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帮助美国寻找朝鲜战争阵亡军人遗骸

中国帮助美国寻找朝鲜战争阵亡军人遗骸

【网讯】9月底，三位美国军官到中国辽宁省丹东的榆树村，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考察了三处有可能找到美军飞机残骸的地点。丹东，隔鸭绿江和朝鲜相望，见证了56年前朝鲜战争。

　　《中国青年报》报道，“这次我们没有找到有力证据，我们回到美国后，将分析得到的信息，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罗伯特·斯帕尔丁中校说。斯帕尔丁中校是美国国防部战俘与战争失踪人员办公处军事史研究员，在完成两天半的现场勘察后，和他的两位同事菲尔·杜蓬特、阿隆·莱尔一起到北京寻救协助。

为什么搜寻士兵遗骸

　　斯帕尔丁中校和两位同事的访华之旅，目的是寻找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军士兵遗骸，辽宁丹东之行的目的是对六个美国向中国提交的项目之一进行实地勘察，本次勘察涉及三名美国士兵，而六个项目总共涉及十八人。帕斯尔丁估计，二战、朝鲜战争和冷战加起来，美国士兵在中国失踪或死亡的大约有五百人。

　　美国国防部负责搜寻工作的分析家阿隆·莱尔承认，半个世纪后寻找当年的遗骸，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需要各种专业人才。据了解，这项工作需要考古及人类学家，需要炸弹排除专家，需要借助全球定位系统、金属探测仪以及地层辐射雷达等高技术装备。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从1993到2005年，美朝在朝鲜境内进行过32次联合挖掘，共挖掘出美军遗骸220多具。为在朝鲜境内挖掘朝鲜战争的美军遗骸，美国已向朝鲜支付了近三千万美元。

　　对于寻找美军士兵遗骸一事，分析家阿隆·莱尔表示：“这是他们的使命，是高贵的行动，每个美国军人入伍时，都得到了这一承诺。”他补充说，美军搜寻士兵遗骸工作主要是在越战以后开展起来的，当时，阵亡、失踪士兵家属发起了要求搜寻遗骸的运动。此后，朝鲜战争以及在二战中阵亡的士兵家属也行动起来，从而推动了搜寻遗骸工作的进展。

中国全力提供帮助

　　斯帕尔丁中校等三人在北京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他们分别和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家档案馆和红十字会的相关人员会谈。现场勘察时，丹东市外办也派人陪同，在各方面提供帮助。对此，美方表示感谢。“对于我们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国非常重视。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甚至当地村民都给予帮助，对此我们非常感谢。”斯帕尔丁中校说。

　　199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马尼拉会晤时，讨论了就搜寻美国士兵遗骸进行合作事宜。1999年，中国外交部官员和美国官员会谈，表示愿意帮助寻找美军官兵遗骸，但强调朝鲜战争的档案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取得国防部同意。2000年，中方允许美国访问朝鲜战争中管理战俘营的老兵。

　　2003年，美国的搜寻遗骸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国防部战俘与战争失踪人员办公处与中国政府会谈后，由美方派出的专家组于2004年5月对飞机坠落地点进行了挖掘，并发现了飞机残骸和遗骨。当年10月，遗骨的身份被确认为美国空军飞行员特洛伊·寇普。

　　搜寻遗骸离不开档案资料的开放，为此美国已经努力了十年。2006年7月16日至2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美期间此事取得了突破。斯帕尔丁中校介绍说，访美期间，郭伯雄把1956年8月被中国空军击落的美国海军机师詹姆斯·迪恩上尉的一些新档案移交给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迪恩是拉姆斯菲尔德的朋友，当年两人都是海军机师，驻扎在佛罗里达州。这次访问郭伯雄同意向美国开放朝鲜战争的有关档案。“中国有关方面准备派人查询有关档案，然后交给我们，”斯帕尔丁说。

　　斯帕尔丁中校说，和中国国家档案馆的接触是他此行的最大亮点。他说，朝鲜战争中，有8100多名美国人于战后失踪，估计其中的2000多人在被俘后死亡。1951年至朝鲜战争结束期间，中国对羁押美国人的营地进行了管理，因此，美方认为有可能透过中方的档案知道美国战俘的下落。多年来，美国一直寻求能查询中国的相关文件，希望获知中国或者朝鲜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羁押的两千多名美国战俘的最终命运。

　　斯帕尔丁中校和分析家莱尔强调，本次访问的目的在于收集信息，需要回到美国，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然后才能确定下一步行动。显然，他们意识到了搜寻遗骸工作的难度，但并没有表示悲观。“我们的看法是积极的，”斯帕尔丁说。（朝鲜战争中的美军士兵）

达赖喇嘛呼吁不同宗教开展对话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二（10月10日）在捷克表示，不同宗教之间应该开展对话，解决存在的分歧。

他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公元两千论坛”上讲的这番话。

出席这次论坛的包括莱自世界各地的政治问题专家，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而朝鲜进行核试验成为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

今年的“公元两千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共存的困境"。朝鲜刚刚进行过核试验使这个主题具有特别意义。

达赖喇嘛指出，“在过去，在宗教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为了解决这些分歧，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进行持续的对话。”

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现实已经不再能够清楚地分出胜负。

他说，“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是不现实的。在古代，可以有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情况。新的现实是：对你邻国的毁灭就是对自己的毁灭。”

达赖喇嘛周三（11日）将在布拉格体育馆主持一个公众会议。

这个为期三天的论坛主要讨论本年度一系列议题，而核扩散也是其中之一。

该论坛不会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但是它强调说，只有对话才能解决问题。

六中全会通过"构建和谐社会决定

中共六中全会周三（10月11日）通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但没有提到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及贪污腐败的纪律问题。

中国媒体报道，为期四天的中共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1日闭幕，与会代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报道指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六中全会也通过了一项公报。

闭门举行的六中全会的公报说，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坚持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过公报没有提到倡议"三个代表"的前中国总书记江泽民的名字。

改革速度

公报要求着力加快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平稳发展等，以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进展。

全会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得到全面落实；人民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缩窄和改善生态环境等。

全会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全会的公报也建议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中国的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贪腐问题

不过，公报没有说明是否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也没有提到打击贪污腐败的问题。

前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共将在六中全会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贪污腐败问题作出处理。

分析人士说，全会的公布没有提到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贪腐问题和处分，而上海市长韩正则仍暂代陈良宇的职务。如果韩正继续在上海担任要职，预计上海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人事变动。
中国户籍制度1990年代以来的变迁

