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台新法规禁止酷刑逼供
中国当局公布了禁止酷刑逼供的规定,违法规定的司法人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官方新华社周四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刑讯逼供案的八种立案情形予以详细规定。
根据规定,刑讯逼供罪被明确为"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报道说,司法人员涉嫌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已经造成犯罪嫌疑人精神失常、身体伤残或死亡等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报道援引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监察厅厅长陈连福的话说,新修订的立案标准用列举的方式将刑讯逼供罪的立案情形一一列出,有利于加强对刑讯逼供的执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滥用酷刑逼供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表示,"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更突出地保障人权,对"手段残忍、影响恶劣"予以具体明确的规定,更有利于检察机关惩治涉及恶劣侵权行为的司法人员。
国际人权机构一直谴责中国执法人员滥用酷刑逼供。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诺瓦克提交报告,谴责中国"以招供为主"的司法制度,以及地方官员在全国广泛使用酷刑却不受惩处。
诺瓦克说,在中国,消除酷刑的的最大障碍是机构脆弱和司法体系缺乏独立性。中国只有在司法系统进行重大改革,司法独立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酷刑情况才可能得到控制。
警方称付先财是自伤但拒绝提供证据
中国警方表示,上月遭袭致残的三峡维权代表付先财是自伤而非他人伤害,但警方拒绝提供证据。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周四(7月27日)说,今年6月8日,付先财被湖北省秭归县公安部门约谈后不久,在回家的路上突遭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造成半身瘫痪。
警方就他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一事进行谈话。付先财在电视采访中批评中国政府至今没有给100万因三峡工程被迫搬迁的居民兑现当初所承诺的补偿金。
经手术后一个月的恢复,付先财目前病情稍有好转,手臂已能活动,手指也略有知觉,但整体瘫痪状况改善不大。
长期受到威胁
中国人权表示,长期以来,付先财作为三峡移民维权代表,一直受到当地警方和黑势力的多次人身威胁和暴力攻击,有时警察甚至直接参与其中。
中国人权指出,秭归县公安局向付先财非法施压,要求他不再申诉和上告,又拒绝提供做出“自伤”鉴定的法医姓名及伤情鉴定机构的名称。
该组织严重质疑秭归县公安局调查付先财遭袭致残一案的独立性、准确性与公正性。
中国人权敦促湖北省政府对此案重新进行独立、透明而公正的调查,并排除秭归县公安局的参与。
温家宝:防止经济增长偏快转过热
中国总理温家宝昨天(7月26日)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这次会议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温家宝指出,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很突出。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呈加剧之势,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
温家宝强调:目前需要继续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大节能降耗和环保工作力度;扩大消费需求;推进结构调整;发展能耗低、污染少的高新技术产业;深化各项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紧缩措施
今年头五个月,中国城市投资出现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这五个月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了30.3%。其他经济活动指标也急剧上升。
其中信贷出现大幅度增长。银行在今年头五个月中发放了2094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比去年同期增加16%。远远高于政府的目标。
这种情况导致人们预计,北京将会采取进一步紧缩措施,减缓经济的高速增长。
温家宝的这一讲话便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三年多来就一直在试图放缓经济增长率。中国政府担心,过热的经济将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失业和金融不稳。
江西一军营遭山洪袭击 6死38失踪
据新华社报道说,受5号台风影响,江西某地突降特大暴雨,造成山洪暴发。
