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关注死刑日谈死刑

世界关注死刑日谈死刑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对死刑。1899年，世界上只有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圣马力诺废除了死刑，而今天则有128个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但是，目前世界上仍有68个国家有死刑，在这些国家生活着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

死刑是国家对公民施行的最终极暴力。只有一个认为国家权力高于人权的国家，才会允死刑的存在。宣判死刑，就等于是在宣布：你不是个人。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执行死刑是一件违反人类尊严的事，不管是绞死、毒死还是枪毙。死刑不仅仅是对被剥夺了生命的死囚犯来说是没有尊严的，对于给不出合理的理由来执行死刑的国家来说，也是不光彩的。

一个人可能因犯罪而被国家惩罚，从而失去失去自己的权利。一件犯罪行为必须在一个明确规定的惩罚尺度内被惩罚，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游戏规则。但是，按照民主的基本原则，惩罚必须要适度，要以警戒罪犯和社会什么样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为目的。惩罚应该有恐吓作用，应该让罪犯认清自己的罪行，应该对被害人作出补偿。刑罚的目的决不应该是报复。

宣布死刑，国家就等于是凌驾在个人的尊严之上，是在使用一个其效果十分可以的惩罚手段。在还有死刑的美国的各州，杀人犯罪率高于那些没有废除了死刑的州。在加拿大废除死刑后，杀人犯罪率甚至明显下降了。

因此，赞成死刑的人只剩下一个理由，那就是杀人犯被处死后，就不会再杀人了。这一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是统计资料表明，那些绝大部分因为杀人而被判死刑的人并不是杀人成性的连环杀手，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并且多是在一时冲动下杀了人。有关死刑的讨论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报复和无能为力。

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堕落为角斗场。一个国家必须要保证不被普通人的情绪所左右，虽然对于受害者亲属来说，这些情绪是很自然的。一个国家杀死一个人，自己也就成了凶手，它这样做恰恰是在示范一件它本来是要制止的行为。一个执行死刑的国家是不讲道理的，而是直接使用最终极暴力，因为它并不知道其它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死刑就是一个国家陷入无能状态的标志。

英国大主教开始访华 将与中国官方教会领袖会面

【网讯】受中国新教教会领导人邀请，英国国教圣公会领导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博士9日开始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中国官方认可教会——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将会接待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行。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威廉姆斯博士当天开始第一站上海的访问，随后还要去南京、武汉、西安和北京等四个城市。这位圣公会大主教说：“我非常欢迎能有机会和中国的教会有联系，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独特的文化传统。”

　　前两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分别在1983年和1984年访问了中国。威廉姆斯是受到中国新教教会领导人的邀请之后作出此行的。

　　随同威廉姆斯博士和夫人一起访华的还有伯明翰主教。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将会接待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行。据信，威廉姆斯大主教将会与中国国内其他宗教领导人进行会晤。

　　除了访问一系列参观访问之外，威廉姆斯博士在上海、武汉和北京还将进行三次布道。另外，他还会在一些不同的学术组织发表演讲和参加一些讨论。

　　威廉姆斯以直言不讳著称。他于2003年正式就任的英国圣公会教会第104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明确反对伊拉克战争，同时也因支持在教堂内的同性恋权利以及委任女性教士引起争议。在就职仪式上，他还呼吁基督徒们关心国际政治。

六中全会为十七大做理论准备 七中全会调整人事

【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校专家认为，此次全会主要内容就是以和谐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至于中央高层人事变动，可能在明年的七中全会上展开。

　　中央党校的专家说，这是首次将和谐社会作为一次全会的主议题。多位理论专家都认为，此次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的关系主要在理论层面，以和谐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新华社通稿中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透露的信息表明，新一届领导者正把“和谐社会”推到自提出以来的最高点。 中央党校是中共传统的智囊机构，负责培养党的中高级官员和理论干部。

　　中央党校专家叶笃初则表示，2007年是十七大最具实质性的准备年，现在六中全会照应的更多是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此前曾有评论认为六中全会是为十七大在思想上“定调”，但叶认为为时尚早。

　　按惯例，明年会有一次七中全会。叶说，近几届七中全会都是为下一届党代会做最后准备，包括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等，报告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通过后才能提交下一届的党代表大会讨论。同时，“涉及到随后党代会上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委员的变化。”

　　人们注意到，最近新一轮省部级高官调整开始，从地域看，以“西部板块”为主，包括袁纯清任陕西省代省长、刘奇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陆浩任甘肃省委书记、林树森任贵州省代省长等。这些相对贫穷的省份被认为其掌舵者更需要依照“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要求执政。

　　叶说，“人事安排总是和政治使命相统一。” 一般来说，这些新上任的省内党政一把手将有很大机会成为新一届中央委员。

【六中全会】中共力推“党内和谐”新命题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8日起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这次中共中全会，除将例行讨论一年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心议题是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全会还将有一个新特点，胡锦涛将力推中共的“党内和谐”。

　　自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否定“文革”以来，历届中共中央的六中全会都提出具转折性的议题，这是因为六中全会基本上就是本届中央最后一次工作性会议，到下年的七中全会，多要为下届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最后组织上的、程序上的准备。

　　正因为如此，中共六中全会，通常可视为下届大会作最后思想准备的会议。对这次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议题，北京的政治学者指是首次讨论社会性议题，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以胡锦涛为领导层的中共中央，在中共十七大之前，提出一套完整政纲。

　　而以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定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也包容了政治、法治、经济等各层面的内容。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在这次六中全会召开中，胡锦涛提出了“党内和谐”的新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是对中共长期以来，强调党内政治上统一、组织上团结命题的修正，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共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执政纲领的呼应。

　　《世界日报》文章并认为中共现在已是一个七千万党员的大党，又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当然要从中共党内做起，这就像之前提出发展社会民主，要先实现中共党内民主同一道理。“党内和谐”，就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保障。

中国监狱产业链：减刑保外就医“一条龙服务”

【网讯】2006年8月，四川省检察院公布了查处国土、教育、医疗卫生和监狱等系统职务犯罪的“四大战役”战果，共有398人被查处，其中包括原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李文华在内的监狱系统职务犯罪48人。

　　李文华的落马与轰动一时的马建国向川西监狱数名狱警和领导行贿案有关，与此同时，四川省司法厅厅长被撤职。“当然司法厅厅长和省监狱管理局局长的遭遇不仅仅限于马建国一案。”一名四川省有关官员这样表示。

