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腐败问题正在动手术

北京腐败问题正在动手术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车水马龙的背后正在酝酿一场风暴?
继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动用社保资金参与房地产投机一案被查办之后，香港的「亚洲周刊」又报道说，中国首都北京市也遭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调查，虽然还不清楚此次政治整肃活动在北京的规模，但大规模调查组查办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行动据信还在进行。

「亚洲周刊」在发布上述消息时称：一个名叫609的调查组，已经入住北京市;初步调查北京市政府在压力下不得不承认“毒米事件”，即过期不合标准的米进入中国首都市场的丑闻。但据熟悉中国政治操作的旅美学者何清涟分析，中央高层对北京展开的调查活动，极可能也和导致陈良宇下台的土地问题有关。

何清涟指出，北京主管土地和房地产的副市长刘志华六月份就已落马。现在中央无非要把这个坑挖深一点，挖大一点，把这根藤上的瓜，一个一个摸干净。但也不是特别好摸。因为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很多都和那些高干子弟、还有高层有联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摸到多大，摸到什么时候，摸出来谁，是一个大问题。

本周末，中共中央16届6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但据来自内部圈子的消息，调查北京市诸多黑幕的调查组，并没有因此中断工作。与此同时，全会召开之前不久，通过中国官方媒体推动，北京也开始清查各地驻京办事处的种种腐败之处。何清涟分析这些蛛丝马迹和自从年初以来中国最高领导层发动所谓“清查地产风暴”之间的关系，认为从地产和房地产入手，整治大员，从现实中国政治操作上，有它的合理性。何清涟说：“当时就在六月底，中央就要求每一个地方查处一到两个，到年底每个地方要查处六到八个。今年反腐还有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斗争，基本上围绕土地进行。这个和中国寻租活动的高发领域有关。大概从98年开始，全国各地征地拆迁进入高潮;土地出让收入包括房地产税等等，都已经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有的地方超过一半，象北京上海两个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税收，超过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的一半以上，百分之六十左右。据审计署说:问题高官中百分之八十都跟土地有关。从这个问题下手，比较容易查出问题，而且基本上只有比预想的严重的，没有比预想的轻的。”

历来在中国高层博弈中，京官的地位都非同寻常。此次，香港「亚洲周刊」报道中央查处北京市，也是从这个中国政治传统入手分析的。但香港这家媒体没有最终确认此次京官是否真的已经成为下一轮权力斗争的众矢之的。在何清涟看来，除了所谓反腐败之外，在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个问题上，主张反对腐败的中央政府也并不全然占理，这是因为在1993年分税以后，有油水的一些税，比如海关税、烟税、酒税这三大税，全都归了中央。地方和中央共享的，就是增值税和流转税。但是很小的税种，没有多少油水和优惠，就留给了地方。地方是事权过大，财权过小。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但是可支配的财税收入越来越少，所以最后才把收入的主意打到土地上来。”

欧盟贸易专员忠告中国改善公民权

法新社里斯本报道，欧盟贸易专员门德尔森周一在接受葡萄牙一家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应该在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上作出改善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他说：“我相信，如果中国要有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就必须采取措施来增进人民的自由和创造性。”

采访中，门德尔森还希望中国做出更多努力，以降低国外投资者和出口商进入中国的门槛。他说：“如果北京希望贸易伙伴对中国保持开放，那么反过来中国自己也应该这么做。”

无学籍的“黑大学生”现象的体制根源

　　湖北省出现了6万没有学籍的“黑大学生”。近年来，类似情况的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从这一次报道中，可以发现一个特点，这就是把这些“大学生”抹黑的高校不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一定是“民办的”。问题发生以后，湖北省处理了一批高校的领导干部，“2003年至今，湖北省有15所高校的30名责任人因商业贿赂栽跟头，其中6人为校级负责人。”

　　然而，虽然骗人者受到了处理，但对于受骗者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而且，这些没有学籍的“大学生”在受骗上当之后，还要被划入“黑”一类的，命运对他们真是有点不公。反过来想，即使这些“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因为高考分数没有上线，因而作出了花钱上个好大学的抉择，这又究竟有什么错？从本质上说，这不过是对“一考定终身”的消极反抗而已。

　　于是，这又涉及到中国教育体制的大问题。《广州日报》评论指，虽然教育部门已经在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走向“平民教育”。但是，这个说法目前只能被看作是对不良的教育现状的一个遁词，真正的问题却并没有被认真地琢磨透，我们的体制更没有顺应这个“伟大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既然学生及其家长有这么大的求学热忱，既然有这么普遍的教育需求而造成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为什么我们不去想方设法地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去提供更广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这才是教育部门的正业。

　　呵呵，你还在说“扩招”，那不是已经给政府添了巨大的麻烦吗？

　　我们先不要把问题概念化，而是平心静气地琢磨一下，“扩招”真的错了吗？“大学生当年就业率”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统计过这个指标？在真正实现了“大学教育平民化”的国家与地区，大学生毕业以后到劳动力市场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花个一年两年时间是很正常的事。再看看我们的教育部门在干些什么傻事，他们还是按着计划时代的模式，一毕业就得“清场”，非逼着学生在当年的某个时间拿着档案走人，承受压力的学校为了保险起见则再次将这个时间提前。结果在毕业的前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找工作”成为学生们重点的重点，什么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毕业实习……全部置诸脑后。要说大学生质量下降，这就是最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四年制的实际上只读了三年，两年制的则更惨，刚刚静下心来读书，就要毕业了。这能怪学生吗？

