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前秘书林牧去世

胡耀邦前秘书林牧去世

受到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敬仰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林牧，星期天(十月十五日)在家中突然去世，终年79岁。

林牧的家人告诉法新社记者，他星期天上午感觉不适，躺下休息后便没再醒来。因林牧身体一向健康，家人对他的突然去世感到震惊。

林牧1927年生。1940年代就读西北工业大学期间加入中共。

1960年代，林牧作为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因参加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思想和经济改革，受到十多年的政治迫害，并曾两度入狱，两次开除党籍，直至1978年才获得平反。

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六四"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林牧又因对学生表示支持第3次被开除党籍。

林牧曾经担任"中国人权"的国内理事和荣誉理事，就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及争取"六四"平反写了大量的文章。

林牧家人表示，他一生执着追求自己的目标，即使高龄也为停止。

有录像称中国边防士兵枪击偷渡藏人

路透社北京报道，罗马尼亚电视台Pro TV公布了一段录像，称上面显示的是中国边防士兵向企图偷渡到尼泊尔的藏人开枪的情形。录像的画面是一小队人在雪地上跋涉，然后背景响起枪声，画面中有人倒地。由于录像显然是从很远的地方拍摄的，画面模糊，唯一的线索是录像中有人用英语喊道：“他们向他们开枪了，就像杀狗一样。”

上周，国外媒体报道了一组企图从西藏偷越边境进入尼泊尔的藏人被中方边防士兵射杀的消息，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业余登山者也向路透社说他们在9月30日在西藏看到中国士兵向大约20到30名企图越境者开枪。

中国官方媒体随后证实，的确有中国西藏边防士兵向大约70名偷越边境者开枪，事件导致一名藏人死亡，但是起因是士兵在试图劝退偷越者时遭到暴力攻击而被迫开枪。

传周正毅改名 隐身幕后操纵“农凯系”资本帝国

【网讯】周正毅事发后，“农凯系”旗下的上市公司劳燕分飞。本月中旬，“农凯系”最后一家上市公司也与周正毅脱离了关系。然而，有一些迹象引发相关人士怀疑，已于今年5月底出狱的周正毅，正隐身幕后操控着他几经缩水但仍然庞大的“资本帝国”。

　　与海鸟发展撇清关系

　　海鸟发展是周正毅在内地股市上一颗较早布局的棋子。当2003年5月“周正毅事件”曝光后，海鸟发展随后在6月初发布紧急公告，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唐海根。

　　海鸟发展称，唐海根持有东宏实业80.03%的股权，同时担任东宏实业和海鸟发展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已有情况，未发现周正毅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因此认为，海鸟发展与“农凯系”毫无关系，唐海根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然而，正是这家与周正毅毫无关系的上市公司，为“农凯系”先后提供了高达2.7亿元的违规贷款担保，唐海根也因此被上证所公开谴责并认定其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周正毅暗布棋局？

　　《北京商报》报道称，种种迹象表明，唐海根与周正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资料显示，现年51岁的唐海根，除担任海鸟发展大股东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外，同时也是上海名特优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海根在工商资料中登记的履历表显示，他于1998年以后一直担任农凯集团办公室主任、董事等职务。

　　据知情人士称，周正毅有一个哥哥名叫周正明，其妻为唐海珍，而唐海根在工商资料上所填地址与唐海珍为同一处所。

　　除唐海根以外，周正毅的姐姐周雅珍及姐夫薛荣坤，周正毅的另一位姐姐周雅平、姐夫李文斌及其他亲戚薛荣根、周敏、周蔚雁，毛玉萍的亲戚毛和平等，均在“农凯系”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等要职，有的更成为周正毅事发后在一些企业的接任者。

据传曾化名邹振义

　　2006年5月26日，是周正毅出狱的日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当年曾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排名第11位的“名人”，竟然从此在媒体面前失去踪影。

　　知情者透露：周正毅出狱后已经更名。早在他服刑期间，就有一个化名，据坊间传说叫邹振义，不过他出狱后又改了什么名字目前还是一个秘密。

　　一位接触过“农凯系”的人士分析，出狱后的周正毅首要任务就是理顺旗下众多公司的债务问题。以海鸟发展的贷款担保为例，“农凯系”目前还至少有2.7亿元的债务需要解决。

　　如果只计算内地的债务，不会成为周正毅复出的障碍。“农凯系”的债务主要是银行，但由于被抵押的资产升值以及变卖股权、项目筹集资金，银行的债务已经偿还得差不多了。否则，海鸟发展不可能这么快就解除它的担保责任。该人士分析。

