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08

六中全会 胡锦涛将进一步巩固权力

六中全会 胡锦涛将进一步巩固权力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评论认为,胡锦涛将进一步摆脱江泽民影响,树立自己的权威。

约35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聚集在北京,参加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

路透社分析,预料会议将决定开除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党籍,而且可能将案件提交司法起诉。

报道称,上海是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根据地,胡锦涛藉这次机会铲除贪污腐败官员,安插自己的亲信。

报道还评论认为,陈良宇下台严重削弱了所谓"上海帮" - 也就是江泽民的亲信和门徒的势力。

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指出:"这意味着胡锦涛现在可以说是大权在握,江泽民时代已经结束。"

社会矛盾

除了贪污腐败问题,如何减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也是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说:"很多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会出现一个危险期。中国政府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退兴衰。"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

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10多倍。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不和谐因素之一。

方针对策

亚洲 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采取措施缓解这一差距,将会影响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新华社引述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后,政府很可能会作出决定,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也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

此前,政府已决定在农村逐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中国将加快向平民教育方向迈进。"

分析人士预测,政府还将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投入,加大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中梵谈判无进展 陈日君:料2008年前难有突破

【网讯】今年1月已向教廷辞去香港教区主教一职的陈日君枢机7日表示,他相信中梵关系在2008年前难有突破。香港教区副主教陈志明解释说,陈日君这么认为的原因是北京和教廷过去一段时间的谈判都没有什么进展。

  今年1月已向教廷辞去香港教区主教一职的陈日君枢机透露,教宗本笃十六世向他表示,他将来应该担任教宗的中国事务顾问,尝试重建北京和教廷的关系。

  陈日君上周曾到梵蒂冈与教宗会面。他7日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他相信中梵关系的突破可能会在中共明年年底召开第十七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后,才会出现。

  陈日君说:“现在我有非常重大的工作要做,不能回避……基本立场已十分清楚,就是教宗希望作为华人的枢机,能够非常关注中国事务。”

  香港教区副主教陈志明接受香港媒体查询时补充,内地教会的问题复杂,陈日君感到不能兼顾,因此征询教宗意见,并提及辞去教区主教一职的问题。他又解释,陈日君认为北京和教廷复交的机会不大,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的谈判都没有什么进展。

  分析称,中梵双方都有“强烈欲望”想要恢复邦交,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官员今年6月曾在北京会晤,商讨中梵建交的问题。但分析同时指出,双方目前还有十分棘手的问题尚未解决,北京在这件事上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建交恐怕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实现。也有香港天主教人士指出,中国地下教会的反对几乎已成为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碍,极需要有人疏导。

  中国在1950年代和教廷断绝关系,这两年,中梵接触逐渐增加,不过,双方在中国教区主教任命权谁属的问题上各执己见,让建交谈判始终难有突破。

  但中国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4月30日在没有经过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同意下把马英林神父晋升昆明教区主教。这一事件引起中梵建交的种种困难。美国众议院也用最强烈的用语对天主教爱国会的决定表示谴责。

应中国新教会邀请 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即将访华

【网讯】受中国新教会的邀请,英国国教圣公会领导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博士即将启程前往中国。在为期两周的访问中,威廉姆斯博士将先前往上海,随后去其它四个城市。坎特伯雷大主教此次访华的目的是希望对中国的基督教团体以及中国的发展能有更深的了解。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前两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分别在1983年和1984年访问了中国。8月份,在访华行程宣布之后,威廉姆斯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非常欢迎能有机会和中国的教会有联系,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独特的文化传统。”

  报道说,届时随同威廉姆斯博士和夫人一起访华的还有伯明翰主教。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将会接待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行。据信,大主教将会与中国国内其它宗教领导人进行会晤。

  除了访问一系列参观访问之外,威廉姆斯博士还会在上海、武汉和北京进行三次布道。另外,他还会在一些不同的学术组织发表演讲和参加一些讨论。

【六中全会】中共将着力防控强势利益集团

【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当局表示,此次闭门会议的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有观察家指出,六中全会后,中国将着力于加强防范“强势利益集团”破坏社会和谐,同时中央希望通过此次会议重新树立权威。此外,六中全会是否有进一步的高层人事调整,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根据中共党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十七大定于明年举行。而从十二大迄今,历届六中全会(十三届除外)都是换届前最重要一次会议,会中都决定下届全国党代会召开时间。

  在中国现行政治结构中,中央全会的决策效应之高毋庸置疑,甚至往往成为主导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节点。从十六大几次全会之后的具体工作部署看,全会上通过的决定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增生。趁着社会正在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某些利益集团以各种手段贿赂政府官员,“钱权交易”,形成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最后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近几年,民众对特殊利益集团操控政府、垄断市场,造成分配不公、收入水平悬殊,拆迁补偿不足,官员腐败,医疗、教育、住房费用高企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怨声载道。

  因此,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六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会议之后,中国将着力于加强防范“强势利益集团”影响行政立法,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中国将逐步推行直选地方党政干部的方式来畅通和拓宽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管道,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将在更高、更广的选举制度层次上得到体现。今后,中国还将更多地利用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等手段为民众畅通利益诉求管道。

  此次六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看点是,在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星期,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因腐败被罢官。中国的高层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将会决定对陈良宇的正式处理方案。这也是北京方面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

  中央政府一直认为上海在经济等方面对北京提出了挑战。所以此次会议很可能还要另外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那就是努力重新建立起中央的权威。

  同时,陈良宇因腐败案而被革职,也令外界关注,六中全会会否有进一步的高层人事调整。北京政界人士相信,六中全会将为明年中共十七大的高层人事布局做准备。

  还有一些政治分析家表示,胡锦涛可能会利用六中全会来指定一个自己的人选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顶替目前正代理书记一职的上海市长韩正。有分析家认为,胡锦涛可能会在六中全会上发出一个讯号,提拨一名第五代领导人作为潜在的继任者进入权力中心。

  从最近一段时期内地官方传媒的报道,归纳出中共即将在六中以及六中之后出台的有关建设“和谐社会”的举措:

  ?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等内容。

  ?将首次明确提出以不断完备的制度建设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

  ?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将采取具体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的「特殊利益集团。

  ?将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着手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以进一步达致社会公平。

  ?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投入,加大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包括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也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利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分享更多改革和发展成果。

  另方面,预料在六中全会上还会对有关的人事问题作出决议:

  ?对陈良宇问题及其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去留有所定论。

  ?根据惯例,海军司令员兼任中央军委委员,而中央军委委员的调整必须经过中央全会批准。因此,最近出任海军司令员的吴胜利能否晋升中央军委委员,亦是六中全会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看点。

【六中全会】酝酿政治转型 共建共享和谐社会

【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从8日起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外,如何处置被革职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备受关注。

  由于这是闭门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工作报告以及未来建构和谐社会的蓝图,都需要待官方通讯社报道后才能够知晓。

  不过,据官方新华网的文章指出:“中共全党的普遍共识是,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是实现中国长远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此次政治局会议开宗明义强调,中国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认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意思虽早有体现,但这一表述也属最新总结。

  叶笃初认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牵涉到全社会,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我的印象中,近年来从来没有哪次中央全会如此牵动人心,如此引起社会广泛关切。”

  而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出题为《坚持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评论员文章,其中亦强调,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

  至于如何化解矛盾,在新华网另一篇文章中可见端倪。

  文章引述分析人士预测,六中全会后,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中共将加紧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同时,在本次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共中央党校组织一系列文章和专家访谈,都强调和谐社会的各方面,其中包括改变政府职能;使得中国政府从经济导向型转变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党要把工作中心放到对社会制衡上来。

  此外,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共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不面对如何清除腐败与提升执政能力。因此在六中全会前被革职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将如何处置、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是否被撤销,以及政治局与中共中央军委的人事调整,都受到关注。

