昌星通话，把公安部严令抓捕的有关情况告诉赖昌星，并出谋划策极力劝告赖昌星尽快出逃。


原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杨松转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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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原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杨松日前转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松日前已以新身份，出席在青岛举行的第十六届青岛国际啤酒节。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杨松，男，汉族，1950年11月生，河北海兴人。大学文化。197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4月参加工作。

　　1940年4月至1972年9月，在新疆自治区新湖农场当知青。1972年9 月至1976年2月，在新疆大学物理系学习。1993年1月至1997年11月，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1997年11月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昌都地委书记。2003年1月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2003.11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2004年11月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5月以来，已有多个省委班子有所变动。此番高官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密集于西部地区。6月29日，就在毗邻贵州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党委副书记刘奇葆接替曹伯纯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一个月前的5月29日，原西藏自治区的代理党委书记张庆黎也成为主政西藏的“一把手”，正式接替杨传堂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叶克冬出任国台办副主任 李炳才和王在希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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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官方网站7月25日公布的国台办“领导简介”图上，已经悄悄将叶克冬的照片放在副主任的位置上，但并未正式公布。


【星岛网讯】 据中国人事部消息，国务院近日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叶克冬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免去李炳才、王在希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另据国台办官方网站“领导简介”一栏公布的消息：经过此番调整后，国台办形成“一正四副两助理”的领导层格局，主任是陈云林，四位副主任分别是郑立中、王富卿、孙亚夫、叶克冬，两位主任助理分别是陈元丰、李亚飞。

　　据了解，新任副主任叶克冬备受注目，他今年四十六岁，1982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后到共青团中央工作，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锦涛的秘书，其后胡锦涛先后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贵州省委书记等职，叶克冬一直担任秘书，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调到国台办工作，香港回归前后曾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台湾事务部副部长，被认为是“明日之星”。 调升台办副主任前，是国台办主任助理兼港澳涉台事务局局长，相当熟悉涉台事务。


上海社保局长免职后 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被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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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涉嫌违规操作社保基金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已在9日被撤职，这可能是上海在改革开放以来级别最高的出事官员。与此同时，上海市国资委监管的上海电气总公司（简称上海电气集团），在近日一连有两位高层人员被双规。

　　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在14日传出被中纪委调查。集团旗下在香港上市的上海电气，14日上午9点半即暂停交易。公司在给香港联交所的声明中说，这是为准备发出会影响股价的信息的公告。

　　上海电气的短期融资券8日曾遭市场疯狂抛售，事因市场传出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董事韩国璋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调查。当天，香港联交所也宣布上海电气暂时停牌，等待该公司发布有关澄清公告。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小组确认祝均一被免职的事时，也证实韩国璋也正在接受调查，主要是涉嫌“严重违纪”，其中详情还在调查中。至于昨天被传出受调查的上海电气集团主席王成明，据知也是涉嫌“严重违纪”。

　　不过，对于有外地媒体称上海副市长周禹鹏因涉“祝均一案”正在受中纪委调查，新闻发言人小组马上否认，表示那是谣言。

　　被免职的祝均一，是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堪称级别最高的出事官员（正局级），又是全国人大代表，而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韩国璋，是属于副局级干部。连连有高官及干部被调查，难免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祝均一案涉及违规操作社保基金。有消息说，也是上海电气执行董事的韩国璋涉嫌严重违纪，同近期上海电气非执行董事张荣坤被监视居住，以及祝均一的落马均存关联。而祝均一的落马，是因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给张荣坤旗下的福禧投资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福禧投资控股持有上海电气8.15%股权。

　　官方媒体新华社日前发出的报道说，祝均一案情发生以后，“上海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成立了由高级法院、公安、工商、财政、社保、金融等部门组成的社保违规资金处理工作小组，力争依法全额追回违规操作的社保基金。“目前，涉案企业的相关资产已实施诉前保全，有关违纪资产得到有效查处” 。报道的字里行间，既有上海紧跟中央配合的信息，也间接告诉和安抚上海市民，失去的钱已有了着落，力保社会和谐。

　　另外，市政府在会议上也表示，将坚决按照中央的要求，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央工作组，彻底查清问题。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反腐败斗争始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对任何违法违纪行为和腐败分子，一定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并要从中认真总结，举一反三，完善制度。

　　祝均一是9日召开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被正式免去局长职务。当时，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会议上通报称，祝均一存在涉嫌社保基金违规使用和收受贿赂等问题，市政府决定，免去其社保局局长一职。


安抚水库移民不满情绪 中国大幅提高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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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政府为安抚水库移民的不满情绪，决定对数百万由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而被迫迁移的农民增加经济补偿。

　　中国贫困地区农民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中国政府将每年集资16亿美元，用以补助因国家水利水电工程而被迫移民的两千两百万人，这些人主要是农民。

　　中国政府将在今后二十年内向水库移民每人每年支付六百元，这些款项将直接转入受影响民众的银行账户，以防止腐败官员贪污这笔资金。贪污挪用移民资金是中国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腐败的地方官员仍可能仗势欺人，他们会试图从这些农民身上榨油水，比如征收各种费用﹑款项以及五花八门的处理费﹑手续费等。因此，只要有腐败官员存在，这个问题就将继续是一个严重问题。”

