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将对贫富差距动大手术

中南海将对贫富差距动大手术

● 马玲（北京）

今年年初，“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就社会敏感问题，在中央党校对一百多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查。这些领导干部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为首选；回答“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是什么？”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占鳌头；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以上三个问答结论表示，各地领导干部们，对贫富悬殊的严重性和危害性，颇为心知肚明，只是在等待中央的指示和行动。

专家学者献计献策

　　此问题已成为官、学、商、民热烈探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表观点：“在处理收入差距拉大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少说多做。”他认为，不少国外经济学家，都不知道自己国家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但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却大炒基尼系数，结果搞得民众对不平等进行抱怨，形成仇富心理。

　　同一会场的吴敬琏随即表态：同意易纲说的，不应该加以炒作。不曾想，后来吴敬琏“不应该加以炒作”的看法，在网上遭到一通狠批。网民指出，不是任何问题都能炒作出来的，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根本不是炒作，而是真实的存在。

　　事实上，易钢也好，吴敬琏也好，其意并非要避讳收入差距，而是强调在渲染之外怎样找到解决的办法。吴敬琏在提醒“不应该加以炒作”的同时，也说到“如果说我们收入水平拉大到现在这个程度，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生了病了。生了病不能讳疾忌医，把它提出来是很重要的。应该以一切明确的方法去应对，不然只能使这个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认为，中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比如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过快，这实际造成了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过快、过大。应当扩大中等收入成员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建伦呼吁，“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势在必行”。他认为，按2005年的救助水平，在全国建立农村低保只需资金近60亿元，依目前财力“完全可以办到”。

　　中国经济学家左小蕾今年初在一篇专栏里提出：立法难，执法更难；形似难，神似更难。这两个观察虽然是分开的，但其实后者制约了前者。在推行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时，下命令，订高指标，立严法，这是中国常见的情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执法强度配合，使相关精神的贯彻，各种政策都将难以产生效果。这种情况的风险是，它可能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你越是订立制度，腐化制度的力量越上涨。

期待胡温以柔克刚的成效

　　据悉，国家发改委所属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已启动了一项为中央制定政策服务的“公平分配制度模式选择”之课题。据内部人士透露，在收入分配领域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大原则没有变化，但中央在分配领域内形成的新思路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有学者对政府扮演的矛盾角色表示担忧：解决这些不公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作为老百姓，首先就是希望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倾斜，政府此时也感到义不容辞，已经拿出和将要拿出更多的资金去补贴给弱势人群。

　　然而，为了实现大规模收入转移，实现扶贫济弱的目标，政府就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财力，于是，不仅政府控制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合理性，而且，政府还可以据此进行新一轮征税，以便实现这些目标。

　　结果，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制度怪圈，即现有的不公平交易机制造成了收入不合理和垄断高额收益，同时又不得不依赖政府及其垄断部门从不合理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再分配。政府强化权力地位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本能，不管其动机是如何的善良，但结果往往并不如愿以偿。难道能指望依靠不合理的机制来得到合理的再分配？

　　从以上的种种情况中，不难看出，中南海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肯定要有所作为，但肯定也是困难重重。收入差距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差距就没有效益，但差距过大又存危机；中南海的“作为”也是一把双刃剑，过轻起不到效果，太重又怕打击了进取性。试想一下，腐败和垄断哪有那么容易就解决？

　　然而，既然胡温已决定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上做手术，就应该有个短、中、长期的治疗方案和结果。如果他们没有碰硬的决心，也就不会去碰硬，需知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特质：以柔克刚。所以，不妨拭目以待。

（二之二）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曾任职于香港媒体

“网络公司应抵制中国信息检查”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报告，要求美国和欧盟立法阻止雅虎、谷歌和其他西方互联网公司帮助中国控制互联网。
这份报告还列举了世界上的主要互联网公司如何帮助中国建立更为有效的信息屏障，控制网络言论自由。

报告说，中国的互联网监查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报告指出，"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靠言论信息自由生存的公司，却扮演了监查的角色，有些甚至并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

"人权观察"呼吁美国、欧盟和其他司法机构立法，禁止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的服务器储藏用户的个人资料。

在"人权观察"的报告发表之前，国际互联网公司已经因它们在中国的运作受到一系列的批评。

上个月，14个人权组织促请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惩罚与中国合作监察网络的互联网巨头公司。

"人权观察"的报告还特别对雅虎提出批评，称雅虎的搜索引擎，与中国国内网站百度的引擎一样监查网上的搜索信息。

另外，报告还指责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信息，导致中国的异见人士被捕并被判刑，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记者师涛，他因泄漏国家机密罪被判刑10年。

"人权观察"的报告还批评古歌公司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在其中国网站上禁止搜索政治敏感词语，而微软则关闭有关的博克。

"人权观察"还指责网络电话公司Skype， 称其在中国的软件能够监察用户在短信对话中的敏感词语。

该组织呼吁各大国际互联网公司，用所有的法律手段，抵制审查搜索引擎、博克和网站的要求。
沃尔玛允中国职工成立工会备受争议

美国超市连锁店允许中国职工成立工会引起了争议。中国官方认为是"重大突破"，美国工会组织就批评这是"双种标准"。

这家世界最大的零售集团在10年前进入中国，但一直抵制工会活动，被中国媒体指称“成了工会建设的一个空白”。

现在，沃尔玛表示，“不反对”中国分支的工人成立工会，并将与中国官方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磋商在中国约三万名工人的代表性问题。

沃尔玛的声明说，沃尔玛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每一家沃尔玛连锁店设立工会。

现在，该公司中国分支的发言人说，将允许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各地的沃尔玛连锁店组建工会。

这位发言说，“无需担心中国的工会组织举行罢工，中国的工会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中国工会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早些时候宣布，沃尔玛晋江店职工日前依法成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会组织。随后，沃尔玛职工又建立了4个基层工会。

“重大突破”

这位负责人说，沃尔玛工会的建立，是工会组织建设的“重大突破”，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完全可以建立起“劳资两利”的关系。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沃尔玛建立工会，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的一个积极信号。沃尔玛顺利建立工会的原因，“既有职工的强烈愿望，也有社会各界的合力推动”。

评论说，“只有真正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企业才能顺利、健康地发展。”

“双种标准”

尽管得到中国官方工会组织的表扬，在美国本土严禁工会活动的沃尔玛在美国国内却受到了批评。

包括美国劳工组织联合会（AFL-CIO）等劳工组织批评沃尔玛“双种标准”、甚至是为美国的失业情况“做出贡献”。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一些劳工运动活动人士质疑沃尔玛在中国允许工人组建工会是因为这是维持其中国业务发展的唯一办法。作为与中国政府相处的一部分，沃尔玛接受了中国官方的工会组织。