传原上海财政局局长刘红薇协助调查陈良宇案

【网讯】陈良宇贪腐堡垒被攻破,涉案被调查者越来越多,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前上海财政局局长刘红薇被中纪委“邀请”协助调查。据悉,中央先以擢升为名调刘红薇到北京,再大规模查处上海社保案。

  此前,陈良宇的前秘书、宝山区区长秦裕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因涉社保案已先后被调查。

  据悉,今年六月十七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刘红薇同志免职的通知”,发给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的通知指市政府决定:免去刘红薇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但公众一直没有看到刘红薇的相关任命。

  上海一位官员说,当时,上海官场只知道,刘红薇调中央财政部,是未来财政部副部长的人选。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的“领导介绍”一栏里,刘红薇大名出现,头衔却是财政部部长助理,网站上显示的日期是2006年8月4日。不寻常的是,所有财政部十个部长、副部长及部长助理都有相片和文字介绍,刘红薇的网页上却仅有头像而没有任何文字介绍,这对介绍财政部相当一级官员显得十分反常。

  可以查找到的是,新华社在七月底和九月初自内蒙发出二次稿,内容都是讲中国不断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法补助专款数额的问题,前一次是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全国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刘红薇冠上“财政部部长助理”头衔出席并讲话,后一次,记者引用了刘红薇的讲话,但并没有指出是在何时何地的讲话。

  北京的知情人士指,内蒙的记者九月四日引用了刘红薇的讲话时,可能并不知道刘红薇已被中纪委邀请“协助调查”了。

  有财政部官员表示,部里上下都知道刘红薇涉及上海弊案,已被中纪委邀约谈话,协助调查,但是否双规就不知道了,部里没有正式宣布,平时大家也不是天天见面。

  从公开数据里可以查到,刘红薇,1953年12月出生,籍贯是浙江宁波辖下的慈溪,她1994年九月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1998年4月任上海市财政局、市地方税务局局长至今。在刘红薇的上海老领导中,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她是同乡,同来自浙江宁波。

  知情人士称,在上海官场中,刘红薇属于比较另类,她外形颇有吸引力,即使半老徐娘仍风韵犹存,加上刘红薇舞姿了得,还在任财政局副局长时,圈内人都知道,前局长与她是一对很默契的舞“搭子(舞伴)”。

  而陈良宇在抽调至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处任职时,在位于徐汇区高安路十九号的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宣传部的办公楼的周末舞会上,经常可以见到陈良宇的身影,说是陈良宇非常喜欢跳舞,而且特别喜欢和年轻漂亮的女干部跳舞。

  刘红薇平时颇注意打扮,认识她的人都说保养得很好。知情人士说,刘红薇喜欢把头发盘在后脑,显得更为年轻一些,所以有人就给她一个绰号叫“盘头”。刘红薇自然也是陈良宇最佳的局级舞伴,而在上海社保案中,刘红薇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另据香港媒体报道指,上海目前有区县局以上的官员二千多人,陈良宇的这张腐败网所触及的局级干部起码会超过一百,将大大超过当年北京陈希同案涉案七十多局级干部的数目;涉及腐败的金额也将是天文数字;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腐败形式也是当年陈希同所远远不及的,案件进入刑事检控不可避免。

  据悉,在中纪委将办公地址挪到陕西路的马勒别墅,陈良宇还曾动用人员在马勒别墅对面的大厦设立监视器,将进出马勒的人员、车辆都拍摄下来。

中央力挺天津再造大上海 高层密集动员规模空前

【网讯】在国庆和中秋双节之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下台,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中央高层最近围绕天津的一系列大动作,也引起了海内外不少关注。

  据《青年参考》引台湾《天下》杂志报道说,为什么台湾首富郭台铭要亲赴天津,考虑建设鸿海科技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第8个生产基地?为什么长荣集团要注意天津整整10年,并可能花下4亿美元投资天津港?

  在天津滨海新区,亚洲惟一的空中巴士(Airbus)装配厂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规划;海边的石化工业区,年产能超过百万公吨的大型乙烯厂如火如荼地兴建;丰田合资的大汽车厂正忙著扩充;摩托罗拉和三星的最新款手机,一货柜接一货柜从这里输往全世界。

  据悉,20年前的8月,邓小平顶著酷暑现身天津,视察市区、港口和昔日的租界,发表意义深长的谈话:“你们(天津)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今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议,先后通过决议,激活了建设天津为中国大陆北方经济中心的棋局。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由主任马凯带队、12个司局级负责人到天津调查研究,提出30多项具体政策意见,把天津滨海新区的策略性地位,与深圳和上海浦东相提并论。紧接著,决策层次不断提升。

  6月,温家宝总理率领国务院16个决策部门的首长,住进滨海新区,分头和天津各部门首长,召开现场会议,针对现存问题和重大政策,展开逐项讨论;国家主席胡锦涛稍后也抵达天津考察,代表中央最后确认。

  这样大规模的高层密集动员和集体决策,在中国各省市开发史上,可谓空前。各级官员被要求尽快提出创新方案、改革纲领和各项配套,感受到前所未见的工作压力。

  为了证明“建设高水平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不是抽象的口号,国务院今年6月公布天津发展计划的同时,确定和欧盟合作,在天津设立空中客车A320客机生产线。这是空客生产线首次踏出欧洲大门。

  空客落脚天津,是当局支持天津奋起的一个最好例子。官方这些连续动作,自然让敏感的企业界察觉到商机。

  当地权威人士透露,台湾首富郭台铭旗下的鸿海集团以富士康的名义,在天津试探性投资5800万美元,做手机零件和加工。去年郭台铭到天津,会见市政府高层,表达扩大投资的意愿。据称,鸿海希望拿到7平方公里的土地(约为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刚创立时的3.3倍大)。

  郭台铭对办厂有兴趣,有些企业的目光则聚焦在海上。天津港吞吐量目前在全球排名第九,地方人士表示,长荣集团10年前就注意到天津港,考虑了整整10年,最近表达投资的意愿。“规模肯定不小,估计可能达到四亿美元。”

  天津和亚洲许多新兴城市一样,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天津滨海新区的网站上,有固定的专栏,盯着上海浦东(面积约滨海新区的1/5)的一举一动:哪边的投资多一点、设备新一点?随时更新内容。滨海新区管委会设定的内部要求是,要用10年时间,赶上10年之后的浦东。

中共开始进入第三个“强力作为”时期

  把陈良宇案与11年前的陈希同案相提并论,并且简单地贴上“权力斗争”标签,其实是低估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远大目标与魄力。如果把“十一五”发展计划的扎实,处理国际事务的日渐大气,反腐力度的不断强化,中央部委数十个调研组分赴各国考察社会分配、福利制度、劳资关系、突发应急措施等等联系起来,那么,陈良宇案也许可以被看作中国进入第三个“强力作为”时代的标志。

  温家宝在国庆57周年招待会上对改革开放“只会前进,不会倒退”的誓言,对“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强调,《人民日报》社论对“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动员,都显示新一代领导人不会错过“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三步走”的崭新时期

  中共建政后能称得上“强力作为”的时期有两个:一是1949年到1956年间的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1978年到1989年的全方位改革开放。

  在第一个时期,执政党以强有力的气魄引领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大多数人在“新社会”的建设和财富分配中获益,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第二个时期,中共领导人民解放思想,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把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带入世界舞台,老百姓的生活在解决温饱后向“小康”过渡。

  目前正在进入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时期,则是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现代国家的常理常识和科学发展观,来创造性地建构新型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使中国成为不仅让世界看重而且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建立国家,成为世界大家庭一员,在国际舞台卓然而立,这个“三步走”是历史进步的逻辑,也是执政党肩负的重任所在。

