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掀 “反腐风暴”

中国再掀 “反腐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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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 达

　　目前正值中共“十七大”和北京奥运会酝酿准备的关键阶段，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不少贪官污吏纷纷落马，而且涉及领域相当广泛，从直辖市到一般城市，从地方到军队，从行政财务到公安执法。

　　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学会面对的现实是：腐败分子和现象就象苍蝇耗子，无论是多么地令人生厌，但却是生活与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愈是追求开放发展的社会，腐败现象愈是难以避免，东方西方均不例外。

　　但问题的关键，应不在于腐败的有无，而是反腐败是否能永远坚持，反腐败的措施是否得力有效。一般来说，腐败在两种情况下会造成灾难：首先，腐败蔓延的范围太广，一如某个地方如果苍蝇耗子太多，必然导致瘟疫和灾难；第二，腐败如果窃取了极端重要的部门和执行权力，就会牵一发而动全局。一如有品位的殿堂和家居必须杜绝害虫一样，重要职位绝不能让腐败染指。

　　腐败可以亡党亡国，这是一个简单常识。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当时堪称“坚船利炮”的中国北洋舰队，却惨败于弹丸小国日本之手，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方内部由上至下积重难返的腐败懈怠。20世纪美国和前苏联两大集团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最后西方却是“不战而胜”，也是因为前苏联内部的良性活力，已被腐败和特权集团消耗殆尽。

　　

东西方以不同方法治理腐败

　　

　　像中国这样的现代世界大国，主权完整，地域广泛，人口众多，经济基础完备，拥有相当规模和威慑的国防力量，而且不断在追求新的发展，一般来说，外界力量是很难撼动中国的强大与尊严的。于是国家安全的真正敌人和威胁，只能是来自内部的腐败与堕落。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内部的蛀虫，比外部的对手或敌人要凶恶几百倍。

　　有人错把官僚阶层当作腐败的温床，其实一个国家的官僚集团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国家和社会需要一个正常的官僚阶层，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局面和日常运作；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官僚阶层滥用权力，贪污腐败，那就不仅不能维持国家社会的发展，反而误国误民。

　　关键便在于对官僚阶层的有效管理，发挥其长处与功能，抑制渎职和腐败。对此不同的国家和文化都动了不少脑筋，想了许多办法。如西方多从体制入手，分散权力，制约权力，文化中鼓励民众，企业和舆论监督政府，反制政府，甚至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

　　而东方社会与文化传统上则较多从品德和教化方面入手，并辅之以极刑重典，希望官员能争作“好人”，主动约束自己，杜绝腐败堕落, 对明知故犯者, 则严惩不怠。近现代以来，东方国家也开始引入西方的行为主义做法，在组织体制等方面展开对权力的管理。

　　治理腐败是个系统努力，本文无法涵盖。但有个“新思维”在这里颇值得一提：即应尝试从中央部委以降，重大关键的执行职位，把“单一首长负责制”改变成“轮值首长负责制”，使得重要执行权力不长期过份集中在某个人手中，以防范权力滥用和腐败积累。

　　譬如，具体做法可以是以推选“三名首长每半年轮值负责某个重要职位”，来代替“一名首长长期负责该重要职位”，当另外两位首长不轮值时，可以主要行使权力监督和重大项目集体审批协调等职能，对轮值首长既辅佑又监督。而当新任轮值首长当班时，也可以对前任的工作和政策进行审核调整。

　　有人会怀疑如此“轮值”做法会不会严重弱化权力，降低决策和执政效率。其实只要运作规则和程序设置合理，坚持“分权合力”必须大于“单一权力”的标准，就完全可以达成既提高成效，又抑制腐败的双重目标。

　　总之，现代“反腐败”应集中在遏制腐败蔓延和对重大权力职位进行管理监督等方面，使得自我的主流发展，能持续稳定地行驶在良性健康的轨道上。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和战略研究与咨询

