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漏洞百出 温家宝要求依法查处

预算漏洞百出 温家宝要求依法查处

周三（7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和单位坚决纠正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人大提交审计报告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

6月28日，以"不怕得罪人"著称的中国"铁面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掀起新一轮"审计风暴，"揭露许多中央部门在执行2005年预算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李金华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称，在对48个中央部门去年执行预算的审计中，发现违法违规金额55.1亿元以及算及财务管理不规范的金额658.58亿元。

温家宝还要求各有关部门于今年11月向国务院报告整改情况。

在审计报告中，李金华还指出了财政部、发展改革委针对中央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人均基本支出差距较大、部分基本建设项目安排不完全符合相关政策目标等问题。

"审计利剑"



据称，有关部门正在认真查处去年所发现的106起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迄今已有176人受到处理，还有762人（次）因上年审计报告所发现的问题受到了处分或处理。

自从李金华1999年6月首次向立法机关作审计报告以来，每年都有大批中央部门的财务问题被揭露。

自从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审计署每年都要在"两会"期间提交一份审计报告，并公布其主要内容。

虽然报告公布的只是冰山一角，但已足以显示做假帐、小金库、贪污挪用公款、资金黑洞等腐败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

现年64岁的审计长李金华曾经被中国媒体选为2004年"年度人物"，因为他坚持将"审计利剑"指向位高权重中央部门。

中国高度看待官员使用毒品问题
本周三一个人权协会发表声明指出，一名中国官员目前被警察拘留，怀疑他利用权力来进行毒品交易并为自己使用，这也给中共目前在打击反腐败行动中做出了一个出色的榜样。这位来自官方党内纪律委员会的官员于6月26日在江西省得上饶市被警方拘捕。上饶市的警方说，他们并没有获得关于此案件的任何消息，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警察官员说：“我们只知道这位政府官员有了麻烦，但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知晓。”

中国研究反腐败立法:废除贪官死刑
BBC中文网驻香港记者 戴维




中国反贪课题组负责人宣称，经过三年的反腐败制度研究，一个有效预防并惩治腐败及贪官外逃的法律制度的设计已经初具模型。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近期在接受多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检察机关目前查处贪官的方式是"双规" （规定时间与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法律依据。

因此，要么取消"双规"，要么就要使之法律化。

王明高说，中国贪官外逃的严峻现实，说明制度、机制、法律以及国际合作方面都存在不足与弊端。

王明高还表示，要一下子把所有贪官抓捕归案并不切实际，所以要集中力量抓捕外逃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贪官，并且尽快与上述国家签订引渡协议。

他认为，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可以作出部分让步， 例如废除贪官死刑。

据说，由于"死刑不引渡"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引渡合作中的原则，为了打击外逃贪官，废除贪官死刑可以尽快将外逃贪官绳之于法。

轩然大波

然而，王明高的这一"废除腐败官员死刑的倡议"也马上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

评论认为，尽管此举可能会加快好像赖昌星等逃往北美的贪污疑犯的引渡过程，但是由于不会判死刑，更会助长官员贪污并且对于平民以及好像成克杰等已经被处死的贪官不公平。

在中共建党85周年的前夕，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第十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公布，3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就有9633人，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4024件。

据统计，目前中国外逃贪官共计4000多名，其中金融、国企工作人员约占87.5%。

虽然澳大利亚司法部长菲利·拉多克昨天在北京已经表示，澳将协助中方把逃至澳大利亚的中国贪官遣返回国，但据信，这一"双规法律化"以及"废除贪官死刑"的制度模式距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 的一部分可能依然遥遥无期。

传北京摩根设局 一盘色情录像带扳倒刘志华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据媒体最新报道，致使刘志华闪电落马的直接导火线，是刘志华插手商业地产项目引起地产商不满，将刘志华进行色情交易的录像带送交中央有关部门，最终将刘志华拉下马。

　　刘志华被撤职后，立即有消息指，刘志华被中纪委关注，并最终立案调查，缘于有外商向中央直接举报刘志华大搞“权色交易”、收受外商巨额贿赂、插手重点项目，非法为公司做贷款担保、批地黑幕等诸多问题。举报者是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的背后老板郭文贵，导火索是该公司投入巨资建设开发的北京“摩根中心”项目被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收回。

　　《商务周刊》报道称，直接“扳倒”刘志华的，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录像带，这盘录像带里是刘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整个过程。业内的公开说法是，这盘录像带通过内部渠道直接送交中央有关部门，中央领导非常震怒，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火速查办刘志华。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盘录像带显然不是偶然拍摄到的，肯定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显然他们知道刘志华好色，遂采取了这种一剑封喉的招数”。这种一招毙命的方式，令这位圈内人士连呼“狠招”。

　　一位北京市政府某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北京市官场中，刘志华好色是出了名的，“同事们私下聊一些官员的八卦话题时，都说老刘很色，见了漂亮姑娘就不会眨眼了，现在看来不假”。

　　刘志华被“双规”后，随即曝出了他在北京郊区为自己建造行宫并包养众多年轻姘妇的丑闻。这一丑闻虽然调查部门还没有最终确证，但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举报者出此“狠招”，不是为了揭露刘志华生活堕落，一位接近北京摩根的房地产专业人士，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北京摩根已经被逼到绝路上了。

　　2006年1月13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联手其它部门，取消了摩根中心的立项、规划、建设和施工等许可证，北京摩根失去了对摩根中心的开发权。
　　
　　据称，期间北京摩根为挽回局面，多方努力，公司高层也找到了刘志华，希望政府改变决定。作为主管城市规划和土地审批的副市长，刘志华当时正负责处理包括摩根中心在内的“烂尾楼”工作。但刘态度强硬，坚持要收回该项目。2006年5月，摩根中心被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17.6亿元人民币收入囊中。

