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学习江选热潮 彰显两任领导人关系密切

掀学习江选热潮 彰显两任领导人关系密切


　　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本周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文选》（江选）后，官方舆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人民日报》更在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八十大寿当日（17日）发表文章阐述学习《江选》的重大意义，并刻意点明胡锦涛亲自领导了江选的编辑工作，江泽民审定了收入文选全部著作，彰显中共前任和现任总书记团结一致，关系紧密。

　　这篇题为“论《江泽民文选》的重大意义”的长篇文章透露，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和胡锦涛亲自领导了编辑工作，对编选工作原则和编选工作进展等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共政治局全体成员认真阅读了文选收入的全部著作，对编选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江泽民本人审定了收入文选的全部著作。

　　有分析人士认为，江选的高调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第三次权力交接，前两次分别是2002年交接总书记和2004年交接中央军委主席，这次《江选》出版可看成是党内理论权力的交接。

　　分析人士称，但《江选》的热度将在今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有关和谐社会的决议后下降。届时，胡锦涛主导的和谐社会理论将被推至新的高度，成为指导中共现实政治的新学说，江选将同毛泽东选集（毛选）、邓小平文选（邓选）一样，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17日的文章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为中共创建以来“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三大理论”。

　　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共正式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为“三大理论”，并无厚薄之分，但从字面上讲，思想应该比理论更博大；从称呼上看，“三个代表”被称为“重要思想”，也似乎比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更抢眼。

　　但分析人士也指出，这种名称上的差别已经不那么令人关注了，因为几十年来形式雷同的政治学习已经让大多数民众对政治读物产生了“审美疲劳”。就在《人民日报》高调赞颂江选重大意义的同时，与大陆官方关系密切的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是中国政局的“又一次拐点”。

　　文章引述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六中全会首次将和谐社会作为一次全会的主议题，表明新一届领导者正把“和谐社会”推到自两年前提出以来的最高点。这意义不亚于1935年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停止阶级斗争、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在理论层面确立新的治党学说并成为拐点。

　　不过，北京有关学者对六中全会是否有这么大的意义表示怀疑。这名学者指出，中共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共面临存亡危机之际，全面否定原有的政治路线，提出新的路线，而目前的中共显然没有否定现行路线的必要。和谐社会理论固然受到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它不会割断与“三个代表”的传承关系，它要和“三个代表”取得同等地位，还需不断完善和实践检验。

官方舆论掀起学习江选热潮
　　突出胡锦涛领导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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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

　　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本周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文选》（江选）后，官方舆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人民日报昨天发表文章阐述学习江选的重大意义，并刻意点明胡锦涛亲自领导了江选的编辑工作，江泽民审定了收入文选全部著作，彰显中共前任和现任总书记团结一致，关系紧密。

　　这篇题为“论《江泽民文选》的重大意义”的长篇文章透露，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和胡锦涛亲自领导了编辑工作，对编选工作原则和编选工作进展等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共政治局全体成员认真阅读了文选收入的全部著作，对编选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江泽民本人审定了收入文选的全部著作。

　　分析人士认为，高层在热捧江选问题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分歧，但目的恐怕不尽相同：有些人希望通过抬高江泽民的历史地位来巩固自己的现实利益；有些人则要通过“尊江”完成“送江”程序。

　　江选的高调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第三次权力交接，前两次分别是2002年交接总书记和2004年交接中央军委主席，这次江选出版可看成是党内理论权力的交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治分析人士说，第三次交接过后，新一代领导层的“送江”程序才算走完。

　　但江选的热度将在今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有关和谐社会的决议后下降。届时，胡锦涛主导的和谐社会理论将被推至新的高度，成为指导中共现实政治的新学说，江选将同毛泽东选集（毛选）、邓小平文选（邓选）一样，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昨天的文章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为中共创建以来“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三大理论”。

　　一名研究中共问题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共正式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为“三大理论”，并无厚薄之分，但从字面上讲，思想应该比理论更博大；从称呼上看，“三个代表”被称为“重要思想”，也似乎比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更抢眼。

民众对政治读物

产生“审美疲劳”

　　不过，这种名称上的差别已经不那么令人关注了，因为几十年来形式雷同的政治学习已经让大多数民众对政治读物产生了“审美疲劳”。同当年全国人民“学毛选”，尤其是文革期间人手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盛况相比，如今的领导人著作更多的是作为党校的培训教材和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资料。

　　就在《人民日报》高调赞颂江选重大意义的同时，与大陆官方关系密切的香港《大公报》昨天发表署名文章，指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是中国政局的“又一次拐点”。

　　文章引述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六中全会首次将和谐社会作为一次全会的主议题，表明新一届领导者正把“和谐社会”推到自两年前提出以来的最高点。这意义不亚于1935年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停止阶级斗争、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在理论层面确立新的治党学说并成为拐点。

　　不过，北京有关学者对六中全会是否有这么大的意义表示怀疑。这名学者指出，中共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共面临存亡危机之际，全面否定原有的政治路线，提出新的路线，而目前的中共显然没有否定现行路线的必要。和谐社会理论固然受到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它不会割断与“三个代表”的传承关系，它要和“三个代表”取得同等地位，还需不断完善和实践检验。

农民和下岗工人告诉陈光炎教授：
　　“如果现在有选举
　　温家宝是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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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泽玮

　　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教授说，中国目前已走到一个紧要关头，为了让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下去，中国领导人目前正从三大侧面下手：法律监督、良心监督以及由中央监管地方政府。而如果依循“十一五”规划所强调的“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的主轴，中国有可能发展成“柔性专制政权制度”（soft authoritarian)，最终再走向类似日本或新加坡式的民主多元社会。

　　在担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的高级经济师期间，陈光炎教授曾在中国进行多年实地考察，他透露，多次和农民及下岗员工接触时，他们都告诉他：“如果现在有选举，温家宝是会赢的。”

把“葡萄糖水”

输回给农民

　　陈教授说，胡温体制强调“以人为本”的路线，确实让一些在经改中利益被忽略的群体首次感到受照顾，而从农民和下岗员工的反应都可以看出，温家宝亲民的形象深入基层，声望非常高。陈教授指出，不同于前任领导人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曾在偏远贫困的省份呆过，他们较能体恤农民，有更大的决心把“葡萄糖水”输回给农民。

　　陈光炎教授昨日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所联办的一项国际研讨会上，和与会者分享他在中国的观察和对政局的看法。研讨会的主题为：“崛起的中国经济：朝向更均衡的发展”。

　　陈教授在演讲时指出，中国目前面对的一大问题是，经济虽然飞快增长，但是人民的负担却愈来愈重，因为教育费、医药费等重担都从国家转嫁到个人。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穷乡僻壤的农民没法尝到甜美的经济果实，贫富悬殊的扩大也为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土地被征用后、赔偿额偏低，征税提高，教育和卫生条件都不好，种种情绪堆积起来，都加深了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最近一项调查就显示，有87%的农村人口得自掏腰包支付医药费，而城市只有44%。

　　而经济问题往往又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陈教授拿印度象和中国龙比较说：“中国的城市—乡村收入比例是3.2，印度的是1.6，为什么印度的情况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权力，如果政策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不投票给当权者，但中国农民没有这样的权力。”

　　经济的那只脚跨出了，政治的那只也不能原封不动，要不然肯定会跌倒。陈光炎教授说，中国政府相信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据他的观察，为了确保“火车不出轨”， 当局已经插手，正从法律监督、良心监督、中央监管地方等三方面着手把火车头摆直。

　　陈教授说，中央正试图监管地方政府，可以从媒体的报道看出蛛丝马迹，例如央视的《焦点访谈》对各种违法和违反道德的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加以批评和揭露。

　　不过，由于政治改革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而法律制度又还不健全，陈教授认为，胡温体制目前倚重的是良心监督。前不久，宣扬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其目的就是尝试通过传统价值来约束不道德的行为。

　　“如果你有良心，一个湖南姑娘到工厂去工作，你会不发工资给她吗？”

