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失踪 台湾军情局两上校恐遭大陆诱捕
【网讯】据了解,台湾军情局两名现役上校在中越边境失踪月余,家属心急如焚,台湾军情单位刻正全力寻找“营救”,研判二名军官于越南边境遭大陆诱捕的可能性极高,唯大陆迄仍“保持缄默”,此外,亦不能排除遭当地歹徒绑架的可能性及发生意外等情况。
《中国时报》报道,据透露,这二名失踪的军情局上校,系任职于四处副处长朱姓上校及四处组长许昌国上校。据了解,朱许二人是五月底前往越南,未几旋即失踪,朱姓副处长原订端午节与家人聚会却未现身。
疑歹徒绑票 不见勒赎电话
情治圈消息来源指出,军情局已数年未再指派现役军官或台商,前往大陆从事情报工作,此项禁令并未解除,不可能再发生“指派要职前往大陆”情事,而朱许系前往越南,二人亦“绝不可能前往大陆”,“也不会给这样的命令”,因此如系大陆于中越边境设局诱捕即是非法手段。
据了解,朱许二名上校于越南“失联”之初,军情单位即研判数种情况或是突发的意外,如二人于边境遭大陆诱捕,或是遭越南当地歹徒绑票等,唯随着时间发展,无论是家属或军情局,均未接获“歹徒”勒赎电话,也未接获任何支付赎金的电话或传真,并由种种迹象研判,始朝遭大陆诱捕方向研判。
台湾无证据 大陆保持缄默
唯大陆国安局单位迄今仍保持“缄默”,台湾并无任何证据显示,朱许已落入大陆国安单位手中,因此尚未放弃任何一丝“找到人”的希望与机会。
据研判,中越边境如友谊关、芒街等处边关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出入极方便是大陆最可能诱捕朱许二人之处。
据透露,军情局在越南只有一处工作站,朱许二人前往越南是“越南站”搭的线,还是由台湾直接专派,外界尚无所悉,同样地二人“任务性质”亦属最高机密,唯研判二人职务,若是出任务接触对象,一定是台湾认定系大陆解放军将级人员或是“重要策反人士”,能长期提供情报来源才会让朱许同行。
芒街、友谊关最易下手处
据曾去过边境人士研判,朱、许二名上校最可能遭诱捕的地点,一在越南边境芒街一在友谊关。
这位人士指出,芒街与大陆云南省东兴市相界,边境仅一水之隔,水面宽二十、三十公尺,有小艇渡河;另一地点友谊关,即古时著名的“镇南关”是谅山的关口,自越南边境,一出友谊关即是中国广西省凭祥市。友谊关离越南首府河内约二小时车程。
这位曾走访芒街与友谊关人士说,从芒街“偷渡”到中国大陆是相当容易的事,无论白天或黑夜做个小船数分钟即到。
事实上,大陆在中越边境设局绑人已非第一次,大前年王炳章即遭大陆设局,计诱到边境抓人时间也是六月。此外大陆于去年亦在中缅边境绑架“中国联邦党主席”彭明手法与逮捕王炳章模式一样。
策反大陆“国安高层官员”两军情局上校陷险境
【网讯】日前台湾军情局两位上校在中越边境失踪。据熟悉台湾东南亚活动的情报圈人士透露,军情局四处副处长朱姓上校与组长许昌国上校,遭大陆诱捕的可能性极高。
其中,朱姓上校在五月底赴越南之前,曾于四月到东南亚另一国出差,任务与策反、吸收大陆某地区性国安高层官员有关,由于四月才赴东南亚,五月底便去越南,六月初即于中越边境“失事”,研判两者极可能有关联性。
《中国时报》报道,据透露,今年四月,军情局位于东南亚某国的工作站,回报吸收一名“大陆驻外领事馆职员,长达半年”,另还回报“有大陆地区性国安单位负责人有意来往”;据指出,朱姓副处长任事积极,获悉外站回报后,即亲自赴此国家,并带了一名组长与参谋同行。其中同行的参谋还是女性化名“梁XX”。
据了解,自军情局不再派基干(现役军官)前往大陆,也不再运用台商吸收情报后,由“大陆人士搜集大陆情报”的政策,即成主要的“人员情报”来源。东南亚则成台湾吸收大陆人员的重镇,主要是“策联”或“策反”大陆在东南亚出入的人。
情治圈相关人员指出,朱姓上校于四月现身东南亚某国,即为“大陆地区性国安负责人有意交往”而来,通常设这种局需要彼此信任,且至少“交往”半年以上情报价值高才会有“进一步会面”的安排。同样地,如果这是诱人逮捕的局,大陆一样“费时多日”。
对情报工作而言,如果真能策反大陆“地区性国安高层”,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也只有这种位阶的情报来源,才能诱出副处长亲自出马,否则“关系不对等”,一般吸收的情报,无须负责东南亚情报业务的副处长与组长连袂出任务。
这位情报圈人士认为,从朱姓副处长四月带着一位组长、一位参谋前往东南亚出差、五月底又带着许姓组长去越南,显示朱、许从事的任务机密性极高,而出差的时间又如此密集,随即便于中越边境“失事”,两者之间应有关联性,换言之,如非策反大陆解放军将级人员,或是地区性国安高阶负责人,应不致让朱、许二人“落入险境”。
大陆在第三国捉军情局两上校意在杀鸡儆猴
《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如果台湾军情局二名任要职的上校军官,的确是遭大陆“劫走”,这是军情局干部首次在大陆以外地区遭逮捕,也是大陆第一次在第三国抓台湾情报员,这是一件大事政府与军情单位不能等闲视之。
文章说,即便不是情报员,只是国防部现职军官,二名上校奉命出差第三国却遭大陆设局逮人,也是相当震撼的事,何况是两名军情高阶干部。
文章指出,大陆曾经在中越边境计捕民运人士王炳章,然王毕竟是“策联”的情报员不是现职军官;如果朱、许两名上校是在中越边境遭捕,不管是“引诱”或“押压”都是大陆第一次在“境外”计捉台湾军情局官员,手法相当不寻常。
大陆这种手法的改变,采取如此激烈作为,分析可能的原因,一是大陆国安单位,特别是地方国安单位也有情报压力,在台湾军情局已不派现职军官,也不再指派台商在大陆活动、搜集情报之后,在“业绩”的压力下,大陆想要掌握军情局最新的状况动态,只好设局现役高阶情报员,而朱、许则成了大陆挑选的对象。
文章说,再者,朱、许两名情报员做事相当有拼劲且负责东南亚,而军情局在东南亚做大陆情报的绩效极佳,成为其极欲“瓦解”、“铲除”的工作站,于是有了计捉四处副处长与组长行动。
此外,大陆敢于中越边境动手抓台湾军情局高阶干部也有“吓阻”用意,意在杀鸡儆猴,希望让台湾情报员心生畏惧,即释放出“不要以为在第三国活动,不在大陆活动,我就不敢抓你”讯息。
关于大陆“吓阻“的警告,军情单位绝不能退缩,套句老军情局长叶翔之的话,”你抓我一人,我就再派十人,你抓我十人,我就再派百人“。在工作安全的要求下,军情单位应勇于迎战这种两岸情报战的新态势。
文章说,站在民众立场,朱、许二人是为台湾从事情报工作如今下落不明月余,而且极可能遭大陆诱捕,应寄予最大的关怀,并且敦促政府与军情单位,应全力查寻二人下落,并且照顾安抚家属。
朱姓上校年幼丧父,尚有老母健在,其母自从得知儿子出事,几日来以泪洗面,现并送进医院加护病房;在当前政局复杂的情况下,朱许二人仍站在台湾安全的立场,为台湾付出从事第一线危险的工作,值得民众与政府给予最大的协助。政府唯一该做的,就是尽速找出二人的下落。(文/吕昭隆)
港台美保钓人士计划发动船队 8月宣示主权
2006-07-20 11:40 am
(综合讯)中央社消息,据报道,全球保钓人士计划八月中旬展开大规模保钓行动,美国、香港及台湾三地保钓人士希望发动五十几艘船,突破日本军舰封锁,登陆钓鱼台宣示主权。
香港“明报”今天报导,保钓联合(纽约)组织日前宣布,在美国募集登岛经费和志愿者,准备八月中旬前往台湾,参加美港台三地保钓行动。该组织主席陈宪中表示,筹款目标是十万美元,用于在台湾租用二十艘渔船,而募集志愿者人数预定为十人。
报道指出,保钓联合(纽约)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将在法拉盛金丰大酒楼举办“保卫钓鱼台列屿筹款餐会”,届时将公布该会的“七二八宣言”。
报道说,这次联合登岛行动将分别从台湾和香港出发,美国的保钓志愿者将先到台北,稍事休息后与台湾保钓人士一同出海。
报道说,目前台湾和香港的筹款和志愿者报名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立法会议员刘千石已经捐出一百六十万港元,用于购买登岛船只。预计整个行动需要五十艘以上船只,否则不易突破日本军舰封锁。
传台湾军情局两上校遭大陆逮捕
2006-07-20 2:15 pm
(综合讯)东森新闻报消息,台湾军情局传出有两名高官遭到大陆逮捕,据了解,这两名军情局上校,在上个月前往越南,之后就和台湾方面失去联系,军情单位得知消息后,立即寻找两人下落,但是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任何消息,因此研判很可能已经遭到大陆国安部逮捕。
军情局两名上校,四处副处长朱恭训和四处组长许昌国,惊传6月的时候在中越边界失踪,根据研判,失踪地点很可能就是在中越边界的芒街,或者是友谊关,经过军情单位全力搜寻,依旧没有任何消息,研判两人不是被绑票,就是遭到大陆逮捕。
如果是被绑票,事发至今已经超过1个月,家属完全没有接到任何勒赎电话,因此研判被绑票的可能性相当低。
也可能是中国国安部利用情报当作诱饵,将两人诱捕入网,对于这项说法,军方维持一贯的态度,军情局政战部主任表示谢许昌表示,“因情报工作如同作战,具有高度的风险,对于发生的个案,涉及情报来源及人员安全,均属于业务机密,本局不予置评”。
黑龙江副省长因矿难被记过
(2006-07-20)
(联合早报网讯)新华网报道,2005年11月27日21时22分,龙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71人,伤48人,直接经济损失4293.1万元。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务院立即派出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现已查明,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放炮人员使用非专用炸药违章作业处理煤仓堵塞,导致煤尘飞扬达到爆炸界限,放炮火焰引起煤尘爆炸。调查认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报道说,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对东风煤矿矿长马金光、七台河公司调度室主任杨俊生等11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已对其刑事拘留;同意对龙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侯仁等21人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决定给予黑龙江省副省长刘海生行政记过处分,责成黑龙江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港台美50船 下月赴钓岛