　　消息人士称，走投无路的北京摩根很可能就是在5月22日前后“被迫采取了行动”。

达赖提回藏条件 欲管辖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民区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吴英杰5日证实，达赖（图）曾经向中央政府提出一些回藏条件，包括要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所有有藏民居住的地方都归纳入一个大藏区，由他来管辖。吴英杰强调，北京不可能满足达赖这一要求，而达赖能否回西藏，取决于达赖自己的态度。

　　吴英杰表示，达赖亦曾要求在西藏举行选举，把他自己选为西藏的领袖。不过，西藏自1950年代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愈来愈高，藏民并不欢迎他回来。他说，达赖身为宗教人士，一直从事反华和分裂西藏的行为，对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很多很坏的影响。“他（达赖）自己不做出积极的争取，怎能回来？”

　　《中国时报》引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土登才旺表示，不可否认达赖喇嘛在藏人的信仰中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他在西藏完全没有政治基础。他说，达赖喇嘛的基本立场从没有改变，北京对待达赖的立场也从没改变。未来会如何，“取决于达赖喇嘛的实际行动”。

　　据悉，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2002年9月恢复了中断了十年的直接对话。此后，双方总共进行了五次对话，上一次对话今年2月15日到23日在中国举行。双方还达成谅解，今后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谈，下次会谈将在八九月间举行。中国高级官员4日公开承认北京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畅通。

　　在双方恢复对话后，达赖近年来态度有所转变，多次表示他只是希望西藏可以真正自治。但官方对此态度非常强硬，认为达赖谋求藏独之心并没有改变，并强调达赖能否回国，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分析指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因青藏铁路而自信倍增。

　　达赖及其追随者约十万人于1959年逃至印度，随后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这批流亡者不光来自西藏，更大比例是来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

刘志华发迹史：从普通煤矿工人到北京副市长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李福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退休教授，曾在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教过刘志华，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就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前身。

　　6月11日当天，李福田的一位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说刘志华出事了，晚上他就看到了电视新闻。李福田说，“刘志华出事，太令我们震惊了。”

　　6月12日，李福田要组织一个劳动经济学院校友返校的座谈会，而此前他还曾想过请刘志华参加，但一直没联系上。6月12日，有八位校友参加了座谈会，其中3位副部级干部，5位正局级干部，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刘志华成了主要的话题。李福田说，“大家都觉得很突然，事先没有一点征兆。”
　　
　　而刘志华自己肯定也想不到，在过完57岁生日刚两个月后，等待他的是命运的大逆转。此前圈内一直有传言，刘志华将出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他肯定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心潮澎湃过，因为在仕途上，刘志华可谓一帆风顺。
　　
　　刘志华早年的经历资料记录很少，根据公开简历，刘志华出生于1949年4月，祖籍辽宁省盘锦。
　　
　　1968年8月，刘志华中学毕业，随后到北京京西煤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据李福田回忆，到1977年底，刘志华应该一直在京西煤矿工作，上大学前他是京西煤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一年北京经济学院也开始恢复招收本科生，当年在北京地区招收了两个班一百多人。这一年，刘志华已经28岁，28岁正是当时规定参加高考的最高年龄上限。刘志华顺利考取了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被分在了77212班。

　　大学期间，刘志华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处于中游，据当时的劳动经济系副主任刘庆唐回忆，刘志华在大二时开始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1999年退休的刘庆唐曾经担任过一段77212班的班主任，显然刘志华的个人品德并没有给刘庆唐留下好印象：“可能是在社会上混的时间长了，刘志华说话做事很圆滑，和同学尤其是老师接触时会故意讨好别人，这一点使很多人都反感。”李福田承认，这一点也成为刘志华在大学没能入党的重要原因。

　　给刘庆唐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刘志华的字写得很差，文章写得也糟糕，但口才极好，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很有演讲和做报告的天赋。刘庆唐由于曾经兼任北京市劳动学会的副会长，所以在刘志华当上北京市劳动局领导后与其接触较多，他记得刘志华每次开会做报告，发言都较其他领导精彩。
　　
　　1981年，32岁的刘志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劳动局，开始了仕途生涯。作为一名当时非常稀缺的大学生，口才和表达能力又好，刘志华提升很快，短短几年，就从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成为该局工资处的处长。到1989年10月，位居北京市劳动局副局长的刘志华调到国家劳动部。在劳动部的将近5年里，凭借自己的口才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独特能力，刘志华同样一帆风顺。刘最初担任劳动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建所后的第一任负责人，一年多后，他即先后调任劳动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计划与工资司司长。
　　
　　1994年4月，刘志华回到北京市劳动局，担任了3年局长，此后又当过将近一年的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1998年4月，这位前煤矿工人正式进入北京市政府，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1999年7月，50岁的刘志华成为北京市副市长。2001年5月起，刘志华还兼任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刘志华在北京市房地产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不仅分管北京市建委、市国土资源局、房屋管理局、市规划委员会及体育、轨道交通建设等重要领域，是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还分管2008年奥运会工程建设工作，成为北京市政商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日常工作和公众面前，刘志华总是以朴素和清廉示人。圈内都熟知的一个故事是，很长一段时间，刘志华没有专职的司机，总是自己开着一辆破旧的“普桑”上下班。在奥运工程方面，他曾在媒体上宣称，自己清楚记得当年亚运会召开前，张百发副市长曾经说，如果亚运会工程出了问题，就从京广中心跳下去。“这回跳的应该是刘志华了。”刘志华说。与张百发不同的是，他选择从国贸大厦跳下去。