　　要说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原因是很复杂的。反过来说，这些人如果不上大学就一定找到工作吗？我们的GDP增长每年只能提供不到1000万个工作岗位，所以必然“注定”会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在目前情况下，创造劳动岗位是最重要的。中国第三产业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譬如，如果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给予更大的支持，这就是适合大学生创业和就业的最好的出路之一。

　　再说，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如今很多人在算“赡养比”，就是将来会是多少人养一个老人。但是，“养人”的人的能耐大小却并没有被计算在内。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亦即提高劳动者“养人”的能耐，中国的发展潜力还很大。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那就得发展教育，不光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还要发展平民化的高等教育。

　　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只要想上大学就能够上”的水平。而同样的文化背景，大陆还在为20%上下的高校入学率既“沾沾自喜”又“愁眉不展”。中国教育发展的思路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总而言之，以“高考”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已经成了为“设租者”所用的一道“黑”门槛。如果我们能够达到“想上大学就能够上”的水平，还有“黑大学生”的问题吗？还有其他一系列与高考相关的近年来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种种怪事吗？（作者：唐钧）

中国应该避免走美国浮躁式的老路

　　大学本是青年人沉思苦读、集聚能量之地，但在中国，却已变了样。这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浮躁之风的最好说明。大学里的学术气息变淡了许多，做学问、求真知的学生和学者也越来越少。从满大街铺天盖地的广告看，商家在产品宣传上费尽了心思，在优惠促销中不遗余力，却不知他们是否真正愿意下工夫提高产品本身质量。许多地方以建设为由大兴土木，却忽略了管理，马路越来越宽，堵车却越来越严重；楼越来越多，买不起房的人也越来越多。绝大多数年轻人，甚至孩童都幻想着发财、升官或成名……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一股与和谐发展不符的浮躁之风。

　　概括起来，这股浮躁之风分为三类：对现有目标的专注度不够（如大学生不好好学习，却一味找工作），对现有目标的耐心度不足（如商家急于推出新产品，并希望马上获得利润）以及现有的目标不切实际（如某些地方追求片面的现代化）。

　　事实上，浮躁并非中国的专利。当今中国社会的浮躁，同样曾困扰过美国社会。美国人也是出了名的心浮气躁，美国作家诺里斯曾用“镀金鸟笼”，来形容美国商业文化中的主体心理模式，即金钱成为人们的微型心理监狱，人们所有的欲望、情感、行为总是封锁在这种物质化的囚牢之中，难以逃脱其束缚。

　　近几年来，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大凡西方大师们来中国访问，都会在赞赏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出防止经济过热的警告。比如，常来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多次称赞中国政府在转轨期间的政策把握很好，但是，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许多人对市场过分热情，过于相信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华尔街的投资家们观察中国股票市场时，也许会联想到自己过去投机纽约股市的疯狂，或许会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可惜，中国舆论容易热衷于西方旁观者们前一部分的话，却淡忘后一部分。

　　如今，中国的许多产业诸如房地产业，和当年美国的一些产业一样属于投资过热。热衷于“炒房”的中国人中有不少和当年的美国人，有着一样的浮躁情绪。难道我们还要重蹈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覆辙吗？

　　从社会学理论上看，社会风气会影响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要打破某种社会风气，同样需要社会个体的点滴努力。

　　中国人很久以来都有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愿望，然而，这种雄心壮志落实到行动上却往往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盲目。靠修建多个“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城市或国家形象。如今，美国许多城市不再采用以消耗能源和金钱为代价的建设模式，以芝加哥为例，这座高楼鳞次栉比的大都市一到晚上10点后就变得冷冷清清，没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景观灯。芝加哥人现在对打造“不夜城”似乎没太大兴趣，他们在乎的是如何多节省能源。芝加哥的地铁设施大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市政府并未对这些设施进行大规模地翻新，如果能满足日常交通要求，市民们对旧地铁并不介意。相反，对于文化教育的投入，政府却不吝啬，因为教育的投入比那些“世界第一”有更多的回报，也更能博得人们的赞许。

　　由此来看，要摆脱社会的浮躁之风，中国的评价体系首先应该重新调适，在官方层面，不必总以GDP增长率为先，无须鼓励每一个地方都“经济发展至上”。在其它行业，政府也不必都以短平快的方式作为衡量人才成长的标准，而应该制定综合的、全面的评价指标，尽可能多地杜绝“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出现。

　　回到大学生就业的问题，美国年轻人也担心就业，他们的就业前景同样严峻。但从近几年的情况看，美国年轻人做得更多的是，投身于有效的、有益的学习和社会活动中。比如，大多美国学生从踏入大学起，就有自己的专业兴趣，然后顺着自己的专业方向前行，不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工作经验”。而成名对于大多数美国青年来说，并不是一个实际的选择，也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的幻想，追求自我认可的生活才是第一选择。类似于“美国偶像”之类的选秀，在美国社会中只是一种消遣的娱乐方式。媒体对于选秀者更不会过于推崇，进而怂恿那么多年轻人趋之若骛。