　　陈教授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崩解，造成了意识形态真空，文化大革命又削弱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当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随之涌进的还包括贪婪、物质主义、残忍的竞争手法等等，人性中的怜悯和同情心一下子被淹没。在缺乏有效法律机制的监督下，市场经济引爆了紧张的对立、激化了社会不公、缺乏正义等现象。对内，胡温体制目前尝试把发展道路引向一个以中国传统道德观为主导的架构，磨平那些会伤人的棱角，消除那些残酷的贪婪，让中国最终走向多元社会。对外，传统道德观也能起软化作用，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虽然路上会有障碍，耗的时间也相当长，但陈教授对中国发展还是感到乐观，他以黄河为比喻说，虽然曲折，但中国最终还是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就像黄河那样，水一般上是从高山流向大海，但黄河很特别，它流到山西时，却突然转了一下，流了2000公里后，才往大海奔去。”
任何外来的都能变成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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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平

　　数年前，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因毫无中国特色，而在中国建筑界、科学界和民间引起激烈争论。2000年4月，该项目在一片质疑声中悄悄动工，但两个月之后，一批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南海最高层，要求重新审视既定方案，导致建设工程一度中断。

　　六年后的今天，在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其他都市，各种先锋派、实验派和超现代派建筑触目皆是，依然毫无“中国特色”，但科学家“公车上书”的事情却再也没有听说过。当然，反对和指责的声音依然存在，可是都已变得无力和无奈。

以最快的速度和世界接轨

　　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当某个外来的新鲜事物和思潮被主体大众所接受的时候，那就是名副其实的不可抗拒。中国城市建设的现状，是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最生动缩影。就如同经济改革之初的争论一样，很多人曾经誓言要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但是，由于一些主张和实践流于肤浅和表面，更因为“中国特色”一直没有挣脱自身的局限，结果便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和号召力。

　　中国很多旧有的传统建筑正在迅速消失，足以令几代人为之扼腕叹息。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肌体却不会真正萎缩。就像过去几千年从外部流入的宗教、文化、科技、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一样，今天几乎所有的外来事物，都终将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而且还将反过来使“中国特色”得到更新和充实。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两边，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都是典型的苏联式建筑，但若不故意提醒，很多人大概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式建筑本来就是如此。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却十分重要的哲学课题。如果你偏要认为某个事物是别人的，那它永远就不可能成为你自己的。

　　针对中国大陆现代化进程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台湾《中国时报》的徐淑卿前天发表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她认为北京在全心拥抱西方的建筑设计时，“虽然背对了过去的历史和传统，但却同时呈现一个面对世界的姿势和视野，渴望以最快的速度和世界接轨，而这样的好奇心与企图心，在台湾却是逐渐式微的”。

　　“渴望以最快的速度和世界接轨”，这一观察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整个中国大陆当前的精神状态，同时也可以以此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所有层面的各种现象，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包括正面和负面的。

　　然而，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好奇心与企图心”，恰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质部分。没有集体的好奇心、企图心或进取心，中国大陆今天就不可能有与世界接轨的愿望和迫切感；而在同一文化根源上的台湾，也就不可能拥有今天所看到的那些成就。至于目前台湾的“逐渐式微”，并非是中华文化背景下的常态，只能说是暂时误入歧途。

把资本主义变成自己的支持者

　　今年较早时，经常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马里兰大学进行民意调查的GlobeScan民调公司，在20个国家里就“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一次意见调查。结果发现，中国74％的民众认为“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体制”，这一比例超过了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71％）、英国（66％）和德国（65％），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拉美国家。

　　对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调查结果，西方的分析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大支持者”。这是一厢情愿心理下的误读。中国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并非完全了解，所以就谈不上毫无保留地支持资本主义。

　　事实上，中国只是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好处而加以利用，真正的结果反而是把资本主义变成了自己的支持者。就如同聘请欧洲人设计中央电视台大楼、“水立方”和“鸟巢”等奥运设施，中国只是把西方现成的经验和智慧，变成了强化自我的手段和途径而已，所有的果实最终都属于中国。

　　现在回过来再看中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许还能作出进一步的观察。

　　苏联刚刚解体之时，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家立即断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的天性”，所以苏联共产党垮台之后，俄罗斯将自动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可是，若干年后，当看到俄罗斯经济持续崩溃的情形时，格林斯潘恍然大悟地得出了新的结论，他说，“文化才是人类的天性，市场经济却不是”。

　　中国采纳和运行市场经济已经有多年，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同样一种模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而在拉美、俄罗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成功，这与文化的特性是有根本的关联的。

　　长期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直是中国面对世界文明的基本态度和对策。所以，尽管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但中国都能巧妙地把这些外来的东西捏来捏去，将其塑造成适合自身文化、并且为自身文化服务的工具。

　　至少到目前为止，西方文化虽然在中国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走到反客为主的地步；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消失了很多，但还没有失去本身的精髓。未来的历史应该还会证明，今天中国所有的外来的东西，最终都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江泽民八十大寿 传高层办中南海高规格暖寿筵


【网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17日度过八十大寿，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亲自领导了《江泽民文选》的编辑工作，并对编选工作原则和编选工作进展等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江选》一直被外界视为中共献给江泽民的生日礼物。另有消息称，在江泽民大寿之前，中共高层还特别为其在中南海暖寿。

　　有香港媒体报道，两年前交棒退休的江泽民近日欣逢喜事，既有《江泽民文选》的出版，17日又在上海寓所欢度他八十大寿。此前，中共高层还特别为他在中南海暖寿。报道称，8月3日晚间，中共高层在江泽民保留于中南海的居所中为其举办祝寿晚宴，虽是“私人活动”，但规格极高，包括胡锦涛等高层都前往祝贺，副总理曾培炎甚至专程赶来，隔天又匆匆赶回秦皇岛主持会议，显示对江泽民欢度八十大寿的重视。而在八十大寿当天，江泽民回到长期居住的上海寓所，和家人和亲戚以私人聚会方式举办寿宴。

　　但对于江泽民八十大寿的活动，官方媒体至今没有透露。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自1989年天安门 事件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此次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一般认为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献给江泽民最好的生日礼物。中共中央和胡锦涛已经向全党发出学习《江选》的号召。

中国用地征地护地八大问题 土地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行将启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香港《大公报》17日载文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环境面貌变化巨大，各地建设十分蓬勃，但都牵连归结到“土地”二字，在用地、圈地、征地、售地、护地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甚至发生了一些因土地引起的纠纷。从宏观角度看，可列举与土地相关的八大问题。

　　第一，土地供需矛盾大。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道路、住房优化、休闲设施、退耕造林等，土地的需求量极大，人增地减的趋势年年持续。“十一五”期间，预计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量须控制在一百八十万公顷，即二千七百万亩(市亩，下同)，但同期整理土地后复垦补充的耕地面积为一百一十五万公顷(一千七百二十五万亩)，意味着“十一五”期间耕地面积仍将因各种建设而减少约一千万亩，供需矛盾之大不难想象。

　　第二，耕地日减死守难。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为解决基本的吃、穿问题，国家定下了耕地面积一亿二千万公顷(十八亿亩)的底线，其中基本农田应保持在不低于十五亿八千万亩的水平，建设用地更力求避免占用基本农田。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准的三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任何理由再占用耕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字，现时全国耕地面积为十八亿三千一百万亩，离十八亿亩的“死线”仅三千多万亩，倘建设用地全部用耕地，且又无整理复耕，则“死线”外的余额不足一年半就消耗殆尽。“十一五”期间，耕地减少仍是难以改变的势头，希望此后十年即到2020年时，能剎住这一不良势头，从此耕地水平保持稳定，更希望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第三，工业园区吞良田。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各地纷纷开辟工业园区，它们选址大多数是在城镇的近郊，这从交通运输、人员流动及能源供应等方面考量是合理的，倘工厂设在山旮旯，不但成本增加，招工也不易。但工业园区在城镇附近，其吞占良田是必然之事，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也难以面面俱到、周全顾及。有些地方政府更刻意调整规划，藉以避过国务院的审批。发展经济建工业园不是坏事，但能不能不占良田？

