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基调：防“特殊利益集团”破坏社会和谐

六中全会基调：防“特殊利益集团”破坏社会和谐

【网讯】在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来临之际，新华社4日发表了一篇有关“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的报道，为会议主题造势，引人关注。文章的基调是：警惕“特殊利益集团”破坏社会和谐。有学者认为，六中全会后，中央肯定会强力协调各利益集团。

　　该报道说，将于10月8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以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消除各种危害公共利益的不利因素，营造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机制。

　　报道一开头点出，驻北京的一些观察家说，中国政府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文瀚说，中共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重要的治党和执政纲领之一，因而对侵害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警惕。他说，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公平正义，执政党必须通过科学的体制和机制统筹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另一位学者，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说，十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肯定会进一步采取强有力措施去协调各利益集团、各利益群体和各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

　　报道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不断增生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某些利益集团很可能趁社会正在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机，通过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的“钱权交易”非法途径，形成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

　　最近几年，中国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颇受公众的不满，因为它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举例说：“在中国，一名高速公路的普通收费员月收入竟达8000元（人民币，约1606新元），这显然不公平。”

　　其实，中国高层在今年五、六月就开始在反垄断方面采取新动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反垄断法草案”，希望通过立法治理行政和行业垄断，为市场经济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现在反垄断的意识似乎已提升至到警惕特殊利益集团。

　　而早在去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也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庆招待会上再次强调，中国要“坚持反腐倡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指出：“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本质特点。胡锦涛总书记重提社会公正，并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预示着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回归。”

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网讯】海内外人士注意到，“和谐”理念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诸多探索性实践渐次展开，中国经济社会正发生着一系列变化。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可以预见，构建和谐社会将得到更加系统的阐释，更多实质性的举措将会陆续出台。

　　　告别“GDP崇拜”

　　新华社报道，“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是必须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保卫说。

　　现实的变化成为最好的诠释。在各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和人民笑颜”的全新经济实践不断深入。和这种转换相呼应，另一种变化也悄然而生：在新一轮增长周期内，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品质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在部分省份超过45%，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发生重大变化。

　　“与各类经济指标攀升带来的现实效应相比，发展观念的转变将为经济平稳前行奠定重要基础，具有更为长远的效应。”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2006年，一个约束性指标的社会关注度急剧升温。这一指标就是“‘十一五’期间万元GDP能耗比‘十五’末削减20%”。

　　都市快报报道，在“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中国经济中惯有的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开始遭遇到猛烈“阻击”，工业经济和相当多数的工业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阵痛”：

　　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同年，《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正式生效；国家回圈经济试点扩大至8个省市；《节约能源法》修订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严厉的整治措施下，一些变化开始显露：以往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需要1.2甚至1.5个百分点的发电量增长支撑。而到2006年，这一数字开始回落到1.09个百分点以下。

　　新农村建设注重“实惠”

　　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央关注的重中之重，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下，这一问题获得了更为强劲的支撑。

　　2005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废止农业税条例，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取消农业税仅是近两年来涉及“三农”的诸多“利好”之一。把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转移到农民身上、落实城乡平等就业政策、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国覆盖率超过40%……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实实在在的收获。

　　专家指出，和种种现实的收获相比，在“和谐”理念指引下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必将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源源不断的利好。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步。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据统计，2005年度12家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中央企业，其员工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准的3至4倍。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使社会各阶层利益失衡，成为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个因素。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就业意味着有尊严的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对社会来说，这是和谐的一个重要内容。”北京市民冯成武说。

　　作为民生之本，尽管就业形势仍非常严峻，但中国近年来在扶持就业上的力度空前加大，一个有助于就业再就业的社会网路正在全力铺就。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位显示，在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超过600万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60%以上。

　　在表面数字的背后，是就业指标被纳入各地干部考核范围、各级政府想方设法扩大培训、运用财政资金购买公益岗位……。

　　据了解，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从今年开始实施的调整后的积极就业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扶持范围，增加扶持内容，改进操作办法，延长执行期限，一个更加宽松、积极的就业环境正在逐步形成，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岗位。

