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接收“航母克星” 日印台密布“窥视眼”
【网讯】据《波罗的海网》报道,9月28日,俄国营武器出口公司、北方造船厂代表及百余名中国海军官兵在北方造船厂的2号码头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交船仪式,标志着总价值14亿美元的俄造船工业“世纪合同”终于完成。解放军接收新驱逐舰引起了周边国家和地区间谍机关的高度关注。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这是中国于2002年1月向俄罗斯订购的两艘956EM型“现代”级驱逐舰的第二艘,加上先前中国在1996年订购并已于1999年和2000年交付使用的两艘956型“现代”级驱逐舰,中国海军总共将拥有四艘号称“航母克星”的先进军舰,将显著提高其远程制海能力。
这艘舷号为139的大型驱逐舰长156.5米,宽17.2米,最大排水量为8440吨,具有空前的全方位海战能力。俄红旗太平洋舰队前副司令员奇尔科夫上将说,这种驱逐舰对任何国家海军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力量倍增器”,有了“现代”级驱逐舰后,中国海军可以在广阔的太平洋上任意游弋。
按照以往“现代”级战舰交付中国海军的路线,这艘驱逐舰将沿着波罗的海-大西洋-印度洋-南中国海的航线回国,途经法国布雷斯特、马六甲海峡等重要航线中转站,航行时间约两个月。
据《环球时报》报道,1996年12月,中俄签署首份采购两艘956型“现代”级驱逐舰的合同,由于直接引用了俄军建了一半的“三百年庆典”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船体,所以这次建造速度很快,第一艘“杭州”号(舷号136)于1999年12月服役,第二艘“福州”号(舷号137)也在次年服役。鉴于两舰表现出色,中国遂于2002年再次向俄罗斯订购两艘性能升级的956EM型“现代”级驱逐舰,首舰“泰州”号(舷号138)已于今年早些时候交付。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向中国交付“现代”级军舰的整个过程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方及带有官方色彩的媒体都密布“窥视之眼”,费尽心思想从中窃取某些军事机密。在今年7月北方造船厂交付第一艘956EM型驱逐舰“泰州”号时,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日本海人出版社专程派遣特约记者尾随。另据《印度时报》披露,在“泰州”号进入印度洋后,印度海军也曾特地派出图-142远程侦察机进行航拍。当然最紧张的莫过于台湾当局,台湾《自由时报》曾披露,在8月份“泰州”号穿越台湾海峡的过程中,台湾海军甚至出动战舰进行一些挑衅性动作,妄图套取“现代”级驱逐舰的雷达信号特征。
报道说,在俄罗斯相继向中国海军交付“现代”级驱逐舰的同时,台湾当局也从美国那里拿到了4艘“基德”级驱逐舰的最后两艘,由于两款战舰排水量都超过八千吨,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惊呼:“台海双方已进入‘基德 Vs 现代’的大舰对决时代。”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认为,“现代”级驱逐舰是解放军舰队的“矛头”,其主动进攻色彩极为浓厚,“现代”级对“基德”级的最大威胁是3M80系列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达120-240公里,“基德”级的雷达很难发现目标,即使发现也没时间拦截。而4艘“基德”级驱逐舰在卖给台湾前已经被美军封存了20多年,对台湾海军来说,它们既要充当舰队司令部,又要负责整个舰队的防空、制海乃至对大陆城市实施导弹攻击的职能,过度的任务使得这些老舰不堪重负,一旦遭遇“现代”舰的攻击,台湾海军多半会让“基德”舰退避三舍,“避战保船”。
可超视距打击 解放军新导弹驱逐舰海上对抗演习
【网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舰日前首次亮相,参加了在南海海域举行的一场海上对抗演习,显示了多项令人注意的性能。
北京《法制日报》报道,这项演习应该是在9月底举行。演习中,这艘新型驱逐舰展示了远程目标指示和预警能力,还具备空中、水面、水下攻击能力、超视距打击能力、区域防空能力,并且在演习中担当了“旗舰”角色。
报道未说明这是哪一型战舰,只说这艘军舰在设计之初,曾于2000年10月由多家专业研究所、院校和军代表组成专家队伍,在武汉对设计图纸进行审查。总审图师徐永明率领审图人员经过五十多天的审图后,提出了近两千条修改意见。
随后在建造过程中,专家又相继提出上千条改进意见,总计建造过程中各方面的意见达到六千多张修改通知单。
报道披露,这艘新型驱逐舰还具有隐形功能,并且装备了具有中国海军标志性意义的新型雷达,而舰上新研制的设备和装备超过三成。并实现了武器模块化技术的应用,这是首次在中国军舰建造史上使用这种技术,至今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尝试过这一方法。
新舰下水后,进行了120天、9000海里的航行试验,试验中暴露出三百多个缺陷和质量问题,都及时组织专家予以解决。
另据报道,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平可夫10月1日表示,中国广州市黄埔造船厂将于近日下水最新型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由于俄罗斯北方设计局也参与有关的设计工作,使054A型护卫舰具备很强的俄式化水面舰特点。有分析说,在中国海军护卫舰层次,无论是从舰对空导弹数量还是射程、反应速度而言,054A的防空能力都是最强的。
孔子学院“遍地开花”中国软力量建设正悄悄进行
【网讯】一些知情的专家说,中国政府的软力量建设,虽然表面上没有明说,暗地里正在悄悄进行。以孔子学院为例,这个海外汉语教学机构自2004年首倡以来,至今在全球开办了80所。他们表示,今年内孔子学院将冲上100所大关,超前完成国家原计划到2010年创建孔子学院100所的目标。
《联合早报》报道,据悉,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在欧洲设立孔子学院的费用是中方与外方各承担一半。在第三世界,孔子学院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国承担。
此外,中国政府也设立制度,通过派发高额奖励金,鼓励个别出版社将中国图书翻译为外文,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力度。这是在不对外宣传的情况下低调进行。
这些迹象显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软力量与其大国地位不相称的尴尬已引起高层的重视。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数次提醒其国人注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谈话。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力量,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非思想观念。现在看来,当局正采取行动改变软力量薄弱的窘境。