　　从这点看，中国媒体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客观理性地评价社会上的一夜成名者以及事业成功者，尽可能地不去营造投机、走快捷方式的社会氛围。而高校需要继承“象牙塔”的本色，在不断加强与社会联系的同时，对一些并不能短期内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学科，比如历史、纯理论学科等，进行更大力度的扶植，也无须一切都以“就业率”、“大学排名”为奋斗目标，不妨为一些“奇才”、“怪才”创造必要的保护空间。

中国现有2300万贫困人口 14.8万个贫困村

【网讯】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在最新一期刊载李昌平的文章，对开发式扶贫模式进行了解剖。文章说，中国现在的23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贫困群体呈现大进大出的态势。

　　文章说，1980年代，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350万，1990年代平均每年减少530万。2001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只减少112万。1980年代虽然没有提出开发式扶贫，但1980年代的扶贫成就是最大的。1994年达成开发式扶贫共识，在1990年代的效果也是显著的，但2001年到2005年间，平均每年却只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12万，其中在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还增加了80万。

　　不过，此前有中国负责扶贫工作的高级官员说，中国目前的官方贫困线设定得太低，因此至少有一亿贫困人口没有能够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目前每人每年680元人民币的贫困线相当于每人每天1.86元人民币，这一贫困线只覆盖了中国农村人口中最贫穷的20%。

　　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有数亿人从中受益或者摆脱了贫困。但是，中国广大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仍然大大地低于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工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特殊利益集团：疯狂圈地侵蚀农地的真凶

　　农地，现已成为各地政府手中的唯一的宝贵资源。这大约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家也大业也大，再大窟窿都不怕，大不了卖块地填平它。

　　地方政府要想发展一方经济，要办当地的事，再也不可能向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伸手向中央要钱。要搞政绩工程，要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招商引资资源几乎用尽，银行套贷后果堪虞，也只有自己能够掌控的农地最有挖掘潜力了。要说此次郑州犯事，也许有难言之隐：到了全中国其它地区都享受了国家战略发展优惠之后，好不容易争取了中部崛起，但时过境迁，风水不再，也不可能像东部沿海发展、西部开发甚至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时期那样，获得更多的中央政府资源，甚至连政策资源也大不如从前。

　　所以，此次郑州违法占地案在当地许多官员中都有些怨言，似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轮到中部崛起时，连圈地的优惠政策都给不了，干了还要受处分。但躬身自问，这难道没有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在作怪？难道中部崛起只是铺张圈地？合理的征地难道一定要“生米做成熟饭”方可达成？

　　私人资本与权力资本勾结合谋的特殊利益集团，为了局部利益、地方利益，损害的还不仅仅是全局利益、整体利益，而且为了他们的眼前利益，他们损害更严重的是长远利益。

　　农业对于中国，有着不同于他国的特殊意义。尽管农业在不同国度其经济功能大体一致，但土地对于中国来讲，人均土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多一点，意味着占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超过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土地，在这里主要担负民众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土地的食物供应比重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人均土地多的国家来说，它可以有经济作物功能，有加工业原材料功能，有观赏、旅游、休闲功能，也可能有休耕功能。对于我国人均耕地仅为1.59亩来说，必须牢记它主要是为中国人提供口粮的功能。那种克隆国外土地使用结构，效仿人均土地多的国家在城市建设，特别是房地产上的豪华占地的模式，注定是行不通的，短视地以经济权利执意运行，日后付出的历史代价将是沉重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下面的名言务必不要忘记：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报复。

　　近年来，由于火热房价的强烈刺激，各路资本纷纷拥入房地产而酿成了新一波圈地潮，它是侵蚀农地的主要动力。而其中，权力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勾结，从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更是症结所在。

　　房地产商大量圈地，从长期角度看，势必带来种种巨大的社会经济灾难。其一，房地产商大量圈地，会造成土地市场资源短缺的假象。由于国家对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应量是有限额的。某些商家对土地的囤积居奇，会减少土地市场的交易资源。一旦地价高企，他们便干起倒卖土地的营生。这种人为的破坏土地市场交易行为，是对市场经济公平公正的违反，是对市场交易规则的亵渎。这种恶例的通行，必然成为房地产发展的严重障碍。其二，大量圈地，势必误导房市走势。房地产商作为强势方，有意通过圈地传递房源紧张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不仅是误导，事实上已经构成某种商业欺诈。其三，圈地是一个相互攀比，相互竞争的过程，它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减少耕地。这些被圈而又基本闲置的土地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公害。

　　可见的是：大量圈地必然增加失地农民，从而引起这部分农民的强烈不满；大量圈地，如前所述，必然误导房市走势，从而伤害到购房消费者；大量圈地，部分商家获暴利，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行业内部的利益冲突；大量圈地，同时会在社会各阶层中触发对房地产发展的愤慨；如此等等。

　　因此，私人资本与权力资本相勾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以眼前利益损害长远利益，是侵蚀农地的幕后真凶。（作者：巫继学）