周三(7月26日)凌晨驻地某部营区突遭山洪袭击,初步查明,有6人遇难,38名官兵和家属失踪。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已经作出批示,要求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踪人员,减少人员伤亡和损失。
据称,解放军总部和江西省委领导迅速率工作组赶赴现场,组织指导搜救工作。
“敏感性唐山大地震作品仍被禁“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前夕,香港媒体报道说,这次造成逾24万人丧生的大地震所涉及的人祸因素仍被掩盖并且一些敢于揭露真相的文学、影视作品仍然被禁。
去年底出版的《唐山警世录》一书,揭露唐山大地震是无法预测天灾的谎言,在内地掀起轩然大波。
据报道说,该书作者张庆洲采访过许多当年参与地震预测的专家、官员以及查阅大量数据资料后,发现北京、天津、唐山等各地共100多个地震观测站早于地震前一年,均预报过唐山将于1976年7月爆发大地震。
但当局正在抓革命,不予理会,也没有上报。
张庆洲调查还发现,中共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并不是毫无警觉。
唐山地震前十六天,地震局专家汪成民在防震交流会已经表示,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汪成民回到北京之后,在国家地震局张贴大字报,也呼吁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在地震前一天他又向国家地震局汇报了即将发生大地震的紧迫性;北京地震局也在唐山地震前4天认定,当年七月底、八月初,京、津、唐地区将发生大地震。
吸取教训
张庆洲本人虽然侥幸地避过地震劫难,但他的姊姊却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他说自己写此书就是希望当局可以从中吸取 训,使悲剧不再重演。
张庆洲所写的《唐山警世录》却被当局列为禁书。
这部禁书的作者张庆洲由此受到当局打压,失去工作、居无定所。
张庆洲说:"这是罔顾历史,应该正视这段历史。"
"人祸"因素
另外,由香港导演锺少雄所导演的20集电视剧《唐山大地震》,也因被指虚构大地震涉及震前预报未获重视的"人祸"因素,在四川播出八集就被迫腰斩。
该电视剧的艺术总监韩庆敏透露说,电视剧公开播放时遇到问题,因为国家地震局对地震预报问题有意见,要求电视剧改名并且将震前预兆的片段剪掉。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是24万。
据称,由于京津唐属于中共政治中心,当时又正处于周恩来去世一个月,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仍在位的一种情势,为了不冒政治风险,中共国家地震局没人敢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
一周港媒:30年来唐山大地震成了禁区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假如你是北京人或当时在北京,还记得当年地震后露宿街头的日子吗?
7月28日是造成逾24万人丧生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但是在中国大陆,大地震涉及的人祸仍被掩盖、责任仍被疏忽,揭开真相的文学、影视作品仍然被禁。除此之外,大陆实行上网实名制后更加紧对网络的控制,以及越南政治改革经验对中国的启示等,也都是本周香港媒体关心的问题。
关于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今天的香港《苹果日报》引述中国大陆禁书《唐山警世录》的作者张庆洲痛心地指出:“我们偏重于总结成绩,没甚么不对。但不注重于总结过失,却是犯下致命的错误。”《苹果日报》的报道写道:“去年底出版的《唐山警世录》,粉碎了当局营造的唐山地震是无法预测的天灾弥天大谎,在内地掀起轩然大波,唐山本土作家张庆洲由此受到当局打压,失去工作、没有固定居所。作为土生土长的唐山人,张庆洲虽然侥幸地避过地震劫难,但他的姊姊却在这场灾难中丧生。他说自己写此书就是希望当局可以从中吸取训,令这种悲剧不再重演:‘希望可以少一些遗憾多一些欣慰。’”
报道接着写道:“虽然《唐山警世录》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国家地震局,但国家地震局前局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常务副会长宋瑞祥,却以开明的态度予以支持。不过,新任局长陈建民对此书大为反感,唐山市新闻办也驳斥此书「置唐山大地震的历史于不顾,断章取义,指摘政府漏报震情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唐山警世录》更被当局列为禁书。对此张庆洲反驳道:「这是罔顾历史,中国地震局不应该变成这样,应该正视这段历史。」……另据报道,由港人锺少雄导演的20集电视剧《唐山大地震》,因被指虚构大地震涉及震前预报未获重视的「人祸」因素,在四川播出八集就被迫腰斩。”
与此同时,香港《明报》本周透露,中国大陆已实施「实名上网」制,匿名上网将受处罚;据内地媒体消息,福州6名网民日前就因在网吧匿名上网而被公安带走调查,网吧也面临处罚。报道写道:“《海峡都市报》报道,19日晚11时许,福州鼓楼公安分局网通科和温泉派出所在检查辖区网吧时,发现位于福州温泉支路的五彩网吧内,6名网民未使用身分证上的真名登记上网,公安于是将这6名网民带回派出所调查;同时根据规定,五彩网吧也将被处罚。据悉,6名网民被拘留3小时后已获释。……,网吧实名上网,是为了配合国家安全部新的监控国内异见力量软件系统的运作。国安部目前已可对在网吧实名上网的被监控对象的电脑实行「同步」,一旦黑名单上的人士实名上网,国安部的监控系统立即会发出警告,同时显示出上网者IP的地址及位于哪一家网吧,并在另一屏幕上复制监控对象屏幕的全部信息例如邮件的密码,同步技术还可以在察觉到被监控者将要发出极机密信息时使其电脑死机。”
