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上月擒获台军情局大谍

大陆上月擒获台军情局大谍

（香港）大公报 　(2006-07-19)

　　【大公报讯】据《中国时报》十八日报道，台湾军情局出了大事，两名情报员於上个月在大陆「失事」遭到逮捕。据了解，除了已知的军情局负责东南亚情报业务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在副局长郭荣长少将授权下，於五月底经第三地前往大陆出任务，随即於上个月遭大陆逮捕之外，还有一名尚未曝光的情报员亦遭大陆逮捕。

　　朱恭训是军情局近十余年来，「失事」阶级职务最高的情报员；系士官班、情干班二十六期毕业，曾派赴欧洲外站任职。而另一名遭逮捕的情报员身份与职务，目前尚不得悉。

　　「整个东南亚情报网废了」

　　据透露，朱恭训「失事」案，引起「国安」军情极大震动，由於朱恭训系现职副处长，负责东南亚十数个情报站工作督导，一位情治圈官员指出，「整个东南亚的情报网，等於废了」。自香港回归中国後，军情局对大陆的「人员情报」布局，重点便由香港转至东南亚各工作站。

　　据了解，大陆上次逮捕军情局重要情报员，是在二○○三年底，军情局退役上校李运浦赴大陆探亲，遭逮捕。情治圈官员表示，李运浦因人已退伍，且系「旧案」遭牵连，与朱恭训「失事」所引发的後续效应，「无法比较」。

　　据了解，朱恭训系军情局现职副处长，对军情局各外站工作人员，特别是业务职掌的东南亚地区，相当熟悉，情治圈人士指出，「朱恭训失事，军情单位即做出最坏的打算」，并进行「损害管制」，以确保情报工作与人员的安全。

　　妻任军情局「高阶」已被调任

　　据透露，朱恭训的妻子也在军情局任职，长期於二处工作，负责大陆情报研整分析，现任职於某处副处长职务，夫妻二人是军情局少数的「高阶夫妻档」。据了解，军情单位为求安抚家属情绪，已考虑将朱恭训妻子调任另一处任副处长职。

　　据了解，军情局於殷宗文局长时代，曾实施「基干入陆」政策，要求现役干部入陆，前後约百余名现役军官潜伏大陆，最高阶级为六处副处长，唯此「基干入陆」政策的情报绩效虽高，但「失事」比例也高，近五、六年，军情局已取消「基干入陆」政策，不再派遣现役军官前往大陆，因此，朱恭训「失事」，让情治圈颇感意外。

　　据透露，朱恭训失事之初，军情局曾透过海外管道找人，一度还误传为「国安局人员在东南亚某国遭中共诱捕」；因为朱恭训负责东南亚情报，没人料到朱恭训的「失事地点」竟是大陆。

　　据了解，朱恭训近年颇受郭荣长提携，这次「专案」入陆，即经郭荣长「点头」。情治圈人士说，近几任军情局长任期已是一年一换，局长职务成为晋任上将的「中转站」；现任局长沈世籍中将於今年四月一日甫到任，对情报业务尚不熟悉，实际运作均由郭荣长等数位情干班二十期出身的高阶官员负责。

媒体：台上校情报员大陆被捕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军情局两名情报员上个月在中国大陆身份暴露，其中一名是军情局负责东南亚情报业务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

朱恭训成为台湾军情局十多年来被捉获的最高职衔情报员。

据报道，另一名被捕的情报员身分与职务还没有披露。

朱恭训据称今年五月底经第三地前往中国大陆执行任务，于上个月被捕。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事件引起台湾国安军情极大震动，由于朱恭训作为副处长，负责东南亚十多个情报站工作督导，台湾情治部门官员指出，“整个东南亚的情报网，等于废了”。

中国顶级富豪
　　近半数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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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在平均身价人民币22亿元（4亿4000万新元）的中国顶级富豪当中，中共党员占了48.5%；这个比例仅次于政府机关和军队干部。

　　由《南方周末》报社做的问卷调查也发现，绝大多数富豪没有安全感，认为金钱给自己带来烦恼。

　　调查对象是入选2004年和2005年“《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人均拥有财富是22亿200万元，共发出60份问卷，扣除无效问卷，一共收到有效问卷33份，有效回收率55%。

　　调查地区主要在华南和华东，负责调查的《南方周末》项目总监曹辛解释，这两个地区民营企业发展比较成熟、纯粹，企业家思想也比较开放。

　　出席昨天调查结果新闻发布会的还包括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以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