　　据了解，农凯集团办公楼和相邻的兴业大厦是周正毅当年以低价收购的“烂尾楼”，在事发后，曾被抵押给债权银行。目前，该项房产已至少升值一倍以上。

　　香港官司未了

　　“当然，这种假设是不考虑他在香港的官司为前提。”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据了解，周正毅在香港涉及三项总金额达10亿元的欠款官司。

　　据报道，2003年4月22日至5月30日期间，在未取得上海地产（香港上市公司，周正毅曾控股）授权或批准的情况下，将其资金挪用或通过公司下属子公司的银行户口转汇至若干第三者，涉及本息2.67亿元。

　　2003年3月27日，上海地产全资子公司——上海宏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上海吴中路土地做抵押，向上海农信社贷款3亿元。一个多月后，上海宏兴将该笔贷款转借给上海华亭贸易有限公司。但在协议规定的同年7月11日（应返还贷款及相应利息日），上海地产并没有收到还款。

　　2003年4月11日，上海地产将3月刚刚收购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逸和龙柏饭店向上海农信社抵押，贷款3.5亿元人民币。其后，逸和龙柏将其中的3.47亿元存入富友证券开设的一个账户，这笔款项后被从富友证券汇出，至今下落不明。

　　“周正毅在内地的两项定罪，均不涉及侵吞公司财产、非法挪用公司资金等若干项。也就是说，香港方面仍可以就上述罪名起诉他。”法律界专家韦宁表示。

　　香港廉政公署有关官员强调不会放弃对周正毅的司法诉讼。目前，香港廉政公署网页上的“被通缉人士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周正毅。

　　韦宁认为，由于经济犯罪遵循属地原则，加上内地和香港间没有引渡协议，使得周正毅暂时可以逃避香港法律的惩罚。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香港方面仍可以通过移交等方式引渡周正毅，至于内地方面是否这样做，就要看周正毅的“造化”了。

　　就在上个月，坊间又传来周正毅出狱后被再度拘禁的消息，有人猜测，除周涉嫌在监狱期间贿赂专职看守外，另一种可能是来自香港廉政公署方面的请求。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突遭调职 陈小川接任

【网讯】直属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日前出现人事变动，担任总编辑不到两年时间的李而亮近日被突然调职，职位之缺由常务副总编兼《冰点》周刊主编陈小川接任。至于李而亮的调职原因及其日后去向，目前尚未明了。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现年54岁的陈小川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1988年起陆续担任副总编辑、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等职务。

　　今年年初，海内外舆论广为关注的“《冰点》周刊停刊又复刊”事件中，他接替遭撤换的李大同兼任《冰点》周刊主编。

　　此外，陈小川在公众场合亦十分活跃，除了受聘中央电视台任特约评论员，他还经常出现在凤凰卫视，是《京港台三剑客》、《一点两岸三地谈》、《纵横中国》等谈话节目嘉宾。

　　李而亮现年51岁，于2004年12月接替李学谦出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至于其被调职的具体原因及后续任职安排，目前尚未有明确信息。

　　《中国青年报》多年来刊登大量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社会底层民生和抨击腐败等丑恶现象的文章，是当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今年1月至3月间，其旗下的专题版《冰点》（ Freezing Point ）周刊因发表广东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度被勒令停刊整顿，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王光美才貌兼备获毛泽东欣赏 江青妒火狂烧

【网讯】日前在北京逝世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分：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更因美才貌兼备获得毛泽东欣赏，引来毛泽东妻子江青的熊熊妒火。

　　中时电子报报道，王光美1921年出生于北京，当时担任中国公使的其父王槐青正在美国参加九国会议，这个已有了六个男孩的父亲，兴奋地为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取名“光美”。在父亲精心呵护和严格教育下，王光美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顺利，1945年24岁的王光美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并成为该校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助教，在校时，还有“数学女王”之称，可说才貌双全。

　　抗战胜利后，一心想当中国“居里夫人”的王光美的人生发生了改变。1946年在家庭和中国地下党影响下，王光美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为当时设立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国代表做英语翻译，后来王光美放弃去西方国家深造机会，在地下党安排下来到延安。两年后，年方27岁的王光美与中国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在河北西柏坡村结为夫妻，当时刘少奇已经50岁，两人相差23岁。

　　王家堪称革命家庭，三哥王光超，抗日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向解放区输送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四哥王光杰，是王家最早的中共党员，抗战中在敌占区设秘密电台，为延安输送情报，获“特等功臣”称号，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六哥王光英，人们较熟悉，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美的四个妹妹，都是中共党员，都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

　　王光美文革时历经磨难，除了因为她是刘少奇的妻子，更因她才貌兼备颇得毛泽东欣赏，引发毛泽东妻子江青熊熊妒火，利用毛泽东整肃刘少奇之机对王光美痛下毒手。文革期间，各种批斗和丑化王光美的图像，大多是穿旗袍、戴着大项链，肇因之一是王光美陪刘少奇出访时，打扮过于“美丽”，惹怒江青。而1963年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等国，以一袭合身旗袍和优雅风采出尽风头，使得另一位“第一夫人”江青，相当恼火。