沃尔玛10年前进军中国，现在已经在30个城市设立59个商场，职工总数达到3万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中国工会章程》又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各地方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全国组织的领导机关。

中国一直禁止民间自行组织工会，所有地方性工会组织必须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认可。

《江泽民文选》：江泽民非常关注朝鲜逃叛者问题

(2006-08-11)

　　据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江泽民文选》。这部官方文件中提到中国政府积极介入韩半岛问题的背景，其中包括为了防止大量朝鲜逃叛者（韩国称为逃北者）流入等破坏朝中边境的稳定。

　　据该文选撰文，中国前主席江泽民在1998年8月海外公馆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说，韩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与中国东北地区边境的稳定息息相关。将来继续在韩半岛的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他还在2001年军领导会议中也提到，韩半岛、台湾及南中国海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因此要通过保持韩半岛和平与稳定和发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战略地区维护稳定。

　　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东北地区边境”所指朝鲜与中国接境的地区，该地区的“稳定”意味着，防止因为朝鲜政权的突然崩溃或经济困难而大量朝鲜逃叛者流入边境，造成东北三省混乱的局面。据分析，前主席江泽民的这番发言与中国对朝鲜实施的经济援助无不关联。

　　《江泽民文选》收录了江泽民自1980年８月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到2004年9月辞去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期间，他的演讲、报告书、撰述、书信、命令、谈话等203篇文章。文选出版的8月10日正是他80岁生日。

　　据该文选撰文透露，于1990年9月江泽民会见来访中国的金日成时曾说过：“承认目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低潮期，但我们会坚持下去的。”而且该文件还透露，于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所属北约美军导弹袭击之后，在中国全境发生的反美示威事实上是在江泽民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官方示威”。

福建宣传部长被开除党籍

　(2006-08-11)

　　（联合早报网讯）根据报道，原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涉利用职权为他人在承揽工程、土地批租、职务提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数百万元。

　　中纪委认为，荆福生以权谋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受贿犯罪，决定给予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不法甚于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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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红春

　　收入分配问题，人人关心。收入分配所存在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不法，二是不公，三是不均。这又相对应于收入分配的三种标准，一是法律标准，二是情理标准，三是需求标准。

　　收入分配的法律标准，应该是最低层次的标准，因为法律一旦生效，条文清晰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操作起来相对容易。

　　收入分配的情理标准，是比法律标准高一个层次的中间层次标准，是法律所没有包含的其他社会规范，比如理论上的“按劳分配”，实际市场经济中的“按贡献分配”等等，全部的社会规范都由法律解决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有法律外的遗漏，其次是有法律内的模糊。

　　收入分配的需求标准，是最高层次的标准，说它是最高层次，第一是因为理论上的深奥，第二是因为操作上的艰难。理论上的深奥，表现在很不容易说清楚收入分配的“均平”是指什么。古往今来，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即使我们现在假定，大家接受均平是指按需求而言（应该说这最具有经济学的意义），那末，每一个人的需求是什么，也还是不太容易说明白。到底是生存需求，享乐需求，还是发展需求？

　　

均平不是社会发展的本来目标

　　

　　另外，也表现在很不容易说清楚均平和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均平本身肯定不是社会发展的本来目标，当然财富增长也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本来目标，社会发展的本来目标应该是提高人的幸福（每一个个人的幸福以及社会总体的幸福，也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

　　操作上的艰难，表现在很不容易达到任何一种定义的均平，从人类历史最早的原始社会的均平，到马克思所设想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均平，现在都做不到。而且，均平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也是一把双刃剑。

　　当我们感觉到收入分配不均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时，其实它更可能是一个不公的问题或一个不法的问题。

　　一个极端的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就财富积累存量而言是世界首富，我们和他之间的收入分配肯定是不均的。为什么我们对这种不均没有什么脾气？因为这种不均没有不公（他是按对于社会的贡献而得到这些收入的）和不法的问题。至于他捐出很多财富，成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人，持刀抢劫一个富人100元，从收入分配的“需求”标准，是减少“不均”的“好”事（这100元对于穷人的边际效用，远远大于富人），但从“情理”和“法律”的标准（中国刑法对于抢劫罪没有数额标准，理论上讲，抢一分钱也是犯罪。），却是加大“不公”和“不法”的坏事。

　　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例子。更具有可行性的是，在收入分配的不均问题上，按照需求的标准，先更多地解决最贫穷人群的不足问题。

　　需求的最高端，我们现在不容易界定。收入多到什么水平，就超出了需求？经济学理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需求的最低端，我们很容易界定。比如，联合国以个人日均1美元作为绝对贫困线，而欧盟国家则以国民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结合考虑我们的财力，解决最贫穷人群的不足问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最需要解决的，应该是收入分配的不法问题。中国现有法律的事前威摄力偏弱，事后惩罚力也偏弱，而这又反过来弱化了事前的威摄力。

　　

财产来源不明成贪官免死金牌

　　

　　从许多已经被起诉的贪官受贿案例看，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好像都没有追究“虚报收入罪”和“偷漏税罪”那么严重。一些日内有认识上的误区，以为收入如果申报了、纳税了，就表示已被法律认可，就成为合法收入。其实这是两回事。当然贪官的受贿收入，是不敢申报纳税的，但起诉时，也追究虚报收入罪和偷漏税罪，数罪并罚，会加大惩罚力，也加大受贿的机会成本和风险。　　

　　在许多案例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贪官的“免死金牌”。1988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为犯罪。1997年，中国在修订刑法时加入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在司法实践中，涉案数额超过10万元的，如果认定系贪污或受贿所得，犯罪嫌疑人会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涉案数额超过100万元，最高可被判处死缓或者是死刑；而如果犯罪嫌疑人故意隐瞒其贪污行为或者是受贿行为，拒不讲明财产来源，即使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其最高刑罚也只是五年有期徒刑。因而许多人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贪官，还保护了行贿的犯罪嫌疑人，违背了法律的原意。

　　据中国《检察日报》7月25日报道，2003年至2005年，中国共有3万3500名贪官被判处缓刑，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其他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一些贪官被判有罪后，除了享受缓刑和免刑，居然还可以保留公职而不被开除，在缓刑期满后还能够享受正式的退休待遇。

　　收入不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也加剧、放大了收入不均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双倍”的问题。反过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

“不买房运动”倡导者
　　邹涛要参选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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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气虹(广州特派员)

