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监局:"欣弗事件"没有瞒报

中国药监局:"欣弗事件"没有瞒报

周二 （8月8日），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态，"欣弗事件"不存在瞒报。

中国药监局的发言人还表示，一种药品不良反应的对外通报应当遵循科学、严谨准则，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较早时，曾经有媒体提出疑问：有关部门当初为何在接到不良反应报告后没有立刻向社会公布？相关部门是否曾经试图掩盖事实？

周一，有媒体报道说，安徽的一个网站批评说，卫生部门早在7月29日就到阜阳调查此事，事故可能早就出现。

"齐二药"阴影

初步调查显示，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简称"安徽华源"）在6月至7月份生产了约368万瓶"欣弗"，约318万瓶销往全国26个省区市。

官方媒体说，截至8月7日，"欣弗"使用过敏已造第成4人死亡，她是陕西咸阳的一名女性。此前，黑龙江、河北和湖北各有1人因使用"欣弗"而死亡。

到目前为止，欣弗事件已扩大涉及10个省份，造成4人死亡。 至今药检部门对"欣弗"的检测仍在进行中，外界在焦急地等待权威结论公布。

但是，由于无菌项目的检查需要14天的周期出结果，检测的最终结果将于8月14日左右才能获知。

在中国，人们对于"齐二药"致命假劣药事件依然记忆犹新的情况下，"欣弗"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再度成为广泛关注以及报道的话题。

中国卫生部承认2003年禽流感案例

周二 （8月8日），中国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发布一份声明，追溯诊断2003年11月底的一个不明原因发热、肺炎病例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确诊病例。

声明说，卫生部组织临床、流行病学、实验室检测等专业的专家，对2003年可疑人禽流感病例(男，解放军某部士官)进行了讨论。

专家们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关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诊断标准的规定开展了平行实验室检测工作。

专家们认为，应该追溯诊断该患者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确诊病例。

病症相似

今年6月底，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卫生部澄清有关03年底一宗以为是萨斯病的死亡个案其实是禽流感引致的说法。

世卫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中国8位科研人员的文章，透露他们对2003年11月底的一个不明原因发热、肺炎病例标本进行回顾性研究，认为此病例可能感染禽流感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一研究结果感到惊讶，要求中国卫生部澄清。

随着中国卫生部今天发布这一声明，证明了中国早在2003年11月，便出现了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死亡个案，较官方公布的时间早两年。

较早时，就有流感专家指出，倘若有关的结论成立的话，相信当年一些被指感染萨斯病的内地人，可能实际上是感染了禽流感，所以当年内地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有可能不仅只是一宗。

在某些方面，萨斯与禽流感的症状非常相似，都有发高烧与呼吸道感染的表征。

记者们认为，这一声明引起中国方面为什么不早些公布这一病例的疑问。

三年前萨斯病（非典型肺炎）肆虐全球初期，中国当局曾经遭到有关隐瞒疫情的指控。

王伟：刘志华腐败案仍在调查中

距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整整两年时间，人们在关心筹备进展的同时，还关注其中涉及的官员腐败和媒体报道自由度。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在被问及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腐败案的进展时说，案件还在调查中，现在还没有正式提出起诉。

今年六月被免职的刘志华，曾经是负责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同时负责北京奥运的建设工程。

北京奥组委一直表示，对刘志华的调查，不会影响奥运会的筹备工作，31个运动场馆的兴建工作仍然按计划进行。

8月3日，北京奥委会和各部门负责人还签署了"廉洁办奥运"责任书，确保今后两年不再出现贪污腐败问题。

有关2008年的奥运会是否将真正现场直播的问题，王伟回答说，将现场直播，不会有几秒钟的延后。

中国在直播领导人发言或者娱乐节目时，通常会作几秒钟的延后，一般认为这是为了确保直播过程中不出差错，避免尴尬。

另外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向中国外交部和北京奥组委递交了一封信，要求北京信守诺言，减少对外国记者的限制。

该俱乐部主席刘美远说："中国对外国媒体的控制，与中国向国际奥委会表示将允许自由报道的承诺不一致，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的精神。我们希望中国尽快开始奥运会主办国应该有的新闻自由。"

不能把征地价格强加给农民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脚下的土地值多少钱？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广东省最近出台的一项有关农民征地补偿的新政策，其中明确列举了征地补偿的金额。由于中国内地近年来曾经发生多次围绕农村征地而产生的纠纷，因此这次广东省的政策调整也吸引了相关人士的注意。新政策究竟做出了哪些规定？这些规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人民日报最近报道，广东省制定了新的农村征地补偿标准，根据土地类型的不同，每公顷土地的补偿价格从23万4000元人民币到103万元不等。任何征地价格都不能低于规定的最低价格，但是深圳市并不包括在政策规定范围之内。文章表示，新政策的目的是更好的保护农民权益，建立更为完善的土地市场机制。曾经长期参与农民土地维权的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姚中秋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国此前也曾经有过有关农村征地的补偿方案和规定，但往往存在着诸多问题。他说：

“现在是有这样的赔偿标准，有国家的，也有地方的。但是问题第一是，这些标准本身普遍比较低，第二，即使这样比较低的标准也往往得不到执行。农民经常拿不到国家规定的补偿，往往会被拖欠，或者标准被私自压低。因为现在的补偿往往给的是村集体，而不是给每个农民，而这笔钱到了村委会后有一个向农民分配的问题，而其中有时候就发生贪污，截流的问题，太石村等地方发生的冲突就和这个有关。”

姚中秋认为，相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来说，农村征地纠纷中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由国家单方面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本来就并不公平，因为征地的一方是政府，而征地补偿标准也是国家制定之后，强加给农民的，因此往往会出现政府故意压低低价的现象，也就是补偿款并不能反映土地的真实价值。比如在这份最新的补偿金政策中，每公顷土地补偿价格从24万多到100万，如此之大的价格落差，也给一些地方政府提供了做手脚的空间，

“那么你可以想象，政府通常情况会往最低的标准靠拢，很可能会造成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会更多。因为省政府既然公布了20多万到100多万的补偿标准，那么农民肯定希望得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而地方政府如果给了一个低的标准，可能会引发冲突。”

姚中秋表示，定价过低的另一个因素是，地方政府在制定补偿价格时，往往以该块土地在过去几年内的农业产值作为定价的基数，但是政府征地的目的却往往是用于利润高的多的工商业建设，因此往往出现补偿金过低，引发农民不满的事件。

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指出，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因此在未来的五年中，将有大约1500万农民的土地将被征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究竟如何才能让征地补偿更为合理公平呢？姚中秋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你不用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只规定一个最低的标准，不能低于这个标准，在这个之上，应该让农民和征地的地方政府协商谈判。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把价格强加给农民。”

中共政改新进展：任期不能超过10年
　　胡锦涛任期还有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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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近日发布《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首次明文规定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党政职务连续任职不能超过两个任期（每个任期五年）。北京学者分析，中共高层将在明年秋天举行的十七大上把有关党政领导的任职期限写进党章，从而彻底实现高层人事轮替的制度化。

　　这项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布的规定指出，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五年；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规定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

　　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各部门的正职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正职领导成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

　　换句话说，今后上至中共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下至县委书记、县长，都要遵守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定。

　　学者指出，这意味着胡锦涛必须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时卸下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不能再沿袭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后仍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前例。

　　1949年中共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任期都是终身制；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虽然开始改革职务终身制，但他们退休后仍然对政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虽然同第四代领导人之间成功实现了权力交接，但这种交接更像是各方妥协的结果，缺少法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领导任职的期限，是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