　　2006年9月7日，四川省德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马建国狱中行贿案，结束了马建国所带来的“监狱疯狂”。《南风窗》报道称，马建国狱中行贿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只是中国监狱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情况在全国的监狱、看守所里已渐成“遍地开花”之势。

　　马建国监狱弊案

　　2004年6月，成都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一审判处曾担任过成都市金牛区国土局局长、主管国土工作的副区长职务的马建国有期徒刑15年，同年8月马被送交川西监狱服刑，次年11月转入川东监狱服刑。

　　2004年8月至2005年11月在川西监狱服刑期间，马建国先后向时任川西监狱长的巫邦志、刑罚执行科科长向瑞忠、一分监区监区长刘波、一分监区教导员罗雅林等狱警行贿人民币298058元、乌木观音两尊(价值人民币8000元)、香烟25条(价值人民币9500元)，共计价值人民币315558元。

　　当然，马建国的钱物并非白送，川西监狱的警察们随即为其提供种种违背监规的帮助和方便条件。服刑期间，马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在狱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处理自己外面公司的事务。他除了可以自由驾乘宝马轿车出行，甚至经常由监狱警车带到宾馆酒楼消费，可以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犹如度假”。

　　一名监狱警察向检察机关证实，有一天晚上，领导安排他将马建国带出，马在宾馆吃饭后，向监狱领导打电话请假回家，领导同意后，“押送”马的警察被安排住入成都市某俱乐部，马自己回家睡觉。多家公司的老总或职员还证实，在马服刑期间，他们还陪马在成都多家酒楼吃饭，有时还有监狱警察陪同。

　　之后，四川省检察机关特对马建国再次提起公诉，认为应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是在服刑期间又重犯新罪，依法应从重处罚。而马建国的辩护律师则认为监狱给予的各种自由，“是人性化管理使然”。

　　2006年9月7日法庭调查结束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法院宣布择日再审此案。四川当地媒体报道称：“贪官服刑犹如度假，究竟是谁的耻辱？”

　　监狱产业链

　　中国监狱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古来有之，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情况显然有了新的版本。

　　1999年，广西自治区罗城监狱副监狱长胡耀光等数十名干警、河池中级法院刑二庭庭长韦哲文等人集体受贿，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中进行“一条龙服务”，共有60余名服刑犯人获违法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此案涉及犯罪金额达300万元，闹出了“有钱钱服刑，没钱人服刑”的惊天大案，随后涉案人员全部被判刑。

　　2005年10月，山西临汾监狱政委王勇民收受巨额贿赂，为根本没病的10余名罪犯办理保外就医，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今年5月，宁夏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熊斌等人收受贿赂，违规为大毒枭周彦吉办理请假外出就医，导致周犯脱逃又实施了特大贩毒案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06年8月18日上午，上海提篮桥监狱党委书记于旭光和监狱长刘金宝宣布，二监区教导员(副处级)俞金宝因“严重违反党纪，严重违反党的工作纪律，被有关部门双规”。而俞金宝曾是周正毅服刑期间“一对一帮教”的管教干部。

　　前上海农凯集团负责人，“上海首富”周正毅服刑期自2003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算起，至2006年5月26日出狱。有媒体报道证实，周正毅在押期间，基本不参加劳动，也不待在监室，而是自由出入监狱二监区教导员俞金宝办公室，打电话，看电视，享受空调和沙发，享受多种特权。

　　2006年1月，作为司法监督机关的上海市检察院监所处接到“一些群众和人大代表”的举报，曾经召集提篮桥监狱方面的代表开会问询，但事后却未予深究。有上海监狱警官表示，对周正毅的这些特殊待遇，不是俞金宝这样的管教干部可以提供的，监狱长都没有这个权力。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侯小丰认为：环绕监狱已生成一条成熟的“监狱产业链”，除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以监所为支点的腐败系“当局”起了主导作用，其有一显一隐两条线，显线涵盖衣、食、住、行、乐等硬需求，隐线涵盖心理、权欲、名誉等软诉求。

　　四川省一名检察人士说，收监罪犯与社会普通公民相比，权利与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其权利受到局限，既是法律的要求，也符合广大群众的普遍愿望，监狱不能在追求人性化管理的名义下，悄悄滑向了对罪犯的同情，“监所腐败是对社会正义的釜底抽薪”。

　　监督真空

　　中国共有700多所监狱，但半数地处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司法部计划在2010年之前将这些监狱迁移到中心城市、交通干线附近，中央和地方政为此投入了44.6亿元。

　　四川省一名律师表示，从司法机关已经查处的案件可以看出，目前监管场所已经成为司法腐败的一个高发区，一些监狱民警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问题十分突出。

　　四川省一名司法官员指出，由于以前中国监狱管理工作总是以“特殊”、“神秘”自居，公开度不够，使外界很难知道其许多法律程序究竟是不是合法完成的，包括新闻媒体对监狱的报道也会受到许多限制，所以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由于中国监狱舆论宣传的基础差，内部环境相对封闭，自身积累不足，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颇多。

　　他说：“长期处于特殊、封闭工作生活环境的监狱警察们也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关心。”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莫丹谊很担心这样会形成司法部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同时司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也很容易拥有犯罪信息的控制特权，并且在关键时候为自己所用，“这也是一种司法权力的腐败”。

外媒：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很可能推进更多的民主

【网讯】更加开放、受过更好的教育和较少的意识形态，中国新一代国家领袖可能会改变中国这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面貌。 但是，观察家也认为，被称为“第五代”领导下的政治改革，看起来会很谨慎。

　　法新社报道指，外界很少了解的李克强、习近平、赵乐际和薄熙来，可能会在未来的几个月走入政治聚光灯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准备在明年举行重要的十七大，很可能会出现胡锦涛的潜在接班人。

　　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中国政治专家李成说：“他们主要是在改革时代崛起，而他们中大部分出生于1949年之后。” 他说，“在我看来，这一代将会在政治上更大胆。”

　　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被视作明年十七大政治安排的开始。 上个月，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腐败被撤职，留下了至少一个重要的空缺。观察家们在观望，胡锦涛是否会在会议上提拔年轻一代中的某一位，这次全会将于11日落幕。

　　中国早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和革命，形成了他们那一代。江泽民这一代则是五十年代苏联式工业化运动的人物所组成。而第四代的领袖们，则经历了1966年-1976年的文革。

　　胡锦涛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也就是文革开始前一年，他的专业是水电工程。胡锦涛毕业后被派往贫穷的西北省份甘肃当工程师，避免了北京的流血斗争。