从战略上看,尽管中国“全方位外交”进展显著,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实际上并非更安全,反而可能更具风险。中美两国在宗教和人权观念上的深层矛盾,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演变,包括日本的右翼转向以及中朝关系生变,都可能给中国带来安全隐患。
在这种背景下,建设软力量,加强本国文化魅力与吸引力,能够为中国营造友好的国际环境,为和平崛起铺平道路。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建设软实力的道路,既是进取式,也是被动与守势的。中国的软力量只能小心翼翼低调经营,以免助长中国威胁论,增加他国的疑虑。
另一方面,中国软力量建设“只做不说”也和中国当前实在找不到可能对世界产生吸引力的主流价值或主体意识形态有关。官方意识形态式微,连一些中国地方领导对马克思主义都产生怀疑,自然难以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角。中国古代哲学与儒家思想或许是中国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但儒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矛盾未彻底解除,这是官方高调宣扬儒学的障碍。
在上个月颁布的“十一五”文化建设规划中,外界还看到中国文化建设的另一路径,是大力发展本国文化产业,提高市场化水平,鼓励文化创新,明确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国估计是从韩国影视文化和“韩流”兴起中得到灵感,在提升国内文化产业时,中国其实也是以另一种方式来推动国家软力量的建设。
中国政府上个月中旬推出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五年文化规划纲要。在长达65页的报告中,很大篇幅用来详细说明国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的目标与方法,但关于文化对外交流的内容,合计不到四页。报告对于近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最显著渠道——孔子学院,略去不提,也避开对“软力量”的直接讨论。
报告开篇介绍“十一五”文化发展重点时,重申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不过,谈到文化对外交流的具体方法,报告内页只笼统表示要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渠道,培养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通过整合资源和突出重点来“扩大我国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软力量形象代表:在孔子和章子怡间费脑筋
【网讯】孔子和章子怡,哪个更能作为中国软力量的形象代表?这个没来由的问题今年较早时,竟然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争论。
《联合早报》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时,指出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并表示“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
岂料,此话经媒体转载,变成为北大教授说“孔子不如章子怡”。张颐武顿时成为众人非议的对象,再次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给予澄清。
其实,软力量的形象并无排他性。孔子、姚明、章子怡、李连杰都可以凭个人的成就或者明星魅力,提升华人在世界中的形象,增加本国软力量的资本。上述这一小风波折射的是,中国社会对国家缺乏软力量形象的焦虑感。
中国社会软力量焦虑症的另外一面,则是软力量概念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流行。
这个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尔根据美国经验创造的概念,在中国知识界、舆论界和传媒界的名声极响。尤其最近,一些半官方或民间组织主办的研讨会时,不时拿中国的文化产业,中国软力量做题目。民间团体也积极主办活动挖掘和发展中国的软力量资源,如近期少林寺武僧四处表演,就是一个例子。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本国的出版物、电影、音乐的竞争力持续下降,反观美国好莱坞大片,甚至韩剧则在中国大行其道。因此,中国民众的软力量焦虑也是可以想象。
有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近年,中国虽然出现了章子怡、姚明等国际红星,也出现贾樟柯等在国际上倍受好评的新锐导演,但他们毕竟属于个别现象。
因此,中国要在软力量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较高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绿色GDP凸现污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华尔街日报 (2006-10-03)
按通行的指标衡量,中国经济正在以超过10%的增速飞速发展。但中国政府发布的一份非同寻常的报告显示,虽然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可能并不象看起来那么惊人。
上个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为期两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结果。研究显示中国广泛的污染问题正在无形中危害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6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报告称,如果考虑污染成本的话,2004年中国的“真实”增长率接近7%,而不是10%左右。