　　但规定没有涉及领导任职的另一敏感问题，即年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内部对干部任职年龄有一般性的规定，例如省部级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但鉴于目前政治局中有人已经接近甚至超过70岁，中共暂时不便规定政治局以上官员的年龄，以免影响十七大高层人事布局。

　　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也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

　　按照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政府以及纪检、组织、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

　　不过，从中国主流媒体的反应来看，官方对这三项“务实”规定的宣传远远不如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务虚”理论的宣传。这说明胡温等高层领导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仍采取“少说多做”的审慎态度。

唐山地震的陈年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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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有为（华盛顿）

　　时隔三十年纪念唐山大地震，人们的感觉和想法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高楼林立的城市风景线，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市区交通，百业兴隆购销两旺的市场经济，安居乐业的市民生活，气象万千、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唐山，说明曾经被地震夷为平地的这座城市，已经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重新展翅飞翔，而且飞得更高更远了。如果不是那矗立在市中心的纪念碑，和一些有意保留的断垣残壁，人们实在难以相信今天的唐山是在三十年前那一片人间地狱般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隆重的集会，悲痛的悼词与热情的赞歌，加上唐山市民奉献给24万名死者的24万朵鲜花，在夏日阳光中闪耀着人类的良知、温情和友爱，表现出中华儿女在九死一生危难中的顽强拼搏精神、再造唐山的坚强毅力，以及政府对地震灾难的死者与幸存者的巨大关怀。

地震消息很迟才报告到中南海

　　不过，在有了这一切壮观的、感人的和应该做的行动之后，唐山大地震这历史的一页是否就此完全翻过去了，就没有任何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呢？

　　回答是“不”，因为这场地震灾难除了是天灾，是否还有人祸，这个关键的问题对很多人仍然有疑惑，没有得到解决。

　　按照唐山抗震纪念碑上的说法，“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唐山上空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大地上狂风呼啸。在强烈的摇撼中发生强烈地震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城乡居民24万2769人殁于瓦砾，16万4851人顿成伤残，7000多个家庭断门绝烟”。

　　这么大的灾难，瞬间就把一个城市从地面上抹去，把24万居民一口吞没，难道事先一点也没有察觉，没有任何征兆预示着大地就要震怒、土地就会崩裂、生命就要毁灭吗？

　　事实上，当时已有很多迹象表明京津塘地区要发生大地震，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密切关注，进行监测。但地震发生之后，国家地震局的人员竟然连距离北京只有四个小时汽车里程的震中都搞不清楚，还要用最原始的方法，派出人员往东南西北方圆两百公里的范围内去查找，等到发现唐山电信完全中断才明白出事地点。而中南海领导人则是在开滦煤矿工会主席乘坐矿山救护车赶到北京报告之后，才知道唐山被地震抹平了。

　　实际上，在唐山地震之前，国家地震局的主管人员已经收到不少地震预报，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既未向上级报告，也没通报有关地区设法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大量死伤。如果说老天爷是这场灾难的主犯，那么堵塞唐山市民生路，把人们往死亡谷里推的地震主管部门岂不就是帮凶吗？

　　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没有看到任何官员因此而受到惩处。抚今追昔，建设新唐山固然功不可没，但由于疏忽而使旧唐山遭受毁灭的失责行为也不可饶恕，这才是公平合理的说法。

究竟是谁的责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应有的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当时中国政局一片混乱，高层权力斗争难见分晓，下面办事的人员心中无数，对于这样重大的灾难是否应该向上汇报，汇报会否招来训斥没有把握。所以只好采取静观态度，听任事情发展，无法加以掌控。

　　这种解释的目的，是要推卸地震部门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把灾难的发生和无法预防归因于当时的政治局面。

　　1976年，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已经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人民怨声载道。周恩来因被常年折磨而死，邓小平被罢官靠边站，毛泽东已届风烛残年还独居深宫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中南海内母鸡报晓，内戚宦官骄横跋扈，像明朝大奸臣阮大成那样自以为“国家多难，正我辈得意之秋”。神州上空阴霾蔽日，中南海里风云诡谲，国家政治命脉几乎奄奄一息，政治时钟似已停摆，一场比自然灾难更大的政治地震就要来临。老百姓对高层权斗一无所知，只能屏息以待，不知命运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一个不知谁在主政，谁将从座上变为阶下囚的政府来关心抗灾救灾事情，未免是一种过分的奢望。何况地震跟权力沾不上边，在阶级斗争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攻守双方忙于谋划布阵和准备交锋唯恐不及，谁还有心思来关心地震是否不可避免，和老百姓的命运如何？

　　如果说唐山大地震未能预防的责任不在下而在上的话，那又怎么能叫一个想管的管不了，在管的又不管的政府来承担这个责任？毛泽东一向强调要突出政治，但政治突出到只局限于权力斗争，而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连几十万条人命关天的事情都可以置之不顾的地步，人们对这样的政治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因此，唐山大地震就成了政府有责任而不知道该由谁来负责，因为说不清楚或不能把它说清楚而只好把它挂起来的一桩咄咄怪事。

　　本来，追究过去，是为了吸取教训预防和避免历史重演。但是，这种操心在当局看来未免多此一举。因为既然唐山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成长得比过去更加壮观，死者已经得到安慰，生者可能创造更加辉煌的将来；既然现政府已经在推行“以人为本”、“和谐世界”的政策，而且干得比旧政府好了，那就何不让过去的一切过去算了。人们与其追究那说不清楚的陈年旧账，还不如多多地肯定现在和面向将来吧。

·作者是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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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中国有关方面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不仅已经崛起，而且在迅速壮大。到目前为止，新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数已经超过1亿5000万，约占总人口的11.5％，使用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表明中国社会在迅速转型。所谓新社会阶层是对传统社会阶层而言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阶层单一，社会基本上由工人、农民、军人和党政官员组成。社会阶层单一表明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并不复杂，协调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也相对容易一些。

　　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最显著的就是专业社会阶层的崛起。专业人员尽管在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他们的人数很少，很难构成一个阶层，更难于形成自身独特的利益。今天的专业人士阶层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也对管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换句话说，没有专业人士这一社会阶层，现代社会就很难运作。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必然要反映到中国的政治变革中。最近，中国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明确表示执政党要调整统一战线工作，把新社会阶层成为新统战工作的重点。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政治信号，表明执政党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执政方式，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

　　

新社会阶层成为统战工作重点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政治迄今为止的成功之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激进民主化，但执政党一直是试图调整国家的管治模式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表现在新社会阶层政策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模式，一方面是鼓励发展，另一方面是不断及时地把这些新社会阶层吸纳进政权。在一些搞激进民主化的国家，政府和新社会阶层之间要不呈现一种紧张关系，要不就是成了政府的反对力量。相对于这些国家，中国政府在处理和新社会阶层的关系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为了有效吸纳新社会阶层，中国不仅已经从法律上保障新社会阶层的利益（如修改宪法来保障正当的私有财产），而且在政治上为这些社会阶层提供管道让他们参与政治、影响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如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伴随着这种总体政治环境的变化，新社会阶层也越来越成为执政党统战工作的重点，并且已经提上了制度化的层面。例如，中央统战部最近牵头建立了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协会等行业协会参与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系会议制度。

　　新社会阶层有参政的要求，这也是最自然不过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总体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所制定的各方面的政策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但在吸纳新社会阶层的同时，也有必要考量如何进一步改善总体政治制度，一方面防止政策的偏差，另一方面保证政治制度对于各社会阶层的公平公正性。“统战”千万不能成为一些社会阶层所享受的一种政治“特权”。面对新社会阶层的崛起，统战向这些社会阶层倾斜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政策很容易走样，尤其在各级地方，统战往往成为收买政策，称为官商一体的象征。