李气虹（摄）

　　曾经在互联网倡导“不买房运动”的深圳公益志愿人士邹涛，最近表示将以民间独立人士的身份，代表基层打工族及社会弱势群体，参选深圳市罗湖区人大代表。他表示，如果当选将积极向政府反映民情，同时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

　　今年中国大陆各地将进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深圳市六个行政区的基层人大也将在下个月陆续改选。其中，罗湖区182名人大代表名额，将按照八个居委会分成八个选区，在9月28日进行差额选举。

　　现年32岁的邹涛，本身是一名共产党员，原籍湖南。他曾经在前年和去年向深圳市党组织自荐参选基层人大代表，都未获回应。本月1日，他在网上发出《珍惜公民选举权利，屡败屡战》的公开信，第三次自荐竞选基层人大代表。

　　他在信中形容自己是“现实而理性的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公平、公正、民主、法制的美好社会，一个宪政法治自由幸福的中国”。

　　他希望通过参选告诉大陆民众：“请相信我们的法律，请相信这个时代的进步，请相信，我们的选举权是真实的”，“珍惜法律赋予我们的民主权利，真诚对待我们的法律”，“有了行动才有进步的可能”。

　　中国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有两种产生形式：一是由中共基层党组织提名，或者由十人以上的选民提名。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候选人绝大多数由党组织确定，极少有人自荐参选。

　　邹涛希望透过公开信，能够在下月14日至23日获选民提名成为正式候选人，参加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办事处草埔西社区的选举。目前，已经有超过500人在网上发帖支持他参选。

　　他昨天向本报记者指出，今天大陆各地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于基层人大代表还停留在“见面握手，开会举手，散会拍手”的状态，不能有效监督政府，地方政府就完全不作为，使社会矛盾得不到化解。

　　邹涛说：“我从1992年在深圳生活到现在，连我那一区的人大代表是谁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被选出来的；有困难要反映，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人大代表。这样的人大代表，对党的长期事业有损害。”

　　邹涛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将会成立中国第一间“人大代表办公室”，并将公开办公室地址、自己的手机号码、电话传真、电邮等联络方式，每天安排时间听取选民反映心声，积极向政府反映民情和提出建议。

　　他强调，要做一个“承上启下、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的“多赢式”人大代表。

　　今年4月26日，邹涛在网上发起“不买房行动”，不到半个月内就收到上万名社会人士通过电子邮件、网络论坛和博客留言、手机短信、电话表达支持和响应。他也突破地方当局的阻挠，自费上北京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递交请愿书，引起了中外媒体的注意。

　　仍然单身的邹涛，当兵四年后一度进入金融界服务。他后来自己创业，曾经营过儿童教育产品和高尔夫球运动用品。26岁那一年，他在深圳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被基层党组织告知

不可能选上

　　从1999年起，他开始关注民生课题，多次出席深圳市政府开办的民生消费品听证会，积极参与扶助弱势群体。但“不买房行动”的社会效应，使他遭到一些房地产商的多次骚扰、恐吓和死亡威胁，他不得不在今年5月结束经销高尔夫运动用品的生意。

　　为了理想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邹涛不改其志，在6月开设了深圳扶弱助困网（www.szhelp.cn），用透明、公开方式协助企业“一对一”帮助弱势群体。

　　知道他将参选的消息，基层党组织不只派人监视他，还做他的“思想工作”，明白告诉他不可能被选上。

　　对此，邹涛已有心理准备对方可能在投票过程中“做手脚”。他认为，中共中央很重视这一届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深圳不只可以作为经济特区，也可以是基层民主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无论自己是否能当选，他已经踏上一条政治的不归路。

五百多民间独立人士

要参选基层人大代表

　　中国大陆各地即将进行的县、乡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将选出两百多万名基层人大代表。有消息称，已有五百多名民间独立人士和维权人士表态参选，显示中国民间权利意识和参政意愿的提高。

　　除了邹涛，其他知名的民间独立人士还包括：第一位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湖北教师姚立法，以及去年参加广东番禺太石村维权行动而一度受到拘押的吕邦列。

　　从1987年开始，姚立法就以民间独立人士身份连续参选五届湖北省潜江市和一届省级人大代表，最终在1998年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而曾是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的吕邦列，已经报名参加今年底该市的人大选举。

　　姚立法告诉媒体，尽管今年中国各地民间独立人士参选的人数为历年之最，由于民间人士得不到党政机关的支持，就需要通过发传单和接触选民来进行更多的自我宣传。但是当局经常加以阻挠，甚至严禁他们和选民沟通。

毛泽东外孙女出书披露毛泽东晚年外交秘辛/图

李敏与女儿孔东梅

后排左起：孔令华（李敏之夫）、邵华（毛岸青之妻）、孔东梅（孔令华、李敏之女）、毛新宇（毛岸青、邵华之子）。

【网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10日出现在上海书展现场，为她的新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蓉谈毛泽东外交往事》签名售书。孔东梅的表姐王海蓉曾是中国外交部首位女副部长，参与了毛泽东晚年所有重大外交决策和外事会见。

　　据中新网报道称，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王海蓉打破多年沉默，向孔东梅讲述了当年尼克松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签署上海公报等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其中很多历史细节更是首次展示。

　　排队签售的读者中很多是两鬓斑白的老者，一位排在队伍前面的老先生更是提前两个小时赶到现场。购书者中很多人一下子买下四五本，来自山东的一位先生买了十本，他表示将把这些书赠送给亲友。孔东梅在新书签售后还与读者和媒体短暂座谈。

　　孔东梅表示，自己目前在从事媒体传播行业，希望今后能够打造出一批“新红色经典”读物。孔东梅解释说，创作“新红色经典”要根据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心态，用轻松、易读、易懂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中共领袖的故事。

　　另外，人民出版社从10日起设立了“日报表”制度，由出版社一位负责人担纲，分类统计汇总每天全国各地《江泽民文选》销售情况，以“日报表”的方式上报中宣部及新闻出版总署。同时，人民出版社加强了《江泽民文选》的销售服务工作，一旦读者发现所购《江泽民文选》中的照排或印刷错误，可退回新华书店，并可获得一定额度的现金奖励。

《江泽民文选》销情火爆 估算江泽民稿费超一亿

【网讯】《江泽民文选》上市后销量势头极好，全国十数家大型骨干印刷厂将从11日起“紧急加印”。据研究者估计，《江泽民文选》的销量将是天文数字。江泽民的稿费至少在1.4400亿以上。