  在这三个“强力作为”时期之间,并不是说执政党没有作为,而是不够有力。有某一方面的成就,但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在上世纪60年代,虽有原子弹研发成功这样震惊世界的创举,但“十年动乱”的肖像无法抹去,肖像绘制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在90年代,虽有香港回归、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切向钱看”的形象近乎定格。某些党内高官不是领导社会进步,而是被领到以权谋私、闷声发财的道路上了。老百姓抱怨领导“不作为”,其实他们在忙着为自己“作为”,陈良宇就是典型代表。

内政上先做后说

  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其实已有别开生面的作为。与毛泽东、邓小平“先农村,后城市;先思想,后行动”的策略相比,胡温的作为则是以“先国际,后国内;先行动,后结论”的线路进行的。这种“作为之道”与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扑朔迷离有关,也与国内党政权力交接的盘根错节有关。

  中国最近几年在外交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除了与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庞然大物”以不卑不亢的姿态保持着平等而顺畅的关系外,中国还把外交触须伸向全球各个角落,与南美、非洲、南亚、中亚国家建立起具有互惠互利实质内容的政治、经济、贸易新关系,目前正渗透中东地区,一个真正覆盖地球村的全球化战略格局已初步形成。

  与以往相比,新一代领导人在外交上有两大特征:一是在对未来预见的基础上主动出击,把几年后可能出现的国内能源紧张问题提前到现在解决,把10年后中日更为激烈的利益冲突摆到现在逐步消解。二是用具体的外交行动体现“和谐世界”的文化理念,人民币升值不仅在帮美国经济也在帮世界经济;向冲突地区派遣维和部队,不仅在维护世界和平,也在为各种形式的“中国制造”走出去铺垫道路。

  这种努力的结果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逐渐变成“祝中国成功”,日本新首相就职后便发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很多过去视中国为“竞争对象”的国家现在改口为“战略伙伴”。今后外交场上智和力的格斗会更多更复杂,但用心“作为”结果总不会太坏。

  外交上的成就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魄力和执政风范,现在正向国内事务“攻坚”。其实,内政上的诸多“实际行动”已在为“和谐社会”理论做着诠释。出于对前代领导人的尊重和接受实践检验,更完整更全面的表述到现在才加以总结。

  “和谐社会”一词是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次年2月,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六项目标,把“民主法治”摆在首位,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民主与法治是中共第二个“强力作为”期末党内先进者和大众共同的呼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制度上反贪防腐的探索近乎停滞,以致在陈希同案之后出现了过犹不及的陈良宇案,政府信誉因此受到很大伤害。现在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仅在承续邓小平、胡耀邦未竟的事业,更重要的是创建执政党能够“持续作为”的政治制度。

  可在三个方面估量革新的力度:首先,能否扩大党内竞争民主,使那些有能力领导人民诚实劳动、勤奋创业的有识之士通过合法渠道就能步入政坛,无需拉关系走上层路线,腐败通道因此被堵塞。

  其次,地方各级的党政监察机构和司法部门是否改革为中央垂直领导,纪检部门有效地监督地方官员的从政行为,不仅能保证廉政,还能督促他们有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

  再次,能否赋予人大政协和新闻媒体更多参政议政、反映民意、透露真相、监督党政官员的空间和自由,使党内民主向全民民主扩展的进程中有阶梯可寻,有路标指引。

  中国人谈起过去,常怀念50年代的“人爱人”和80年代的“宽容与进取”。未来的人们又会以怎样的字眼和心境描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呢?我们拭目以待。(作者:陈冰)

不比能力比财力 村官选举“贿选风”蔓延

【网讯】近一段时间,中国许多地方都在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但是一些地区出现了“贿选”的不正之风。据悉,在呼和浩特市,部分村委候选人为了当上村官,花费巨额资金请客送礼,有的村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的“价格”从100到500元,个别甚至达到1000元。

不比能力比财力 巨额资金买选票

  前白庙村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的一个行政村,全村约有1000余人,有662人参加了本次选举。7月8日,村民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预选,上任村委会主任云连成和村委委员乔玉梅当选为候选人。从这一天到13日正式选举的近一周时间内,前白庙村热闹非凡。

  “天天可以到饭馆白吃饭!”村民张悦说,每天都有大客车、小面包拉村里的人到附近的大小饭馆用餐。双方的亲朋纷纷出动劝说处于中间的村民,有的还打电话让远在外地的关系户回来投票。

  正式选举的前一天,村民们陆续接到送上门来的钞票。“刚开始,连成这边有一张选票给500元,玉梅那边给600元;后来,连成那边又给加送200元,个别人‘重点户’给的更多。这样一来,一张选票可挣到1300多元。”一位村民说,家里人多的,一下子能收到几千元。

  “我家有两张选票,选举前,云连成那边的人先后给我送来1400元,玉梅这边送来1000元。”其他几位村民也反映收到了两家送来的现金。村民们还说,除了发放现金,双方还口头许诺当选后给更多的钱。村民李文标证明:“选举前云连成这边的人先给了我500元,并答应选成后再给4500元。”

  乔玉梅说:“为了当上村委会主任,我准备花26万。选举前请客、送钱就已花了五万多,另外还承诺当选后再送给大家20多万元。”但有村民说:乔玉梅选举前就把20多万送了出去,落选后又把一部分钱要回去了;云连成花得比乔玉梅还多,至少有40万。

  据悉,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西把栅乡等地调查发现,像前白庙村这样在村委换届中花钱拉选票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离城市越近,竞选争夺越激烈,花费也越高;竞选的村干部“级别”越高,花费也越高。当地农民开玩笑说:“这村干部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一些村民诙谐地说,不管怎么说,选举这两天老百姓的日子很好过,不光能白吃白喝,还能拿到成百上千的“外财”,这样的选举要是一年能多来几次就好了。

村官权力 含金量提高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一个管理岗位,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取消了农村“三提五统”,通过转移支付对村主任等干部进行适当补助,每年约有几百元至上千元;作为农民,在呼和浩特市去年的纯收入不足5000元,加起来村官一年的正常收入不会超过一万元,但一些人为什么敢于投入几十万元来拉票竞选呢?

  采访中一些村民说,当上村官,就有权决定或参与决定村里的土地转让、宅基地分配、工程项目建设等事项,越是靠近城市或有矿产资源的村子,越是“油水”大。

  前罗家营村一位村民说:“想当干部的人又请吃饭又送红包,不为别的,有利吧!原来穷的啥都没有,当上几年村干部就发了。”

  以前白庙村为例,村民以前靠种地养牛为生,日子过得平平常常,村干部也不怎么引人注意。近几年来,随着呼和浩特市城区的扩大,前白庙村逐渐由远郊变成近郊,土地价格逐年上涨,村主任逐渐成为村民眼中的“香饽饽”。去年,呼市建绕城高速路经过前白庙村,征了村里部分耕地、草地和荒地。围绕荒地补偿款的分配和使用的种种问题成为村民议论的焦点,村民李宝明说:“那么多补偿款不给群众分,不知道哪里去了。”

  随着中央扶持农业的项目增加,对农村的投资越来越多,村主任这个“没品”的小官,手中权力的“含金量”逐渐提高。尤其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和地方普遍加大了投入力度,一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生活环境、住宅档次的资金数额巨大,都将成为村官手中新的资源。

国土部官员披露温家宝亲查郑州非法批地案始末

【网讯】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透露,国庆节后,由监察部牵头、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参加的土地执法专项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郑州违法用地案圈占耕地近万亩

  据张新宝介绍,龙子湖园区是郑州市郑东新区建设规划的组成部分。但该规划因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相衔接,未获得国家批准。2002年12月,河南省省长办公会议原则确定在龙子湖地区建设高校园区。此后,河南省和郑州市先后批准12所院校入驻该园区。