　　在一些地方，一些人有了钱，就想弄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来当。也有一些地方，地方官员为了各种目的经常给有钱人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头衔。越到基层，这样的问题就越大。不难发现，从人大到政协，乃至各级政府，到处都充满着新社会阶层的代表。

　　

社会阶层应有平等政治参与权

　　

　　一旦“统战”成为特权的途径，腐败由此而生。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也有可能因此失去保障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功能。在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不管其是否民主，其基本功能就是保证社会各方面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这一政治职责也就落在共产党身上。

　　执政党不仅仅要依靠新社会阶层来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也要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利益，保障基于公平正义之上的社会稳定。所以，在强调新社会阶层的同时，更不能忘记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在和平建设时代，各社会阶层应当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绝对不能根据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重要性来确定其政治重要性，更不能因为该社会阶层的经济重要性为其提供特殊的政治参与权。工业化和商业化必然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整体社会的负面效应要有政治来纠正。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这样，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容纳新社会阶层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同等重要的是考量如何为工人、农民和其他一些弱势社会群体提供参与政治的管道，从而保证他们的正当的利益的获得。应当认识到这些社会群体还处于非组织状态，缺乏制度性的参政管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保证他们基本的社会公正和正义经常成为问题。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就解决中国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提出要建立“穷人经济学”。这个说法很形象。在缺失为穷人说话的经济学家的情况下，穷人很难在经济政策话语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同样，要保证政治上的基本公平，中国也有必要建立“穷人政治学”，让穷人的声音反映在国家政治上。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香港廉政公署通缉周正毅 却无法从大陆引渡

【网讯】上海富翁周正毅在香港犯案，在中国服刑三年刑满出狱后，仍然在香港通辑名单上名列前茅。但香港和中国还没有完善的引渡关系，廉政公署束手无策。

　　香港反腐机构廉政公署的通辑名单上，周正毅名列第一。周正毅是上海的暴发户，先经营小餐馆后来炒房地产成为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富翁。后来，周正毅毛玉萍夫妇到香港成立上市公司。

　　香港廉政公署指控周正毅诈骗上市公司股东。2003年，周正毅在上海因虚报注册资本、操纵股市价格罪名被捕并在2004年被判处三年徒刑，2006年5月获释。在周正毅服刑期间，他妻子毛玉萍今年1月16号在香港因阴谋造市和妨碍司法公正被判处三年半徒刑。

　　周正毅和毛玉萍都是上市公司负责人，在上海和香港都有高级住宅。因为仍被香港通辑，周正毅在上海获释几个月来没有回香港。香港廉政公署一位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说：“他是还在我们的通辑名单上，这是对的。但是，特别的情况下，我们对个案不评论。”

　　至于廉政公署是否可向北京提出要求，引渡周正毅回香港受审，香港保安局早些时候表示，香港还没有相应的立法，所以目前两地的移交嫌犯和犯人的安排还无从谈起、无法落实。

　　上海政府发言人称，上海没资格引渡周正毅。而上海新闻办一位官员则表示，周正毅已经获得释放，“我们这方面的行动已经结束”，至于如何引渡、能否引渡，“我们就不好说了”。

　　这位官员说，到目前为止，上海并没有收到香港方面的要求，因此无法讨论引渡与否的问题。他说，即便香港方面提出要求，也应该是向北京中央政府提出，而不是向上海提出。

中共将在十七大后建立反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

【网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曾提出，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消息人士指出，在明年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共将为这一体系做好各方面的基础准备工作，而到2010年将建成反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

　　有关专家透露，在十七大之前的基础性工作包括研究反腐败的基本思路和方案，加强对全党的教育，清理和完善反腐败的各项政策法规，对《廉政法》、《监督法》、《官员财产申报法》等急需的法律法规也将加快调研。

　　据了解，中纪委专门成立了惩防体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相关工作。各省市、部委也被要求制定具体方案和阶段性工作计划，以进一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措施。建立健全反腐体系，已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党政领导班子的议事日程。

　　同时，在十七大前，纪检监察体制也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反腐廉政工作将由党委书记负总责，一名党委成员具体抓，完善党委反腐败协调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协调重要问题。

　　将改变目前由党委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的模式，纪委书记不再兼任党委副书记，而是集中精力专注于纪检工作，陕西、湖北、新疆等多个省市已开始实行。

　　另外，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官员问责、述职、述廉、财产申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也应提高普通党员和民众在反腐败立法中的参与度。

　　据悉，在制度创新方面，将有望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以及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另外，针对外逃贪官增多的现象，还将逐步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

　　专家分析，今年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大动作主要有二。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打击商业贿赂专项行动。二是针对党委集中换届对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加强打击和查处。

　　据悉，对于换届后的新任职官员将加强廉政培训，党政主要负责人将定期讲廉政党课。而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则将负责对省部级官员的反腐教育。

党政高官的任职期限或将在十七大被写入党章

　　中共中央近日发布《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首次明文规定包括中央官员在内的党政职务连续任职不能超过两个任期（每个任期五年）。北京学者分析，中共高层将在明年秋天举行的十七大上把有关党政官员的任职期限写进党章，从而彻底实现高层人事轮替的制度化。

　　换句话说，今后上至中共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下至县委书记、县长，都要遵守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定。

　　学者指出，这意味着胡锦涛必须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时卸下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不能再沿袭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后仍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前例。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任期都是终身制；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虽然开始改革职务终身制，但他们退休后仍然对政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虽然同第四代领导人之间成功实现了权力交接，但这种交接更像是各方妥协的结果，缺少法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领导任职的期限，是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

　　但规定没有涉及高官任职的另一敏感问题，即年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内部对官员任职年龄有一般性的规定，例如省部级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但鉴于目前政治局中有人已经接近甚至超过70岁，中共暂时不便规定政治局以上官员的年龄，以免影响十七大高层人事布局。

　　不过，从中国主流媒体的反应来看，官方对这三项“务实”规定的宣传远远不如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务虚”理论的宣传。这说明胡温等高层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仍采取“少说多做”的审慎态度。

　　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遇上一些瓶颈问题，像日益严重的征地纠纷等，已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稳定。分析指，胡温必须能在其任期内启动政改，克服这些经济发展上瓶颈问题，中国才能确保其经济可以软着陆。中共必须争取时间，学习如何在民主制度下按国际社会的常规执政。而改变终身制，限定官员任期是政治改革道路上的一个有意义的进步。

　　观察人士指，有迹象表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正开始酝酿一个温和的政改方案。而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近日公开表示，政治改革是中国的历史必然，他相信本届领导人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政改”。

中国民间参政意识提高 维权人士参选地方人大

【网讯】最近中国出现不少民间独立人士和维权人士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观察人士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民间参政意识的提高。

　　中国县乡两极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最近在各地开始，预计将选出人大代表二百多万名。这次选举出现了不少民间独立人士及民间维权人士积极参选的现象。

　　据悉，去年参加广东番禺太石村维权行动而一度受到拘押的吕邦列表示，他已经报名参加今年底湖北枝江市人大选举；另外，曾经倡导“不买楼运动”的深圳居民邹涛也宣布将参选下个月当地罗湖区人大代表选举。

　　湖北教师姚立法从1987年开始就以民间独立人士身份连续参选五届湖北潜江市和一届省级人大代表，最后终于在1998年当选市人大代表，外界称他为非钦点的“布衣代表”。姚立法表示，他今年11月还将参选市人大代表。

　　据介绍，今年中国全国有大约五百多人以民间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是历年来最多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评价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最深刻的实践”。

　　观察人士称，民间独立人士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更多地反映了民间权利意识以及参政议政热情的提高。