(2006-07-20)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全球保钓人士计划下月中旬进行大规模保钓行动,届时美港台三地保钓人士将驾驶超过50艘船,突破日本军舰封锁,登陆钓鱼岛宣示主权。
保钓联合(纽约)组织日前宣布,在美国募集登岛经费和志愿者,准备下月中旬前往台湾,参加美港台3地保钓行动。该组织主席陈宪中表示﹕筹款目标是10万美元,用于在台湾租用20艘渔船,而募集志愿者人数预定为10人。保钓联合(纽约)本月28日下午6时在法拉盛金丰大酒楼举办“保卫钓鱼台列屿筹款餐会”,届时将公布该会的“七二八宣言”。
这次联合登岛行动将分别从台湾和香港出发,美国的保钓志愿者将先到台北,稍事休息之后与台湾保钓人士一同出海。
目前台湾和香港的筹款和志愿者报名工作正在进行,香港立法会议员刘千石已经捐出160万港元,用于购买登岛船只。预计整个行动需要50艘以上船只,否则不易突破日本军舰封锁。
在民间保钓历史上,仅有两次成功,一是港台保钓人士1996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插在钓鱼岛上,而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此次行动中遇难;一是7名大陆民间保钓人士在2003年成功登岛。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庭审推迟
原定于周四(7月20日)举行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庭审被推迟,而陈光诚的声援者称,他们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这是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透露的。他说,他接到了沂南县法院的通知,称由于检方需要搜集更多证据,因此庭审被推迟。
沂南县法院的一名官员也对法新社证实说,由于需要做更多调查,因此庭审被推迟,但他没有给出新的庭审日期。
李劲松还说,他在周三(7月19日)与陈光诚会面了一小时,讨论了关于证人证词的问题。
同天,有将近200名来自中国各地的陈光诚的支持者在法院外集会,以表示对陈光诚的声援。
支持者称,他们在集会过程中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并有11人被警方带走问讯,其中包括知名维权律师高智晟。
不过这11人均在几小时后被释放。
去年9月,陈光诚因揭露他所在的山东临沂部分地区计划生育官员强迫成千上万妇女晚期堕胎或者实行强制绝育,而被警方居住监视。
今年3月,陈光诚所在的村庄有400多人向警方抗议陈光诚的处境,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数人轻伤。此后,陈光诚被正式拘捕。
上个月,警方以"故意损害公共财物、聚众阻碍交通"向陈光诚提出指控。
人权组织呼吁美国出台网络自由法案
Gro?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雅虎是这一法案的导火索
去年以来,媒体相继披露雅虎,微软等IT跨国企业协助中国当局监控或限制互联网信息自由,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本周二,14个人权组织发表共同声明,敦促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尚待决议的法案。该法案旨在禁止美国高科技公司与中国等钳制网络自由的国家政府合作。
在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倡议下起草的“2006全球网络自由法案”于今年2月正式提交国会。根据该法案,与限制网络信息和言论自由的国家进行合作的公司将受到处罚,被处以罚款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周二,记者无疆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14个人权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敦促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记者无疆界组织主管网络自由的潘恩(Julien Pain)说:
“一开始我们希望这些公司采取自我约束的措施,呼吁它们制定一个行业行为准则,规范在专制国家的商业行为。但这些公司没有作出回应,显然是不想制定行为准则。所以我们认为,迫使它们尊重人权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立法来限制。”
去年9月,记者无疆界组织披露,雅虎公司向中国安全部门提供用户个人信息,使得当局得以确认用户身份,记者师涛因此被捕并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10年徒刑。尽管雅虎不承认其行为是协助中国政府迫害异议人士,但这一事件引起国际舆论对相关企业商业道德的批评。网络自由法案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如果法案得以通过,首先美国公司就不允许与专制政府的警方合作。象雅虎在师涛案中扮演的角色就不会重演,企业向外国警方提供用户信息须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另外将杜绝网络企业对搜索服务的自我审查。这些表明,所有美国公司都应尊重人权和言论自由。”
法案的支持者还批评微软在中国关闭有批评政府内容的博客网页,以及古狗对其搜索引擎进行自我审查的做法。尽管雅虎,微软等公司解释说,象它们这样的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存在本身就推动了媒体的开放,但人权组织指出,前提是这些公司在尊重言论自由和保护隐私方面比当地企业有更高的标准,否则推动作用无从谈起。记者无疆界呼吁美国国会议员支持这一法案的通过。那么法案通过的机会到底有多大呢?潘恩说:
“这很难预料。公众舆论的压力当然是很有帮助的, 不过估计国会对法案会产生争议。这时院外活动就很重要,我们作为人权组织当然没有微软,古狗这样的财力资源,同政界人士的关系网也比不上它们。我不知道会不会取得胜利,但我认为这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一件事。”
在美国一项法案从提交到决定是否通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经过多个不同委员会的审核,修改获得委员会接受后,再由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投票表决。美国政府目前对这一法案尚未发表公开评论。
一位民工在天 安 门广场自焚受伤
美联社北京报道,周四,一位中国民工在北京天 安 门广场进行自焚,在身上的火被及时扑灭后被送进医院急救。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九时,火焰被点燃仅十秒后,就有警方人员和救护人员紧急赶来将火扑灭并将民工用救护车带走。目前还不清楚这位民工自焚的动机,北京市公安局也拒绝回答媒体的询问。
反垄断先公开垄断企业的“内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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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位英国医生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未来的关键”:英美烟草及香烟走私在中国》。论文揭露,在2003年和2005年,英美烟草对中国的销售是中国官方全部进口数字的五十倍;这中间的巨大差距,英美烟草公司一直难以解释。研究者对记者表示:“尽管英美烟草在公众面前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公司,但却是造成全球性香烟走私的重要因素。”
西方烟草寡头向中国大量走私烟草,无疑令人愤怒。不过,更感兴趣的还是这样一个问题:两位医生何以能知道英美烟草如此惊天的走私秘密?报道说,两位医生所以能得出上述结论,在于“对大量英美烟草公司的内部文件进行了数年研究”;而“内部文件”所以能被公开,又是因为“在接连不断的诉讼中被法庭下令公开”。
原来,揭露垄断寡头的种种不法勾当、黑幕,还有通过法院强制公开内部文件这么一个“妙招”,这倒是一条不错的经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针对各种垄断企业的侵权诉讼并不算少——如福建居民丘建东因打电话被多收费状告电信局;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郝劲松因购物不开发票将铁路局告上法庭;上海市民邓维捷告银行跨行查询收费。诉讼虽多,可无论结果是胜是败,都从来没听说过有垄断者内部文件被“下令公开”,当然也就更无缘凭此将垄断企业背后经营的“猫儿腻”看个端详。
如针对“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的争议,就有经济学家口口声声地辩护道:“跨行查询每笔0.3元是‘收少了’,本来成本是1.2元。”显然,如果能将银行的相关内部文件、账本公开,搞清其成本、底细,“跨行查询收费”究竟是收多了还是收少了、该收不该收,自然不难明了。与此类似,最近电价上涨,对于为什么涨价,电力企业给出的涨价理由照例是“成本上升”,然而,电价中的成本究竟是多少、怎么算,专业人士的结论是:“一笔糊涂账。”
而同样是高度垄断的中国烟草行业,情形又如何呢?最近两则“相映成趣”的烟草行业新闻无疑给出了清晰的回答:一则是,西安市烟草公司一名普通职员,不包括年终奖金,每年银行卡上基本维持将近六万元收入,是当地平均工资的3倍,而这种收入水平在其公司只是“中等偏下”。另一则是,国家审计署对云南烟草的专项审计发现,账面资产333亿元,其中十多亿资产已经“流失”,而烟草企业连自己有多少钱、钱都去了哪里、有多少亏损盈利,统统“都不清楚”。全国烟草企业账面上共有1300多亿元的“糊涂账”。
毫无疑问,有公开才有透明,而惟其透明才谈得上监督。垄断者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了,如果没有公共权力的强制,它是不可能主动公开经营信息并接受监督的。英美烟草不是一面信誓旦旦“社会责任”,一面大肆干着走私勾当吗?