另外,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发表封面故事,介绍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并将此与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报道写道:“(在中共明年即将召开「十七大」前夕,越南政治改革的突破成为重要镜子,照出中国政改的困局。未来中共政治局常委为九人或七人仍缺共识,中共高层权力分配仍受制于「密室政治」,也走不出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与「恐怖平衡」。有关越南政改的消息被限制报道,但民间和网上已开始讨论,关于中国政改的研究报告及「党主立宪」政改方案也趁势推出。 ”
报道写道:“今年四月来,越南突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全国上下为之振奋,举世为之侧目,……今年四月越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举行了首次党中央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六十五岁的党内大老农德孟争取连任,但却受到时任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的挑战,虽然最终农德孟获得连任,但这个向来独专的政党能够开放部分政治权力,让外界耳目一新。此外,同样值得外界关注的是越南五六月间举行的第十一届国会九次会议。会议上,曾向农德孟权力发起挑战的阮明哲不仅没有因落选而「兵败山倒」,更不见任何「秋后算帐」的政治斗争,反而在四百九十六名议员组成的国会上获得九成四的高支持票,取代了六十九岁的陈德良当选国家主席。”
报道还写道:“越南有勇气进行政治的革新,北京当局却没有勇气面对,甚至对此讳莫如深,有关部门最近下发通知,规定对有关越南领导人换届的报道,统一用新华社的通稿,禁止擅自组稿和自行撰稿。不过在此之前,广州的《南方周末》早在今年四月报道了越南「试水」政改的消息,其他媒体也小心跟进,有关消息已悄然流传。同时各种关于中国政改的研究报告也趁势推出,其中中央党校的「党主立宪」政改方案为各方关注。……(中共目前的「九常委」格局,被认为是中共上届领导人退位之前的一项政治安排,是「新老交替」时期过渡的做法,却也埋下了一颗政治地雷。恰恰是这种密室政治、私相授受、九常委细分权力的政治格局,造就了这个只有「集体领导」而没有「个人负责」、只有「权」而没有「责」的怪胎;造成了九常委在有关领域的割据局面,一人一个山头,表面上分工明确,实际上是互相牵制、互相内耗,相互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就可能被对方抓到痛脚,造成被动。”
广东原宣传部长 朱小丹出任广州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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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气虹(广州特派员)
广州官方媒体昨天报道,中共中央日前批准由广东省委原宣传部长朱小丹,出任广州市委书记。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已在上月底升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并代理省长职务。
据香港消息称,上周三朱小丹以省委宣传部长的身份,陪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事处副主任李刚,在深圳出席联合出版集团印刷中心开业典礼。在贵宾室休息时,便有不少嘉宾主动上前跟他握手道贺。
过后,朱小丹面对香港记者的询问时,笑容满面地表示:“等正式公布吧。”
1953年在广州出生成长的朱小丹,祖籍浙江温州。18岁就担任广东乐器厂团支部书记,并在广东共青团系统工作长达16年,1984年以后曾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书记。
1987年起到2003年,他先后担任从化县委书记、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1月起,他获委任为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香港媒体报道,有广东“四大才子”之称的朱小丹,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极力推荐,并获得最高领导层拍板。
据悉,中共中央认为,53岁的朱小丹具有年龄优势,曾任省委统战部长和宣传部长的历炼,具备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党务经验,同时拥有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历,对经济工作也不陌生。
另据来自香港媒体的消息指出,2003年广东爆发沙斯疫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粤视察。当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时,突然向张德江和省长黄华华询问︰“小丹同志在哪里?”