  在省、市两级批准有关院校进驻的过程中,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在未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从2003年3月起先后与郑州市金水区政府签订征地协议24份,共征收土地14877亩。在金水区按协议进行征地拆迁后,有关高校相继入场平整土地或开工建设,配套基础设施陆续开工。

  现场勘测表明,如今,在征收土地范围内,已圈建围墙、平整土地、建筑物及设施占地11339亩,其中一般耕地2999亩、基本农田4222亩,其余仍为原状。

总理亲查原因 “比较典型”

  为什么温家宝总理公开查处这起违法案件?为什么处分这么重?张新宝用这四个字给出了答案:比较典型。

  据张新宝介绍,这是一起违反规划、非法批地、顶风作案、有禁不止等典型特征集于一身的典型案例,是在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乱占滥用耕地大声喝停的情况下发生的。

  自2003年2月起,全国开展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工作,大力整治乱占滥用土地、严重破坏耕地等违法现象。然而,就在一个月后的3月份,龙子湖园区开始实施非法征地拆迁。随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央对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力度逐步加大,但郑州市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其违法行为。2004年下半年,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部委组织全国基本农田大检查,检查组到郑州后,要求去龙子湖园区,但被河南省、郑州市有关部门以种种借口阻挠。

  2005年2月的一天,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十五,张新宝等一行三人来到郑州,下火车前5分钟通知省厅要去龙子湖园区。经过五天的仔细调查,当时已有6所院校进驻园区,正在组织施工建设,圈了6000多亩地,实际占用了2700多亩。

  3月份,国土资源部将调查情况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批示,同意在有关院校占地2700亩的总规模不扩大、修改郑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并相应核减郑州市用地指标的条件下,依法办理先期开工的六所院校的用地手续。

  但是,郑州市竟然置中央决策于不顾,不但不停止、不查处,反而继续实施非法征收占用土地行为,并且征占势头比以前更凶更猛,想进一步将“生米煮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

全国土地执法检查国庆后展开

  “这是国土资源部建部8年来,中央因为非法批准征占土地问题查处政府官员级别最高的案件。”张新宝透露说,以前,因为土地问题被处理的政府官员,最多也就是县长、市长一级。

  “更严厉的举动还在后面。”张新宝透露。国庆节后,由监察部牵头、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参加的土地执法专项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次行动,目的就是要推动自查自纠,查办大案要案,严肃惩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发生的势头,改善土地管理和土地执法环境,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重点查处非法批地、未批先用、批少用多、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行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地方各自为政局面改变

【网讯】目前,一个新疆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的工业园区——奎屯—独山子石化工业园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这个规划面积为89.9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它打破了新疆的行政区划界限与行政隶属关系。

  据《大公报》报道,这个省级工业园由归属地方的奎屯市石化工业园、归属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石化工业园、归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七师石化工业园三个工业园合并而成。

  与此同时,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政府和与其毗邻的新疆建设兵团农十二师104团也宣布,将在两行政区划交界处联合兴建一个以都市工业为主的小型加工企业和外向型工业企业园区。

  这些工业园的兴建,使人们惊喜地发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地方几十年来各自为政的局面真正开始改变,人们期待了几十年的兵团和地方融合发展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

  1950年1月,新疆军区所部19.3万军队除了20%的机关业务人员和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外,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始了屯垦戍边的任务。

  多年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千古荒原和边境地区屯垦戍边,为新疆的繁荣稳定,为国家的边境安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被中央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

  但是,在兵团屯垦戍边的过程中,在行政区划上和新疆地方政府犬牙交错,而兵团又属于中央计划单列的实体,使兵团和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各自为政,形成条块分割的局面,经常为土地、草场、水利、矿藏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发生争执。

  现在,新疆开始尝试以兵团和地方官员实行交叉任职来改变这一局面: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任新疆兵团第一政委,地州党委书记兼任兵团师级党委第一政委,而兵团党委书记兼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师级党委兼任所在地州的党委常委。

北京致力在2008年奥运展示新面貌

  为迎接2008年8月8日开幕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正在飞快地建设运动场馆及城市的基础设施。

  《经济学人》文章称,包括天津、青岛等协办城市在内,与奥林匹克相关的设施一共有37处。北京集中了32处,其中有19处都是新建。同时,北京正在建设和整修长达300公里的道路,并在推进4条新地铁线路的建设。

  中国政府的想法是:世界在关注北京的时候,北京必须给人留下现代城市的印象。据说与奥林匹克相关的投资将远远超过当初预计的16亿美元。

  奥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媒体记者、游客等预计总共有55万人左右。北京正在下力气推进饭店建设。新建的星级饭店约200家。包括现有的饭店,到奥运会开幕时,合计将达800家,有13万间客房。现有的饭店80%都是80年代和90年代建设的,饭店内的卫生设备及室内装修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约500家饭店的主要部分将着手改建或重新装修。

  在交通方面,能否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是能否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关键,所以政府也特别重视。为缓和交通压力,政府正在努力扩建道路和增加地铁线路,老百姓对此也非常高兴。

  “绿色奥运”是中国提出的奥运会3个目标之一,就是重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北京目前的状况是,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据说北京市政府最近指示,要对工地现场的粉尘污染状况进行调查,问题严重的,将公布施工单位的名称等,严加处罚。

  北京奥运会的另外两个主题是“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所谓“人文奥运”,即以提高北京市民的文明及礼貌为目标。特别是要在禁止随地吐痰等问题上下功夫。从今年3月起,北京对这些行为开始了认真取缔,罚款从20元到50元不等。对不交纳罚款的人,将要求本人将痰迹处理干净。对乱扔垃圾及对宠物排便丢弃不管也都要加强管理。

  行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还有一件令人生畏的事情是,汽车、自行车及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汽车司机会若无其事地把车开进人群,自行车毫不畏惧地与汽车抢道而行,步行者过街时对信号灯熟视无睹。

  为提高国际都市的形象,北京市政府正努力在市民中普及英语会话。市政府去年设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其目的是在出租车司机、警察、饭店服务人员、志愿者等市民中普及英语。

  北京街道的外观,包括城市机能,人们的意识都将发生变化。虽然这样做给市民带来的压力也很大,但是许多人都支持政府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民族发展中必须解决的课题。

中国邮政法草案遭到内外资快递企业一致抨击

【网讯】中国本土和外资快递企业公开抨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最新草案,称它将形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违反贸易协议,导致有数十万雇员的非国有企业破产。

  快递企业高管表示,业内代表与中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部门官员上周会面,但对这部拖延已久的法律可能的影响,业界的担忧并未减轻。

  他们表示,根据草案的一项条款,国有企业中国邮政(China Post)的一家子公司将完全垄断重量低于150克信件的递送业务,而此类业务占民营快递企业同城业务90%以上的份额。

  民营快递企业上海东方万邦快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平表示,一旦新草案付诸实施,我们就要破产。

  对小型包裹递送业务的垄断不会立即对国际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但它们将受到其它条款的冲击,这些条款有利于中国邮政,将收紧专营限制,强制征收相关费用,以补贴邮政普遍服务。

  敦豪(DHL)、联合包裹(UPS)和联邦快递(FedEx)等国际快递公司都渴望将业务扩张到中国,因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令其成为国际服务需求的强大源泉,对于同城和城际递送业务而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

  亚太快递业组织表示,来自业内消息人士的信息显示,该草案将“扼杀健康竞争”。该组织正代表国际快递公司与中国政府谈判。

  亚太快递业组织在对这份草案的书面回应中表示:“中国既没有征求行业意见,也没有考虑限制性的邮政体制对经济的广泛影响,就在起草一部导向错误的新邮政法。”

  业内高管估计,有超过100万人供职于私营快递企业,这些企业都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各个城市迅速发展起来的。