　　第四，城建土地超规定。中国十三亿人口，近年又在“城镇化”，城市建设用地量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城市人均用地超过世界著名都会纽约，那就不可理解了。2004年，全国村庄建设用地约二亿五千万亩，按同年农业人口计算，人均达二百一十八平方米，高出国家规定的最高值百分之四十五。国土资源部专家指出，城市建设人均用地远超合理水平，大量浪费土地资源，严重打击农民生计，恶化城乡失衡困局。

　　第五，农民失地年年增。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近十年来，被征地的农民多达四千万人，预料“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被征地农民约三百万人。毫无疑问，此事增加了国家在就业、职业介绍和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等方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失地农民的生活被迫改变，生计大受影响。

　　第六，赔偿不足又拖欠。俗语说：“十赔九不足。”这句话用在被征地的农民身上堪称十分贴切。绝大部分的征地纠纷都是由赔偿不足及迟迟未能发完赔偿款项所引起，这与农民工拿不到工资是同一性质的事。据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指出，农民被征土地的收入差额每亩平均至少三万元，北京等地更高达几十万元。再者，部分赔偿款项又常遭拖欠。

　　第七，非法圈地难抑制。自《土地管理法》实施七年以来，全国共发现一百多万宗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达五百多万亩。这当然大多数是地方官员干的“好事”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集经济发展与保护耕地职能于一身，相比之下，促进经济发展是非常明显的政绩，保护耕地肯定是等而下之，地方官员也就不能不“顾此失彼”了。

　　第八，协议出让不招标。本来，拍卖土地或招标出让是最为妥善的做法，也是最为公平的做法。但过往多年，许多地方的做法是协议出让土地，此举有两大劣点：其一，国有土地或集体所有权土地的出让价常常不是高价，无形中令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其二，协议出让成了某些地方官员贪腐的温床，官商勾结，以地谋财，包庇侵权，尽在于此。今年八月一日起，《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正式实施，规定商品住宅、娱乐等经营性用地必须招标买地。但愿从此可以堵塞官商私下“协议”的漏洞。

　　根据国土资源部8月14日公布的《地籍管理“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这次调查以摸清土地资源家底为目标，为严把土地“闸门”、严格资源管理提供基础依据，将基本建立土地统一调查制度，全面、准确掌握全国土地数据，建立城乡一体化、四级(国家、省、市、县)联网互通的土地数据库。

　　距离上次全国土地调查已有二十二年，期间建设和用地的变化巨大。中国的土地使用改革，以及保护农地和农民利益，仍然是“任重道远”。(李希敏)

弥补经济发展缺失 胡温采用“怀柔政策”


　　有专家称，中国目前已走到一个经济飞速发展，但民众负担增加的紧要关头，为了让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下去，中国领导人目前正从三大侧面下手：法律监督、良心监督以及由中央监管地方政府。而如果依循“十一五”规划所强调的“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的主轴，中国有可能发展成“柔性专制政权制度”，最终再走向类似日本或新加坡式的民主多元社会。

　　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教授，在担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的高级经济师期间曾在中国多年实地考察，他表示，胡温体制强调“以人为本”的路线，确实让一些在经济改革中利益被忽略的群体首次感到受照顾，而从农民和下岗员工的反应都可以看出，温家宝亲民的形象深入基层，声望非常高。陈教授指出，不同于前任领导人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曾在偏远贫困的省份呆过，他们较能体恤农民，有更大的决心把“葡萄糖水”输回给农民。

　　陈光炎表示，中国目前面对的一大问题是，经济虽然飞快增长，但是民众的负担却愈来愈重，因为教育费、医药费等重担都从国家转嫁到个人。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穷乡僻壤的农民没法尝到甜美的经济果实，贫富悬殊的扩大也为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土地被征用后、赔偿额偏低，征税提高，教育和卫生条件都不好，种种情绪堆积起来，都加深了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最近一项调查就显示，有87%的农村人口得自掏腰包支付医药费，而城市只有44%。

　　而经济问题往往又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陈光炎以印度和中国作比较，他说：“中国的城市—乡村收入比例是3.2，印度的是1.6，为什么印度的情况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权力，如果政策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不投票给当权者，但中国农民没有这样的权力。”

　　经济的那只脚跨出了，政治的那只也不能原封不动，要不然肯定会跌倒。陈光炎说，中国政府相信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据他的观察，为了确保“火车不出轨”， 当局已经插手，正从法律监督、良心监督、中央监管地方等三方面着手把火车头摆直。

　　陈光炎说，中央正试图监管地方政府，可以从媒体的报道看出蛛丝马迹，例如央视的《焦点访谈》对各种违法和违反道德的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加以批评和揭露。

　　但由于政治改革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而法律制度又还不健全，陈光炎认为，胡温体制目前倚重的是良心监督。前不久，宣扬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其目的就是尝试通过传统价值来约束不道德的行为。

　　虽然路上会有障碍，耗的时间也相当长，但陈光炎对中国发展还是感到乐观，他以黄河为比喻说，虽然曲折，但中国最终还是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中国公办大学贷款已到达警戒线 随时可能破产


【网讯】中国审计署近期公布的对中国农业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显示，中国大学贷款信贷业务存在潜在风险。当大学生徜徉在校园时，不知身处的大学可能已经破产。

　　据香港《成报》报道，一年前，当时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在作客“人民网”时透露：“现在全国有少数大学的贷款额度已经达到警戒线。”这句话的潜在意义就是：少数大学已处于财务危机边缘，往前跨一步就是破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去年底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二零零六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目前中国公办大学向银行贷款大致是人民币1500亿元至两千亿元，有些高校贷款高达十亿元至二十亿元，一些大学已经连利息都付不出来。

　　报道称，东南沿海有一所大学，面临还贷高峰期，已无还贷能力，在地方政府调解下，以“置换”方式转到另外一所大学门下，改换门庭。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核算，这两所大学已经破产。

　　中国中央于1980年代停止对国企拨款，银行对国企的贷款“非常慷慨”，最终成为国家财政巨大包袱。若贷款风险高度集中，大学把银行贷款当成了扩大规模，渡过难关的“提款机”，势必使大学走上盲目贷款，到财务危机，到不良贷款，到变成财政负担的国企老路，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报道指出，作为最终责任人的政府，加强对大学贷款的监控，合理控制大学贷款的规模，降低银行风险，避免大学重走国企旧路已是当务之急。

中央狠批内蒙古违规建设 意在敲山震虎


　　中国中央政府近日严厉查处内蒙古一家发电厂的违规建设和重大施工事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副主席岳福洪和赵双连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有观察人士称，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严厉，一来是为限制地方投资规模过快增长，防止经济过热敲起警钟；另外对地方政府也有敲山震虎的作用。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丰电厂在没有得到国家审批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建设规模为两台三十万千瓦的燃煤机组，工程总投资为28.88亿人民币。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施工事故，导致六人死亡，八人受伤。

　　报道称，现已查明，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存在越权审批、违规批准征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违反招标程序等问题，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之后，施工建设仍然没有得到制止。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16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内蒙古新丰电厂违规项目建设和重大施工事故做出严厉查处。会议同意对直接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七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两人，并责成对项目违规建设负有领导责任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副主席岳福洪和赵双连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

　　路透社发表文章称，这是北京中央政府首次对地方省级官员在贯彻防止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措施不力而做出的严厉惩处。

　　有观察人士称，中国经济过热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许多经济学家严重关切的问题，增长速度一直居高不下。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字显示，今年头半年全国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5%。中央政府担心，迅速增长的投资规模将导致生产过剩，增加银行坏账。

　　基于这种考虑，中央银行在今年4月进一步提高了银行借贷利率，并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对于各地投资项目展开紧急审查。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情况下，7月份工业增长由6月份的19.2%下降到16.7%，仍处于过热发展状态。