　　作为“第一夫人”和当时中国家户喻晓的人物，江青主导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吸引三十万人参加，不少人都是怀着好奇心，为了“看王光美一眼”而来。1967年，王光美被送进秦城监狱，江青一度想了结她，因毛泽东亲批“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才保住一条命。直到江青和“四人帮”被捕，王光美才重获自由。

传达六中全会精神 学习和谐社会思想 上海最快

【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周在北京闭幕，这次中央全会，会内会外、会前会后，都有一些新鲜事出现。而最新鲜的，将对未来产生一定影响的，是中央将展开六中全会后的“配套行动”。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这次中共六中全会一个比较特别之处是，会议于11日下午刚闭幕，中央部门和部分表现积极的地方2日上午就开始传达六中全会文件，而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关于“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也即时下达。速度之快超过历次全会。

　　报道称，传达六中全会文件最快的地方官员是上海市长韩正；而中央部委方面，至少有十来个部委局办在12日上午就开始传达，其中包括国家统计局，新近被免职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这天上午还主持传达会议，下午就被宣布免职，随后去向不明。

　　在中央的部署之下，这次六中全会闭幕之后已火速下发了三份全会文件，即胡锦涛在全会上的两次讲话。另一份文件则是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的说明。各省级地方、各中央部门都是以这三份文件为主，传达六中全会精神。

　　晚于这三份文件下达的，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两办名义下发的通知。而这份次次全会后都有的通知，将有新的内容。过去中共中央全会之后，均会下达中央两办通知，对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作出部署，但这次全会后，中央将下达的通知，其中一项内容，是责成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落实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正式写入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并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和举措，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文件”。

　　所谓“配套文件”，也就是根据六中全决定中提出的新原则性要求，去加以明确化、细致化、具体化，制定出相关的政策、制度。由于全会的“和谐社会”决定，实际上涉及到各方面，也就是说，中央各个党政部门，都将有各自的“配套”任务。

胡耀邦生前秘书 中国民主人士林牧15日猝逝

【网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生前秘书林牧15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79岁。他最近还曾发表文章，称中国必须解决政治和谐的问题。

　　据中央社转述境外媒体报道，林牧的妻子宋湘林表示，林牧平常健康良好，逝世当日中午还在写文章，家人请他吃饭，他说身体不舒服，要睡一会。下午两点，家人发现林牧已经去世。

　　另一位资深民主运动人士范子良表示，各方将发起悼念林牧的活动。

　　林牧生于1927年，浙江义乌人。1965年以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身分参加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改革，失败后受到12年的政治迫害。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八年劳改。

　　林牧于1978年11月平反后，曾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1989年政治风波后，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从此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和学术职务。

　　1995年，林牧被推选为“中国人权”国内理事。1998年改为荣誉理事，2004年辞去荣誉理事职务。他生前发表思想、言论、纪实、杂文与诗词约五十万字，所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三十卷，先后在西安和台北出版。

　　上周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林牧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政治和谐必然涉及民主、法治、人权的问题，如果没有政治和谐，就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林牧指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执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很不和谐，人身权利受到侵犯的大有人在。

涉上海弊案 张荣坤今日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网讯】中国全国政协十届十五次常委会16日上午通过人事任免决定，撤销张荣坤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张荣坤是上海福禧投资公司董事长，是上海社会保障基金腐败案重要人物之一。

　　中新社引述这项决定说，张荣坤涉嫌欺诈发行企业债券罪，于7月18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根据中国政协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撤销张荣坤的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

　　张荣坤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与前上海宝山区区长秦裕是校友。张荣坤最早被熟知是在2002年的富比士中国一百大富豪榜，张荣坤以人民币十一亿九千八百万元身价名列富豪榜第48位。

　　2002年2月张荣坤成立福禧投资公司，并购得沪杭高速公路资产。同年7月4日，29岁的张荣坤当选上海工商联副会长，并当选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今年7月18日，张荣坤因违法取得上海社保32亿元资金收购沪杭高速上海段经营权而被立案调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也被查处。

　　据报道，张荣坤在上海首次收购上海路桥时，已为这起大案埋下祸根。据相关部门通报，当年张荣坤因缺乏收购资金，曾向上海市领导写信求助。此后，上海相关领导提供社保资金，而执行者祝均一、秦裕也获得好处。

　　由于张、祝两人的东窗事发，最终导致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中共中纪委立案检查。据称，中共中央在表述陈良宇案时提到的“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主要指的就是张荣坤。

