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卫生局长上电视直面问责 市民轰炸式质疑

广州卫生局长上电视直面问责 市民轰炸式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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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日前历史性地首次做客广州电视台“沟通无极限行风大家谈”节目，与人大代表、市民和患者零距离接触，直接面对全民问责。

　　广东《新快报》报道，这不单是这位47岁的局长第一次直接而全方位地被公众“监督”，对于广州市卫生系统的高官来说，这也是头一回被公众如此问责。

　　报道说，民间评论认为，黄炯烈此次站出来，无疑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但他既然敢站出来，就意味着诚恳和透明。

　　在长达近四小时的节目中，市民质疑针锋相对，“为何广州的黑门诊比正规门诊、医院的数量还多?”、“为何同样的一瓶药水，大医院的价钱是普通药房的几倍甚至十多倍？”“为何医生收红包成为整个社会公开的秘密？”

　　在演播现场甫一坐下，黄炯烈就受到炮弹式的“轰袭”。市民、网民、患者、人大代表一刻都不浪费，把早已准备好的尖锐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出，一下子把这个卫生局长推到风口浪尖上。

　　还有广州市妇婴医院医疗纠纷案的家属、律师也来到演播现场，面对局长，他们甚至直斥“卫生局偏袒医院，不作为”。

　　面对连串的拷问，黄炯烈保持着他儒雅的微笑：“在广州这个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我感觉卫生事业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医疗机构、农村卫生、社区卫生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广州市卫生局愿意跟全市的医疗卫生队伍一起努力，一定不辜负市民的重托。”

　　现场的黄炯烈，有过尴尬，有过激动，也有过不安，但他最终强调：“医疗系统问题肯定存在，但也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卫生局是有作为的，局长也是有作为的！”

中国台办官员指两岸警界需要进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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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台办交流局局长戴肖峰7日在上海表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前景广阔，两岸警方、警学界需要进一步合作，以维护两岸民众利益，促进两岸和平稳定、经济发展。

　　中新社报道，戴肖峰7日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警学”研讨会上致辞时，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做出以上表示。

　　他说，随着两岸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两岸间跨境的伪钞、走私、绑架、勒索、贩毒等案件发案率增加，他透露，在这些领域，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今年2月，两岸连手破获了一个以台籍人士为首的特大国际贩毒集团。

　　他表示，在当前两岸往来日益热络的同时，两岸跨境犯罪的途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高科技化，不仅影响两岸经贸往来，更威胁两岸民众的安全和利益，因此两岸警界需要进一步合作，举行相关的警务研究、警学交流研讨会。

　　他同时透露，今年台湾民众到中国的总人次不断攀升，上半年已达210万人次，同期中国民众到台湾的人次也首次突破九万。

　　这次两岸四地警学研讨会是由中国警察协会主办，来自两岸四地的警学专家、警界人员90余人出席会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再不推行政改 中国将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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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最近越南共产党的政治改革措施，刺激了中国国内舆论对政治改革的呼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最近受访时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的历史必然，他也相信本届领导人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政改”。

　　他强调，中国已来到关键时候，再不推行政改，肯定贻误时机。

　　据汪玉凯观察，中国推行政改有三个底线不会松动：共产党一党统治、社会主义体制，以及不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独立。

　　在上述三底线不变的前题下，他认为政改仍大有可为的空间。

　　汪玉凯主张，党内高层下放权力，在党内实行省委、市委、县委和乡镇书记的差额选举。在官员的选拔上，让全国人大、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共享提名权。

　　在中国国内，主张温和或渐进式改革的学者一贯占主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学界与民间主张推行党内民主的声音渐多，以党内民主为政改的切入点。上述趋势在官方学者中更为明显。

　　汪玉凯所属的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功能类似，都是官方培养高级官员的学府。两者不同在于，党校培养党内高干，国家行政学院隶属国务院，学生群体包括国务院属下的部委首长和地方省长。

　　汪玉凯受访时也说，当前中国推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经济实力和领导人意识这两样条件俱已存在。因此“（中央领导）该出手时就要出手。现在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再不出手肯定要贻误时机”。

　　谈到政改的空间时，汪玉凯指出，首先要扩大党内民主，让党员对领导人有真正的选举权。

　　当前，中共正在一些乡镇试点党委书记的差额选举制。汪玉凯认为，这一模式应该扩大并上升到县、市、省，以及各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

　　过去中共各级党委书记虽然有选举制度，但选举只有一名候选人，这种“一对一”的等额选举，使选举制度流于形式。

　　汪玉凯指出：“如果允许内部推荐两到三个候选人，党内民主选择的结果虽然和组织安排不一定吻合，但还是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另外，他也主张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作用，让他们和党组织部门同样享有对政府官员的推荐权。

　　他说，人大推出的候选人很可能也是党员，即使所有候选人都是党员，但是因为由不同的方式推荐出来，他们所反映及代表的民意就会比较多元。

　　在不改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情况下，改革党、政府、人大、政协这四大权力结构的运行方式，在内部形成相互制约的模式，汪玉凯认为，这样的改革已足引起很大“震动”，让局面有明显改变。

司法体制应更独立

　　此外，他也认为中国的司法体制应该享有更大相对的独立性，以树立司法的权威性，这样才能做到中央所号召的“依法治国”。

　　当外界思考中国的政改走向时，经常离不开两个观察点：领导人的意愿，以及领导人实施意愿所受的条件制约，尤其是中共高层权力关系格局对局面产生的影响。　　

　　汪玉凯分析说，2002年在胡温政体形成时，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改变执政理念和执政策略，塑造亲民与反腐形象，以重塑民众对中共和政府的信心。如今胡温的“亲民”形象在海内外获得了高度认可，他相信政改的想法已潜藏在胡温意识中。

　　他说：“我认为，在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年）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思考。他讲的三个执政，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已经对政改有了相当的思考了。”

　　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行政层面问题的积累，中共高层必然认识到，上述问题的解决最终都系于政治改革一途。

　　汪玉凯自认不主张激进的改革，但他对政改的期待依然明确。

　　他说：“步子可以稳妥，但现在就要开始做。”