陈良宇案标志中共进入第三个“强力作为”时期

　　《联合早报》分析文章说，在“书写更加壮丽篇章”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一扇向过去道别的门重重地关上。关在门外的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以及其他只为自己谋利的官员们，而能够领导全社会“诚实劳动、勤奋创业”的革新者才有资格拿到入场券。

　　文章说，把陈良宇案与11年前的陈希同案相提并论，并且简单地贴上“权力斗争”标签，其实是低估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远大目标与魄力。如果把“十一五”发展计划的扎实，处理国际事务的日渐大气，反腐力度的不断强化，中央部委数十个调研组分赴各国考察社会分配、福利制度、劳资关系、突发应急措施等等联系起来，那么，陈良宇案也许可以被看作中国进入第三个“强力作为”时代的标志。

　　温家宝在国庆57周年招待会上对改革开放“只会前进，不会倒退”的誓言，对“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强调，《人民日报》社论对“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动员，都显示新一代领导人不会错过“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中共建政后能称得上“强力作为”的时期有两个：一是1949年到1956年间的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1978年到1989年的全方位改革开放。

　　在第一个时期，执政党以强有力的气魄引领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大多数人在“新社会”的建设和财富分配中获益，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第二个时期，中共领导人民解放思想，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把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带入世界舞台，老百姓的生活在解决温饱后向“小康”过渡。

　　目前正在进入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时期，则是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现代国家的常理常识和科学发展观，来创造性地建构新型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使中国成为不仅让世界看重而且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建立国家，成为世界大家庭一员，在国际舞台卓然而立，这个“三步走”是历史进步的逻辑，也是执政党肩负的重任所在。

　　在这三个“强力作为”时期之间，并不是说执政党没有作为，而是不够有力。有某一方面的成就，但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在上世纪60年代，虽有原子弹研发成功这样震惊世界的创举，但“十年动乱”的肖像无法抹去，肖像绘制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在90年代，虽有香港回归、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切向钱看”的形象近乎定格。某些党内高官不是领导社会进步，而是被领到以权谋私、闷声发财的道路上了。老百姓抱怨领导“不作为”，其实他们在忙着为自己“作为”，陈良宇就是典型代表。

胡温别开生面的作为：先国际后国内 先行动后结论

　　《联合早报》分析文章说，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其实已有别开生面的作为。与毛泽东、邓小平“先农村，后城市；先思想，后行动”的策略相比，胡温的作为则是以“先国际，后国内；先行动，后结论”的线路进行的。这种“作为之道”与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扑朔迷离有关，也与国内党政权力交接的盘根错节有关。

　　文章说，中国最近几年在外交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除了与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庞然大物”以不卑不亢的姿态保持着平等而顺畅的关系外，中国还把外交触须伸向全球各个角落，与南美、非洲、南亚、中亚国家建立起具有互惠互利实质内容的政治、经济、贸易新关系，目前正渗透中东地区，一个真正覆盖地球村的全球化战略格局已初步形成。

　　与以往相比，新一代领导人在外交上有两大特征：一是在对未来预见的基础上主动出击，把几年后可能出现的国内能源紧张问题提前到现在解决，把10年后中日更为激烈的利益冲突摆到现在逐步消解。二是用具体的外交行动体现“和谐世界”的文化理念，人民币升值不仅在帮美国经济也在帮世界经济；向冲突地区派遣维和部队，不仅在维护世界和平，也在为各种形式的“中国制造”走出去铺垫道路。

　　这种努力的结果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逐渐变成“祝中国成功”，日本新首相就职后便发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很多过去视中国为“竞争对象”的国家现在改口为“战略伙伴”。今后外交场上智和力的格斗会更多更复杂，但用心“作为”结果总不会太坏。

内政上先做后说

　　外交上的成就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魄力和执政风范，现在正向国内事务“攻坚”。其实，内政上的诸多“实际行动”已在为“和谐社会”理论做着诠释。出于对前代领导人的尊重和接受实践检验，更完整更全面的表述到现在才加以总结。

　　中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设施、公用事业等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均有所起色。最低工资制的推广，社保基金制度的建立，公共交通的改善，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整治，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等等，都是平抑贫富差距的举措。