　　根据相关部门通报，张荣坤行贿目标超过二十人，俨然成为上海社保案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扯出多名官员。

　　中共政治局9月24日举行会议，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并停止其担任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张恩照受贿案 关键人物邹建华牵出完整大戏

　　10月1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财经》杂志报道说，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案因海外被诉一事牵出，很大程度缘于邹建华，如今决定命运的量刑事实又系于邹建华的房屋之上，整个案件有始有终，可谓一出完整大戏。

　　报道说，原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受贿案9月28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对其受贿419万元的指控中，其中一项系张恩照收受香港商人邹建华的贿赂物品，包括手表一块，价值人民币1.9万元；价值人民币1.36万元的按摩椅一台；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价值人民币264.4万元的房屋一套。为此，张恩照在邹建华的安排下，出面和一些香港商人吃饭；另外还答应在建行信息系统采购存储设备一事上，对香港日立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给予关照。

　　报道说，邹建华也正是张恩照美国被诉案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2004年12月9日，张恩照在美国遭到起诉。此案原告为一家台商投资、注册于北京的公司，英文名称为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简称G&D）。第一、第二被告为美国Fidelity全国金融公司（简称FNF）及旗下子公司Fidelity信息服务公司（简称FIS）；张恩照则被列为第三被告。原告控告前两被告合同违约，并通过邹建华（部分法庭文件中误作“周建华”）多次向张恩照行贿，违反了美国1977年《海外腐败行为法》。

　　在G&D的起诉状中，邹建华被称为“张（恩照）的二十年老朋友和邻居”，他是FIS与张恩照建立联系的关键人物。G&D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取证，并从被告FIS处获得了数十万页的内部文件，其中包括邹建华的费用报销单。

　　G&D的代理律师张晋蜀表示，邹建华在2002年7月1日和FIS正式签约，成为该公司销售代表，每月获得3500美金的佣金和若干费用报销。而张晋蜀查到的邹建华向FIS提供的报销单据，有一个表格的日期是2003年8月到2003年12月，其中提到一笔钱，称是为张恩照的儿子花费2564美元购买“gift”（礼物）。张晋蜀认为，从时间﹑数额上考虑，这个价值2564美元的“gift”，与此次北京检方指控的价值1.9万元人民币的手表正好能对上号。

　　据了解，邹建华确实曾是张恩照早年的邻居，现年47岁，技校毕业后当过电视机厂的工人，后来下海做生意，曾在国外闯荡。邹建华目前在上海仍有几处房产，此次张恩照被诉收受的房屋贿赂，便是原属于邹建华名下的一处房产。

　　据张恩照的供述，2004年3月，其子准备结婚但没有房子，邹建华便提出将自己的房给张恩照用。2004年7月，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房屋价款为人民币150万元，随后办理了过户手续，将房产转移至张恩照儿子的名下。直到案发前，张恩照并未支付房款，该房也未实际交付，仍在出租中，并给邹建华带来房租收益。

　　检控机关在庭审中还指出，张恩照在案发前的2005年3月，为了逃避追查，让儿子向邹建华支付了150万港元房款。张恩照对此亦不否认，供述称，海外被诉事件发生后，他担心房屋的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便让儿子给邹建华汇去了150万港元，汇款时间为2005年3月9日。

　　根据调查，正是在3月9日晚，张恩照在北京什剎海一处网球俱乐部出现，谈笑风生，显得神清气爽。然而第二天晚上10点，他就在北京丰汇园的家中被带走，从此失去了自由。

　　庭审中，张恩照的辩护律师、来自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子程针对张恩照受贿房屋问题提出异议，认为该房屋的受贿事实并不成立，因为作为行贿物品的房屋并没有实际交付：一方面，房屋钥匙没有交给张家，仍然是邹建华自己在出租并获得收益；另一方面，张恩照和邹建华之间订立有房屋买卖合同，为了完成过户通过中介制作的售房发票也一直在邹建华手上。这意味着只要邹建华需要，随时可以根据合同向张家索要房款，因此不能构成受贿。同时，检察机关将该房屋评估为264万元属于过高，建议法院到上海调查取证，重新认定房屋价值。

　　律师强调，即便检控机关认定张恩照对于该房屋有受贿的占有意图，但由于张已经在案发前实际交付房款，也应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辩护律师的意见最终被法院采纳，排除邹建华的那套房屋，张恩照419万元的受贿金额将不过150余万元；加之具备自首、积极退赃等情节，其罪责会大大减轻。