在胡锦涛表示“关心”之后,朱小丹自此官运亨通。从并非要职的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兼省政协副主席,升到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对广东官场这一传闻,虽然无从证实,有分析人士相信,朱就任省委宣传部长后对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和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非常积极,其工作表现获得中共中央的肯定,认为他“开明,头脑清醒,有全局观念和丰富工作经验”。这对他出任广州党政“一把手”,有一定帮助。
据《新快报》报道,2001年11月9日广州举行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前夕,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朱小丹对媒体表示,一部分广州市民存在不喜欢讲普通话(华语),不遵守交通规则,不重视环境卫生,不爱护公物和绿化,不懂得礼貌待人,甚至是满嘴的“省骂”(即常用“屌”字)等小毛病。
朱小丹认为,这些小毛病存在于少数市民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当中,虽不是大毛病,不代表主流,但对外会直接影响广州和广州人的开放、文明形象,影响公众利益和公共秩序,影响人与人之间融洽和谐的关系,因此不能忽视、轻视和小视。
至于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空缺,据香港消息称将由肇庆市委书记林雄接任。现年47岁的林雄,是海南临高人,1982年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获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当科员。
1985年时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的温家宝转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林雄就担任他的秘书。1994年林雄南下挂职任中共东莞市委副书记,2001年3月后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年4月调任肇庆市委书记。
去年2月,曾传出林雄是深圳市长的热门人选,但他后来在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差额考察”中遭淘汰出局。这次跻身省委常委之列,是其仕途一大跃进。
中国九成年轻网民
认同民族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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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超过九成的中国年轻网民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甚至还有崇尚军国主义精神的倾向,超过八成赞成抵制全球化。新华网一项针对“当前人民群众思想状况”的问卷调查发现,87.94%认同“民族利益至上”,远远超过“自由主义”和“公平正义”。
调查时间从7月24日至8月15日。截至昨晚9点,已经有12万余人填写了问卷,其中男性占68.97%,女性占31.03%;年轻人占绝大多数,18岁至25岁占48.01%,26岁至35岁占33.41%;教育程度偏高,大专学历29.17%,本科学历40.59%,硕士及以上19.84%;29.24%是中共党员,普通民众60.20%。
在被问到“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所以应提倡尚武精神,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高达95.94%表示赞同。
在被问到“当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维护本民族利益”,高达94.01%表示赞同。
耐人寻味的是,93.46%“坚决不考虑”购买日本的电子产品、汽车和化妆品等产品。
87.87%的受访者反对“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快乐”这个观点;82.64%则赞同“教育、医疗等不能作为产业来运作,应主要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来运作以维护普通群众的权益”。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对本报分析时强调:“新华网本身的性质比较特殊,其网民在社会关怀方面的同质性也比较高,偏重对国家利益的重视,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此要凭这个调查来说明中国社会现象,还是不足够的。”
他指出,如果要作出有意义的观察,还必须了解这个调查的时段、其他网站是否有类似的调查作为比较基础等。
新华网在问卷里解释调查原因时表示,“主要目的是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为有关课题研究提供真实资料”,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高丙中对于网民的职业背景成分倒是感到意外,因为虽然中共党员有29.24%,网民的职业分布却以私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和管理人员不到7%。其中“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从业人员占18.87%,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占27.05%,个体工商业、自由职业占19.71%。
高丙中说,在职业分布比例看,可以发现网民大多不在国营经济体系内工作,因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党政系统以外的社会意见。
提出建立“中国问题学”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本报说,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以民族主义对抗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在社会危机的时候以偏狭的爱国主义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获得民众的支持。如此,社会危机可以化解,民众的情绪可以被引向外敌,但长期的危害是巨大的:排外、仇外、专制、愚昧的“义和团情结”不断得以强化,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进步。
胡星斗说:“我认为,偏狭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害国主义’,还近代史和现代史本来面目,进行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公民价值观教育,在中国迫在眉睫。否则,未来中国人的面目是‘可怕的’。”
胡锦涛亲自批示改革高校政治课 八荣八耻入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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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高校非常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政治课),但大学生却普遍感到政治课枯燥无味,为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批示中宣部及教育部,要对高校的政治课进行改革调整,并要求注重实效。