　　中国的户籍制度自1950年代开始实行以来，对普通中国公民改变永久居住地进行严格限制。中国从19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家和地方当局开始放 松对取得城市户口和暂住证的限制，到1990年代后期限制更进一步放松。尽管这些措施是一种进步，但近来实行的改革常常附带高收入要求和对住房的严格规定，对想迁居城市的流动人口十分不利。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流动人口常常不能像其它居民那样享受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同等的公共福利。

　　户籍制度的不均衡改革造成对贫困流动民工的歧视，有利于有钱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流动人口即使在城市获得住房和工作也仍然可能达不到“稳定的收入来 源”和“固定住所”的法律要求。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将最近的户籍改革称作是消除在户籍制度上的歧视。然而，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将户籍制度从限制改变永久居住地变成防止中国某些最弱势公民获得公共服务。

　　自1990年代起，中国当局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了已经开始的户籍改革。这些努力是零星的，最近做出的努力是在2001年和2003到 2004年，随后中央发布指示放缓改革的步伐。改革包括：放松人口向小城镇流动的限制，一些省和大城市统一了户籍登记的做法，以及实行了很多单项的改革方 案，以解决欺压外来人士的现象。自2004年底起，中央当局还试图取消地方当局为限制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方面的机会而制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

　　第一、国务院在1997年开始了一个试验性项目，允许农村流动人口在指定的小城镇获得当地户口。这些改革要求那些寻求落户的流动人口必需 （1）有“稳定的工作或收入来源”以及（2）超过两年以上的“固定住所” 。申请人凡符合条件的，可在所申请小城镇落户，并可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务。 2001年，国务院将这一计划实施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小镇和城市。

　　第二、自2001年以来，很多省和大城市也开始允许符合某些标准的流动人口在城镇获得户口。正如国务院关于小城镇户口的决定一样，这些措施一般规定 申请人必须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很多省市在这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例如，南京市的规定把 “固定住所” 定为个人拥有房子，或居住在公司或政府单位的住房。河北省的规定禁止租房居住的流动人口在当地入户。很多规定将“稳定的收入来源” 定为正式受雇于私营企业或政府机关，或自己开办企业并有稳定的收入，而不包括很多流动人口从事的非技术工作。很多地方的规定干脆将薪水不达政府规定标准的民工排除在外。

　　很多省市的规定是依照教育或经济标准来决定是否批准落户城镇的。浙江省指示大中型市镇让那些购买一定面积以上和一定售价以上住房的个人在当地落户。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地人也享有类似的优惠。重庆市准许有大专二年或以上学历并且同时购买了房屋或拥有30平方米以上公寓面积的人落户。

　　象上述这样的规定为那些有钱和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优惠的户籍待遇，而为那些从事低薪工作的流动民工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即使流动人口在城镇有了住房和 工作，他们仍有可能不能达到 “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固定住所”的要求。某些情况下能够达到经济要求的低收入流动人口会受到别的歧视，如浙江某一城市规定，非技术民工必须同时拥有固定 住所和稳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5年以上才能落户。相反，达到了住所和收入标准的工商业主在两年缴税总额达五千元人民币后就可以落户。有技术和受过高等教育的 个人则毋需在城市居住一定时期就能符合落户的条件。

　　由于这些限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很有限。在浙江省宁波市，据官员们估计，在总共两百万的外来人口中，只有三万人符合2001年规定的有关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永久性居住地的落户要求。河北省石家庄市实行类似改革后，在总共三十万的流动民工中，只有一万一千人填写了申请表。各城市根据投资标准批准落户的计划收效甚微。2001年北京市政府改革了户籍政策，准许拥有丰厚资金的投资者落户，但两个月内只有一个申请人达到了规定的要求。

　　中国地方官员常常将这些改革说成是消除了对农村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户籍歧视，因为这些改革已不再区分户口的类别。例如，江苏省2003年3月宣布计划结束把户口分为农业、非农、蓝印及其它类别，从而“打破”城乡界限。其它各省也宣布了类似的改革。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完全取消户口身份。这些改革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登记永久居住地的内容。因此，流动人口要在城镇落户仍必须满足地方当局的规定要求。

　　第三、除了上述总的趋势外，中国当局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欺压流动人口的问题。一些措施针对公众对警察胡作非为的关切。2003年，一名外地来的青年在拘押期间被警察殴打致死，引起全国的公愤，随后，国务院废除了经常用来拘押未经登记流动人口的强制性收容遣返制度。在浙江杭州市，公安机关宣布取消大规模清查无证外来人口的做法。在沈阳，警察宣布取消暂住证制度和所有相关的收费（限制了警察向外来人口讹诈收费的能力），而实行在流动人口进入城镇时自动 “申报” 的登记制度。

　　第四、2004年12月，国务院发布指示，废除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措施。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5年春，北京市政府废止了长期以来禁止流动人口租用住房和办公场地以及不让外来人口从事某些职业的规定。

商业开业及全国集中休假威胁中国景区生态

【网讯】中国许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违规开发活动，危及当地的生态环境。有学者指出，中国应当寻求在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和保护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另外，也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全国集中休假的弊端。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所在的陆地、陆地水域或海域，依法划出一定的面积，予以保护和管理。

　　但是据中国有关部门透露，中国226个国家级保护区中，有83个存在违规开发活动，例如从商业需要出发，修建道路、索道、旅馆、停车场、歌舞厅和人文景观等等，威胁当地的生态安全。

　　中国的十一假期刚刚过去，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旅游者1亿1千1百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5%，旅游收入463亿元，同比增长16.6%。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对地方财政和相关部门无疑是一笔可贵的财富，但不少本应备受保护的自然景区，却像是经历了一场浩劫。

　　中国有学者指出，由于旅游者骤增，突破景区的承载能力，可能产生对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景区设施的破坏性影响。这也是不少人对中国近年来这种集中式的长假提出疑问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之音引述宏观经济学者吴克钢博士的话说，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方面，这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吴克钢说：“现在中国非政府机构、民间机构越来越多，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有许多自发性的保护环境的计划，也有很多企业参加的计划，我想大家都应该能出一份力。”

　　吴克钢同时认为，近来中国在保护和开发自然保护区方面和其它国家的交流不断增加，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相关技术。另外，中国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在保护环境方面也必须同国际接轨。

　　不过，他表示，在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和保护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中国和西方不能在一个参照系上比较，因为一方面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大，所以要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评估自然保护的工作。

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民阶层的巨大反差

　　张尚实现了几亿中国人的梦想：摆脱农村的贫困，威为民族的精英。张尚是湖北省贫困农民的儿子，正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攻读法律硕士。此前他已在家乡的大学读完了本科。他很有希望毕业后在大公司里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