　　张恩照案因海外被诉一事牵出，很大程度缘于邹建华；如今决定命运的量刑事实又系于邹建华的房屋之上。有始有终，可谓一出完整大戏。

内部调查报告：河南过半土地违法案件难执行

【网讯】1851件土地违法案件中未执行率超过50%，有些个别地区达到100%，在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近期一份关于土地执法现状的内部报告中，土地执法困境显露无遗。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份报告显示，2004年5月1日~2006年5月1日止,河南省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中，未落实执行案件1851件，占申请执行总数的51.2%，其中，郑州、安阳、新乡、濮阳等地，未执行案件占申请总数的70%以上，济源申请执行案件八件，一件也未执行，达到100%。

　　对于其中原因，这份报告认为，一些领导为政绩需要，常常以行政权力干预和主导案件，有的县（市）规定国土资源部门查处案件必须经过市领导签字同意后才能查处。

　　报告举例说，“某县执法部门查处该县招商的违法占地项目，当地政府部门不但阻挠查处，而且对该执法部门带队领导实施了处分，在国土资源部门内部及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这份报告还显示，“按照法规有关程序，对土地违法案件，国土管理部门下发处罚通知书15日后，当事人若不能自觉履行，应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又是三个月的执行期，这么长的时间使发现的违法占地问题早已形成事实。根据有关规定，对违法占地形成事实者实施处罚后可补办有关手续，这样就造成了违法占地成本远远低于正常申请用地成本。”

　　而这产生的后果，报告总结认为：“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未赋予国土资源部门行政强制执行权。很多土地违法案件要由地方政府、法院和公安部门出面解决，所以土地违法案件，很难直接依法处理，丧失了把土地违法案件消除在萌芽状态的良好时机。”

　　据了解，国土管理部门的财权由地方政府控制，一旦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地方政府，国土管理部门考虑到自身利益，很难与地方政府为难，从而在不自觉中把案件一压再压。

　　上述报告就显示：“如某县政府领导在会议上公开讲，如果国土资源部门不按照地方政府的意图去做，就断其‘饭碗’。”

　　在行政系统内部的掣肘还有另外体现，报告称：“对规划区建设用地上没收的非法建筑物，由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地方财政部门共同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地方财政部门对没收的非法建筑物无法监管或无兼职监管，从而使违法者继续占有或使用。没收也就形同虚设。”

　　而司法系统对土地部门的掣肘也令人震惊，报告显示：“行政部门（国土管理部门）要先垫付对违法者强制执行的费用，在调研中某区国土资源局一年就垫付强制执行费二十多万元，相当于该局一年的办公费用。”

　　报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把人事、财权统一于国土部门，减少地方国土部门对地方政府的依赖，调动地方国土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加强各级法院的执法力度。”

中共精英化下如何看待富豪与中共的关系？

　　尽管如今中国人对层出不穷的富豪排行榜似乎有点审美疲劳，但11日发布的胡润百富榜还是有不少看点：比如中国出现第一位女首富，比如35%的富豪是中共党员。美国《侨报》13日发文说，如何看待富豪与中共的关系？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要知道，这份榜单的主人公大都来自民营企业，民企和国企与中共的关系完全不同——国企的党委书记地位超过负责经营的厂长，而民企经营则完全不受影响，多数民企根本没有党支部这个机构。

　　同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他们也早不是当年从政府下海的那拨人，将最初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商业资源——如今的富豪，是一群在体制外加入中共的人。

　　是什么吸引民营企业的富豪加入中共？尽管不排除某些人以此寻求政治资源乃至权钱交易，但这似乎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不是因为党员比非党员能够挣更多钱或有更多机会成为富豪，而是目前党员都是能力比较强的人，大批精英都入了党。”张军表示，本次富豪榜单中党员的高比例正反映了这一“精英效应”。

　　的确，从大学校园到工作单位，中共所吸纳的大多是较优秀的人才。即使在如今，加入中共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通过层层审核。

　　那精英们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曾有精英人士说，他将此视作参政议政一种方式。

　　参政，而不是简单地寻求钱权转化，可能更有助于解释精英们加入中共的动因。这样的结果就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被聚拢起来，中共实现精英化。客观地说，这显示了中共目前在大陆的强大吸引力，这个政党无疑会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对这一变化，中共也积极予以促成。前不久，温州一位民企的职业经理人刚刚被中组部破格选拔，到四川人口大市南充挂职市长助理。中组部从民企调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打通政经、官民领域的精英信道，显示出中共非常自信。

　　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共精英化的过程中，如果说中共近几年在代表“先进生产力”方面卓有成效的话，在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方面中共是否更有自信呢？这也是刚刚闭幕的六中全会力推和谐的根源。

固定资产投资首八月增三成 中国仍需抑制投资增长

【网讯】中国官方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2005年同期增长29.1%，新开工项目13.1万个，计划总投资达人民币4.5万亿元。这显示抑制投资增长及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仍是中国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目前，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来自银行贷款和土地供应两个方面。