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嫖娼被抓后仍被提拔

【网讯】尽管十多年前就因在北京有劣行而被抓，侯伍杰依然官至山西省委副书记，并且主编过多部着作，比如《社会道德规范》。

　　漫长的等待之后，9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有期徒刑11年。

　　判决书认定，侯伍杰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期间，接受时任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希望晋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请托，于2000 年9月至11月期间，在其办公室分3次收受邵建伟给予的美元10万元和价值港币5万余元的手表一块，折合人民币共计88万余元。

　　这让一直关注此案的人们大跌眼镜，此前坊间普遍猜想侯伍杰涉案有千万之巨──山西省纪检委的办案人员曾经告诉媒体，说侯伍杰“从各种渠道来的收入至少有5000万元”。

　　“打黑”推倒“多米诺骨牌”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侯伍杰案大白于天下，和许多部级高官落马一样，他的落马源于卖官链条最后一环的断裂。

　　2001年12月7日，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打黑队”将号称太原黑道老大的“三马虎”李满林捕获。

　　两年多后的2004年1月1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满林等28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做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00万元。

　　在太原苦心“经营”了10年之久，竟然会被处以极刑，李满林不甘心。据一位曾经为其辩护的律师介绍，一审被判死刑后，李满林的情绪相当糟糕，随即供出多年来为自己提供保护的警界人士邵建伟。

　　其时，邵任山西临汾市公安局局长。

　　资料显示，邵建伟最早是太原市杏花岭派出所的一名户籍警，后任敦化坊派出所所长、杏花岭公安分局副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太原市北城公安分局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公安分局局长(原北城公安分局)。

　　2004年四五月份，开始传出邵出事的消息。

　　正是邵建伟涉案，才牵出他的两位老上司，其中之一是太原市委秘书长王国武；另一位就是曾任太原市委书记的侯伍杰。

　　2004年12月，侯被中纪委“双规”。

　　“带病”升迁

　　资料表明，侯伍杰生于1945年9月，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6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参加工作。除一度在天津挂职锻炼，他的政治生涯均在家乡山西度过。

　　上个世纪70年代，侯伍杰曾担任岚县革委会组织干事，后历任吕梁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8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被借调至山西省委组织部工作1年。在组织部门10多年的工作经历，为侯伍杰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源。

　　不久，侯开始了快速升迁的过程：1986年任长治市委副书记；1990年回老家阳泉任市委书记，并任省委委员。

　　在阳泉任市委书记时，侯伍杰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不少人诟病，其中人们最乐于传播的是那次他在北京的“劣行”。据媒体报道，“女方只是阳泉电视台‘不漂亮，但爱打扮’的女台长，但侯伍杰被北京警方当场抓获，并通知山西方面到北京领人。”

　　侯伍杰京城嫖娼被抓的具体时间现在尚未获知，但最迟也是1995年。因为在此之后，侯伍杰虽然“带病”，却官运极旺，他很快就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长。

　　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侯伍杰更加尴尬，在增补省委常委的会议上，500多名党代表都收到了装着针对侯伍杰检举信的信封，结果侯伍杰因票数未过半而落选省委常委。

　　在长达两年时间里，侯不得不以省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列席省委常委会。和2004年夏天落马的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如出一辙。

　　不过，和徐国健仕途未能再进一步不同的是，侯伍杰竟然于2000年1月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兼任太原市委书记，不久转任省委副书记，2004年下半年，兼任省委党校校长，举报、丑闻并没有给其升迁带来任何阻碍。

　　和许多落马官员相比，侯伍杰无法脱出“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窠臼：尽管盛传其有嫖娼、受贿经历，但他依然主编过多部着作，比如《社会道德规范》等等；在山西省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中，他也曾大声强调，“加强督促检查，实行综合治理，切实把打击色情网站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陈良宇下台 依赖优惠政策的上海面临挑战

　　最近中共中央领导以贪渎问题撤了上海书记陈良宇的职务，加上6月时国务院下发了二十号文件，明言今后中国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将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兼且9月时美国财长保尔森访华，首站也是选在浙江而非上海。

　　因此，开始有人提出疑问：上海是否被边缘化了？不过，分析指出，实情并非如此。

　　上海1989年的人均GDP为5000多元（人民币，下同），至2005年为52378元。自1992年开始，上海已连续第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今年1月公布的《2004—2005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显示，2004年度，上海区域创新能力位居全中国首位。

　　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胡温上台以后，中国中央政府更强调对各地公平的政策，上海是否可以一直得到中央特殊照顾的问题也开始备受关注。2000年，上海在财经方面的收益占GDP份额超过12%，但至2005年，却已不足8%。近年，愈来愈多公司选择在香港上市集资，在2004年开始企业在香港的集资额已超越上海。

　　近月中国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对本来依赖中央政策的上海造成沉重打击。在今年上半年，上海固定资产建设项目增长由2005年同期的11.7%放缓至6.8%，较全国平均增长水平31.3%相去甚远。相对而言，天津的固定资产建设增长是30.7%，而北京也有23.3%。今年上半年全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22%，但上海却只有4.8%。

　　让中国中央领导感到不满的是，上海市领导面对这一局面，思索的不是进一步加强金融管治水平，反而是想跟邻近省份恶性竞争，欲走回物流甚至制造业的旧路。

　　中央跟上海的分岐，最近终于促使中央领导下定决心治理好人事问题。今年9月24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贪渎问题而被撤职。之前，中共中纪委已大力调查上海社保基金弊案。据称，事件涉及有官方背景的公司非法借贷社保基金投入投市和房市炒作，这次事件让外界关注到上海市的金融管治水平。