　　不过，被外界称为“布衣代表”的姚立法认为，尽管今年中国各地以民间独立人士身份参选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历年来最多的，但是民间人士不容易成为正式候选人。

沃尔玛口服心不服 私下对参加工会的员工施压

【网讯】沃尔玛在中国的首个工会在晋江店成立后，短短一个星期，沃尔玛南京店以及深圳的两家店也相继成立了工会。这四家沃尔玛店工会的成立，沃尔玛方面均没有派人到场。

　　据知情人士7日透露，沃尔玛已经给全国总工会发函，要求与全国总工会在没有任何媒体参加的前提下进行谈判。

　　另据报道，有加入工会的员工称，目前无形压力增大，担心以后升职、休假、福利都会受到影响。

工会均成立于夜深人静时分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沃尔玛在中国四家店的工会均在夜深人静时分成立。“选择在晚上开会，主要是沃尔玛一般都是晚上10点左右打烊，这时员工才有时，如果在白天开会，员工要请假或调班，会影响工作。”泉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7月28日11点多到次日凌晨3点，晋江店工会成立会议在晋江市罗山街道办事处二楼会议室举行，这里距沃尔玛晋江店所在的SM广场只有100多米。当时，会议室前后分别悬挂着“沃尔玛深圳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晋江店工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红色横幅。

　　“工会成立大会有25名会员参加，刚好符合法定人数，在随后举行的庆祝会议上，又有一名会员赶到。”泉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称，“30名会员中有4名女会员，分布在各个部门，分别来自本地、本省、江西、湖南、广西、重庆、湖北、云南等地，很有代表性。”

　　这次会议，沃尔玛晋江店的工会会员按照中国工会章程，投票选举出其第一届工会委员会的7名委员，柯云龙和姜忠祥、柯乃坤分别担任工会的正、副主席。在柯云龙等人递交的建会申请报告中，30个人都签名并摁了手印。

市长亲自做工作

　　“为了促成工会成立，晋江市市长杨益民还亲自到沃尔玛做工作。”知情者表示。在工会成立前夕的7月28日下午2点，泉州市总工会派人到偏离晋江市区的SM广场发放防暑降温慰问品。

　　“SM广场里主要有两家大型卖场，一家是沃尔玛，另外一家是莱雅百货，我们向两家的员工都发放了，慰问品是每人一瓶蜂蜜、一盒茶饼、一条毛巾，还有一些参加工会的宣传材料和贴好邮票的入会邀请函，每份慰问品的总价值不到20元。”上述人士表示，“莱雅百货拿慰问品的员工远比沃尔玛多。”

　　但此次发放的慰问品以及在工会成立大会上发放的纪念品，被沃尔玛方面指为“拉拢和收买员工”。

　　同样受沃尔玛怀疑的事件还有，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湖景分店工会在8月3日成立时，深圳总工会给冒着台风天气深夜赶来出席会议的42名会员，每人发放了300元补助。“当时狂风暴雨，又是晚上，按特区的标准，给300元补助已经算少了。”深圳总工会称。

员工称无形压力增大

　　一位员工说，“如果加入工会，我们担心今后的升职、休假、福利都会受到影响。”

　　“现在我们员工，特别是加入工会的员工的无形压力很大。”沃尔玛福建晋江店的一位张姓员工说，“我现在准备辞职，另外再找工作。”他是这里刚刚成立的沃尔玛工会会员。

　　据知情者透露，目前沃尔玛亚洲区负责人已经传话到各个分店，一要查收买拉拢员工加入工会的事，二是今后工会的会费由员工其他福利作为转嫁，比如取消节日发放给员工的购物券等。

　　沃尔玛南京店曾多次在全体大会上强调，不允许职工加入工会。公司的员工通道上，甚至贴出告示，如有人加入工会，将在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约。“沃尔玛发工资给员工，就是要求他必须做好本职工作。”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事务部地区经理王韶凯表示，“沃尔玛的员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销售、服务。”

工会也持审慎态度

　　王韶凯称，如果工会是员工自发自愿成立的，沃尔玛会遵守中国法律，但如何工作，需要按照总部的指引。但泉州市总工会发给沃尔玛晋江店关于支持、配合工会工作的函件，却被沃尔玛方面退了回来。沃尔玛晋江店工会成立后，这里的500名员工中又有10多名要求入会，但现在他们表示需要再考虑。

　　“泉州市总工会已经成立了沃尔玛晋江店工会规范建设指导小组，组长由常务副主席傅福荣担任，成员由相关部室人员组成。”泉州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称，“现在主要是发展会员，落实办公场所，在工会经费没有到位之前，晋江店工会的活动经费暂时由上级工会提供，办公场所正在督促晋江店给予落实。”

中电联：电力高收入合理合法 降薪对基层冲击大

【网讯】在社会各界对电力行业高收入讨伐声浪不断，一些电力企业相继开始降薪行动之时，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副秘书长范继祥表示，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是合理合法的。

　　他说，舆论对电力行业高薪问题的认识过于偏激，“是不客观的”。

　　“抄表工年薪10万元”是假

　　中电联是全国电力行业企事业单位的联合组织，目前拥有会员单位1440家，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华能集团和国电集团等中国所有大的电网公司和发电公司。

　　范继祥没有否认电力行业收入较高，但他认为，年收入超过10万的职工是少数，不具有普遍性，电力企业老总年薪过百万美元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范继祥曾任某电力局局长，正厅级干部。范以自己为例解释说，他目前的退休金每月还不到2000元，而且很多企业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普通职工年薪15万元。

　　范表示，据他了解，目前国内电力企业老总最高年薪在70万元到80万元左右。他说，电力行业收入水平全国各地不等，东部发达地区一般职工年薪6万元到8万元，西部陕西、新疆和甘肃等地一般在3万元上下。

　　对于一个倒闭电厂抄表工年薪10万元的说法，他认为是“胡说”。

　　不过，正是抄表工年薪10万的报道最终引发了舆论对电力行业的大规模“讨伐”。

　　此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曾表示，目前中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因此成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焦点问题之一。

　　此后，国家电网公司、华能集团和华南电网公司等电力企业的高层开始带头降薪，一些大集团的老总主动将年薪降低30%到50%不等。这也被外界看作迫于压力所做的被动调整。

　　电力行业降薪或对基层干部冲击较大

　　范继祥认为，电力行业的高收入与工资制度改革有关。

　　1997年电力行业实行承包后，在工资制度上，电力企业实行每年年终按照完成任务的情况分配奖金的绩效考核制，由于对管理层实行年薪制，分配时管理层收入就比较高。范说，这样的体制改革很多行业都实行了，这样的收入分配方式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范表示，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得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电力和煤炭等产业部门同步开始现代化建设，那时候电力行业的工资根本比不上煤炭行业，“煤炭比我们高一级”。通过减员增效、提高职工素质等手段，才使得整个行业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他举了个例子，以前一线工人基本素质较低，现在已经到了本科以上水平；以前一个工厂要1000人，经过分流到三产等服务行业，现在同样的一个工厂也就200多人。“效率高，工资自然就高。”他说。

　　据范介绍，目前电力行业已成为中国少有的与世界先进工业技术比肩的行业，发电、装机容量和用电量都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他反问到，“我们为国家做这样大的贡献，而且收入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社会对我们这样憎恨呢？”

　　当被问到电力是否因垄断才获得高收入时，范认为，首先电力行业通过努力提高了生产力；其次，从全球范围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力行业不是由国家控制的，“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

　　范继祥对电力行业的降薪行动表示不解。不过他说：“这次(降薪)可能对基层的干部冲击较大。很多电力行业的基层人员认为他们被冤枉了。”