中国干部任职满十年须交流

(2006-08-07)



　　 （联合早报网讯）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５年，在一个任期内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不得超过一次。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调整职务，任职３年以上的，计算为一个任期；任职不足３年的，只计算任职年限，不计算任期届数。

　　 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１５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正职领导成员；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中规定，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工作。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独资、合伙或者较大份额参股的方式，经营企业或者举办经营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该领导干部不得在上述企业或者单位的行业监管或者业务主管部门担任领导成员。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10年的，必须交流。在同一地区党政领导班子中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满10年的，应当交流。新提拔担任县（市、区、旗）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的，应当有计划地易地交流任职。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重点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支柱产业及重大项目建设进行。

中国报章:邓小平七度遭暗杀

(2006-08-07)



　　 （联合早报网讯）据中国官方报道，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八年，生前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曾遭七度暗杀，每次都死里逃生。七次暗杀中有五次发生在文革期间，幕後涉及当时复杂政治斗争。

　　 新华网引述「科学生活报」报道，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一号通令下，邓小平被遣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一个废弃的步兵学校软禁。十月二十三日清晨，有多名武装「民兵」冲入该校，朝邓小平住所乱枪扫射。但由於目标判定错误，遭扫射的是看管邓小平的警卫班。警卫人员当即反击，多名武装「民兵」被击毙。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俄制「伊尔－１４」飞机到江西，接邓小平返回北京等候分配工作。但江西省军区又接到紧急通知，安排邓小平乘坐火车返京，由军区参谋长率领一班警卫，加挂一节软卧车厢。结果，「伊尔－１４」飞机在飞返北京途中，在安徽上空解体。

　　 一九七五年九月某日，邓小平、华国锋、江青等人一行，到山西省大寨召开并主持「学大寨」现场会议，邓小平等在大寨招待所住宿。傍晚，邓小平在头号秘书王瑞林、警卫陪同下，在山坡上散步，突然有人射冷枪。警卫虽还击但枪手逃脱，至今仍为悬案。

　　 一九七六年四月某日，邓小平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後，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安排到北京军区玉泉山招待所五号楼一层软禁。傍晚，邓小平被软禁的一层，突然电源短路起火，一层的一○一房至一一○房全部被烧毁。当晚，邓小平被安排学习，然後由警卫陪同去澡堂淋浴，逃过一劫。

　　 一九七六年七月某日，邓小平接到通知，被安排到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避暑。邓小平以健康为理由，要到医院检查而未去。安排送邓小平到承德的日制小旅行车，後被发现前轮轴已断裂，在公路行驶时，随时都会翻车燃烧。

　　 一九八○年三月某日，邓小平已经掌权後，到济南军区视察部队建设，在军区的会议上作了报告後返回座位时，会场值勤警卫朝邓小平座位连发数枪，邓随身警卫以肉体护卫邓小平，逃过一劫，开枪警卫则被制伏。

　　 一九八八年二月某日，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等人在上海西郊宾馆欢度春节。四名持枪武装分子混入西郊宾馆，与值勤武警交火，三人被当场击毙，一人被捕，并从被捕者身上搜出准备暗杀邓小平用的住处地图、烈性炸药、无声手枪、纵火燃烧器材等。


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换人 明俊富接任宋马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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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两名副特派员之一的宋马锁日前离任，由曾担任中国驻米兰总领事、57岁的明俊富接任。

　　香港《大公报》报道，7月26日，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吕新华为宋马锁离任和明俊富到任举行酒会，应邀出席的嘉宾有中联办副主任郑坤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唐英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驻港部队副司令张彦欣以及特区政府其它高级官员、立法会议员、部分驻港总领事和各界友人共两百多人。

　　离任的宋马锁在驻港公署工作三年。他是2003年1月接替崔占乔，出任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一职。

　　明俊富，1949年2月生，重庆市人，北京大学毕业。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历任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赞、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总领事。


节能降耗形势严峻 发改委拟修订《节约能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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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今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增加0.8%，而中国的目标是促其在年内下降4%。据悉，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改委等将着手的《节约能源法》修订工作正在进行，建议方案可望年内出台。
　　一边是中国的能源供给状况红灯频闪、中央三令五申严促节约；一边是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节能在很多地方成为“纸上演兵”，这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最尴尬的现实之一。

　　根据来自权威机构的最新透露，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着手的《节约能源法》修订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建议方案可望年内出台。

将明确奖励惩罚措施

　　虽然此次法律修订的具体内容及条文尚未揭开面纱，但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人士的表述已经传递出了诸多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修订将主要集中在明确执法主体和监督主体、明确对节约能源的奖励和对浪费能源的惩罚措施上。不过，专家认为，如果GDP仍与政绩挂钩，地方官仍会偏袒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

　　不仅如此，《节约能源法》的修订还将扩大现行节能法的调整范围：从偏重于规范工业节能，扩大到含覆建筑、交通、政府机构、公用事业等领域节能。

　　《节约能源法》一直形同虚设

　　中国现行《节约能源法》实施中的“软腿”尴尬随处可见，法律空置现象耐人寻味。

　　《节约能源法》已经施行八年，但根据有关资料，各地不断上马的各类工程项目中，没有一个因为节能设计不合格而被叫停。单位或个人因浪费能源而受到惩罚的事例也几乎难以找寻。

　　根据《节约能源法》规定，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应当有节能篇。但却没有规定节能篇应当有哪些具体内容，由什么部门负责审核，也没有规定建设项目必须达到怎样的节能标准，根本无法影响这个工程能否获准上马。

　　《节约能源法》还规定，禁止新建技术落后、耗能过高、严重浪费能源的工业项目，对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实行淘汰制度。在实际生产生活中，这两条规定同样形同虚设。

　　制度设计上的缺失和软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领域上的“疏漏”则是更大的短处。专家指出，现行《节约能源法》的调整范围，偏重于规范工业节能，对建筑、交通、政府机构、公用事业等领域节能缺少具体规定。一个最好的印证是，近年来房地产业发展迅猛，建筑耗能已经占到社会总能耗的三分之一，而对这方面，节能法律几乎没有规定。