　　最近大陆媒体热烈报道医疗改革大方案，声称11个部位组成的医疗制度改革协调小组已开始运作，将按照“英国模式”建立由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新医疗制度。“英国模式”有很多弊端，但让全民平等享受基本医疗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大快民心的大动作。

　　在民主法治方面，差额选举制度在地方选举中基本确立，公推直选的范围在逐级向上扩大，20年磨出的《监督法》得到颁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职务任期、财产申报制度逐步健全。这都表明中共力图在扩大党内民主、动员公民参政、强化民主监督上有所突破，用制度建设促成和谐社会更是先进政治文明的“共同法则”。

革新力度 首看民主法治

　　“和谐社会”一词是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次年2月，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六项目标，把“民主法治”摆在首位，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民主与法治是中共第二个“强力作为”期末党内先进者和大众共同的呼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制度上反贪防腐的探索近乎停滞，以致在陈希同案之后出现了过犹不及的陈良宇案，政府信誉因此受到很大伤害。现在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仅在承续邓小平、胡耀邦未竟的事业，更重要的是创建执政党能够“持续作为”的政治制度。

　　我们可在三个方面估量革新的力度：首先，能否扩大党内竞争民主，使那些有能力领导人民诚实劳动、勤奋创业的有识之士通过合法渠道就能步入政坛，无需拉关系走上层路线，腐败通道因此被堵塞。

　　其次，地方各级的党政监察机构和司法部门是否改革为中央垂直领导，纪检部门有效地监督地方官员的从政行为，不仅能保证廉政，还能督促他们有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

　　再次，能否赋予人大政协和新闻媒体更多参政议政、反映民意、透露真相、监督党政官员的空间和自由，使党内民主向全民民主扩展的进程中有阶梯可寻，有路标指引。

　　中国人谈起过去，常怀念50年代的“人爱人”和80年代的“宽容与进取”。未来的人们又会以怎样的字眼和心境描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呢？我们拭目以待。

构建和谐社会最紧迫的五件事：就业社会保障等

【网讯】专家们指出，构建和谐社会要从百姓身边事做起，当前最为紧迫的是要做好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五件事情。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中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日渐突出。据测算，今后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另外还有1400万下岗失业人员。即使经济增长保持8％至10％左右的速度，每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0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农村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能否充分就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依旧艰巨：大多数农村人口还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未实现全覆盖，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均与全覆盖的要求存在不小差距。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强化对百姓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建议，当前要优先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确立城乡衔接的目标，逐步加以推进。

　　收入分配是民心所系，直接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和谐。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0493元、3255元，实际增长9.6％、6.2％。但城乡、行业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反映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警戒线。

　　丁元竹指出，分析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问题，直接原因都与社会贫富差距有关，而社会贫富差距又在于分配体制不合理。所以，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必须从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分配体制上着手加以解决。

　　当前，中国不少地方的社会事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教育普及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公共卫生保障能力薄弱，精神文化生活枯竭。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指出，只有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才能使人民群众公平、公正的接受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和权利，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不断提高，才能使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落到实处。

　　稳定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曾表示，人们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

　　9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官员参与赌博或充当保护伞 地下博彩业屡禁不止

【网讯】广东是中国公开发行第一张彩票的地区，但近年来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地下博彩”却不断地在各地冒头，甚至到了猖獗的地步。虽然当地警方多次打击、缉缴，但却屡禁不止，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隐藏极深的庄家、赌头打掉，同时一些官员参与赌博，甚至充当“保护伞”。

　　据新华社报道，“博彩”之所以盛行，也与庄家、赌头的推波助澜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他们不断地编造各种各样通过赌彩一夜致富的神话，引诱民众参赌，一方面通过非法渠道从香港引入、印制各种“玄机报”，散布“济公送码”、“曾道人透码”等道听途说的信息，使赌徒认为只要认真研究就能猜中号码。他们让初入此道者“尝到甜头”，既使参赌者好不容易猜中大奖，庄家往往因无法兑付野蛮赖帐，或者逃之夭夭。

