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罕见向民间反日组织征求抗衡日本对策

中国官方罕见向民间反日组织征求抗衡日本对策

【网讯】中国一位民间反日组织代表说，中国官方罕见地主动跟他们沟通，征求民间抗衡日本的建议和对策。有观察人士指出，民间组织对官方来说是把双刃剑，当局承认和尊重民间组织，双方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日前透露，以往他是官方重点关注和打压的对象，但最近中国官员主动征求他们对日本斗争的对策和建议。他说，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如何疏导、整合以及利用民间反日情绪和力量，为政府的战略和政策服务，是中国政府要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据报道，中国官员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民间反日情绪并非跟政府对立，如果官方能跟民间沟通，可更好地利用和疏导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力量。

　　童增说，官方和民间在日本问题上的互动，展现了中国新领导层更加开放和务实，以及要决心解决民间反日力量问题。

　　李成博士是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政治学教授。他说，中国官方主动跟民间反日团体互动，是中国政府对非官方组织的态度的转变。

　　李成说：“我们要把这放在一个比较更宏观的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和非官方组织态度转变来看。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民间组织可以对政府有所挑战，但同时在国外的关系方面也可以起一些积极作用，是这样一个整个思路的变化。包括对有很强烈反日情绪的民间组织的态度转变。”

　　他并认为，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不希望被看作不能强烈地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尤其是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另一方他们意识到，中国国内强烈的反日情绪也会影响本国的稳定，因此，跟这些民间组织积极合作能因势利导国内的反日情绪和力量。

　　目前中国国内有各种反日的民间组织，包括中国反日同盟、中国民间反日联合同盟、中国保卫反日同盟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人对圣经的兴趣剧增

德国之声：座落在斯图加特的德国圣经协会在它的杂志“圣经报导”中说，尽管基督徒在中国只是少数，但对圣经的兴趣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增长。1987年时，中国只有一个正式的印刷圣经的出版社。而现在，中国据官方数字，中国每年散发的圣经数量达250册。非法印刷的尚未计在内。

德国圣经协会说，中国的圣经印刷应该增加到每年约1000万册。梵蒂冈广播电台报导称，教会的宗教统计者们估计，13亿中国人里面，基督徒已经达到8000万至1亿人。

“维族不是恐怖分子！”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油田
维吾尔族疆独组织可能同Kaida基地组织之间存在联系？被中国政府视同恐怖分子的这种怀疑，维吾尔族人的反应是“莫须有”。他们强调，尽管信奉伊斯兰教，但是维吾尔族热爱和平，要的只是独立。德国之声记者亚历山大.弗洛因德就此进行了实地采访。

英德两国接连受到恐怖分子的试探，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恐风潮。中国也投身于国际反恐的战斗。首先被瞄准的是生活在西北地区的维吾尔人，这一穆斯林民族对于被压迫的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是年轻的维吾尔族人强烈要求独立，但是中国政府统一的原则不可撼动。

乌鲁木齐一家清真餐馆：桌前围坐着一个维吾尔大家庭，年轻人头戴黑帽，年长的留着长长的胡须，妇女则把自己轮廓分明的欧化脸庞藏在面纱之后。

因为有了他们，这座特性尽失的工业城市还残留些许独特的、东方的氛围。在衰败的宿舍区、灰暗的厂房和新建楼房的水泥森林中，精心装饰的清真寺昂然指向云天。无论如何，唯吾尔人充满自豪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尽管厂房鳞次栉比，这里却丝毫感受不到中国沿海城市经济的繁荣气息。乌鲁木齐的人平收入仍低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基础设施建设仍是阻碍地区发展的瓶颈。

一百年来，乌鲁木齐被世人看作遥不可及的城市。一座不大的机场和铁道线将它同2500公里外的首都北京相连，此外便同内中国联系不多。

东土尔其斯坦信息中心的塔西表示，维吾尔人忘不了二战后中国人将新疆收归中国。 “我们要拿回五十年前失去的，那就是独立。那时我们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护照和国旗。我们需要它，您懂吗？本来我们希望同中国人合作，同他们和平共处，却遭到了背弃。他们承诺过许多，现在却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自由、乃至一切都被夺走。我们不再相信了，只能寄希望于独立。我们要和共产党再见，我们要独立！”

北京包办所有关乎政治或经济的决策，地区对政策的具体执行都让维吾尔人不满。尽管中国宪法规定要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俗。但是少数民族这种自由挑战到极限，可能威胁到北京所谓的“社会和谐”。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维吾尔人的地区自治是受到限制的。

“如果你走进清真寺、或表达自己的观点，阐明自己的愿望，呼吁自由，你马上就会被相关机构逮捕。我能这么说，因为我亲身体验，亲眼所见。没有什么宗教自由，根本就不存在！”塔西说。

不仅在宗教和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公待遇也令维族人倍感压迫。一贫如洗的新疆原本是地球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最大的煤炭和石油开采地就座落在新疆北部，而生活在这个省的居民的收入状况却没有因此而改善。

企业现在姓私了，领导层一般情况下没有改朝换代，改变的是，现在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招聘或解雇员工。而身为维吾尔族人，常常在求职中处于劣势。

塔西抱怨说，“我的兄弟姐妹学什么专业的都有，比如数学、物理和历史。他们都有大学文凭，但是迄今没一个人找着工作。尽管维吾尔人身在家乡，学问好也没用，一个汉人有同等程度，早就理所当然地先拿到工作。”