国内正着手对垄断企业的高收入进行改革,弄清企业的成本核算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不妨将垄断企业的内部文件逐步公开,如何?(作者:张贵峰)
郑州官员成被告 法庭上公然轰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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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见过这么“牛”的被告,竟然坐在被告席上大声呵斥旁听记者:“你出去!”7月18日,郑州市民焦女士等7人状告郑州市建委“行政不作为”一案在中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几名媒体记者遭遇了这样意外的一幕。
在法庭上,原告当面直陈,“郑州市建委是开发商的建委,不是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建委,不是全体公民的建委”。透析事情经过,我们发现,原告的这种置疑确实有很大的可信度。
郑州某开发公司在原告楼正南方建造两栋25层高楼,与原告楼的楼间距仅14米,严重影响了原告楼的通风、采光。在原告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后,开发公司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撤销。
但是,郑州市建委一直没有撤消其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面对业主的投诉,郑州市建委总是“敷衍塞责”,而开发商则继续施工。
建委到底是不是开发商的建委,如果说仅仅是到这里,我们还不说是。毕竟,建委可能有建委的若干理由,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对建委还有一些期待还有一丝希望。但是在庭审现场,建委代理人手指记者:“他在记录!”记者回答:“法官已经允许。”代理人不管审判长的制止,大声呵斥记者说:“你出去!”坐在其身旁的开发公司代理人也喊着:“你不就是个记者嘛!”
现场旁听人员感慨,“‘当官的’真厉害,真不把我们普通老百姓放在眼里。”当官的为什么厉害,那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这样的“当官的”也许真该回家卖红薯了。
这一斥,既体现出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更体现出一惯的骄横,对民意的无视。
在庭审现场,郑州市建委称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到底具不具备起诉资格,应该由法律说了算,。但是,即使业主不懂法,或者起诉错了,建委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通过记者的笔,向社会向公众阐述其理由,并对社会进行一次普法教育,何必要斥记者出去呢?这摆明了是害怕记者报道,这里有没有鬼,有什么鬼,其心已昭然矣。(作者:毛建国)
四川推行另类工会组织 企业代表组成集群职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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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四川省正在全面推行一种新的职工代表大会模式,由区域或行业内多个企业选举出的职工代表组成“集群职代会”,就一些共通性问题代表职工与企业交涉。
据《人民日报》报道,这种制度为量大面广、小而分散的非公有企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开辟新途径,受到四川各行业职工代表的肯定。
近年来四川非公有企业迅速发展,但企业规模小、职工人数少,大量的非公有企业工会工作基础薄弱,职工的民主权利行使、合法权益维护缺乏制度性的保障。
四川省总工会组织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由每个企业派出自己的职工代表,组成区域(行业)职代会,即“集群职代会”,展开职工民主管理活动。
“集群职代会”职权包括听取和审议本区域(行业)企业执行劳动法规的情况报告,提出建议和意见;选举、撤换参加协商谈判的职工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区域(行业)集体合同、工资协商集体协议、区域(行业)劳动保护及安全生产、社会保障、职工培训协定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集体协议。
此外还有检查、督促区域(行业)内企业执行劳动法规、安全生产法规以及发动和组织职工积极为企业生产经营献计献策,提合理化建议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各企业与职工协商授予的其它职权。
自2002年起,包括泸州、宜宾、成都、遂宁、绵阳等城市陆续试行这项制度。
报道中说,“集群职代会”发生功能的例子之一是,泸州市沱江水泥有限公司一度为达到产量忽略环保,厂区内粉尘多、噪音大,职工很有意见。
2004年10月当地召开行业职代会,职工代表提出“增加技改投入保障健康”建议。公司随即投入人民币380余万元进行减少粉尘、降低噪音的技术改造。
卖出去27顶官帽 只有三个买官者被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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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受贿卖官案中的27名行贿人,目前仅有3人受到处理。商州区纪委一位副书记表示, 7日左右接到市纪委下发的相关处理意见,区纪委正在根据上级要求,按照程序办理,但对具体程序和进度不便透露(7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这3名被处理者,也是以受贿罪的罪名被法办的。对此,商洛市有群众提出:这3名行贿者,还应进一步追加行贿罪罪名;其余24名行贿买官者更应得到法办。但是,市纪委的处理尺度似乎要宽松一些,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只提到了“行政处分”。
在全国范围来看,商州市对买官行贿者的处理似乎还“严厉”一些,还准备给予行政处分,而许多地方的买官者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而且还坐在台上继续掌握大权。比如,黑龙江省的马德卖官案,涉案者多达200多人;四川省的杨毓培卖官案,涉案者多达60多人,他们中的多数买官者,现在还继续享受着“权力的快乐”。
之所以不少地方不积极处理众多的买官者,是因为觉得处理太多影响地方形象,动摇了我们的政治基础。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贪官已经出现,处理了还可以挽回一些影响,不处理才会严重影响地方形象:一方面群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另一方面群众怎会甘愿忍受贪官的“领导”?(作者:沸腾)
富而不“贵” 中国富豪当然会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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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南方周末》发布了中国顶级富豪精神世界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多数富豪对金钱爱恨交加,内心充满不安全感。中国顶级富豪的精神世界竟如此“惨不忍睹”,实在令人费解。
美国的《新闻周刊》日前推出“让美国高尚的15人”,包括影星布拉特·皮特———把摄影师的注意力吸引到非洲,对纳米比亚、南非艾滋孤儿等慈善机构捐出400万美元;比尔·盖茨———对全球的健康事业、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可见,富裕的人也能成为高尚的人,只要愿意,富豪也可以过得开心。看着《新闻周刊》封面那一张张笑靥如花的面孔,使我们相信无论是影星皮特,还是富豪盖茨,他们因为奉献,所以开心;因为精神丰盈,所以看不出有不安全感。
无数事实证明,金钱和快乐不能划等号。于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一名超级富豪放弃“镀金的笼子”,宁愿做起快乐的农夫;亿万富豪巴菲特,把价值370亿美元的财富捐给基金会;李嘉诚致力于全球公益事业,尤其在教育和医疗事业方面表现慷慨;年至耄耋的国内首席慈善家余彭年,满腔热心投身于慈善事业,自称“我做慈善都是快乐的”。这些胸怀苍生、谋求公益的富豪,参透了财富的真谛,他们会如惊弓之鸟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正因为如此,要消弭贫困,要弥补裂痕,要增加社会和谐,这一方面需要公权力部门恪尽职守,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则需要以富豪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有所担当。美国富豪洛克菲勒曾经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周围的人对他恨之入骨,人们认为他为富不仁。后来,他开始反省,以财富反馈社会,著名的抗病菌药盘尼西林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开发而成。最终,洛克菲勒用财富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救赎,他也因而快乐,而平静。
李嘉诚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一个人也许无法使他人高尚,但绝对可以使自己高尚;一个富豪也许可以轻易使自己的财富呈几何级增长,却未必可以使社会对他的尊重也呈几何级增长。富豪的不安全感不是社会的施压,而是来自内心的恐惧,内心富贵的富豪是雍容的,是从容的,是宅心仁厚的,是真正的“贵族”。只有富而不贵的人才凄惶,才感叹没有安全感。(作者:王石川)
垄断行业高工资并非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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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有关垄断行业的讨论中,社会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提高价格转嫁危机;二是垄断行业的工资过高,行业福利腐败严重。
但这当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同样是高工资高福利,但在不同的垄断行业中,具体情形是不一样的。
从媒体上披露出来的情况看,电力、高速公路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可以惠及大部分职工。而通信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收入,主要集中在行业或企业的上层。而石油等行业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在一些地方,员工的收入和福利都比较高,但在另一些消息中,普通员工的收入却很低。
第二,尽管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是造成社会中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明显不合理,但这个因素对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
2002年GDP大约10万亿,城乡居民收入大约5.7万亿,加上可能漏算的,大约6万亿。而包括津贴、奖金在内的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包括奖金和津贴)只是工资总额的一小部分。可见,垄断行业高工资对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因此,对于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不能仅仅从收入差距的角度加以关注,更应当将其看作是这些垄断性国有企业畸形管理的一部分。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或企业进一步可能向什么方向走。一种可能是,继续利用垄断的机制,不断将企业的危机转嫁到社会,从而维持亏损垄断企业的生存;另一种可能就是走所谓国企改革的路。而所谓国企改革的路,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将危机转嫁到企业内部职工的头上。
因为无论是过去的国企改革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一个习惯性的思路就是减员增效。在前一段进行的建行改革中,业内就有一种说法,建行改革成了“人吃人”的绞肉机。因为在这个改革中,涉及到裁员、员工买断的问题,曾引发了管理层和建行员工的许多冲突。