　　在中国农村，只有极少数人能取得张尚的成就，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别国少有的双阶层社会：城镇居民阶层与农民阶层。前者总是有更多的致富良机，后者则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从一个世界跨入另一个世界大都只是特例，农村的教育体系几乎无法传授给学生奋斗到社会上层所需的知识。

　　要了解城乡差距之大，只需从清华大学驱车二个多小时去北京以北长城另一侧的山区。在那里人人都知道后城（音）小学，因为当地的学校少得可怜。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一家兵工厂。工厂自上世纪60年代起生产枪械和弹药。1990年，县里买下了工厂。今天250多名12岁到14岁的孩子住在过去的职工宿舍里。

　　韩玉来（音）是其中之一，他的父母和他同学的父母都是当地农民。几乎所有五年级的学生都想成为教师。但韩玉来另有打算。“我想当科学家”，这个12岁的男孩边说边难为情地咬着铅笔。老师瞪了他一眼，因为在这里铅笔很珍贵。

　　“我们的大多数学生都会去北京务工，当服务员，”校长王国强（音）说。他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在那些绿色山丘和巨大红砂石山岩环抱的小村庄里，学校的规模通常都很小，以至于一所学校往往只有一名教师，却有四个年级的学生。为读完小学，孩子们从长城后面的地方来后城寄宿学校上学。对许多山里的孩子来说，能在这里上学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

　　王国强说，当下没人愿意再当农民。“农民挣不着钱。一个小伙子当民工一个月挣的钱比他父母一年挣的都多。”他说自己的学生中当然也有不少人梦想上大学，但这个梦只对极少数人来说才是现实的。

　　中国的大学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谁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最好的高校就向谁敞开大门。但通常只有就读于好中学的考生才能考出必要的好分数。

　　与小学不同，初中和高中不是免费的，而大学学费一下子就比一名贫困农民的年收入高出4倍。按说一套提供助学金和无息贷款的制度应帮助贫困生缴纳学费。但许多家长不知道可以得到国家资助，而且并非每个农村初中生都上得起高中。在城市，约70%的初中生升入高中。但在农村，只有10%的学生上高中。农村高中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还不及大城市高中生升学比例的1/3。

　　原因在于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比较差，农民的收入低。没多少农民家庭负担得起子女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学的费用。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负担，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根据农业生产的周期安排假期。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父母不让孩子上学，把他们留在家里当帮手。如此看来，后城寄宿小学的孩子们已经是幸运儿了。

当局高调推乡村游与胡温的和谐社会构想

　　上海旅游节每年9月中旬开锣，花车是开幕大巡游的一大主角。今年的花车队伍，领队的是一部以农家乐为主题造型的“喜事连连新家园”花车。主办单位宣传稿说，它展示的是上海郊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欢乐形象。

　　今年的上海旅游节和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由于城乡的公共交通网加快扩大了覆盖面，使更多郊区市民出远门更加方便。而通往上海多个郊区的高速公路通车后，也使“农家乐”乡村游成了上海今年国庆节黄金周的新亮点。一道名为“阿婆红烧肉”的农家菜，更是许多到上海金山郊区参观现代农业园区的游人，不愿错过的美食。

　　把农家菜、乡村游带到旅游节和国庆节的主桌，并不是上海今年独有，也不纯粹是旅游业者迎合上海市民缅怀旧日乡情、让家中小孩体验农村生活而兴起的另一种商业噱头。实际上，中国国家旅游局把2006年的旅游主题确定为“乡村旅游年”，鼓励农民转变观念，依靠当地资源拓宽致富渠道。

　　新华网在本月初发自哈尔滨的一篇特稿指出，融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游”，已使黑龙江省有近50万人借助乡村旅游产业脱贫。文章还引述一名经营采摘果实游和“竹筏荡舟”旅游的村民周树文的话，指当地农民过去种一年地，“收入也就一千多元人民币，现在搞旅游的收入至少要翻一番，收入高的可以达到几万元。”

　　和去年全中国高调推展“红色旅游”有异曲同工之处，“农家乐”乡村游可说是中共借激活较贫穷地区的旅游资产、刺激农户经济转型来济贫的另一种方式。而追根究底，无论是何种方式，都是为导向胡温主政以来不断提出通过资源与财富重新分配、落实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主张。之前借“先富起来”的国策而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体，可以继续“创富”，但不能再以此牺牲广大民众前进的机会与利益，而是要能成为民众共享机会、提升生活条件的顺风车。

　　按照中国发布实施的《2004至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要在2010年时达到1000亿元的目标。最近已有报道指出，目前中国各地红色旅游景区的每年旅游综合效益已达200亿元，并带动了建筑、商贸、交通、电信、加工业和农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上海，这几年的郊区乡村游办得红红火火，据知胡锦涛于2004年7月专程考察上海的崇明前卫村后，曾表示农家乐旅游前途无量。《解放日报》引述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近年上海郊区的游客人数年均增长约15%。去年，郊区共接待游客超过一千万人次，其中三十多个有一定规模的乡村游景点接待的游客就达两百多万人次。

　　而在刚结束的黄金周，由市旅游委、市农委推荐的上海市十八个乡村游景点，七天累计共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上海市政府为2006年至2008年推出的全市乡村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是到2008年，上海郊区接待游客将超过2000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和带动消费100亿元左右，同时每年新增一万五千个就业岗位。

　　农家乐乡村游的发展前景如此美好，每落实一步，是朝和谐社会里“皆大欢喜”的境界迈一大步。然而“农家乐”只是让农村社群知道怎么发展和赚钱，脱贫的关键还在于知道怎么用钱和善用资源。把农家菜摆上主桌，只是个开始。

水危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

　　在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水将枯竭。水，这个国家最稀有的资源，似乎快要被用完了。污染、浪费以及过度开采与大城市的扩张结合，搞糟了水井，吸干了河流。

　　危机的迹象处处可见。在干旱的北方，最大河流系统沿线的4/5湿地已经干涸。在西部，沙漠在侵蚀多个城市。在南部，50年不遇的大旱令农作物荒废，该国最大的水路长江的水库沿线也缺水。

　　中国国内报纸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严酷资料，以及最新污染报道。在6月，国家环保机构估计城市90%的供水受到污染。根据水利部的资料，该国600个城市中的400个水资源短缺。

　　英国《卫报》文章指出，水总是中国的阿基里斯之踵。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均水资源为2200立方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供求之间的不足估计达60亿立方米。由于13亿人口估计到2030年将增加至16亿，供求差距会进一步加大。