　　相反，第五代领导人，在相对自由和政治稳定期进入政治领域，之前邓小平在1980年代发动了市场导向的改革。 分析师说，他们可能展开中国最初的民主化。

　　新加坡一名专门研究中国领导层的专家说：“如果他们认为在纸上有利的话，他们很可能推进更多的民主。”

　　但是，其步骤会是非常小心的。第五代领导人还记得文革的动乱，并担心贸然推进民主会重现文革。圣约翰费舍尔大学一名中国学者说：“我想他们会采取渐进的做法，他们会非常非常小心，他们很可能会在基层进行试验。” “我想他们不会非常戏剧化地做任何事。”

《瞭望》炮轰个别中央部委只知谋取本部门利益

【网讯】《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发表题目为《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文章，炮轰中央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影响了决策，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文章指，部门利益是指行政部门偏离公共利益导向，追求部门局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个人的利益，其实质就是“权力衙门化”与“衙门权力利益化”。

　　“在现行体制下，有些政府部门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积极巩固、谋取本部门利益，将部门意志（其实往往是部门领导或小团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或将国家意志歪曲为部门意志，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借维护国家利益之名，强化行业管理之由，行谋取部门利益之实。”

　　文章并认为，注重部门利益带来了五大危害：降低行政效率；助长行政腐败；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增大国家经济风险；增大国家政治风险。

　　文章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各种“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

　　二是金融（四大银行、一大保险）、能源（电力、石油）、邮电（邮政、电信）、运输（铁路、民航）、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

　　文章并指，这些垄断企业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

　　三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或通过显形与合法途径，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即所谓“黑嘴”）；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

达赖称已放弃所拥流亡组织行政权力 仅是顾问

【网讯】西藏流亡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近日再表示，如果北京当局同意给予西藏“具有实质意义的自治地位”，流亡海外的藏人就会返回家园。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西藏问题上，北京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立场存在很大距离，因此双方很难达成妥协。

　　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准许西藏成立一个民选政府，并赋予西藏政府维护藏族文化、宗教以及环境的权力，流亡海外的藏人就会返回家园。

　　达赖喇嘛从1959年开始流亡生活，并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大约12万藏人跟随达赖喇嘛流亡海外。

　　日本三菱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杨中美认为，尽管达赖喇嘛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但他和北京在西藏自治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近期内不大可能达成妥协。

　　杨中美：“达赖喇嘛这样表示已经不止一次了。据我所知，这里的条件好像还谈不拢。北京认为达赖喇嘛说的“实质性的自治”，实质上就是谋求藏独。

　　达赖喇嘛说，流亡海外的藏人并不是为重建他个人在西藏的地位或恢复旧制度而奋斗。他并表示，他已经不再掌握任何行政权力，甚至放弃了在流亡组织中的权力，目前只是一名顾问而已。

　　不过，批评人士认为，目前西藏人民可能愿意接受现代化生活，而达赖喇嘛试图把旧的做法和传统强加在他们身上。

【六中全会】汲取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

【网讯】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胡锦涛的执政理论做出权威阐述，将会毫不讳言要借鉴汲取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力图渡过中共面临的执政难关与理论困境。

　　中共中央35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为期四天（10月8日到11日）的闭门会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这次会议将研究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并制订实现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虽然这次会议普遍被认为是攸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政策会议，但政策制订过程仍然极其机密。

　　据美国之音引述长期观察中国政坛的独立评论人士高新的话说，要等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出台后才能得知最权威的政策理论总结说明。

　　不过，他说，通过近来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不难看出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正在力图转变中共的执政纲领。

　　他说：“这次会议的着眼点是胡锦涛正在导演共产党执政纲领、或者说是共产党党纲内容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公开宣扬他要吸取、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执政党得经验。”高新援引胡锦涛的原话说，“我们要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学习外国执政党的执政经验和教训”。

　　高新说，这个外国显然指的不是朝鲜和古巴，并且胡锦涛的幕僚、中共的党内理论家们已经直接点出“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

　　因此，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会毫不讳言地表明胡锦涛的执政理念，大力宣扬在追求和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谋求发展，改变“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对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政策做出重大纠正。

　　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也被视为是明年中共十七大的前奏。届时，胡锦涛执掌中国权力的十年期限已经过去近一半。

　　高新说：“胡锦涛从上台起，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这个政权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执政能力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的挑战。”

　　高新说，胡锦涛将会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显示，他接受挑战，与时俱进，就如何实现中国的社会和谐做出理论解释，为中共理论做出的一项重大创新。

邀安倍访华 严查上海腐败 胡锦涛频频发力得分

【网讯】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不到24小时的正式访问受到各方人士的积极评价。北京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出人意料地邀请安倍访华，让久陷僵局的中日关系迅速摆脱困境，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他果敢的政治手段。

　　如同上月突然拿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样，胡锦涛打破中日外交僵局的速度之快也令人惊讶。观察人士认为，胡锦涛近来在重大问题上频频发力得分，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威望，可以预计，通过攻克上海腐败堡垒，改善中日关系，主导六中全会通过和谐社会理论，主导明年的十七大，胡锦涛今后将以更有作为的姿态和方式处理中国的内政外交。

　　中日两国这次能够通过安倍访华收到“双赢”效果，固然有国家利益、地区稳定等种种考虑，但也与胡锦涛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两次访问日本所留下的美好印象有一定的关系。

　　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不同，胡锦涛对日本没有什么成见，而是和另一名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样真心希望中日友好。1984年9月至10月，胡耀邦不顾中国当时紧张的财力和接待能力，一举邀请3000名日本各地、各界青年访问中国。

　　接待好日本青年，中共中央成立的筹备委员会，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担任筹委会的秘书长。1984年9月24日，第一批日本青年抵达上海，胡锦涛亲率1200名中国青年代表到机场迎接。3000名日本青年深入中国各地农村、工厂、街道，后来在北京汇合，受到胡耀邦的接见，并作为贵宾参加了中国的35周年国庆典礼。

　　日本青年应邀访华活动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作为回报，日本从第二年开始每年也邀请成批中国青年访问日本。胡锦涛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1985年3月访问了日本。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显然给胡锦涛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98年4月下旬，刚刚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首次出访的国家就选择了日本。访日期间，胡锦涛广泛接触各派各界人士，参观农户，品赏茶道。