　　内蒙古是中国能源大省，当地政府对煤炭和电力投入了巨额资金。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报指出，全自治区违规建设的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所主任仲大军曾经去内蒙古考察电力工业，他表示，当地计划外发电项目的建设非常普遍。他说：“内蒙有亚洲最大的发电厂，就在呼和浩特南面的托克多县，全部工程完工之后，它的装机容量可以达到上千万千瓦。前年我去那里参观，他们在介绍情况时说，在计划项目之外，可能还要安装几台三十万千瓦的小型机组，给当地企业用电。”

　　仲大军说，各地方政府急于发展地方经济，纷纷上马这种计划外的建设项目，才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灵。他认为，这次中央政府借新丰电厂施工事故拿内蒙古官员开刀，有敲山震虎的意图，目的就是要警告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改变所谓“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局面。

　　绝大多数中国和国际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目前需要加强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但是一些专家也提出如何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经济观察评论员仲大军认为，在控制地方盲目发展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回到中央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的老路。

　　他说：“地方应该有它一定的自主性，不能说地方完全要按照中央的某些批文去办，那样就有成为原来的计划经济了。中国现在毕竟还是市场经济，中央调控不能抓得非常细，还是应该让各地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和自由发展的空间。”


十七省市增设“恶意逃薪罪” 拟立法列为刑事罪


【网讯】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已在十七个省市就增设“恶意逃薪罪”，并开展调研，拟通过立法将“恶意逃薪”行为列为刑事罪。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恶意逃薪”案件近年正呈上升趋势，但在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恶意逃薪罪”，警方惟有以其它罪名追究欠薪者的刑事责任，如此操作困难且成本高。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王力伟透露，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在十七个省市就增设“恶意逃薪罪”开展调研，相信不久将有突破性进展，通过立法层面向欠薪者问罪。

粤五年发案三千多宗

　　据最新统计，2001年至今，仅广东发生“恶意欠薪”案件已高达三千多宗，涉及职工36万多人，其中因欠薪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占六成以上。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已连续两年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欠薪逃避罪的议案。他认为，现行立法对欠薪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违法成本低是长期以来无法有效遏止欠薪问题的重要原因。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王力伟则表示，如果企业老板仅拖欠薪水而没有逃匿，一般不构成犯罪。所以劳动部门在移交警方之前要经过筛选，若拖欠薪水连续两个月、累计三个月以上，或导致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等，才视为“恶意逃薪”案件。

警方师出无名困难大

　　广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徐文海亦坦言，目前“恶意逃薪”对于警方来说还是个新名词，因为刑法中未设立这一罪名。在涉及此类案件时，警方惟有从其它犯罪行为着手侦查，如是否涉嫌合同诈骗、抽逃出资、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挪用资金等。如此操作显然困难且成本高。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王力伟透露，目前劳动保障部门正连手警方探讨构建打击“恶意逃薪“的长效机制，正制订中国首个《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恶意逃薪”的规定》，预计今年内可正式出台。

　　王力伟称，近年来广东企业的劳资纠纷频繁，仅今年上半年，全省工资支付方面的投诉举报和信访量高达5.7万批、15.2万多人次，涉及金额三亿多元。现时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已对“逃薪”企业及其负责人形成三大监控网：一是对企业工资支付形成红、黄、绿三类预警监控；二是定期赴企业巡查；三是将累犯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定期向社会公布。

　　据了解，这些欠薪“老赖”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当中包括一批来自香港、台湾、日本等地的老板。如惠州市的港资企业龙×电子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老板杨某因欠薪逃匿，造成六百多名工人巨额工资被拖欠，四十多家供货商被拖欠货款。

抗爱滋人士：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仍存有戒心


【网讯】正在多伦多参加第16届国际爱滋病大会的中国民间人士表示，中国政府虽然开始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爱滋病防治工作，但是政府仍然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存有戒心。

　　自中国政府2003年正式承认中国爱滋病疫情的严重性以后，中国民间从事抗击爱滋病宣导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得到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虽然中央政府展现了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抗击爱滋病的积极姿态，但政府仍然有戒心。

　　据美国之音消息，正在多伦多参加国际爱滋病大会的中国民间爱滋病活动人士贾平说：“应该说中国政府最近这两年来在各种官方文件当中，包括今年3月公布的《爱滋病防治条例》中，都表现出了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抗击爱滋病的积极姿态。今年的政策略有改变，强调以政府为主。我个人的理解是中央政府的政策逐渐变得开明了。但我还是要强调，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民间的参与存有一种戒心，也就是说把这件事情政治化了，尤其是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参与可以说加强了警惕的心理。同时非政府组织领域内部这些年随着资金的增加，资金来源的不同，非政府组织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加，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有的是政府不太喜欢的。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间组织内部出现了一些纷争，这些纷争带来了对非政府组织的许多负面影响。”

　　作为民间防治爱滋病活动人士，贾平是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类别的代表。贾平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内部出现的纷争表示担忧。他说：“我比较担忧的一点是中国民间社区的纷争，带有政治斗争式的纷争。纷争出现的原因一个是政府开了口子，民间社会开始崛起了，或者说至少在爱滋病防治领域。这些崛起的民间组织因为有了资金，就成为一种势力。那么这种势力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是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未来需要应对的。

　　贾平说：“政府既然已经开了这个口子，要想压回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没有民间社会的参与，爱滋病是控制不住的，中国就无法兑现国际承诺，也无法承担对自己国民的责任。”

　　另外，一位来自中国的民间组织代表孔德麟本人是血友病患者，是中国血友病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孔德麟表示，中国对其它一些抗击单一疾病的民间团体的关注不够，类似象中国血友病联谊会这样的民间组织的生存状况不佳。

　　他说：“生存状况比较糟糕，因为爱滋病大家都在关注，也有国际方面的干预。但是在其它的疾病方面，不单单是血友病，民间团体的生存非常困难。中国民政部有规定，单一疾病不能注册社会团体，这样就限制了我们组织的发展。很多事情想做，但是名不正、言不顺。”

　　孔德麟说，目前中国血友病联谊会是以一个注册网站的形式在活动。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的血液凝结方面的疾病，在出血时必须及时输血，凝血因子是血友病人经常使用的以保障生命安全的唯一药品。 中国河南等的非法、不洁采血造成了爱滋病的传播。已经有许多血友病患者被确诊因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爱滋病毒。

空口道德自拉自唱 “廉政宣誓”招百姓反感


【网讯】中国泛滥成灾的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导致民众的普遍愤怒。近年来，中国当局采取了一条杜绝贪污的新措施，这就是让执政党和政府官员进行“廉政宣誓”以及签署廉政承诺书。

　　中国政府没有公布这一措施的实效如何。但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显示，中国民众对这种措施表示怀疑。中国新华报业网刊登的一篇评论认为，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这种“廉政宣誓”是自拉自唱，令老百姓特别反感，因为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贪官“做一套讲一套”。

　　为了打击腐败，中国当局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对贪官实行监禁甚至枪毙。但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应该实行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这是有助于反腐的有力方法。

　　而对于各大媒体上的“廉政宣誓”新闻，每次都会受到舆论质疑。有评论人士称，宣誓者却面对舆论质疑仍然乐此不疲，这既折射出反腐工作的价值浮躁，更像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荀子说“人生而有欲”，腐败正是权力欲望突破法律底线之后的表现，在这种强大的欲望面前，“廉政宣誓”充其量只是一种“空口道德”——空口说说而毫无约束作用的伪道德。

《物权法》五审面临三道坎 个人财产再惹争议


【网讯】《物权法》将于本月22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第五次审议。对于中国现有民法制度中最为薄弱的物权环节，《物权法》从一开始就面临众多争议，目前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中对于个人财产姓社姓资问题再起争议。

　　争议一：个人财产姓“公”姓“私”？

　　在《物权法》的本质方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发表公开信，质疑《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姓社姓资问题再起争议。参与该草案制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则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不是私有化。他认为：物权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这部法律是制定民法典、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而且经过立法机关、法学家和实务部门、社会各界充分交流意见，是几代中国法学家的研究成果。