　　干旱的北方与潮湿的南方的地区差异令问题恶化。北京是110个“极度缺水”的城市之一，不得不从更广阔的水源圈中进口水供应。

　　简言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在过去30年，政府就在强调发展的量而不是发展的质。膨胀的发展不能掩盖环境的破坏。在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资金投入于新工厂，而不是投入废水处理、水资源回收或更换漏水管道。

　　拥有水利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主席胡锦涛把持续发展作为执政目标之一。上月政府承诺在未来五年投入1万亿人民币（1290亿美元）在处理浪费和水资源循环利用上。

　　《中国水危机》的作者马军表示“中国有钱有技术解决这个问题。但环境部门常常难以执法，因为地方政府会首先保护商业。现在需要的是公众的参与。”

【六中全会】和谐社会纲领或提及与港澳和谐相处

【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于11日闭幕并发表正式公报披露会议主要精神。据悉，《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不排除有涉港内容，有消息称，推动内地与香港、澳门和谐相处的论述，料将纳入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中。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决定》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系列论述为指导，特别是以去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研讨班的讲话为框架依据之一。《决定》内容料包括阐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等方面。据称，《决定》会辟相当章节专门论述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

　　有分析人士称，这份《决定》不排除有涉及港澳的表述，不过笔墨不会太多。胡锦涛在7月份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门提及要“推动内地同香港、澳门和谐相处”，为两地关系定位提供了方向。

　　胡锦涛在7月的会议上强调，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推动内地同香港、澳门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根本保证。

　　消息人士认为，胡锦涛的这次讲话，十分清晰地提出了港澳地区建构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包括尊重宪法和基本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加强两地合作，内容之详细具体是过去未有的，值得高度重视。

　　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认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5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个必须”，这六个方面构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通盘方案。

　　他说，作为通盘方案的“六个必须”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互相衔接、交错的。“以人为本”是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高原则；科学发展观则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条红线；其它四个方面，涉及到发展、改革、稳定、执政等各个方面。

　　十六届六中全会一旦通过《决定》，那么这份构建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将成为执政党引导全国民众实施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全方位路线图。

严打街市小生意凸现中国社会机会不公平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走市场之路已经多年，自由赚钱的机会大的无可比拟，再谈什么“增加普通人自食其力的机会”，似乎文不对题。要是现实经济生活里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再喊“增加机会是扶贫第一要点”，还不是一句空话？

　　要承认，比之于僵硬的计划体制，走市场之路的确大大增加了中国人自食其力的机会空间。以我辈所亲见的为例，在老乡私自养鸡、养猪都被看成“搞资本主义”的年代，自食其力真比登天还要困难。老百姓摆地摊、倒腾买卖、长途贩运都要拿民兵来对付，“自食其力”真还不如甘受贫穷。改革开放早期，炒瓜子雇工超过8个这样的“小事”也要惊动邓小平亲自定夺，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空间其实也非常有限。

　　今天中国普通人经济自由空间之大，历史上难以比拟。新问题也不可否认，那就是一部分人的经济自由以牺牲他人自由为代价——这样的自由不但不能扩大，而且还应该收缩和减少。但是，如果由此定断，今天普通人从事不损害他人自由、能够造福社会的经济自由，再也没有增加和扩大的余地，那可就完全驴唇不对马嘴了。

　　从街市上的小生意谈起吧。永远搞不懂，城管部门为什么要如此下决心与摊贩为敌？他们不是人民吗？不是正在自食其力吗？不是多少也可以为顾客、为社会带来某些方便吗？为什么地不分东南西北，摊贩们一见到穿城管制服的，个个急不择路、落荒而逃？

　　当然，妨碍交通和行人、妨碍其他临街生意、卫生不合标准、或贩毒贩假的——一切损害他人利益和自由的——政府应该管制和取缔。但实际情形是，明明还有容纳无损他人的小生意的极大空间，就是要加以禁止和限制，或隔三差五演出一场“街道游击战”——我们能不能问一问道理究竟何在？

　　据说“有碍观瞻”。问题是，市容标准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有没有考虑到“尽可能增加人民自食其力机会”的准则？举一个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王国，街边多一些修自行车的小铺子，总是合理的吧？这些小修车铺，谈不上雅观，但实在方便和便宜，业主不需要很大本钱就可以谋生——自食其力的门槛何其低也。可是非取缔不可：只允许开在弄堂或胡同里，还不准人家在街面上立招牌。顾客怎么知道里面有修车铺呢，这岂不是绝人生意吗？

　　横向比较一下。去年和今年两次去印度，走马看花到了五个城市。论基础设施，城市规划或市容气派，印度城市比中国的大都会，还要差一大截。可是要论沿街做小生意的方便，印度比中国自由得多。

　　孟买号称“印度的上海”，从机场跑道边开始，贫民建筑一直延伸到市中心。一路穿行而过，到处看到沿街小摊贩，各式买卖应有尽有。与中国相比，小药店多如天上星，而饭馆和小吃店很稀少（架个铁捅卖印度烤饼的除外）。陈柰(chennai，印度东南最大的商贸中心)给我印象最深的街边生意是卖书——没有店面，只是沿街一字排开、防晒又防雨的书架，足有家里书架两、三个高。全部是旧书，据说各科英文名著都可以找到。

　　书贩很专业，随口问了一句萨谬尔逊的《经济学》，他立刻爬到书架最高层取下一本15版原著，要价不过3美元。班加罗尔的市中心，街上剃头挑子之多，令人咋舌。

　　看来似曾相识，细想却和30年前在东北县城看到的是一个模样。那可是名满全球的高科技城市，街头杂乱无章的小生意与我们参观过的美轮美奂的世界级IT公司，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金融商业高度发达、城市管理可圈可点的世界级大都会，又还容纳大量街头商贩的，当数我们的“东方之珠”香港。以地皮之价贵居全球一流的中环为例，你在那里绝对还可以找到卖针头线脑的小贩。当然商贩不可以阻街，但几乎所有摩天大楼之间的小巷道里，都摆满了摊位。比如毕打街“丰德会”与“毕打行”之间的通道，不过20来米长，有一个地铁的出口和驰名服装店“上海滩”的边门，此外还容纳了22个摊位，有修补皮鞋兼卖鞋带鞋垫的、开锁配钥匙的、印名片的、卖家用工具零件的，还有让行人坐下来一边看报一边擦鞋的。

　　最欣赏的，是香港的报摊，连皇后大道中这样的地方，走不远就可以遇见一个。设施简易，服务周到，问什么都给你解答，天降细雨的时候，报贩还会给你买的报纸外小心地套上一个薄薄的塑料袋。