　　虽然调查样本不多，他们两人都认为调查结果有代表性。陆学艺表示，官方登记显示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人大约2200人，调查对象却是身价平均22亿的顶级富豪和私营企业家，因此调查结果能反映这个群体的想法。保育均也认为调查真实反映了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

　　对于富豪中的中共党员比例之高，三人都表示吃惊。陆学艺分析，1990年代很多技术人员及国家干部“下海”经商，他们原来就是党员，后来致富了还保留了党员身份，并不是企业家在发财后才加入中共。

　　虽然近94%的富豪认为金钱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近91%认为带来成就感；同样有近91%却认为金钱给他们带来烦恼，72.7%认为带来了不安全感。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引用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一项统计称，约60%的中国人相信暴发户的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攫取的。

　　陆学艺认为，中国长期的平均思想，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权钱交易现象，让社会对富人普遍不信任。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在1950年代被消灭，这些富豪都是新富人群，历史还很短，因此缺乏安全感。

　　保育均强调，社会仇视腐败，不能因此也仇视富豪。虽然超过36%的富豪回答希望把钱花在慈善捐款，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去年中国慈善榜排名前136位的慈善家，一年总共捐款不到10亿元。

　　保育均分析说，中国的富豪生存在新旧体制的碰撞当中，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生产力走在生产关系前面，而上层建筑又落在生产关系后面，最落后的是意识形态。

　　他说：“我们的上层建筑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高度集权的上层建筑，到现在为止还没转过来。我们的意识形态还是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除了体制转轨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富豪也还在从小生产者、小业主向企业家转化的过渡中，还没有达到现代企业家的水准，保育均形容他们是“从蝌蚪到青蛙的过程，四条腿长出来了，尾巴还在”。他认为，中国政府还必须支持、鼓励和引导他们。

　　陆学艺发现，富豪的事业心态基本上健康，他们重视事业更甚于自己和家人。如果需要处置自己的产业，超过45%的富豪希望交给职业经理人，选择交给家族成员的少过37%，只有9%选择交给国家。

　　调查分五部分，针对富豪对宗教、婚姻家庭、人生、事业和金钱的态度。曹辛回答本报说，因为富豪大多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调查没有询问他们对政治的态度。

分析人士：晋升10名上将　胡锦涛巩固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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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上月24日授予10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北京分析人士指出，这是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主席近两年后第一次主导高级将领的晋升，表明他对军队的掌控能力正进一步增强。

　　2004年9月，刚接任军委主席6天的胡锦涛首次签晋升令，授予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二炮司令员靖志远上将军衔。由于张定发和靖志远是江泽民任军委主席时就分别担任海军司令和二炮司令，基本上不算胡锦涛提拔的将领。

　　而这次晋升的10名上将是胡锦涛经过近两年的考察筛选出来的佼佼者，他们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孙忠同、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空军政委邓昌友、二炮（战略导弹部队)政委彭小枫、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北京军区政委符廷贵、兰州军区政委喻林祥、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

　　分析人士认为，这10名新科上将不仅都是手握重权的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大学的负责人，甚至不乏明年中共十七大后进入解放军最高指挥机构——中央军委的军政新星。

　　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中央军委主席一共授予108人上将军衔。其中，邓小平晋升上将17名，江泽民晋升上将军衔79名，胡锦涛晋升12名。

　　由于解放军长期以来盛行论资排辈的风气，大多数人熬到上将时已经离65岁的退休年龄不远。1988年以来晋升的108名上将大部分已经退休，现役只有36人。这36人中有10多人明年也将退休，其中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乔清晨、北京军区司令朱启、广州军区政委杨德清、武警部队政委隋明太、兰州军区司令李干元、军事科学院院长郑申侠、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政委赵可铭，为十七大前后新一批上将的晋升留出不少空间。

　　因此，预计近一两年胡锦涛还将晋升一批上将，以推动军队高级将领的年轻化。据了解，下一批上将的可能人选包括海军出身的副总参谋长吴胜利、空军出身的副总参谋长许其亮、济南军区司令范长龙、沈阳军区司令常万全、政委黄献中等担任要职的中将。

　　胡锦涛近日也下令晋升一批中将和少将。广州军区前天举行了9名军官晋升将官仪式，军区司令刘镇武在仪式上宣读了胡锦涛签署的晋升令：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国令、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阳、驻香港部队政委张汝成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刘峻嶂、李绍庄、周泽生、陈平华、曾庆年等5名大校军官晋升为少将。