地方真吆喝假治理 教育乱收费连年居举报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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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处价格违法案件情况，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3.6万件，查出违法所得12.27亿元。其中，价格违法大户还是教育，已连续6年成为价格举报之首。对教育乱收费的整治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目前还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整治的效果呢？

　　7日出版的《上海证券报》刊载文章称，教育乱收费连续六年蝉联乱收费冠军是社会之耻，也是有关方面真吆喝“假打”的见证。有关部门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为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把家长从沉重的压力下解救出来。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文章指出，教育乱收费“六连冠”首先暴露出系统执法(如卫生主管部门治理医疗机构乱收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治理学校的乱收费等)之弊。治理教育乱收费，多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今年6月13日，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江西省乐平市某中学教师张秀英向有关部门举报该校乱收费和财务不明，却被乐平市教育局纪委书记当众宣布停课待岗。

　　这个事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系统执法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执法者和被执法者存在利益上的共同性。在教育拨款有限的情况下，教育主管部门严查乱收费，只会给自己找难题。倘若学校以资金不足为由找它要钱，它怎么办？而学校乱收费，教育资源保持丰足，更容易出“成果”，教育部门政绩上也容易出彩。因而，从利益上来看，教育主管部门作为教育乱收费的受益者，它没有理由和动力认真治理乱收费。

　　文章称，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另一个主角是地方政府。每当治理乱收费的文件下达，地方政府总是带头响应——是实实在在的真吆喝。然而，地方政府同样不会真正去治理乱收费，根源在于财政性教育拨款不足。这个缺口假如地方政府不愿意填补——就连那些非常富裕的地区也不愿意足额拨发教育资金，它就只能默认乱收费的进行。

　　默认还算好的，不“含蓄”的地方政府更是直接逼学校乱收费。据中国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透露，目前中国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这是造成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他说：“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

　　于是，问题就来了，作为治理教育乱收费两大主角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是学校乱收费的受益者，他们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动力本来就不足。而发改委如果隔着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去治理乱收费，也会因两者的掣肘难有成效。

信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中国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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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中国民航业亏损6.4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利增亏18亿元。其中航空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16.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1%；成本费用735.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9%；亏损25.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亏19.9亿元。

　　或许从表面看的确是这样，但是仔细观察航空业的经营，能够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面对不断攀升的高油价，航空公司做足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功夫，屡屡对民航总局反映油价高之苦，要求增加燃油附加费、并且延长政策实施时间；而另一方面，飞机票打折竞价之风依旧盛行，同样是在航空公司的积极要求下，民航总局解禁“红眼航班”，低至四折的机票得以因此而“重现江湖”。

　　尽管面临着巨额的亏损，但垄断企业的工资、福利却高得令人愤怒。现国内各大航空公司都有这样的职工“福利”：每位在职普通职工每年可以享受两张甚至两张以上的免费飞机票，全国任何一个有航线的城市都可以是目的地，而且机票可以转让给自己的直系亲属。据此估算，每位职工仅此福利按市场价就可以大致折合成四千元人民币。

　　世界各国航空业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放松管制是产业发展的必然取向，而伴随管制放松的目的就是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这也将使得全体国民受益。以美国为例，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航空业取消管制法》，允许航空公司自由进入和退出所有国内航线，并自由地决定可承担的运价。在管制放松的同时，美国航空业经历了残酷竞争，共有两百家航空公司破产，现有航空公司已由1987年的234家锐减到30多家。同时有统计显示，由于取消管制，在1980年代美国的航空业为消费者节约了一千亿美元的票价，每年可以给社会带来两百亿美元的净收益。

　　当然，民航总局近些年来已经逐步放松了航空业的准入制度，奥凯、春秋、东星等民营航空公司陆续展翅蓝天，产业竞争的活力得以增强。如果把准入限制的开禁视为管理体制的进步的话，那么退出机制的缺乏就成为造成前述悖论的根本原因了：燃油附加费其实是管理部门为了维持航空公司不被淘汰的政策性补贴，而这一补贴显然来自消费者。

　　所以，深谙此道的航空公司能够在大打价格战的情况下，依旧敢于要求提高燃油附加费，因为他们确信相关管理部门不会视其破产而不顾的。而最终因此受到损害的，其实是中国民航业的发展大局。

中国官员任期法治化与“官帽批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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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规范党政领导干部任职的三个法规文件，文件特别强调“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五年， 同职连任不超过两任”。这一规定将干部任期法治化。

　　频繁更换干部给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上长期流传的“要想富，动干部”绝非戏言，已经查出的“官帽批发商”大都与此有关。官职商品化的最大害处是破坏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导致全社会的病态。把官员任期卡死了，想借干部调整发不义之财的“官帽批发商”就难打歪主意了。
　　官员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任命官员的目的是让其承担责任。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就无法对干部进行考核，很难对一个干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长期以来，各地人大很少对行政官员任职情况做出评价，这与官员干不满任期不无关系。不对官员任职进行客观评价体系，必然产生另外一个负效应：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如此一来，谁还鞠躬尽瘁，尽职尽责？任意缩短干部任期，是既不对干部本人负责，也不对选民负责的表现。

　　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达到经常调整干部的目的，人为的设置了许多框框。如年龄超过多少岁不得担任什么级别职务等。以此为理由，把许多德才兼备，正值盛年的干部替换下来，让他们退居二线。却把一些没有经验的人提拔起来，让他们在岗位上培养锻炼，导致“交学费”的情况时有发生，给事业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地方组织法之所以规范官员任期，是经过大量比较，筛选，经过大家共同认可，是干部任职的最佳期限。依法治国理应包括干部任期按法规办事，这一次党中央公布领导干部任职三个法规文件，既是对领导干部的爱护，也是对法律的负责，更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作者：田奇庄）


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击中反腐制度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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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逃贪官到底有多少，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人们一般使用的说法是，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五千人，携走资金约七百亿人民币。但据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透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四千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大约五百多亿美元的资金。

　　检察机关专家近期总结了贪官外逃规律后，画出了这样一张“路线图”：贪官外逃一般要经过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贪一笔──辞职或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等一系列过程，其出逃准备过程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这张“路线图”告诉人们，外逃贪官的准备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有的还是公开的，如家属先行赴海外定居等。