中共将借鉴国外执政党经验构建新的社会公正观

【网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近日透露,中共将借鉴并汲取国外一些执政党经验教训,来促进中国的社会公平。

  该社引述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林德山的话说:“公平正义是一个客观的社会问题,国外一些执政党也会从社会政策上、公众利益上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方面没有什么政治禁忌。”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中共决策者把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视为“矛盾凸显期”,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多发多样状况,如果调处不好,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公平正义观,同西欧社会民主党等一些国外执政党提出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公平价值体系间有比较相似之处。”

  据指出,在基本价值体系方面,西欧社民党革新了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认为在分配方面过分强调追求“结果平等”已经过时,“新公正观”应首先强调“过程的平等”和“起步条件的平等”。

  林德山说,西欧社民党是从制度上作整个社会公平的规划,从制度上设计出一些路径来,通过政府手段来对社会分配作从战后共享向制度安排的过渡。

  林德山并认为,执政党立足于各自的社会现实作出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中国共产党也不会照搬照抄西欧社民党的做法和措施。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各种迹象表明,中共将更重视从实际层面和操作层面来实现社会公平,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六中全会】和谐社会有望被写入党章和宪法

【网讯】为期四天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谐社会”理念有望藉此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执政高度,并为未来写入党章和宪法埋下伏笔。

  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300多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全会的中纪委常委和有关负责人,昨日纷纷抵达北京京西宾馆报到。据传,中央政治局今天举行预备会议,就六中全会的具体议程、有关议题及会务组织作出了部署。

将构建和谐社会蓝图

  研讨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是这次全会的一大主题。这也是近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将着重研究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并可能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分享更多改革和发展成果。

  据悉,从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到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再到六中全会对此作出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中央的核心执政方略。官方媒体近日都刊文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中央政治局9月底开会,决定将修改后的《决定》文件稿提请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这份《决定》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勾勒了怎样的蓝图,提出了什么路径,相信在六中全会闭幕当天会正式公布。

  值得留意的是,中央政治局今年7月决定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时发表的官方公报,已经为“和谐社会”理念的进一步提升露出玄机。

  这篇政治局公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香港《文汇报》引述政情观察家的话称,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相提并论,这在以往官方表述中极为罕见。

为修改党章宪法埋下伏笔

  《党章》中有关党的基本路线、《宪法》中有关国家的根本任务的文字表述,是由官方反复推敲而定。政情分析人士认为,讨论六中全会议题的政治局会议,在公报行文中的提法与现行的《党章》及《宪法》均有所不同,无疑为人们展望六中全会乃至未来党章和宪法的修改打开了想象空间。

  明年十七大召开前夕,十六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否讨论党章修正案,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发出相关信息。不过,熟悉中共党史的专家指出,中共十二届以来的历次中央全会数据显示,历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都无一例外地讨论并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并与中央全会的政治报告一起,提交随后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审议。

  他认为,如果十七大有修改党章议程,那么在党章中将“和谐”加入“富强民主文明”的表述之后,明确地将“社会文明”的诉求,与原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而四位一体,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党章的修改,又为未来宪法的修正奠定基础。

【六中全会】25年来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

【网讯】驻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说,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会进一步关注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的未来,并很可能会制定一些新的方针和精神。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近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

  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将着重研究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并可能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分享更多改革和发展成果。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成为贫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3.22∶1,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另外,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10多倍。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不和谐因素之一。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采取措施缓解这一差距,将会影响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将加快建立一个虽然水平低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将包括:在农村先建立一些初级形式的保障,比如,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城市推进社区建设,对城市贫困家庭的教育、基本医疗以及水、电、气、公共交通价格调整给予适当补贴等。

  “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汤敏说,“而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投资教育。”

  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后,政府很可能会作出决定,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也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此前,政府已决定在农村逐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中国将加快向平民教育方向迈进。”

  分析人士预测,六中全会后,政府还将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投入,加大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中国开始正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现状

  中国已经登上了全球信息技术的大舞台,这一点无人质疑。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出现的高科技工业园里,从笔记本计算机到iPod播放器,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都在这里进行组装。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信息技术供应链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市场,一些观察人士因此警告说,中国正在威胁美、欧、日的技术主导地位。

  在今年的一次讲话中,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他对此很有信心——但是,他对这一目标的解释与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徐冠华说,在2001年,中国在49个主要国家当中,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处于第28位。如果中国2020年要进人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要从当前的水平再前进10位,进人世界前20位,我们才能够说取得了成功。

  这种相对保守的抱负反映出中国在掌握先进技术方面的不足。2004年以后,中国已成为最大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然而,出口大潮的真正主导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却是那些正在利用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外国人。

  中国商务部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2005年,中国的电子和信息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达到26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9%。外国控股和投资的公司占了这些出口的87%——中国本土的公司对出口的贡献实际上还下降了。

  毫无疑问,北京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今年,在科技政策制定中最热门的一个词可能就是“自主创新”了。中国领导人正准备为加快科研步伐投人巨资,据报导,2006年的国家科研投资预算为720亿元,比上年增加了近20%。

  最新的五年规划高度强调提高国内公司的研发能力,并在一些战略性领域(如软件领域)对它们予以支持。然而,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仍十分不力,资本市场对于为技术公司提供支持尚不适应。

  巨大的市场的确使中国拥有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多得的条件,对干那些在中国寻求市场的外国公司来说,技术转让是例行要求。但是,北京努力通过在无线技术等领域设立本土标准而为国内企业提供便利的做法,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成效。

  这些困难可能有助于解释徐部长为何试图重新定义“自主创新”。他说:“我们的自主绝对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创新,吸引外部技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仍很重要。”

政策研究专家指胡锦涛治国有新的“三大法宝”

  “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三项方略在胡锦涛执政过程中日趋系统化,将成为继“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后,中共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新“三大法宝”。

  大公报引述政策研究专家赵国鸿博士的话称,中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个法宝是科学发展观,它将贯穿中国现代化全程。

  第二个法宝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和谐范畴是对中国传统和谐的继承发展,其中也蕴含民主和法治。此外,“中国威胁论”料将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因此,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赵国鸿强调称,新三大法宝有助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富有感召力的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胡锦涛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成为中共总书记后,先后推出一系列有别于前任的新思想、新理论。

  在这四年内,胡锦涛提出的新理论主要包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加强中共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

  而今年以来,官方媒体展开大规模宣传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的造势活动。分析指,胡锦涛的施政理念正在逐渐成形。

全国政协至省一级政协都将成立政协理论研究会

【网讯】中国将于十二月中旬成立政协理论研究会,届时将召开第一次政协理论研讨会,目前该研究会已通过中国民政部的社会团体登记审批。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该研究会的成立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今年发布的五号文件,即“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推动政协理论的深入研究。

  目前中国政协办公厅专设了政协理论研究会筹备组办公室,负责研究会成立的相关筹办事宜。

  中共今年先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加强对政协的纲领性指导,后来又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凸显了高层对加强政治协商和利益协调的重视。

  消息人士说,中国加强对政协的研究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加强研究有助推动政治文明建设。

  其次,政协作为社会各界表达意见、参政议政的平台,加强研究有助反映各阶层声音、协调矛盾,推动社会和谐。第三,完善政治协商制度,也是加强中共执政能力的要求。

  未来中国的省一级政协都将成立政协理论研究会,部分市、县也将成立类似组织。政协研究会在四川等一些省市已率先成立。

三大类“特殊利益集团”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周日揭幕,研究构建和谐社会是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此前,观察家指出,中共体制内已经衍生出“特殊利益集团”,损害公共利益、危害社会稳定甚至威胁中共政权,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毒瘤”,此一问题已引起胡温警惕,预计会后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抑制及防范“特殊利益集团”。