　　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关于赌博罪的处罚太低，应加大处罚标准，从而增加犯罪的经济成本和人身成本，达到遏制的目的。“地下博彩”的返奖率高，“公彩”返奖率小，应通过扩大中奖面，提高回报率，“公彩”占领了市场，“地下博彩”也就没了“阵地”。而大部分“庄家”躲在幕后操纵赌博，雇用帮工接收投注，一有风吹草动便先行在境外遥控指挥，很难挖出。若要斩断外围博彩赌博的黑手，不从源头上堵塞或截流，“地下博彩”将沉屙再起。

　　据悉，目前广东地区较为流行的就有香港“六合彩”、赌马、足球赌博、赌恒生指数等。利用香港“六合彩”、赌马进行赌博在“地下博彩”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而足球赌博则是一些中青年人利用国际足球的赛事进行赌博，如粤东地区地下足球彩票的投注额，每场赛事都在千万元以上，人均投注200至300元﹔此外，进行“万字票”、“麻将”、“扑克”、“二十一点”等各类民间赌博活动的也为数众多。

　　在一些赌灾严重地区，家家不务正业，户户只闻赌声。每逢周二、周四香港“六合彩”开奖日，人们都在谈论号码，猜码、买码，商场店铺关门，打工仔无心做工，村民不事耕种，学生无心向学，街道冷冷清清，这一现象被当地民众称为“码日事变”。

　　在这些地区，由“博彩”赌博引发的封建迷信活动愈演愈烈，各种“玄机报”层出不穷。很多人求神拜佛，烧香祷告求“特码”，一些参赌者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甚至发展到打电话到“119”、“110”报警电话索求号码。

　　赌博之风诱发刑事、治安案件发生。一些庄家赌赢就逼债，赌输便赖帐，甚至携款潜逃。因赌彩引发的盗窃、抢劫、伤害、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各种刑事犯罪上升，甚至引发群体性治安事件，执法人员禁赌遭围攻事件。有人把准备建房、购房的钱输光，有的因无钱交学费，小孩只能中途辍学，有的妇女把一家的伙食费用于赌博，甚至有人因赌“六合彩”得了精神病。

由广东向全国漫延的地下博彩 台港澳黑社会渗透

【网讯】从广东省开始向全国漫延的地下六合彩和地下足彩，多与台、港、澳地区的黑社会有关，他们从地下博彩中获取的大量赌资，也是通过地下钱庄走私出境的。

　　据《日报》报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先后有香港三合会黑帮14K、新义安、水房、和胜和等组织进入广东活动。据统计，至20世纪1990年代初，台、澳黑帮在福建、广东沿海等地已发展了50多个黑社会组织。1990年代后，更多的港澳台黑帮渗透到大陆。

　　在珠江三角洲，有台港两大体系黑社会组织。不少的餐饮店、酒楼、饭店、地下六合彩、地下赌球、地下钱庄等均与港、澳、台有关。其中，香港的黑社会组织三合会中的新义安与14K势力最大。除贩毒、色情外，还主要经营地下钱庄、地下赌档、地下六合彩、外围马。

　　在深圳惠州一带，整个1990年代，香港14K的“白纸扇”就曾开设地下赌档，包括赌外围赛马和地下赌球。广州地区的地下六合彩与地下赌球均由境外黑帮为总庄家，向全国幅射。

　　地下钱庄也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将从大陆黑白两道赚来的钱，通过这些地下钱庄转移出境。他们不仅跨境经营合法与非法生意，还跨境从事暴力放贷与收数（即收债）。

　　广州地区地下六合彩投注点、地下赌场已经遍布各个街道，甚至地方警员也有亲自坐庄收注者，估计这些地方警员的渎职、受贿甚至包办一些非法的经营活动，与港澳的黑社会组织在广州的发展壮大有关。

　　据广东省公安厅估计，在广州地区，一些市民与盲流中正式办了入会手续的黑社会成员约几十万人，未办正式入会手续更不计其数，多属“三合会”和“新义安”两大堂口。在潮汕地区，从1994来“新义安”进一步向拓展。该组织1990年代中期在汕尾市组织一个“扶幼基金”，并以基金会的名义发展黑社会组织，还多次设立神坛，举行所谓入会仪式，扩充黑社会势力，并有组织地控制地下六合彩活动，每期受赌注逾1000万元，同时收买政府官员，创造经济利益，号称黑白通吃，严重暴力犯罪频频。