　　中央一定呼吁上海加强金融管治水平，但他们似乎对上海已有点不耐烦了。早于今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二十号文件《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按这份文件，今后中国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特别是涉及当前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的突破试验，将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浦东，都曾先后受惠于中央政府相对宽松的优惠政策，并快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先者。外界开始关注到，华北的天津能否借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契机，跟华南的深圳以及华东的上海一样，创造出辉煌的成就。

　　另外，外界多认为，上海发展重视行政色彩强烈的资本运作，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大集团，是中国各城市的典范，但近年以来，外界开始发现，除了上海模式外，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还有其它可供参考的模式。曾来华70多次，熟悉中国经济的美国财长保尔森9月访华时，第一站就选择到以中小民营企业蓬勃见称的浙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在10月1日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浙江在1970年代的人均产值还是全中国中游位置，但现时已是全国第四，仅随北京、天津和上海之后。可是，跟前三者不同，浙江有为数众多的农民，因此，若只比较城市人口，浙江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

　　黄亚生又指出，很多省市都靠强行征地拆建来实时拉高总产值，而拆迁本身可能会影响来来的创富能力，但浙江现时基本上没有其它省市的这些恶习。他又指出，据中国官方数字，虽然上海的人均产值较浙江要高，但2004年浙江的人均的利息收入是上海的4.5倍，分红收入是上海的5.3倍，原因是浙江许多人都是小型民企老板。据同一调查，浙江的每户的老板人数是上海的3.4倍。

　　不过，要言上海已被边缘化，也并非事实。据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上海无异可能不再是天之骄子，但中国领导人在重视全国发展的同时，也绝不可能付出动摇上海金融角色的代价。报告指出，在政局明朗化后，上海市的优势，包括较佳的基建和市场配套，一样会让它保持领先。中国进一步的金融改革，例如融资市场的开发，将使上海的财经活动再度活跃起来。报告又指出，上海市必须完善有关市场的立法，进一步放宽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以及改善市场基建等。

　　花旗银行的报告也强调，作为中国的金融城市，上海仍有雄厚的实力。中国人民银行于去年设立上海总部。据指出，现时外国银行过半资产都在上海，其总值高达五百亿美元。

　　另外，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有经济强劲的江苏和浙江做后盾，实力明显较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较强。在2005年，长三角贡献了中国GDP的22.3%、珠三角只是11.9%，而北京和天津加起来也只有5.8%。花旗的报告进一步强调，长三角基建甚为完善，未来五年的高速公路还会由现时的3,779公里增加至11,800公里。

　　外界也估计，上海是中国开放改革的桥头堡，中国政府绝不会让上海出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几乎可以肯定，因为上海的重要程度，上海新班子必须跟中央领导人关系密切。待政局明朗化，中央把旧班子里的腐败份子清洗后，上海又可以在晴朗的一天再次出发。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安倍晋三访华

　　北京在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后不到两周就闪电邀请他访华，而且为了配合他，把日子选在中共召开关键性的六中全会当天，让外界再次见识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执政的务实弹性风格。

　　中国利用日本首相换人的机会，突破了两国领导人“王不见王”的外交僵局，也一定程度展现了胡锦涛“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本质。

　　作为东亚甚至世界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千丝万缕的中日邦交竟然卡死在所谓的历史认知这个单一问题上，在国际关系领域确实是少见的奇异现象。

　　但中日关系的紧张对抗气氛不利于中共的施政。作为近邻，两国必然会在不同领域产生各种利益纠葛，所以中日关系无所谓“解决”问题，更多在于努力“改善”气氛，为一些眼下可以妥协的议题提供友好的外交基础。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可以用来准确形容胡锦涛的中日关系策略。

　　紧张的中日关系违背了“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精神。如果连近邻都处不好，中国如何取信于世界其他国家？更何况中日关系的和平发展并不是单纯的双边来往，对于东亚的稳定乃至国际局势都有深远的影响。此其一。

　　中日关系对北京的最终意义与两岸关系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别：两者都不是一时三刻能够根本解决的问题，但是处理不好却可以牵制中共解决执政问题的能力。此其二。

　　和平发展战略在语义上固然有天下大同的哲学理想，实际上是为中国治理内部事务提供良好外部条件的同义词。换句话说，营造和平的两岸关系和中日关系重点不在于这两组关系本身，而在于让中国不必两面作战。

　　反过来看，和平发展的基础决定于中国是否能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唯有基本建立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重新确立其统治的正当性，中国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在国际上扮演相应于中国国力的角色。此其三。

　　胡锦涛成功处置陈良宇，代表他的统治实力和威望已经确定；在处理对日关系上势必也将逐步展现他的个人风格。

　　针对外界怀疑中国邀请安倍访华是因为双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已经有暗盘交易，日本方面几度公开否认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此前，中国学界曾经一度出现“对日新思维”的说法，去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官方也罕见地承认日本在战后对华援助及贷款的贡献。现在看来，这些蛛丝马迹并非毫无意义。