　　胡锦涛说，时隔13年再次到日本进行访问，“我深深感到，日本的各党派、各界人士，在治国方略方面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在发展中日友好问题上却有广泛的共识。这说明，发展中日友好事业，具有广泛、坚实的基础”，“我亲眼看到了10多年来日本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愿意学习日本一切先进的好的东西，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合作。”

　　胡锦涛对日本的良好印象应该是他果断邀请安倍访华、采取灵活手段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因素之一。

　　根据前天发布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日本已经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日，中国也已原则同意。分析人士指出，这里的中国领导人指的是排名前三位的胡锦涛、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总理温家宝。只要安倍在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上不冒犯中国，胡锦涛很可能亲自出访日本，再续中日关系新篇章。

郴州景象：一夜暴富的老板和一群暴发的官员

　　郴州，这个毗邻广东的边城，近年来从湖南经济版图中异军突起。其中，地方财政收入总量连续6年紧追省会长沙之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连续5年列全省第二。这一切，都发生在李大伦主政期间。但郴州官场腐败大案连环引爆，让人依稀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湘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南岭多金属成矿带核心地段，已探明的钨、锑、矿居世界首位，铅、锌、钼、锡、铍矿储量居全国前列，煤炭资源也极为丰富，在地质界有“江南聚宝盆”之称。

　　地拜天赐，郴州就座落在这条五光十色的财富带上。

　　《瞭望东方周刊》引述当地一位官员的话说：“在李大伦手上，郴州经济似乎突然开始膨胀。”

　　据悉，2000年以来，资源型产业对郴州工业的拉动高达80%左右，而价格上涨对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近2年达到42 %。在当地人的描述里，农民肩扛一蛇皮袋子钨砂下山，就能换回一大摞钞票。丰厚利诱之下，民间投资大量向采矿及延伸产业集中，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当地老百姓较普遍的看法是：吃资源饭，钱来得太容易，造就了很多暴发户。

　　有数据显示：到2005年末，郴州全市私家车总量仅次于长沙，位居湖南各市第二，其中去年一年新增1.1万辆。按当地人的说法，这里的轿车要比省会高出一个档次，此说无从证实，但街头最新款式的奔驰、宝马不时可见。而在矿区，山路上常会蹿出一辆“沙漠王子”甚至“悍马”。

　　一位中央媒体记者说，这里金碧辉煌、装修豪华的酒店与周边坑坑洼洼的背街小巷，给他留下很深印象。印象很深的，还有一地产商在路边竖立的巨幅广告：让郴州的富人豪起来！

　　御泉大酒店一位服务生说，郴州一些较高级的宾馆，顾客多为当地人，经常把脏脚撂在大堂的沙发上，随地乱吐痰，如果你请他讲点卫生，对方往往眼一瞪：“不就是钱吗？老子的钱可以压死你！”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说，郴州的官员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

　　此外，郴州工商界有两类人反差极大，耐人寻味。

　　一类人与官员很有交情，而且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加炫耀。这些人里面，公认最“张扬”的当数一位操常德口音的基建老板。这位很多官员都想巴结的“地下组织部长”，因涉嫌向李大伦夫妇巨额行贿被羁至今，当地不少工程他均染指。

　　一位矿主表示，在郴州，如果你说得出哪位领导的“贴身机密”，这就是莫大的“资本”，圈内人都对你高看一眼。人称“雷猛子”的前副市长雷渊利，情妇们都交给身边几个老板打点伺候，这些“高级保姆”为其开车，争着买单，并以此为荣，人前人后津津乐道，相互间偶尔还争风吃醋。

　　这位矿主说：“雷还在台上时，他包养的情妇，我们掰着指头一个个能数下来，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另一类老板截然相反，与个别官员不共戴天，四处具名控告举报，从省城一直告到京城。告得倾家荡产，四处漂泊。

　　如桂阳县无党派的私营业主李民主，和其他几名股东投资1842线桂阳至临武公路收费权，用他自己的话说：“投资修路修成了逃犯”。李称因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强加的罪名”，自己被纪委“双规”羁押50天，还两次遭警察抓捕。

　　从工商界到一些官员都私下承认，郴州的市场已完全被权力掌控，多年来都是“卖方市场”，你如果没有“背景”，一般接不到工程。一位私营业主认为，个别腐败官员并不是简单搞“官商勾结”，而是扶一批、打一批，手法很娴熟，也很狠毒，应了民间“害人的菩萨有人敬”那句话。他认为，这便于捞取更多利益。

　　系列腐败案情背后，是长长一串私营企业家的名字。李大伦案发后，相比官场的风吹草动，讳莫如深，这些人矿照开，车照跑，买卖照做；被专案组叫去“谈话”，出来又邀伴官员参加社会活动，在当地荧屏亮相，十分活跃。

　　郴州官员们并不掩饰对这个群体的特殊情感。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提供了两组数据：一组是2005年郴州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3.8%；一组是2005年郴州市贷款余额居全省第9位，新增贷款总额列全省第12位，仅高于湘西州和张家界两地。

　　“资金瓶颈是制约郴州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而民营资本几乎是我们惟一的依赖。”他说，他们带来了投资，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税收，提升了政绩。“没有他们的贡献，郴州的发展不可想像”。

　　但市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说：暴富的老板背后，一定有暴发的官员，它几乎成了郴州的一条“铁律”，这是公权力的悲哀。

　　一个较流行的说法是：庭审时，雷渊利宣称，他作为贪官，在郴州只能排在第12位。版本的真伪有待考证，但这位副市长“大刀阔斧”的敛财风格，足以令人瞠目。

　　如他和一个叫周吉的老板商定“合伙开发”鲁塘市场、宜章四方井商业步行街等项目后，大笔一挥，用住房公积金作质押向银行贷款1650万元，自己多次“现场办公”，开协调会，把项目确定为“市重点工程”，解冻土地，指定政府各部门提前颁发规划许可证、减免各类费用、缓交劳保基金、变通解决消防验收等，一边笑纳周吉提供的折合人民币235.7万元的房产、现金、家电和住房装修。其中价值200多万元的一个商业铺门，抬手就送给一位情妇开茶楼。

官媒批现有体制导致官员重视上级意图轻民意

【网讯】《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载沈士光署名文章批评说，现有的政治体制导致地方党委贯彻上级政治意图的信念超过了解民众意图的信念。

　　文章建议，改革和改造现有组织模式的探索，让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使民意输入渠道更加通畅、有效。

　　此外，文章认为，按照中共有关规定，民主党派将逐渐参加地方政权，参与地方大政方针和地方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参与地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将利于民意得以贯彻。