　　据来自人民出版社的权威消息称，从10日傍晚由全国各省市反馈、汇总的统计数据来看，《江选》的销售势头良好，个别地方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人民出版社决定启动《江选》紧急预案，目前已通知全国十数家大型骨干印刷厂做好各方面准备，11日起开足马力，对特精装、精装、大平装和普及本四个版式的《江选》统一大批量加印。

　　有研究者估计，江泽民的稿费，仅《论三个代表》一本书，该书每册标价12元，发行量按五千万册计，稿酬按15%计，该次的稿酬所得就是1.4400亿元。

　　另据2004年第九期《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两本刊物披露，从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由此发现，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已达1.3121亿元。

　　据指出，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曾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十万元（注：章士钊1920年4月在上海赠二万块银元给处于困境的毛泽东。因此毛泽东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十万元给程思远。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取38万元和二万美元给江青。此外，毛泽东还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四万元（其中有一点五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理房屋用的）。

　　又据上述两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10月，毛泽东曾自己查过稿酬情况，当时有五百七十多万元。毛在“五百”二字上画了个圈，批曰：上缴党费。但是此举被中央文革小组卡住。

　　毛泽东去世之后，他的贴身警卫汪东兴1976年12月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另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有分析指出，从这些数字账目来看，毛泽东的稿酬大多来自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因为那时《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印刷最多，发行最广，到后期全中国十亿人口差不多人人一套《毛泽东选集》。

　　又据指出，关于对毛泽东稿酬遗产处理，中共中央曾有过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妻子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五次声称有权继承遗产，要提取五千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都遭到拒绝。李敏、李讷的申请也被婉拒，后来由中办先后给她们拨下两百万元人民币，作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据外界估计，邓小平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三卷，普及版定价合计为35元4角，稿费按15%计算，发行量按五千万套计（中共党员人手一套），这一次的稿酬收益就是2.6505亿元。

美国之音：胡锦涛在构建和谐社会上取得突破

【网讯】10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会议将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有关专家认为，胡温已经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的发展战略，并取得了一些突破。

　　当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前去参观中共革命圣地西柏坡等地时，有人怀疑胡锦涛要走毛泽东绝对平均的共产主义老路。但美国哈密尔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不这样认为。他说，毛泽东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胡锦涛强调的则是阶级和谐。李成说，胡锦涛﹑温家宝上台时就形成一个共识，要把中国从强调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型成为一个注重各方面协调的发展模式，同时为其战略转型造势。

　　美国之音引述李成的话说：“实际上是胡锦涛执政以来他自己放出的这些数据，他通过放出这些数据，告诉他党内的同事，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改变其发展战略，不走所谓和谐社会的道路，不多关心弱势群体的话，中国可能要搞革命。”

　　分析认为，胡温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他说，胡温的科学发展论﹑把大量资源投入到中国中西部，免除农业税﹑强调刺激内需﹑振兴东北﹑调整环境政策与能源政策等，这些都是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轨迹在进行。李成教授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胡温政权对中西部干部人事调动和提拔。

　　李成说：“在未来，尤其是在中共十七大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有西部背景﹑或者有中部或东北部背景的干部得到提拔，尤其是西部的。有什么样的人来执政代表什么样的政策走向。他们会更进一步地搞中国的平衡发展，更进一步关注中国落后群体﹑落后区域的发展。”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最近新一轮省部级高官的调整，从地域看，以西部板块为主，其中有袁纯清出任陕西省代省长，刘奇葆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陆浩出任甘肃省委书记﹑林树森出任贵州省代省长等。

沃尔玛同意在华分店建工会遭美国劳工组织批评

【网讯】世界最大的零售集团沃尔玛在10年前进入中国，但一直抵制工会活动，被中国媒体指称“工会之敌”。 现在沃尔玛同意在华所有分店都成立会，中国官方认为是“重大突破”，美国工会组织就批评这是“双种标准”。

　　沃尔玛表示，“不反对”中国分支的工人成立工会，并将与中国官方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磋商在中国约三万名工人的代表性问题。沃尔玛在声明中说，沃尔玛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每一家沃尔玛连锁店设立工会。

　　该公司中国分支的发言人近日表示，将允许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各地的沃尔玛连锁店组建工会。这位发言人说，无需担心中国的工会组织举行罢工，中国的工会和其它地方的不同，“中国工会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早些时候宣布，沃尔玛晋江店职工日前依法成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会组织。随后，沃尔玛职工又建立了四个基层工会。

　　这位负责人说，沃尔玛工会的建立，是工会组织建设的“重大突破”，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完全可以建立起“劳资两利”的关系。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沃尔玛建立工会，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的一个积极信号。沃尔玛顺利建立工会的原因，“既有职工的强烈愿望，也有社会各界的合力推动”。

　　评论说，“只有真正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企业才能顺利、健康地发展”。

　　尽管得到中国官方工会组织的表扬，在美国本土严禁工会活动的沃尔玛在美国国内却受到了批评。

　　包括美国劳工组织联合会（AFL-CIO）等劳工组织批评沃尔玛“双重标准”、甚至是为美国的失业情况“做出贡献”。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一些劳工运动活动人士质疑沃尔玛在中国允许工人组建工会是因为这是维持其中国业务发展的唯一办法。作为与中国政府相处的一部分，沃尔玛接受了中国官方的工会组织。

　　沃尔玛10年前进军中国，现在已经在30个城市设立59个商场，职工总数达到三万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中国工会章程》又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各地方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全国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国一直禁止民间自行组织工会，所有地方性工会组织必须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认可。

促地方贯彻宏观调控政策 中央将下派特别工作组

【网讯】中国中央政府将派遣特别工作组，对重点地区和行业进行检查，促使各地政府官员切实落实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并重新平衡经济增长。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0日的头版社论中表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狠抓政策落实”，而国务院将派出“联合检查组”，以确保工作部署得以贯彻。

　　这篇社论是该报近几天来第三次就落实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发表评论文章，不仅显示了中国领导人治理部分行业发展过热的决心，也突显出他们担心下级官员对中央政策没有予以足够关注。《人民日报》称：“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不能只是停留在会议上和口头上，而要落实在行动中。”

　　长期以来，围绕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是否存在过热风险，中国政府内部和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改委日前公布的各省GDP增长数据显示，大部分省份增长率都在10%以上。尽管中央收紧宏观调控，但近年上半年，各地的投资热度并没有降下来，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呈高速增长。官方媒体指，近年上半年经济过热已经定调，下半年给经济降温将是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个月发表多次讲话，试图平息这场争论。他表示，经济过热是一个紧迫危险，要求“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经济过热，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土地调控，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以及整治排污企业等。