军队反腐败暗酿十七大风波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常吃窝边草，就有肥兔子
最近，中国官方新华社奉命发表了中国政治高层要求调查反对军队参与所谓商业贿赂活动的指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高级将领，因为涉嫌腐败，被拘留双规。中国官方为宣布这样重大政治动作，选择的时机也非常引人注目，正好选在了八一建军节的前后。于是，中国军队参与腐败，反对军队腐败成为中国高层政治关注的重点话题，就再度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

关于这次军内反腐败，旅美华人分析家高新先生首先指出: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对这条消息做大肆渲染，不象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做出的一些纪律性规定，比如通过纪委发出禁令也好，通报也好。但是，胡锦涛这这个时候能够通过中央军委，通过这样一项决定，显然和胡锦涛已经基本稳住了自己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实权与位置，有直接的关系。”

熟悉中国社会，分析过中国政治体制的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教授黑波勒，从军队参与中国社会非常普遍的腐败这个视角入手，指出这次行动的寻常与非同寻常之处，他认为: “军内腐败，这个现象并不新鲜。1990年代曾经出过多起高级军事人员卷入腐败的事情，其中既有走私，也有海盗，甚至还有在中国缅甸边境偷运毒品的案件。所以，胆单就现象看，现在出现这样的声音，并不令人以外。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因为腐败被捕的人，是1949年以来军衔最高的将领，是海军的副司令员。这有些出人意料。”

反腐败在军中一直难以奏效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腐败不自今日始。反对这样的腐败，也有些年的历史了。现在要重提反对军队腐败，当然不能不回顾自从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军队政治历史。高新特别指出1998年中共高层强迫军队交出自己经营的各种企业的背景: “当时禁止军队经商，首要一条是军以下，军以上不受限制。王府井饭店就是军方的，堂而皇之是军方的。另外，军方情报部门恨不得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公司，都有以商业活动做掩护，有些是做军事统战活动的。总政联络部，一直在外边经商，用各种名义。而这些，都不在当时的禁令范围之内。”

这样的高层强制军队反腐败，在军队中上层没有奏效，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没有奏效对中国现实的所谓胡锦涛温家宝领导框架，意味着什么呢？黑波勒教授认为: “今天的情况是: 军人和文人这两个领导层彼此分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现在军方领导人，其祖辈就是来自军队的。1990年代末，两名高级军事将领的孩子在美国，动用巨款，力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证明党在军内的控制力在下降。军内彼此各种盘根错节，越来越带有独立的性质。利用军事科学院完成对军内后代的教育和培训，也加强了这样的军内独立的盘根错节。”

西方传统中国分析界认为中国军队成为国中之国，缺乏透明度和监督检查，是军内腐败屡反不止的最终原因。但高新却认为: 中国最高层政治领导自己，对于本来应该吃皇粮，充当政治工具的军队，有时也在纵容。比如1980年代，军队经商蔚然成风: “当时军队大肆经商，是邓小平一句军队要在忍的前提下，给政策的策略导致的。当时军费严重不足，连人头费都不够，更不用说军队现代化了。当时，邓小平百废待兴，他采取了一条让国防滞后的政策。在这个前提下，军队总要有活路。同时地方经商大潮本身，又跟军队有了利益冲突，接下来就有了江泽民主持的禁止军队经商的活动。其中一个很大的难关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军内反对军队经商的高级军官，他们的孩子，甚至他们的孙子在搞军队经商。”

和1998年相比，这次军内反腐败，动静要小得多。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官方媒体都没有提到不准军队经商这样的原则要求，相关报纸比如中国国防报，仅只配发了一些军队采购提高透明度的报道。在高新看来: “这次运动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中低层的，跟后勤供应有关的，跟营建有关的，跟地方上联络可以从中揩油的那批军官，而不是大军区正职，大军区副职这一级。因为大军区正副职这一级，真正能够揩大油的，只有象王守业那个职务。你是海军副职负责人，但你是主管后勤和营建的。你是空军或者是二炮的副职负责人，主管营建，主管跟地方联系，跟财务设备有关系的，或者是你是总后勤部的。”