这种改革思路的前提逻辑是,把经营失败和历史包袱的形成归咎于基层普通员工。但正如人们在原来的国企和今天还存在的国企身上能够看到的,国企的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管理所致。这种畸形的管理当然和所谓的产权模糊有直接关系,但却不是这种产权的必然结果。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外国的国有企业在产权上与我们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却很少有我们这样的畸形的管理。这当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改革前从事着甚至造就着这种畸形管理的人,将会是畸形管理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对比一下一些国有企业改制前后管理层收入的变化,就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且不说其它的收益。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显然不是对国企改革的评价,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国企也好,垄断行业也好,其存在的畸形状态,除了其自身的因素之外,其外部因素是什么?如何在改革中走出这种怪异的轮回?(作者: 孙立平)
鼓励富人投身慈善 中国将对五种捐赠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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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富人与慈善事业发展成为近来媒体讨论的焦点。据悉,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对五种捐助免征所得税,以在鼓励个人和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投入。
根据文件,按照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设立的公益性、非营利性慈善组织、机构,成为这一文件的最大受益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向这些单位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如:一个人收入一万一月,他将其中的五千元向这些机构进行捐赠,这五千元将不会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缴范围。
另外,通过一些公益性基金进行的捐赠,也在免征范围内,这些基金包括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等。
除此之外,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农村义务教育、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以及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
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也在免征范围。
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不过,民众则认为,即使免税也很难调动起富豪们的捐款热情。此前就有调查指,中国的富豪们对金钱是又爱又恨,而且面对民间的仇富心理,极度没有安全感。很多富豪们不爱捐钱就是怕露富。
博彩管制争论浮出台面 北大专家倡赌博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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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博彩研究中心一位专家表示,中国应当让赌博合法化,防止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赌博税收流失。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说:“博彩市场是存在的,何况赌博是人性的一部分。”她还说:“如果合法的赌博项目太少,多数人将被逼进地下赌场。”
中国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禁止赌博。在中国,受国家批准的彩票是合法的,但合法赌博收入与黑市收入相比之下,显得很少。
中国彩票去年收入达七百亿,而在海外投注的数额则达六千亿元之多。这个数目相等于中国旅游业的年收入。
据估计,中国非法博彩业年收入达七千亿元,是合法市场收入的十倍。王薛红表示,中国的非法赌博主要包括网上下注、地下赌场及私人彩票。她声称,如果一些博彩项目能合法化,中国政府将能受益许多。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凸现了中国对赌博的热衷程度,当时几乎每天都有警察取缔数百万美元赌档的报道。
较早前,中国警方在四川西南方逮捕经营十亿人民币的网上下注组织,该组织有上千名登记会员,遍布全国。
非法博彩业猖獗,一些人提议实施更严厉的惩罚作为警惕,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赌博合法化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将博彩业合法化的言论已浮出台面,但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采取更开放的态度。
中国人大代表刘一峰较早前告诉中国媒体,应该修改违法赌博刑法,将违法赌博最高达三年的刑罚修改至更严厉,以制止犯罪。
王薛红是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商学院博彩管理专业,并回国专门从事博彩问题研究的专家。目前担任北大彩票所的执行所长。
她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中国“公彩”体制,进一步开放博彩业,才有可能遏止“私彩”的蔓延和中国赌资的外流。
全球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规定博彩业合法,并通过税收等政策对该产业进行引导和管理。
现在中国在发行“公彩”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以足球比赛结果为对象的竟猜游戏,但是开设“娱乐场”仍然违法。
维权人士和民间草根环保团体与污染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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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不断出现有关单枪匹马为改善环境,解决严重污染问题的个人勇敢行为的报导。但个人或民间草根环保团体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
张长建是福建省屏南县溪坪村的农村医生,治病救命是他人生奋斗和追求的目标。但是从2001年起,张长建开始率领村民们走上保护环境、维护权益的抗争道路。
1994年,据称是亚洲最大的氯酸钾生产基地的屏南榕屏化工厂在屏南溪坪村正式投产。由于当时的生产设备相对陈旧,工人素质低,管理水平差,这个每年上交利税占全县三分之一的化工厂,虽然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工厂排出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农作物、果树、毛竹逐渐枯死,溪水里的鱼、虾减少以至绝迹。
屏南榕屏化工厂在生产氯酸钾过程中排放出超出中国国家标准20倍的铬。超量的铬被人吸入可以导致肺癌,摄入超量的铬食物会造成胃、肾和肝脏的损害。
张长建作为一个医生亲眼目睹和治疗了逐年增多的病患,其中患癌症村民人数的增加更是惊人。
2001年,张长建跟屏南县的1721名受害村民一起向屏南榕屏化工厂提出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案。这个起诉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屏南榕屏化工厂2002年成为被中国国家环保局重点查出的55家环境违法企业之一,诉讼案件本身也被列入2003年十大环保案件。
环境保护的维权斗争并非一帆风顺。张长建本人曾经被身份不明的人殴打,他的妻子也遭到过不明原因的袭击。
因为维护村民们的环境权益得罪了当地的官员,张长建赖以生存的家庭诊所也被勒令关闭。
但是,在法律人士无偿援助下,旷日持久的官司终于在2005年底有了结果,法院判处造成污染的屏南榕屏化工厂赔偿1千721名村民68万4千178元。但这个赔偿数目跟村民们要求的1300万却相差甚远。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珍尼特.拉森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如果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令人钦佩,但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却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公共卫生、社会正义、水和空气污染等都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目前中国水资源被污染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令人担忧的副产品,大约30%的河流已经被污染得都无法做工业或农业用途,大约3亿中国人不能喝上洁净的饮用水。
拉森强调,某个企业做出经济上的赔偿,并不能解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各级政府必须要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保护人们的生存环境。
她说:“环境保护必须要从草根阶层普遍和高度重视入手,同时企业要认识到,他们不能再任意污染环境,而不需要承担责任。另外,政府还必须要制定相应规定,并监督法律的落实和执行。”
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制定了很多环保方面的规定,但在监督污染企业方面做的远远不够。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路还很长。
北京威慑台独政策已转为促统的驱动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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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台湾独立大陆也不会使用武力,或(和)即使大陆使用武力台湾仍可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这是台独势力在战略上的主要心理基础。
针对这种“双层次心理基础”,中国大陆也相应制定了一种包含如下内容的“双重威慑战略”:一、台独即意味着战争;二、在任何情况下,独立的代价都高得使台湾无法承受。《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台独”的政治宣示,便是上述威慑战略的体现。
作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明确宣示台独的代价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认为大陆既已拥有可对台湾造成重大损害的力量,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防止台湾独立,或者认为台湾问题是一个简单的“你独我就打”的问题,这似乎不太谨慎。
大陆的核力量尽管有限,却足以重创,甚至摧毁整个台湾社会,但仍未能阻止台独势力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多次挑衅。当大陆确实采取某种方式展示反独的力量和意志时,取得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大陆时而认为对台政策应该强硬一些,以吓阻台独,时而认为应该展示善意,以吸引台湾走上统一的道路,但台湾的离心倾向仍渐趋明显。这种局面既让人尴尬,又令人沮丧。
实际上,上述局面完全是由单纯的威慑战略内在的缺陷与不足所造成的。威慑战略旨在使受威慑方确信,采取某种行动将得不偿失,从而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威慑战略是否有效,最终取决于受威慑方的心理状态,即受威慑方是否相信威慑方具有施加惩罚的力量和意志。实际力量再大,如果缺乏运用实力的意志,对威慑战略而言,这种实力就毫无用处。如果受威慑方不相信威慑方既有实力又有运用实力的意志,威慑战略也不能取得效果。
在一些情况下,受威慑方可能在实力上处于下风,但在心理上却占有优势,从而使威慑战略失效。这不是因为受威慑方拥有足够的实力因应可能面临的惩罚,而是因为它认为,尽管威慑方可能施加严厉的惩罚,但这些措施同样会给威慑方带来巨大的损失,并使威慑方面临的后果似乎还不如容忍受威慑方的行为更为可取。
如今的情况是,双方的任何断然行动都将具有孤注一掷的性质。如果大陆的对台战略仅仅是“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台独”,而不是尽可能降低粉碎台独的代价,大陆真正敢于付出代价的意志将受到怀疑。在台独言行的不断挑衅下,大陆仍将面临要么破釜沉舟,要么无所作为的两难困境。