　　这说明个别贪官的顺利出逃，击中的正是现行行政与金融监管制度的某些软肋，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着相关制度的完备与否。

　　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如相关法规和管理体制的不尽完善，金融外汇管制系统尚未建立起对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等，给不法人员资本外逃留下了一定空间。再有，虽有官员财产申报、官员家属出国备案等廉政规定和反腐制度措施，但很多规定在执行中流于形式，这样的现实情况也为贪官出逃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方便”。

　　另外，为逃避法律的惩处，跨国公司现在一般不直接使用金钱来进行贿赂，而是采取更隐蔽、带有全球化时代特点的行贿手段：一种常见的方式是为手握重权的官员子女出国深造提供条件；另一种是“腐败期权”；还有一种是由跨国公司与官员亲属开的公司做生意，双方表面上是正常的生意往来，账面上也正常，但钱财却源源不断地流入贪官的腰包；目前，还存在一种新的贿赂方式，就是通过一些私人俱乐部和会所贿赂官员。

　　与腐败密切相关还有赌博资金外流。据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调查发现，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金额，相当于2003年全国福彩、体彩发行总额的15倍，也几乎等同于2004年全国旅游业的总收入，也就是超过六千亿元。

　　虽然参与赌博的未必都是官员，赌资也未必都是公款，但官员和公款无疑占了相当数量。赌资外逃，不仅对国家财政和金融的危害极大，而且已经成为反腐败中亟待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


反腐败成果中 总有一些“政绩”令人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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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1603件，占总数的23．0%；涉案金额5．08亿元。不止一次看过这样的报道，说某某检察机关在某某年度，立案多少件，查处多少件，涉及县处级干部多少名，最后还来一句，“继续保持了在全省的领先地位”。这样的报道不免令人产生错觉。难道，反腐败的成果，是以抓了多少人，处理了多少人来衡量吗？如果这也算是检察机关的一种政绩的话，那么，这种政绩，我想，还是少点比较好。与其这样的反腐“成果”喜人，不如说这样的成果令人揪心。

　　循着这个规则下去，类似的政绩还有许多。比如说今年3月份有条消息就曾令人哑口无言。报道称，2005年，审计署机关业务司、各派出机构和已实行外勤经费自理的地方审计机关共拒绝被审计单位宴请13054次，拒收礼品、纪念品3551件，拒收现金、有价证券及支付凭证等160万元，谢绝旅游、娱乐等活动6280次。最后得出结论：“（审计机关）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社会形象不断提升。”

　　不能否认审计部门的良好形象，这两年来“审计风暴”搞得是热火朝天，着实暖了老百姓的心。可是这么个新闻，真的没觉得有半点令人高兴的地方。审计部门谢绝了那么多的“好处”，这同时也意味着有比这更多的单位或个人在行贿。审计机关的“廉洁形象”，正衬托了有那么多的单位或个人不“廉洁”。对于这一连串数字，更重要的是缺少可对比性。审计部门拒绝了这么多“宴请”、“礼品”和金钱，那么，又有多少没拒绝呢？如此一来，这些政绩倒令人“浮想联翩”起来。

　　当社会的腐败现象有所增多以后，“廉洁”和“抵制诱惑”就成了新闻的“稀有资源”。做新闻的人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然而，当“狗咬人”这种本是常理的事，也堂而皇之成了新闻，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总有一些“政绩”令人揪心。北京市公安局最近召开记者会称，要用“数据常量”取代原有的“指标管理”，来督促警察办公。理由是，在数据常量指导下，2004年、2005年以来，在总警力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1万起，抓获涉案人员8万余名，达到历史最好成绩。“与2002年、2003年相比，在总警力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破案、抓获嫌疑人数量分别上升25％和23．7％。”作为公安部门，他们有理由以这些数据告诉公众他们在为民办事。但是，作为老百姓，也可以这样想，警察抓的人多了，是不是还因为违法犯罪者多了、社会治安在恶化呢？（作者：彭兴庭）

不满官员腐败 辽宁两千村民包围镇政府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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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东北两千名村民，因为腐败案同警方爆发冲突，导致四十名农民和十名警察受伤，事件发生在7月13日。

　　来自辽宁凌源市朝阳沟村的抗议者，不满地方官员侵吞应给村民的赔偿金。当地的一个铁矿所需的道路通过农民的农田。 抗议者包围了镇政府办公楼，两百名警察派驻现场。

　　附近一名居民说，住在朝阳沟的她的亲戚告诉她发生了这起事件。这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女士说：“那个村庄有很多的铁矿。村民的土地被夺走，村民要求赔偿。很多村民卷入了同警方的冲突。最后，武警来了。一些村民受伤，一些村民被逮捕，不过有些已经被释放。”

　　报道说，受伤的村民伤得很重，必须留医治疗，其中至少一人伤情危急。有10名警员也受伤。

　　据悉，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已经被逮捕，就是否腐败接受调查。不过，地方政府和警方拒绝置评此事。


专家称中国公务员住房改革货币化是最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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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2006年7月13日，中国财政部综合司公布《2007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编制说明》，指出2007年的住房改革支出预算包括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和购房补贴预算三部分。

　　《说明》规定，中央在京行政事业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比例为8%，中央京外行政事业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比例按当地实际确定，但最高不得超过12%。《说明》指出，2005年1月1日以后的购房补贴实行定额发放，其中正司级可达1600元。

　　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负责人表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补贴标准的公布，标志着新一轮公务员住房改革的开始。

　　事实上，在财政部公布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补贴标准之前三周，由建设部牵头成立的公务员住房制度改革调研小组，已经开始在全国调研了。

　　据悉，公务员住房制度改革调研小组包括了建设部、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清华大学等部门、院校的官员、学者。

　　“在一些不允许行政单位再建房、分房的地方，异地调入、部队转业、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新进党政机关的，加上住房实物分配停止前没有购买住房的，这部分公务员的住房问题确实较为突出。”

　　2006年6月23日上午，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的华中地区公务员住房制度研究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如此表示。