　　争议二：70年住房使用权待解释

　　一般人拥有的住房土地使用期限为70年。但在70年的期限后，对于一些住宅来说很可能还在使用。对于此类问题，《物权法》草案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届满，建设用地使用权消灭。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届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在期间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

　　草案中提到的建设用地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建设用地包括工矿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城乡住宅用地等，备受关注的住宅用地，只是其中的一项。因此，在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问题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研究认为，建设用地宜区分住宅用地和非住宅用地，要着眼于保障老百姓安居乐业。据此，在意见稿中建议将这一条修改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在期间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出让人应当同意。”“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根据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收回该土地的，应当参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支付土地使用费。续期的期限、土地使用费支付的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争议三：非法所得疑似合法化

　　关于这部法律会否导致非法所得合法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物权法》起草小组成员尹田等展开论辩。

　　《物权法》草案第4条规定：“……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左大培认为这是片面强调依据“占有”来界定“动产的权利人”，这种方式使来源于侵吞或盗窃公有财产的非法所得合法化变得极为容易。而尹田称其是对民法中“占有”制度的曲解。《物权法》中将动产的占有人“推定”为权利人，既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具有法律价值，并不影响其他法律如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应用。

　　《物权法》草案第58条规定：“国家投资设立的企业，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左大培认为这实际上还是把转让国家和集体的企业所有权的权力赋予了少数官员个人。而尹田表示，《物权法》规定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只不过是对宪法规定的具体化。政府有没有权力和权力行使的好坏是两码事，保证政府履行好职责需要其他措施来解决，《物权法》不能大包大揽。

《物权法》草案受关注 失物悬赏必须兑现成热点


【网讯】于22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将对《物权法》进行第五次审议。在草案中，关于失物悬赏必须兑现、征地补偿等成为热点关注内容。

机动车被定为不动产

　　《物权法》草案规定：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在草案中，机动车已经被明确规定为不动产，车辆的买卖和房产一样必须经过登记才能转让成功，否则就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规定的机动车登记，正是这样的物权登记。在《物权法》草案前，机动车注册登记应该认定为所有权登记；而机动车抵押等其他物权的登记，已经为担保法所明确规定。《物权法》草案明确了机动车登记的性质依物权法确定。但草案做出这样的规定与我国以前的法律有很大的冲突，因此一系列的法律也应做出变更才行。

失物“悬赏”必须兑现

　　《物权法》草案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和报酬。

　　现在，很多人在丢失物品的时候，都会以“悬赏”的方法，承诺给拾到物品的人一定“答谢”费。一些拾到物品的人也认为，拾到物品后希望事主对其拾到物品归还的行为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物权法》为鼓励这种行为，其中并没有规定，失主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但如果失主在悬赏失物时承诺给付报酬，在领取失物时就不能反悔，对拾得人付出的相关费用也应该予以补偿，这也是对拾得人的一种保护。

征地、拆迁必须合理补偿

　　《物权法》草案规定： 财产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并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违法拆迁、征收，造成私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因征地、拆迁而印发的矛盾和纠纷时有发生。补偿不到位、，没有明确的补偿管理细则，是征地、拆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

　　住宅改商用 须经业主同意

　　《物权法》草案第80条规定：将住宅改变为餐饮、娱乐等商业用房和将共有部分改变用途这两种情形，均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全体业主同意。

　　一些小区的住户，因所住一楼或家庭办公的考虑，有时将住宅改做商用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给其他的邻居带来一系列的不便，也会产生一些摩擦，但诉之法律却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因此会造成部分小区业主同开发商之间牵扯不休的矛盾。

　　相邻房屋的所有人权益受到侵害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大多数只能依赖相关行政部门采取行政手段，对房屋改做其他用途进行追究。

　　小区绿地、道路 属全体业主所有

　　《物权法》草案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道路以及物业管理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市政建设的除外。会所、车库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属于业主共有。

　　现在，小区绿地、道路产权等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时有发生。很多业主认为,小区绿地、道路、会所及车库应为业主共同所有，开发商把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费用已经核算在住宅开发成本之内了，业主等于投资了这些公共设施，在归属上，理应归所有业主。

　　《物权法》草案对此进行了规定，小区绿地、道路等确为业主共有。另外，问题突出的会所和车库，基本分为几下几种情况，开发商在计算公摊面积时把车库和会所的面积已经计算在内、开发商把建造车库和会所的成本核算在住宅成本之内。

　　针对这些情况，《物权法》草案在认定会所、车库的归属问题上规定，会所、车库的归属，有规定的，按照约定，除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应属业主共有。

《物权法》草案艰难问世 七年经历六个版本


　　物权法起草始于1998年。第一个面世的物权法草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领导的物权法起草小组于1999年10月完成，2000年3月作为学者研究成果公开出版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

　　一个月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领导的物权法起草小组于2001年4月作为学者研究成果公开出版了《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为物权法草案的第二个版本。

　　两年后，第三个物权法草案问世，该草案是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在两个学者草案的基础上完成的，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于2002年1月开始广泛征求意见。

　　2003年12月23日这一天值得每个关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人记住，万众瞩目的民法草案终于“浮出水面”，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上，被首次提请审议。物权法是其中的一篇。草案的物权法部分，主要规定了物权的概念、基本原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登记制度和物权的保护等。

　　该民法典的草案公布后，在法律界的评价比较复杂，赞同与批判同时存在，但法学界和全社会总的愿望则是期望中国的民法典在此后继续得到审议并尽快出台。然而，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顺利，2004年人大换届后，再没有看到关于民法典整体立法的具体日程表，而是听到了在适当时候安排民法草案物权编审议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修订稿和委员长会议审议稿分别于2004年8月和10月成稿，均为在有限范围内发放的专家讨论会上用的草案稿。

　　2005年6月2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物权法草案又被提到大会的审议议程。

　　在物权保护方面，增加了在权利人的物权受到侵害时的解决途径、侵害物权追究刑事责任及相邻侵害不受两年诉讼时效限制这三方面的规定，并且对进一步扩大担保财产范围、征地拆迁补偿应到位、立法严防国资流失等问题进行了审议。

　　同年10月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又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了第四次审议，对国家所有权、城镇集体财产的归属、征收、征用和拆迁、社会团体的财产、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追回被盗、被抢的财务、特许物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担保物权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修改，同时草案的文字表述还按照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要求进一步做了修改，并对公示、相邻关系等增加了名词解释。


传广东高层拍板建深中大桥 或影响港珠澳大桥


【网讯】有消息人士透露，广东高层已拍板决定修建深中大桥，又指政府一直低调处理修建深中大桥一事，是担心修建深中大桥可能会影响港珠澳大桥的规划建设。

　　据《香港商报》报道，该名消息人士属广东省内相当级别官员，他在日前宴请一到访代表团时透露，关于深中大桥，媒体早有报道，现时广东高层已拍板决定建设，正欲开展立项工作。至于今年两会期间，广东发改委有官员否认建设深中大桥，则是一种低调处理，担心修建深中大桥可能会影响到港珠澳大桥的规划建设。

　　据广东省发改委的官员称，对这一消息并不知情，拒绝接受媒体关于深中大桥的采访。而深圳规划方面的官员亦表示，对粤府拍板建深中大桥这一消息也不知情，可能还未到规划落实的阶段，根据目前所了解，深中大桥仍停留在可行性的研究阶段，但这一大桥当然肯定要建设的。

　　长期从事粤港跨境基建研究的中山大学教授郑天祥则称，深中大桥在广东“十一五”规划中早已列入，现时低调处理，是为避免抢港珠澳大桥的“风头”，所以政府是只做不报道，比较理想的做法是2013年建成较为合适。他又称，其实省里一直是同意建深中大桥的，2002年，欧广源副省长到香港开会时就提到，希望有港资参与建设，由于沿海高速公路东西两段都已完工，虎门大桥的运力也会逐渐饱和，深中大桥建设的必要性越加显现。