胡锦涛借军队反腐巩固自身力量

但德国的中国学者黑波勒却认为:扫除军队腐败这只是表层的行动，它背后的深意在于胡锦涛自身政治权力的考量: “据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军队将有一千名中高级军官受到有关是否涉嫌商业贿赂的审查。我想，说这是胡锦涛直接插手军队人事重新部署，或者插手军队人事的更迭，这是完全有道理的。用这种办法，他要扫除自己处理内政和外交问题上已经或将要遇到的障碍。”

高新原则上不反对这样看待最近这场悄声运动的背景。不过他认为胡锦涛此举更多不在于真正的人事安排。军队人事要安排，不必动用官方媒体大肆张扬: “所谓在党内，军内，政府内的反腐，把谁谁谁弄下去，这已经成为了中共各级政权人事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陈希同。但是他在使用这个手段的时候，是个案，而不是要发起一场运动，来配合他整体上的人事安排，围绕着当的代表大会之前的地方和军队的换届。他是要体现一个胡锦涛作了军委主席，觉得自己的权威已经足够表现一下可以令行禁止了。”

党指挥枪只是做秀？

那么胡锦涛真的可以令行禁止了吗？他真的可以和前任江泽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风光媲美了吗？熟悉中共高层人事的高新不敢下这样的断言: “他要类比15大以后的江泽民，他也要完成完全自己组织一次党代会，把中央委员一级换届，全部纳入他自己说了算的范畴里去。具体说，就是大军区正职和各大单位的这些负责人，基本上完全是他说了算。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除了中央一些部门不够分配一个中央委员资格，就给他一个中央候补委员。更多的中央候补委员，基本上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各方各面的代表，过渡到了党政军各级接班培养的对象。”

军队以外的文官只能象征性指挥军内大老;军内大老可以背后指挥自己的子弟继续经商;政治家提出反对军内腐败，不过是要在党代会上权力推手;如此看来，胡锦涛当了军委主席之后强调坚持“党指挥枪”这个源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理念，不过是作秀而已。在高新看来，胡锦涛所面临的处境，毕竟和无人敢于挑战的毛泽东，不可同日而语: “表面上，他要标榜自己实行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多党合作制度。人大的多党协商制度，如果被内部的人利用来，讨论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他就会从理论上很被动。所以他用党指挥枪把这一条限制死。用党指挥枪这个所谓的传统，防止党内也好，政府内也好，有人会利用人大制度，来决定军内最高领导人的人选。”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　张舟上月离奇上吊

（新加坡）联合晚报　(2006-08-09)



　　（香港讯）中国再次发生高官自杀案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第一副会长、前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舟，上个月6日在北京家中离奇上吊自杀身亡。这位副部级高官，终年不满52岁。

　　贸促会官员对《日报》表示，张舟自杀与工作压力大以及精神状态不好有关。

　　据悉，张舟的遗体告别仪式已经于上个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消息说，副总理吴仪和商务部长薄熙来等高官均参加。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贸促会官员说张舟因为“想不开”，于上个月6日自杀身亡，估计原因是他的身体长期不好及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精神状况也不太好，“具体情况则不好说”。

　　据报道，张舟患有抑郁症，自杀前两天已写好遗书，表示自己“工作压力过大”。不过，有贸促会官员表说，张舟身高近1.8米，体格魁梧，平时没听说有什么病。张舟上任这一年来，贸促会被揭出多起腐败案，多名高官落马，还有多人牵涉其中。中组部工作组4月进驻贸促会搞廉政教育，主抓干部管理的张舟负责相关组织工作，因处于风口浪尖，压力非常大。

中国宗教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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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的报告中，把宗教界的腐败风气归咎商业风潮。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同样是商业发达的港台和海外华人社会，却产生了大陆所不见的宗教大师、团体及慈善活动。显然，在商业风潮之外，腐蚀大陆宗教界的应该另有深层因素。