　　中国政府希望，这些措施有助于经济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同时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便解决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中国政府先前运用行政措施，为钢铁和汽车等行业降温，但这些努力收到的成效大小不一。行政措施是中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官员的晋升主要取决于能否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他们往往对控制新增投资或整治排污企业没什么兴趣。有官员直言说，没见过有人因搞环保搞的好而升官的。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9日的社论中，呼吁所有部门不要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加以选择地实施，而是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观念。该报在8日的社论中表示，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着眼长远”，“讲实话”，并且要有决心“不盲目追求GDP增长速度”。

　　《人民日报》10日的社论补充称，有可能对违背这些“道德劝诫”的行为予以惩罚。社论称，国务院检查组将特别关注各地官员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减少“新开工项目”数量方面的政绩。

　　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可以调用几乎绝对的权威，在短期实现指定政策目标，但各地的官僚们却都是深谙“阳奉阴违”艺术的大师。

腐败加腐化 福建原宣传部长被中纪委“双开”

【网讯】福建省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见图）被中纪委“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据悉，荆福生涉嫌土地腐败，并犯有生活腐化错误。

　　《福建日报》10日的报道说，经查，荆福生在任福建省体委主任，宁德地委、市委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在承揽工程、土地批租、职务提升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此外，荆福生还犯有生活腐化错误。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指，中央纪委常委会议认为，荆福生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他人钱款，以权谋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受贿犯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荆福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荆福生是去年10月被停职的。今年8月4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已终止荆福生的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据悉，除了荆福生外，福建省和福州市已有一批官员“中箭落马”，当中包括原福建省工商管理局长周金伙，原福建省体育局长石增兴。而周金伙在中纪委欲将其“双规”前外逃，目前行踪成谜。

　　据知情人士透露，周金伙出逃的原因与荆福生案子有所牵涉。荆福生在任职宁德市市委书记时，周金伙为宁德市市长。

【江选】入世秘辛：借使馆被炸事件逼美国低头

【网讯】《江泽民文选》一至三卷10日在中国大陆同步发行，仅在北京一地即创下半日销售近七万套的成绩。《文选》透露，时值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关键时刻，中国紧抓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逼克林顿一再让步，最终达成协议。

　　《江选》第三卷披露了南斯拉夫中国使馆被炸前后，中美之间就中国入世及朱镕基访美所展开的外交斡旋。书中写道：“1999年3月，我正在意大利访问，美国等北约国家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国又在入世谈判中提高要价。3月28日，我在国外给朱镕基同志写了一段话，强调谈判还要进行，但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书中从此处开始，着力用笔墨描绘中国如何“抓住机遇”，达成入世协议。江泽民写道：

　　“从对美斗争全局出发，中国决定暂停与美国的入世谈判。美国并没有交代清楚事件的真相，也不可能对我们说。我们就绝不松口，始终保留追究的权利。

　　5月14日，克林顿打电话给我，就事件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道歉，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我当即表示，现在谈判气氛是不适宜的。经过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斗争，美国最终作出公开道歉，并答应赔偿我方损失。

　　8月18日，我提出，要恢复谈判可以，但克林顿必须来一封正式的信件，不能都是让别人口头传话；8月27日，克林顿写信给我；9月1日，我覆信表示同意，并要求美国在向中国提供无条件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放弃一般保障措施条款、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等重大问题上满足中方的要求。

　　9月11日，我与克林顿在奥克兰会晤，中美开始恢复谈判。

　　11月初，克林顿再次写信给我，强烈希望尽快达成双边协议，并承诺全力以赴满足中方要求。机遇稍纵即逝，综合考虑时局，中央认为，这次谈判应该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双方又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朱镕基同志深夜到现场去协调，11月15日中美就入世问题达成了协议。”

土地反腐高官落马 乱局中酝酿大变局

　　《上海证券报》11日刊登柯鹏的文章《土地调控风暴，乱局中酝酿大变局》 ，文中指出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的落马，似乎为一场涉及广泛的土地反腐风暴拉开帏幕。

　　此次对不法官员的查处，基本都涉及到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房地产业，与前段时间提出的反“商业贿赂”不谋而合。

　　文章简要介绍了刘志华的经历，刘志华曾在北京市主管城市建设规划，负责建设、国土房管、体育、轨道交通建设方面的工作，并分管2008年奥运工程建设，位高权重。其分管部门的重要性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外界普遍认为刘志华被中央查办，用意深刻。随后没多久，和刘志华过往甚密的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就被协助调查。而据记者了解，包括北京多位大型地产企业老总在内的一大批开发商，都有被问话的经历。

　　并引用一位土地专家的话指出，“这还只是冰山一隅，对于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的反腐力度正在空前地加强。”文章提到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湖南、福建等一些地级市的主管房地产市场的官员先后被调查或双规。

　　文章说，一边是严打已经暴露的腐败案件，一边是制度上的完善。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6条规定和九部委发布的15条具体意见中，都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整顿房地产市场，宣称将严肃查处审批土地和房产开发中的官商勾结行为。这次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拿下各省一批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的官员，也显示了中央希望在整顿房地产市场问题上尽快取得突破。

　　此外，国家土地督察制度近日终于成型。国务院办公厅表示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及其办公室，并将向地方派驻9大国家土地督察局，以组织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面对各地政府日益高涨的对土地的需求，中央政府将严把‘地根’，从制度上、根本上抑止这种冲动。”有关专家这样解释土地督察制的意义。

　　国土资源部还在几天前强调，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负总责。其中，不仅要对审批的用地负责，而且要对所有实际发生的用地负责，同时还要坚决制止“以租代征”等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在明确责任人的前提下，国土资源部表示，将实行问责制度。即凡辖区内发生土地违法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土地违法行为不制止、不查处的，对土地违法问题隐瞒不报、压案不报的，都应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最后，文章借用一位国土部官员措辞严厉的话，做出总结，“当前的重点是查处非法批地、未批先用、批少用多、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问题。对非法批地、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触犯刑律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完善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协调机制。严格土地管理，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作者:柯鹏）

【江选】透露中国关注朝鲜半岛局势 防难民涌入

【网讯】10日出版发行的《江泽民文选》中提到，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朝鲜半岛局势，是为了防止大量朝鲜难民流入中国，破坏中国东北地区边境稳定。

　　《文选》说，中国前主席江泽民在1998年8月海外公馆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说，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与中国东北地区边境的稳定息息相关，中国将来会继续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他还在2001年军领导会议中也提到，朝鲜半岛、台湾及南中国海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因此要通过保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和发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战略地区维护稳定。