　　分析人士指出，总体上看，中共十七大在党政和军队高层人事变动上属于“小年”，不会出现像十六大那样的集体大换代。但随着胡锦涛在党政军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稳固，一大批年轻化和专业化的未来之星今明两年将陆续晋升少将和中将，并在军中担任要职。

　　近来军队高层人事变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名解放军高干的后代进入大军区领导岗位：抗日战争时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之子、二炮政委彭小枫刚刚晋升上将；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中将升任军事科学院政委；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震之子、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海阳中将被提拔为成都军区政委；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成都军区13集团军军长张又侠少将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开国上将杨成武之子、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部长杨东明少将升任空军副司令。

　　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高干后代在军中人脉广泛，向来拥有强大势力，新领导人要获取解放军元老的支持和信任，在军中树立威望、巩固地位，就必须获取高干子弟的支持。

　　彭小枫和二炮司令员靖志远上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撰文说，二炮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

中国首批社科院院士名单出炉 政治标准要求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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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备受关注的首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名单出炉。这四十七名首批“社科院士”，当中包括靳辉明、程恩富等多名被视为“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以及在冰点事件中发表文章反驳袁伟时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强调，学部委员人选不仅学术标准要高，而且政治标准更要严格要求，候选人必须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社科院17日起向社会公示首批推选出的47位学部委员。院长陈奎元强调，中国社科院设立学部委员，作为院内的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并非接续1950年代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



　　据悉，为避免争议太大，此次学部委员全部来自社科院内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从公示的名单看，当中很多都是学问渊博的学家，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李京文、张卓元等，但也有部分学者能够上榜可能与意识形态因素有关。



　　名单显示，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不在候选人之列，但学部委员中的马列主义专家多达六人，当中包括江流、冷溶、李崇富、李景源、程恩富、靳辉明，其中曾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的靳辉明以及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程恩富，被视为左派色彩浓厚。



　　另外，学部委员候选人还包括在冰点事件中发表文章反驳袁伟时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今年年初，中山大学学者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导致《冰点》停刊。



　　《冰点》复刊后的第一期，就发表了张海鹏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从官方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袁伟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草案）》规定，首批学部委员的产生，必须坚持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学部委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据悉，首批学部委员47人中有45人是中共党员，只有哲学家叶秀山和中国古代所专家陈高华是非党人士。



　　根据计划，中国社科院将在下月初召开学部成立大会，届时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将正式出笼。


三名高官将卸任退休 国台办人事调整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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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17日会见郭台强率领的台湾工商建研会一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身兼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郑立中（图）取代李炳才坐在陈云林旁边。官方中新社意味深长地报道，“中台办、国台办副主任郑立中，海协常务副会长李炳才参加会见。”

　　原来，国台办领导班子已经调整，担任常务副主任多年的李炳才退休，专任海协常务副会长。李炳才曾任江泽民父母官，是前中共扬州市委书记，现年61岁，已经超龄服役。国台办排名第四的副主任郑立中，跃过王富卿和王在希，出任常务副主任。

　　郑立中去年从厦门市委书记调任国台办，已经备受关注。至于明年陈云林退休，郑是否能顺利接班，现在下断言还太早——因为国台办主任这个位置是要最高层定的。

　　看来，国台办领导层调整已经拉开序幕。因为除了李炳才，来自军方的王在希少将也年届六十即将退休，国台办主任助理兼新闻局长张铭清也因为年龄问题将卸任。

　　王在希卸任之后，是否再由军方系统增补副主任不得而知，但如果由内部产生，国台办主任助理兼港澳涉台事务局局长叶克冬肯定是热门人选。

　　叶克冬现年只有46岁，是胡锦涛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秘书，也曾担任新华社台湾事务部副部长。据悉，作为明日之星，叶克冬2005年已经前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港澳涉台事务局由副局长杨流昌主持。

　　杨流昌毕业于厦门大学，曾任作家王蒙秘书，也在香港中联办担任过台湾事务部副部长。杨流昌现在是正局级的副局长，如果叶克冬高升，杨扶正也是很自然的。

　　至于张铭清卸任之后的新闻局长一职，国台办内部消息传出将由副局长李维一出掌。

　　新华社资深女记者范丽青已经办妥新华社离职手续，日内将到国台办新闻局报到担任副局长兼发言人，填补李维一留下的空缺。

　　国台办在香港的人事也值得关注。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部长邢魁山来港已经多年，年届六十，距离返京的日子也不远了。