　　直到2002年7月，广东警方拘捕了11名黑社会分子，才破坏了“新义安”在当地的组织。

透明国际组织调查：中国及印度公司最有可能行贿

【网讯】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4日公布了三十个出口国“行贿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和印度居榜首，而法国和意大利公司则被列为在低收入国家中行贿最多的国家。

　　“行贿指数"这份年度调查得到来自125个国家的1.1万多名商业人士的答卷。它不同于该机构的“腐败印象指数”，后者是用来衡量各国官员准备接受贿赂的明显可能性。调查显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公司为了做生意最有可能在国外进行贿赂。

　　透明国际组织就答卷者对哪个国家的公司最可能行贿的经验进行评估。该机构表示，该调查集中在三十个最大的出口国家的公司，这些国家的出口占全世界出口额的八成。

　　该组织表示，此项调查显示出推动反腐败法律还没有能够减缓贿赂问题发生。该机构的执行总监努斯鲍姆表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公司继续在全球行贿，而他们的政府只是口头上说要加强法律约束。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公司最有可能行贿的部分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快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他们对资源的寻求；另外，在行贿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及印度相差不远。

　　此外，调查显示，瑞士被列为是最可不能对官员行贿的公司之府，瑞典和澳大利亚紧随其后。

　　在三十个国家中，英国排名第24位，美国和比利时并列第21位。意大利第10位，法国第15位，但非洲国家的应答者认为，意大利和法国比其它西方国家更能行贿。

一周香港媒体摘要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横眉冷对千夫指
本周，香港媒体最为关注的焦点有2个：首先是北韩宣布将进行核试验；其次是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十月八日访问中国。

北韩宣布试验核弹，美日韩紧张

北韩外务省十月三日发表声明称，朝鲜科学研究部门今后将在绝对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核试验。声明数次强调了美国制裁的日益加重导致了朝鲜不得不宣布进行核试验，但没有提及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这一声明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密切关注和广泛忧虑。但香港主流媒体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所不一。

昨天，香港《信报》的社论标题是《北韩虚张声势，朝核问题有惊无险》。社论认为，北韩这一声明的目的还是希望与美国实行关系正常化，换言之北韩的目的在于求和不求战，因此朝鲜半岛的局势基本上仍将以和平为主。

但今天《明报》却发表文章，认为北韩进行核试验的威胁可观存在，而且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必须显示强硬态度。《明报》的文章写道：“一个众所周知的前景是：只要朝鲜成为核国家，与朝鲜一海之隔的日本立即也将在成为核国家方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既然这样，对中国而言，面对同时强硬的朝鲜和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做的已不再是保持平衡和力促和谈，而是与美国合作，以实质性的举措加强对朝鲜施压并迫使其就范，然后以朝鲜的就范迫使美国对其对朝鲜的强硬政策上后退。”

文章写道：“对中国来说，与美国在解除朝鲜核武装这一短期战术层面上加强合作，将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方面，中美须加强沟通，中国也须不惜使用任何对朝施压的杀手锏，包括全面停止对朝的能源和经济援助。”

文章还将中国对北韩的强硬与最近可能改善的中日关系联系起来：“中国一旦在朝核问题上显示强硬立场，不但有利于与美国的互动，而且也将有利于与刚上任的日本安倍内阁的互动。朝核问题升级将对日本构成重大威胁，而安倍又素以对朝强硬著称；恰好安倍十月八日至九日将访华，因此中日高层应利用这一机会协调对朝强硬立场，并以此作为中日关系改善的润滑剂之一。”

安倍访华，意欲改善日中关系

在中日关系方面，安倍即将在十月八日访华是本周的重大新闻，而且也出乎许多分析家的预料。对此，今天的《明报》还发表另一篇分析文章，题为《欲改善中日关系，须铭记小泉教训》。文章写道：“安倍无论是在竞选首相或当选后，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暧昧。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在日本传媒上周高调安倍访华的具体日程后，北京一直保持低调，不作公开反应。直到本周一，安倍在国会回答有关历史问题的质询时，引用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的谈话，表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果，日本不应对审判结果表示异议。……相信正是安倍的这一表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才使得中日两国能够在昨日同时宣布安倍访华。”