　　不要像印度街市那么“乱”，或许有些道理。可内地都市非搞得比香港还要“高档”，怎么也想不出理由。南京路和王府井都没有擦鞋的，真没有需求吗？尘土那么大，而以擦一双鞋2元人民币计（香港中环是20港元），堪称世界之最的客流量一天下来可以养家活口多少人？在杭州，擦鞋的要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北京干脆有“擦鞋公司”——进去请教，说非公司不能合法注册擦鞋！深圳机场倒是有擦鞋的，但摆放的位置靠近边角，好像比芝加哥、纽约、洛杉叽机场擦鞋的还要见不得光。

　　说到卖报，不要说“三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的沿街叫卖早成绝迹，连香港随处可见的报摊也没有，非“正规”报亭不可。五年前在上海调查一家由下岗工人组成的快递公司，接单送报不被批准，说唯有大报业集团才有经营权！

　　快递行当又怎样了？写过国家邮政不准民间公司染指快递服务的故事。几年过去了，听说新起草的《邮政法》把开放民营的邮件重量从原来的500克降到了350克——就是说，350克以上的邮件可以开放民营。总算有了进步：毕竟350克以上的邮件总比500克以上的要多一点嘛。可是国际上德国欧盟日本等等，开放的范围早就是50克以上，只有50克以内的邮件才由邮政专营！为什么这就不与国际接轨了？给定中国的实际状况，凡20克以上的邮件通通开放，理由你要几条，区区在下就可以写出几条来。可管什么用？还不是350克！（作者：周其仁）

财政部和监察部将定期检查审计署的财务及工作

【网讯】中国将改变审计部门无人审计的局面。据悉，从明年开始，国家审计署将请财政部和监察部组成专业监察部门，每年定期对全国审计机关进行审计。

　　河北省盐山县审计局副局长刘新才在向媒体解释张洪涛猝死事件时说，“张洪涛出事后，大伙很悲痛，为了给大家放松一下，就决定到扬州玩一玩。”

　　终年25岁的张洪涛,是河北沧州市审计局的审计员。今年4月11日，他在出席被审计单位盐山县电力局的丰盛宴请时，因饮酒过量猝死在酒店门前。而第二天，他的审计组同事们就和盐山县电力局领导一道，踏上了去扬州游玩的旅程。

　　现在，张的这些同事终于为自己的作为付出代价。这一令全国舆论大哗的事件近日有了处理结果。沧州市审计局和盐山县审计局共有8名责任人员受到处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沧州事件引发的“谁来监督审计部门”的舆论余波中，一个重大的制度变动正在酝酿，将面临一场针对自己的“审计风暴”。

　　上述知情人士称，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刘家义在9月28日召开的“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会议上已经宣布了这个消息。

　　9月28日的会议范围很大，与会者包括全国省级审计机关及审计署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负责人。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亲赴南宁会场。

　　会上，审计署要求全国审计系统在10月到11月间全部开展一次财务自查。先是10月8日起全国省级审计机关展开自我检查，之后是11月份国家审计署派检查组对各地审计机关进行检查。

　　“11月底自我检查工作报告上报国务院后，从明年起，将由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联合组成监督机关，每年对审计部门进行检查，并形成固定的制度。”上述知情人士介绍了此次审计体制变革的时间表。

　　按照国家审计署的设想，财政部和监察部以后每年都将对审计署进行检查，各省区的财政厅和监察厅每年对各地审计厅和特派员办事处进行检查。

　　“这种检查不是普通地查一查，而是对审计部门的‘审计’。”上述知情人士介绍说，检查内容将包括审计部门每年的财政财务收支、专项经费使用以及审计工作的开展情况。

　　对于审计署做出这一决定的动因，一位审计系统人士分析，这和审计署去年开始组织的对一些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有关。这次审计查出很多问题，暴露出长期以来审计部门“无人审计”的状况所带来的隐患。

　　国家审计署有关负责人在9月28日的会上介绍说，从2005年到2006年8月，审计署举报中心共接到反映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有关违纪问题的举报440起。“当前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廉政建设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

　　据反映，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违纪行为一般表现为：在被审计单位吃、拿、卡、要报销费用；滥用职权，截留审计罚没款；违规收费并设立“小金库”；为会计师事务所揽业务，违规将审计项目交给中介机构去做，并从中收取好处；以审谋私，与被审计单位搞权钱交易，接受被审计单位财物等。

　　而年初发生的沧州审计员猝死事件，更使审计署意识到改变这一现状的迫切性。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9月底在出席央视《对话》节目时说，“对他(张洪涛)的死我很悲伤，他还年轻，很可惜。”“可我还是这句话，谁让你喝这个酒呢，谁让你参与这个吃饭呢？”

　　也是在这次节目中，李金华首次透露了“建议请财政部门对审计机关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计”的想法。“既然你审计能监督别人，为什么别人不能监督你？”

　　不过，对于国家审计署这一动议，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似乎知之不多。几位地方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均表示目前还不知道这一消息，如果确有此事，他们将做必要的工作准备，包括调整机构设置，培训专业的审计人员等。

　　据了解，新的监督制度建立后，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对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也要像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一样，对社会公布。“审计署领导对建立监督制度的决心非常大。”上述知情人士说。

　　可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审计体制变革，也有人表示存疑。

　　“审计工作一直以来是审计机关的专长，财政和监察部门以往很少到审计机关来检查财务情况。”一位审计机关工作人员说，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是否具有检查审计部门财务问题的能力是一个问题。

　　据了解，由于分工不同，监察部门主要工作在反腐方面，财政部门主要做预算和财政资金划拨工作，审计部门一直在做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工作。由于缺乏审计专业知识，在很多情况下，监察部门在发现案件线索后，都邀请审计、检察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去办案。

　　不过，也有一些迹象显示，外部力量对审计部门的监督并非无效。如今年3月，中央纪委驻审计署纪检组组长安国曾介绍说，去年以来，全国驻各地审计机关的监察组发现了一些审计部门内部存在的问题，查出和纠正了一批审计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规问题。

　　“专业不成问题，而且财政和监察部门也可以聘请社会审计事务所来协助完成这项工作。”一位从事纪检工作的官员认为，纪检部门有充分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技术，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公务员考试明年拟招录近万人 国务院办公厅热门

【网讯】外交部、司法部、审计署等220个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派驻机构、垂直管理系统所属机构2007年将通过公务员考试招录近万人。

　　2007年国家公务员招考公告将于10月中旬在人事部网站上公布。公告公布后，考生可通过人事部网站提交个人报考信息，通过资格审核并确认后，可参加于11月举行的公务员笔试。公务员考试根据招考职位的不同分为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两类，考试科目为《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公务员考试无指定辅导用书，考生复习时可参照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