　　如果胡锦涛真的有意突破中日关系的僵局，相信北京真的会无条件向东京伸出橄榄枝。

原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出任人事部副部长

【网讯】中国官方媒体证实了本网此前报道的消息，原河北省省长季允石正式接替万学远出任人事部副部长、国家外专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

　　据悉，中国国家外专局9月29日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上述决定。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张柏林，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沈跃跃和万学远、季允石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并分别讲话。

　　沈跃跃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关于国家外专局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她说，由于年龄关系，万学远曾多次向中央请辞。

　　季允石简历：1945年生，江苏海门人。大学学历。1975年入党。1999年任江苏省省长。2002年任河北省副省长、代省长。2003年在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河北省省长。是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中央委员。

　　万学远简历：男，汉族，1941年1月出生，湖北黄冈人。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6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燃气轮机系大学本科毕业。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团委副书记﹑政治部办公室秘书﹑教研组党支部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秘书长﹑副书记，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主席；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浙江省副省长﹑省长﹑省委副书记；1997年4月任人事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党组书记(正部长级)。

　　分析指，六中全会前后，将出现新一波的地方人事变动高潮，并将持续到明年上半年，省级党政一把手格局将渐渐浮出水面，从而为“十七大”奠定地方重要人事基础。

　　这次换届是胡锦涛主政以来的第一次地方党委换届，中央高层极为重视。它攸关“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新中央在新阶段政经抱负的实现。因而在这次地方党委换届中，中央的要求高，改革的力度大，涉及许多官员的进退留转。

中国改革正在从经济领域渐入政治领域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于8日在北京召开，新华社4日引述一些观察家的话说，执政的中共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

　　由于中央刚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罢免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为首的多名上海贪腐官员，又是六中全会前夕，无疑会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

　　回首中国28年改革史，关于此类提法倒也有过数次——早在1988年3月15日，十三届二中全会就曾提出，“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这应该是中共首次承认“社会主义”的大陆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10年后的1998年，在经过一年多碰壁、删去数万字之后，中国新生代学者终于出版了一部名为《现代化的陷阱》的著作，呼吁政府要防范“集团式腐败”。

　　不久前，中共组织党员观看教育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令人想起2001年学者黄苇汀出版的那本《苏共亡党祭》。后者的观点之一，即苏共之亡党，关键在于追逐巨额财富的苏共党员结成特权利益集团而自掘坟墓。

　　伴随中国改革步伐的，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不断增生。其中确有一批人趁社会转型、制度缺失之机，通过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的“钱权交易”非法途径，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

　　当然，特殊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损害公众利益，也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但如媒体曾报导过的“电厂抄表工年薪高达10万元”、“高速公路普通收费员月薪达8000元”等现象所引起的风波，也都是广义利益集团的特权与贪腐温床。

　　中国的改革正在从经济领域渐入政治领域。而所谓特殊利益集团，自然也会寻求符合其利益的政治代言人。中共对此能否成功抑制和防范，想必各方拭目以待。

胡锦涛主政之后中国社会意识的转变

“城管”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下属的一个行政单位，负责城市停车、节水、环保、无照摊贩处理等麻烦问题的管理任务，并拥有一定的行政处罚权。仅管城管的“不文明执法”态度屡遭诟病，但他们也有怨言，据估计，中国城管平均每人因执勤而被殴打的次数超过一次。

　　八月间，北京一个37岁的城管李志强，在取缔无照摊贩的过程中被杀死了，凶嫌是现年23岁的崔英杰。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李志强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子，疼爱女儿的好爸爸。 而凶嫌崔英杰也并不是坏人，他曾经入伍当兵，获得“优秀士兵证”光荣退伍。退伍后为了谋生，他一天廿四小时都在工作，晚上在大楼当保安，白天在路边摆摊卖烤肠。

　　然后，当一个好人杀了另一个好人之后，衍生出一个“制度杀人”命题。儿子因公被害之后，李志强父亲被好友责怪说：“你怎么让儿子干这个？上哪儿不行啊？”另一方面，眼见民怨四起。

　　日前，中国官员公开表示，对街头小贩“不需要、也不应该一刀切”，“不妨给小贩一些合理空间”。

　　在官员的表态中，“给小贩一些合理空间”是一句重要的话，它隐含的是中国主政者思虑方向的转变，“弱势群体”开始得到主政者及社会舆论的关怀，“特殊利益集团”开始成为打击的对象，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开始成为主政者关注的焦点，而不再只是GDP挂帅。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认为，中国这种社会心态的转变，平实而言，是从胡锦涛主政之后开始产生的。六中全会的“和谐社会”像是一个万流归宗的汇聚大潮，它将胡锦涛主政以来的各种思维聚拢一起，并将从六中全会后开始漫向中国各界，估计它未来的改变范围，既将包含中共执政意识形态、施政方向，也将包含中国社会意识的人道化、非功利化。

　　可以想见的，就经济发展的施政方向而言，中国将从“效率”转向“公平”倾斜。于是，中国社会保障的力度将会加强，并从城市辐射进入农村；于是，类如陈良宇案显示的官商勾结，将被定位为“特殊利益集团”而遭严厉打击；于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将被一步步剥离。