传刘志华的情妇是北京摩根项目幕后真正指使者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首创总经理刘晓光配合调查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案的消息传出后，一度有分析指刘晓光被调查，很可能是因为首创靠与刘志华的关系才成功竞购了北京摩根中心项目。但近日有消息指，首创竞购摩根中心项目与刘晓光无关，摩根项目幕后真正的指使者是刘志华的情妇。

　　首创集团6月22日发布公告称：“自2006年6月17日起，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先生配合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的有关问题。”

　　公告的发布使得分析者把目光指向了一直处于“风暴中心”的摩根中心项目。从目前看，5月22日摩根地块被首创竞拍走，随之刘志华被“双规”，而刘晓光很快就成为协助调查刘志华案件的第一位地产大腕，其中应有必然的联系。但从逻辑上看，刘晓光掌舵的首创是北京市属大型国有企业，土地储备多达四百多万平方米，并多位于北京市的黄金地带，刘晓光与刘志华肯定多有接触，但作为国企总经理，刘晓光似无必要与刘志华合谋侵吞北京摩根的地块；而以首创名义参与竞买摩根中心，刘晓光从中亦似无私利可谋。
　　
　　有消息人士称，看上摩根中心项目的是刘志华的一个情妇，这位据说在海南闯过世界的女子是首创集团下面一家公司的股东。该人士进一步透露说，所以，首创并不是摩根项目的真正幕后“黑手”。

　　位于北京奥运村边上的摩根中心一直是北京房地产界极其诱人的“肥肉”。有相关人士算了笔账，从目前的摩根项目基础看，建设摩根项目不用投入太多的钱，甚至不要掏一分钱，就可以稳赚二十亿元人民币。这位人士唏嘘到，“这样的利润谁不眼红，我要有钱我都干。”

　　北京摩根公司当然不希望这个项目成为烂尾楼，公司高层曾找到了刘志华，希望政府改变决定。作为主管城市规划和土地审批的副市长，刘志华当时正负责处理包括摩根中心在内的“烂尾楼”工作。但刘态度强硬，坚持要收回该项目。
　　
　　2006年5月，摩根中心以“朝阳区大屯北顶村项目”的名义重新进入土地市场招标。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信息显示，招标底价为9.91亿元，包括地价和地上建筑价值。结果被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17.6亿元人民币收入囊中。

　　有了解内情的业内人士称，“5.22”招标后，北京摩根公司逐渐了解到了其中的内幕，这令摩根公司老板非常不满，于是周密策划拍到了刘志华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录像带，并将录像带寄送给中央部门，而这盘六十分钟的录像带就是刘志华落马的直接导火线。

　　“2002年太岁壬午，该年北方动土为大忌：冲犯太岁，三煞，主有官方压制。2002年七赤星主事，三碧在北，8月二黑入中，七临北，形成三七斗牛煞，主官司缠身。”据说，这是一位风水大师给北京“摩根中心”下的谶语，现在看来，似乎一切都应验了。

传被“双规”的浙江交通厅长受贿至少七百万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消息人士透露说，日前被“双规”的浙江交通厅厅长赵詹奇受贿至少在七百万以上，浙江省委政治决定撤销其职务，提名杭州副市长项勤接任浙江省交通厅厅长。

　　据《大公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赵詹奇被“双规”后，目前已供认曾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七百万元人民币左右。但据估计，其受贿金额应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在赵詹奇被“双规”的同时，其子赵某亦因涉嫌共同受贿而被浙江省检察机关刑拘。据悉，赵某被捕前系杭州某知名房地产企业的项目经理，在赵詹奇受贿过程中充当了中介角色。

　　有消息指，中纪委于六月中旬派出专案组秘密抵达杭州，随即赵詹奇被纪检人员以“协助调查”为由带走。据内部人士表示，赵詹奇被“双规”的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具体原因目前尚未得到确认，但据传与赵詹奇在交通系统任职期间负责的一些重大基础建设项目有关。

　　六月以来，北京、天津、福建的多名高官因涉建设工程腐败被中纪委双规。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不提成绩高调强调反腐。分析指，去年以来，中央数次推出房地产调控措施却受到地方抵制，为了稳定民心，高层此次是下定决心要大力整治腐败。　　

　　赵詹奇生于1947年1月，籍贯江苏宜兴，中专学历，历任杭州市交通局局长、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浙江省航空投资公司总经理、杭州萧山机场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03年2月被提任为浙江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

　　据介绍，自担任杭州市交通局局长至今，赵詹奇负责实施多项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包括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钱江三桥及多条高速公路项目等。

　　目前，浙江省委正式作出决定，由杭州市副市长项勤取代赵詹奇担任浙江省交通厅党组书记。预计项勤将被提名接任浙江省交通厅厅长一职，但按照法定程序，这一提名需要通过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和任命。

　　项勤现年52岁，浙江江山人，历任杭州市建德县经委主任，中共建德县梅城区委书记、梅城镇党委书记，桐庐县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书记等职，现任中共杭州市委委员、市政府副市长、市旅游委员会主任，负责旅游、教育、民族宗教、商贸、园林文物、城市绿化以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之江度假区等方面的工作。


广东鹤山市委书记张汝韶受贿三百万判囚14年半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两年前轰动香港的“鹤山富婆”控告港商盗取存款案，原告不但未取回470多万港元存款，更“牵连“其任职广东省鹤山巿委书记的丈夫张汝韶（图）引起中纪委关注。近日，张汝韶因受贿358万元、471万元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刑14年半。

　　据《南方都巿报》报道，2004年四月由鹤山巿委书记一职调任江门市政府副秘书长，不久因为经济问题传出被“双规”（在规定时间、地点交代问题）的张汝韶，日前被江门市中级法院一审裁定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