　　人事部前公务员管理司司长刘家林建议，考生报考职位时要仔细查看招录人数、岗位说明和具体要求，正确评价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位，及时查询资格审查结果，了解各部门的具体要求。

　　据悉，公务员考试一年比一年热，大学毕业生已成为一支主力军。根据往年报录比数据统计，人事部、环保总局、共青团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和文化部等都是报考热门。

　　北京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称，今年在她的圈子里有4/5的同学打算考公务员。对于当今大学生就业出现的考公务员热，她认为：“与其说是喜欢公务员工作，还不如说是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结果，现在谁不考公务员啊？多一条路就多一个选择。”另有不少人认为，公务员考试热充分证明了现在社会的“官本位”现象。

　　另据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中国人才发展报告3》表示，2006年公务员招聘每个职位的平均成本是2.6万元，而这只是普通工作人员的成本。据悉，民革中央2006年招聘三名公务员，却有2800人报名，报考比例达到933：1，根据报告中的测算，其职位平均成本为25.6万元/名。

【六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面临六大难题

【网讯】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之际，官方新华通讯社发文指出，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中国面临六大问题。其中，第一个亟须破解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平问题。此外，还有就业、宏观调控、社保、信访、腐败等问题。

　　解决社会公平“核心问题”

　　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在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科技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统计局等部门支持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西部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达0.47。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收入分配是关系社会公平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就业难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测算，今后几年，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一千万人，另外还有1400万下岗失业人员。即使经济增长保持8%至10%左右的速度，每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一千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农村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黄苇町表示，“我们必须看到，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业问题都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突出矛盾，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和积极应对的艰巨任务。”

　　科学调控宏观经济

　　尽管中国近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实现根本转变，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格局还在继续。

　　据权威人士介绍，近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4.1%，但所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分别约为世界总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沈杰说：“目前，与粗放型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的乱征土地、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相应的社会风险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诱因。”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维护百姓切身利益的“托底”机制，是一张维护社会安全的“防护网”，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最基本的保证作用。

　　沈杰指出：“必须看到，中国社会保障的水平仍然较低，覆盖范围也有待扩大，还有大量的人群应尽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些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合法权益受侵害等现象不时发生。

　　据国家信访局统计，新的信访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国省级党政领导共阅批群众来信4.5万多件，接待群众来访近3.5万人次，市、县两级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39.9万批、193万人次，包案处理重要信访事项20万件。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说：“对于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妥善处理，防止其成为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经济社会并重

　　长期以来，中国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

　　黄苇町说，“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都与发展中的‘短腿’现象有关。”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协调。”吴忠民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腿’现象。”

　　他提出，目前应着眼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加大社会事业投入，着力解决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二是要加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事业投入力度，着力解决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公益事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三是要加强对社会事业的监督管理力度，着力解决一些行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等偏离公益目标的问题。

　　把反腐制度落到实处

　　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仅2005年，全国就有11071人因为贪污贿赂行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中727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权力秩序失衡 “公务化暴力”事件频发

　　是什么原因使得公务化暴力如此勃发？有人说，是城乡那些不服管教的“刁民”。其实，被称为“刁民”的人当中，很少有人敢与代表法律符号的执法人员明火执仗地对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也多因走投无路，为生计所逼，以死相拼。

　　中国的《行政处罚法》颁布10年后，以罚代管的执法方式在一些执法机关依然存在，有的地方政府下达执法硬指标，以罚款多少论政绩，警方以罚款的方式“创收”。

　　有人戏言，公安局的大楼是“司机打的桩，小姐灌的浆，麻将砌的墙，小偷上的梁，毒品粉的墙”。而在城管部门，也存在这种任务指针，有的则靠罚款私设小金库，自收自支，挥霍享乐。他们上街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挑骨头，找个借口罚点钱。如有不服，则暴力“伺候”，还给受害人戴上以暴力抗法的罪名。

　　执法部门手执法律的利刃，自己却不受法律的制约。许多地方法律监管不到位，有机构而形同虚设。有的地方官官相护，对执法人员暴力执法的违法行为极力袒护。

　　在农村，计划生育小分队一班人马浩浩荡荡开到超生户门前，“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所谓龙卷风就是施暴，拆房屋，牵猪羊。而有的地方法院内部规定，凡涉及计划生育民事纠纷，一律不予受理。超生户受到执法人员伤害却告状无门。

　　可见，公务化暴力，是以执法为名，动用公共权力施虐，它与刑事犯罪等暴力的区别，在于其体制化特征与合法化外衣。其实质，是在一个秩序中的权力单向支配。

　　公务化暴力并不仅仅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低”，而更多是隐藏的公务化暴力的一种升级版本，是权力秩序运作逻辑的激进表达。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公务化暴力得不到遏制，因为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制度的规定，都没有打破具有单向支配特征的权力秩序。

　　而实际上，城管、警察打人，只是一种“显在”的公务化暴力，更多人的公务化暴力，隐藏在他们没有逸出制度规定的行为中。平民大众在政府部门里受到的冷脸和办事推拖待遇，遭逢的就是这种“合法”的公务化暴力。

　　西方民主国家的有些公务员的公务化暴力是“隐藏”的，但随时面临被指控“非法”的危险。因此，中国社会的公务化暴力，实际上内植入管理体系中，是整体的权力秩序所具有的单向支配的逻辑结果。（作者：蔡恩泽）

《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制高点

　　沧海横流，力道方显。中国执政党对国家改革发展的政治领导力，从它对潜在问题的处理能力可以看出大概。在GDP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情势下，执政党领导层自2003年抗击非典一役，渐次推高对社会分化失衡、矛盾加剧问题的关注，将政治发展重心转移到巩固执政基础，巩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以克服可能导致改革危机的重大政治风险。

　　正在召开的执政党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研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议题，即是这一政治进程的一个初步总结。国家权力和执政党基于公义的自我重塑，则既是处理社会失衡、建构和谐社会的重心所在，也将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制高点”所在。