　　但这一切关于思虑、执政方向的改变，并不意谓着胡锦涛开始向“左”看齐，要把资本家抛在一边。被划为胡锦涛人马的中共统战部长刘延东月前表示，要把包含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新阶层人士”纳入统战的范围。很显然，胡锦涛是想两手硬，一手抓公平，另一手仍不放弃效率。

　　今年初，当中国改革开放第三次大辩论正进行时，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警告说：“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意即改革让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中国民间对改革已经失去共识。就此而论，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希冀达成的目标，正是再造中国改革开放的共识。

传中纪委邀上海逾十家房地产商协助调查社保案

【网讯】中央专案组近日正在上海彻查与社保案有牵连的房地产开发商。据可靠消息人士透露，上海已有10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被中纪委找去“协助调查”。不少开发商排在上海50强房地产企业前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其中三个曾在上海房地产市场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老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知是不是出事了”。这三个开发商的多位“密友”也证实，这两天他们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

　　目前，中纪委专案小组正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亲自督战开展调查。知情人士透露，在调查这些开发商时还顺藤摸瓜查出不少土地批租方面的问题。“与一些领导非法批地有关。”为此，中纪委将在土地批租方面扩大调查范围，调查重点是像新黄浦集团这样的具有国有背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分析，“这些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土地储备公司，一方面利用‘红顶’身份进行圈地，囤地，一方面又大规模搞房地产开发，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目前，中纪委已专门指派专案组成员中的审计署人员，在上海调查另外几块外界广为关注的领域，比如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等等。知情人士透露，前一阵子在查处社保基金案的同时，中纪委曾要求上海自查上述领域，尤其是要对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等“进行全方位的彻底的自查”，“但自查结果说没有问题。”

传北京将任命三副市长 陈刚丁向阳有望晋升

【网讯】有消息称，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孙正才、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陈刚、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三人，即将分别出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分管规划与奥运基建工作的副市长、分管发展改革工作的副市长。

　　由于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因腐败堕落于今年6月11日被免，再加张茅被任命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北京市政府原本九位副市长，一下子空缺两位，而至今四个月过去，北京市一直没有补选副市长。

　　据《大公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北京市提名的三位副市长，情况各有不同。孙正才现任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本身已属副省部级，此次接替翟鸿祥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属北京市委常委会内的平级分工调整。

　　而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陈刚、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二人，则由正厅局级晋升为副省部级，其中陈刚接替被撤职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主要分管北京市的规划、奥运基建工作，而丁向阳则接替已升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的张茅，主要分管北京市的发展改革工作。

　　据悉，有关孙正才、陈刚、丁向阳的提名与任命，已进入法定程序，三人有望在本月十日召开的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由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提名，人大常委会任命。

　　在北京人大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八日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告”。在此公告中，公布了将于本月十日召开的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公众可旁听的议题，其中一项议题为“决定人事任免事项”。

【六中全会】不谈人事变动 只谈和谐社会理论

【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8日上午在北京开幕。这次为期四天的高层会议主要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分析人士认为，《决定》将把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和谐社会理论作为中共新的指导思想并在十七大时进入党章铺平道路。

　　对于种种高层人事变动传闻，这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六中全会应该不会在高层人事安排上作出大的调整，也不大可能出现中央空降大员到上海去当“一把手”。因为相对于人事变动，胡锦涛更看重和谐社会理论对中共全党的指导意义，不会让人事变动冲淡和谐社会这个主题。

　　据了解，包括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在内的300多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列席全会的中纪委常委等出席了六中全会。全会将在11日闭幕，闭幕当天将发布公告，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宣布将在2007年秋天举行中共十七大。

　　中共中央上月24日免去了陈良宇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同时“停止”他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预计六中全会可能宣布撤销陈良宇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但鉴于调查陈良宇案件仍需要一段时间，六中全会不会对陈良宇的问题下定论。

　　《联合早报》报道认为，胡锦涛等高层领导更看重的是和谐社会理论能否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按照官方透露的信息，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比起空洞的“共产主义”以及模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想法，也更有可操作性。

　　官方媒体和学者近来也在努力拔高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和谐提升、历史跨越的极其重要的时刻，而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崭新课题提出来，是中共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更将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到与共产主义并列的高度。他说：“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争取社会和谐而奋斗。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这种伟大奋斗的现实表现。”

　　对于目前处在“矛盾突显期”的中国，和谐社会目标中的公平正义犹为重要。预计六中全会除了在宏观上阐述和谐社会的蓝图外，也将研究如何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重点领域进行改革，让弱势群体看到更多的希望。

　　官方媒体近来也主动提出要防范由腐败官员、不法商人以及某些垄断企业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

　　近些年来，民众对特殊利益集团操控政府、垄断市场，造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医疗、教育、住房费用高涨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的现状日益不满。这种带有官方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不安定因素。

　　香港《文汇报》援引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之后，官方将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采取具体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着手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以进一步达致社会公平。

报道指中国中央政府将严打违法省市

　　（北京讯）明报网引述《半月谈》杂志报道：中共中央将会严厉对付地方经济建设中违法违规的省市。

　　该杂志称，近年来，一些地方经济建设中的违法违规问题日趋严重。在大多数违法违规事件中，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了违法主体。某些地方政府欺上瞒下、花样翻新的违法行为，让中央的宏观调控遭遇重重阻碍。