　　研究宗教问题的人民大学党史教授何虎生指出，大陆也有大德高僧，之所以不被海外所熟悉，原因还在于大陆佛教界对外的交流还不够；而且宗教生活多维持在寺院内，对社会的影响还不大；此外，僧侣讲经传道的形式限制较多，不比海外活泼。

　　何虎生分析说，当局认为宗教是会影响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因此主张政教分离。目前被当局视为威胁中国社会安定的宗教力量有四方面：外国敌对势力的渗透，例如梵蒂冈要插手中国的主教任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在中国积极传教；中国内部的敌对宗教势力，包括利用回教鼓吹新疆独立的东突组织及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被官方定性为非法邪教的法轮功；脱离政府控制的民间信仰团体，在地方聚众活动一次能动员几万人参加，而且还介入当地的教育、婚嫁等政府职能。

　　吊诡的是，为了实现宗教不干扰政治的政教分离原则，中共却又积极介入宗教事务。虽然宗教局在书面答复本报时宣称，宗教团体负责人是按其章程“选举产生”，宗教活动场所“实行民主管理”，知情者指出，中国各个合法宗教组织都受中共严密掌控。

　　把宗教领袖引进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政治组织，包含了笼络和管理宗教界的双重作用，这个做法也模糊了宗教和政治的分际。

　　根据新华网的资料，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宗教界委员就有66人，其中有人官至政协副主席以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已经属于比部长还尊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

出现“处级”寺院“厅级”教堂

　　知情人士透露，担任政协常委一般就能够获得正部级待遇；在住房、医疗等实际福利，以及出行时坐的车、住的宾馆等级，开会时座位的顺序排场，都相当于国务院的部长。

　　在地方上也比照办理，寺庙教堂根据其负责人的职位等而出现“处级寺院”、“厅级教堂”的官僚化现象。宗教领袖被体制赋予物质实惠及社会地位，最终造就了一批“政治和尚”、“政治教士”，他们活动的目的不在宗教，而在当官。

　　香港《日报》报道，浙江省临安市西天目山禅源寺月照法师，涉嫌假冒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题字，被国家安全局逮捕，在北京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刑两年，目前在杭州监狱服刑。中国佛教协会已经开除他的僧籍。

　　月照法师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假冒国家主席题字，无非就是想自抬身价，希望有利“仕途”。

　　这种把宗教官僚化的结果，就难免要产生圣辉法师所警告的“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丑陋现象。

　　而一些贪官污吏的迷信，也让中国宗教界的异化问题雪上加霜。知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的宗教场所负责人，凭借与当地政要的关系，牟取自身的好处，形成了“官教勾结腐败”的不良社会风气。

　　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因收受贿赂人民币106万9000元（约21万3800新元），借各种名目收受礼金18万余元，插手基建工程，为其亲友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等罪行，在7月19日被判刑13年。

　　根据《华商报》4月的报道，张改萍在任时整日痴迷于烧香拜佛、占卜问卦，以求得神佛保佑自己官运亨通。为了打动神佛，求得保佑，她还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专门请外地寺庙的僧侣来到商州区，并亲自组织和参加“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更多次前往全国许多大寺院烧香拜佛、上供布施，花费达几十万元。

佛教界“八荣八耻”

　　圣辉法师借中共“保先教育”的荣辱观，提出佛教界的“八荣八耻”：以爱国爱教为荣，离经叛道为耻；以勤修三学为荣，犯戒空谈为耻；以禅悦法喜为荣，低级趣味为耻；以谦虚惭愧为荣，憍慢浮躁为耻；以感恩随喜为荣，贪著嫉妒为耻；以和合大众为荣，拉帮结派为耻；以培德惜福为荣，奢侈放逸为耻；以利乐有情为荣，损人利己为耻。

　　从反面观之，这何尝不是反映了中国宗教界面临的严重问题。

　　　　（宗教商品化系列完结篇）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家中离奇自杀身亡


【网讯】中国再次发生高官自杀案件，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第一副会长、前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舟，7月6日在北京家中离奇上吊自杀身亡。这位副部级高官，终年不满52岁。贸促会官员表示，张舟自杀与工作压力大以及精神状态不好有关。