文章接着写道：“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输。……北京同意安倍访华，反映中国领导层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的务实和灵活，而且确实希望看到中日关系能够真正走出不断恶化的怪圈。……然而，如果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与安倍举行峰会时，完全不提过去几年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日本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将会受中国民意的强烈质疑。同样，如果安倍不能在这一点上相应让步，并以正确的历史观对待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问题，中日关系未来要走上平稳改善的道路，亦是缘木求鱼，难以乐观。”

对于安倍即将访华，今天的《苹果日报》发表文章，题为《核试促成中日破冰》。文章写道：“安倍晋三上周二才拜会相，旋即破冰成功，成为五年来首次访华的日相，北韩核试带来的突变应是一大关键。”

文章写道：“直至昨天早上，双方仍在纠缠，到中午就克服了这个‘政治障碍’，中日都不肯透露是谁作出了让步，但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者周尊南认为，那至少应该是安倍承诺在短期内不拜靖国。……北京方面，安倍访华适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国领导人在党内重要会议期间抽空借鉴外国领袖是前所未有，反映两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对日关系上已渐渐抛离江泽民时代强硬对日的外交思想。一个风险是，安倍在任内若以任何身份拜靖国，都将成为中共党内鹰派攻击胡温的最佳武器。”

据传有两名藏人因偷越国境被射杀

美联社加德满都报道，据一个设在加德满都的西藏流亡组织的消息，9月30日在一次偷越国境行动中，有两名藏人被边防战士枪杀，多人被子弹射伤。该组织说，42名藏人在试图进入珠穆朗玛峰附近的朗喀巴山中国通往尼泊尔的边境通道时被边防战士发现，边防战士向他们开了枪。该组织称，每年有数百名藏人试图从西藏偷越边境到尼泊尔，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还从来没有发生被射杀的事件。

中国边防军被指枪杀逃亡西藏人

一个西藏难民权益组织称，中国边防守卫曾经向一辆流动房屋车开火，导致2名逃亡藏人死亡，伤者数目不详。

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负责人多杰说，事件周六（9月30日）发生在接连中尼边境属于中国一方的朗喀巴山通道。

该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是由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公署营运，负责照顾抵达尼泊尔的西藏难民。

多杰说，在流动房屋车上的70名藏人，在受到攻击后，其中40人设法进入尼泊尔边境。

他说，据报有7人受到枪伤，2人证实死亡。余下人的命运目前尚未知。

多杰说，他们有可能已经被中国边防守卫逮捕，或可能逃入西藏。

逃入尼泊尔的40名藏人包括男女和小孩，目前他们正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每年都有许多藏人越过被冰雪覆盖的喜玛拉雅山经尼泊尔前往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那里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在一般情况下，尼泊尔政府会把逃进该国的藏人逮捕，然后交给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公署。在难民公署安排下，把这些人送往印度。

而中国当局一直抗议尼泊尔政府的做法，认为应该把这些人送返西藏。

《纽约时报》：加强反腐另有大目标
胡锦涛曾庆红联盟 重组中共领导队伍


　　（纽约讯）中共官员和政治观察家透露，中共高层最近加强反腐败的调查力度，并非单纯的反腐败，而是有更重大的目标，就是要重组中共领导队伍，以及为中央政策得到认真贯彻扫清障碍。
　　《纽约时报》昨日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官员的话说，中共高层最近对遭撤职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及其他贪腐地方官员展开的调查，是由负责中共党务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亲自规划及监督。

　　报道说，曾庆红主导的这次调查行动，除了迫使阳奉阴违的地方官员认真执行中央的经济政策，边缘化忠于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中共高官之外，也要趁势巩固他本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领导地位。

　　自从原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于9月25日遭撤职以来，上海、北京、天津、福建与湖南多名高级官员相继遭到逮捕。由于陈良宇是自1995年原政治局委员、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丢官以来遭撤职的最高阶官员，因此最引人瞩目。

　　报道称，多名中共官员与消息灵通的政治观察家对《纽约时报》说，他们相信这波调查行动还没达到高峰。他们说，曾庆红希望让贾庆林与黄菊退出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而这两人目前分别因为北京与上海的贪渎案件而承受负起政治责任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