　　针对这种不良现象和苗头，中央推出一系列严而又严的规定。然而，仍有一些地方政府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最近，中央对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违规建设、河南郑州市违法批准徵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彰显了中央维护宏观调控的权威性、确保政令畅通的坚定决心。同时，也给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地方官员敲响了警钟。

　　报道称，土地违法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的用地冲动，究其原因，就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为了做大产值，为了快速出政绩，一些地方政府号召全官招商，全民引资。项目总要落在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就默许甚至纵容土地违法现象的出现。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郑州市龙湖区高校园区项目无不如此。

　　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报中指出，保护土地不仅是关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而且是关系民族生存的根本大计。面对耕地大量减少、人口继续增长的严峻形势，必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

分析家：为进入党章铺平道路
中共六中全会将推高和谐社会理论


● 于泽远（北京）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昨天上午在北京开幕。这次为期四天的高层会议主要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分析人士对本报说，《决定》将把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和谐社会理论作为中共新的指导思想并在十七大时进入党章铺平道路。

　　对于种种高层人事变动传闻，这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六中全会应该不会在高层人事安排上作出大的调整，也不大可能出现中央空降大员到上海去当“一把手”。因为相对于人事变动，胡锦涛更看重和谐社会理论对中共全党的指导意义，不会让人事变动冲淡和谐社会这个主题。

　　据了解，包括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在内的300多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列席全会的中纪委常委等出席了六中全会。全会将在后天闭幕，闭幕当天将发布公告，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宣布将在明年秋天举行中共十七大。

　　中共中央上月24日免去了陈良宇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同时“停止”他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预计六中全会可能宣布撤销陈良宇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但鉴于调查陈良宇案件仍需要一段时间，六中全会不会对陈良宇的问题下定论。

　　而胡锦涛等高层领导更看重的是和谐社会理论能否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按照官方透露的信息，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比起空洞的“共产主义”以及模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想法，也更有可操作性。

　　官方媒体和学者近来也在努力拔高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和谐提升、历史跨越的极其重要的时刻，而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崭新课题提出来，是中共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更将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到与共产主义并列的高度。他说：“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争取社会和谐而奋斗。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这种伟大奋斗的现实表现。”

　　对于目前处在“矛盾突显期”的中国，和谐社会目标中的公平正义犹为重要。预计六中全会除了在宏观上阐述和谐社会的蓝图外，也将研究如何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重点领域进行改革，让弱势群体看到更多的希望。

　　官方媒体近来也主动提出要防范由腐败官员、不法商人以及某些垄断企业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

近些年来，民众对特殊利益集团操控政府、垄断市场，造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医疗、教育、住房费用高涨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的现状日益不满。这种带有官方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不安定因素。
　　香港《文汇报》援引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之后，官方将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采取具体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着手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以进一步达致社会公平。

陈良宇身边情妇一大堆

　　（联合早报网讯）最新一期亚洲周刊透露，被查办的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情妇一堆，除了名模、局级干部外，甚至有女大学生到派出所的所长都有，还有网友在网路上爆料陈良宇和情妇约会的过程。随着陈良宇贪污案件越滚越大，其情妇浮出台面的人数也越来越鲜明。

　　在中国被传得最广的是，上海政商界盛传的中国第一名模，也是陈良宇的女人。不过马艳丽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声明，驳斥网上谣言，并保留追究的权力。马艳丽表示，由于她现与家人在河南家乡休假，就近日在网上流传的一些荒谬谣言，本来不打算给予回应，但为了不让家人、同事及关心她的朋友们担心以及受到无辜的影响或骚扰，所以发表简短声明。

　　另外一位是，长年为陈良宇掌管金钱运用的前上海财政局长刘红薇，舞技了得，不但是陈良宇工作上的财经掌柜、舞池畔的最佳拍档，更是陈良宇下班后的亲密爱人。当前陈良宇下台查办，刘红薇已被中纪委找上门，将来的日子恐怕也不好过。

　　坊间外传陈良宇甚至跟情人在外生的小孩，都大摇大摆带回家，为了安抚太太跟情人，前后花了一百六十万元人民币，送两人出国旅游散心。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的评论说，彼岸贪官为情妇买车、买房，早就是个公开包养的基本价码。更有甚者，为了拉拢二奶，手握大权的高官们，甚至出卖自己应尽的职责，只为了满足地下枕边人无度的需索。

　　熟稔大陆官场文化的台商时常感叹，讲到钱权交易时，许多外商认为，掌握力远不及台商。但实际上，不少台资企业负责人透露，行贿的最高段数，往往就是直接送礼、送钱给官员二奶的拉拢方式。

　　上海近年来的精品消费，还有高价位餐厅等爆炸性的成长，就有不少是来自贪官污吏的不法所得。难怪有不少人认为，经由社保案，一旦扫光了上海的涉案大小贪官，当地的消费力可能会减弱不少，尤其是女性消费将最为明显，讲的就是「二奶经济」沈寂的后遗症。

　　近年来，大陆许多贪官的产生，还有中箭落马都与二奶有关。就以六月才被革职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为例，之所以高官职位不保，甚至锒铛入狱，据大陆媒体报导，竟然是情妇间争风吃醋，有人愤而密告举报刘的贪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