　　据悉，张舟的遗体告别仪式已于7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消息说，副总理吴仪和商务部长薄熙来等高官均有参加。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贸促会官员说，张舟因为“想不开”，于7月6日自杀身亡，目前估计的原因是他的身体长期不好，及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精神状况也不太好，“具体情况则不好说”。

　　《财经》杂志报道说，张舟自杀当天上午还会见了捷克工业贸易部副部长；中午，还有同事见到张在办公室正常活动；下午，张回到位于建国门外大街华侨村的家中，并让司机晚上送他去参加一个宴会，司机准时在下午五点多去张家，却发现张舟在靠近窗户的暖气管上上吊身亡。

　　报道说，张患有抑郁症，自杀前两天已写好遗书，表示自己“工作压力过大”。不过，有贸促会官员表示，张舟身高近一米八，体格魁梧，平时没听说有甚么病。

　　张舟生前长期在新疆工作，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农机系，历任巴音郭楞州副州长、州委书记等职，1998年年仅44岁担任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但此后官运平平，去年六月，调到北京出任贸促会副会长和党组副书记，并兼任贸促会仲裁委副主任等职。

　　张舟上任这一年来，贸促会被揭出多宗腐败案，多名高官落马，还有许多人牵涉其中。中组部的工作组今年四月进驻贸促会搞廉政教育，主抓干部管理的张舟负责相关组织工作，因处于风口浪尖，压力非常大。

　　另外，张舟到北京后感到没有在新疆的待遇好，据说，张曾抱怨过看病不方便、住房小又位于闹市，令他休息不好，身体因而出现问题。今年六月下旬，张舟就因身体问题取消了一次出国访问。

　　中国近期发生多宗高官自杀，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史久武今年一月在办公楼跳楼身亡；湖南副省长郑茂清去年12月在家中割脉自杀未遂；原黑龙江省检察长徐发也传2004年8月从家中跳楼身亡。不过，这些官员都疑涉腐败案件。

数次欺骗吴仪 河南爱滋大县书记肆意卖官/图




　　河南上蔡，豫东南一平原大县，昔日以古蔡国所在地和秦丞相李斯故里知名，今日却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而频频见诸媒体。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在经历了多年的死捂之后，2003年非典之后副总理吴仪造访上蔡卢岗文楼村，上蔡县爱滋疫情公诸天下，随即来自北京和省城以及社会各方的善款也不断流入该县。

　　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了哪里？有没有真正花在身临绝症的那些农民身上？当地政府和官员是如何调配安排这些方方面面的善款的？

　　如同爱滋病疫情令人揪心一样，这些救助款的使用也同样令人关注。

　　遗憾的是，爱滋大县的原县委书记是个腐败书记。去年8月，在上蔡主政五年的原县委书记杨松泉（见图）被就地免职，今年4月被“双规”，6月被驻马店市检察院批捕。检方批捕原因概为“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行政权力”

　　杨松泉于2000年4月走马上任，2005年8月19日被免职，在任五年零四个月。这期间正是上蔡县的爱滋病疫情从不为人知到闻名于世的五年。

　　主政上蔡之前，杨松泉曾任驻马店农委主任、泌阳县县长。在泌阳县任县长时，杨松泉已有风流韵事传出，因与人争风吃醋，在县政府办公楼大打出手，结果被调任没有多大油水的驻马店市农委“冷冻思过”。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众人以为杨松泉的官场生涯行将结束时（任农委主任时已近50岁），他调任上蔡县委书记。

　　刚到任时，杨松泉显得颇为亲民，渐渐熟悉了上蔡县情之后的杨松泉开始大展拳脚。由于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里极少有亿元级的企业，年收入二千多万的上蔡县人民医院极为抢眼，而最让杨松泉动心的是，县人民医院正在动工修建一栋预算为1300万元的大楼——县里从来没有修过如此规模的大楼。