　　按照新的条例，因水利水电工程而搬迁的农民得到的最低补偿相当于他们的土地平均年产值的16倍。

　　新规则还要求地方政府对征用土地上的个人资产，直接向农民提供全面赔偿，并且停止对搬迁家庭强行规定建房标准。

　　土地被强占而且补偿不足，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高涨，结果地方官员和搬迁家庭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宣布这些计划时表示，搬迁群众中很多人生活贫困，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新的补偿规则将于今年9月份生效。中国政府表示，打算通过提高电费的方式为这项补偿计划筹措资金。

　　1949年以来，中国兴建了三千多座大中型水库，产生移民2200多万。水库移民“舍小家﹑顾大家”，远离世代相传的家园和土地迁徙到土地贫瘠的地方，生产和生活条件不尽人意，移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保障。移民安置过程中地方官员的腐败致使移民请愿﹑抗议事件不断发生。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冠中说，在中央政策的保证下，加强对移民的义务教育，让他们有机会能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迁移”，完善移民安置区的基础设施，让移民跟外界的发展更能融合在一起。他说，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水库移民问题。

中国官员承认民间组织是防治爱滋病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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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官员首次对外表示，非政府组织（NGO）将是中国防治爱滋病重要力量 ，“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防治爱滋病，我想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可能更大。”

　　上诉言论出自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张维庆是出席第十六届世界爱滋病大会的中国级别最高的官员。

　　张维庆认为，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各种网络，推进安全套发放、开展生殖健康教育等关爱行动，可以直接作用千家万户，已经成为中国防治艾滋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他们与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民政部门结合，直接为老百姓提供宣传、咨询，药具，让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他举例说，云南省政府开展的发放安全套、免费针具提供等干预爱滋病项目就是由计划生育部门和计划生育协会这个民间机构共同开办的。在公共场所等人群比较集中的地方，政府计划生育部门与公安等部门，采取联合行动，实施预防为主的策略，让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不感染爱滋病。

　　张维庆借用专家的评价说，这个网络不仅仅是防治爱滋病的网络，更可发展成中国未来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网络。

　　今年一月由中国卫生部、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进行的爱滋病疫情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有爱滋病感染者65万。

　　政府对NGO的态度一直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政府想要鼓励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也担心某些NGO会引起社会分裂。不过中国政府近些年对一些公益性社会团体日益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据悉，中国政府将修改“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但备受关注的民间社团（NGO）管理办法仍不作修改，NGO注册条件不会降低。民政部门说，中国目前仍有相当多团体因不愿受政府管制而“非法存在”。


中国政改的社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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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早些时候，中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老板数量不能多，官员代表数量也不能多。

　　这番话尽管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关注，但值得仔细考量，它既反映出中国人大代表制度中存在着的问题，也释放出了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人大制度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就问题方面来说，近年来，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企业界和政府官员的人数已经占了太重的比例。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基层的县、乡级人大，也存在于省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

　　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人大制度的社会代表性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加以纠正。就人大改革的方向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来自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大代表的比例会增加。

　　尽管中国没有诸如西方议会民主那样的代议制度，但利益表达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利益表达，或者政治参与机制。从理论上说，各主要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影响政府的决策。

　　的确，从表象上看，人大的确由各社会阶层的人士组成。但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利益代表往往是有问题的。

知识分子与干部增多

　　从人大代表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就没有解决好人大的“社会代表性”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人大过重地体现出其阶级特性。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是主体，因为从理论上说，工人、农民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但是这种代表构成并不意味着工人、农民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大制度基本上处于停止运作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大代表中的知识分子代表遽然增多。知识分子代表的增多表明这个社会群体更能把自己的利益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中。

　　再者，这种变化也表明立法的需要。立法需要专门的知识，知识分子当然就成为重要一员。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干部数量的增多。在八十年代，人大经常成为安排离、退休干部的重要场所。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在职干部也在人大系统任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非国有部门的兴起，企业家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家阶层开始在中国社会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影响他们的利益，这个阶层自然有参与政治的强烈要求，人大系统成为他们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渠道。

　　为了回应这种需求，执政党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把企业家参政加以合法化。“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企业家阶层参政几乎成为一个潮流。有主动参政的，也有被邀请参政的。结果，从中央到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还包括政协系统），企业家代表的比重越来越大。

　　当然，在“三个代表”的理论下，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名人例如演艺人员变成了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企业界人士的增多，加上本来比例就很高的官员，给外界一个非常特别的形象：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成了官、商的大聚会。中国政治也给人一个“官商一体”的感觉。

社会群体须有公平比例

　　其他社会阶层比例的增多，工人、农民的比例自然减少。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在工人、农民还是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正常渠道的代表，无论社会正义还是政治社会稳定，都会失去社会基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更为成为问题。

　　近年来，在“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下，中国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开始向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群体缺乏有效的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政府决策，较之其他社会群体，他们的利益仍然很难得到制度性的保障。

　　增加工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人大系统中的比例，相当重要，这可为他们提供一个利益表达并影响政府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制度机制。这也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但是，也应当看到，工人或者农民的利益不见得一定要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才能表达。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达到或者保持各个社会群体的公平比例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这很可能只成为一个表象。

　　人大系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代表机构，如何让各个人大代表能够代表其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这是关键。

　　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人大代表如何产生？他们是否有产生他们的选民？他们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民如何向他们的代表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

　　此外，人大代表如何把选民的利益传达给政府？又如何保障政府能够解决选民要求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放在制度的构架内得到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各社会群体在人大构成中的比例不应当成为政策的随机产物。政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如果政策一变，社会群体在人大构成中的比例也跟着变，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这种变化只表明人大代表制度还不成熟，还没有制度化。发达成熟的人大代表制度不会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如何构造一种能够保障社会政治公平的人大代表制度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一项政治挑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