　　文章并指出，要不断吸收、充实、调整热心党的事业服务的社会人士，成为不是正式组织的组织人，充分反映民意。

　　至于民意输入过程，文章建议从改变党代会选举机制着手，党代表的产生不能完全由组织内部提名，要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在选举过程中，制定党内竞选规则，鼓励党代表候选人之间展开竞争，鼓励挨家挨户争取党员选民的支持。

　　文章强调，地方党委只有充分重视民意才能最低限度的减少转型期间矛盾凸现期造成的政治压力和社会震荡，减少这种震荡给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害。

　　据悉，在此届六中全会后，中央高层准备再拓宽和疏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渠道。与此同时，胡温还会要各地方更正视和妥当处理社会矛盾的工作。

《半月谈》：中央将严惩经济政策违法的省市

【网讯】中宣部下辖的《半月谈》杂志近日报道称，中共中央将会严厉对付地方经济建设中违法违规的省市，而中央严惩内蒙古、郑州官员就是给其它地方官员敲响警钟。

　　该报道称，近年来，一些地方经济建设中的违法违规问题日趋严重。在大多数违法违规事件中，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了违法主体。某些地方政府欺上瞒下、花样翻新的违法行为，让中央的宏观调控遭遇重重阻碍。

　　针对这种不良现象和苗头，“中央推出一系列严而又严的规定”。然而，仍有一些地方政府“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最近，中央对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违规建设、河南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同时，也给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地方官员敲响了警钟。

　　报道称，土地违法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的用地冲动，究其原因，就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为了做大产值，为了快速出政绩，一些地方政府号召全官招商，全民引资。项目总要落在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就默许甚至纵容土地违法现象的出现。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郑州市龙湖区高校园区项目无不如此。

　　据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此前通报中指出，保护土地不仅是关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而且是关系民族生存的根本大计。面对耕地大量减少、人口继续增长的严峻形势，必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8日上午在北京召开，据官方媒体报道，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分析指，和谐社会，也必须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相信中央将采取措施确保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加强宏观调控，做到政令畅达，改变“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现象。此外，有批评认为，陈良宇落马标志着胡温政府进入“强力作为”时期。

北京市政府增补两名副市长 丁向阳、陈刚晋升

【网讯】刘志华被撤职以及张矛升任后，北京市政府一直没有任免新的副市长，由谁来补缺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官方网站消息，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10日通过任命决定，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陈刚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

　　有观察家指出，北京市地处中枢，位置极为重要。在张茅升任及刘志华被撤职后，北京市核心领导层曾多次动意提名、任命新的副市长，但由于近期各地一批省部级高官纷纷落马，“反腐”成为“主旋律”，经反覆考虑，主动将此事押后，意在对有关人士着意考察，确保新任命的官员符合中央的要求。

　　丁向阳（右图）履历：1959年9月出生，辽宁凌海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5月加入中共，在职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员。曾任国家煤炭部规划设计院干部，国家能源部办公厅干部、党组秘书，国家煤炭部人事司综合处副处长，国家经贸委研究室综合处正处级干部、办公厅正处级干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办公厅副局级、正局级干部，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现任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陈刚（左图）履历：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委员会党政全面工作。

　　目前，北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包括：市长王岐山；副市长翟鸿祥、刘敬民、吉林、孙安民、牛有成、陆昊、赵凤桐、丁向阳、陈刚；秘书长刘晓晨。

中国的买办集团已成为跨国资本的代言人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买办集团已经成为外部利益坚决彻底的代言人。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

　　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

　　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

　　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作者：袁剑）

商务部人事变动 崇泉王超晋升为部长助理

【网讯】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商务部近期进行了人事调整，商务部办公厅主任崇泉和国际司司长王超同时晋升为部长助理。

　　据《大公报》报道称崇泉10月9日出席了在浙江举行的中日经济讨论会。而王超则陪同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出席了6日在印尼开的中国印尼经贸技术联委会会议。这是两人首次以新职务出席公开活 动。分析人士指出，二人均在部内任职多年，晋升部领导后工作衔接等应属轻车熟路。

　　目前，商务部共有五位部长助理。而由于商务部统一主管中国对内、对外、涉台港澳经济贸易，事务繁巨，其内设司局也是国务院各部委中最多的。

　　据悉，中国商务部于2006年6月进行了自2003年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内部机构调整，新增服务贸易司，同时多位部司局级官员亦有大幅调整，商务部内部人士称此次人事大变动为“干部轮岗”。

　　除了商务部外，作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部门的国家发改委日前也进行人事大调整，发改委十四个司局的正副司局长大范围“轮岗”调换，涉及司局有能源局、运行局、综合司、规划司、价格司、体改司等。

中国强制审查外国通讯社产品规定有所软化

【网讯】路透社首席执行官汤姆?格罗瑟(Tom Glocer)称，中国政府对新近颁布的禁止外国新闻机构直接发展当地客户并对其产品强制审查的规定，其立场似乎有所软化。

　　承担新闻监管职能的新华社上月公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这项新规定引起美国和欧洲官方的关注，并引来倡导媒体自由人士的激烈批评。对此，格罗瑟在首次公开评论时明确表示，路透社不会接受新华社的要求，即只能通过这家政府新闻机构指定的代理人与当地客户打交道。他认为这些规定是一种“重大威胁”。

　　然而，他表示，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其他高层官员的公开保证让他打消了疑虑。他们保证，这些规定并非是要改变外资媒体在中国的运作方式。

　　格罗瑟将在近日与新华社社长田聪明会谈。格罗瑟目前正在北京访问，参加一个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中心的揭幕仪式。这个中心的总投资为一千万美元。

　　新华社称，它将把自己的监管职责与自身的商业利益分开，并认为新规定将在中国境内促进新闻信息“健康、有序”传播。

　　格罗瑟强调，他与田聪明多年来已经形成一种“友好关系”，并表示，新华社过去一直是一个“很好的”、“通情达理的”合作伙伴。

　　但是，对于路透社另一项规模更大的业务，即向中国各银行和大型企业等非媒体客户出售新闻和数据业务，格罗瑟拒绝接受将其交给新华社指定机构代理的规定。

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算是“新中间阶层”

　　中国国家统计局下属研究机构中国国情研究会，正式启动为期半年的“中国新中间阶层生活调查”的调查项目。由此而始，“新中间阶层”这一全新概念为大众所熟知。

　　中国国情研究会秘书长张仲梁专门提出的“新中间阶层”的六大标准：一、具有较高学历，受过专业化训练；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三、以工资薪金谋生；四、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五、强调自我成就、自我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相当的影响力；六、拥有生活必需的体面财富、闲暇时间。