从今年九月的新学期开始,新大学生的政治课将已由原来的八门紧缩为四门。专家认为,新教材比较贴近现实。
据官方新华社旗下的《暸望东方周刊》报道,不论是什么专业,高校学生一般都要学八门政治课,约相当于本科生所学课程数量的五分之一,因中央认为政治课关系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
但大学生一上政治课就“头疼”,觉得枯燥乏味,在政治课堂上,“睡觉者有之,读金庸小说者有之,背英语单词者有之”。有学者表示,高校的政治课程远离现实生活与实际,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都存在问题。
为此,胡锦涛前年三月作出批示,下令中宣部、教育部要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研究高校政治课的教学问题,要本着与时并进的精神,力争在几年内使高校政治课的教学情况有明显改善。
中宣部、教育部当月即成立调研小组,展开持续近九个月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同年,按胡锦涛的指示,中共中央又专门印发“关于改进大学生政治课”的文件。历时两年,中宣部、教育部牵头的专家小组终于在近期完成了高校政治课的改革调整,并已基本完成教材编撰工作,目前正在对大学的政治课教师进行培训。
据悉,高校的政治课程原来是八门,现在减少到四门,其中有三门课是由原来的六门整合而来,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另一门是新增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调整后不再设置《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与政策》划入必修课,不再算作政治课。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政治课教材的修订,也体现了与时并进。胡锦涛今年三月讲话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加入新教材,并成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的主要内容之一。
力保宏观调控 温家宝罕见阵仗警告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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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继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高调要求地方“讲全局、谋长远”后,中国国务院26日召集有关部委及地方党政等负责人举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在会议上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同时“约法三章”,对地方诸侯下最后通牒,要求地方坚决贯彻中央部署,做到令行禁止。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主持。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培炎、回良玉,国务委员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出席会议。参与会议的尚包括各省、市、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至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显示温家宝此次是要全体“总动员”,通告中央的“约法三章”。
温家宝在当天的会议上,首先全面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指出现在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很突出。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呈加剧之势,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这个月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根据数据,中央虽然力推宏观调控政策,但未能压抑经济过热,较早前公布的上半年经济增长高达10.9%,而第二季经济增长更高达11.3%,而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三成。
不过,国家统计局此前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增长近11%是“合理的”。而温家宝26日的讲话,无疑是推翻了某些政府官员此前的含糊说法,表明中央已经认定现时国内经济增长偏快,并明确把防止过热列为工作重点。
温家宝同时列出了有待解决的常见问题领域,包括加强土地调控和管理、抑制投资和信贷增长,以及控制高污染工业发展。
当天会议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温家宝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的三点要求:
第一,统一思想认识,坚持科学发展。各地方、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二,增强大局意识,做到令行禁止。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
第三,狠抓政策落实,注重工作实效,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问责制,加强督促检查。
经济观察家指出,自取消北戴河会议后,如此大范围、高规格的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近年来几乎没有召开过,显示了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执行力的重视。
在此次全国电视会议召开前,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政治局会议,亦高调提出要各方配合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讲全局、谋长远”。
分析指,在胡锦涛和温家宝如此高调表态后,如果地方政府再不“识相”,不配合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或者搞“小动作”阳奉阴违“对着干”,中央将会强硬对付,甚至摘掉肆意罔为者的“乌纱”,中央很可能会透过一系列人事调整,确保政策得以贯彻。
中国定八种刑讯逼供立案标准 明确渎职罪主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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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最高法院日前曾公开承认,错杀和可能错杀的冤错案件,多数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而最高检察院近日首次明确了刑讯逼供案的八种立案情形,并规定有八种情形之一就可以立案。但是,由于司法部门缺乏监督,分析人士认为,新规定可能难以遏止刑讯逼供情况。