　　杨松泉经常找时任人民医院院长的雷建华谈话，“索贿意图非常明显”。从县公疗医院应聘而来的雷建华装作“不理解”，因为这栋大楼上面财政只拨款120万，职工集资近四百万，加上工程建设方垫款三百万才能开工建设。雷建华不想给杨松泉送钱。连续谈了几次话，都没有见到好处，杨松泉最后气急败坏：“建华，你咋就不明白呢？”

　　很快，杨松泉等来报复的机会：县人民医院投资几百万建的红十字医院想独立出去，雷建华不同意，还封了医院。院长找到了杨松泉，请求帮忙解决。

　　“人民医院投资建的医院，我当时作为院长，不经过院党委讨论，怎么可能随便就让它独立出去。”雷建华认为自己做的对，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尽管全院职工都拥护他，杨松泉还是给他“停职”处分。

　　“他先拿我开刀，干得这么好，不听话都被停职了，以后谁还敢不听？”事后，雷建华如此分析。雷建华被停职后，杨松泉的亲信、卫生局长翟留国兼任人民医院院长，经杨授意，开始大规模向里面进人。

　　将县委常委级领导驯服之后，杨松泉开始了自己的卖官进程。由于卖官之风日盛，上蔡县一些官员为了不花冤枉钱，相互交流经验，以防杨松泉抬高价码。

　　2001年5月，有五个乡的党委副书记想当乡长，在一起合谋每人只能送三万元，结果五人都当上了乡长。2003年8月空出两个乡党委书记，有两人各送给杨松泉八万元，才把二人提升为书记。同年底，又出现了五个乡长空缺，五个乡副书记共谋每人送四万元，宣布任命后，其中三人落榜。后来，落榜的三人经暗访才明白，圈内另有三人各送给杨松泉六万元，被任用的圈内的二人，获得杨松泉抬高价格的信息早，各自补了二万元。

　　以至于到后来，上蔡县一些部门都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人民医院院长30万；各乡党委书记6至10万不等……

　　2000年以后，上蔡县爱滋病严重疫情被媒体披露，2001年，卫生部决定以当时较为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爱滋病疫情问题。

　　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曾经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反复阐述了文楼被公开后的痛苦：被公开后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下之意对公开当地爱滋病疫情大为不满，同时认为北京应承担全部救助任务。

　　“非典”时期，世界卫生组织要去上蔡检查，杨松泉亲自带头，破天荒地把爱滋病人需要的简单药品送到感染者家里，也不管对症不对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来前，杨松泉更是派出大批警察，严防任何群众和官员主动谈话。

　　世卫组织到来之前半小时，文楼村有两位村民出来试图与即将到来的来访者沟通，被阻拦扣押。事后，杨松泉对部下破口大骂，斥责封锁工作没有做到位：“你们是怎么搞的，回去马上撤你们的职。”

　　但随着上蔡爱滋病疫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连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都亲自到访，杨松泉为首的官员开始摇身一变，又是派工作组，又是修路，又是打井，俨然一派爱滋病防治的“热火”景象，杨松泉更是亲自披挂上阵，蹲点知名度最高的文楼村。

　　2003年年末，中央领导到疫区看望群众。“结果，被中央领导点名的群众被人莫名其妙地‘挤掉’，而事先被安排好的人却被推上前跟领导谈话。”住在村西口的王保国回忆当时的情景，领导先说了自己的名字，作完自我介绍后，就说“我看望大家来了，希望大家有什么说什么”。这时候，县乡干部一下子全部站到第一排的位置，他们将早已安排好的人推上去，向领导汇报，自己是如何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照顾，“有的甚至冒充爱滋病患者向领导汇报。”

　　更为恶劣的是，2005年春节，温家宝总理来到文楼，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总理提出给文楼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实际有3217人，而报上去的数字却多出883人，骗了总理8000多元。

　　文楼村支书刘月梅说，是“县领导的意思”。

　　曾在上蔡县分管过爱滋病工作的一位副县长总结道，对上蔡县的爱滋病防治而言，杨松泉没干过什么有用的事，刚开始疫情暴露时，跑得远远的，后来看风向变了，国家领导都来了，他冲在了最前头，好处落了不少，“实事没干，坏事不少”。