不要鼓吹三位知名法学家从检的开创意义

　　三位知名的法学教授近日赴最高人民检察院履新，在“法学家从政”成为话题之后，“法学家从检”同样夺人眼球。不仅最高检对此“开创之举”评价甚高，有学者也撰文附和，称这一任命的开创性意义还在于“为今后中国法治领域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有机结合打造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标本”。

　　在中国，名与实之间，有着无数的说道。学者笔下的“标本”意义显然是将“名”当成了“实”——且不说此次三位法学家只是到高检做一年的“挂职”，本质上还是“友情客串”。

　　就算对这三位法学家的遴选“完全是按照厅局级干部的标准进行选拔和任命的”，也难称“开创”。法学界与高检的人员交流早已有了“前科”。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教授如姜伟就正式调入了高检担任厅级领导，高检的厅级领导如杨立新也于早些年转入人民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在检察官和教授都套用同一个行政职级时，实务界和法学界的身份转换也就等于干部轮岗一般平常，只不过换了一个称呼而已。

　　一个完全按行政标准来选拔官员的检察机关，和一个完全在行政管理之下运转的法学院，在本质上是何其的相似。两者的人员交流要真能实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有机结合，那才叫怪呢！

　　不过，有学者为“法学家从检”大声叫好或暗地里欢呼雀跃，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为一些法律学者“学而优则仕”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的道路。但要走上这条道，也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处处彰显利益博弈的时代，高检敢于“壮士断腕”、“肥水也流外人田”，自然是有其深意的。

　　从“名”上说，这一开创之举“既给最高检机关提供了面对面向专家、教授学习的机会，也给法学专家、教授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直接指导实践的平台”。从“实”上说，“这是检察系统的一种统战工作，有利于高校、科研单位专家了解检察机关工作，建立感情，增进共识。”如果不懂得这“名”与“实”的关系，就不懂得“法学家从检”的真正意义。

　　三位法学家挂职最高检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几年来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取消和削弱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争论。它给司法改革所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影响，就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检察权的不断被弱化。

　　这一显著特征在近十余年来的检察制度变革中有其清晰的印迹——检察机关先是丢掉了税务检察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又失去了免予起诉权，同时，检察机关自侦权中的相当一大部分划给了公安——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权能与检察权的分离更符合司法规律，是极其必要和应当的。

　　但由于部门利益的的局限，部分领导人视野的狭窄，也由于检察理论的储备不足，使得检察机关在检察基础理论研究上表现出了一种强人所难的“保”字当头的特征，最终却仍在保税检—保免诉—保民行—保自侦中边保边退，处处被动。

　　到今天，检察机关终于“沦落”到连过去自认为非常稳固的侦查监督权都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有学者提出应在中国建设治安法院，实行侦查活动中的司法令状制度——在西方一些国家，批准并签发搜查、拘留、逮捕令状的，并不是检察院，而是法院。

　　由是可见，在以权能的重新分配为重要内容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权遭到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挤压。“法学家从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隆重推出的，它对法学家的“统战”使命是如此浓厚，以至于有媒体甚至使用了“最高检要培养中青年法学家”这样的小标题。

　　虽然基于利益竞争而争夺话语权不过是司法改革过程中再自然不过的正常现象，虽然有学者为突如其来的被“统战”机会而欢呼雀跃也并不见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也请保持必要的克制——你头戴的“学者”光环对普通公众而言可就代表着“话语权”呀——没准还有读者就把你的“标本”、“开创”当了真。（作者：王琳）

官员上电视直面民众问责是一种义务

　　日前，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做客广州电视台，与人大代表、市民和患者零距离接触，直面全民问责。在节目演播现场，民众把准备好的各种尖锐问题一股脑儿地抛出，甚至直斥卫生局不作为。这不单是年仅47岁的局长第一次直接而全方位地被公众“监督”，对于广州市卫生系统的高官来说，这也是头一回被公众如此问责。

　　面对“吃螃蟹”的官员，我们不必吝啬掌声。广州市卫生系统的这位官员直面公众问责的行为，在官员问责制度缺乏体系化以及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应该得到社会的褒奖，但没有必要过度拔高此事的积极意义。因为，直面公众和人大代表的问责，是官员必须具有的素质与应尽义务。

　　官员手中握有公众赋予的权力，而权力意味着责任，必须接受监督与质疑。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实，固然有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权力部门的怠慢无疑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某种意义上，官员直面公众的问责，是长时间以来权力部门在公共场合缺位的一种补偿。

　　目前的社会运作中，存在一种非正常的逻辑线索:对应该的行为进行褒扬，将应当履行的责任誉为高尚。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谬赏主义”。这反映了社会运转中失序的广泛存在，也反映了转型时期社会的不成熟状态。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恶，是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基本规律。所以，对权力进行限制与监督是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必然规则。对公共秩序负有重大责任的各级官员理应直面社会监督，但长期以来规则缺失的现实，造成了一些官员远离公众的不正常状态。这使得一些官员的政治生活中，缺少了直面来自各方面问责的机会和勇气。

　　因此，筹划完整的社会监督体系，将制度化的约束机制置于官员的政治生活中，让接受问责成为官员的一种工作义务，是权力监督机制建设的必然。否则，直面问责只会是部分官员即兴而发的“勇敢行为”，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权力部门的施舍性举动。显然，这不应该是社会生活的正常逻辑。（作者：北平客）

公务员“全部从基层选拔”矫枉过正

　　从明年起，陕西省将全面实行从基层为县以上机关遴选公务员制度。县级及县级以上党政机关补充国家公务员，全部在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中招录，和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公务员中遴选。据悉，这是该省日前启动的“农村基层人才队伍振兴计划”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机关公务员全部从基层选拔”的规定，无疑是在县以下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的一道福音。但我以为，硬性要求公务员报考人员必须具备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实际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弊病同样显而易见。

　　机关公务员全部从基层选拔的规定，把基层经验当成了公务员考录的一条“硬杠子”。这种规定有助于激发大学毕业生投身基层的积极性，但也将使那些没有到基层工作愿望的大学生，从此被关闭在公务员考录的大门之外。

　　机关公务员全部从基层选拔的规定，可以视为当地政府针对公务员考录设置的行政许可。但是，如果翻阅《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其中都没有关于报考人员必须具有两年农村基层工作经历的规定。换言之，这种行政许可条件并没有法律依据。既然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有较真的报考者坚决要拿《公务员法》和招录部门对簿公堂，相关部门又作何解释呢？

　　大学毕业生不愿意投身基层，根子在于农村太穷，基层太艰苦，基层干部出路太渺茫。硬性规定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必须具有两年基层工作经验，只会诱导他们把基层工作作为“跳板”。即便毕业后不得不来到基层，但“远大理想”依然是早日回到城里。试想，这样的规定究竟是在振兴农村基层人才队伍，还是在为大城市和大机关的公务员考录准备后备军呢？

　　大学毕业生愿意扎根农村基层，必须营造拴心留人的环境，使他们的艰辛付出得到合理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紧迫的是让县以下的基层干部能够获得与大机关干部大致相等的经济待遇和发展机会。对于振兴农村基层人才队伍而言，这种出于公平、公正目的的做法肯定比两年基层工作经验的“硬杠子”更富实效。（作者：朱胜国 ）

解放军倡作战文书越短越好 六字电文获头奖

【网讯】解放军正在提倡作战电文写得越短越好，沈阳军区一份演习作战电文仅八个字，而西藏军区一份电文只有六个字“派民兵三百人”，这份六个字的电文得到该旅演练的第一名。