　　控罪指张汝韶在1993年至2004年担任开平市委副书记、鹤山市长和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受贿折合人民币共385万余元，另有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香港恒生银行等五家银行存有大量存款，其中折合人民币471万元的财产来源不明。

　　法院审理后查明，张汝韶曾经收过多名港商以及鹤山市企业的贿赂。1995年4月，投资开平市美娜食品厂的一名张姓港商要求退回750万元的股金，张汝韶以当地乡镇企业办公室的名义向银行作担保贷款，垫支退股金给他，结果获其答谢并获赠二十万元。2000年3月，张汝韶又获港商送赠五十万元以买车之用。

　　此外，张汝韶还曾收受多名开平、鹤山巿官员的贿赂，帮助他们在当年官场升迁。他在收到贿款后，大多把款项交给其妻子处理。

　　张汝韶贪污受贿一案，可说是在其妻胡兆秀前年在港的一单官司开审后才浮出水面。事缘胡兆秀在2003年发现，其以港商叶汉辉在九龙塘住所作为通讯地址开立的汇丰银行户口，被人盗用存款及以信用卡消费，因而损失470多万港元。

　　胡兆秀2004年三月控告叶汉辉假冒其签名提款，并南下香港出庭作证，但最后法院仅判处被告使用虚假文书罪名成立。法官更指张氏夫妇月入仅得五千元，却拥有一千多万元巨款，质疑胡妇是替其丈夫“洗黑钱”。

最高法院将在网上公开全国所有案件的执行情况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法院执行威慑机制正在浮出水面。这一机制的具体措施就是，将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情况在网上向全社会免费公开。据悉，这一机制是为了减少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

　　中国最高院准备把全国三千家法院每年250万个执行案件汇总到一个平台，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免费公开。所有执行案件的基本信息，如立案时间、执行法院、执行人员、执行结果等等都将被输入电脑，社会公众都可以来查询系统信息，使整个执行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据悉，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由于目前司法执行体制中，执行机关的人、财、物严重依赖于地方，难以抵御执行中的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除了行政干预之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监督之名递条子打招呼的事也时有发生。

　　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最高法院准备推出这一套网上系统。他们认为，这一系统将使整个执行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因此，这是“解决执行难问题的一项治本之策”。

　　不过，案件的执行情况由谁发布，在网上公开的信息是否真实，让民众质疑。有评论就指，要想解决执行难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应是让司法部门，成为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独立执法机构。


台湾巨富张荣发低调访问北京 传将会晤胡锦涛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曾有“绿营金主”之称的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日前低调抵达北京访问，并于4日会见了中国交通部长李盛霖。张荣发表示，将加强与中国大陆同业的合作。有消息称，张荣发此次来京还将会晤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中国交通部长李盛霖4日会见张荣发时表示，将支持包括长荣在内的台湾航运企业在中国大陆发展业务。《文汇报》报道中说，李盛霖表示，希望长荣集团在推动两岸全面“三通”特别是海上直航方面，发挥作用。张荣发则感谢中国交通部对长荣的支持，并表示将继续加强与中国大陆同业的合作，为实现两岸直航尽力。

　　此前曾盛传张荣发一行将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但长荣方面并未证实。目前，尚不知道张荣发将在中国访问几天。张荣发在北京期间还将拜访中国民航总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等部门，着重讨论在中国大陆海运、码头、航空货运投资等议题

　　据说张荣发曾长年资助过陈水扁，甚至被传言是陈水扁的“最大金主”之一。2000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时，张荣发曾公开站出来支持陈水扁，并出任陈水扁的所谓“国政顾问团”成员，因此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绿色企业家”代表。

　　但是今年五月初，张荣发在东京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陈水扁满脑子只有政治利益、选举，指出“两岸经贸论坛”达成的多项优惠措施，对台湾有益无害，若当局死守不放，最终将害了台湾百姓。他同时公开赞扬“一国两制”，他表示陈水扁和民进党不应总是批评“一国两制”，应看看香港的情况。


传安徽副省长何闽旭落马原因与浙江地产商有关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望讯】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在北京被中纪委“双规”，此前有消息指，何闽旭是因在发行体育彩票中受贿被双规。近日另有消息称，何闽旭“落马”与浙江房地产商有关。

　　据悉，何闽旭被“双规”的事情非常突然。6月21日上午，何闽旭还接见了由中国致公党名誉副主席杨纪珂、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副局长孙华山率领的国家赴皖调研组；下午主持了省政府汇报会；6月22日，何闽旭被通知赴北京开会，从此一去未回；6月23日上午，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通报了何被“双规”的有关情况。

　　据安徽省某电视台记者透露，“26日一上班，就接到省里有关部门的通知，以后不再出现何闽旭的镜头。”　

　　作为安徽副省长，何闽旭分管民政、公安、国家安全、司法、民族、宗教以及卫生、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等工作。他的落马在安徽政坛引起极大震动。至于被“双规”的原因，坊间传闻诸多。据悉，目前比较集中地指向他在池州任职期间，与当地从事地产开发的浙江商人关系甚密，出事当与此有关。有消息指，近日被中纪委闪电“双规”的一批地方高官，都与地产开发商有关。　

　　不过，据池州当地民众表示，何闽旭任职池州的六年里，干了不少实事，曾颇受好评。而何闽旭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平易近人”，在池州百姓中口碑不错。对他的落马，“大家颇感意外。”

　　今年51岁的何闽旭是福建邵武人，1971年1月参加工作。曾在部队服役，转业浙江后曾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丽水地委副书记、书记，1999年1月被中组部交流至安徽工作，任池州地委书记、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5年6月17日，在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何闽旭被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当时何闽旭在会上表态说：“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是我扎根安徽、奉献安徽的又一个新起点。”岂料他在位的时间仅仅一年零五天。