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说,新的“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共规定了220余项立案情形,比1999年的“立案标准(试行)”增加了六十余项。
明确刑讯逼供八种立案情形
根据规定,刑讯逼供罪被明确为“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最高检察院规定应予立案的八种情形为:1、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3、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伤、重伤、死亡的;4、刑讯逼供,情节严重,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5、刑讯逼供,造成错案的;6、刑讯逼供三人次以上的;7、纵容、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8、其他刑讯逼供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不过,中国自古以来的刑罚手段数不甚数,有分析人士就担心,这八条规定只会让有关部门换用其他逼供手段。而且,此八种清醒解释的如此之细,事实上反而使法规出现更多漏洞。
取证难未解决
虽然已明令禁止刑讯逼供,而且规定刑讯逼供者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案件的审判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
一般来说,刑讯逼供的受害人当时处于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无法取证也无法举证。当事情过后他们具有取证和举证能力时,又因为时过境迁,难以再拿到充分的证据。即使由检察官或法官介入调查,也由于知情人多为警察,取证困难重重。
保护个人合法财产
根据新修订的“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此外,新标准对滥用职权案,玩忽职守案,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环境监管失职案,商检失职案,动植物检疫失职案等明确规定,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到规定数额的应予立案。
明确渎职罪主体范围
这次修订后的“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对渎职侵权案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外,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根据新标准,一些国家机关聘任借调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只要在该机关工作,并在行使该机关管理职权的过程中构成失职、渎职的,也将对其追究责任。
据悉,这个《规定》是在1999年制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来的,是近几年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的经验总结。
美国之音:中国炒作中情局训练藏人探美国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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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25日在一项官方评论中在回顾西藏历史时指责达赖喇嘛曾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拒绝接受这位西藏精神领袖提出的和谈建议。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早已放弃了让中情局支持西藏流亡人士搞武装斗争的做法,中国的最新指责可能是为了从美国政府那里试探虚实。
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是,寻求西藏自治,但并不谋求独立。可是,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一项没有署名的评论中拒绝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建议。
这一评论说,达赖喇嘛过去以组织武装部队打回西藏的名义,和印度军队以及美国的中情局相勾结,组织了所谓的“印度特别前线部队”。
《芝加哥论坛报》在1997年曾报道说,在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流亡之后,中情局曾经在美国本土的科罗拉多州﹑日本的冲绳和美国领地关岛的军事基地训练了多达400名流亡藏人,这是美国资助的反对中国政府的游击战争的一部份。
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些游击队员被空降到西藏,他们曾经在那里发动了一场未获成功的抗击共产党中国的战争。1968年,也就是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关系缓和之前,美国结束了支持西藏流亡人士的武装斗争。
不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金德芳教授说,大约在1970年以前,美国通过中情局等组织确实支持过流亡的藏人游击队与中国作对,这也是1959年西藏爆发起义的一个原因。不过,随着美中关系好转,美国早已放弃了这一政策。
金德芳教授说:“随着美中关系的升温,中情局放弃了这种做法。这是美国新的官方政策。因此,中情局支持流亡西藏人士的做法不再是美国的官方政策已经有好多年了。看来,中情局今后也不大可能对与达赖喇嘛合作有多大兴趣。但我肯定不能排除一种想法,那就是中情局知道达赖喇嘛在中国有很多关系,因此,他们或许会找达赖喇嘛打听一些信息。但是,我觉得中情局和达赖的关系不大可能超越这一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从在Google网站的搜索结果来看,中国日报刊登的这篇英文评论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中文媒体上。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这样做也许是想让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否认中情局与达赖喇嘛有联系,同时又不会使中国国内民众失望。她还说,中国抨击中情局与达赖的关系可能是想从美国政府口里探出真实的情况。
金德芳教授说,如果美国政府断然否认此事,中国政府就会确认中情局已经不再和达赖喇嘛保持联系;而如果美国政府用一些含糊其辞的外交辞令表示政府不知道此事的话,中国政府可能就会怀疑中情局和达赖喇嘛仍然是藕断丝连。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日报》对达赖喇嘛的这一抨击会使自2002年北京与达赖特使恢复的会谈复杂化了。
设在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目前尚未对《中国日报》的文章发表评论。