　　执政党的政治重心转向建构和谐社会，最大动因乃是发现，国家要长治久安，要保持执政地位，仅凭经济增长远远不够，而必须回归最基本的政治议题，也就是以足够的执政能力来巩固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巩固执政基础的最大障碍即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在分化日显的中国社会，民众最强劲的呼吁即是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2004年底到今年年初，各种社会意见相互激荡，借助住房、教育、医疗等等热点问题，衍化出延续良久的改革论争，其中的焦点问题也就是如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执政党中央有意识地通过政策布局与群众的呼吁形成良好互动，以营造建构和谐社会的社会共识。从胡锦涛2002年12月视察西柏坡发表“两个务必”的讲话，到新发展观、建构和谐社会等理论的逐渐成熟，到惠及民生的各种政策(如三农政策、城市农民工政策、义务教育政策)陆续出台，社会公众对社会公正和民生问题的讨论日益热烈，新闻媒体的平民意识也大幅跃升。因此，尽管围绕改革有诸多争论，公众对于建构和谐社会的政纲却有非常高的认可度。

　　这种良好互动为执政党中央的具体政策调整准备了坚实的政治条件。执政党中央以和谐为目标的最重要的调整都围绕自身展开。择要而言，一是重申改革的政治承诺，二是约束纪律，努力追求公平正义。

　　此前，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模式的改革的正当性很大程度来自于其“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政治承诺。但是，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如果没有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条件，很难自然而然实现“共同富裕”。执政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要求“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相提并论，提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政治原则，可以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此前政治承诺的一种重申。

　　要化矛盾为和谐，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近来新华社等媒体所批评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权钱勾结的利益群体往往以强凌弱，制造社会矛盾，伤害社会和谐，也是建立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的障碍。执政党中央近期在肃贪方面屡有作为，在追求公平正义之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有西方记者曾经将市场体制的建立看做现代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就中国的改革发展而言，制高点另有所在，那就是一个公正有力的国家权力。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市场体制，而不是巧取豪夺混乱不堪的市场体制，还得靠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要公正有力，无疑必须拓展各阶层的利益表达渠道，吸纳合理的利益表达。但是就执政党而言，同样重要的课题是基于执政党的长远政治利益和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来规约侵害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损害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群体必然会有强烈的利益诉求，但是就执政党内的秩序建构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党纪国法来约束那些危及改革大局、损害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的特殊利益群体及其诉求。并不是任何诉求都可以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而执政党一切制度设计最后的目标都是为了更公正有力的国家权力的产生。

　　对于执政党而言，只要把握住构建公正有力的国家权力的“制高点”，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就不怕任何挑战。目前执政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纲和整肃党纪的措施所赢得的越来越多的支持和称赞，或可作为一个初步的注脚。

神六航天负责人吴川生调往装甲兵工程学院

【网讯】“神六”航天员系统人事出现变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陈善广留任，但陈的搭档、航天员系统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吴川生调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政委。

　　据悉，吴川生原任中国航天员中心暨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政委，为正师职大校，主要负责航天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近期总装备部统一的中高层官员调整中，吴川生调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政委。

　　该学院位于北京西南郊的卢沟桥畔，主要承担全军装甲装备的科学研究和教学训练任务，属副军级单位。作为辅佐政工主官工作的副政委，仍为正师职，故吴川生此次工作变化属平调。

　　吴川生1952年出生，1972年12月入伍，早年曾在总装备部所属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从事宣传工作。1995年11月调入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1996年他参与了第一批航天员的选拔、航天员大队的组建工作。

　　后来，吴川生又全程参与了“神五”和“神六”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工作。在“神五”、“神六”相继发射成功后，吴川生曾与陈善广及众多航天员一起，多次在各种媒体前露面。

公务化暴力：中共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绊脚石

【网讯】近两年来，各地一些执法者，特别是警察、城管的暴力行为频频曝光，成新的社会热点。公务化暴力事件频频发生，也严重损害官民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绊脚石。

　　“公务化暴力”是指在一个对社会具有公共的统治或管理职能的机构内，它的权力支配关系从单纯的秩序－意识形态里逸出体现为人（统治者、管理者、执法者）对人（被统治者、被管理者、老百姓）进行施虐的那样一种状况。而因为这种施虐是动用公共权力以“执法”（“执行公务”）为名，它因被纳入维护秩序的范畴而合法化。它与刑事犯罪等暴力的区别在于它的体制化特征。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从意识形态教育到法律、制度约束，都作了一定的努力，但执法者的公务化暴力还是一桩接着一桩上演，使中央政令流于形式。这种例子几乎可以信手拈来。

　　今年8月，北京多名城管队员将4名无照商贩打伤。据目击者称“20多名男子追打3男1女，只看见统一的黑棍子起起落落”，执法队长在一旁高喊“再打，再打”。有报道如是形容“城管所到之处，小商小贩闻风而逃，有的甚至跑掉了货物都不敢回头去捡”。

　　8月24日，太原市民牛某开车回家路上，交通稽查人员未亮明身分，强行追车、扣车、打人。8月4日，石家庄火车站广场管理人员，为制止一名六旬老人骑三轮车进入，将老人摁倒在地，并狠狠地踹了一脚。

　　中国杂志《南风窗》发文指出，公务化暴力对整个社会的伤害不言而喻。它不仅恶化已脆弱的政治与社会生态，而且以历史经验来看，社会爆炸的火药桶往往就是由这些事件点燃。

　　就在六中全会召开前，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四五百名学生高呼“我们要正义，我们要说法”阻公路示威，在学校门口的金沙公路上拦截过往车辆，并用砖头砸碎停在校门口的警车的玻璃；抗议活动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而据学生们说，引发这起大骚乱的原因就是警察在抓赌时，打伤他们一位同学。

　　除警察外，城管人员亦是公务化暴力事件发生最为集中的群体。许多城管执法时态度蛮横，甚至对民众拳脚相加，最终引发官民冲突。今年8月，37岁的北京海淀区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在执法检查一无照商贩时，双方发生口角，李被小刀刺中颈部死亡。而由年初至今，北京市共发生79起暴力抗法事件，有89名城管人员受伤。

　　一些地方政府因此惊呼“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动用财政资金给城管配备武装，诸如钢盔、防刺背心、防暴盾等，装备俨如防暴警察，上海、北京等地城管甚至安装监控设备监视无证摊贩，令人叹为观止。

　　文章指出，在对被执法者“有罪推定”的逻辑下提升“防暴”装备，无疑把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推向对立面，只能更进一步把公务化暴力合法化，加剧民众与城管等执法人员的心理对峙，使社会关系更加紧张，也掩盖了相关部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公务化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体制外暴力”，在当今社会已令人深为忧虑的“结构紧张”中，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必须从制度上将公务化暴力彻底非法化，而这，也应是六中全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六中全会】和谐社会需制度创新而非制度维持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建设和谐社会定为主题，这是各界意料之中的。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人们已经注意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已经悄然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转移到制度建设层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说到底，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否则既不能推动和谐社会理念的落实，更不能保障和谐社会已有的建设成果。