即使仅是为了使威慑战略更为有效,目前的单纯威慑政策也有必要加以调整。战略的调整不但是为了使威慑更为可信,更是为了使两岸统一的前景更为可靠,或者说在威慑战略与威慑一旦失败后所需实施的战略之间建立更为牢固的联系。大陆在威慑战略失败之后所采取的措施既能惩罚台独势力,又能使军事冲突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更重要的是,大陆一旦采取措施,就必将使两岸得以统一,或者至少使台湾的独立在今后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大陆阻止台独的最佳战略应是一种以最小代价便能实现目标的战略,这种战略可以给台独势力施加最大限度的威慑,同时又只需冒最小限度的风险。
这意味着目前旨在防独的威慑型政策,应尽快转变为一种旨在促统的、更为可靠的驱动型战略。这种驱动型战略将是一种涵盖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如果说其中的军事准备是为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台独的代价,那么,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准备则是为了尽可能提高统一的吸引力。(作者张雪忠 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学院)
林树森出任贵州代省长 原省长任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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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西部大省近期人事变动频繁,贵州人大19日正式任命林树森为贵州省副省长,贵州代省长,原贵州省长石秀诗则转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距离“十七大”尚一年有余,中共近期又展开了新一轮省部级高官调整,其中尤以西部高层的变动最为活跃。最新人事任命还有:6月1日,原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任陕西省代省长;6月29日,刘奇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7月3日,陆浩担任甘肃省委书记。
林树森生于1946年12月,广东汕头人,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具备大学学历。
林树森于1965年至1970年在广东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系学习,1970年至1984年,历任广东省和平县纤维厂技术员,县工业局、工交办、县计委干部,县化肥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县经委干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惠州市 (县级)副市长,惠阳地区经委
副主任。
1984年至2003年,林树森先后担任广东省惠阳地区行署副专员,惠州市 (地级)副市长,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计委主任、党组书记,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加拿大移民部称赖昌星回国后极小可能受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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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加拿大联邦移民部19日提交了赖昌星的风险评估报告上诉响应文件,否认进行评估的官员,有官官相卫和先入为主,作出对移民部有利的报告,并且重申“申请人遣返中国后,极小可能会面对生命危险、被酷刑对待、或被残忍及不寻常地处分”,要求联邦法庭否决赖昌星的上诉。
赖昌星此前不断表示,中国政府比他更早知道关于遣返一事的进展,他怀疑移民部个别官员被中国利用,这对他不公平。
而移民部19日下午于温哥华的联邦法庭,提交一份21页的响应文件反驳赖昌星小题大做,把一些无足轻重的的理由指为足以左右裁决的议题,指负责评估的官员在权衡双方理据时,会本末倒置,实际上评估官员的决定没有可争议的地方。
移民部律师呈交文件后,代表赖昌星的律师马塔斯会有10日时间响应。马塔斯说,会尽用这个期限。由于本月29日是星期六,估计要到31日才提交相关文件,然后就等待法院决定,是否对赖昌星提出的司法复核申请进行聆讯。
移民部进行的赖昌星、曾明娜及其子女的遣返前风险评估,裁定他们并非难民法下要受保护的人物,赖昌星于是上诉。
马塔斯除了指控官员会有意无意徇私,影响对赖昌星的裁决外,也在免死外交照会的字面上大做文章,指不判死刑,可判“死缓”,但移民部指这全是无稽的推测,不是证据。
对于赖昌星遣返后可能受到虐待,应与风险评估分开处理的论据,移民部就说有关官员正正这样做,从证人的证供分析,未有人受刑讯迫供,而且在国际的中国专家和媒体监察下,中国不会让官员轻举妄动,向赖昌星等动刑。
赖昌星自1999年8月来加,次年1月提出难民申请,经过5个月的聆讯,传召25个证人,包括4个中国专程来的警政人员,移民及难民局在2002年6月21日裁定,两人纯为畏罪潜逃人士,不能列为难民。赖昌星随即就裁决上诉至最高法院,案件维持原判,即赖昌星一家须予遣返。有关官员今年完成有关赖昌星一家的遣返前风险评估,认为他们回国后不会遭刑讯或虐待。赖昌星遂提出司法复核。
贾庆林会见台商 给台企在大陆兴建银行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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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大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19日在会见台湾工商建研会时说,两岸经贸交流发展很快,但两岸金融服务业脚步却不够快。目前,大陆只有一家位于浦东的台资银行华一银行,但规模不大。他主动表示,大陆的台资企业可共同筹资,兴建一家大型银行,以满足台商融资的需求。
贾庆林是在会见工商建研会时,做以上表示,根据工商建研会秘书长王调军转述,这一相当具有突破性的构想,是贾庆林主动提出的,他还特别回过头向在座的中共国台办主任陈云林表示,应加紧脚步促成此事。
根据大陆2000年加入WTO的承诺,外资银行进入大陆的规定相当巨细靡遗。必须是资本额超过两百亿美元,且三年后才能将办事处升格为分行。2003年,大陆与香港及澳门签署“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之安排)协议后,香港银行准入条件再放宽为五十亿美元。但因两岸未签署MOU(金融监理备忘录),且大陆希望两岸各让对方银行进入营业,以致已进入大陆市场的八家银行办事处,迟迟不能升格为分行。
为解决台商融资难,去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及不久前华夏银行分别向台商提出三百亿及二百亿人民币的融资贷款,但如今还贷不出五十亿。对此,贾庆林说,操作细节的确不是很明确,需要更多配套措施。
贾庆林同时还主动提出了解套方案。他说,台商融资难确是个大问题,很多台商也向大陆反应,大陆贷款存在许多配套不良现象。目前,台资银行只有一家华一银行设在浦东,规模又太小。“我建议,是不是让几家大型的台资企业一起筹资,共建一家大型的台资银行。”
贾庆林表示,这个构想不是凭空出来的,他已向相关机构了解,相关单位对这想法也认为可行。王调军转述说,相关单位也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贾庆林的谈话确有“特事特办”的味道,说法显然表示,即使原先不是从事金融行业者也可筹资建银行。
上海台协会长叶惠德表示,若台资企业能自行筹组大银行,的确是解决台商融资难的一个好办法。但他不确定组成的台资银行,是否将受台湾金融监理管辖,如果还是,可能问题就不那么单纯。
叶惠德说,过去台商多次反应“融资难”,最后台协提出两个意见,一是成立“信保基金”,为没有担保品的台商担保,一是让台资银行早日营业。他说,或许是因台商常有相关提法,才会让贾庆林提出这样的构想。“以贾庆林的地位,相信不会是随便说说,至少也得到许多部门意见,达成一定共识才对。”
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倡导儒家的价值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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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试图以儒家的价值和概念为中国社会重塑伦理方向。
自三十年前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外界在经济领域尤其能感受到这样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无论在其国内的作用﹑还是在其对外关系方面,中国政府都出现了根本变化。第四代最高领导人最近还把“和谐”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儒家概念提升到政策核心的高度。
政治异议人士仍然受到严厉惩罚,但今天大多数人民的法律地位好于任何时候。贫富日益分化和触目惊心破坏环境造成的社会不安定虽然还没有达到危及整个体制的程度,但它威胁着这个庞然大国的公共秩序和稳定,引起了当局的重视。呼吁和谐就是为了稳定社会。
在国内宣传儒家“和谐社会”思想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国外通过孔子学院宣传中国文化。上周,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柏林举行研讨会,评议中国的对外文化政策。
中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动力强劲,资源显然十分巨大,其真正的政治目的难以捉摸。文化政策的中心是努力改善全球对中文的熟悉程度,据说十年内要使能说中文的非中国人人数增长三倍,从目前目前的三千万增加到一亿。在传授语言的同时,当然要介绍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湖南军区郑治栋少将亮相澄清被中纪委调查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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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境外媒体日前报道,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郑治栋少将被中纪委调查,已被安排离开长沙到外地“学习”。因为涉及高级将领,消息见报之后引起很大的关注。近日,郑治栋公开露面打破海外传言。
据官方《湖南日报》17日报道,“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郑治栋、省军区政委李今伟、参谋长吴晓伟坐镇抗洪抢险基地指挥部。”郑治栋公开露面无疑澄清了他被安排到外地学习的传言。
在各省党委换届大会前夕,高官“出事”的消息满天飞。通常被传闻“出事”的官员,如果是“清白无辜”的,或者仍然拥有亮相自由的,都会在媒体露面澄清传言。除了郑少将,传出被中纪委调查的安徽省副省长田唯谦亦然。
田唯谦近日也频频在媒体露面:15日,他视察安徽省高考基地;17日,他就省医疗生工作进行调研。
因为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被“双规”,而副市长陈质枫、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也传出被立案调查。消息在海外媒体见报之后,陈质枫、皮黔生、武长顺也是频频露面,用行动“反驳”传言。
最近之所以高官“落马”的小道消息特别多,可能是与地方党委换届选举有关。选举前夕,为求上位或者保位,互相挖疮疤,小道消息也就满天飞。
除了互相攻击,行贿也是一些官员上位的一个手段。中央对此非常关注,19日,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八位中共官员因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纪行为受到党纪政纪或法律制裁,并警告各地引以为鉴,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各级纪委和组织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和纪律检查力度,“严肃换届人事工作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独家:张德江力荐最高层拍板 朱小丹将任广州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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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人选“爆大冷”。有广东“四大才子”之称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小丹,已经获任命为广州市委书记,取代即将出任贵州代省长的林树森。消息透露,出身共青团的朱小丹能获此要职,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力荐有关,也是中央最高层拍板的结果。
自从林树森上月底调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并内定为代省长之后,广州市委书记一职已经悬空二十天。外界对于这一要职花落谁家十分关注,小道消息同时也在羊城和香港满天飞,传出的版本包括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广东省常务副省长钟阳胜、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萧志恒、佛山市委书记黄龙云,甚至一度传出要外调,但最后却由朱小丹“爆大冷”,主政广州这一大都市。