美国为何处长不管厅长 下级不怕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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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五名中国四川省官员分别在美国佐治亚州和明尼苏达州接受理论培训,并进入州政府部门“顶岗实习”。赵世勇是四川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顶岗实习中担任明尼苏达州农业厅厅长助理。
期中,他诧异地发现,农业厅厅长和市场处处长一同出差考察,各订各的宾馆,各打理各的事情。“处长根本不管厅长”。
美国的“处长”为何根本不管“厅长”?按照赵世勇的“逐渐理解”,是因为美国的“处长”认为:你是雇佣我的上级,“I’m working for you”,那我把职责范围以内的工作干好就是对你最大的负责。至于鞍前马后的事,并不是我的职责。因此,“处长根本不管厅长”,作为处长,认为理所当然,我也相信作为厅长,也会坦然以对。
由此,突然想起现任山东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在《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中曾讲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看新闻,得知美国副总统戈尔到了纽海文市。但市长JohnDestefano置若罔闻,只管做自己的事。
他惊奇地问市长:“戈尔来,你为什么不出面?”不想市长更惊奇地反问他:“我为什么要出面?”后来李群当市长助理时间当长了,这才知道,在美国,下级官员根本没有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同检查工作、一同观赏风景、一起参加娱乐活动一说。李群说,不说是来了副总统,就是总统来了,市长也一样的不出面。
看,在美国,下级似乎“很不在乎”上级。出差,“处长根本不管厅长”;副总统下基层,州长连面也不露。这,对于国人而言,听起来像听“天书”,甚至少有人相信。
在美国,“处长根本不管厅长”成为无意识的惯例,其实是一种“官场文化”,这个“官场文化”就是:在美国,在政府工作的官员就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政府雇佣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他只需要也只能按照法律对这个岗位的描述来工作就可以了,他只对工作负责,对岗位负责;但在中国,官,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代表的是一种地位与声望。其具体体现不是干职权范围内的事,而是在运权、管人,把“官”理解成为“管”,而不是“干”。
不能否认,美国在政府管理方面有比较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可取之处,这也是中国各地频频公派一些高级公务员前去学习、培训的原因。
但是,《晏子春秋·杂下之十》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美国有些比较先进的“官场文化”能被意识、学习,但未必能在泱泱华夏生根发芽。
比如,我们在为出差“处长不管厅长”叫好的同时,谁敢于“模仿”、“尝试”?恐怕无人第一个吃这个“螃蟹”。
毕竟,一个国度的“官场文化”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沉淀、延续下来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朝夕完成的事;嫁接外来先进的“官场文化”,必须建立在比较完善、先进的“官场”制度设计上,否则,也“嫁接”不活。(作者:惠铭生)
一位副检察长在美国学习如何反腐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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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至10月,我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我的课题就是美国的检察制度研究,所以一入校,我就着手收集关于检察官的材料。
令我惊讶的是,美国的“检察官”的英文写法,竟是第一个难题。在国内阅读有关英文文章时,所见到的检察官一词也有几种写法,但用之在美国的图书馆、网络上搜索材料时,基本上找不到相应的文章,向任课老师请教时得到的解释也是不确定的含糊之词。
后来,我一头雾水中终于想到体制和国情差异。在国内早已知道,美国的检察官、法官基本上都是律师出生,检察官也应与律师的称呼有所联系。
于是,按照美国习惯的律师“Attorney”用法,我开始在网上检索,眼前豁然开朗,原来美国的检察官就是在律师前面加一个地名,进一步解释就是联邦、州或县市的公诉律师。
赴美之前,我就一直有个疑惑,美国预防腐败机制中是如何解决官员出差超支的问题,局长一听就笑了:很简单,出差信用卡,他们在所有地方的支出,同时会传回来,时刻受到监控。我提的这个问题自认为不简单,没想到得到一个这么简单的回答。
早就听说美国国会山大楼内部有与其外表一样的壮丽陈设,一个星期四的上午,我独自一人领了参观证,走了进去。我一边听着美国志愿者滔滔不绝地讲解着他们的骄傲,一边漫无目标地看着油画及雕塑。当我按一个批示牌方向走到二楼时,一位女士礼貌地给我一本画册,并示意我进入一个大门。
进去后我突然一楞:这不就是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参议院会议厅吗?我位于大厅二层,一层正在召开国会,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我仔细听了一会儿,原来他们大多都是在批评布什政府在新奥尔良大水问题上的失职责任。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希拉克、克里都在其中。
我们到美国国务院作公务考察,当我们像所有进入大楼的人一样排队接受安检时,一位同学突然说,看“赖斯!”果然是她,两三米之外,赖斯正向门外走着,看着一堆记者在大厅晃悠。我想也许有什么外事活动,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与一行黑人代表走了进来。有意思的是,她边走边给大厅里的人摆手,而大家仿佛没看见她一样,,各自忙碌着各自自己的事情,头都不抬,全无在大人物面前诚惶诚恐的感觉。
在美国,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汽车经常在大白天开着大灯,而夜间则禁开远光。我注意观察了美国的道路,路中间的分道线上没有遮光板,因为夜间行车根本没有被对方大灯晃眼之忧。(作者系河南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进东)
台湾媒体也高度关注着温家宝的“旧衣旧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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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5日 温家宝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寨坡乡水田坪村看望贫困户雷应珍。
2006年4月1日 温家宝和北京市长王岐山(右)在奥运公园植树
2006年5月7日 温家宝到宁夏考察抗旱救灾工作,在宁夏中宁县农民田丰朋的地里,了解他在旱地里栽种西瓜苗的情况。
“旧衣”
【星岛网讯】继年初温家宝一件绿色冬衣穿了十年的报道之后,大陆媒体日前再赞扬温家宝的一双旧鞋,以凸显温家宝的亲民作风。此事被台湾和香港媒体广为转载。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此前温家宝的“旧衣”报道事出突然,源起于大陆某网络论坛在今年1月30日贴出的一张帖子。该帖笔者细心地发现,关于温家宝到地方视察的新华社照片中,前后时间差距虽然长达十年,但温家宝居然穿着同一件绿色冬季棉衣。