　　据了解，何闽旭是两年来安徽政坛第四位落马的副省级干部。此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于2004年2月12日被被执行死刑；2005年8月19日，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因“严重违纪，其行为已涉嫌犯罪”，被安徽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罢免其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2005年10月21日，省人大副主任陈维席因十多年前在担任宿县地区行署专员时发生的一桩非法集资事件，被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撤职。

澳大利亚官方承诺将协助中国遣返外逃贪官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正在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司法部长菲利普·拉多克5日在北京表示，澳大利亚不希望中国的贪官通过移民澳洲获利，澳方将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协助中方，把逃至澳大利亚的中国涉贪官员遣返回国。

　　中国相关部门日前宣布，目前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约八百人，涉案金额近七百亿元人民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是中国贪官外逃最多的国家，中国正谋求这些国家的协助，将外逃贪官引渡回国。

　　拉多克目前正率领一个由澳大利亚司法官员、律师、学者等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5日已分别与国务委员周永康、司法部长吴爱英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等官员，就促进中澳法律服务合作等问题举行了会谈。拉多克说，他这次访问中国，双方还将讨论澳中自由贸易协议、司法体系建设、司法政策协作等多项内容。

　　据悉，目前双方已签署多份文件，将在司法人员培训、打击包括有组织犯罪、洗黑钱、偷渡等跨国犯罪方面展开合作。

　　据新华社报道，中澳双方目前已启动签署引渡条约和开展司法取证合作的相关谈判议程。拉多克表示，除引渡外，在遣返犯罪分子方面，根据澳大利亚移民法的相关规定，即使犯罪分子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但一旦确认其在其它国家有违法行为，澳方也可以撤销其签证，遣返回国。

　　不过报道中未提及，贪官遣返条约中，是否有“死刑犯不引渡”的相关内容。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同欧美发达国家正式签署过一个双边引渡条约，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死刑罪名，按照国际惯例，如果被引渡人回国后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将不能被引渡。

　　中国贪官外逃始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虽然自1994年至2005年间中国与泰国、俄罗斯、韩国等25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同欧美发达国家正式签署过一个双边引渡条约，美国、加拿大等国已成为中国腐败官员的“避风港”。中国政府已于2003年12月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目前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国际刑警组织等手段被遣返并追回财产的只有很小一部分。

　　分析指出，加紧与各国签署引渡条约，借各国之力为其缉逃，已成为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报道中表示，未来几年，中国将会以西班牙引渡条约为模板，和多个发达国家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中国正在努力达成织就国际引渡网的目标。中国官方为将贪官引渡回国，可能将对欧美国家承诺遣返免死，但是“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已引发了民间的担忧。

为何香港市民比大陆民众乐意举报贪污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显示，逾六成受访市民乐意举报贪污，逾半数认为廉署执行的工作有效；逾七成预料未来一年香港的贪污情况不会恶化。

　　香港廉署去年委托专业调查顾问公司，在10月成功抽样访问1503名市民。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公务员及商界贪污的容忍度，为历年最低；大部分市民认为，香港的贪污情况并不普遍，但仍对贪污保持高度警觉。

　　从调查中我们可看出，目前香港的廉政状况让人满意，这在当前全球反腐败严峻形势的今天，不能不称为奇迹。这个奇迹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市民对贪污的不容忍、乐于举报，无疑是重要原因。

　　最理想的反腐状态应该是全民参与反腐，因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做到全方位、全天候的监督，都不可能做到“一个都不漏”的查处。但在人民的无数双眼睛注视下，任何一种腐败行为都很难蒙混过关。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坐下来骂娘，站起来斥腐败，但很少想到去举报。而在香港市民中，“六成五受访者乐意举报贪污，七成更表示举报时愿意透露身份”。我想，正是这一点的差距，让我们身边的腐败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发现、查处，从而让某些人有了一种侥幸心理，反正执法部门很难查到，身边人又不会举报，那“何腐而不为”？

　　那么，为什么香港人乐于去举报，而且“举报时愿意透露身份”？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调查中显示的“将近九成九的受访者表示，廉署值得他们支持”。为何值得他们支持？因为廉署工作有力。香港市民向香港廉署举报了，廉署绝不会不理不问或拖延了事；如果被举报的人确实是贪官，那他一定跑不掉；市民实名举报了，绝对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从而导致打击报复。正是因为香港廉署在这一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所以香港市民才会乐于举报。


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成为官员回避难题的托词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当“国情”这个词出现时，往往是决策者在表达这样一句潜台词：不能超越现阶段的基本条件，去追求应该实现但目前无力或不宜实现的目标。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就“解决农村低保主要由谁拿钱”这个问题回答说，这属于集体经济的行为，由国家全部包起来，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与我们的国情、国力还有一段距离。

　　从逻辑上看，国情论似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联系具体的事情来分析，就值得商榷。我们以“城乡分治”现象为例，这个“国情”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央对当时国情的分析是：国家还没有全面发展城乡经济、实现全民待遇公平的能力。基于这样的国情，决定优先建造城市和发展城市工业，在管理体制上搞城乡分治，在政策上搞以低价农产品换取城市高价工业品的“剪刀差”。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市民平均收入和社会福利，长期高于农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受到制约。也就是说，城乡差别和国力不足等现有“国情”，与当初的决策有直接关联。

　　当然，任何一项决定都会有利弊。在当初的条件下，先城市后农村的策略，为今天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经济发展到今天，城乡收入的巨大反差，已经引发出很多社会问题，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如果不把解决农民的福利保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收入不公和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绝对不会自动解决。几十年后，仍将面对这些难题，只不过积累的问题更多、造成的矛盾更大、解决起来更难而已。