维吾尔人普遍的不满情绪，北京尽在眼底。新疆局部地区持续发生的骚动，不断被中央政府强力镇压。北京害怕这个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省份分裂出去。官方把维吾尔族各独立组织同Kaida基地组织联系起来，谓其行动为“反恐战争”，维吾尔人反驳了这种指责。

塔西强调说，“我们是穆斯林，但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总是试图在外国人面前把我们塑造成恐怖组织，他们当然拿不出证据。”

长期以来，这一论点只能停留在初步的怀疑阶段。国际人权组织认为，仅仅因为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在地理上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就给他们打上恐怖分子的烙印，理由是不充分的。塔西也强调，维吾尔族中的多数渴盼其梦想得以政治的、而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实现。

“我们也有很多民主组织，它们都希望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但是采取政治恐怖行为，我们不会去想，也不会去做。很清楚，那不是有利于和平的方法。”

太多太阳太多雨：中国两边遭遇50年之最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桑美”过后福建福鼎海滩一片怆凉
中国已经很久没有遭遇这么严重这么大的自然灾害了，而且是两个极端在两边同时发作：东面碰到的是50年来最大的台风；西面碰到的是50年来最大的干旱。德国之声记者综合报导如下。

今年已有2000多人在中国死于自然灾害。在东部，巨大的台风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一周前，50年来最大的台风刚在这里肆虐了一番。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于这场台风的人数为441人。中国官方反驳了关于掩盖“桑美”台风受害者人数的指责。但是承认，通讯联络的缺陷导致获得准确数字方面的困难。

这场台风真的是太凶恶了。据官方数字，浙江就有193人死于这场台风，比一开始的估计多了一倍。旁边的福建死了246人，江西死亡2人。还有几十人不知所踪。死亡的人中，浙江有144人是由于台风吹倒房屋压死。在福建有许多渔民甚至船泊在港里也被狂风巨浪掀翻淹死。意大利南蒂罗尔报说，光在福建Shacheng就被狂风巨浪掀鄱了1000条船。福鼎有500条船倾覆。环球网说，福建宁德死亡人数达227人。搜狐网说，福建福鼎死亡人数达202人。仅这两者相加，就已经超过400人。因此应该说，仅这场超强台风桑美造成的人祸数字就还远远没有到达清晰的境地。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遭遇50年不遇的大天水之际，另一个50年不遇发生在中国西部。15个中国省区在极严重的干旱和酷热中呻吟。1800万人已经面对饮用水不足的问题，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1.3亿公顷土地的庄稼受到毁灭性的摧残。1700万头牲畜几乎无水可饮。北京主管部门警告道：严重的旱情不会在短期内缓解，而是会进一步加剧。

中国西南部中国历来的粮仓，鱼米之乡受到干旱的摧残特别严重。有3000万人口的直辖市重庆已经连续70天不见雨滴，三分之二的河流干涸。长江的水位达百年来最低。已经连续一个月，这个特大城市的气温没有落到过35度以下。前几天中国媒体报导说，重庆连续多日气温在45度以上，停止上班。这个城市已有750万居民缺水。

旁边的四川省情况同样严重，缺水的人数已达310万。由于秋收将严重不佳，从现在开始到年底，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将有700多万人缺粮。新华社报导说，中国政府已经拿出1亿元来援助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今年全世界气候都进一步地不正常。欧洲也遭遇了罕见的连续炎热。美国部分地区情况相当严重。就其灾害后果而言，跟中国东西两边的特大灾害都不能相比，但道理只是一个，因为大家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保护大自然，保护气候，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全世界必然会，也必须对此有更深刻的共识。（平心综合报导）

中国指达赖从事分离活动 警告蒙古勿予政治舞台

【网讯】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展开第七度蒙古访问后，中国22日警告，中国反对任何国家给予达赖喇嘛政治舞台。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传真给法新社的声明中说：“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人物，也是长期来一直从事分离活动，损害国家统一的政治流亡人士。”声明指：“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提供给他舞台从事上述活动。”

　　中国外交部在法新社询问其对达赖喇嘛访问蒙古的看法后，传真这份声明给法新社。

　　达赖喇嘛21日晚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应当地最大藏传佛教寺庙甘丹寺的邀请，展开为期一周的宗教访问，但未知他此行会否获蒙古官员接见。

　　负责接待达赖喇嘛的蒙古最大寺庙甘丹寺表示，达赖喇嘛在访问期间将发表几场演说，并公开露面。但是有鉴于这项访问的敏感性质，以及其对蒙古和中国关系的可能影响，甘丹寺并未透露达赖喇嘛是否与蒙古政府官员会面的细节。尽管如此，甘丹寺外还是贴出了巨幅的海报，对达赖喇嘛表示欢迎。

　　这是达赖喇嘛四年来首次到蒙古的访问，也是达赖喇嘛第七次访问蒙古，目的是为了增进宗教间的理解。达赖喇嘛上一次，也就是2002年访问蒙古时，中国一度封锁来往中国与蒙古的铁路，以示愤怒，并警告蒙古官员不得会见达赖喇嘛。

　　蒙古政府正避免显露是这项访问的筹划单位，所有新闻媒体的询问以及核发采访证事宜均由甘丹寺处理。

　　蒙古与藏传佛教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西藏曾经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过去15年来，随着共产党在蒙古统治的结束，佛教在蒙古日益复兴，现在蒙古至少一半人口信仰佛教。

上海电气新任董事长坚称高管被双规与公司无关

【网讯】中国最大的电气设备制造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电气)21日坚称，并不了解其三位高管被调查的原因。这三位高管在被拘押后于上周辞职。