乡镇领导换届 陕西宜君县委贴告示：要官别找我


【网讯】中国官场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情况严重，值此省、县、乡各级党委换届之际，为阻止部分干部以及防止个别领导居中关说，陕西省宜君县委书记熊晖在宿舍大门贴了一张告示，告示明言：要官别找我。

　　依照中共中央部署，中共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领导班子将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初完成换届工作。因为“买官卖官”情况严重，中共中央今年初即首度公布有六名官员因此遭到查处。

　　陕西《华商报》报道，根据陕西省与铜川市安排，七月下旬以来，宜君县乡镇党委全面展开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为剎住猖獗的“跑官要官”风气、挡住说情者的路子，熊晖在休息室大门与卧室小门张贴告示。

　　告示“敬告来访者”说：凡属干部个人职务调整等事宜，一般不予接洽，敬请谅解。有上述事宜的来访者，按以下办法办理：凡推荐或自荐要求变动职务者，一律到县委组织部向部领导面谈，并填写干部推荐表；凡携带财物的来访者，请自行带回，否则一律取消请托人及本人考察（原文为查）资格；县级领导推荐干部，也应先填写好干部推荐表，方可接谈。

　　报道说，熊晖贴出告示后，上门要官或说情的人果然变少了；告示贴出前，“找的人太多，影响休息。”他说，“坦率地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下下策，因为上门的人太多了。”

　　据表示，找上门的人有些是真才实学怕被挤掉，也有混水摸鱼跑官要官，还有受人之托前往说情的。无论目的为何，无一例外都带着礼物。

赴韩考察新农村 村支书：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


【网讯】“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近日东北某省会城市市郊的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老徐唠起赴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的感受。

　　《经济参考报》报道，据老徐介绍，今年3月27日到5月12日他所在的市连续举办了六期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班，每期培训班选出二十名优秀学员赴韩国，进行为期六天的新农村建设考察。

　　出去转了一圈，老徐心里并不踏实。他说，出发前，书记们个个信心满怀，决心要把韩国的“经验”带回来，力争在本村“开花结果”，可是去了也就是热热闹闹看个新鲜，开个洋荤，啥也学不到。

　　尽管是市里替他们付的学费，但老徐觉得这笔学费花得不值。当过多年村会计的老徐算了一笔账：一百万元可以帮十所村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可以建三十个村文化室，可以救助一百个因家庭困难辍学的学生。老徐说，他所在的村灌溉条件差，建一个水库是乡亲们多年的愿望，修水库只要二三十万元，这次出去花的钱，如果给他们村就派上大用场了。

　　老徐说，这次在韩国的几个景点都遇到来自国内一些县、乡的参观考察团。他们去的韩国乡村，有的打出了针对中国的“欢迎新农村建设考察团”的汉字简体字幕或条幅，新农村建设学习考察已成为韩国的旅游项目之一。

　　看到这些，老徐心里有些不安。他算了一笔大账：全国共68万个行政村，如果1/10的村党组织书记都去韩国学习一趟，每人花一万元公款，得花掉七亿元，那还了得？

　　“不管啥事，一刮风就不好了。”老徐说，当年“农业学大寨”，他也随着好几百万人到过虎头山参观，可学大寨学到的是平均记工分、不顾生态垦荒造田和田头地角的批斗会，真正学到大寨精神的并不多。前几年，浙江的“温州模式”走红全国，参观考察团像潮水一样涌向浙江，他也去了，但都是“去了激动，看了感动，回来不动”。

　　“外地经验不是不可以学，国内的华西、南街都是新农村建设的好典型，没必要找个借口就出国取经。”老徐说，就算拿“新村运动”做样本，也犯不着弄出那么大的动静。现在印刷条件那么好，音像手段那么多，请专家弄一批材料，让电视台拍一批录像，花得了几个钱？农民读了材料、看了电视，效果肯定要比成群结队的“韩国游”好得多。