　　无论是当时的决策者或目前的决策者，从来都不认为农民的低待遇是合理的，也没说过要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只是打算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渐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导致城乡差别的政策就会被固化下来，农民的福利问题就很难被提上议事日程。国情需要改变。（作者：岳建国）

中国人在“有中国特色”中寻找心理平衡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经济学家与企业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的是政治学者，也不能保证成就政治家。前者善于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和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着眼宏观和长远；后者受制于委托与授权，因而得着重实效，关注的是相对较快的施政效果。

　　任何纸上的辩论，也许十分接近现实，或者与实际相去甚远，皆不足为奇，就好比大专辩论赛，评审只能根据正反两方的论据，不能依据既存事实判输赢，如此方不失公允。明白这样一层关系，就不必拘泥于某种形式，也正因为这层认识，“中国特色”这个开创性的经典形容十分让人钦佩。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既有“中国特色”，当然也不能排除“印度特色”、“马来西亚特色”，或者“新加坡特色”的存在。所有的政治理论和范式，在某个国家和社会，即便施行效果显著功勋彪炳，都不可能拿到别个国家社会“依样画葫芦”。

　　如此说来，研究学问还有什么意义？当然是有意义的。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就是学理与现实差距多少，得视个别情况而定，好比世间万种药物，其中有许多可以医治“通病”，碰到奇难杂症，就得特殊治疗，无法用一般的成药。比如民主就是一帖特殊药物，用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剂量的大小、服用的周期、服后的效果，都不会雷同，究其原因很复杂，单是这帖药的本身，就已经五花八门，它只是“特殊”，可别误解为“特效药”。

　　对研究政治的人来说，能够从千奇百怪，瞬息变化的现象当中，抽丝剝茧找出规律，点滴拼凑成为完整的本质，那是理想不过，然而，这是一个不会“论定”的过程，过程与过程之中，当然有阶段性的成果，只是成果不能等同结果，可能又是另一过程的开始。

　　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影响人之思维模式的因素很多，小至个人与家庭，大到族群、文化、宗教与教育，既有先天也有后天，并且受到客观条件的冲击，确保生存的基础，是不断寻找时刻变动的平衡和立足点，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可因循。

　　每一个国家与社会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是个相互依赖的世界，说穿了相处之道，就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带领子民寻找平衡点，但平衡点不一定在中间，找到了现实中的平衡点，它却未必是心理上的平衡位置，何况人与人、集团和集团之间，要求的平衡点都不同，不易凝聚共识，政治的难度就在这里。（作者：李永乐）

传云南政协主席杨崇汇将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据《文汇报》报道透露，现任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将可能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此间政情分析人士称，现已为正部级的杨崇汇平调到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在全国政协以往人事任免中，实不多见。

　　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规定，全国政协驻会副秘书长职数共八名，现有七名，而且均为副部级级别。按照级别排序，已是正部级的杨崇汇出任之后，应该位列八名副秘书长之首。

　　杨崇汇，男，汉族，1945年8月生，四川盐亭人，1993年入党，大学学历。1970年至1999年，一直在四川工作，官至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2001年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后任云南省政协主席。是中共十四届中纪委委员。


五成农民认为村官选举不公正 三成不参加投票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据《南方周末》对中国20个村庄的调查结果，有53.3%的村民认为村官选举中存在上级干预情况。但是，当他们的利益遭受损害时，只有只有1%的人选择用法律武器。

　　据《南方周末》报道称，他们对中国的20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在“村干部怎么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回答“通过选举产生”的占了总数的87.6%，但其中符合程序的选举仅占56.7%，仅仅略超半数。同时，农民对选举不够积极，对“海选”的作用存疑，有34.1%的村民没有参加换届选举。

　　这表明，尽管基层在形式上已普遍实行了“海选”式选举，但选举程序的执行仍不够规范，上级的干预因素相当明显。

　　有村民表示，民众评议倒数第一的村支书，却在党内选举中高票当选。久而久之，村民们对海选的实际价值产生了怀疑，也弱化了参政议政的愿望。

　　但是面对村干部以权谋私的问题？36.9%的村民的回答是“管不了，任他继续下去”，选择愿意向乡政府反映的为18.2%，选择向更上一级政府反映的则只有6.2%。

　　而在与政府发生纠纷时，只有1%的人选择直接用法律武器——向法院提出起诉，而有多达49.7%的人认为找村干部调解是更好的方法。

　　村民们普遍表示，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打官司”。他们认为，除了“没面子”，更主要的是无法支付打官司的成本，算上去城里的路费、起诉费等一大笔费用，农民们即使打赢了官司，其收益也极低，甚至可能是负数。按农民的话说：“打不起”。

美国媒体指中纪委反腐败治标不治本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星岛网讯】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而最新调查表明，香港贪污腐败现像得到有效制约。北京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两地的监督制约腐败的制度和机构有着本质的不同。香港廉政公署是独立机构，大陆司法部门却要听从上一级的政府指挥。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腐败情况非常严重。最新数据表明，从中国逃到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八百人左右，他们卷跑的资金大约有七百亿人民币，相当修建两条青藏铁路的资金。

　　相比之下，香港打击贪污腐败的专门机构廉政公署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68%的受访者说，香港的贪污腐败现像不严重，认为廉政公署的工作卓有成效。

　　北京的宪政学者张祖桦说，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两地的政治制度和反腐败机构的性质不同。他说：“香港的政治架构，对权力，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都有比较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大陆对这几个方面，因为是一党执政，这三个方面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对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按照阿克顿勋爵的话：任何权力没有制约都会趋向腐败。”