　　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东北地区边境”所指朝鲜与中国接境的地区，该地区的“稳定”意味着，防止因为朝鲜政权的突然崩溃或经济困难而大量逃北者流入边境，造成东北三省混乱的局面。据分析，江泽民的这番发言与中国对朝鲜实施的经济援助无不关联。

　　《文选》还透露，江泽民1990年9月会见来访中国的金日成时曾说过：“承认目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低潮期，但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江泽民文选》收录了江泽民自1980年8月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到2004年9月辞去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期间，他的演讲、报告书、撰述、书信、命令、谈话等203篇文章。文选出版的8月10日正是他80岁生日。

官员任期规定首次涵盖政协系统 中共系统扩大

【网讯】中共中央办公厅8月6日公开发布三个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从省部一直到县级正职领导的具体任期次数。有关专家认为，新规定将对实现官员的“优胜劣汰”和加快更新速度，将起到“强制性”作用。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任期规定》)被看作此次三个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个，直指地方官员在任期内频繁调动，任职时间过短的弊端。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近十年来官员不按任期的频繁调动日益增多。“经常是一个县刚开了人代会，选出县长，结果没一年就被调走了。”叶说，这是对人大选举的不尊重，同时也使得地方组织法遭遇尴尬。

　　但地方组织法除了规定县以上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外并无其它详细规定。之前被广泛报道的河北省邯郸市十年换了七个市长，平均下来一个干了不到一年半。《半月谈》杂志2005年的一篇报道说，中部某省90多个县(市、区)中，近年来只有一名县委书记在岗位上干满一届。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各级干部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热衷于见效快的‘政绩工程’，而且对其无法考核。”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说。

　　频繁调动同时助长了官场的不良心理。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研究室沈小平的一篇文章指出，“对在任期内干一两年就提拔或调动的干部，大家认为有本事；对干部任期满了才提拔的，大家会说他是轮到了才提拔；对过了任期还没提拔的，大家又会认为这个干部要么有问题，要么上面没有人。”

　　事实上，同一个“任期规定”对于不同的官员群体解决的则是不同的问题。“对于市县党政官员来说，解决的是任期过短问题。”刘熙瑞说，“而对于省部级的高级官员，则是要防止任期过长，流动速度慢的问题。”

　　《任期规定》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务上只能担任两届，而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最多15年。

　　需要指出的是，《任期规定》中，并不包括副职，这被认为一方面使当地政策稳定，另外又可使副职能灵活调动。

交流提拔也可意味着“贬”

　　促进经济发展被列为官员交流的主要目标，要求“重点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最近几年一直推行的从发达地区到后发达地区的干部交流则是上述政策的一贯体现。

　　引人瞩目的是，《交流规定》提到，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职”。

　　刘熙瑞说，“国退民进的大形势下，不该退的要宏观控制住，关键国企的干部要调得出来也派得进去。”

　　一般认为，国企干部调任党政机关是在政治上给予提拔，而从党政单位到国有企业则经济待遇相对高一些。“但也要注意，不要因为这种交流而强化国企的行政级别色彩。”

　　除了传统上通过“交流”锻炼干部和防止腐败外，此次《交流规定》更被认为是结合《任期规定》强制实现官员的“优胜劣汰”。

　　《交流规定》指出，“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

　　“干了十年你就必须动，把位子空出来。这时你还可以以同一级别交流到其它地方，但是，由于《任期规定》中又有同一层次职务任期不能超过15年的规定，五年后如果你还不能升的话，就要退出领导岗位，比如去做巡视员、调研员等，就‘休息’了，让更年轻的干部补充上来。”

　　刘熙瑞说，由于上述都是强制规定，可以说是强力实现官员的快速更新，促进“优胜劣汰”。

　　交流一般有利于满足升职条件，甚至直接结合着提拔，“但也可以‘贬’，同样的副县长，从大县交流到小县，把你边缘化。”刘说。《交流规定》指出，不得借干部交流突击提拔干部或者进行打击报复。“这是经验的总结。”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则被看作直接与反腐相关。此前，“回避”规定被放置在《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此乃首次单列。

　　相比1999年突出的新增规定是，如果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营企业或经营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则不得担任上述企业或单位的行业监管或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子女亲属更容易界定一些，“这也是目前能做的最大限度的控制。”

废除终身制 人事制度的突破

　　上述三个文件被认为是中国组织人事制度在具体操作层面的一大迈进，并在某些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以及最高法院长和最高检检察长在内的岗位，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如上所说，宪法和其它相关组织法规并没有规定其它职务，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连任届次问题。另外，就党的干部而言，党章内并没有规定党的干部的任期。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便提出要废除党政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并采取了设立“中顾委”等过渡办法。中共十二大修改的党章进一步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政府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

　　“这次《任期规定》实际上把党的系统扩大进来了，明确规定了省委书记直到县委书记的任期问题。”刘说，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相关专家认为，三个文件的出台，尤其是《任期规定》表明高层再次重申了官员没有终身制的态度。

　　上述三个组织人事文件同时涵盖了政协系统，这也属首次。文件更进一步包括了诸如妇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市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比如国家行政学院，新华社等单位的正职领导任期也要参照执行。

“不买房运动”倡导者邹涛要参选深圳人大代表

【网讯】曾经在互联网倡导“不买房运动”的深圳公益志愿人士邹涛，最近表示将以民间独立人士的身份，代表基层打工族及社会弱势群体，参选深圳市罗湖区人大代表。他表示，如果当选将积极向政府反映民情，同时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

　　今年中国各地将进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深圳市六个行政区的基层人大也将在下个月陆续改选。其中，罗湖区182名人大代表名额，将按照八个居委会分成八个选区，在9月28日进行差额选举。

　　现年32岁的邹涛，本身是一名共产党员，原籍湖南。他曾经在前年和去年向深圳市党组织自荐参选基层人大代表，都未获回应。本月1日，他在网上发出《珍惜公民选举权利，屡败屡战》的公开信，第三次自荐竞选基层人大代表。

　　他在信中形容自己是“现实而理性的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公平、公正、民主、法制的美好社会，一个宪政法治自由幸福的中国”。

　　他希望通过参选告诉民众：“请相信我们的法律，请相信这个时代的进步，请相信，我们的选举权是真实的”，“珍惜法律赋予我们的民主权利，真诚对待我们的法律”，“有了行动才有进步的可能”。

　　中国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有两种产生形式：一是由中共基层党组织提名，或者由十人以上的选民提名。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候选人绝大多数由党组织确定，极少有人自荐参选。