　　在研讨会上，知情人透露目前调研的公务员住房制度改革主要倾向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按照市场划分的原则，完全停止政策性的住房实物分配和建设，全面完善住房分配的货币化，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这是一条比较简练的路径。另一个方向是，由于公务员住房分配没有完全到位，通过补人头的方式来继续完善。“其中后一个方向有着更多的呼声。”据知情人介绍。

　　“我个人认为公务员住房改革货币化是最终方向，市场化分配从个人生活上看有更多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认为公务员住房改革货币化是国外通行的做法。

　　对于补人头的方式，牛凤瑞认为不如把房补加到工资里方便。住房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公务员的工资没有改革，住房改革肯定会受到影响。“目前大多数公务员的工资还是1993年定的，大的收入分配制度没改变，其他分配方式就会受制约。”

　　一直关注住房改革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的董黎明教授认为，目前公务员住房货币化改革已经确定，只是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没有细化，比如把住房补贴直接加到工资里。

　　在牛凤瑞看来，目前解决改革中的矛盾是要建立和完善住房补贴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周转住房制度，逐步割断职工自有产权住房在供应和管理上单位与职工个人之间的联系，最终实现住房市场化的目标。

　　同时，牛凤瑞认为住房改革最好由科研部门进行调研、方案设计，这样能更客观、公正，可以淡化部门利益。


西藏宗教官员赞11世班禅越来越有活佛气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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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严厉斥责达赖的同时，官方对班禅（图）一直赞口不绝。西藏宗教官员称，“十一世班禅坐床十年来，气质、素质等各方面都越来越具活佛风范，受到信众的拥戴。”

　　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是藏人心中观音菩萨的转世，他把握着藏人进入天堂之门的钥匙。只有经过达赖喇嘛的超度，才能进入天堂。而班禅意为“大博学者”，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1995年11月29日，年仅五岁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坐床继位，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据中新社引述西藏自治区宗教局宗教一处拉巴次仁处长的话表示，十一世班禅坐床以来一直住在北京历代班禅公寓，专门为他聘请的最好的高僧活佛讲经指导。十一世班禅聪慧勤奋，越来越具有活佛气质。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到西藏讲经、朝圣，受到信众的欢迎。

　　据悉，作为藏传佛教界的宗教领袖，十一世班禅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大部分宗教佛事活动的仪轨。

　　同时，西藏自治区宗教局宗教二处向秋次旺处长介绍说，去年十一世班禅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举行盛典，吸引了数万藏民参加。藏民对小活佛爱戴有加，纷纷邀请他去自己所在地区的其它寺庙讲经，盛典时间长达一个月。 据了解，今年八九月间，十一世班禅还将在拉萨、日喀则等地朝佛、讲经。

　　此前在中国官方四月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第十一世班禅发言时说：“在新的时代，我们应当肩负起佛法传承弘扬和护国利民的历史责任。护国利民是佛教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千百年来藏传佛教传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据悉，流亡海外的西藏达赖喇嘛未出席本次论坛。另外，官方近期严厉斥责达赖谋求藏独之心不改，还妄想在西藏搞“一国两制”。

中国外交界权威称九成陆地边界纠纷已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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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外交界权威日前透露，在14个接壤国中，中国已与其中的12个签订边界条约或协议，划定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90%。此外，目前尚余印度和不丹两国未解决边界纠纷。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其陆地边界总长22000多公里，按逆时针顺序分别是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14个国家接壤。

　　外交界权威人士表示，中印两国外交关系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边界问题。至于地理上究竟是按哪条线为基础来谈的问题，中国外交界人士称，历史上中印之间从未划界。现在有实际控制线和传统习惯线，须综合考虑。

　　中印边界长约两千公里，分为东、西、中三段，双方争议地区约12.5万平方公里。其中，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一直为中国控制，而东段的九万平方公里自1950年代后期为印度进占。

　　1962年中印两国的一场恶战后，中印边境两军一直是怒目对峙。今年七月，青藏铁路开通，同时，中印边境的乃堆拉山口重开，中断44年的边境贸易恢复正常。外界认为，中国的经济辐射影响力正在增强，中国在中印边界谈判中掌握的砝码正在加重。

　　此间外交界人士还指出，中国与不丹之间的边界会谈从未停止。中国希望早日和不丹建立外交关系。中不边界长约600公里，从未正式划定。此间南亚问题专家指出，由于某些国家的阻挠，中国与不丹之间没能就边界问题达成最终协议。

　　北京消息称，中国全国人大正在考虑起草涉及边界的法律，该法律将涵盖中印、中越、中俄边界问题。


与联合国机构合作研究廉政 中国反腐走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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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腐败发展趋势看，腐败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复杂化、有组织化、国际化的趋势，其腐败手法更加隐蔽，腐败形式不断翻新。

　　鉴于腐败犯罪这一国际化的严峻趋势，迫切需要世界各国之间加强合作，很多国家都强烈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反腐败的合作，要求将它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要求国与国之间建立腐败犯罪数据和情报交换机制及互信合作机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反腐败国际合作途径，提升打击和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国际合作水平，将腐败发展的国际化势头打下去。

　　目前中国已签订了近一百部惩治国际犯罪的多边国际公约，并积极参与国际反腐活动，使中国的反腐败走向国际化。

　　在中国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表示，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呈现易发多发的态势，需要进一步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合作。同时，中国已经正式启动了“中国廉政建设”国际合作项目。

　　2001年8月开始，在外经贸部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监察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开始项目的筹备工作。经过多次协商论证，有关各方就项目文件的内容达成了一致。资金总量三百万美元中，UNDP和监察部各出一半。2002年11月1日，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据介绍，项目有三大内容：帮助监察部做出一份类似于“中国廉政总体报告”的东西，包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总对策”、“廉政建设与反腐败的法律框架”、“加强行政监察推进依法行政”等；搞一些专题研究，例如探讨对像金融、银行、海关这些腐败高发区，采取专门的廉政措施；加强公务员和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意识，设计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廉政建设培训方法。