  六中全会前夕,胡温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将上海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的市委书记陈良宇拉下马,并明确指控他为不法商人谋利益。

  显然,上海社保基金案牵出的陈良宇、陈良军、张荣坤、祝均一、秦裕以及之前落马的周正毅等人,就结成了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上海市的“一把手”陈良宇就是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官方新华社的定义指,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即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攫取大量社会财富的利益集团。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利益结构分化、重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利益集团不断形成,而“特殊利益集团”在社会转型期,体制、制度未完善之机形成,渗入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各个领域。

  最具典型性的大致有三类:一是官场利益集团;二是官商勾结利益集团;三是大型垄断性的国有企业。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几大特点:一是垄断性,几个集团垄断一个行业,左右市场价格。二是排他性,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和损害别人特别是广大民众的利益。三是狭隘性,过分强调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不惜破坏公平正义、社会和谐。

  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获得了惊人的“特殊利益”,而民众的利益必然受损。大型垄断性国企盘踞公共资源,“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使得民众无从选择,必然独占高额利润。在中国,一个普通的高速公路收费员月薪高达8000元,相当于西部贫困地区一家人数年的收入,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官商勾结、商业贿赂泛滥、钱权交易,催生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它甚至通过控制某些地方官员,以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震惊海内外的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就是官商勾结的典型,走私集团与当地一些党政部门负责人、执法机关人员结成了“利益同盟”。

  官场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使得买官卖官现象严重。握有权力的大小官员,不想着如何为民谋利造福一方,而是到处钻营,“富了一家,苦了一方百姓”。

  不论是何种形式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们在短期内多吃多占,大多数人就要饿肚子,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急速地加剧,穷人与富人的矛盾和冲突也必然加剧。最可怕的后果是,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特发事件,直接危害社会稳定,威胁中共政权。

  中国官方媒体称,进一步推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担当“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防止其成为任何局部狭隘利益的代言人;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鼓励公平竞争。铲除“特殊利益集团”,就能实现社会和谐。

  但官商勾结、买官卖官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顽症,也是专治政治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没有突破,“特殊利益集团”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

北京人大下周开会决定人事任免 市民可旁听

【网讯】北京市政府将在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上报告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即日起,欲旁听此次会议的北京市民可预约。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出公告,此前召开的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5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的日期及会议议程草案。

  此次会议定于2006年10月10日上午9时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召开。

  会议主要议题为决定人事任免事项和听取并审议市政府“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北京市公民欲旁听会议者,可直接到建国门南大街6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预约,也可电话预约,并于当日会前半小时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登记,凭身份证领取旁听证,参加旁听。

  预约电话:65291818(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

官方媒体称中国贫富差距已位居世界前列

【网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称,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从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

  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3.22比1,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

  另外,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十多倍。

  此前,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也认为,近年来,中国收入不平等迅速扩大,基尼系数在去年已上升至0.4以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在教育、卫生和农民工及其家属,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等诸多方面的机会不平等。

  亚行认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生活质量,这将有效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均。

  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缩小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和优先考虑的两个领域。而这两方面,都要求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

  此外,对住房价格上涨的速度,亚行也表示了担忧。亚行认为,住房价格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流动性过高、住房信贷扩张和投机炒作。

中国官员留洋弊病:学习技术而非学习制度

  中国官员赴韩培训,已形成一个“标准线路”。其间固然不乏学有所得者,而某些线路也类于影迷观光团行程。中国官员留洋百年以来,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原因在于日益由学习技术代替了学习制度。

  2006年3到5月,沈阳市举办了六期针对村委书记的新农村建设培训班,每期选出20余名优秀学员,赴韩国进行新农村建设考察,佟明胜是第二批去韩国的考察者之一。早在1999年,他就去东南亚考察过当地农村的发展经验,2003年,又去朝鲜学习了农业合作经济的经验,与两个多月以前的韩国考察一样,这些考察都是由沈阳市委组织部组织人员进行的。

  佟明胜说,他们看到了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再偏远的农村,也有大型的养殖基地、蔬菜批发市场、农产品加工厂。农民人均收入和城市只差百分之几。一个小小的养牛场,四五个人经营就可以达到三四千万的年收益。

  吴国峰,工作于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他去韩国的时间是今年5月上旬。吴国峰说,他觉得主要有三个学习心得,第一是要改变农村面貌,必须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咱们国家可能只在土改时有过这个群众热情了”;第二,通过这个运动,激发起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国民精神;第三,韩国对农业的投入相当巨大,“这个也是咱们国家不能比的”。

  韩国的培训机构和中韩两国的旅行社已经对中国官员敞开了大门,承担了吉林省农业官员培训的中韩海外研修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欢迎任何级别的官员组团赴韩考察新农村。

  从现代化的程度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因而,中国理应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利用先进者所积累的现成的知识。所以,留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官员出洋进修、培训、考察,对于政府变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最早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中国人雇佣外国人、进口外国的机器,以获取知识。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出国留学蔚然成风,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进入学堂、政府机构、军队、商界,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而晚清最后几年,政府锐意进行宪政、法律改革,而每有新政措施,必然会派出相关官员出洋考察。

  此后的官员考察团或进修班,也都与国家治理有密切关系,不过,随着国内现代制度逐渐建立,学习的内容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之外,也学习了强化国家权力的技术。到40年代,抗日战争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大量进入政府,政府不少官员也接受美国人的培训,那个时期制定的法典,无不受此影响。

  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另一个官员出国学习热潮,这一次是东风压倒西风,学习的对象变成了苏联。大量官员到那里接受意识形态训练,接受制定经济计划、管理经济的培训,后者对中国建立其重工业体系至关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到苏联、东欧接受过培训、进行过考察的官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它领域的组织管理模式,也多半是政府官员从苏联、东欧学习而来的。

  随着与苏联关系恶化,获得知识的这一东方管道被切断,70年代末中国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与此不无关系。重新得到获取知识的源泉,恐怕是此后逐渐对西方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出国学习的大多是技术官员,后来增加了一些行政官员,他们在西方熟悉了市场与法治制度。9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出洋学习,这些地方官员主要是学习比较具体的行政管理技术。

  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政府官员一直在进修、考察,学习国外的技术知识、法律、行政管理技术,甚至也曾经学习过国外基本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幸的是,这种学习没有多少连续性,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否定上一轮所学到的知识。因而,官员们学习了整整一个世纪了,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甚至还没有回到晚清那个起点。

  海外中文网文章认为,实际上,随着时间演变,政府官员们出国学习的内容愈来愈趋向技术化,学习活动似乎已进入 “后发劣势”陷阱:以技术方面的学习替代制度方面的学习。但学习的内容越是技术化,越有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管理的细节跟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民情直接相关。更糟糕的是,有些官员甚至有意排斥制度的学习。

从“奔小康”到“梦大同”


● 张从兴
  去年9月29日,也就是孔子2556年诞辰的次日,我在《联合早报》上写了一篇《和的智慧》的短文,指出在曲阜市长江成宣读的由59个四言句共236字组成的祭文中,居然有九个“和字句”,并认为“江市长在祭文中,一唱三叹地强调“和”字,想必和中共中央不久前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关”。

  在那之后不久(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除了强调要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十一五”时期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外,还向国际社会做出了“愿意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承诺。

  今天,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根据我从网上看到的资料,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六中全会将把“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列为重点议题,而且会“把和谐社会推至最高点”。《南方周末》则引述中央党校资深专家的话说,达成共识的中共领导层将在六中全会上,把这个符合中国儒家传统的概念(即“和谐社会”)放到更加突出的“统揽全局的位置”,而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也将是中国今后14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

  建设小康社会,虽然是邓小平在1981年提出的概念,但是从经济、社会、环境、制度四个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却是迟至2002年,才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提出来,并且把2001年至2020年规划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既然十六大已经有了源自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的提法,为什么胡锦涛又要在四中全会上提出和谐社会的新主张呢?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是对小康社会的修正呢?还是扬弃呢?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差别又是什么呢?