　　中新社报道，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公布中国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开工项目违规名单，其中焦炭行业新开工项目违规率近50%，煤炭项目42%，铁合金项目39%，水泥项目35%，电力、钢铁、纺织项目违规率都超过两成。

　　马凯说，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使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再度盲目扩张，一些已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死灰复燃，加剧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年初确定的全年节能和污染减排目标也可能落空。

　　中国抽查今年前四个月三千多个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结果显示，有四成多项目无土地批准文件和环境评估文件，两成多项目没有项目审核文件。

　　中国官方最新消息说，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的六个督查组，将对十二个省区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进行督查。

　　中国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上个月曾表示，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譬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呈加剧之势。此外，中国的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并实施了一些具体措施，其目的就是要控制经济过快增长，但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强劲增长了10.9%，它高出了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计划三个百分点。这一增长态势被众多业内人士称之为“高烧不退”。

　　分析称，中国经济过热的助燃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银行贷款，另一个则是土地供应。中国在金融调控方面已经驾轻就熟且效果显著。而对于土地调控则显得手段不多，主要原因是，对土地的冲动往往来自于地方政府。

　　但本月1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投资过快推动下增长偏快的中国经济，最近两个月发生了积极变化。从7月份开始，投资、工业生产等主要月度指标结束了加速增长势头，出现回调，而新近公布的8月份月度指标显示，这一势头得到了延续和初步巩固。

两岸形势处于关键期 传陈云林留任国台办至08年

【网讯】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预料将在今年内届龄退休，但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中联办）一位涉台人士透露，北京考虑到主、客观情势与政策持续性，决定让陈云林继续担任现职。

　　据中央社消息，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国台办主任为正部级职位，依现行人事规定，65岁要届龄退休。陈云林于1941年12月生，依正常程序将在今年底退休。

　　这名官员透露，鉴于两岸情势正处于关键期，台湾即将于2008年举行总统选举，现阶段更换台办主管较不适宜。他未否认陈云林将做到2008年的说法。

　　陈云林是在1997年1月出任国台办主任职务，之前还当过五年副主任。对于北京对台政策熟悉程度，很少有人能跟他相比。中联办的官员并表示，大陆对台政策直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操盘，对台各项措施具有一贯性与审慎性。以一个多月来台湾的“倒扁”活动为例，他说，北京未发出特殊讯息，显示北京冷静观察的立场。

地方政府强烈反抗 中央推迟关闭数千个小煤矿

【网讯】由于矿难频发，中国煤矿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有官方媒体透露，关闭不安全煤矿的计划受到地方政府强烈反抗后，中央将允许数千个这些不安全的煤矿继续运营到至少2010年。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中央当局计划在本年底关闭在中国所有不安全的煤矿，订单地方政府反对此计划，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和盈利将减少。

　　有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官员表示，当政策在地区层面实施时，问题就出现了。该官员表示，小型的煤矿被地方政府视为主要资金的来源，导致很多地方当局为了财政的得益而保护不安全的煤矿，其中一些小煤矿是很危险的。

　　中国的煤矿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煤矿，据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有差不多六千名工人在煤矿死亡，约每天有16人死亡。

　　国际劳工权益组织表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和煤矿负责人经常隐瞒意外，中国每年死在煤矿里的真正人数可能高达两万人。

　　对此，中央提出关闭不安全煤矿计划，据统计，去年一年中，中国共关闭了近五千个不安全煤矿。但政府在1月时承认，去年被下令关闭的5001个煤矿中， 60%仍继续运作。

　　此外，政府也承认，很多地方官员在煤矿工业里有商业利益。很多时候那些负责监管煤矿安全或关闭的官员，在同一个煤矿里拥有股权。

　　在关闭不安全的计划失败后，中央政府有意关闭4861个小煤矿，并在明年底把多个合并。报道说，中国现在有1.7万个小型煤矿，约占中国煤矿产量的三分之一。但该计划遭到地方政府大力反对，因此在修订的计划里，这些不安全的小煤矿可以运营到2010年底。

土地使用税或提高两倍 中央再出招遏地方乱卖地

【网讯】据国土资源部人士透露，一份名为《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文件，已基本修订完成，待国务院审批后，未来几个月内可正式下发。据了解，规范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使用是该《办法》的重点，建设用地出让涉及的“两税一费”亦会大幅向上调整。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该《办法》要求，建设用地出让涉及的“两税一费”—─城镇土地使用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的征收标准将调整。初步规定是城镇土地使用税提高两倍，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各提高一倍。

　　至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收支，将采取在财政部系统（即国库）中设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专账”的方式，按照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并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作为当期收入安排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出让金将全额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并接受地方人大的监督。