据悉,朱小丹的任命消息不日将正式公布。广州消息透露,中央认为五十三岁的朱小丹具有年龄优势,曾任省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具备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党务经验,同时拥有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历,对经济工作也不陌生。
消息称,朱小丹能担任此要职,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力荐有关,“但广州市委书记这样的重要位置,当然不是张德江能够决定的,肯定要胡(锦涛)主席等中央领导点头。”
朱小丹出生于1953年,浙江温州人,干部子弟,从小在广东长大,文革爆发之后中断学业。1971年,年仅十八岁的他就担任广东乐器厂团支部书记,后来又担任广州乐器总厂团委副书记。他在广东共青团系统工作长达十六年,1977年之后历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市委副书记、书记,同时也曾担任广东省青联副主席、市青联主席。
1987年,他担任中共从化县委书记,四年后重新返回广州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常委、宣传部。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他在理论界叱咤风云,与于幼军(现任山西省长)、黎元江(原《广州日报》社长,判刑十二年)、曹纯亮(现任广东省文化厅长)并称为广东“四大才子”。
2002年之后,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之后又获张德江赏识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掌握广东省意识形态。
据悉,现任广州市长张广宁也是1953年出生,现在53岁,祖籍山东但也是在广州长大,从1971年开始就在广州工作,不过没有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研究生结业(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 硕士班),哲学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2003年4月起,开始担任广州市长。也就是说,广州市将会是罕见地由两个广州本地体系出身的官员管治。
朱小丹履历表:
1953年1月出生,浙江温州人
1971-1977年任广东乐器厂共青团支部书记、广州乐器总厂团委副书记
1977-1982年 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干部,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1982-1987 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广东省青联副主席、广州市青联主席
1987-1991年任中共从化县委书记
1991-2002年任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广州市委副书记
2004年1月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2004年1月-2006年7月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2006年7月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
上海企业联手投资俄罗斯房地产
上海实业投资集团周四(7月20日)发表声明说,将投资13亿美元,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投资大型房地产项目。
这个房地产项目名为"波罗的海明珠",是一个集中了商业、居住、办公及休闲等功能的综合项目,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在俄罗斯最大的投资项目。
该项目是以上海海外联合投资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的。这家联合投资公司由五家上海本地公司组成,包括上海实业投资集团、锦江国际集团、上海绿地集团、上海实业集团和上海百联集团。
为了这个项目能顺利实施,圣彼得堡市政府曾在去年专门组织在项目地皮内的企业和组织向其它地方搬迁。
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在出席完八国峰会后,专程到该项目所在地参观。
上海实业投资集团的声明说:"'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得到了中俄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按照计划,该项目将在6到8年内完工,能同时容纳35000人。
近来,中俄两国间贸易与投资联系不断加强,政治上也逐渐走近。目前,中国是俄罗斯石油和军火的最大买主,而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在不断增加。
此前一天,中国国有的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宣布,已斥资5亿美元,购买了6600多万股俄罗斯石油公司首次公开上市发行的股票。
美联社认为,中国的发展商在本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在楼房、道路、水电等系统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国
联合国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国,不过大部分粮食都是给与长期受到饥荒打击的邻国朝鲜。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周四(7月20日)指出,接受了26年的粮食援助后,中国在2005年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国。
美国和欧盟分别是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粮食捐助国。
报告说,中国在2005年向十多个国家捐出了共55万7千吨粮食,大部分是通过铁路,运送到长期受到粮荒打击的邻国朝鲜。
中国去年的粮食捐助比2004年增加了260%,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减少了给与朝鲜的粮食援助。
朝鲜贫困的农村人口极度依赖外国的粮食援助。
防止难民危机
基于政治原因,美国和日本从2002年开始大量减少对朝鲜的援助。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为了防止朝鲜出现难民危机,向朝鲜提供大量粮食援助。
中国在1958年到1962年大跃进期间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估计至少有三千万人丧生。
1979年,中国开始接受联合国的粮食援助,不过中国和粮食计划署在2001年达成协议,从2005年起分阶段停止粮食援助。
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曾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粮食短缺,因此确保粮食自给自足被视为政府的基本任务。
不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估计,5岁以下的中国儿童当中,8%的体重仍然低于标准,但在东南沿海的富裕城市,许多儿童体重超标,甚至患了肥胖症。
中国商家巨额投资俄罗斯房地产
美联社北京报道,一组中国商家宣布以13亿美元投资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房地产,这将是中国迄今为止在俄罗斯的最大一笔投资。这一被称为“波罗的海之珠”的房地产项目包括提供给35000人的居民住房,建设期为六到八年。投资商之一的上海工业集团发言人说,该项目引人注目,得到了俄中政府的支持。
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食品援助者
美联社北京报道,联合国世界粮食署公布的年度报告表明,在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食品援助者,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同年,中国还停止了接受世界粮食署的粮食援助。去年中国援助的食品同比增加了两倍,以57.7万吨的总量几乎占了去年全球食品援助总量增长的一半。中国援助的食品大部分是运给了北朝鲜,其次是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斯里兰卡以及其它国家。这一数据是世界粮食署根据它的国际食品援助信息系统统计出来的,该信息系统的目的是监控世界各地的食品援助走向。去年,全球食品援助为820万吨。
英美烟草主动对华大量走私香烟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之一英美烟草公司(BAT),再次被质疑曾经参与向中国大量走私香烟,并且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一份于近日公布的研究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近几十年来,走私一直是英美烟草公司渗入中国市场的核心战略。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李医生(Dr.Kelley Lee)和爱丁堡大学的科林医生(Dr.Jeff Collin),对大量英美烟草公司的内部文件进行了数年研究后,在医学公共图书馆(PLoSMedicine)发表了论文《“未来的关键”:英美烟草及香烟走私在中国》。数百万份英美烟草公司的内部文件,在接连不断的诉讼中被法庭下令公开。
根据最新数据,在2003年和2005年,英美烟草对中国的销售是中国官方全部进口数字的50倍。这中间的巨大差距,英美烟草一直难以解释。
英美烟草一直公开说它并没有批准过走私香烟。直到今年,在公开声明中它依然表示:“我们努力保证我们公司业务在合法贸易的指导下进行。我们的公司只在能够合法得到我们产品的市场里展开销售,而且我们的公司一旦认定客户有意识地或者草率地提供了最终被走私的烟草产品,我们将停止向他们供货。”
但学者们发现该公司的内部文件显示,它曾经及时地重组了在中国的业务架构,以控制和扩大全亚洲的非法香烟业务。例如,文件中说,对香港的出口对英美烟草公司来说是“未来的关键”,同时文件还承认,出口到香港的烟草制品,绝大多数是用来供应中国内地的走私市场的。
英美烟草曾在内部文件中表示:“显然,在过去的20年中,走私香烟获利巨大,并成为英美烟草在中国业务的一部分。这最早是用来绕开中国市场的严格限制的一种方式,现在成为滚滚收入的来源。走私当时被用来进入市场,与其他品牌竞争,对其定价和供应的管理都非常慎重。”
本月14日在华盛顿参加第十三届烟草及健康全球会议时,李医生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研究清楚地表明,尽管英美烟草在公众面前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公司,但却是造成全球性香烟走私的重要因素。”
2000年,在英国下议院卫生委员会的关注下,英国工业及贸易部对英美烟草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调查,但没有任何结果被公布。科林医生称:“其公司文件提供了越来越多参与走私的证据,但没有任何诉讼及公开听证令英美烟草或任何一名公司董事负责,这真是非同寻常又令人担忧。”
中国被视为烟草类新兴市场中必争的战略高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烟民队伍,3.5亿人。但合法进口的香烟,仅占中国每年17000亿支香烟消费量的3%,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每年便约有500亿支香烟被走私进中国。
创新品牌开拓市场 英国华人超市逐渐走出唐人街
(中国)华声报 (2006-07-20)
华声报伦敦消息:英国华人超市近年经营规模愈来愈大,有不少批发零售超市已走出唐人街,在英国各地设立大型分店,亦有不少华人超市开始建立自己品牌的副食品,在当地大型超市货架上也开始看到华人食品出售,有华人超市经营者坦言,中国食物至今已逐渐被英国当地人广泛接受。
据欧洲日报报道,在伦敦唐人街经营多年的泗和行早己看准华人超市的发展潜力,走出华埠,在格林威治及苏格兰格拉斯哥开设分店,格拉斯哥分店连商场占地超过9.25万平方呎。
泗和行东主谢贵全表示,中国食物近年越来越受到欢迎,市场需求下商店自然愈开愈多。他说:“华人超市很难做到特易购超市的规模,泗和行仍然是家庭式经营,但现时已有华人超市尝试引入英国经营模式发展,而泗和行就创立兄弟牌、康字牌及食家乐不同品牌打入英国华人食品零售市场,网络已遍及英伦三岛。”
新港超市最近由伦敦华埠新港坊搬到另一个伦敦华人集中地歌连黛尔继续经营,新超市连货仓占地8000至9000平方呎,以出售华人食品为主。
新港超市经理邓声扬表示,选择歌连黛尔建华人超市地点合适,毗连A1及M1公路,居民选购货品能够避免缴付入城费,现时新型超市市场走向离不开“地方大,租金低”。
邓声扬承认,目前华人超市开始被英国人接受,对少数族裔的食品的认识增加,英国人开始能分辨白菜和芥兰等中国菜的分别,而不再总称为“中国新鲜蔬果”。