　　《广州日报》近日刊登中国社科院博士时卫干文章分析指，按此标准达标的人也许并不算多。六项标准中前三条比较容易达到，中国目前近七亿劳动人口中，符合前三条的应该有近两亿。但要想达到后三条相对就难多了，人数将大大减少。“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这一条如何确定？是指这个人拥有诸如在报纸上发表评论的权力呢，还是指拥有一定的资源管理权力？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人必须是管理人员才属于“新中间阶层”？至于“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一点也比较缥缈，是说这个人必须属于艺术家或是政府官员之类吗？说不清楚。“拥有生活必需的体面财富、闲暇时间”这个标准更是让人为难：到底是年收入达到30万元还是40万元、拥有什么样的房产或汽车等资产才能被列入“新中间阶层”？

　　文章介绍，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机构曾经就收入问题作上网上调查，其中近四成人认为自己处于中等社会地位。而对于新中间阶层所应该具备的经济条件，被调查人员中有30.6%的人认为“说不清”，21.2%的人认为“50万元以上”，19.3%的人认为“100万元以上”。不过，对于这一比率我们不应过度乐观，因为网民幷不等同于整个就业人群，民工、低收入者哪有什么精力去参加这种调查呢？

　　尽管各国计算中产阶级的标准幷不尽相同，但纵观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有一个相同点：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人口比率都超过30%，瑞典等福利型国家这一比率甚至达到50%。根据目前的统计情况看，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年收入低于10万元，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是其中的主体，而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人群数量约1亿人，人口占比8%左右；家庭收入超过50万元的人群数量约在2000万人左右，人口占比不到1.5%。如果按有房有车、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指标计算，这一群体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文章称，目前中国的“新中间阶层”还不是社会的真正大多数。只有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群体的比例能够达到30%以上，中国才算真正步入“新中间阶层”社会。

探索医疗体制改革不应完全拒绝“市场化”

　　三个多月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发表其“宿迁医疗报告”，对宿迁卖光式医疗改革下了一个评语：目前宿迁市“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魏凤春公布了由他指导完成的另一份宿迁医改报告。这份报告却肯定了宿迁医改的基本面，为此打70分。这样的结论很自然地让很多人不解、甚至不满，网络论坛中有不少人怀疑清华的调查者被宿迁当地官员收买。

　　这种胡乱猜测他人动机的做法缺乏建设性。很多人急于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不愿意冷静地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才能够真正地增进公共利益。过去十几年政府主导医疗体制改革的失败，让某些群体遭受绝对或相对损害，但对于这些损害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如何减少、避免进一步的损害，从评论家到网民、一直到学者，人们似乎不愿意深思熟虑，反而固执地向着错误的方向狂奔，并且愤怒地谴责一切有悖于他们本能的设想。

　　这些人士普遍把“市场化”当成过去十几年医疗体制改革失败、某些群体遭受损害的罪魁。但仔细想一下，过去十几年的改革真的是“市场化”吗？在经济的很多关键性领域，比如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没有市场化；同样，在医疗、教育等领域，也没有市场化。因为，市场化的要件是打破垄断、自由进入、公平竞争、独立管制。而上述所有领域基本上不具备这些要件。

　　医疗领域过去十几年所进行的只是国有医疗机构的“商业化”而已，改革是政府为了减轻负担而进行的，政府放开了价格，但却没有放开市场进入，公立医疗机构仍然保持垄断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人为推动价格上扬。政府卫生部门则继续是这些医疗机构的大老板，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自然无力进行起码的监管，医疗机构处于事实上自由放任的无序状态。

　　宿迁医改比起上述商业化改革，更接近于真正的市场化。通过卖光政府经营的公立医院，政府打破了公立医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垄断；这也意味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公立医院的利益掣肘，增加了独立监管的可能性，从而使这个市场上的竞争有可能是公平的。

　　北大版报告的作者们所无法理解的现象：患者负担下降与医院收入增加同时出现。其实，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竞争会推动单价下跌，竞争也会推动医院降低成本。这种现象在公立医疗机构改革之初应当最为明显，国有企业改革之初曾经出现过类似现象。报告还称，宿迁在鼓励医院竞争和引入社会资本办医的同时，违背了医疗卫生的特殊性，导致宿迁市医疗机构过度供给，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在相同层次上竞争，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和无效率。

　　坦率地说，任何一个受过最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也不会为过度供给难受。笔者始终不解的地方:北大版报告的作者究竟是在为谁考虑？为患者，还是为医院？中央政府是很多项目的最终投资人，也负有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所以，为产能过剩担忧还可以理解。但自诩关心公众利益的学者今天为医院的供给过剩担心，实属怪事一桩。

　　过去十几年来围绕医疗体制改革所发生的悲喜剧，很多与这一认知陷阱有关。不少人士相信市场化解决方案，但没有辨析市场的真正含义，没有关注市场运转的制度框架，就匆忙把政府推出的商业化方案认作市场化。结果，在商业化导致服务价格飞涨的时候，市场化的声誉随之被葬送。本来就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供应及价格问题的学者就顺势宣告，市场化改革已经失败，尽管他们似乎并没有搞懂市场化是什么意思，市场的运行机制是什么？这样的宣告在不满的民众那里引起强烈情感共鸣。政府在此舆论环境下提出的对策，自然是本能地走回头路。最近透露出来的新医改方案就明确地排斥市场化，试图建立国家垄断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民众、学者、政府似乎罕见地形成了一个共识：医疗领域还是得政府唱主角。

　　但这样的共识是理性思考和辩论的结果吗？当人们拒绝市场化的时候，是否真的弄清了市场化的含义？清华的报告提醒人们，在重新设计医疗服务体系的时候，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市场化。不经过深思熟虑，尤其是在没有深入地理解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就把市场化排除在医疗体制改革方案之外，是轻率的。（作者：秋风）

收费“黑箱操作”下 高校学费节节攀升

　　高校学费猛涨的同时，中央的投入并没有减少。按今年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口径，理工科人均培养费用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约1.2万元至1.3万元。换言之，国家每招一个大学生，除去他每年交的学费，国家至少每年要在他身上投入7000到10000元—这一来，2000万在校生每年就需用去起码1800个亿。

　　也有人说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字。去年8月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就说，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至少要4万到5万元。照此计算，则国家每年用在高等教育上的经费就成了7000亿到90000亿。还有权威机构测算，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只需要7000-8000元。如此，则国家只需要在每个大学生身上投资2000-3000元，一共也就400到500个亿。