　　最近升任上海电气董事长的徐建国表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调查他们……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针对他们的调查与公司无关。”上海电气在香港上市，徐建国原来则是上海市政府高级官员。

　　徐建国是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上述表态的。招待会在香港举行，公司在会上宣布了上半年业绩。徐建国这一表态突出表明，就监管而言，海外上市的内地企业有时存在着不确定性。

　　由于香港与内地缺乏跨境监管规定，一旦香港上市内地企业的高管和资产在内地失踪或消失，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无能为力。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是香港的市场监管机构。

　　徐建国21日拟竭力控制不断扩大的丑闻带来的负面影响，称这几位高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丑闻已使上海电气股价下挫。“从我们强劲的上半年业绩就可以判断，公司运转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未来的商业计划也不会受影响。”

　　上海电气上周对外表示，前董事长王成明因“个人严重违反党纪”，正在接受调查，但未指明违反了哪些党纪。此前一周有报道称，公司另外两名董事韩国璋和张荣坤已分别被逮捕。

　　随着丑闻日益扩大，其中的关键似乎是私营企业主张荣坤和他的公司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及这家公司的主要资产之一——沪杭高速公路。

　　此前，主管上海社保基金的政府官员也已因涉嫌违规使用掌控的资金而被解职。违规行为包括允许资金用于购买沪杭高速的经营权。

　　上海长期将自己标榜为廉洁且基本上杜绝了腐败现象的城市，这起丑闻令上海十分难堪。

胡锦涛从严治军 中央军委拿横行的军车开刀

【网讯】北京各类享有特权的军车经常闯红灯，超速行驶，甚至逆行爬头，人民网发表文章称特权车已成为扰乱京城交通的重要原因，市民怨声载道。对此，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近期下令整肃军车违规行为，军方稽查人员和交通警员联合上街执法，严查军车违章。

　　据《京华时报》20日报道，北京军车违章猖獗，19日在花园桥北侧看到，15分钟内竟发现有二十余辆军车违规走禁行线，其中6辆军车被交警处罚，有2辆车加速逃离现场。有一辆军车司机看到交警拦车后，竟然开足马力紧贴着交警的身体蹭了过去，更多的军车司机往回并线，致使主路车辆行驶更加缓慢。

　　附近居民表示，在西三环，特别是闵庄一带，军车的违法相当频繁。一位市民说，由于军车任意违章，经常占用应急车道，导致北京交通拥挤现象长期难以改善，而交警处罚难以约束这些特权车，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人民网日前发表题为《直击京城特权车》文章称，在北京常常可以看见，长长的等候通行的车队旁，一辆辆“军A”、“空N”、“京V”、“海C”等特权车却从隔篱带呼啸而过，留下的却是百姓的一串串抱怨声。文章指出，北京城区道路上的军车违章现象十分普遍：有的任意闯红灯、有的超速行驶，有的走非机动车道，有的逆行爬头，还有的从非机动车道爬头；不准停车的地方随意停靠等，文章认为特权车已成为扰乱交通秩序、增加塞车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悉，北京军车违章情况严重已引起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委有关部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展开“军车交通安全月”活动，以增强军车司机和官兵交通法规意识，压制车辆违章行为。并要求各部队整肃军纪，配合交警坚决查处和纠正军车违规行为。

　　除了治理军车违规行为外，解放军四总部日前并建立行政监察协调机制，作为军队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军方表示将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作为今明两年军队行政监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纪委或驻上海半年 深入调查系列贪污案

【网讯】上海一名官员称，中纪委项目组已经长驻上海，估计将对上海一系列贪污案件做深入调查。

　　在扣查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后，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中纪委项目组并未从上海收兵，近日反而包下位于陕西南路的衡山马勒别墅饭店。知情人士表示，中央项目组初步打算入驻马勒别墅六个月，有长期深入调查上海一系列案件的准备。

　　报道说，祝均一涉嫌将人民币三十二亿元社保资金擅自借贷给民营企业福禧集团董事长张荣坤，用以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经营权。按照市场行情，帮助企业融资成功将收取不菲的公关费，估计涉及近两亿元，有关部门正调查祝均一有没有收受该笔贿赂。

　　报道指出，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日前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表态，要认真贯彻胡锦涛反贪讲话精神和中央要求，对涉及党员干部的重大案件，绝不姑息迁就。

毛泽东外孙女经营文化公司 要推广系列红色经典

【网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19日来到太原举行新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签售活动。孔东梅说，“作为毛家后人有责任将发生在外公身边的故事记录下来。”她最担心的就是红色文化不能在时代的发展中延续下去。

　　孔东梅说，外公只见过她的照片。“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外公看，再把外公的照片带回来给我看。我的名字就是外公看着照片取的，用了他名字里的一个‘东’字，又用了他平生最爱的一个‘梅’字，希望我有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

　　孔东梅是毛泽东唯一的外孙女，外婆贺子珍，母亲是李敏，1972年生于上海，父亲孔令华是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将军之子。在当今毛家四位的第三代中，她排行老三。孔东梅曾留美深造，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政治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据悉，在出版《改变世界的日子》一书之前，孔东梅曾有《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一书问世，也是以反映毛泽东家族故事为线索的。

　　孔东梅认为，这是一种家族感情。作为毛家后人有责任将发生在外公身边的故事记录下来。今年又正好是外公逝世三十周年，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在怀念外公，我更应该将这段历史铭记。

　　据媒体报道说，在以往生活中，孔东梅是一个低调的人。前些年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只有外交部长李肇星知道她的身份。