他坦言,目前超市仍以华人为主要消费对象,入口的食物及副食品更为多元化,除了当地供应的蔬果鱼肉外,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等地也是主要货源,而英国本地人购买中国货的占有率则并不太大。
专家纷纷预测:
央行将加息27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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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综合电)中国大部分专家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增长数字之后,预期央行将加息,调涨幅度可能是27个基点。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0.9%、第二季度GDP增长达11.3%、固定投资增长29.8%、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1.3%,这些数字的公布不仅使得加息的分歧更大,同时也令大部分专家进一步明确了加息的预期。
报道也说,大部分专家分析,央行将在三季度,最晚不超过下半年加息27个基点。
至于为何美国联邦储备局基金调整利率,都是以25基点为单位,而中国人民银行加息却是27基点?香港金融管理局任志刚给了这个困扰众多观察家的难题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他在网络日记上说:一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每次调整利率的幅度都可以被9整除,所以选择27而非25点。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两年前曾经向路透证实,确定27个基点,是把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都考虑在里面了,包括计息能否除得开。
人行2004年10月将贷款基准利率上调27个基点(被9整除)到5.58%(被9整除),1年期存款利率从1.98%(被9整除)上升27个基点到2.25%(被9整除)。今年4月贷款利率再加27个基点,至5.85厘(还是被9整除)。
任志刚称,人行换算利率的规则是根据1年有360日(而不是365日)的假设定出。为避免日利率附有循环小数及由四舍五入引起的复杂计算,年利率(及其变化幅度)必须可以被360整除。但由于任何数字都可以用40整除(只要小数字不限),年利率实际上只要是被9整除便可。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兑美元周三在询价系统收报8.0028元,较上日收盘价7.9982元下跌。
交易员指出,海外美元强势不改,而国内美元买盘也偏多,令今日人民币汇价牢牢受压。
昨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8.0024元,上日为8.0016元。
北京一银行交易员表示:“近阶段国内外汇市确实联动性增强了,海外美元近期比较强,加上今天国内各银行买美元的比较多,人民币根本上不去。”
他并预计,短期内海外美元有望延续一段强势,但时间不会太久,因此,人民币再度升破8元关口只是时间问题。
工商银行获准公开募股
料将筹集223亿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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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综合电)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计划获监管机构批准,市场预测该次募股行动将筹集140亿美元(223亿新元)。
前天晚间发表的报道引述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花说,工商银行已经获得银监会的上市批准,但没有指出工商银行将在何时何地开始公开募股(IPO),同时也没有说明该银行筹募资金的目标。然而早前的报道曾表示,工商银行打算筹集140亿美元的资金。
中国工商银行2005年的资产达人民币6万5000亿元(1万2922亿新元)。
在成功公开募股后,工商银行将与其他中国国有银行一同列入以公开募股方式筹集数以亿计资金的行列。
曾是中国第二大国有银行的中国银行,于今年5月在香港的公开募股中筹集了112亿美元的资金后,成为全球第四大银行,并在中国银行业中排名中名列榜首。去年,中国建设银行的首次公开募股也以筹集80亿美元,成为该年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唯一还没有推出公开募股计划的银行。由于需要处理庞大的坏账,中国农业银行的公开募股被迫延迟。
限制外资投入中国房地产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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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旭明
《上海证券报》昨天有一条耐人寻味的消息,引文如下:“有媒体报道说,建设部等六部委已经会签了一份对外资进入楼市设限的文件,但是,据前天的《北京晨报》报道,该报记者致电建设部时,‘建设部官方发言人以微妙的态度对该消息的真实性表示了质疑’。这委实令人费解。”
这段日子来,媒体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对外资投资中国房地产进行限制,大家也都在等待政府亮出“杀手锏”,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最好的结果是来自理性而不是冲动。
人们对外资的警醒可以理解,可以说,短期外资炒作东南亚房地产引发的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心伤还没有淡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中存在的深层次内因。
外资在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过程当中可能只是起到了部分推力的作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前景,整体上是面对着两个陷阱,一是资金陷阱,二是土地分配制度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外资只是资金流当中的一支而已。
其次,外资买卖中国房地产的动机,与内资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是房地产投资中的一个相当普遍预期。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高级经济师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教授曾经多次提到,人民币在十年内将上扬到1美元兑5.8元。
对于房地产投资来说,这个预测的含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投资者在今天用50万元人民币在中国买了一幢房子,10年后仅汇率变动这幢房子就升值了25%以上。这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道理。中国本土的发展商和房地产投资者也算得出来,人民币升值预期衍生出大量国内外资金流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押宝或者炒作的重要动机,短期内使得房地产市场膨胀起来。
海外有分析认为,外资为什么投资中国的房地产,起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高收益,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什么存在相当高的收益,这倒是一个值得关心的症结。
如果房地产收益合理,人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外资的炒作,如果在房地产价格高涨的时候打击外资,而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时候欢迎外资,在直觉上就可以认定这是非理性的。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房地产市场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以最近的例子而言,尽管政府实行了宏观调控政策,但中国经济第二季度仍然高速增长了11.3%。上半年投资增长则达到29.8%。
而与房地产价格有直接关系的租金又如何呢?房地产咨询公司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提供的数据表明,今年第二季度上海办公室平均日租金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7%,而办公室空间中,有大约13%为金融服务公司和保险公司所占用。这说明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与整个经济繁荣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最后一个理由,外资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形形色色的方式,有的投资办公楼,有的投资购物中心,有的投资或购买自用住宅,有的采取独资形式,有的是合资的形式,有的资金隐蔽流入,这对如何界定外资的影响造成很大的难度。
因此,对是否限制外资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应当有理性,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最好采取治本而不是治表的方法。
这个时代为什么没大师?
中国大学校长对教育弊端表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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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北京)
中国的大学近来成了众人批判的靶子。不仅媒体对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重点大学同声指责,就连重点大学的校长们也对中国教育的功利和浮躁充满了忧虑。北京研究教育的学者指出,中国教育功利的背后是整个制度的功利,教育浮躁的背后则是整个社会的浮躁。
为期7天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来自清华大学、香港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140多名中外大学校长就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由于近来香港各大学同北大、清华争夺内地高考尖子生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北大、清华被指已经“沦为二流”,这次大学校长论坛格外引人关注。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与会的中国大学校长们不再讳言中国大学的问题和教育制度的弊端。中国媒体指出,同两年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相比,如今大学校长更敢说话,更具独立精神,不像过去唯唯诺诺生怕得罪谁。
不过,两年前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校长纷纷要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豪情如今也不见了。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北大清华,北大校长许智宏缺席论坛,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则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泪流满面,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中新社报道说,两年过去了,人们没有看到北大、清华拉近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校长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却满怀忧思。中国的大学在奢华、繁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干瘪、空虚。
中国的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马寅初……一个个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而为后人怀念。如今,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痛苦和矛盾。
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向与会的各位校长推荐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世上已无蔡元培》。他说:“回想当年的西南联大,在多么动荡的一个年代,培养出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培养出多位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可是现在呢?”