和谐社会纠小康之弊

  这些问题,如果要详细论述,能写成一本书。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一说。小康社会虽然是邓小平提出的概念,但是其真正发明人却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孔子看来,以“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为特征的小康社会,只是“今大道既隐”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的社会形态,并不是理想的社会。理想社会应该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

  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应该还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只不过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浪漫,那么急于求成。所以,他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采用了中国传统政治术语“小康社会”来加以包装,让人们易于理解而已。

  近十多年来,中国在建设小康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中国变成了上至领导下至百姓都只懂得“闷声发大财”的拜金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理想丧失、信仰缺位、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社会,必定导致国家混乱失序、动荡不安,如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

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显然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便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新主张,以纠小康社会之弊。虽然中共没有这样的提法,但未尝不可把和谐社会视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而其终极目标,当然就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说,就是“大同社会”。
  对“大同社会”的憧憬,是今年中国各地祭孔大典的主要内容。譬如说,曲阜祭孔大典乐舞是以“天下大同”为最后篇章,浙江衢州南宗孔氏家庙祭孔大典是在《大同颂》的歌声中结束,郑州文庙祭孔大典五拜礼的最后一拜是“共促大同”。

  此外,曲阜市长江成今年在祭孔大典上宣读的祭文“……为政北辰,身正令行……幼学长教,老养壮用……盛世再现,小康初成……魂兮归来,又梦大同”中,长春文庙祭孔大典的祭文“……开放改革,士气高昂。先进文化,人人分享。立党为公,民本至上。三个代表,指明方向。小康初成,大同有望……”,也都提到了“大同”。

  结合这两篇祭文看,“小康初成”的中国社会,应该有更崇高的追求,那就是要做“大同梦”。也就是说,要使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魂兮归来”。

  最后,且以新华网网友望川在其网文《和谐是通往“大同”的桥梁》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如今,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鲜明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代先贤们可望不可及的“大同社会”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

收入分配制度即将改革 中国亿人收入将调高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即,官方喉舌新华社前天又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政府即将启动的一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新华社称,这次改革将会使中国过亿人受益。

  推动收入制度改革的一个最大效果,就是促进社会公平。迹象显示,在本次的六中全会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做为中共“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得到明确的强调与突出。

  这也意味,在“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今后中国将对改革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做出调整,将重点更偏向于“公平”这一方面。

  不少学者早已指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收入差距太大,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严重,许多社会底层的百姓享受不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

  新华社的上述报道引述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介绍说,依照目前的收入改革方案,此次改革涉及的覆盖人数达1亿2000万,是十几年来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包括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2400多万低保和优抚对象,600多万公务员及部分军队有关人员。

  按照“补低、扩中、调高”的策略,中国政府将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入手,相应地提高低保阶层和各类优抚对象的收入。

  该社也引述财政部有关官员表示,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遏制收入分配混乱现象,逐步缩小地区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另一方面,中共理论家则分析,中共的“和谐社会”主张既是对中共执政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吸纳了国外执政党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国外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林德山昨天接受新华社访问时透露,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从制度上做整个社会公平的规划,这种制度的价值取胜和政策安排,正是中共力图借鉴的对象。

 一般认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有关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论述,将在六中全会的重要决定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学者:“成吉思汗文化”是世界经典


  (呼和浩特新华电)中国学者近日首次提出“成吉思汗文化”的新概念,并称其与孔子文化、老子文化、周易文化一样,是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文化。
  在近日举行的鄂尔多斯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认为,站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角度上看,成吉思汗对世界和历史的影响持续至今。

  成吉思汗一生建立了两大历史功绩:一是统一蒙古各部,促进了蒙古族的形成;二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元帝国打破了中西方的隔绝,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迈出了重要步伐。

  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和宁夏大学副教授杨满忠等学者提出,“成吉思汗文化”的内涵有两方面:一是成吉思汗时代巨大的历史变革所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思想观念、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宗教艺术、典籍文字、民俗习惯等;二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传承、研究以及由此而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和祭祀等。

成吉思汗文化吸收

中原各族优秀文化

  陈育宁等学者认为,孔子文化、老子文化、周易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哲学思想见长,是伟大思想家的产品,而“成吉思汗文化”是成吉思汗的哲学、政治、军事、法制、宗教、文化、礼俗思想等为一体的综合产品,是在继承和超越了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中原封建文化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世界上对这位历史伟人的关注和研究始终不断,产生了诸如《蒙古秘史》《世界征服者》等影响世界的重要著作。

  中国学者称,“成吉思汗文化”这一命题将有助于加深世人对草原文化深刻内涵的理解,有助于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研究。

  成吉思汗是蒙古开国君主,名铁木真。他统领骑兵西征,直捣中亚,并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上海发展模式要转型


(中国)和讯网  (2006-10-08)




  【作者:范利祥】

  “上海发展模式要转型”

  专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研究员

  9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向外界透露,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协助组织调查。

  上海一系列问题,让各界开始重新审视上海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问题。

  “今后,上海市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角色要重新定位。”9月28日上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研究员谈到上海的发展模式,不时紧皱双眉,陷入沉思。

  目前,杨建文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一个课题《推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这是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亲自给市社科院布置的13个课题之一。作为权威专家之一,杨建文全程参与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的研究工作。

  两道“风险”

  《21世纪》:上海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会产生什么问题?

  杨建文:在政府主导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两大风险就会必然存在。

  一是决策风险。政府如果做得对,做得好,行;但如果做得不好,就没办法挽回。此次上海一系列大案,就是这种结果。

  在这个方面,拿企业治理的模式套用,在更高层面上还缺少一种制衡关系。这些案子都出在国资这一块,社保、公积金等等,这个层面能够动用的资源很大,而如果没能形成制衡关系的话,在调配过程中就会出问题。

  二是道德风险。在这样的框架下,所有的官员道德风险都非常大,因为这些官员掌握着一个部门、一个区域的生杀大权,对干部的考验很大。

  目前来看,决策风险与道德风险,都缺少制约,很难控制。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

  问题在制度层面,而不仅仅是在个人层面。地方政府有产生这种风险的土壤,但缺乏约束这种风险的机制。

  这个情况需要改。如果再延续下去,矛盾会越来越多,问题会越来越大。

  要转变发展模式,当务之急,是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中期,为转型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的核心是,根据变化的形势,做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1世纪》:我们看到,与天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不同的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块,上海却是放在首位,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安排?

  杨建文: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不同,我是非常赞同把行政管理改革放在首位。

  具体的细节安排不是主要的,上海模式发展到现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个关键。中央把这条列为第一条,是非常正确的。

  《21世纪》:目前上海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块,有什么考虑?

  杨建文:综合配套改革方案里说到不少具体的内容,像电子政务平台的搭建、行政管理要透明、浦东新区与上海的关系要理顺等等。

  但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原来的这一套要不要调?怎么跟中央发展的需要相协调?这些应该有一个大的框架,转变的路径也要有选择。

  《21世纪》:那么,这种模式到底该怎么改呢?杨建文:现在的关键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已经不需要了?

  如果这种方式在近期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两大风险该怎么制约?如果不需要的话,什么方式改最有效?改了会怎么样?

  现在推动城市发展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政府直接介入,把所有经济和非经济的资源都集中起来,这样在短时间内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第二种方式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政府就逐步退出。也就是说,政府要从运动员的角色,逐步退到教练员,再进一步退到裁判员角色。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不少重大领域,还充当着运动员的角色,并兼任教练员和裁判员。

  《21世纪》:政府逐步退出的话,需要什么条件?