　　《办法》草案中还提出，土地出让金总额的15%必须用于农地复垦和土地整理开发。此前的做法，是要求土地出让金增值部分的15%作此用途。

　　该名国土资源部人士表示，刚刚完成的《办法》草案中，涉及到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支规范那部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两税一费”征收的新标准不存在太大变动空间。

　　据悉，自今年年初以来，控制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是国务院每月召开的常务办公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有国土资源部官员认为，中央调整土地出让金分配制度的本意，是控制各地建设用地增长过快的势头，迫使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土地。这也是“两税一费”上调的缘由。

　　在方案酝酿过程中，曾有专家向国务院提出，如上调“两税一费”可能造成地价进一步上涨，建设用地增量若受到限制，土地市场供需关系也会失衡，同样将拉高地价。对此，国务院研究后的结论是，“两税一费”发生在土地交易之后，而不是交易环节，不会直接造成地价上涨。至于供需关系，通过清理盘活城镇存量建设用地，完全可以平衡。

王光美告别仪式20日八宝山举行 子女不愿张扬

刘少奇和王光美

【网讯】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于10月13日凌晨3点42分在北京辞世，享年八十五岁。有消息人士透露，王光美的告别仪式将于10月2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消息指其子女和亲属均不愿大事张扬，希望低调处理。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王光美灵堂设于解放军北京305医院，在其住院和去世后，中共高层领导曾亲往医院看望和致祭。两天来，中共和国家机关的官员、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光美的至亲友好以及少数闻讯的北京市民，纷纷到灵堂向王光美道别。

　　据接近王光美家庭的表示，王光美的告别仪式将于十月二十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中国官方媒体在王光美去世三日后仍未发布讣闻，引起外界众多猜测。北京的非正式消息称，因为王光美身前任职未达官方发表讣闻的级别，将会作为“名人”辞世的惯例，在丧事结束后发表消息报道。

　　作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曾任刘少奇的秘书，文革中身陷囹圄达十年之久，在“四人帮”被捕三年多后才被释放出狱。恢复名誉后她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是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任职未几即离职休养。王光美去世前与疾病展开长期的搏斗，在养病期间，她仍倾心于中国的慈善事业和中国的青少年道德教育。

　　王光美一生富于传奇，她是中国近代首位理学女硕士，家族中，父兄姊妹均是各擅胜场的不寻常人物。别名董朴的王光美祖籍天津，出生于北京。其父王治昌，早年留学日本，是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母亲董洁如亦为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王光美晚年回忆，父亲的开明进步和母亲的善良明理，对自己一生影响巨大。

　　虽然王父曾任职北洋政府，但兄妹多人却走上革命之路。三哥王光超与四哥王光杰，抗日战争中向解放区输送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还在敌占区设秘密电台，为延安输送情报，获“特等功臣”称号。新中国成立后，王光杰担任过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六哥王光英，出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美的四个妹妹，也都是担任领导职位的中共党员。

　　今年早些时候，《王光美访谈录》加印出版，一时求购者众。该书首次披露了王光美与刘少奇爱情经历、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过从的生活趣事，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多起重大历史事件。

　　王光美与刘少奇共育有四个子女，较为公众所熟知的是儿子刘源，曾任职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现为解放军中将，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王光美：从“数学女王”到“第一夫人”

　　王光美是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从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到“第一夫人”、12年的阶下囚，以及其晚年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历尽沧桑。

　　王光美于1921年出生在北京世家，其父王槐青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她在家中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后四位都是妹妹，其中王光美是最受父母亲宠爱的，什么事情她都得头份，什么事情都把她举在前面。

　　正因为此，王光美得到父母的悉心培育，1945年她毕业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后，考取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奖学金博士。在当时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像几位哥哥那样加入共产党，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读博士的机会，奔赴延安，并最终获得母亲的赞同。

　　据了解，王光美家除大哥早逝外，兄弟姊妹中有七人是共产党员，但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解放前，由于兄妹政治观点不同，有时难免在饭桌上争论得面红耳赤。王老先生不得不给家里定下一条规矩：“饭桌之上，只叙天伦之乐，不谈政治。”

杨家岭舞会初识刘少奇

　　王光美到延安后，被分配在朱德、杨尚昆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而王光美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在杨家岭的舞会上，并由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参谋龙飞虎正式介绍给刘少奇。王光美当时并不了解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只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认为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上有别的意思。

　　1947年4月，王光美在一天吃午饭时再次遇见刘少奇，当时刘少奇要王光美随他上晋察冀参加土改，但她因为入党的问题没有同去。1948年王光美到了西柏坡，在西柏坡的那段日子里，王光美与刘少奇的接触渐多，在众人的眼中，他们已经是在一起的了。

“文革”磨难

　　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与王光美经常一起被批斗，先是在家里，然后是中南海。当时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只是在斗争会上能看到。