　　据《解放军报》报道，解放军以往演习，有些作战文书篇幅冗长，内容繁多，不仅延长拟制时间，降低传输速度，还影响执行者的阅读速度和理解程度，制约作战指挥效能提升。

　　报道说，沈阳一个装甲师在演习中，根据作战需要减少文书数量、精简文书内容，要求参演人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尽量拟千字文、写百字报、下十字令。五天演习结束，演练的作战文书与去年对照，总份数少二十五份，课题演练成果却增加十二项。

　　对于西藏军区获得某旅政治工作演练作业文书评比第一名的电文，报道称赞，这份电文短小精悍，一句话讲明当前急需上级协助解决的问题，需要做什么一目了然。评委认为，这样的报告适应战场环境的需要，应该提倡。

广东选拔逾五千女官员担任领导班子正职

【网讯】广东省近年积极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截至去年底为止，广东省领导班子共有正职女干部五千一百六十一名。

　　据《南方日报》8日报道，截至去年底，广东全省共有女干部85.9万人，占干部总数的40.5%，比2000年底提高4%。此外，全省共有女党员79.6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1.9%，比2000年提高3%。

　　数字显示，2001年以来，全省共提拔厅、处、科级女干部二万五千三百多名，占提拔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八。目前，全省各级各类领导班子共有正职女干部五千一百六十一名。

　　数字表明，2001年以来，广东省党政群机关共录用女公务员二万一千七百多名，占录用总数的两成八；共选派了二百四十多名优秀应届女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全省女入党积极分子逐年扩大，到零五年达十万四千人，占入党积极分子的四成八。

　　与此同时，广东省还重点抓好卫生、教育、纺织、服务等重点行业发展女党员工作。2005年，全省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发展女党员一千三百一十三名，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女党员一百四十八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曾作出批示，要进一步加大妇女干部、年轻干部、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改善干部队伍结构。各级党组织在坚持标准基础上，大胆选拔女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不仅从党政机关选人，还注意从基层和生产经营第一线选人，从企业、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女干部比较集中的单位选人，以选拔年纪较轻、知识层次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女干部为重点，改善各级领导班子结构。

庭审中为涉贪官员求情 广东疾控中心遭炮轰

【网讯】原广东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耀星，因涉嫌受贿逾千万元被押上法庭受审已过去近一星期，但关于疾控中心在庭审中为罗“求情”一事的争议却不断。

　　据《大公报》报道称，多数广州市民都认为，虽然功过要两分，但在如今腐败严重的风气下，如此“求情”难免让人嗅到一种“同流合污”之味。

　　而法律界人士则指出，合理的求情能起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导向意义，但相信该案“求情”对判决影响很小。

　　在8月2日罗耀星受贿案的庭审中，广东省疾控中心出具了一份文件为罗“求情”，希望法院对罗从轻处罚，其原因是罗在职期间尤其在2003年抗击SARS时，在疾病控制、免疫规划、应急疫情处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表示，据现行法律，相关单位或个人可以为被告人“求情”，但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不能作为一种证据，不是定案的主要因素。但“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官在不违背原则下，可以考虑从轻判处。

　　该律师认为求情是有作用的，总比没有的好。就罗耀星一案来看，其单位求情决不是一般市民想像中对判决的影响那么大，他相信对该案判决“影响很小”；因为其行为致使国家受损失，“受害人”是国家，不同于一般的“受害人”为个人。

　　至于广东疾控中心提出求情文件是否合理，该律师认为不同人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称，若罗耀星确实有贡献的话，其所在单位向法官求情，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贡献”不可以取代“刑罚”，但起码向社会传递了一种信息：若人对社会有了贡献，就算之后“失足犯错”，也仍会得到单位或社会的一定认可，起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导向意义。

　　不过，该律师也强调，“出了贪官的单位，本身就该负监管不力之责”。他认为该中心在如此公开表态求情之时，更要好好反省与完善日常的监管体制与落实力度。

台港商人游行抗议福建石狮市政府抢地迫迁

【网讯】中国福建石狮市政府最近出动工商、国税、地税及消防队等部门人员，多次强行入屋搬走石狮市联邦工业园内企业、民居的设备和用品，并以停水停电手段强迫工业区内所有企业、住户限时搬迁，包括港商和台商在内的工业区业主及商户不满当地政府的作法，前往市政府抗议。

　　据中央社报道，联邦工业园业主企业协会会长黄思明表示，工业区近八千名业主及企业工人，7日上午8时从工业区游行到石狮市市政府抗议，当局派出近五百名武警防暴队到场戒备，数名示威者被便衣公安带走，双方一度发生争执。

　　他指出，石狮市政法委书记要求示威者派代表到市府商谈，政府官员对代表提出的条件未有正面回答，仅称会开会商讨。示威人士于下午1时许和平散去。

　　黄思明还说，工业园所在地已成为石狮市中心地带，土地升值三、四倍，有发展商看中这地段，于是与政府勾结，逼走旧户重新发展。

　　不过，石狮市政府办公室一位官员表示，他只听说早上有七十至八十个工业区的民众到市政府上访，而国土规划局副局长张基明则强调，这次是上访而非示威活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先生否认政府是因联邦工业园地价飙升而收楼，他表示，真正原因是楼房被国土规划局定为危房，搬迁工作将会继续，搬迁企业将获赔偿，赔偿方案仍在制订中。

　　据了解，福建石狮市联邦工业区拥有众多台商及港商企业，园内拥有大小企业百多家，住户过千，有五十多个住宅单位的业主为港人。石狮市国土局去年9月发出通告称，工业区内的住宅是危楼，所有企业及住户必须于今年底前全部搬迁。

地方经济高烧确诊 中央酝酿新一轮宏观调控

【网讯】尽管上半年中央加紧宏观调控，严令地方放缓固定资产投资。但是，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司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有七个省份投资增幅超过40%，其中有两个省份超过50%。

　　报告显示，上半年，16个省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于全国31.3%的平均增幅。其中，吉林增长55.6%、安徽54.1%、河南48.8%、河北44.4%、内蒙古43.5%。

　　与上年同期相比，有22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提高，其中青海、陕西等省的投资增幅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

　　从大区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34.4%、42.13%、41.47%和25.93%。与上年同期相比，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在投资中的比重均有所提高，东部地区有所下降。

　　权威人士指出，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已经出现过热越来越感到不安，其实，从2003年和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的担忧一直没有消失，宏观经济调空政策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国家发改委认为，这种降温措施并没有奏效，其原因是地方对中央关于经济降温的要求置若罔闻。

　　而对于中央来说，宏观调控措施过于严厉很可能造成经济衰退，过于宽松则可能起不到效用，既严重损害政府的政策公信力，甚至有可能令经济变得失控，导致“车毁人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公布了土地新政三措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被认为是地方“第二财政”的土地出让金将纳入地方预算中，受到中央监管。此次土地新政，有可能立竿见影，为地方经济降温。

　　半年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目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中的棘手问题，并对今后半年的经济发展做出具体规划。

九成和尚娶妻生子 当局欲扭转宗教界异化风气

【网讯】在中共“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下，佛教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出席7月10日至12日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时强调，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界的异化风气，恐怕要成为当局重视的议题。

　　在7月11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贯彻首届佛教论坛共识座谈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讲话中重提了他在2003年《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报告中的忧虑：商品经济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少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不正、金钱至上，少数人甚至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

　　他警告说：“这种不良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到僧人队伍，败坏了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中国佛教的前途与命运。”

　　“道风不正”也表现在僧侣对于传统戒律的漠视，虽然和尚娶妻生子在中国会被革除僧籍，但还是有非常多的和尚仍然维持一般人的男女关系。圣辉法师说：“汉传佛教僧人要坚持独身、素食、僧装，具足威仪，对于违犯戒律、败坏道风者，应视不同情况，给予收回戒牒、迁单离寺、摒出僧团、撤销僧籍等处分。”