　　孔东梅认为这和家庭教育有关，从小母亲就告诉她做人不要张扬，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优越感。

　　这本书写完后，孔东梅的母亲李敏看过后，曾提了许多意见。“不过批评多于表扬。”孔东梅笑着在说。

　　孔东梅表示，她目前正在经营一个文化公司，致力于推出一系列“红色经典”，《改变世界的日子》是其中的一本。 孔东梅说，“我最担心的就是红色文化不能在时代的发展中延续下去，因为有些传统的东西与现在的文化不匹配，所以我立志于研究红色文化的传承，我想让年轻人记住老一辈的流血牺牲，也希望能用现代人的眼光诠释历史，让大家了解伟人的真实生活。”

人大常委会将审香港对深圳湾港方口岸区管辖议案

【网讯】中国国务院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

　　将于明年7月投入使用的深圳湾口岸是为了缓解内地与香港陆路通关压力而建立的，由于大桥港方一侧条件所限，其口岸区设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指出，香港要对港方口岸区进行有效管理，不仅涉及行政管理权和司法管辖权，还涉及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在港方口岸区的适用问题。依照宪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具有最充分的法律地位和权威。

　　草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深圳湾口岸启用之日起，对该口岸所设港方口岸区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

　　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采用租赁的方式从深圳市政府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港方口岸区的范围将由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协商提出方案，报请国务院批准。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曾宪梓表示，鉴于通道港方管辖的部份，无法设立管制站措施，特区政府提出，将通道设在深圳湾的联检大楼，实行《一地两检》措施，由两地的出入境及海关人员，各自执行职务，议案将于27日由常委会表决。曾宪梓还表示，以他个人理解，中央对有关安排考虑得很清楚，知道香港有需要，中央一定会配合。

　　深港西部通道由元朗横跨后海湾至深圳蛇口，工程部分于今年底完成，明年7月正式启用。有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主持开幕仪式。

　　此次常委会会议会期六天，将举行四次全体会议、八次分组会议。22日上午开始对监督法草案进行第四次审议，该草案有望在２７日会议闭会时交付表决。当天还对企业破产法草案和合伙企业法修订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这两部法律草案均有望在本次常委会会议闭会时交付表决。

邓小平稿费设青少年基金 邓朴方称是最好的纪念

【网讯】邓小平的亲属此前遵邓小平遗愿，将他生前全部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官方媒体近日引述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话说，“把父亲生前的稿费用在青少年科技创新上，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邓朴方是在人民大会堂20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颁奖仪式上代表邓小平的亲属发言时作上述表示的。

　　据中新网报道，邓朴方并表示，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父亲邓小平生前始终站在国家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高度看待青少年一代，一直十分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注重青少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他曾反复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

　　据悉，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邓小平的亲属当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生前全部稿费捐献出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共同设立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专门用于鼓励青少年科技创新，主要奖励在校大﹑中﹑小学生。

　　据外界估计，邓小平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三卷，普及版定价合计为35元4角，稿费按15%计算，发行量按五千万套计（中共党员人手一套），稿酬收益就是2.6505亿元。

　　另据2004年第九期《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两本刊物披露，从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由此发现，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已达1.3121亿元。

　　《江选》由于发行量巨大——将以千万册计、加上书的订价偏高，因此不论哪种办法，江泽民的稿酬将可能以亿元计，即可能超过毛泽东的1.3亿元。

　　自邓小平身后捐稿费百万元给共青团中央设青少年基金，中共退休领导人出书，亦大多把稿酬捐出。

中科院学习《江选》 院士赞江泽民关心科技

【网讯】在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江泽民文选》的报告后，中科院日前举行的学习了《江泽民文选》座谈会。据新华网报道称，“全国各地党员以专题学习会、座谈会、集中学习等多种形式，认真研读《江泽民文选》。”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欧阳钟灿院士在会上回忆起自己与江在四年前的一次会面，“会见结束时，江泽民同志还向我们提出一个沉甸甸的问题：中国何时能获诺贝尔奖？”

　　他介绍说，2002年8月，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江泽民为了准备会见霍金、大卫．格罗斯、丘成桐、爱德华．威滕等当今数学、理论物理大师，特意约见了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三任所长，周光召院士、苏肇冰院士以及他自己。

　　在将近三个小时的工作会见中，江泽民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周光召院士对现代粒子物理、超弦、宇宙学的介绍，提出了很多深刻的问题，同时还做了很详细的笔记。

　　“会见之前，我们还从江泽民同志的秘书那里知道，他已事先阅读了夫人为他准备的霍金的名著——《时间简史》和《果壳里的宇宙》。实际上，我们从提问中也能听出江泽民同志事先做了‘功课’。”

　　欧阳钟灿回忆道，江泽民还仔细问了霍金、格罗斯每个人的情况，特别是会见结束时，提出一个沉甸甸的问题：中国何时能获诺贝尔奖？

　　另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领会《江泽民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江泽民文选〉学习导读》，即日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据悉，《〈江泽民文选〉学习导读》开篇收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和2006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钟言、闻实的理论文章《论〈江泽民文选〉的重大意义》。

　　新华网并报道说，“连日来，全国各地党员以专题学习会、座谈会、集中学习等多种形式，认真研读《江泽民文选》。大家一致认为，学习《江泽民文选》要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联系本地区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着力解决本地区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本地区的各项工作。”

科研“包工头”现象折射学术垄断之弊

　　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某些著名学者很容易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