　　外界担心，三百万美元资金，搞几个可虚可实的研究项目，对于复杂性和长期性为世人公认的中国反腐败工作，可能难起到作用。有专家解释：“监察部完全可以自己搞这样一个项目，为什么要引入UNDP呢，主要还是为了借鉴一些国际上先进的反腐败经验。”

　　据悉，UNDP是联合国里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掌握的资源大概是6.7亿美元，去年对中国的援助资金是约九百万美元。

　　上个世纪80年代，UNDP援助“硬技术”比较多，像工业、农业、教育和环保等方面的实在技术，冷战结束后，它的业务向“上层建筑”方面发展，力图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管理，包括范围广泛的立法、行政、社会公众的参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和运转等。而“中国廉政建设”项目是UNDP新的业务结构中的重要项目之一。

传北京示好未凑效：对台湾企业放贷计划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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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一些台湾企业的高层表示，北京去年提出为台湾企业提供总额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安排，已被证明失败，这使人怀疑中国向台湾示好的努力是否有效。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将近一年前，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宣布，将在五年内为在大陆的台湾企业提供总额三百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而时至今日，该行仅为一家企业提供了贷款。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于今年4月获得两千六百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该公司是全球第四大压缩机制造商台湾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的附属企业。

　　在中国的一些台湾企业协会表示，其它数十家台湾企业的贷款申请未能获批。

　　北京为台湾居民和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经济优惠政策，上述信贷安排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将处于自治状态的台湾视作其领土的一部分。

　　一些观察人士赞扬了新政策的灵活性，认为它有别于以往针对台独的严厉警告。其它善意的姿态还包括放松对台湾居民的签证管制、承诺大陆大学优先录取台湾学生、降低台湾水果的进口关税，以及减少对台湾医生在大陆行医的限制。

　　但在提供信用额度的问题上，台湾企业的代表们表示，该方案的策划存在问题，因为它是出于政治原因制订的。台湾味群工业有限公司下属保定公司的管理人员Chou Chang-chen表示：“国家开发银行不适合来做企业贷款，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企业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的业务重点是项目融资。过去十年间，该行的贷款集中在电力、石化、公路、铁路、煤矿、电信、农业及其它公共建设项目方面。

　　几位有意成为该行客户的台湾人表示，在向国家开发银行递交申请之后，他们发现该行不熟悉担保的概念，对营运资金融资所知更少。

不堪网民谩骂 赖昌星将关闭个人网站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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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逃到加拿大的远华案主要嫌疑人赖昌星早前开设一个网站，原本想争取支持，挣点钱，没想到现在钱没挣到多少，反而被网民在论坛上骂得受不了，决定关闭论坛。

　　赖昌星网站负责人涂念宾说，由于讨论区所发表的文章，多是谩骂赖昌星的话，赖昌星认为不太妥当，所以希望暂停。以后要重开，谁想进入讨论区，也要象看电影一样要收钱。至于收费多少则下星期会有决定，不过由于要收费，故赖昌星会恢复讨论区的发言。

　　在加拿大注册的电影公司于6月22日为赖昌星开通了个人网站，包括新闻、论文、短片、论坛等栏目，观看短片则需要付费。

　　据悉，该电影公司已和赖昌星签署协约，拍摄赖昌星成长、发迹以及逃亡到加拿大后的生活的故事。电影计划在今年九月份开拍，已经聘请赖昌星本人担任电影顾问。

　　同时，赖昌星还决定出书披露远华案内幕。不过，他不会在书中涉及他跟中共高层领导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关系，也不会继续披露他跟公安、国安、军情等敏感部门的关系。

　　赖昌星表示，书会在两三个月中完成，他希望多一些中国老百姓知道他的故事，但估计会被中国政府宣布为禁书。

　　中国官方从1999年开始查处远华走私案，指控赖昌星的远华公司涉嫌走私逃税达八百多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当局设立了前后共上千人参与的项目组，对福建当地的五百多名官员进行了处理。包括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继周、前总参三部部长姬胜德被判重刑。此外，21人被判死刑，八人已被执行枪决。但是于1999年8月逃亡到加拿大的赖昌星坚持认为，远华案是冤案。


湖南湘阴县数百人骚乱 传县委书记也被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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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湖南省岳阳巿湘阴县自上月下旬发生不同族群之间严重冲突，更在7月25日触发数百人骚乱。数百民众不满公安部门“不作为”，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大楼，有传县委书记、县长也被打伤，更有人在骚乱中死亡，包括两名小童。骚乱持续到8月4日仍没有完全平息。

　　据湘阴县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文星镇和杨林寨乡“少数不法分子”，在7月25日利用一宗治安纠纷，“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文星镇制造了一系列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打砸、冲击党政机关等违法犯罪活动”。县公安局发出通告，若犯罪分子主动投案自首并上缴武器，可视其情况从轻或免予处罚。

　　在杨林寨乡工作的龚小姐称，骚乱是由乡民之间的冲突引起，原因是早前湘阴县的本地人，打砸外地移民在县里开设的店铺，翌日近二百名移民齐心举旗子游行示威，继而引发冲突。“我们这里县政府解决不了，所以要求上面调几百个武警过来。”

　　综合内地多个网站留言区的贴文消息，事件起因是在7月23日一名杨林寨乡人与县城本地居民的口角纠纷，以及一群城关镇“小混混”到县城把由杨林寨人开设的商店砸坏。25日中午，三百余名杨林寨乡人集体乘车抵达县城，并带着砍刀、自制火枪、铁棍和木棍等武器，一路打砸破坏商店，然后围堵公安局大门，又不断向天鸣枪示威。这时大批城关镇“小混混”赶来，声称要把“杨林寨人赶出湘阴”。

　　当日下午，大批居民聚集在县公安局大院外，要求政府赔偿商户损失、出面捉拿滋事分子，但县领导一直没有表态。县委书记及县长等人出面调解，却被人攻击，有目击者说县委书记更一度被群众挟持，头被人打破血流如注。直到晚上，骚乱在省政府派出数百防暴警察到场后才告平息。