所谓的绿色GDP数据是中国政府旨在量化污染对经济影响的长期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标志着将粗放型增长视为社会稳定重心这一体制的战略性转变。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和国家统计局(State Statistics Bureau)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大力推动。潘岳一直积极努力推进环保问题成为国家的首要议事日程。绿色GDP概念已经被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高层领导人所采纳。胡锦涛一直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今年讲话的中心议题。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因此而产生的大范围空气和水污染以及酸雨等环境恶化问题,与此相关的成本也在日益增加。中国央行的研究机构上周五表示,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10.5%,高于2005年的10.2%,2007年上半年预计将达到9.5%。
中国环境规划院(Chinese Academy on Environmental Planning)估计,在中国13亿人口中,每年有40多万人因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另外,约有3亿人难以获得清洁的饮用水,工厂导致的水源污染是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中央政府承诺投资1,250亿美元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环保总局官员贾峰在接受中国当地新闻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他警告说,承载经济发展的生态系统将会崩溃。
绿色GDP是环保经济学的一个新兴领域,旨在将严格的企业核算方法应用到环境问题中。“绿色经济学家们”认为,GDP这种衡量经济增长的典型方法过于粗放,无法衡量经济的总体健康程度。尽管他们的工作仍存在争议,但却吸引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等组织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尽管GDP衡量了一个国家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但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某个国家可能采用污染或耗尽自然资源这种无法持续发展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实际上,通常计算GDP的方法使破坏环境看上去似乎对经济有利。如果一个行业在其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污染,政府又投入了资金来消除这些污染的影响,这两种活动都会提高GDP数据。中国政府在发布的报告中估计,如果要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空气、水和土壤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1,360亿美元,这个数字接近当年GDP的7%。
环境经济学家们希望,对环境问题的可靠经济分析能引起更多人对保护环境的重视。绿色GDP的基本概念是从GDP中减去与环境恶化的相关成本。哈佛大学企业及政府学教授、该校环境-经济学项目负责人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说,如果一个国家是以高能耗以及耗尽自然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那么这应该反映在可能成为该国长期福利指标的国民收入帐户中。
斯塔文斯说,这并不是左翼的古怪经济学分支。这是针对环境保护领域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重要社会问题的严谨经济学。
绿色GDP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是经济领域颇受争议的热点问题,甚至一些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其价值有限。比如,一些环保主义者批评中国的报告,称其只考虑了污染的成本,并未考虑资源过度利用和开发的成本。潘岳曾表示,这份报告仅仅是中国计算绿色GDP举措的开端。
许多经济学家对把环境成本补充到GDP计算公式中不以为然。他们说,GDP本来衡量的就只是现金流量。他们称,GDP中排除了许多其它方面,如家务和志愿劳动对经济的贡献。部分经济学家更看好所谓的“卫星账户”系统,这个可选的增长指标可同GDP相结合作为考虑未来前景的一种方式,但不会取代常规的GDP数据。
不过,中国以这种方式判断环境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环境法与政策教授丹尼尔?埃斯蒂(Daniel C. Esty)说,这种分析通常是由(非政府组织)或政府之外的批评人士完成。而中国政府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并且已意识到忽视环境保护问题的经济战略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尽管绿色GDP的理念自上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机构也一直探索以此作为修正经济增长数据的一种方式,但中国的环境监管机构更进了一步,他们表示将用此类数据影响政策的制定,作为打击排污企业承诺的一部分。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提拔一般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速度来决定的。这促使地方官员为了工业快速发展而忽视环境影响的后果。现在,中国政府表示将用绿色GDP数据来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经济绩效考核。
实际上,要在中国做到这点可能并不容易,中央政府有关环境问题的意见常常难以在各地得到贯彻。中央政府的所有部门是否都支持潘岳的种种努力尚不清楚。国家环保总局是最弱小的政府部门之一,不少部门仍将经济增长视为中国的首要目标。
公众宣传是潘岳的为数不多的武器之一。他认为能够以此让当地政府感到难堪,从而采取行动。他以非同寻常的坦率措辞谈到了中国许多最为严重的污染发生的原因,其中包括腐败的当地环保官员同污染企业沆瀣一气。
时间将真实地考验中国有关绿色GDP的承诺,明年就会初见端倪。如果国家环保总局能够再度发表数据,或是将其加入到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例行数据之中,那都将是环保主义者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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