　　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超过九成的和尚娶妻生子，现象之普遍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

　　对宗教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人民大学党史教授何虎生说，中国目前佛教僧侣的来源一是佛学院的毕业生，二是自愿出家的信众，后者的人数又占多数。如何保证僧团的素质是一个关键。

　　“金钱至上”最典型的应该是“新年敲钟权”的发明。上海的玉佛寺今年元旦的第一钟卖了8.8万。上海龙华寺一般钟声三千元，逢8等特殊钟声涨30%以上。

　　因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名扬中外的苏州寒山寺，是媒体记载中最早出卖“新年敲钟权”的寺庙，从1998年左右开始，业内的一个传说是，寒山寺早在2002年，首钟就能卖到两万元。

　　由于获利颇丰，“新年敲钟权”风行全中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寺，南京栖霞寺、镇江金山寺、无锡灵山大佛景区、天津荐福观音寺、烟台号称“太平晨钟”的太平庵、北京戒台寺，或是明码标价，或是拍卖竞标，让清净佛门染上了浓浓的商业味。

　　报道引述一名卖钟声的中介人说，他的公司能得到寺院高达35%的佣金回扣，可见利润之高。除了官员用公款买钟声外，一些企业也买下敲钟权送给官员。中介人说：“这件事花钱不多，投官员所好，而且又让人不觉得是贿赂，比新年团拜还强！”

　　一名宗教界人士评论说，中国大部分寺院仅凭香火钱，仍然可以过得很好，无需如此贪心；各个寺为了都想让自己的钟声卖出最高价，难免勾心斗角。

　　除了卖钟声，一些寺庙道观也盛行卖“第一炷香”。湖南南岳衡山一些宗教场所，每年春节前后或一些神灵的诞辰，前往烧香的领导干部的专车络绎不绝，新年的“第一炷香”已被炒至十多万元。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表示，虽然寺庙、道观、教堂属于“宗教活动场所”，不是“宗教团体”，但是仍然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宗教局说：“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的财政、会计、税务管理制度，接受政府财政、税务、民政和宗教事务等部门的监督。”此外，其财政收支“要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虽然规定如此，何虎生却指出，寺庙账目一般都不公开，在财务收支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问题。

　　他说，寺庙的经费来源有很多种，修缮庙宇的钱部分来自政府拨款，部分来自信众捐款；日常的收入则来自作为旅游景点的门票以及香客祈福的香火钱。宗教局说，这些收入都享有免税优待。

江泽民新书透露：澳门回归仪式上乌龙百出

【网讯】香港媒体日前纷纷报道了江泽民新书中写到的中英在回归仪式升降旗问题上的“一秒之争”，但其实书中透露的澳门回归仪式更加有趣。

　　葡萄牙和大英帝国不同，在主权这些面子上的问题与中方没有争执，反而抱着无为心态，以致连回归仪式也没有排练好，乌龙百出。

　　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原定在1999年12月19日23时40分开始。该书透露，"后因葡萄牙政府代表团四位成员未能及时上主席台就座，被逼推迟了1分20秒。桑帕约总统又因感冒嗓子不适，讲话时间比预计的7分钟超时30秒。仪式进度延迟近两分钟。”

　　面对近两分钟的延误，中方人员立即启动应急措施。该书透露，“中方司仪加快语速，在国旗护旗手尚未完成挂旗动作的情况下，宣布让特别行政区区旗护旗手提前上场，抢回了宝贵的1分50秒，确保于零时准时奏响国歌、升起国旗。”

　　也许正由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一位经过多日刻苦练习的特别行政区区旗护旗手进场时走成了顺拐，臂膀和腿摆向了同一个方向，这个不太协调的动作出现在世界各地现场直播的大画面中，似乎有几分滑稽。该书形容，这位年轻的澳门警员的“失误”反给回归的喜庆再添几分欢悦。

　　在《为了世界更美好》一书中，江泽民对两位特首评价颇为有趣。书中对董建华的评价只有寥寥21字——“性格沉稳，为人和善、诚恳，能忍辱负重，勇于承担责任”；但对何厚铧的评价却颇长，包括“风华正茂……秉承父辈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在澳门经商、从政、投身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并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参与国家事务，积累了较丰富的从政经验，是不可多得的治澳人才。他深得民望，高票当选行政长官。”

　　另外，读过《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的记者就认为，该书整体可读性不如钱其琛的《外交十记》。钱公行文，质朴无华，平实白描，展现了国际风云变幻和外交斗争的纠繁复杂；“钟之成”诸公也许是为了展现江公的光辉形象，文风华丽，整本书犹如江公的寰宇风情游记。

历经八审九校 《江泽民文选》将于10日首发

【网讯】《江泽民文选》将于本周举行首发式，作为这位“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八十大寿的献礼。据悉，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江选》出版印刷发行工作。

　　来自出版界的权威消息称，《江泽民文选》的时间跨度从1980年8月21日至1997年8月5日，收录了江泽民在此期间的讲话、文稿、题字等81篇，相当一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第一批印制的《江泽民文选》，分为特精装、精装、大平装与普及本四种版式，即将于本月10日起在全国县以上新华书店统一公开发售。

　　据《大公报》报道，7日下午，在《江泽民文选》即将面市的前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副署长邬书林等亲临人民出版社，走访、鼓励《江泽民文选》参编人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详细介绍了《江泽民文选（1—3卷）》的编校、出版进展。

　　黄书元透露，自五月下旬接到中央编辑、出版《江泽民文选》的任务后，人民出版社进行了全社动员，先后历经“八审九校”。初次校对时，即在原稿中找到一千余处疑点与不解之处，当即反馈给中央文献研究室，还在校对中发现了64处必须修改的“硬伤”。

　　在开机印刷之前，人民出版社又抽调了十五位资深编辑，利用三天的时间，夜以继日，对样书精心进行了最终校对，确保“零差错”。

　　黄书元还说，首次印制的《江泽民文选（1—3卷）》分为特精装、精装、大平装与普及本四种版式，根据不同版式大小有16开、32开等多种。为了方便广大民众的阅读和学习，《江泽民文选》普及本首次印刷即有三十万套之多，其中供应北京市场的有十万套。在开始销售后，还将马上进行加印。

　　现在人民出版社已在第三会议室里摆放了各种不同版式的《江泽民文选》。抬眼望去，《江泽民文选》与此前出版的《毛泽东文选》、《邓小平文选》等相同，都为统一样式的米黄色。随手翻阅，即可发现在正文之前，夹有江泽民大幅西装彩色照片单页。

　　据了解，《江泽民文选》将于9日前送至全国各地县以上新华书店，10日起统一公开发售。为确保万无一失，人民出版社精心考虑了各种应急“预案”。目前五千册样书已送至民航储运公司“待命”，一旦出现短缺或其它紧急情况，将立即通过飞机紧急空运样书，进行紧急调配。

　　另外，中宣部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江选》的出版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学习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地方层层加水 中央与省级GDP数据相差8048亿

【网讯】针对国家GDP数据与省级GDP数据的差距问题，多位专家表示，目前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在计算GDP时的方法基本一致，造成GDP双版本的原因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之外，主要还是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博士表示，“还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对准确一些。”因为国家统计局能够最大限度地纠正省级数据中的误差。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表示，目前中国GDP计算的模式不是国家对省市自下而上报来的数据进行核算，而是国家先明确几个决定GDP的大的总量数据，然后再调取数据，而这一过程中，有的数据是相对较硬的，出入一般不大，如能源、消费、出口等，有的数据则是软的，需要靠地方的数据进行统计，最典型的是投资。