学者:社会浮躁导致
教育浮躁
“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大师?”不止一位校长表达出这样的困惑。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示,现在的教育功利性太强,太浮躁,这样的环境是无法培养大师级人才的。
但有研究教育体制的学者指出,中国教育功利的背后是整个制度的功利,教育浮躁的背后则是整个社会的浮躁。
这名学者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官方出于政治功利向大学师生灌输意识形态,采取严密的行政手段管理大学,并给大学划分行政级别,结果使“官本位”意识彻底摧毁了大学的自由精神。这是中国大学几十年来出不了思想家和大科学家最根本的原因。
以“敢言”著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从而解放它的生产力。至于怎样改革,国外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中国的前人比如西南联大时期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其中最主要的是:给高校自主权。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就是让高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
中国共有教育部直属大学(重点大学)31所。按照官场排位,这些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是副部级官员,他们的任命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
王树国直斥把大学分为副部级或正厅级“是很荒唐的”。
香港高校来“抢”什么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07-20)
文/永增
香港地区八所高校全面参与内地高考招生,引起广泛关注。这本来是件好事。对考生和家长来说,能够直接到香港读大学,无疑是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个机遇,多了一番心跳。但纵观舆论,媒体的聚焦点,却不外乎一个“抢”字。因为香港高校的录取依据也是高考,目标生源与内地高校重叠,明摆着是来争抢高分考生的,于是北大清华就成了直接受影响者。一时间香港高校北上、北大清华“将被扫为二流”的论调甚嚣尘上。
其实,从推动整个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角度看,香港地区高校介入内地高考招生,肯定会对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内地高校产生不小的震动,肯定会推动内地高校加快高教改革,但这需要时间。而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香港地区高校的到来,能够对“一切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内地教育体制,产生足够的震动。“一考定终身”、“高分低能”等内地教育的弊端,人们已经深恶痛绝。我们不希望香港的大学也来“抢高分”,也来助推高考热。
作为另外一种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香港高校有其自身的特点、优势和活力,这些都值得内地高校借鉴。特别有关面试安排,对于全面了解考生素质,了解试卷外的考生能力、气质、修养、谈吐、反映等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然,碍于时间关系,参与面试的考生一定要有个范围,高考分数段不失为一种依据,但这仅仅是参考。不知道香港高校的录取标准到底有几条,但从某些媒体的报道看,似乎他们也只青睐“高考状元”。这就令人失望了。但愿这只是媒体报道的片面。
从今年高考的动静看,从中学生的课程安排看,从小学生书包的分量看,从家长到学校的“高压”政策看,虽然经过社会上下多年的大讨论大争论大辩论,但“一切为了高考”的氛围丝毫没有弱化,“高考指挥棒”越来越灵光。这就是中国的国情。独生子女,谁都不敢在起跑线上丢分,谁都不敢拿自己的孩子做教育改革试验。
所以,人们对香港地区高校的介入充满期待。“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人们期盼体制外的香港高校能够带来一股新风,扫一扫内地教育的积垢,卸一卸内地学生的身心负担,变一变内地家长们的深沉目光。当然,内地教育改革的重任必须要靠我们大家分担,靠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但我们至少希望,香港的高校不是来抢高分的,而是来选拔优秀的。□
“教而优则仕”下的高校依附型人格
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即将闭幕之际,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就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教而优则仕”现象明确表示不赞成。雷文指出,现在中国高校存在一种现象,教授们在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后,就被任命到行政岗位;但其中有不少教授,其长处在于科研,繁忙的行政管理不仅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还耽误了他们继续科研的脚步。对此,雷文的观点是,不能强迫教授“教而优则仕”。
在中国,教授的“教而优则仕”到底是强迫的还是一种自主争取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身为耶鲁大学校长的理查德·雷文到底显得不怎么了解“中国国情”。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局外人,雷文毕竟说出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大学的“教而优则仕”现象。如果换一个说法,就是高校行政化以及“官本位”化。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教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教,“教仕一体化”已经呈现高度融合的状态了。
“教而优则仕”也好,“官本位”也好,俱是中国高校当下营营苟苟的现状的一个起因,是高校行政化的体现。而其背后真正的问题,则在于将大学纳入行政一体的管理模式,学官化的高校治理等等原因,所导致的中国大学不得不形成的一种依附型人格。在反思大学教育之时言必及“大学精神”的今天,我们都应该意识到的一点是,大学如果没有了独立之人格,又何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样的一种事实,也就造成了中国大学某种人格分裂的症状:一方面是不得不仰人鼻息的不自主生存,另一方面却又渴望在沉沦中保持高贵。
大学还是要有点精神的,这是大学全部的高贵所在。人是环境的动物,大学精神如何,直接反映到教授的“品质”如何,有几分高贵可言。如雷文所指出的“教而优则仕”,还有近期媒体报道的“钱而多则跳”的“跳蚤教授”,以及一直以来不曾绝听的剽窃教授等等,除了功利的映射,让人看出现今的大学有多少高贵之处呢?最近以来,公共舆论都在关注中国最负盛名的北大、清华是否被港大“扫为二流”的话题。其实在我看来,争什么一流二流,拿“大学精神”的尺子量一量不就全明白了?
从事高教研究的黄俊伟先生在分析中外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时指出,没有功利色彩、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只能是遵循学术规律或民主社会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而西南联大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要让教授高贵起来,高校一流起来,则大学必先独立起来,精神起来。祛除官本位做法,让大学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舍此别无他法。(作者:杨耕身)
中国将设国家石油储备中心负责战略石油储备
【网讯】中国将设立国家石油储备中心,负责战略石油储备工作,储备中心相关运作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中国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国家石油储备中心的运作将类似国家储备粮食管理总公司和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的模式。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成立前,发改委能源局负责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在发改委能源局的机构编制内,有一个石油储备办公室。中国业内人士指出,能源局和储备办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而正在筹备成立的国家石油储备中心将是一个公司,石油储备办公室是一个政府部门。
业内人士并且认为,国家石油储备中心的重要性将超过石油储备办公室。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正式成立后,将接管建成的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一举管理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数量级的石油物资。
中国的石油储备工作从1993年开始酝酿,到2003年正式批准,前期工作一共花了十年时间。2004年,第一批四个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正式确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分别是镇海 (浙江省宁波市)、黄岛 (山东省青岛市)、岱山 (浙江省舟山市)、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
目前,首批四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中,镇海和黄岛项目的建设由中石化负责,岱山项目由中化负责,大连则由中石油负责,镇海基地已经快要建成。镇海储油基地有52座储油罐,完工后可以储备520万立方公尺石油。
中国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总共规划三期,储量安排大致是:第一期一千万吨至一千两百万吨;第二期两千八百万吨;第三期两千八百万吨。预计2007年至2008年,大连、黄岛、舟山三个石油储备基地也将陆续竣工。
四个基地建成后,总共能形成约十多天消费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再加上全国石油系统内部的商用石油储备能力,中国总体石油储备能力将超过三十天。
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状况并不乐观。以中石油、中石化两大石油公司为主进行的商用储备,总数量不超过使用21天。报道透露,第二批石油储备基地的选址工作已经开始。
中国拟成立国家石油储备中心 运作方案已呈国务院
【网讯】中国发改委主任马凯日前表示,中国应当加快石油储备,重点抓好第一、二期战略石油储备基地项目建设。目前,负责战略石油储备工作,储备中心相关运作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即将成立的国家石油储备中心的运作将类似国家储备粮食管理总公司和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的模式。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成立前,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负责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在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的机构编制内有一个石油储备办公室。业内人士指出,能源局和储备办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而正在筹备成立的国家石油储备中心将是一个公司,石油储备办公室是一个政府部门。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和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是以国有独资公司的身份“受国务院委托进行粮食和棉花国家储备的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储粮总公司还享受国务院确定的国有大中型重点联系企业的有关政策,在国家计划、财政中实行单列。国家石油储备中心的重要性将超过石油储备办公室。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正式成立后,将接管建成的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一举管理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数量级的石油物资。
据石油业内人士分析,就储备经验来讲,国储粮和国储棉已经有运营十多年的经验和做法,国家石油储备中心很可能借鉴。但从石油这个定价国际化而且越来越依靠进口的特殊商品来说,国家石油储备中心会面临波动的国际油价和外汇管理等特殊问题。
中国的石油储备工作从1993年开始酝酿,到2003年正式批准,前期工作一共花了十年时间。2004年,第一批四个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正式确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分别是镇海(浙江省宁波市)、黄岛(山东省青岛市)、岱山(浙江省舟山市)、大连(辽宁省大连市)。
在目前的首批四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中,镇海和黄岛项目的建设由中石化负责,岱山项目由中化负责,大连则由中石油负责,镇海基地已经快要建成。 镇海储油基地有52座储油罐,完工后可以储备520万立方公尺石油。
据悉,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总共规划三期,储量安排大致是:第一期一千万吨至一千两百万吨;第二期2800万吨;第三期2800万吨。预计2007年至2008年,大连、黄岛、舟山三个石油储备基地也将陆续竣工。
四个基地建成后,总共能形成约十多天消费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再加上全国石油系统内部的商用石油储备能力,中国总体石油储备能力将超过三十天。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状况并不乐观。以中石油、中石化两大石油公司为主进行的商用储备,总数量不超过使用21天。 (图:镇海石油储备基地一原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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