　　对于建设深中大桥，可能会影响到港珠澳大桥建设和以后的利益分配。有香港运输界人士对称，路程短，成本低，分薄物流量，深中跨海桥的修建必威胁港珠澳大桥。但香港大学地理系王缉宪博士则认为：“港珠澳大桥的真正功效在于发挥旅游资源集聚的作用，将澳门的赌场和香港的迪士尼乐园连接起来。因而与其多建成一个Y，不如多建一座桥，用来货运。”

　　而深圳市城市规划研究院普军博士称，深中大桥定会建设，它可以加强深圳的城市竞争力，奠定深圳在珠三角的区域优势地位。由于深中大桥可以连通江中高速公路和深圳机荷高速公路，也连通厦深高速铁路，另外，深中大桥的延长线即可抵达深圳龙华高速铁路枢纽站，由此连接广深、广珠铁路，以及最终通往南宁和越南、新加坡的泛亚铁路。可以说，深中大桥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可帮助深圳找到自己的城市定位，以及在珠三角清晰“位置”，加强深圳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的联系与合作。

　　不过，有珠海专家则认为，深中大桥的建设对中山受益更大，而对珠海则没有港珠澳大桥带来的利益多。珠海市宏观经济部门的权威人士分析指，深中大桥对于对接整个珠江口东西岸城市群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借助此桥，可令深圳的加工业、高科技、物流等产业沿江中高速公路(以深中大桥为连接点)与广湛高速公路带为依托，实现生产要素的流通与产业转移，促成东西两岸城市群的共同发展，催生中山、江门等城市的新一轮腾飞。但对于处于交通末梢地位的珠海来说，可能收效相对较小。

　　另据一位中山市知情人士称，对于建设深中大桥，中山一直有这个意向，只是基于现在条件尚未成熟，政府方面不便透露详情。他表示，兴建深中大桥不是单方面能促成的，内里牵涉的东西极其复杂，但一旦兴建，对中山将来发展必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了解，在《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04─2030)》中，深中大桥被称作深圳至中山跨珠江口工程，主要功能是跨珠江口通道，连接广深、广珠东线、机荷、江中高速公路。建设时间是2010年到2020年，属于路网建设的中长期规划。

　　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提到“东拓西联”，“西联”即通过跨珠江通道的建设，加强与珠江西岸乃至西南各省的社会和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深圳的经济腹地；通过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与惠州、粤东北等东部地区的联系。

新政绩观浮出水面 摆脱万能政府成理性选择


　　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人民论坛》文章指出，各地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时，指标体系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

　　既重经济指标，又重民生指标，传统视野中的“软”指标正渐渐变“硬”，将公民满意度、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终极标准，这意味着“以人为本”正成为政府的核心理念。

　　多年来，发展指标一直存在“硬指标”和“软指标”之分。国内生产总值、财政税收这类指标，被一些地方所追捧，属于“硬指标”一类；而城市污水处理、每万元生产总值能耗这类指标，因各种原因常被冷落，属于“软指标”。

　　在各地相继通过的地方发展规划中，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这些正逐渐退出政府的指标体系，被节能、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新指标取而代之。

　　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认识到，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养老忧虑是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城市噪声问题，农村医疗卫生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房价高、上学难、看病贵，以及环保、治安等各类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最让百姓牵肠挂肚的，也是地方政府普遍关注的。

　　随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逐渐退出一些领域，摆脱“万能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形象，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自觉的理性选择。体现到发展指标上，就是分类设定发展指标。（作者：陶建群）


大量医院瞒报三分一死亡病例 两成医院干脆不报


【网讯】中国卫生部一位发言人表示，中国的医疗机构对三分之一的死亡病例不报告，有大约20%的医院干脆对任何死亡都不报告。

　　“报喜不报忧”的悠久传统在今天的中国有了一种新的表现。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报道，卫生部一位发言人发言人表示，大部分的医疗机构对三分之一的死亡病例不报告，这种做法对有关当局控制和预防传染病的努力造成了障碍。

　　有批评者指出，中国隐瞒坏消息的做法是制度性的，政府各级部门经常隐瞒传染病之类的消息，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的批评。但中国最高立法机构正在审议有关议案，规定对那些在没有政府官员批准的情况下报道所谓“突发事件”的新闻机构可处以五万至十万人民币的罚款。

　　据了解，这一立法将让政府官员能够更加有效地限制包括疾病、暴乱、罢工、突发事件以及其它事件的新闻报道。一直以来，政府官员都限制新闻媒体，但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而不是法律规定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新闻从业人员表示，他们总是收到来自政府宣传机构的文件，对包括突发新闻在内新闻的限制。但一些报纸和杂志并不理会这些文件。如果这一法案通过，这些媒体不得不冒经济上受损失的风险。

　　报道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对突发事件作出任何定义。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表示，地方官员很可能对这一法案有着不同的阐述，将突发事件的定义扩展至因土地征用、环境污染、贪污而导致的社会骚乱。

　　批评者认为，这是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新闻自由的举措。与此同时，也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采取这种举措，显示了当局对中国新闻媒体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减弱。

涉安全保密问题 专家称中南海部分开放为时过早


【网讯】中南海被列入第六批文物保护名单，由此引发了有关中南海文物保护和能否开放的话题。北京的一些文物专家17日表示，中南海作为中国高层官员办公、生活所在地，涉及安全和保密，目前谈及中南海部分开放还为时过早。

　　据中新社消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认为，中南海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单，纯粹是因为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北京市按照文物保护规定的最高级别，将中南海按照整体“原状不动”的原则加以保护的，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徐苹芳表示，作为皇家园林的中南海，当时考虑国家高层在中南海办公的需求，在原有的空地上建立了现代化的办公房，现代革命文物占很大比重，这说明当年的文物保护意识并不强。但瀛台、怀仁堂等主要建筑和园林景观保持了历史原貌。

　　年逾八十的中国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曾多次被请入中南海商议如何保护这里的古建筑。他透露，除去一些文物古迹在“文革”时遭破坏外，中南海里的古建筑基本保存完好。

　　中南海建于辽代，明清时期与北海被圈定为皇家御苑，1949年后成为中央和国务院办公所在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高层官员曾居住于此。1980年代中南海部分景观曾对外开放一段时间，其中毛泽东旧居菊香书屋最引人注目。


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退休 空军副司令马晓天接任


【网讯】有消息称，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马晓天中将接任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校长，原担任此一职务的裴怀亮上将已于近日退休。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1949年8月出生的马晓天是河南巩义人。1965年7月入伍，196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2000年晋升空军中将军衔。1993年5月至1994年4月，他曾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1999年6月至2001年1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2001年1月至2003年7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2003年7月起任空军副司令员。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

　　据了解，原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刚于6月24日被授予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与其一起接受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授衔的还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孙忠同、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空军政委邓昌友、二炮（战略导弹部队)政委彭小枫、北京军区政委符廷贵、兰州军区政委喻林祥、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

　　据了解，胡新晋升的这批上将，很多都是1960年代的政工军官。北京分析人士指出，一批年轻化的政工军官今明两年将陆续晋升少将和中将，并在军中担任要职。分析人士认为，这十名新科上将不仅都是手握重权的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大学的负责人，甚至不乏明年中共十七大后进入解放军最高指挥机构——中央军委的军政新星。

贪官行贿被反骗 前郑州市委书记“丢”两百万


【网讯】前河南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今年3月因贪污超过六百万人民币被撤职调查。虽然王有杰贵为副部级高官，但也是一宗诈骗案的“受害者”，前后被人骗去了约两百万元现金。

　　据香港《日报》报道，王有杰曾先后出任河南省漯河市市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及河南省人大副主任。据透露，2001年，在香港做生意的王有杰儿子王辉因“重大经济问题”被中纪委扣留调查，王有杰虽然找了很多关系但都没有能将儿子“救出来”。