　　针对这则报道，徐立凡在《科研“包工头”折射科研垄断之弊》一文中是这样解读的，该报道部分地揭开了“第一生产力”疲弱的病灶：在项目资金成为推动科研进步的主要手段的前提下，科研工作的排序严重倒置：项目第一，学术第二，由此带来的，是科研工作的评判标尺也随之倒置：研究成果不再是首要的考核标准而被迫让位于拿到项目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境中，名气和既有地位就成了项目的有效置换物，而科研资源也由适当倾斜变为集中流向学术名人手中，并在资金的辅助下，形成一定程度的科研垄断。

　　经济学常识认为，垄断通常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运作，事实告诉我们，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科技界。一个难堪的例证是，在我们作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正确论断20多年后，科技创新仍感乏力。相反，晚于我们10年开始自主创新的韩国却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对落后有很多原因，但自主创新的第一链条科研领域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科研垄断造成的学术浮躁、竞争无序，是重要原因。

　　文章说，辩证地看，科技界的“包工头”并非全不可取，一些项目的“外包”更有利于突破。但是，如果“包工头”成为一种现象，成为事实上的科研垄断，对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谓危害多多。首先，科学研究容易异化为项目研究而偏离终级目标；其次，延缓了科学界应有的新陈代谢，创造力强的上不来，创造力弱的下不去，损害的是科技界的生命力，而最终损害的是科学的生命力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

　　文章最后认为，显然，科研垄断的形成与资金的不合理分配有关。要真正推动科研进步，除了物质激励这一“手”，还需要别的“手”，即科研体制创新。改革科研考核体系，让科研资金流向下移，使基层和中青年科研人员获得研究权力是应有之义；此外，应植入科研良性竞争机制，除了科技界内部竞争，应切实鼓励企业成为另一个科研主体。一句话，一个市场化的科研体制，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也是革除科研弊端的可取途径。（作者：徐立凡）

中国修法首次明确未成年人享有五大权利

【网讯】十多年前颁布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22日提交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修改。此次修改对新形势下未成年人保护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草案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五十六条增加到七十五条，其中新增二十五条，删除六条，修改三十二条。通过这部法律的修订似乎也让人看到中国社会的变迁。

　　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草案在总则一章设专条加以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工青妇室主任于建伟称，在法律中这样确认未成年人的几大权益，还是第一次。

　　草案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原则。草案特别强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将之细化。

　　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执法主体，草案总则中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构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针对维护弱势未成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作出相应规定，在“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同时，草案还要求“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流浪、乞讨、失去监护等生活无着落未成年人的救助制度，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

　　据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9月审议通过，1992年1月1日开始施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剧烈，按照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的说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时立法所依据的社会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要求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呼声很高。

　　另外，中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法律文件，文件规定的儿童利益优先和儿童利益最大化等基本原则也必须通过国内法的形式加以体现。

国家环保局长斥地方腐败加剧中国环境污染

【网讯】中国一位负责环保的高级官员说，污染控制的评估和监督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使中国的污染问题更加严重。专家说，中国地方环保部门普遍存在腐败现象，由于缺乏独立监督，有关规章条例无法得以实施。

　　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的话说，在批准工业项目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做假行为，从而导致很多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获得通过，但其实并未达到规定的标准。

　　周生贤并说，在一些县，只有30%的项目在得到建筑许可证之前对环保设施进行了检查。他表示，即使工程方案符合环保标准，规定的排污措施也常常得不到落实。周生贤还说，在新上马的煤加工项目中，将近一半没有安装去硫设备。

　　总部设在美国的环保组织太平洋环境的中国项目负责人温波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在各省的分支机构从属于地方政府，因此无权对地方政府的项目提出质疑。温波说，大部份地方环境官员撰写报告的目的是为了让建设项目获得批准，而不是担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官员一贯强调经济发展而付出环境代价，但是普遍的空气和水源污染以及一连串的工业意外已经促使北京当局质疑其发展的优先级。

　　上个星期，中国环保总局局长表示，中国政府致力减少硫化物和其它空气污染物质排放的努力失败。中国去年排放了25.5吨二氧化硫，是全世界排放硫化物最多的国家。硫化物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

　　北京当局保证要强化其环境保护的标准，并且惩处那些没有遵守环保规章的官员。国家环保总局还宣布将在全国各地成立一些由中央控制的监测站，以避免受到地方官员的干扰。

达赖访问蒙古 乌兰巴托寺庙贴出巨幅海报欢迎

【网讯】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21日晚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应当地最大藏传佛教寺庙甘丹寺（左图）的邀请，展开为期一周的宗教访问，但未知他此行会否获蒙古官员接见。

　　这是达赖喇嘛四年来首次到蒙古的访问。本次也是达赖喇嘛第七次访问蒙古，目的是为了增进宗教间的理解。

　　为了避免触怒中国，达赖喇嘛此次访问的组织者说，他们将为达赖的行程高度保密。尽管如此，甘登寺外还是贴出了巨幅的海报（右图），对达赖喇嘛表示欢迎。

　　蒙古与藏传佛教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西藏曾经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过去15年来，随着共产党在蒙古统治的结束，佛教在蒙古日益复兴，现在蒙古至少一半人口信仰佛教。