　　中国新领导层执政开始，就把建设和谐社会提到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相继提出了各种围绕着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概念，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和谐社会的概念既有创新的成分，也在实践层面反映了中国现实的需要。

　　无可置疑，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要远远快于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方面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总体制度越来越难以消化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尤其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和党政官员的腐败上。而诸如此类的消极面也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也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扭转这个发展大趋势，但没有人能确定中国社会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社会高度分化和断裂，无论是富人和穷人都对社会现状非常不满。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是多数中国人甚至是国际社会所关心的。新领导层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概念的。

　　在十六大之后，很多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是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的。从前只讲“亲商”，现在在延续“亲商”的同时加上了“亲民”。从实行社会低保政策到近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种政策从其目标来看是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最近的一连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在党的方面，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个人事制度改革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并不能说完全是新的，因为此前，很多规定早就在实行了。但同时系统地颁布这些文件，表明中共意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吏治制度。

　　在政府方面，全国人大通过审议了20年而未能通过的《监督法》。这个法律的通过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之前未能通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对“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争论。现在《监督法》终于通过，“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应该有个明确的结论了。

　　很显然，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非常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关吏治的5个文件直接针对的是党政干部中间日益盛行的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这5个文件的实施可以强化传统“党管干部”的原则。而《监督法》最直接的目标就是监督“一府两院”(即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这个法律的通过应当成为人民代表监督政府的起点。

　　应当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法律和规章的通过，并不能等同于它们所针对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在实践层面，法律和规章的实施要比它们的制定来得重要。而法律和规章的实施是中国面临最困难的问题。这些法律和规章如何在实践层面制约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提高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仍然是个未知数。

　　更应当认识到，这些制度化建设的努力在总体上还在于制度维持，而非制度创新。无论是法律还是党的规定都是试图从政权内部来消化和解决问题，强调的是体制内的权力制衡，即党内各个部门间的制衡，和全国人大及其政府之间的制衡。

　　这些年来，尽管领导层已经出台了很多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政策，但政策执行的力度大打折扣，利民政策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些社会政策尽管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欢迎，但社会力量并不能参与政治过程，社会力量不能转化成为促成政策执行的政治力量。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务之急。但是把一个已经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建设称为和谐社会并非容易，也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成的。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和谐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期望，一种理想，一种需要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个政治目标，意在体制维持的改革已经远远不够。（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

六中全会闭幕 通过构建和谐社会纲领性文件

【网讯】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11日下午在北京闭幕。新华社发出简短消息说，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在11日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六中全会已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决定中共十七大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由于六中全会是闭门会议，外界目前尚不知《决定》的具体内容。相信官方很快将发表正式公报，披露会议主要精神。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会议已就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在理论上将“构建和谐社会”推到自提出以来的最高点。

　　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表示，六中全会旨在着重研究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望在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作出重要部署。

　　由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覆盖面小，多数人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在医疗、住房、教育等费用居高不下、大学生就业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公众会对未来变得焦虑。

　　专家认为，胡锦涛提和谐社会建设首先就是为了缓解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感，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并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认为，目前中国正迎接新的挑战，其中包括解决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的发展失衡问题。联合国和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完全一致。

　　中国问题专家高新分析指出，通过近来官方媒体报道中，不难看出胡锦涛正在力图转变中共的执政纲领。他说，胡锦涛公开宣扬他要吸取、要学习和借鉴其它执政党的经验。这个外国显然指的不是朝鲜和古巴，而是指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

　　北京学者胡星斗则认为，六中全会可能先学北欧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示“仁政、德政”，以获得民众支持。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去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3倍。如果将农民的生产成本、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五到六倍。

　　对此，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采取措施减小这一差距，将会影响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介绍，正在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惠及约一点二亿人，其中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包括离退休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

　　至于外界关注的高层人事变动问题，中央党校专家普遍认为，中共不希望让人事变动冲淡和谐社会这个主题，因此，七中全会上才会涉及到随后党代会上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委员的变化。

六中全会塑造执政新理念

　　（香港讯）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於今天闭幕。有观察人士认为，会议将提出借鉴吸取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力图渡过中共面临的执政难关与理论困境。官方新华社指出，会议将出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中共中央三百五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为期四天的闭门会议。会议研究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并将制订实现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一般相信，已经落马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将在会议被开除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至於是否还涉及其他高层人事调整，外界也相当关注。

　　据美国之音引述中国问题专家高新的分析指出，通过近来官方媒体报道中，不难看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正在力图转变中共的执政纲领。他说，胡锦涛公开宣扬他要吸取、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执政党的经验。这个外国显然指的不是朝鲜和古巴，而是指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

　　因此，六中全会将会毫不讳言地表明胡锦涛的执政理念，大力宣扬在追求和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谋求发展，改变「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对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政策做出重大纠正。

　　北京学者胡星斗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六中全会可能先学北欧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示「仁政、德政」，以获得人民支持。

　　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六中全会旨在注重研究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望在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医疗生、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作出重要部署，这是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

　　他说，在医疗、住房、教育等费用居高不下、大学生就业不乐观情况下，人们会对未来变得焦虑。和谐社会建设就是为了缓解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感，有利於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於社会的安全运行。

《瞭望》刊文抨击：中央机构部门利益膨胀


● 于泽远（北京）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举行期间，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杂志刊登文章抨击中央政府机构中部门利益现象日益突出，指有些中央部门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这篇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写的文章指出，中央机构部门利益膨胀突出特征包括：部门利益最大化，部门利益法定化，部门利益国家化，部门利益国际化。而部门利益膨胀的原因在于公共权力市场化，利益集团施加影响，以及财政、立法制度不健全。

　　分析人士指出，官方媒体在中共中央全会期间如此严词批评中央部门还比较罕见，联系到官方媒体近日提出要防范某些利益集团通过与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形成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预计中共在六中全会后将采取比较具体的措施，防止政府部门和官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减少眼下公众对于腐败严重、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不满。

　　新华社不久前发表文章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的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最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因为这些部门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

一些机构挟洋自重

巩固谋取部门利益

　　江涌的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行政的突出特点是：决策与执行不分，机构设置偏多，职权交叉重叠。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凡是能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则积极“作为”；凡是与部门利益相抵触、难以谋取部门利益的，则消极“不作为”。

　　同时，一些中央机构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利用增进对外交往、加强对外合作等时机，以“接受国际惯例”、“增强国际竞争力”等为借口，挟洋以自重，巩固、谋取部门利益。

　　文章指出，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这是中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保持“超国民待遇”不变以及内外企税率未能统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

而众多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谋取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以对抗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