　　杨林寨乡是1969年因湖南省娄底巿修建水库，从新化县迁移到湘阴县组建而成的移民乡。据悉，杨林寨乡人和当地原住民相处不是太融洽，并一直受到歧视。

中国全国总工会要求六成外国企业年内建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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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到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中，目前仅25%左右在中国设有工会，中国全国总工会计划在今年内将这个比率提高到60％，明年提高到80%。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福建晋江店工会于7月29日成立，这是全球最大连锁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成立的首个工会组织。

　　中国全国总工会法律部部长郭军表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相信沃尔玛会有更多的店成立工会。”这对于其它外国企业成立工会将产生推动作用。

　　不过，报道指出，对于能否在年内实现六成外国企业设立工会的目标，中国部分地区工会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仅表示正在努力。郭军说，“外企比较集中的城市，工会的工作将更加繁重。”

　　报道指出，7月21日，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晋江店几名员工联名向市总工会递交报告，要求建立晋江店工会。此举引起泉州、晋江、罗山街道办公室三级工会关注，派出工会人员前往指导建会工作，并成立筹备组。

　　工会成立当天，全总副主席徐德明表示，沃尔玛在中国成立工会“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过去，沃尔玛一直强硬拒绝成立工会。从沃尔玛创立那天开始，它已故的创始人就表示，工会是一股“分裂的力量，会使公司丧失竞争力”。长期以来，沃尔玛也一直“抵制”员工参与工会或其它第三方组织。

　　据报道，2000年，美国德州沃尔玛购物中心的肉制品柜台操作员曾通过投票要求建立工会。不久之后，沃尔玛宣布选用预先包装好的牛肉商品，并更换这个购物中心的肉制品柜台操作员。2004年，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食品与商业劳工联盟”在加拿大一家沃尔玛店组织员工成立工会。沃尔玛来年即关闭这家店，表示这家店出现亏损，“工会要求使其无法获利”。

　　郭军指出，“沃尔玛一直以‘不建工会是其全球惯例’为由拒建工会。”

　　2004年11月，中国全国总工会执法检查后，沃尔玛让步，发布声明表示，若有员工要求成立工会，沃尔玛将尊重他们的意见，遵照法律，不阻止员工组织工会，并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2004年执法检查后，全总一直积极推动外国企业在中国成立更多任务会，沃尔玛在中国的竞争对手家乐福就已成立工会组织，沃尔玛则因一直不建立工会，遭全总多次批评。中国部分省市表示，沃尔玛若不成立工会就拒绝它进入。

　　沃尔玛于1996年进入中国，目前拥有六十家店，雇用三万多名中国员工。沃尔玛表示，计划下半年还将在中国新增十四到十七家店，“每家店大概有四百到五百名员工”，依照这个比例，沃尔玛今年还将新增近万名员工。

　　不过，沃尔玛在全球其它地方的扩张计划近来频频受阻，今年5月和7月宣布出售韩国的十六家店和德国的八十五家店，在这两国全线撤离，与在中国的快速扩张形成鲜明反差。

　　沃尔玛首席执行长LeeScott多次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可能复制沃尔玛在美国的规模和成功的市场。报道说，根据这些迹象，沃尔玛这次改变“惯例”似乎有了明确的缘由。

　　郭军指出，部分员工担心成立工会后遭打击报复，因此不敢成立，这是工会工作难以展开的原因。他表示，事实上，工会是保障工人权利的，全总已有相关的法律可以保护职工的合法权利，“成立了工会，会更好的保护工人的权利。”

监管地方卖地收入 温家宝土地新政三板斧压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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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国务院总理温家保近期公布了土地新政三措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被认为是地方“第二财政”的土地出让金将纳入地方预算中，受到中央监管。　

　　北京的智囊专家认为，此次土地新政，有可能立竿见影。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财源，最简单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利用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大肆卖地。一些地方官员认为，经营城市首先是经营土地，土地经营不起来，城市就发展不起来。因此，尽管当局陆续推出房价宏观调控政策，地方却并不热心实施，因为土地已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现在将土地出让金纳入预算，又要与中央共享，不再是地方的“第二财政”，将遏制土地开发短期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就算地方政府再支持，地紧了，钱少了，项目往哪里上？”因此，监管地方土地出让金的影响还将波及到固定资产的投资，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

　　而在土地调控收紧之际，金融领域也将随之收紧，消解土地紧缩而来的金融风险。各银行已奉命全面停止与地方政府签订“授信合作协议”，商业银行将清理各类土地抵押贷款，特别是地方政府担保的，甚至是土地储备中心土地为抵押的贷款。

　　观察人士称，房地产业这次将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超过“国六条”、“国九条”之类，因为土地的收紧，资金链危机将一触即发。

　　另外，温家宝出身国土部前身地质矿产资源部，国土系统被视为总理嫡系，向来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建立国家土地督查制度，将对地方政府有相当的震慑力，可打击“土地政绩”。

　　土地新政三措施：

　　1.实施国家土地督查制度，加强土地执法力度，上收土地督查权。

　　2.实施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预算，令其受到中央财政的监管、地方人大的监督。

　　3.加大土地违法案件的打击力度，加快和公开处理一批查清的土地违法违纪案件。

中央加紧宏观调控 地方继续偷偷“大炼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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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保安穿着一身破旧的毛式中山装，上面满是飞溅的火星带来的焦痕。他坚持表示，这个钢铁厂已经关闭。但在我们说了几句好话之后，他同意让一些参观者进厂看两眼，并可以靠近冶炼炉。随后，他道出了实情。

　　“瞧，还是热的，”他抿嘴一笑，“我们本该关掉的，不过我们在晚上开工，而不是白天。”

　　这座小钢铁厂坐落于北京以东的唐山郊区，它利用廉价钢锭进行粗陋的加工，从而生产出又长又薄的建筑用H型钢。它的烟囱里冒着浓烟，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出——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关闭的那类钢铁厂。但由于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只要太阳落了山，这里的生产就一切照旧。

　　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中，钢铁行业是其支柱产业。过去五年，中国的钢产量翻了一番，现在的产量已是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日本的三倍。对于业内高管来说，仅仅是计算中国钢产量的问题，就已经令他们头疼不已。

　　然而，中国那些半地下的钢铁厂对经济的影响更大。它们引发了中国是否出现投资过热的问题，同时，也挑战着这样一个看法：尽管中国经济变得更为复杂和私有化，中国政府官员们仍有能力管理经济。