　　后来有人将在深圳认识的吴建军介绍给王有杰，吴自称是某退役老将军的干儿子。吴建军取得王有杰信任后，就多次向王有杰要钱“打点中纪委官员”，王有杰先后将约两百万元现金托该名退休官员转交给吴建军，最终被骗。

　　王有杰，是2005年河南省第二个出事的高级干部，也是迄今为止河南省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王有杰出事后，曾被“誉”为“第二个胡长青”。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04年4月11日，还曾在河南省博物馆举办过个人书法展。与同为书法家的贪官胡长青相似，他也到处题字不少。2005年7月30日，河南省人大刚宣布王有杰辞去副主任一职，第二天，其题写的“漯河市实验中学”校名右下方“王有杰题”四个字即被铲去。今年3月，王有杰被撤职调查。

　　河南坊间对于王有杰的落马流传着几个版本：有说是儿子牵出来的，也有说是平顶山市的副市长冯留成。冯留成，原郑州市邙山区（现惠济区）区委书记，据说冯与王有杰关系很好，冯是被王一手提拔的。2004年冯从邙山区调到平顶山任副市长，不到半年就被双规了。河南省人大一位领导说，据他掌握的情况，王有杰案是从这两人打开缺口的。还有一种说法，王有杰的东窗事发，与其在1995年至2001年间任郑州市委书记并任省委常委期间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被双规甚为相关。


陈光诚的三名律师被警方拘留

为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辩护的三名律师被中国警方逮捕。陈的其他支持者遭到软禁。

已到达沂南的援助陈光诚律师团的三位成员，星期四晚被诬陷偷窃，遭到殴打，后被带回派出所。

张立辉和李方平在被讯问两个多小时后释放，许志永仍被羁留。

与此同时，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北京警方拘留审查，罪名是"涉嫌违法犯罪活动”。

美联社说：这显然是想阻止这些律师为陈光诚辩护。

中国内外的法律专家批评当局的做法是企图干预这次审讯。

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美国学者科恩说，这次审讯是一场闹剧。

高智晟在今年二月曾发表紧急声明，指当局打压各地绝食维权活动，并且宣布每周六在自己办公室进行24小时绝食，抗议当局粗暴侵犯人权。

他说，有关方面一直对他进行监视和跟纵，并且投诉曾经遭到跟踪警员的殴打。

山东被捕

从本周三起，就有外电报道说，高智晟于周二在山东姐姐家被警察突然抓捕，目前关押地点不明。

报道说，高智晟因看望病危的姐夫已在山东东营市呆了近半个月。星期二中午他姐姐家被十几名便衣警察闯入，将他逮捕。

由于他姐姐家电话被切断，所以在高智晟被抓走24小时后，消息才透露出来。 与此同时，高智晟在北京的两个侄子也被带往派出所，他的妻子也无法联络到。

捍卫公民权利

目前，中国有许多律师进行维权活动。但不同的是，高智晟还为邪教法 轮 功追随者进行辩护。

高智晟认为，作为律师就要捍卫公民权利，防止当局在法律外打压公民。

有评论认为，当局此次行动也许只为山东盲人律师陈光城18号的开审而暂时限制高智晟的自由，但是也可能是全国性的逮捕行动的前奏。

新华社说，高智晟，男，42岁，汉族，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小关北里11号楼7单元202室。

程翔陆建华案备受关注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程翔案8月15日在香港开庭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涉嫌透露国家机密案又有最新进展，继本周二程翔出庭之后，与他同案被起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华今天（8月17日）也出庭受审。

陆建华被捕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并且是中国权威年度报告“中国社会蓝皮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智囊之一，经常接受媒体采访。2005年上半年，陆建华因为涉嫌向程翔透露国家机密而被逮捕。此后，包括香港记者协会在内的许多自由新闻组织和人权团体纷纷以公开信等形式，要求中国政府对程翔和陆建华案件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处理。在本周二程翔出庭之后，陆建华也在两天之后出庭受审，据香港媒体报道，对程翔的审讯持续了一天，而陆建华的庭审只有90分钟。而且所有审理过程都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两人的家属都没能在现场旁听。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对此表示：

“陈先生和陆先生的家人都没有知会进入法院听审，我们觉得这是很坏的安排，其它传媒也不能够进入法庭听审，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到达中央政府的耳中。”

在程翔出庭受审之前，香港记者协会组织了一次烛光祈祷晚会，对他和陆建华进行声援。据胡丽云女士透露，大约有1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烛光晚会，其中包括了传媒界以及政界人士，还有一些与程翔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向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表明态度，也就是希望程翔和陆建华能够得到公正对待。关心此案进展的香港立法会委员李鹏飞也出席了这次晚会，但他表示，程陆两人被定罪判刑的可能性非常大，只是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考虑到他们以前对国家的贡献，从轻发落。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表示，如果程翔和陆建华最终被定罪的话，对于香港媒体和海外媒体的相关从业人员将是一次重大打击：

“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位先生被定罪的话，对所有的人，不但是香港，或者是国内的传媒都是一个很坏的消息。香港很多传媒工作者都在国内进行不同类型的采访，但我们对国内的法律还有很多不认识，不明白。好像程先生，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传媒工作者，也会遭遇这种事情，那对于年轻的记者来说无疑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胡丽云女士同时表示，已经有国内和海外的同行向她表示，由于中国内地很多法律规定并不明晰，比如对于国家秘密的定义很模糊，因此很担心一不小心，程翔和陆建华的遭遇就会发生在自己或者为自己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身上。因此，程翔和陆建华的案件最终结果将会对香港，乃至海外媒体产生巨大影响。香港记者协会也将继续关注程翔和陆建华案件的进展，并根据法庭的判决结果和两名当事人家人的态度而决定如何采取下一步措施。

中国在陈光诚案开审前拘捕两律师

路透社北京消息，就在中国本周五开庭审理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前夕，陈的辩护律师透露说，两名为陈光诚案而奔走呼吁的律师许志永和高智晟被官方拘捕。

协助辩护工作的北京法学博士许志永被指偷窃，被公安强行带回公安局。而另一名支持者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周二亦被便衣公安强行带走，目前下落不明。陈光诚的律师指当局是要阻挠案件的辩护工作。

针对来自山东的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庭审周五开始，中国官方的起诉罪名是陈在参与维权示威活动中“故意毁坏财物”及“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陈光诚的律师维权律师张立辉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就在他与许志永及李方平律师刚吃完晚饭，从饭店出来时，随即被六、七人包围，其中一人指许志永偷了他的钱包，他们并殴打许志永，其后有公安来到，强行把许志永带走。这位律师认为这是当局惯用的手段，目的是要阻挠他们的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说，另一名被当局视为眼中钉的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在八月初往山东省东营市探望病危的姐夫时，十几名便衣突然闯入他姐姐家，部分人按住高智晟，使他不能出声，而他的姐姐被关进另外一间房，并且威胁她不准讲话。在几分钟之内，这群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和理由的便衣就把高智晟抓走。


港媒：程翔－猪瘟－新大选与中日关系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香港报摊
本周，香港记者程翔被新华社宣布为台湾间谍之事，在香港媒体引起了强烈震动。不管对这一说法是否完全相信，香港许多都根据自己的线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另外，四川的猪链球菌疫情和日本决定提前大选，也引起了本周香港媒体的关注。

针对程翔事件， 香港《太阳报》前天报道，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被北京市国安局以间谍罪逮捕后，坊间对程翔涉及间谍罪的原因流传嗵不同版本。报道写道：“程翔涉及间谍罪主要与金钱及女人有关，以致泥足深陷。事件始于程翔在九八年出任《海峡时报》记者并被派驻台湾，当时有自称某基金的人士主动接触程翔，请他专写有关内地社会、经济及军事的文章，并大赞程翔文章有见地，更以每三千字二万元重酬支付他的稿费。据悉，程翔后来发现撰写的稿件未有刊出后，曾欲停止写稿，更向该基金查询，基金直认与台湾国安局有关，并对程翔「软硬兼施」，一方面指程翔已写了那么多稿，亦频说不会有事，加上程翔亦觉得确实有金钱需要，终于身不由己地走上间谍之路。其后有关人士却对程翔说，他的文章「未够料」，故程翔惟有找内地「朋友」帮手，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华，而代陆建华传真稿件的社科院办公厅主任助理陈辉，则于去年底在北京某大酒店的商务中心，将一些有国家政经情况的稿件传真给程翔时而引起注意，令事件被揭发，陆建华被拘查时和盘托出幕后活动情况，令程翔曝光。”