　　有报道说，达赖喇嘛本次将在蒙古访问一周的时间，预计将为信众和喇嘛举办多场讲经会。

　　但是为避免触怒中国，以及担心因此对中国与蒙古关系造成的影响，蒙古政府尽量体现本次达赖喇嘛访问的非官方色彩。

　　达赖喇嘛曾在2002年访问蒙古，当时曾引起北京的强烈抗议。有传当年北京为了向蒙古政府表达不满，一度封锁来往中国与蒙古的铁路，并警告蒙古官员不能与达赖见面

　　对达赖喇嘛本次的访问，中国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抗议行动。近年以来，达赖的强硬态度的确有所缓和，并且不再提谋求西藏独立，而且积极与北京沟通。但是，中国近期多次批判达赖，藏独之心不改，是个言行不一的两面派。

　　另外，在海外流亡数十年之后，达赖日渐老迈，新一代的流亡藏人受到西方言论影响，更加激进，达赖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

最低工资和环保标准提高 珠三角恐掀港商迁厂潮

【网讯】近年广东省政府大大提高了经营工厂的“门槛”，如提高环保标准及制定雇员最低工资等，令一直倚靠低地价及密集劳工优势的港商手足无措，有能力搬迁的厂商纷纷搬走，无能力迁走的厂商只有结业一途。香港工业总会兼珠三角工业协会副主席刘展灏称，十年之后，港商设立的工厂可能在珠三角一带销声匿迹。

　　刘展灏21日与传媒聚餐时，谈到在珠三角一带设厂的港商，正面临结业及迁厂潮，惨变“游牧民族”。

　　他说，港商首要面对的是环保问题。随著广东省经济不断发展，以前人烟稀少的郊区现在可能已变成市区，一些高污染工业如漂染、皮革、电镀和印刷等，难以达到当地政府要求的环保标准。几个月前开始，已陆续有港商未能获得续牌，他估计，受影响的港资厂户多达四百至五百间。

　　除了环保问题外，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于七月宣布，从9月1日起，大幅提高省内各市、县的最低工资标准，增幅由一成八至三成二不等，大大增加了港商的成本，工总对此也表示高度关注。刘展灏表示，上述政策对需要较密集劳工的行业而言，成本将会大幅增加。“连原本工资已不低的员工，见到其它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便自然要求加薪。如果不妥协会令他们有离心，最终人才流失。”

　　此外，广东省电力供应短缺亦一直困扰港商。刘展灏说，虽然广东省的电力供应已大幅增加，本年年初又已推行“保证供电计划”，但是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太快，电力仍然供不应求，现时一周平均就有两日停电。他坦言广东省的缺电情况“很难接受”，对工厂运作及赶及交货日期造成阻碍。

　　刘展灏说，将工厂调离广东省，最少需要三百万元，最多更超过一千万元，加上广东省政府只给予港商一至两个月的宽限期，根本不够时间搬迁及培训新员工。他表示，迁到较远的地方，运费大幅增加之余，交货期也要延迟，在重重“关卡”下，不少在广东省设厂的港商已作好结业的打算。

　　据悉，香港工业总会一直在向内地政府、特区政府、中联办，以及驻粤办等部门反映意见，希望内地政府能为港商提供迁厂、电费和地价等补贴，以及延期执行环保达标及最低工资等政策，不过至今仍未收到内地政府的回覆。他认为，长远而言港商必须发展高增值产业和优化生产模式，抵销运费及工资增加的影响，以及考虑发展“内销”的经营模式，否则将来很容易被淘汰。

北京查处商业贿赂案175件 涉及中石化等企业

【网讯】据统计，从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北京市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75件，涉案金额8090.8万元。同时，北京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今年5月以来查处的三起商业贿赂典型案件。

　　据《京华时报》报道，在查处的175件案件中，其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体育、电信、电力、质检、环保9个方面的案件139件，占案件总数的79.4%；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51件，占总数的29.1%。涉及厅局级干部四人，县处级干部19人。

　　北京市法院宣判的三起商业贿赂典型案件是：

　　“中石化业务员受贿案”三人获刑

　　1997年9月至2003年8月，李京宁在担任中国石化国际设备物资贸易公司业务员、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设备物资部项目经理期间，非法收受保险费回扣款人民币118万余元，运输费回扣款美元5.7万余元及人民币10万元。

　　李京宁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以单位名义对李行贿的陈晓莉和吕剑波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城乡建设八公司书记受贿被判11年

　　王海涛于2003年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该公司转让房产项目过程中收受他人给予的贿赂款人民币15万元。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以王海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继续追缴赃款人民币15万元予以没收。

　　“好处费”换刑11年

　　曾凡启在2000年至2001年间，利用担任中技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四部副总经理负责代理化工进口业务的职务便利，私自向诚奥达公司透露部分业务信息，并帮助诚奥达公司成为西班牙地中海工程公司的出口代理商。2003年上半年，曾凡启非法收受诚奥达公司给予的好处费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55万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曾凡启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追缴赃款两万美元予以没收。

鼓吹“能人治村”是一种危险倾向

　　2005年，上海市有亿元村428个，比上年增加了72个。戴着“中国十大名村”“华东最大市场村”等众多桂冠，在“全国十大杰出村官”吴恩福的驾驭下，九星村12年间已培育出五百多位千万富翁。

　　《成都晚报》对此事发表评论指，上诉报道中充满了对吴恩富及村官个人品性的赞颂之词，又是一篇关于“能人治村”的样本。

　　年初，媒体广泛报道的“南国第一村”——深圳万丰村的兴衰，及其原村支书潘强恩的荣辱，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村庄也好，一个国家和地区也好，在发展之初，也许可以适度集权，但富裕起来之后，就必须逐步建立起民主机制和权力制衡的架构。