  杨建文:需要两个平台、三根支柱。两个平台:一是技术平台。目前上海的信息化网络已经不错了,能够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资源的凝聚度;二是制度的平台,现在还没有完全搭建起来。

  三根支柱,一是社会服务体系,政府退出会形成一个真空,需要社会服务体系来填补;二是市场中介体系;三是行业管理体系。

  这三根支柱形成后,承担政府正在做的一些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的事情,这样政府才能从容退出。

  “转型的机遇必须抓住”

  《21世纪》:中央多次提出,要提升上海服务全国的功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来发展现代服务业,从而提升城市服务全国的功能呢?

  杨建文:相当多的时候,上海仅仅是把服务业看成增强经济实力、完善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实际上,应该把现代服务业看作是城市功能的体现和载体,这样的话,就不能是一个地区的事情,这样的话,有利于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WTO过渡期到今年年底就要结束了,过渡期保护的主要是现代服务业,过渡期过后,外资肯定会有一个集中进入服务业的过程。但上海在现代服务业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竞争力,这是非常紧迫的。

  所以,我认为,即使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应该先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明确下来,根据这个来进行调整。

  《21世纪》:上海在这方面有什么发展优势?杨建文:区位决定地位,功能决定效能,红利决定动力。上海的关键是区位,在沿海的终端,背后是长江流域,区位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上海还在国家发展战略,占据着很重要的区位,国务院去年给上海综合配套改革的同月,还给了上海一个保税港,它不仅仅是个开发区,更有助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服务功能的提升。

  这两条决定了上海的地位。

  现在,包括综合配套改革,上海有很多政策空间。这个机遇必须抓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名模马艳丽:和陈良宇没关系


  (联合早报网讯)被指与上海下台市委书记陈良宇关系密切的名模马艳丽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声明,驳斥网上谣言,并保留追究的权力。

  马艳丽表示,由於她现与家人在河南家乡休假,就近日在网上流传的一些荒谬谣言,本来不打算给予回应,但为了不让家人、同事及关心她的朋友们担心以及受到无辜的影响或骚扰,所以发表简短声明。

  她表示,保留对虚构和散布谣言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并提请各有关网站尽早剔除这些谣言传闻,她将在休假结束後,责成律师向有关网站交涉,并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

上海群众上街抗议 要求严惩贪腐


  (联合早报网讯)在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後,上海市日前连续发生多起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抗议民众还与维持秩序的警方发生冲突。

  据美国之音报道,上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数百名上海市民上街示威抗议,希望陈良宇下台後,上海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能得到严惩,特别是上海地方政府部门存在的各种管理混乱问题,这在大陆是相当少见的情形。

  二十九日及三十日两天,上海闵行区数以百计的市民连续两天上街,他们封锁交通要道。这可能是上海近年最大宗民众抗议政府活动。市民揭露政府在建设通往上海虹桥机场的交通要道工程中,强行徵收了他们的土地和住房,却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

  此外,九月二十八日,至少三十名血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在上海政府大楼门口抗议,揭露他们於九十年代在一家研究所里感染血友病後没有得到应有的援助。主要原因为上海市政府只承认本地居民有感染的问题,对於没有上海市户口的民众却置之不理。

  二十七日,一些退休老人也走上街头,抗议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金。这些示威者都是在六十年代被派往新疆地区的退休者。

  南华早报说,尽管上海当局允许二十七日退休人员举行示威,但示威者还是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而在二十八日血友病患者的示威行动中,一百多名镇暴警察把示威者带走,其中一些人受伤,但没有人被正式拘留。至於二十九日及三十日的抗议活动中,警方拘留了四名抗议者。

  香港独立评论员何亮亮表示,上海市民早就存在不满情绪,他们在陈良宇倒台後上街抗议是很自然的。因为目前陈良宇只是被「双规」而已,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法律处理。

6中全会 将撤销陈良宇职务

  (联合早报网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自明(八)日起一连举行四天,除讨论会议主题「和谐社会」之外,亦将对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贪腐问题做出处理。台湾《中国时报》引述消息指出,陈良宇将遭到撤销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的处分,中共并将对他涉及的贪腐问题继续进行审查,不会在此次中全会中做出总结。

  根据以往惯例,中共将在六中全会中做出「十七大」於明年下半年召开的决定。会议议程将包含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接受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委员做工作报告,讨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议题,讨论通过由中纪委提出、关於陈良宇问题的审查报告,并增补部分高层人事空缺。

  消息人士指出,关於陈良宇涉及的贪腐问题,由於上月底才宣布中共中纪委的初步审查报告,目前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厘清,因此中共将对陈良宇继续进行审查,但将会先撤销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职务,而他遗留的政治局委员空缺,也不会在这次六中全会中增补新人。

  为求投票取得多数决,依照往例,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般安排奇数人数,政治局委员加上候补委员亦为奇数。去除陈良宇後,中共现有政治局委员廿三人(含九名常委),候补政治局委员一人(中办主任王刚),总计政治局成员共有廿四人。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军委在八月间发布人事命令,解放军海军司令一职由原副总参谋长吴胜利接任,原海军司令张定发因病卸任。吴胜利将可能在六中全会中取代张定发成为中共中央军委成员。

  六中全会的主题,中共已经指定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实上,中共在去年十月间举行的五中全会中已经提出了「处理新形式下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虽然和谐社会的建构只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另一种说法,而中共近期在处理社会公平、正义,调节东西部发展差距,解决教育、医疗公平等施政方向,也已经朝着「和谐社会」前进,此次会议对和谐社会的强调,将使胡锦涛、温家宝的政策路线更为明朗化。

沪民函胡温 望中央把上海贪官全揪出来

  (联合早报网讯)根据香港<明报>报道,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揭幕前夕,上海239名市民发表致六中全会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申诉他们被强制拆迁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血与泪。参与联署的市民,期望中央再接再厉,「把上海贪官全揪出来」。

  联署公开信的239名上海市民均是过去10年遭强制拆迁而致痛失家园的苦主。公开信称,他们的家园被强夺后,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上海当局以殴打、24小时人盯人式监控、关押、软禁甚至劳教的手段,残酷打压上访民众,至少13人死在上访过程中。迄今,「我们仍然是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人身安全和自由没有保障,每日在生存线上挣扎」。

  公开信称,在陈良宇倒台前的9月10日,上访人士曾向中纪委上海调查组发出公开信,揭露在陈良宇控制下的「上海黑洞」,但「上海公安在马勒别墅中央专案组门前追打来访者,并把这些来访者押上了警车。

  中央9月25日公布陈良宇免职后,「上海访民既感到在意料之中大快人心而坚决拥护,又感到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十分忧虑而持谨慎乐观」。公开信指出,果然在9月27日,访民在上海市政府前庆祝中央反腐败、陈良宇倒台时,「警察对表达喜悦心情的访民言语挑衅,甚至还对普陀区访民谈兰英及访民王红妹动粗,恶毒暴打王红妹的头脑,暴打中将她的颈上项链撕落」,上海依然还是「警察暴政」。

  因此,联署市民在公开信指出,「值此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之际,我们被迫以此形式突破陈良宇式暴政的封锁打压,直接向本次大会,向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向尊敬的温家宝总理致公开信」。

  239名联署者之一的谈兰英昨日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说,她家原在普渡区,1996年被强制拆迁,无一分钱补偿,导致无家可归,迄今借宿亲戚家中。10年来,现年61岁的谈兰英不断上访,其间3次被处以劳教。

  谈兰英说,胡锦涛在上海反腐败的力度还不够大,「(上海)上面还很嚣张」,她表示,希望中央「打倒新的四人帮」,「希望把全上海的贪官全揪出来」。据称,中纪委此次到上海肃贪并未找这些上访民众了解情况。谈兰英还说,她宁愿把牢底坐穿,也要上访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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