　　面对这些纷乱的数字，局外人也许永远搞不清究竟哪个是财政拨款，哪个是真正落实到学生人头上；有多少交了学费打了水漂，又有多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私人腰包成为灰色乃至黑色收入?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在高等教育上花了大钱，这笔开支已成为国家财政一笔不小的负担。

　　对大学教育没少投入，另一方面百姓叫苦不迭，原因有两个：

　　一是黑箱操作。如上面在分析为什么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会有那么多相差几乎十倍的数字时指出的那样：财政拨款在达到学生头上时，已经被太多的“看不见的手”从中收取“买路钱”，成为小集团的部门利益。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肥”了的大学及教育管理部门的豪华轿车、出国、各种津贴、奖金等等，就可一目了然。他们一方面截留国家财政拨款，化公为私；另一方面又大叫经费不足，肆意涨价，使得高校收费额度如雨后春笋节节攀升。

　　二是冗员太多。因为高校管理部门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也因此成了各类寄生人员的养生之地。大学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再加上工青妇组织，形形色色的人员都要吃要喝还要玩，除了截留原本该用到学生头上的费用，当然就只有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向学生家长勒索他们实际上已不堪重负的学杂费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大学教育主管部门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地位不对称，百姓对此无计可施。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权威太大、太厉害，因而它在学费问题上也就用不着考虑什么涨价听证会。另一方面，对诸如高校培养成本究竟多大、国家拨款究竟有多少真正落实到了学生头上这类本该让学生及学生家长知道的信息，教育行政部门严密控制。百姓对此无可奈何，毕竟大学谁都想上，是改变身份和“脱贫致富”的唯一寄托。

　　要解决大学高收费、国家高支出问题，只有一个思路，那就是公开透明。这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成本核算必须透明。现在，高校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究竟需要多少钱，国家又到底拨了多少钱，最后落在每个大学生头上的又到底是多少钱，这些原本对消费者应该完全公开的数字，却居然成了一笔谁也算不清说不明的糊涂帐。于是只好由教育官员一会儿一万，一会儿两万，一会儿三万四万的变来变去。这种培养成本上的不透明与糊涂帐，直接成为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和吞噬民众血汗的巨蟒。

　　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到底，如果进行严格而又透明的成本核算，很多见不得光的花销就暴了光，各种挥霍浪费，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就会公之于众。这样的后果当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想清楚了这一点，让大学生培养成本糊涂十年并继续糊涂下去也就不难理解了。

　　培养一名大学生到底需要多高成本—大学乱收费的症结所在—应当有权威的政府机构的公正测算。而且大学收费标准要履行严格的听证程序，必须保证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应当由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等制衡机构对高校收费标准问题，予以重新审议、评判。决不能继续听任大学成为内部控制人的赚钱机器。为此，建议国家尽早举行有审计署参加的大学收费听证会，明确收费标准制定的原则和培养成本计算的依据，最终实现公平的收费制度。

　　另一层含义是：将对大学生的暗补改为明补。姑且认为每年财政拨款到每个大学生头上培养费用是一万元，这样，每年花在高等教育上的财政就是2000亿。现在，为了公平透明的消费，可以考虑不要将这笔钱划到黑幕重重的高校行政手中，而是将其直接划分到每个大学生帐户上。然后，学校公布自己的各项经过物价审计部门审核的各项收费，由学生自由选择，自主买单，放心消费。

“惟博士是举”是中国大学的一种堕落

　　“博士学位就像脚底心的一粒米，不拿不舒服，拿了又不能吃”——这是一位青年教师在面对考博压力时的真实心理。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又岂止是“不舒服”这么简单？在今日的中国大学，一个教师如果没有博士学位，在争取教学科研资金、分房子、提工资、评职称时都会遇到麻烦，想当教授更是完全不可能的，许多大学甚至在招聘教师时，都干脆规定“非博士不要”。

　　这样巨大的压力，使大学教师中的考博热常年高烧不退。许多青年教师为此在生活和教学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道理很简单：考博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对考博有用的，对学术研究却并不一定有用。许多有过考博经验的人都知道，为考博而拼命死记硬背的许多东西，其实根本就是一些“垃圾知识”，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大学对教师是不是拥有博士学位的过度强调是非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病态的。因为博士头衔虽然可以证明一个人修完了博士课程（甚至连这一点也不一定），但却并不必然表明这个人就有相应的学术水平，大学“惟博士是举”和酒店门童以衣帽取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钱钟书先生曾经将博士文凭比作亚当、夏娃下身那片遮羞包丑的树叶，“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话是说得刻薄了一点，但道理却是不错的。

　　大学总的来说应该是精英荟粹之地，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买椟还珠式的蠢事呢？我认为这和中国的大学缺少一种适当的自治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主要表现为：在大学之外，教育行政部门有决定大学命运的权力；在大学之内，行政官员有决定教师命运的权力。

　　官员对学术是隔膜的，他们只对政绩感兴趣，而最能体现政绩的东西，莫过于那些标签式的，能够量化的指标。让一个官员去衡量一所大学或者一个教师真正的学术水平，那等于要了他的命！但如果让他去统计一所大学究竟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士，去了解一个教师究竟是什么学历，发表了多少论文等，那他就会胜任愉快了。可以说，正是行政权力对大学主导作用，诱发了当前中国大学的一系列弊病：包括考博热、发表论文热、学术造假热……等等。

　　但是，以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为标志，“学术卓越”开始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水准的核心指标。而洪堡认为，只有实行大学自治的原则，即由大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领导和管理方式，才能确保学术自由和学习自由，才能达成“学术卓越”。洪堡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德国一度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为世界各国所仿效，至今仍然是现代大学的核心传统。

　　作为一个标志，大学教师十分无奈地耗费极大的精力去追求博士学位而不是去追求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表明今天的中国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还仅仅是官员追求政绩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真正“发现知识之场所”，这意味着中国大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当然，这是中国大学的悲哀，同时这也让那些“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的喧闹显得格外可笑。（作者：郭松民）

“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相辅相成


● 谭中
　　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讨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统治精英正在掀起一场提倡“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浪潮。我认为这可是打造世界新秩序的百年大计，能为人类子孙万代造福。