报道接着写道：“程翔五年间共收取了五百多万元，但以稿费名目支付陆建华的只有十六万元，余下款项何去何从不得而知。……消息人士透露，程翔收取大笔金钱亦与感情有关。程翔与一名香港女子有一段情，太太刘敏仪对程翔的钱银又管得紧，故程翔在深圳买了一层楼，以便享受二人世界，亦可推说是到内地采访，以避人耳目。程翔要维系这段感情，确实需要一定的金钱，而他四月被捕时便是到深圳与女友相会。”

另外，中国农业大省四川爆发人猪感染链球菌的疫情，虽然基本得到控制，但依然是本周香港媒体关注的问题。据香港《明报》报道，该报记者一直在最前线采访，深感这一致命怪病除了「天灾」（内地专家指是因天气酷热原因，导致猪发病），更与「人祸」有关。《明报》的报道说：“有专家指，这与农民为了经济利益，在动物饲料内滥添抗生素及激素有关，大大提高了病菌的抗药能力，使疫症一发不可收拾。四川一地方官直言，农民饲养滥用激素情况普遍，他甚至预言「下一种怪病可能会出现在水产上」。……疫情最严重的资阳市伍隍镇江西村农民吴先生对记者坦承，农村多用晒乾玉米作猪饲料，在猪饲里添加一点激素「肯定有」，因为这样可以让猪「快长快大」。据悉，当地称添加激素的饲料称为「精饲料」，猪价低时，就少喂精饲料，只灌汤水；猪价一高，就赶紧加精饲料，催生促肥，赶快出栏。……四川一名地方官坦承，农民除在猪牛鸡饲料内滥加激素和抗生素外，在鱼池底撒放各种激素及抗生素情也非常普遍。「我们现在都不敢再吃甲鱼(又称水鱼)，因为饲料中不但加了激素，还有鸡粪，我们只敢吃草鱼。」他也不排除有农民贪方便，用人吃的抗病药物来喂饲动物，因为在农民的认知当中，「两种药物分别不大」。”

在国际事务方面，本周一日本首相小泉宣布将提前举行大选。今天的《明报》刊登分析文章，题目是《日提前大选：中日关系添变数》。文章认为日本提前举行大选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变数。文章写道：“变数之一是，提前大选中自民党若获胜之后，小泉是否将继续出任首相，抑或将出任多长时间？日本法律规定，国会多数党总裁成为政府首脑，因此小泉目前是集自民党总裁和政府总理于一身。小泉的任期原本到明年九月为止，届时也是其自民党总裁任期的结束之时，小泉将不再寻求连任；但现在将大选提前一年举行，小泉已经放出风声，若自民党在提前大选中失利，他将辞职，亦即辞去自民党总裁的职务。换言之，若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他仍将继续出任首相。问题是，小泉的自民党总裁一职明年九月到期，根据法律届时将由新的自民党总裁出任首相。这是否意味着小泉即使连任，其首相任期也只有一年时间？变数之二是，在此次的提前大选中，自民党胜算的几率有多少？……自民党在提前大选中的命运，首选取决于该党是否会分裂。-……若自民党分而不裂，那么也许该党还能保持执政地位，但那也要取决于它与其他执政小党的磨合和妥协。

一旦自民党失利，那么日本政权就将落入反对党民主党的手中。民主党的对外政策相对比较温和，尤其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不会与北京公然作对。这当然是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要看到，日本社会整体右滑已是一个基本态势，这一点不会因为政权更替而改变；对此人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程翔遭起诉 间谍罪定义模糊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说你是，你就是

新加坡“海峡时报”香港籍资深记者程翔本周五受到中国政府起诉。55岁的程翔今年4月在广州被中国当局秘密拘捕，理由是从事间谍活动。如果该罪名成立，程翔有可能会面临死刑。该事件受到各方媒体的广泛关注。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它们几个月来一直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公正处理此案，但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做到这一点。

据新华社报道，程翔在2000年被台湾情报部门雇用，从事间谍活动达5年之久，程翔向台湾提供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情报，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香港记者协会新闻自由小组联络负责人卢敬华表示，有关程翔的消息他们也只能通过新华社的报道才能了解到，他认为，中国政府对程翔的处理没有做到公开和公正：“外界一直不能和他取得联系，我们觉得他应该有权跟律师、太太以及亲人联系。这样大家能够帮助他，但到目前为止他都不能这样做。”

卢敬华提出，不仅香港记者协会无法联络到程翔，据他们所知，就连程翔的妻子刘凤仪除了4月曾与丈夫通过电话外，也没能在与程翔取得联系。卢敬华担心，如果程翔罪名成立，会被判以重刑。

程翔案件的内情一直扑朔迷离。有媒体猜测，程翔之所以被捕与收集中国前领导人赵紫阳的秘密资料有关。而中国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了这种说法，并称，程翔已承认从事间谍活动。5月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建华因被怀疑与程翔案有牵连也遭逮捕。而6月初，程翔的妻子刘凤仪则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表示程翔为中国社科院的陆建华提供研究信息，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希望中国当局释放程翔和陆建华。

刘凤仪一直表示，程翔是无辜的。香港记者协会也相信，程翔收集材料是为了正常的新闻报道，他们与国际新闻组织合作，组织联诉活动，要求中国政府拿出真凭实据。卢敬华认为，程翔如果真被定罪，将会对港台，以及外国的驻华记者产生很大负面影响，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多顾虑。

“我们经常需要去内地采访，北京当局对国家机密的定义很不清楚，有很多灰色地带，而且所谓间谍罪很多时候也是有随意性的。而记者很多时候需要与人见面、联络，可能中间触犯了内地的法律也不知道，所以程翔一案一定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传哈尔滨军工飞机模拟飞行时坠毁 两人罹难


【网讯】哈尔滨宾县15日发生小型飞机坠毁意外，飞机坠落在一块玉米田里，机身起火焚烧，机上两名飞行人员当场死亡。有消息人士透露，肇事飞机隶属具军方背景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重点实验室，当时正模拟飞行，消息人士称，该飞机用于军事研究。

　　据新华社报道，事发在15日下午4时50分左右，飞机在哈尔滨宾县北部距离郭宝屯1.5公里的一块玉米农地上坠毁。坠毁飞机机身长约七米，翼展约十二米。警方、消防人员及120急救人员七分钟后收到报告，火速赶往现场救援。但到达时，机上两人已经死亡。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而据香港《日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出事的地点位于山区，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一个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基地。肇事飞机为实验室所有，两名遇难人员一个是实验室技术长，另一个是哈工大校内的飞行员。其中一人年龄介乎三十至四十岁，由于两人当场死亡，当地医院并没有接收。至于该飞机是否作军事研究用途，则未能确定。

　　据悉，出事的小型飞机是一架外形像船的“水上飞机”，机身长约七米，翼展约十二米，底部像船一样呈流线型，机尾并不像普通飞机一样向上翘，平时需在水上起飞及降落。不过飞机底部有特别轮胎设计，上陆地时可伸出底轮行驶。实验室内共有两架该类飞机，出事的一架才试飞近两个月。

　　一名姓梁的当地居民表示，飞机出事后有村民赶到现场看，飞机坠毁后火并冒出黑烟。飞机残骸在出事当日已被有关部门拉走，实验室基地16日已经封锁，村民均难以靠近。

　　哈工大是国家重点建设的九所大学之一，有中国航天第一校之称，校内八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有四个属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大学设有航天学院，并有23个国防科工委重点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