　　邹涛希望透过公开信，能够在下月14日至23日获选民提名成为正式候选人，参加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办事处草埔西社区的选举。目前，已经有超过500人在网上发帖支持他参选。

　　今年4月26日，邹涛在网上发起“不买房行动”，不到半个月内就收到上万名社会人士通过电子邮件、网络论坛和博客留言、手机短信、电话表达支持和响应。他也突破地方当局的阻挠，自费上北京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递交请愿书，引起了中外媒体的注意。

　　仍然单身的邹涛，当兵四年后一度进入金融界服务。他后来自己创业，曾经营过儿童教育产品和高尔夫球运动用品。26岁那一年，他在深圳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昨日低规格正式发行
　　《江选》首次披露一些重大决策内幕

● 于泽远(北京)

　　《江泽民文选》（简称《江选》）昨天在全中国正式发行，虽然官方媒体高度评价《江选》出版的意义，但除了新华社前天发布一则消息、《人民日报》昨天刊登一篇社论外，官方并没有举行由高层领导参加的发行仪式。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江选》发行与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时，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亲自就学习《邓小平文选》发表讲话的规格不可同日而语。《江选》低规格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江泽民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已相当有限，外界有关江泽民可能影响中共十七大高层人事布局的传言未必可信。

　　今年以来，江泽民数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4月份他高调重回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参观，5月初公开游览泰山，加上7月底歌颂江泽民外交活动的著作在北京高调出版和这次《江选》发行，一些西方媒体推测已经卸下所有职务的江泽民有意对明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施加影响力。

　　有关学者认为，中共在邓小平去世后，“强人政治”和“老人干政”的传统已逐渐瓦解。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后，退下来的老人基本可以安享尊荣。“老人干政”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引起舆论反感。假设江泽民如外界所言去影响十七大人事布局，对中国政治和他个人声望都没有好处。

　　《江选》中有许多首次发表的内容，反映了江泽民在一些重大决策中的作用和中共高层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1989年六 四后，刚刚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评价知识分子精英时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极少数以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出名的所谓‘精英’。他们已经自己撕去了‘爱国’、‘民主’的外衣。几年来，他们被捧得很高，不仅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而且形成了一种哗言惑众的很坏的学风。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1998年4月21日，江泽民在写给中共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人的信中说：“我一直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针对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的现实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早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而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人总是企图翻案。”

　　江泽民说：“不要以为西方国家不讲政治，他们讲政治得很。他们的政府、政党、宣传工具、学校、教会等，整天都在向人们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

　　1998年7月21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严厉批评军队、武警和公安等部门参与走私的活动。他说，目前，走私活动在一些地方严重存在……突出问题是法人走私、内外勾结。军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国家安全、检察司法等政法部门的一些单位和人员也参与其中，这就更增加了走私活动的严重性和反走私斗争的复杂性。

　　他说：“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武装力量，不能成为哪一家哪一个人的家丁，不能成为什么人牟取不义之财的保镖。不然，我们的军队就不成为其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1999年4月25日发生上万名邪教法.轮.功成员“围堵中南海”的事件后，江泽民立即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表示“内疚”。江泽民说，对邪教法.轮.功“这种已形成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为此深感内疚。”

　　他质疑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邪教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会议上讲话时承认：“这几年，在领导干部中，治家不严，对配偶子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庇护亲属违法犯罪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教训十分深刻。”

　　2004年9月20日，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评价胡锦涛时说，胡锦涛“既经受过艰苦地区和复杂环境的考验，又经历过长期高层领导工作实践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作风稳健、工作细致，能够压住阵脚”。

胡锦涛对高校政治课调整作出重要批示的内幕

【网讯】在中央决定对高校思想政治课改革的背景下，根据教育部安排，2005年部分高校试行“05方案”，一批大学率先调整了自己的课程。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第三次对思想政治课进行大的调整。这次高校政治课调整，源起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一次重要批示。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程恩富认为，“总书记批示本身，就表明了对大学思想政治课状况的关切”。 程恩富回忆说，事情起于2004年春节后，一家媒体以内参形式，将《关于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送至中央领导。

　　此前，中共中央已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工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胡锦涛总书记批示调研报告后，中宣部、教育部为此组织了专题调研，并酝酿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调整。

　　当此关口，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教授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引发了学界及网络上的“马经西经”之争。这一争论再次通过内参上报高层，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

　　8月初，教育部科研中心将刘国光的讲话呈报中央。此后，中央领导作出批示，指出“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同时将讲话转给其它有关领导。

　　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杨圣明委员也曾就高校政治课问题，以提案送交中央领导，希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备力量的培养”。

　　两年时间，在数次事件推动之下，高校思想政治课调整终于拍板。增加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建国后的多次调整

　　思想政治课在中国的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98方案”规定，思想政治课的学时应占高校本科总学时的8%到10%。事实上，建国后高校思想政治课已经过多次调整。

　　1950年教育部颁布指示，规定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它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而到1961年，它则名之为“中共党史”。

　　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苏联色彩浓厚。1958年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给中央、省自治区及地县级的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信，号召“不要头脑发热，要学习理论”。

　　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现年72岁的倪大奇教授回忆说，“当时学的主要是两本书：一本是中宣部编的《马恩列斯语录》；另一本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习》教材。”

　　经过学习和反思，毛泽东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上海市委宣传部组成专门小组编写教材，“我们在班上也参与过教材的讨论。”当时正上大学的倪大奇说。

　　一年后，包括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在内的四位老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率先在上海出版。

　　1957年初，开始“大鸣大放”，高校政治课全部停开，只设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十二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而到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停开，政治课也未能幸免。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四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文革结束。

　　改革开放后的调整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1980年4月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该课成绩成为学生升级和毕业的依据。

　　“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急需新的政治课教材。”一位研究者说，既要“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又急需在理论上重新解释若干重大问题。

　　正是在此形势下，1984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要求纠正一切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并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

　　1985年，三中全会后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委托胡乔木主管此事，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志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胡绳等与会。

　　此次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上海复旦大学成为首个试点，编写过新中国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蒋学模教授弟子倪大奇，当年曾经参加过《政治经济学》教材讨论的学生，现在成了全国首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的编写者。

　　不久，由中宣部牵头，厉以宁等九位学者，也集体编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虽然影响很大，但这本教材并未成为全国的惟一版本。1986年到1988年间，各地高校组织编写出版多个教材版本，教育主管部门亦以同意。

　　此次调整中还有一个变化，“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毕竟中国革命史不仅仅包括党史这一部分，改为中国革命史后还是比较科学的。”倪大奇教授说。