　　此前有报道称，中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有意向韩国取经，在未来三年将派出三万名农业官员学习，重点考察学习“新村运动”。不过有评论却认为，这一作法对中国农民没有好处，他们还没有从“建设新农村”的活动中得到什么好处，一不留神还先为这些官员的学习考察活动买了单。但更坏的结局可能还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官员们在把从韩国照搬照抄“新村运动经验”用削足适履的方式运用到中国农村，那可能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北京奥组委官员透露刘志华腐败案仍在调查中


【网讯】距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整整两年时间，人们在关心筹备进展的同时，还关注其中涉及的官员腐败。据北京奥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曾负责奥运建设工程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仍在调查中。

　　据BBC报道，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在被问及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腐败案的进展时说，案件还在调查中，现在还没有正式提出起诉。

　　今年六月被免职的刘志华，曾经是负责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同时负责北京奥运的建设工程。日前有消息传，刘志华及其下属金焱已被送到新疆审查。

　　北京奥组委一直表示，对刘志华的调查，不会影响奥运会的筹备工作，31个运动场馆的兴建工作仍然按计划进行。

　　8月3日，北京奥委会和各部门负责人还签署了"廉洁办奥运"责任书，确保今后两年不再出现贪污腐败问题。

　　有关2008年的奥运会是否将真正现场直播的问题，王伟回答说，将现场直播，不会有几秒钟的延后。

　　中国在直播领导人发言或者娱乐节目时，通常会作几秒钟的延后，一般认为这是为了确保直播过程中不出差错，避免尴尬。

　　另外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向中国外交部和北京奥组委递交了一封信，要求北京信守诺言，减少对外国记者的限制。

　　该俱乐部主席刘美远说：“中国对外国媒体的控制，与中国向国际奥委会表示将允许自由报道的承诺不一致，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的精神。我们希望中国尽快开始奥运会主办国应该有的新闻自由。”


女贪官被捕时连说“半仙”预测的真准


　　中国儿童中心原主任赵顺义，涉嫌贪污、受贿150多万元，8日被诉至北京一中院。因为没能度过“半仙”预测的“平安期”，特别相信算命的中国儿童中心原主任赵顺义在被捕时连续说了两遍：“真准！真准！”

　　从报道中可知，身为正厅级干部的赵顺义十分迷信，在专案组对其侦查期间，她花了两万元到一个算命先生那里求了一个“护身符”。护身符上说：“只要平安度过5月15号，就万事大吉。”没想到赵在5月13日晚洗澡时，“护身符”被泡湿。所以当检察机关办案人员5月14日将其抓获时，她竟说：“真准！真准！”

　　人民网的评论指，不知这到底是一幕讽刺剧还是一曲灰色的幽默，贪官东窗事发，竟然还坚信算命先生的“护身符”十分灵验。既然相信有这一“灾”，为何不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俗话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不是算命先生能够神机妙算，而是贪官都逃脱不了被法律制裁的下场，算命先生不过是深谙此道而已。

　　一个“真准”，并非算命先生的“高明”，其实恰恰暴露出了贪官内心里的那种恐惧和侥幸心理。一边贪婪无耻、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权力疯狂地攫取个人利益，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一边又惶恐不安，惧怕那无处不在的监督目光，于是寄希望于算命先生的“先知”来为自己化险为夷。只是这一“真准”准了又怎样？还不照样锒铛入狱、囹圄终身？

　　文章指，其实，不管贪官算命也好，求神拜佛也罢，都是贪欲下的心灵畸变。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听到“女大师”殷凤珍胡诌的一句“你要想当省长、省委书记就信佛”便笃志不疑，把烧香拜佛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听“大师”说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胡建学便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修上一座大桥。而在樊淑玲随身携带的包中，大大小小的“符”占据了她手提包和钱夹的每一层，办公桌里则摆设着“天令”。只是如此虔诚算命拜佛，非但没有“保护”他们仕途风顺、家财万贯，反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一种笑料。（作者：陆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