　　几年前，唐山的那条街道不过就是废旧机器的垃圾场。但如今，这里竖立起无数的小烟囱，代表着一个个新建的钢铁厂，它们帮助唐山成为中国最大的钢材生产基地，而其中多数为私有企业。一些钢铁厂生产用于建筑业和制造业的钢材，而其它厂则把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的铁矿石加工成初级的钢条。

　　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时期，成百上千万人在自家后院架起了原始冶炼炉，用来炼制钢铁。如今，成千上万家小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非出于政治目的，正在兴建比当年的土高炉先进不了多少的炼钢设施。私营钢铁企业的产量占全行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这家唐山钢铁厂就是一个夫妻店，他们来到工厂时开着一辆全新的黑色宝马(BMW)，而这部车也是一家生产切肉机的家族企业送给他们用于抵偿钢材货款的。

　　钢铁行业协会去年进行了一次产能调查，调查范围包括这些新兴的小厂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钢铁产能比多数分析师的预期整整高出五千万吨，相当于全球第三大钢铁生产国美国一半以上的年产能。

　　诸如此类未经许可的钢铁厂令一些分析师作出结论：中国正在产生不可持续的投资泡沫。中国政府最近发布的数据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感觉。该数据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速达到惊人的3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钢铁产业并非唯一出现投资过度的行业。　　

　　这家唐山钢铁厂引发了更为深远的问题，即政府如何管理经济。在大多数国家，央行如果担心产能过剩，可能会利用货币政策令投资放缓。中国已经启用了货币政策，上调了一次利率，而且市场普遍预测还会再一次加息。

　　但在中国，投资资金仅有20%来自正规金融部门，因此，大幅推高利率可能不会有太大效果。此外，中国政府中仍存在大批官僚主义者，他们希望运用“行政措施”左右经济行为，比如新的规定、行政许可、行政警告等。不过，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壮大，以及国民经济日趋多样化，这些计划经济工具越来越难以生效。

　　2004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量放缓经济增速的措施，并对钢铁行业加以特别关注。当局还逮捕了上海附近一家未经审批的钢铁厂的管理人员。但里昂证券亚洲分部表示，第二年，该行业的产量就增加了6900万吨，相当于韩国和印度整个钢铁行业的总产量。

　　去年，中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关闭小型钢厂的举措，力图精简产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唐山地区，当局确已强迫一些小工厂停业，但很多工厂仍在继续生产。省级政府下令关闭夜班工厂，但下一级政府并未执行上级命令。

　　“中央政府发现很难关闭这些小型钢厂，”北京的行业咨询师许中波表示，“它们往往位于贫困地区，是当地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全国各地地方官员的政绩评估，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创造的经济增长，这就使得增加就业比清洁空气更重要。中国奉行中央集权主义统治方式，但事实上权力非常分散。即使是中央政府的政令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温酝酿“静悄悄的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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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最近表示，政治改革是中国的历史必然，他也相信本届领导人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政改”。他强调，中国已来到关键时候，再不推行政改，肯定贻误时机。

扩大党内民主

　　据汪玉凯观察，中国推行政改有三个底线不会松动：共产党一党统治、社会主义体制，以及不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独立。在上述三底线不变的前题下，他认为政改仍大有可为的空间。

　　汪玉凯主张，党内高层下放权力，在党内实行省委、市委、县委和乡镇书记的差额选举。在官员的选拔上，让全国人大、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共享提名权。

　　在中国国内，主张温和或渐进式改革的学者一贯占主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学界与民间主张推行党内民主的声音渐多，以党内民主为政改的切入点。上述趋势在官方学者中更为明显。

　　汪玉凯所属的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功能类似，都是官方培养高级官员的学府。两者不同在于，党校培养党内高干，国家行政学院隶属国务院，学生群体包括国务院属下的部委首长和地方省长。

　　汪玉凯也说，当前中国推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经济实力和领导人意识这两样条件俱已存在。因此“（中央领导）该出手时就要出手。现在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再不出手肯定要贻误时机”。

　　谈到政改的空间时，汪玉凯指出，首先要扩大党内民主，让党员对领导人有真正的选举权。

　　当前，中共正在一些乡镇试点党委书记的差额选举制。汪玉凯认为，这一模式应该扩大并上升到县、市、省，以及各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

　　过去中共各级党委书记虽然有选举制度，但选举只有一名候选人，这种“一对一”的等额选举，使选举制度流于形式。

　　汪玉凯指出：“如果允许内部推荐两到三个候选人，党内民主选择的结果虽然和组织安排不一定吻合，但还是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另外，他也主张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作用，让他们和党组织部门同样享有对政府官员的推荐权。

　　他说，人大推出的候选人很可能也是党员，即使所有候选人都是党员，但是因为由不同的方式推荐出来，他们所反映及代表的民意就会比较多元。

　　在不改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情况下，改革党、政府、人大、政协这四大权力结构的运行方式，在内部形成相互制约的模式，汪玉凯认为，这样的改革已足引起很大“震动”，让局面有明显改变。

司法体制应更独立

　　此外，他也认为中国的司法体制应该享有更大相对的独立性，以树立司法的权威性，这样才能做到中央所号召的“依法治国”。

　　当外界思考中国的政改走向时，经常离不开两个观察点：领导人的意愿，以及领导人实施意愿所受的条件制约，尤其是中共高层权力关系格局对局面产生的影响。　　

　　汪玉凯分析说，2002年在胡温政体形成时，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改变执政理念和执政策略，塑造亲民与反腐形象，以重塑民众对中共和政府的信心。如今胡温的“亲民”形象在海内外获得了高度认可，他相信政改的想法已潜藏在胡温意识中。

　　他说：“我认为，在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年）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思考。他讲的三个执政，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已经对政改有了相当的思考了。”

　　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行政层面问题的积累，中共高层必然认识到，上述问题的解决最终都系于政治改革一途。

　　汪玉凯自认不主张激进的改革，但他对政改的期待依然明确。他说：“步子可以稳妥，但现在就要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