　　张祖桦说，中国法律虽多，但法治化水平相对比较低，对贪污腐败、贪官污吏的惩治和预防，都相对较差。他还说，两地的媒体监督和制约能力不同，大陆有中宣部和新闻办等机构对媒体实行高度控制，使得新闻媒体对贪污腐败的监督制约机能大为减弱。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七一发表讲话，高调提到了反腐败。他说：“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生命力。”相对于香港的独立监察机构廉政公署，中国也有相应的机构，即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机构也查处了许多高级官员的重大腐败案件，但总体来说，由于其根本性质，无法有效遏制如此大面积和大范围的贪污腐败现像。

　　北京学者张祖桦说，廉政公署是独立机构，其他机构都不能干预它办案。但中纪委就不同了。他说：“大陆各级纪检委，还有行政方面的监察部门，又进行党内监督，又进行行政监督，事实上都是听命于党委。比如，你纪委觉得某干部贪污，你要查处他，但党委讨论说，这是个好干部，因此你就不能查处，不可能像廉政公署一样。”

　　张祖桦说，大陆的各级司法和纪律监察监督单位，法院、公安还有纪委都要听从上一级的党的政法委的指挥，因此在查处更高级别干部贪污腐败情况时，往往无法做到独立办案。

　　北京律师浦志强也说，中纪委是党的一个机构，因此按照逻辑和客观现实来说，自己很难对自己动大手术。他说：“它是一个自己内部的一个衙门。在这样情况下，实际上中纪委对人的双规，这种案件的侦办，它贯彻的是党的领导人的意志，而党的领导人，不是民选或公共选择的结果，没有这样的授权。所以，查谁、不查谁、从哪个角度查、查到什么程度，都要听上面的意见。”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还提到，要严查官员贪污腐化“决不手软”，表明中共查处贪官污吏将有进一步动作。6月中旬，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撤销人大代表和其他官职。但是，浦志强和张祖桦都认为，如果不能改变制度，只是出现一个查一个，那么反腐败只能治标不治本，贪官污吏永远查不完。


中国拟管制突发事件报道
　　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

--------------------------------------------------------------------------------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国政府准备立法加强管制包括外国媒体在内、对“突发事件”的采访活动，引发了国际舆论和中国媒体对于新闻自由的关注。

　　在刚结束的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提请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草案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人民币，下同，约1万新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7月3日一场给驻华国际媒体的小型新闻发布会上，草案起草人之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在回答记者时表示，一旦通过，法律将适用于所有新闻机构，包括外国报纸、杂志以及广播机构。

　　有迹象显示，强化新闻管制已经成为官方的既定立场，中国官方媒体近日公布了一份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撰写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党对新闻的领导，是社会和经济体制稳定转型的需要”。

　　报告称，中国的文化和民主素质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片面地强调新闻自由可能会形成舆论上的混乱。

　　民间宪政学者张祖桦对本报说，从报告的内容分析，政治决策者的主要心态是“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是推进政治改革。他说：“报告里面提出保持‘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为此就要控制舆论。”

　　草案引起国际驻华媒体对于新闻自由的疑虑，担心未来在中国的采访工作将受到限制。在7月4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多家国际媒体记者纷纷针对草案提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外交部不是主管部门，但是却认为草案的规定“与现行的做法是一致的，它的目的是在为记者采访突发事件提供服务和方便”。

　　不仅国际媒体对于管制新闻的做法表示质疑，中国媒体也对草案表达了反对意见。

　　受读者欢迎的《南方都市报》署名评论文章《限制媒体报道应对突发事件是一种退步！》以2003年的沙斯事件为例子说：“事实表明，从中央到地方，从主流到民间，几乎没有人怀疑，公开透明、及时准确的舆论监督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深具影响力的《财经》杂志，也在其网络版的特稿，通过采访学者及相关人士表达了反对意见。

草案起草专家不知这条规定

　　参加草案起草工作的清华大学教授于安对57条规定的出现表示吃惊，因为在专家讨论时并没有这条规定。

　　于安说，新闻权属于言论自由，是宪法权利，限制这个权利需要慎重对待。草案中提到“违反规定”要受到处罚，但“规定”的制定者和限制理由如果含混不清，就会给限制言论自由者提供机会，最终损害公民的知情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由于目前对于新闻报道并没有立法，草案中关于“违反规定”在实际中就会沦为政府说了算，或者即便有一些规定，规定本身的合宪性也是值得商榷的。

　　他说，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一种延伸，对这种权利的限制需要符合宪法。

　　中国全国人大还没有决定何时对草案做第二次审议。中国的法律草案至少需要经过三次审议之后才能获得通过。在7月3日的发布会上，汪永清表示如果一切顺利，《突发事件应对法》今年将正式公布。

学者重炒基尼系数
　　凸显中国贫富差距

--------------------------------------------------------------------------------



● 于泽远（北京）

　　中国官方媒体昨天高调报道中共将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关学者也重炒显示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强调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迈入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行列，并指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改革等。

　　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报》昨天引述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说：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我们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但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就说不过去了。”

　　吴忠民认为，收入差距拉大已经影响了国家的安定团结，广州社会治安差就跟贫富差距过大有直接关系。同时，“这些年群体之间的信任度明显降低，一旦富人、官员出了事，网上舆论一片喝彩，这是不正常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了。”

　　《中国青年报》援引中共中央党校不久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政府要尽快筑社会保障屏障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居民个人财富差异的基尼系数，要比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还要高。2004年，占城镇居民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强，而占城镇居民80％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0％，收入分配严重地向高收入群体集中。