　　与当年大邱庄的禹作敏相似，“能人治村”的成功，首先来自于大权独揽后的专断，比如，能人们往往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发展的触角，以不容分说的果决与魄力，率领村民们突破思想藩篱、政策限制。但“能人治村”没有解决制度上的真空。个人只要在集体内部主张自己的个人尊严和权利，往往遭到掌权者的排斥。

　　看看有关九星村的报道，吴恩福也承认：“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责任心和良心做事情。” 西谚云，良心是靠不住的。不受节制的权力可能被滥用，仅靠自我约束的良心可能会异化。一人独大，一人专权，都摆脱不了相同的宿命。

　　评论指，鼓吹“能人治村”是一种危险倾向。“能人治村”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这种模式必然要向新的民主的治理形式转换。（作者：毕舸）

蒙古民众夹道欢迎达赖喇嘛

成百上千的蒙古人在乌兰巴托街头欢迎达赖喇嘛来访。中国外交部则向蒙古方面提出抗议。

达赖喇嘛当地时间星期二(8月22日)中午左右，前往乌兰巴托最大的寺庙甘登寺访问；沿途受到成百上千的蒙古民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还手奉哈达。

身着传统西藏僧侣服饰的达赖喇嘛向沿途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后，进入甘登寺，并与那里的僧众共进午斋；用斋后，达赖喇嘛还在寺中宣讲佛经。

由于蒙古半数以上人口都信奉藏传佛教，因此达赖喇嘛深受蒙古民众敬重。达赖喇嘛上次访问蒙古是2002年。

这次访问和上次访问一样都遇到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强烈抗议。

中国抗议

中国外交部对达赖喇嘛的访问发出强烈抗议。中国方面称，达赖喇嘛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性人物，而是"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主义者"。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接待达赖喇嘛访问。

在2002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时，中国方面除外交抗议外，还采取了关闭铁路和中止边贸等措施以示不满。

早间，一架中国航空公司原本定于北京时间08:30飞往乌拉巴托的飞机，据称因目的地天气推迟起飞到19:00。

据悉，乌兰巴托今天天气良好。

蒙古政府表示，达赖喇嘛来访纯粹是民间宗教性质，没有政治目的，也不会参加政府性活动。

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办公室也表示，达赖喇嘛是个僧人，此次只是前往乌拉巴托目的是增进宗教和谐。

蒙藏渊源

蒙古与藏传佛教有很深历史渊源；西藏曾是蒙古帝国一部分。

过去十五年来，随着共产党在蒙古统治的结束，佛教日益复兴；蒙古半数以上人口。信仰佛教。

本次是达赖喇嘛第七次访问蒙古。

要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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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度依赖于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始于四川、安徽等地的制度创新，稍后的城市工业改革也不例外。

　　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没有改变。近年来，各省都在进行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改革实践，有些省份甚至已经跨入政治领域进行一些地方性的局部改革，包括民主政治。

　　地方层面的所有这些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的主轴。如果没有地方的制度创新，就不能冲破旧制度对改革的制约，更不能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

　　同时，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不可避免地要对旧的制度造成冲击，迫使对旧制度进行改革。如果旧制度不能加以改革，它就不能适应由地方制度创新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变化，从而产生制度危机。

　　地方制度创新和现存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央地方的关系上。地方创新往往要不是中央分权的结果，就是地方自我分权的结果。

　　无论是哪种情形，地方制度创新往往造成地方力量的崛起，中央权力从而相对缩减。中央权力或者权威的弱化必然会导致改革动力的产生，通过总体制度层面的创新重造中央地方关系。

涉及经济势力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中央地方关系的总体改革发生在朱镕基时代。上个世纪，经过整个八十年代的分权改革，以及邓小平南巡以后的更加激进的分权运动，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威都被弱化。

　　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但又有选择性的集权。

　　选择性集权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是要把方方面面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而只是有选择地把那些对国家整体至关重要的权力集中起来，而把更多的权力留给地方政府。

　　第一波有选择性集权主要表现在分税制的确立和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为中央政府的财权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改变了改革前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局面。

　　同时，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则有效切断了地方政府对国家金融体系的直接干预，从而提高中央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能力。

　　又经过了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变迁，现在中央地方关系再次面临总体制度层面的制度创新。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从未间断，今天各地的发展水平已经与十多年前今非昔比了。但是，在经过朱镕基时代的有选择性中央集权后，中央地方关系没有发生新的制度性变革。因此，在很多方面，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再次大大弱化。

中央权力越多越管不好

　　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失利、整顿房地产不力和各地与土地有关的问题频频发生，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央权威和权力的弱化。并且这次比起前一次更为严重，因为现在中央权威的根源不仅仅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经济势力之间的关系。

　　第二波的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在所难免。问题是如何改革？这是个大问题，是中国所有改革中的重中之重。对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既要巩固中央的权威与权力，又要继续依靠地方的制度创新精神求得进一步的发展。

　　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并不容易。如果光是地方制度创新，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总体变革，那么权力重心会继续往下移动，甚至最终出现政权的地方化。但如果集权不当，地方制度创新就会被遏止甚至被抹杀，可持续发展就会成问题。

　　要在整体上改革中央地方关系，除了继续有选择性集权，看来别无他法。选择性集权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波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构架。

　　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有些权力必须是属于中央政府的。这些权力必须集中起来，即便花最大的代价也要集中，否则就不能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或者造成国家的分裂，或者造成政权的地方化。

　　但是，集权必须是有选择性的，而非全面的。事实是，中央政府如果管的地方事务越多，就越管不好，或者管得没有效果。选择性集权因此也意味着选择性分权，把一些方面的权力彻底地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实行充分的分权，让地方政府来治理地方社会。