　　时任总书记的胡 耀 邦还提出，要开设“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课程，后来这一课程演变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但在2006年的调整后，这一课程将不再开设。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不久，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

　　为了使这次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教育部曾组织高校在北京开会讨论，最初的意见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调整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一位参加过此次会议的大学教授说，“但这个想法最初贯彻难度比较大。”

　　最终的决定是先试行一年，复旦大学再次成为试点，开设了“邓小平理论”课程。

　　1998年，此课开始在全国推行。同时，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也相应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这次的课程调整方案又被称为“98方案”，一直沿用至今，影响了8届大学生。这一方案将于2006年9月1日终止。

　　一位政治学研究者这样分析，“这次最新的调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事实上将前几代领导核心的思想，都按历史地位，综合放在一起了。”此次的新的调整，或许只意味着拨动了下一次课程调整的倒计时。

传江苏省人大副主任王武龙正被中纪委调查

【网讯】针对此前有媒体爆出江苏省人大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因“涉嫌重大违纪问题”接受中纪委调查一事，一不愿透露身份人士证实，确有此事，并透露，可能与其在南京任职期间的所为有关。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指，虽然江苏省政法委表示对此事暂不知情，而江苏省人大新闻处亦三缄其口，但经多方查证后，江苏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处证实此消息，但王武龙此次接受调查的确定原因，目前仍不得而知。

　　今年64岁的王武龙于1995年至2001年间任职南京市委书记时，达到其仕途顶峰。2003年1月，王武龙当选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目前，在江苏省人大的官方网站上看到，王武龙的名字目前仍被排列在副主任的第二位。

　　王武龙，男，1942年2月生，汉族，江苏淮安人，大学学历，196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8月参加工作。

　　1983年 3月徐州市委常委、副市长；1990年4月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2年8月省计经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4年3月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1995年6月南京市委书记；1996年11月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1998年1月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1年 10月省委常委、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1月起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江选】青藏铁路的政治军事意义重于经济意义

【网讯】《江泽民文选》10日在京公开发售。据悉，《江选》第三卷中披露中央决定上马青藏铁路，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上的意义考虑。

　　《江泽民文选》中首度公开发表了在2000年11月10日对铁道部关于修建进藏铁路的汇报材料的批示：《尽快开工修建进藏铁路》。江泽民在批示中明确表态支持青海格尔木至西藏拉萨段的铁路建设方案。并希望在隔年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时能正式宣布修建进藏铁路。

　　江泽民在批示开头时坦言，过去他对修建这条铁路的综合考虑不够，从经济性方面分析比较多，“熔基、锦涛、邦国、家宝同志：看到傅志寰（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同志转来的一份修建进藏铁路有关情况的材料，引起我的深思。”

　　“现在看来，修建进藏铁路，从政治、军事上看是十分必要的，从发展旅游、促进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看也是非常有利的”。他指出，建成后运行初期可能要给一些补贴，但从长远观点看拿出这些钱是完全值得的。

　　他说，“无论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还是从促进民族团结，更有力地打击达赖集团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考虑，我们都应该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进藏铁路。”

　　江泽民在批示中还指出，铁道部报来的材料中“第一个方案”─即青海格尔木至西藏拉萨段的铁路建设方案“比较有利”，“投资少，工期短，线路不长，且较为平坦”。

　　他也在批示中提出，对该方案存在的一些问题还要进一步做好研究，“尤其要加强对冻土地区的工程地质应用性勘探、研究和试验。对青藏高原铁路的运输、管理、维修模式也应该有比较完善的预案”。最后他说，“明年要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届时应正式宣布修建进藏铁路，必将对包括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很大的鼓舞。”

【江选】江泽民曾拟建应急作战部队维护统一

【网讯】中国新出版的《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十年来军委工作的回顾和总结》透露，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1999年11月提出建设一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统一。

　　香港《文汇报》10日报道，江泽民于1989年和1990年，先后视察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等地的中共部队，并在1990年12月举行的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加快组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战略方针。

　　1999年11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军委“三讲”会议上指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已经成为中国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拳头。

　　江泽民总结了两大原因。首先，中国不能一味依靠人海战术应对高科技局部战争，“单纯依靠部队数量，一步一岗，搞人海战术，养兵再多也不够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准备时间短，进程快，初战即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次，中国的财力状况要求先保障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军队现代化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只能有先有后，分梯次建设。对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在武器装备、物资和经费等方面实行重点保障。”

　　报道说，《江泽民文选》中收录了江泽民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多篇论述和讲话，首次披露中国军队“三步走”的战略目标。2002年12月27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论述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江泽民说，分“三步走”在二十一世纪前五十年逐步实现国防和军队信息化。

　　江泽民指出，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推动军队信息化加速发展。

原海南国资委副主任刘连琏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

【网讯】中国海南省国资委原副主任刘连琏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8月10日被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据悉，2000年初刘连琏在担任兴业聚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公司股票即将上市发行。她与江苏省太仓市太仓公司总经理时建明多次电话联系，商谈太仓公司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申购“兴业”股票事宜。刘连琏提出可以帮忙，使太仓公司收购成功并谈妥所得利润平分。

　　2000年5月，时建明安排雅鹿公司以一般法人身份购得“兴业”股票181万多股，抛售后获得利润1697万多元人民币，于2001年7月至2002年4月期间，分别从丰源公司和仓海公司多次转出资金共五百万元人民币，将人民币四百万元交给刘连琏。

　　新华网报道中并指出，刘连琏的财产和支出中可以说明来源的有刘连琏的工资等合法收入共计人民币七十多万元等。从刘连琏的财产和支出中扣除其合法收入和犯罪所得后，尚有209万多元人民币、224万多美元、192万多元港币、335英镑、100万日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缩小贫富差距 当局拟投两万亿建全国高速公路网

【网讯】中国政府为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正准备为13亿人打造一个覆盖全国的庞大高速公路网，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长将达到8.5万公里。

　　随着高速公路网不断扩大，中央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21世纪新中国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也增强。

　　据悉，这个全长8.5万公里的国家高速公路网预计需投资两万亿元人民币。一旦建成通车，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平均半小时可上高速；中部地区平均一小时上高速。中央政府把该工程视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重点，称它将帮助四亿人在未来15年内脱贫致富、跻身中产阶级。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不均衡，引起农村地区的普遍不满。因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把改善农民生活列为国家头等大事。与此同时，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络日益扩大，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口号付诸实践。

　　虽然高速公路网建成后是否能消除城乡贫富差距谁都不敢说，但肯定会对农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