　　事实上，当前许多投资都来源于地方部门，只能按各地的投资口径计算，而这难免出现省市级上报的数据比实际情况高的情况。

　　据专家介绍，工业增加值是GDP的重要部分，按照法人属地的原则进行统计，但如今法人企业下属机构甚多，因此各省存在重复统计现象。

　　此外，对于贸易则按照产业活动原则进行统计，多数地方统计时都宁愿将贸易算作本地区的GDP数字，这也造成了贸易的计算叠加。有些地方还把地区间的合作项目也同时记录到各自省的数据中去。

　　现行的统计体制仍是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国家统计局对地方统计局有业务领导之权，但人事、财政大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结果当然是，地方统计局听命于地方政府。

　　事实上，中国两级统计数字的双版本确实长期存在着。据了解，自2004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就推出了一整套改革的措施，长远目标是下算一级，国家统计局将省一级的GDP统计起来，彻底消除省级地方政府对统计数字的影响。

　　近日，国家统计局又在酝酿选择几个试点城市，由国家统计局代替地方直接进行关键经济运行数据的核算，并形成统计结果。

高校换届高峰年 新任校长官方背景惹人注目

【网讯】2006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十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更换了校长。在各高校的现任校长中有一比较普遍的特征是，很多新任校长都有一段时间的从政经历。

　　据教育部的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1月到2005年8月，共有194人走上高校校级领导岗位。2005年有8所直属高校顺利完成了换届工作，13所直属高校完成了行政领导班子的整体换届工作，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校级领导岗位，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

　　2005年是高校领导班子换届的关键一年。据教育部资料，截止到当年7月31日，教育部直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总数为760人，平均年龄50.6岁，45岁以下的校级领导干部162人，占21.3%.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换届是年龄因素下的自然更替。

　　新帅集体亮相

　　他们多是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而且不少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开阔的视野和新颖的观点。在度过了“文革”期间的人才断层之后，原有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很多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恢复高考早期的本科生、研究生如今正是四五十岁的年纪，正是在事业和学术上年富力强的时候。

　　这些新任校长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多是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而且不少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开阔的视野和新颖的观点。

　　新任南开校长与杨卫的经历非常相似：饶子和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博士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后，和杨卫一样都有海外名校深造的经历；归国后长期在清华大学执教；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官方背景惹人注目

　　没有行政经验的学者和没有学校工作经验的高层官员来当校长，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在各高校的现任校长中，另一比较普遍的特征是，有一段时间的官员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任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2000年9月调任现职。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曾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司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4月调任现职。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2002年8月调任现职。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曾任原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2002年4月调任现职。

　　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等，2004年7月调任现职。

　　联系到近日浙江大学新校长杨卫的教育部司长背景，有教育观察者指出，近年来对若干重点部属高校主要领导的任命，以教育部司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升任部属重点高校党政一把手的情况增多。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指出，中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同时，“大学校长也实行任期制，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年龄限制。”

　　据悉，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由于大学大多是私立，都有由校友代表、著名学者、政府官员等组成的遴选专家委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遴选，根据校长理想的能力、品质和学校的发展阶段，形成几十人的候选，最后由校董会确认。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潘懋元说，因为中国的校长是个事务工作的决策者，如果他本来是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那他上任校长之后就是矛盾的，他是继续钻研学术，还是全心投入学校管理事务？所以，没有行政经验的学者和没有学校工作经验的高层官员来当校长，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最好的就是，有在学校担任系主任或教务长的经验，或者有一些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的高层管理经验，这样的人做高校校长，应该是不错的人选。

山西多名主管煤矿安监系统的官员涉贪被捕

【网讯】山西是中国产煤大省，在当局为减少煤矿灾变而加强控管之际，有多名高级官员涉嫌收贿滥发安全生产许可而被捕，其中包括太原市四名安监局主管官员、太原矿山设计研究院院长等人。

　　据《法制日报》报道，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2006年四月对山西煤炭安全监察局技术装备处处长刁岷依法搜查后，挖出山西煤炭安监系统多起收贿案。

　　据报道，今年三月，有人向太原市检察院检举，揭发太原矿山设计研究院院长孟真威在办理安全许可证时收贿和出具煤矿安全虚假报告。太原矿山设计研究院是太原市安监局的一个下属单位，主要业务是对煤矿安全设计进行评测。

　　经初步查明，2004年至2005年期间，全省对煤矿资源进行整合，并全面换发新一轮的安全许可证。因无此证不能生产，不少安全有问题的矿场为求一张安全许可证费尽周章，同时让太原矿山设计研究院迎来巨大“商机”。

　　2005年中秋节前，该院为某煤矿生产安全评估出具虚假报告，被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发现，为逃避处罚，孟真威送给当时的山西煤炭安全监察局技术装备处处长刁岷人民币五万元。从2005年到案发，为了得到刁岷的关照，孟真威先后送过刁岷数张银行卡，金额达二万余元。

　　刁岷两次收取左云县两煤矿矿主托人送上的六十万元，并为他们办理安全许可证，而孟真威有七名官员在背后为他撑腰，更加有恃无恐。

　　孟真威为了顺利承揽业务，先后以各种名义分别给太原市四个区的安监和煤矿主管官员金额不等的回扣与好处。

　　报道说，当局在搜索刁岷的办公室时，发现现金近四百万元，存有120余万元的存折，价值六十余万元的几十张超市消费卡。

达赖喇嘛在印度表示其继承者必须是流亡藏人

【网讯】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印度媒体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半退休，他正在认真思考继承人选，而继承者必须来自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小区。达赖喇嘛也补充说，他的继任人选必须为所有西藏人民所接受。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腾桑波7日称，自从2001年以民主方式选出首席部长之后，达赖喇嘛就说自己是“半退休”。

　　图腾桑波：“近几年来达赖喇嘛形容自己为半退休状态。2001年我们举行直接选举，产生第一位民选的首席部长，管理政府的每日例行事务。这不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告诉媒体，他正在思考继承者的问题。”

　　今年71岁的达赖喇嘛对印度媒体说，身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把“西藏人民”从西藏带到印度，并且展开回归西藏的运动。他相信自己的继任人选能够完成回归西藏的目标。

　　达赖喇嘛在自己的网站上表示，达赖喇嘛的职务是否继续，完全由“西藏人民”的希望所决定。根据流亡政府在1963年制定的宪法，在全体大会三分之二的投票下，可以革除达赖喇嘛的职权。因此，达赖喇嘛认为，如果他过世，“西藏人民”将选出另外一位达赖喇嘛；而在未来，如果这个职务不再有存在的意义或者价值，而且大环境也有所改变的时候，它的机制就将停止。

　　不过，中国政府曾经表示，下任达赖喇嘛将出生于西藏，并且由中国公民中选出。

《瞭望》指和谐社会理念直接继承自江泽民思想

【网讯】在《江泽民文选》即将发行之际，官方媒体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发表文章强调，中共退休的前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江泽民是在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上卸下总书记的职位，第二年在全国人大上也卸下国家主席的职务，这两项职务的继任者均为胡锦涛。 江泽民过后也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由胡锦涛接任。

　　《瞭望》刊登的这篇文章列举了中国面临的众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农村问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能耗过大和生态恶化等问题。

　　文章指出，除了这些问题，“正当我们党面临如此重大的挑战和考验的时候，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了整体性新老更替的局面。”

　　“一大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要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如何培养既能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又能开拓前进的中青年领导干部，成为我们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文章强调，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江泽民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还列举了江泽民在任时，提出的各项主张，其中包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把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以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里指出，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来，中央提出的战略思想，都是直接继承自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思想。

　　“从上面的回顾和综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思想一脉相承的，并直接从那里继承下来的。”

　　文章并说：“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