该帖得到大陆数十万网民的关注,2月开始,《中国广播网》、《扬子晚报》、新华网相继转载,使温家宝的亲民形象进一步印刻在大陆民众的脑海。
报道说,日前,“东施效颦”地,河南《大河网》炒作起了温家宝的“旧鞋”。据指出,7月15日上午,温家宝专机降落在洛阳机场,开始了他在河南的视察,而当天中午,温家宝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拿着一双旅游鞋说:“它开胶了,请帮助修理一下”。
报道引述《大河网》的文章说:“望着这双旅游鞋,它是那么的熟悉,记得两年前总理来豫时它曾被修过……这是一双旅游鞋,这是一双被黏合过多次的双星牌旅游鞋,它承载着温总理那不知疲倦的身驱,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它承载着温总理那颗赤子之心,把党和政府的关爱亲手献给人民,它承载着一个伟大的胸怀,那里汹涌着国家与民族的血脉”。
事实上,自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温家宝的亲民作风不止一端,他经常在大陆各地巡视,甚至亲自下到矿坑与矿工共餐,而眼见矿难频传,温家宝在探视受难者家属时,多次流下眼泪。
《中国时报》报道说,但对讲究实效的海外批评者来说,温家宝的“旧衣”、“旧鞋” “眼泪”反成批评重点。批评者认为,温家宝的温情并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在温家宝为矿灾死难者几度流下眼泪之后,大陆矿难频传如故,就是证明。
纽约时报记者愿出庭为赵岩作证未泄露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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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法院在法律规定时限内没有能对赵岩案件作出判决。赵岩先前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研究人员,他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和诈骗。
由于牵涉所谓的国家机密,对赵岩的审判不对外公开。他的律师莫少平表示,他也不能对外透露当局具体指控他泄漏什么国家机密以及从事了什么诈骗。他说,只有对赵岩的判决公布之后他才能对有关情况做出评论,因为法院判决不属于国家机密。
赵岩在纽约时报率先报道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之后被秘密逮捕。这种消息在中国被认为是国家机密。
纽约时报表示,赵岩不是这一消息的来源。在6月16号赵岩受到审判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愿意出庭为赵岩作证。中国当局对此没有做出回应。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法庭要在审判举行一个半月之内做出判决。现在一个半月已经过去。赵岩的律师莫少平说,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已对他表示,判决可能要推迟。该法官没有做出解释。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3月访问美国之前,中国当局一度撤销了对赵岩的指控。但赵岩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释放,中国的检察机关在5月重新对他提出指控。
美国学者形容中国现在还是一只“小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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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求是》杂志刊登文章把“富国”和“强军”作为中国的两大战略目标高调提出,并说“能战方能言和”。中国外交专家称,中国强军不仅符合台海两岸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
中国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遵照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指示,在过去20年里在国际间韬光养晦,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
中国共产党喉舌杂志《求是》最新一期载文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国国防与经济两个建设的协调发展是迫切的现实需要。
文章还说,只有军队具备了相应的实战与威慑能力,才能为国家的和平发展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香港的军事问题评论员郭坚说,中国现在的国力比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时期要强大很多,正所谓水涨船高,中国自然要提升军力。
另一方面,郭坚认为中国有被人盯牢的压迫感,更希望有所表现。他说:“你出头不出头,你中国都是唯一的共产大国。你不出头人家也那么看你,那你还不如做点事情。现在口袋里也有钱了,军中呼声也比较高。再加上民族主义,从民间也有压力,不但是军方都要求有所表现。这就相当于人长大了,快18岁了,要求可以合法抽烟。”
有美国学者曾经形容说,中国现在还是一只小猩猩,但全世界的人都在担心,中国一旦长大时,会成为一个力大无比、性格粗暴且具有侵略性的大猩猩,还是成为一个性格温和的大猩猩,因此中国军力的迅速增长是国际间关注的一个焦点。
郭坚认为,美国和西方其实不必过于担心,当他们解读中国“强军”时,需要了解中国强军所具有的威胁程度。他说:“按照过去10年的事实说明,中国的威胁度不应该说很大,因为中国没有动台湾,没有动钓鱼岛,没有动南沙。这些说明,中国的威胁力没有它的嘴巴那么大。乌苏里江、黑龙江的黑瞎子岛问题上,中国吃亏了也不说话。在不久的将来,中印边境可能也要划分,比毛泽东时代恐怕也要后退几万平方公里。”
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浩教授说,国外看到近年来中国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对此敏感,但是国际社会也应当看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包括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和需求,特别是资源与能源的需求。他说,中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航道的畅通,而军力是提供保障力度的手段。
苏浩说,中国强军不仅对自身经济安全,也对东亚、东南亚的安全,对台湾海峡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他说:“从去年中国颁布反分裂法以来,反分裂法是中国大政方针的确定。大政方针的确定需要有相应的手段配合,否则是一句空话。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军事上对台湾造成某种程度的威慑,实际上是有利于台海两岸的稳定或者现状的维持。事实上,从反分裂法颁布以后,恰恰不是像台湾方面,或者是像一些西方国家所认为的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局势,现在可以看出,是更加稳定了两岸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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