　　无论是选择性集权还是选择性分权，如何进行是个大问题。朱镕基的改革仅仅集中在经济方面。

　　如果要继续在经济面来做文章，如何进行？如果经济领域的改革不足以改变权力和权威下移的局面，那么就要进入政治领域来改革。在政治领域，又如何能对中央地方关系进行改革呢？

　　在进行中央地方关系总体调整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对政府和地方经济力量的关系进行调整。

　　显而易见，中央权威的弱化不仅仅是对地方政府而言的，也是对地方经济力量而言的。当地方的经济力量和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地方往往就拥有了“否决”中央权威的基础。

　　如何把地方经济和地方政府分解开来，应当是中央政府的事情。再者，中央政府是否也应当扶植其他社会力量来制衡地方经济力量甚至是地方政府呢？

　　无论怎样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再创新，让目前的形势顺其发展下去，必然会继续弱化中央的制度权威，最终造成更具实质性的中央权威危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 新官上任首抓治安

　　新官上任，选择首个调研（调查研究）或者考察的地方大有学问。作为地方高官，选择上任后首个调研单位，往往与这位高官要放哪三把火息息相关。

　　朱小丹担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后的“处女秀”是什么？18日，他跑到越秀区流花火车站地区、白云区石井街和天河区石牌街，调研广州社会治安工作。官方《广州日报》对此予以大篇幅报道，这是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朱小丹主政广州以来的调研活动。显然，整顿治安将是朱小丹在羊城放的第一把火。

　　广州治安不靖已是名声远扬。不论是香港人或者本地人，不少都有过痛苦的回忆。作家龙应台曾在广州遭窃，钟南山院士的手提电脑也在广州街头被抢，这些新闻已经严重影响了广州的国际形象。

　　“老广州”朱小丹对广州的治安问题当然是了如指掌的。他知道，把广州治安搞好了，不仅是造福一方，也将是自己最好的“政绩工程”，因此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在调研过程中，朱小丹当然要象征性地表扬和慰问一下警员，但话锋一转，就指出全市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离人民民众普遍满意的要求依然有很大差距，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依然是长期、艰巨的过程。　

　　他这样警告一众官员们，“任何一个领导官员如果在社会治安问题上不作为，就是对人民民众根本利益的最大的冷漠，就是最大的失职，就不配做人民的公仆。

南开大学与中央党校联合调查发现
　　以法整治商业贿赂
　　六成公众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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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商业贿赂正在扰乱中国的经济秩序，助长官员腐败并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中国政府今年来呼吁通过法制整治商业贿赂，但许多民众与学者认为，法律不敌“潜规则”。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最近就商业贿赂问题进行了一项联合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不请客送礼做不好生意。另外，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缺乏信心。

　　根据这项调查，94.39%的受访者为了做成生意，会答应给予对方回扣；90.65%的人为了逃避巨额罚款，会选择宴请执法人员。

多数人不会举报

　　在看到其他生意人向执法人员行贿时，只有14.02%的人选择举报，54.21%的人一般不会，多达31.78%的人肯定不会举报。

　　调查也显示，民众对官员的廉洁没有信心。

　　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官员在发放许可证、资格认证、监督检查和其他市场管理环节中受贿的现象普遍。在政府干预较多、公益性强的行业和领域里，商业贿赂的问题最严重。

　　这调查的对象是来自中国不同省市和地区的部分中央党校学员、公司企业人员和普通民众。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程宝库昨天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商业贿赂在我国滋生蔓延，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中国历来被形容为一个“讲关系”的社会，请客送礼以建立“关系”，并由此获得差别对待的风气由来已久。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贿赂一度被有效克制。但近年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商业贿赂的名目与手段也日益繁多，形式日益隐蔽，除了送“红包”和银行卡，一些企业与官员也借“技术服务费”、“顾问费”、“咨询费”等收取回扣或贿赂。

　　过去半年多来，有关商业贿赂的议题在中国逐渐得到关注。

　　有评论指出，商业贿赂在中国蔓延，既有执法不立的因素，也有立法问题。中国社会“以权代法”的惯性经常为贿赂创造条件。

　　例如，起草立法的部门为了给本部门的“权力行为”留出充裕的空间，故意在法律规定上含糊一些，对各部门法律之间的不协调、冲突、脱节之处采取回避的做法，把矛盾留给“权力行为”去运作。

　　于是，漏洞百出或含糊不清的法律让企业无所适从，让政府部门和官员有了干涉市场的“需要”。此外，企业遵守法律不易，也让执法部门有提高“帮助”的必要。

涉商法律繁多

部门“生财有道”

　　在谈到商业贿赂的“潜规则”时，曾有外商愤愤不平告诉本报，中国涉商法律繁多，“每一个条例，都是有关部门索要钱财的工具”。

　　自去年底以来，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中共与中国政府领袖，几次明确提出要集中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治理行动，利用法制来整治商业贿赂。

　　在南开大学的上述调查中，受访者普遍支持中央治理商业贿赂的举措。

　　不过，只有9.09%的人认为能够彻底根除商业领域的贿赂现象；而认为不容易取得大成效或者认为不会取得明确成效的达60.13%。

　　事实上，中国并不乏反商业贿赂的条例。如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1996年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可是转换到现实中，法律不敌“潜规则”。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公众对待商业贿赂的态度持续消极，并且被默认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或中国商界的特殊问题，其治理更是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