　　王光美日后回忆说，“少奇不愿意连累小孩，跟我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把孩子带走，这样可以保护家庭。但是我非常坚定，从来没有过动摇，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动摇，绝对不会有那种表现，我那个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边，而且他不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替他辩护的。”

　　在监狱的日子中，王光美最担心的是孩子的问题，一是不知他们是否还活着，二是不知道见到以后他们的后果会怎样。经过孩子多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泽东批准可见面一次。在这次见面中，通过毛泽东的批示，得知刘少奇已经不在人世。1979年，入狱12年后的王光美重见天日，1980年，刘少奇亦获得平反。

响应总工会号召 上海要拔拒建工会“钉子户”

【网讯】全国总工会攻破沃尔玛之后，上海政府设立了“促进外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该办公室的目标是明年年底有八成的外资企业成立工会。

　　中国全国总工会日前表态称，未来全总会以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为着力点，以长期拒不建会的“钉子户”为突破目标全面排查，特别是对全总曾经点过名的长期拒不建会的富士康、柯达、戴尔等一批跨国公司进行跟踪督察，推进外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

　　在全国总工会表态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都制订了2006年下半年支持外资企业工会成立的工作计划。
　　
　　据上海《新闻晚报》报道，上海目前有不少外资企业都不愿成立工会，或以“康乐会”等组织形式代替工会。不过，报道指，今年到六月底，青浦区外资企业成立工会34家，比上年同期成长一倍；金山区枫泾镇成立外资企业工会39家，发展会员7500多人；长宁区天山社区也已建立外资企业工会十八家，楼宇联合工会三家，入会职工一千多。
　　
　　报道说，明年底在上海的外资企业将有百分之八十成立工会，上海市将加大推进监督力度，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组织代表进行相关视察。

纽约时报 六中全会与中国“新左派”知识分子
来源：美国《纽约时报》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清华大学附近与汪晖（Wang Hui）碰面。四十多岁的汪晖参与中国知识分子期刊《读书》的编辑，而且是四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作者，他已经成为一群被称为“新左派”的作家和学者中的中心人物。

主要由人权活动家和亲民主活动家组成的“新左派”提倡新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选项”，保证最近改革中被落下的8亿农民的利益。汪晖和“新左派”把共产党领袖看作是有希望改变的力量。

最近的时间——党领袖在上月的反贪污肃清以及继续努力制止市场过度——表明这个观点并非空想或荒谬。尽管新左派没有直接指导政府政策，他们的看法越来越受到中央政府的引申。

在过去几年，汪晖经常巧妙地反映外界怎样看待当代中国：一个鼓励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支持社会主义的独裁国家。他描述共产党尽管官方上献身平等主义，但已经向富裕商人开放成员资格。

许多地方官员用他们的权力成立成功的企业家，要他们本应服务的农村人口付出代价，与地产商勾结，从农民手中攫取集体用地（根据中国官方数据，60%的土地取得是非法的）。结果就是形成政界精英和商业利益的同盟，在美国和许多东亚国家也有类似同盟。

他在谈及市场改革怎样加大贫富、城乡差距的时候，巧妙地培育学生浏览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和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查看电子邮件和喝穆哈咖啡。

然而汪晖仍然属于少数。毛泽东主义的过度和老计划经济的失败引起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弹，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和复兴看作是不可缺少之物。

汪晖欣然承认中国在市场改革的努力不乏好处。他为1978年到1985年的第一阶段喝彩，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标准。中央政府沉迷于在城市地区创造财富，并决定把政治权力下放到地方，而地方常常漠视中央政府的指示——

汪晖认为，这导致中国不平等程度的加深。拥护新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福利体系的分解，贫富悬殊加大，加深环境危机，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如此。汪晖认为，提醒国家对农民和工人的传统的、未履行的职责是知识分子的任务。

尽管祈求社会主义原则，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的标签。“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反抗‘左派’，把中国所有问题归咎于它，而右翼激进分子用‘新左派’一词描述我们，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毛泽东主义时代的残余。”

汪晖不介意被鉴别为美国和欧洲六十年代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这个词最初是用在他们身上的。汪晖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激情和口号，却鲜有实际政纲，不少以新保守主义告终，支持如伊拉克民主等的“幻想计划”。

汪晖表示，“当我被西方国家问及‘你怎样给自己定位？’‘你是一个异见分子吗？’我说不是。什么是异见分子？这是一个冷战类别。而现在这已经没有意义了。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异见分子可以返回中国。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在美国过得挺好。人们问我我们是不是异见分子的时候，我说，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政府的一些政策我们支持。而另一些政策我们反对。这取决于政策的内容。”（作者：PANKAJ MISH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