　　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说，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费用的急剧增长是制造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人群，更是饱受其苦，如何快速构筑起一道社会保障屏障，保护低收入家庭不被拖垮，更是政府当下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上月底在“长安讲坛”上呼吁学者和舆论不要炒作基尼系数和贫富差距的话题，否则只能使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造成民众对不平等的抱怨和仇富心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说：“在处理收入差距拉大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少说多做。”

　　北京大学一名学者对本报指出，主张深化市场改革的经济学家和强调基尼系数的学者在如何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有明显的分歧。吴敬琏等人认为要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应该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减少腐败和行业垄断，但也有不少学者通过渲染贫富差距的严重性质疑市场化改革方向，强调政府应强力干预收入分配来保证社会公平。

　　这名学者强调，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的确十分严重，并已经开始影响到社会稳定。但光是站在道德或政治正确的角度去抨击社会如何不公，指责改革有多少失误，提不出有效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可能加剧贫富阶层的对立，使中国好不容易才打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观念死灰复燃。

达赖向中央提回藏条件

　(2006-07-06)



　　（联合早报网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吴英杰昨日在此间证实，达赖曾经向中央政府提出一些回藏条件，包括要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所有有藏民居住的地方都归纳入一个大藏区，由他来管辖。

　　但从历史上看，自西藏土蕃年代开始，从未管辖过这些地区，北京当然无法满足达赖的要求。吴英杰强调，达赖喇嘛近期主动提出想回西藏，但能否回藏取决于达赖自己。

　　吴英杰表示，达赖亦曾要求要在西藏举行选举，把他自己选为西藏的领袖。不过，西藏自五十年代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愈来愈高，老百姓并不欢迎他回来。他说，达赖身为宗人士，一直从事反华和分裂西藏的行为，对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很多很坏的影响。“他（达赖）自己不做出积极的争取，怎能回来？”

　　吴英杰又表示，西藏自治区政府与达赖之间的接触渠道畅通，但中方并不承认达赖政府，双方之间的接触只是私人性质。

西藏副书记:达赖说一套做一套

　(2006-07-06)



　　（联合早报网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土登才旺在记者会上表示，不可否认，达赖喇嘛在藏人的信仰中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他在西藏完全没有政治基础。他说，达赖喇嘛的基本立场从没有改变，北京对待达赖的立场也从没改变。

　　土登才旺指出，达赖喇嘛在海外四十七、八年来，并未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只是说法有所改变。他认为，主要问题不是出在达赖喇嘛身上，而是来自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民族团结及社会主义经济能有所繁荣这一现象，达赖便成为西方国家破坏这一形势的“突破口”。

　　土登才旺说，现在达赖采取的是不合作、“软对抗”的方式，将境外从事的破坏活动，影响到内地，但他的基本立场并没真正改变。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厅长丹增朗杰说，达赖喇嘛至今仍“说一套，做一套”，只会对西藏自治区的宗教社会生活构成障碍。

　　土登才旺说，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一直没有变，未来会如何，“取决于达赖喇嘛的实际行动。”至于记者提问达赖的兄长嘉乐顿珠一直与北京沟通一事，且达赖三番两次表明不主张西藏独立一事，土登才旺并未正面回答。

　　此外，在记者会上，西藏自治区台办主任袁莎表示，迄今为止，台湾游客进藏礼佛或旅游的，已达四万多人次，他相信青藏铁路通车后，有助于台胞入藏旅游或礼佛。

　　袁莎同时表示，目前为止，拉萨也仅有两家台商投资，一为开旅馆的业者，一为从事珊瑚生意的业者，他希望以后台商能多来西藏考察与投资。

广东鹤山前书记囚14年半

　(2006-07-06)



　　（联合早报网讯）两年前轰动香港的“鹤山富婆”控告港商盗取存款案，原告“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未取回四百七十多万港元存款，更“牵连”其任职广东省鹤山巿委书记的丈夫张汝韶引起中纪委关注。近日，张汝韶因受贿三百八十五万元人民币、四百七十一万元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刑十四年半。

　　《南方都巿报》报道，前年四月由鹤山巿委书记一职调任江门市政府副秘书长，不久因为经济问题传出被“双规”（在规定时间、地点交代问题）的张汝韶，日前被江门市中级法院一审裁定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

　　控罪指张汝韶在一九九三年至二○○四年担任开平市委副书记、鹤山市长和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受贿折合人民币共三百八十五万余元，另有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香港恒生银行等五家银行存有大量存款，其中折合人民币四百七十一万元的财产来源不明。

　　法院审理后查明，张汝韶曾经收过多名港商以及鹤山市企业的贿赂。九五年四月，投资开平市美娜食品厂的一名张姓港商要求退回七百五十万元的股金，张汝韶以当地乡镇企业办公室的名义向银行作担保贷款，垫支退股金给他，结果获其答谢并获赠二十万元。二○○○年三月，张汝韶又获港商送赠五十万元以买车之用。

　　此外，张汝韶还曾收受多名开平、鹤山巿官员的贿赂，帮助他们在当年官场升迁。他在收到贿款后，大多把款项交给其妻子处理。

　　张汝韶贪污受贿一案，可说是在其妻胡兆秀前年在港的一单官司开审后才浮出水面。事缘胡兆秀在○三年发现，其以港商叶汉辉在九龙塘住所作为通讯地址开立的丰银行户口，被人盗用存款及以信用卡消费，因而损失四百七十多万港元。

　　胡妇前年三月控告叶汉辉假冒其签名提款，并南下香港出庭作证，但最后法院仅判处被告使用虚假文书罪名成立。法官更指张氏夫妇月入仅得五千元，却拥有一千多万元巨款，质疑胡妇是替其丈夫“洗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