　　我想借本栏发表三点观感：一、“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没有“和谐世界”，“和谐中国”是建设不起来的：二、和谐是现象、不是力量，是目标、不是进程，是结果、不是手段，因此要大力挖掘铸造一股强大的促进“和谐”实现的动力；三、从历史与当代国际形势发展来看，实现“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可以推动“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的打造。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世界”

　　

　　关于第一点，可以从三方面来探讨。第一方面，现在已经全球化，“民族主义”已失时效，人们嘲笑“台独”那种理念是“井蛙”心态，中国也绝对不能背离世界大潮流独善其身了。如果世界不和谐，如果人口跟中国不相上下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继续进行“文明冲突”，恐怖爆炸就会殃及新疆与其他地区的无辜。

　　特别应该注意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这四个国家，受极端主义误导、愿意拥抱IED（自制爆炸器）去杀害“妖魔”与无辜、“直通天国”的回教青年，比九一一以前增长了数十百倍。试问中国能在这样邻近国界的险恶环境中孤立地构筑“和谐社会”吗？

　　第二方面，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世界”。孔子说“治国、平天下”，秦始皇帝把那“天下”统一到一个大屋顶下。唐朝的两大邻邦——突厥和土蕃（西藏）——现在都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这个统一的过程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征服”。其实，现代“民族”观念把历史真相都歪曲了。一来所谓“汉人”只是使用“汉字”的人们，他们的祖先来自许多不同民族；二来汉番通婚从来不禁止（唐朝真正创始人唐太宗和儿子唐高宗以及唐朝最大诗人李白等血管里都有维吾尔祖先的精髓）。

　　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中国人”而没有“少数民族”标志，后来搬用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颁布了民族政策，引起许多“汉”人变“少”（为了享受特殊权利），反而增加中国社会的“异化”因素。现在要建设和谐中国，还得好好搞清楚中国人群的来龙去脉。一个能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朝鲜人热爱的“和谐中国”就会是“和谐世界”的缩影。

　　第三方面，中国为什么在两千多年来一直到今后无数世纪都把人类很大一部分（少则1／6，多则1／3）团结到一个大屋顶下呢？主要是人们喜欢这种超级人口大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它比“小国寡民”体制有着活动空间、经济发展、生活稳定等诸多优点。这就是中国的“世界性”，它与“和谐性”完全不相矛盾。
　换句话说，中国的形成本身就是“和谐”愿望的凝聚，关键就在于“治国者”(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管理“众人之事”的人们)，要有打造“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和人民笑颜”的那样一种和谐状况的本领。
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是动力

　　关于第二点，可以把“和谐社会”比作海上风平浪静，它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大气变化，兴风作浪，和谐也就烟消云散。现在人们把“和谐”本身当作一种雄伟的思想实质。

　　有人说：“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其实是要重建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其中触及到了民族的思想深处，要求人民的思想意识要作革命的变化，要抛弃很多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并且说，“和谐”就是“要做到广阔的包容，中国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这话的逻辑似是而非，把阻碍“和谐社会”的因素转嫁到广大群众的认识觉悟上去，而不是从“治国”的差距去研究问题。

　　促进和谐的动力究竟在哪里？我认为是在政治与社会、经济的体制上。为什么欧洲社会相对地和谐而美国社会相对地欠和谐？为什么美国在某些方面（如日常管理运作）相对地和谐而在某些方面相对地欠和谐（最近中小学连续发生枪杀惨案就是例子）？这些都是从体制上产生的。

　　促进和谐的动力产生于体制的公（允）、兼（顾）、放（松）三个平台上，也就是要消灭贪（占）、权（势）、压（制）三个暗角。体制要使分配、机遇、精神关怀、物质利益、政府赏罚都做到公允，特别在竞争中不让特权伸手。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一方面没有严格的公平竞争制度，另一方面党政要员生杀予夺权力太大，致使找工作、分房、争取福利之类都得走后门、靠关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和谐”呢？

　　要兼顾就是要“兼爱”，特别要照顾底层，要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要放松就是让老百姓抱怨、骂娘，把怨气吐出来。中国现在许多人上诉不敢具名，害怕报复（甚至连匿名信都不敢写），为民伸张正义要冒坐牢的危险，这怎么能有社会和谐呢？

　　从国内报上看到“特殊利益集团是和谐社会中生成的一个毒瘤”，我们生存在一个被少数人管理、规划、供应、安排生活的世界，不但是中国，全世界都如此。在美国，这少数人是隐形的，人们生活所接触的是一群和气、有礼貌的服务员（包括政府人员）。中国却到处可能碰到凶恶的交警、公路收费员、刑警、税收人员等。中国这二十多年来不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消失，凡是哪儿与管理众人之事有关的地方都可以闻到“官”气。要实现社会“和谐”，首先要大杀“官”的威风，要把“为人民服务”大红灯笼高高挂。

　　为什么要把“和谐世界”和“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搅到一起呢？现在人们一谈“和谐”，就开口孔孟，闭口老墨，佛教对中国社会“和谐”作过那么大贡献却被人忽略。印度阿育王在征战中伤害了许多生命而悔恨，大力提倡佛教“不杀生”。中国隋文帝和唐太宗效尤，在战地上修庙祭所有的敌我阵亡将士。秦汉建立的中国帝制在隋唐新帝制中受到印度文明和谐精神的投入因此增加了可持续性。

中印大同能促进和谐
还有，“打抱不平”也是中印文明的结晶。佛是“平等王”，鼓励人们铸造太平理想。佛教的“平等”定义是：“均平齐等、无高下浅深差别”，也就是提倡共荣。印度佛教有八大菩萨，其中的弥勒（Maiterya）到中国却变成“未来佛”。中国农民一闹革命，民间就有“弥勒下凡”的传言，这是一种未来天国的理想。“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在中国散播了“和谐”的种子，可以帮助中国的治国者铸造促进“和谐社会”的动力。

　　一位印度朋友说，要使伊斯兰挖掉恐怖文化的毒瘤，还得靠世界穆斯林本身，特别要靠在宗教和睦相处气氛中生活了无数世纪的一亿以上的印度穆斯林，这话有道理。从现代文明发展来看，西方文明已经不能自己解除“文明冲突”的枷锁了，最终要靠中国的“世界大同”和印度的“天下一家”来走出这一怪圈。

　　因此说，提倡“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来。“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理想是新世纪的“人道主义”。它和“绿色世界”、“天人合一”都是相辅相成的。在今天人们醉心于核武器、强力、爆炸，对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无动于衷，让色情、吸毒、精神污染日益泛滥成灾的时刻，中国也走到十字路口了，只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才能挽救。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旅居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