中纪委驻扎安徽池州彻查安徽副省长何闽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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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6月底安徽省省委常正式宣布，副省长何闽旭已被“双规”。其实在6月下旬，中纪委调查小组已驻扎安徽池州，彻查何的问题，“调查集中在何在池州任职期间发生的事情，包括渎职、经济和生活作风三大问题。”有消息说，安徽的几大房地产商都已被中纪委叫去谈话。

　　有媒体报道，在安徽省纪委实施反“商业贿赂”阶段，发现了浙江省一在池州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刘姓商人“多次向地方官员行贿”，“查着查着查到了何的头上”。目前，刘姓房地产商人无法确证，不过何闽旭案件调查的确扯进了池州房地产商。池州一个房地产商说：“外来房地产商人心惶惶。”

　　7月7日下午，在“池州市建设领域外商座谈会”上，在池州投资房地产、市政工程的外来投资商都参加了会议。池州一名知情人士说：“这次调查座谈，其实是为了安抚人心。”

　　6月下旬，中纪委驻池州的何闽旭专案调查小组，从池州市国土资源局调走了“杏花村文化园”和“和泰星城”的土地出让资料。池州市国土资源局有关人员确认了这个消息，并且确认两个项目的开发商分别是安徽欧华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欧华”）、安徽和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和泰”）。但是因何原因对这两个项目进行调查，该池州市国土局人士表示不清楚。

　　有知情人士透露，欧华的董事长詹晓荣、以及和泰的董事长王和平于7月上旬也被中纪委驻池州调查小组找去做调查。7月12日，欧华总经理叶雪平说：“我们董事长7月1日被中纪委调查小组叫了过去，至今也没有回来，我们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呢。”他坚决否认詹晓荣与何闽旭之间存在不正常关系，“我们都是按照有关手续来投资的，有关部门那放着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来，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

　　关于有媒体曾经报道的刘姓商人，叶雪平与唐荣灿都表示公司里没有刘姓老总。池州房地产商业内熟知的刘姓老总只有一位，他本人以及公司项目目前并没有被中纪委调查。

　　有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专案调查小组，对上述两大房地产项目调查的内容是商业贿赂。在池州，关于这两大房地产商与何闽旭的关系说法纷起。

　　詹晓荣被当地官员认为与何闽旭关系最密切，“何在浙江丽水任职的时候，就与詹认识了。何到了池州后，詹就到池州投资了。”何闽旭到池州任职前，在浙江丽水任职。

　　2000年3月，詹晓荣在池州成立了欧华公司，开始了“杏花村文化园”项目。詹晓荣是浙江丽水青田人，现是匈牙利籍华人，现有的头衔中有安徽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浙江省丽水市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

　　欧华与和泰被调查后，一些老百姓表示，“池州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外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浙江的。大工程大项目都是浙商做的。”

　　池州市商务局下属的外商联谊会，有35家会员，一半以上是浙商，70%左右都投资房地产。联谊会的“外商”，是指池州市本土以外的企业，会员都要求上一定的规模或者在池州有相当的影响力。詹晓荣是外商联谊会的会长。

　　在“杏花村文化园”与“和泰星城”之外，另一个浙商参与的老市委大院开发项目，也在开发之初就引发“出让价格低估，是国资流失”的议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何闽旭可能更早升任副省级干部。”有池州地方官员说。何闽旭曾为池州大力“招商”

　　不过，有池州地方官员表示，“何闽旭与詹晓荣、王和平之间的私人关系究竟怎么样，现在都不好说。但是何闽旭对于外来投资商普遍比较亲近，更多是因为他对池州招商引资的大力推进。”

　　在池州地方官眼里，何闽旭这个来自沿海的领导，的确在观念等很多方面要比当地干部先进很多。何闽旭虽然是福建人，但很早就跟随父亲到杭州，而在到安徽之前，一直在浙江任职。1999年,何闽旭到了池州之后,三次召开解放思想大会，并且大力推进招商引资的工作。

　　池州一名原国企老总说：“我敢说，有一半以上的池州官员认可何在招商中的功劳。”另有地方官员说：“他曾经说过为了招商，要降低门槛，甚至不要门槛。他大大改善了外商在池州的投资环境，改变了以往对外商吃喝卡要的作风。”

　　在何闽旭到任池州之前，池州是安徽省17个直辖市中经济总量最小的。在何闽旭任上，工业年产值增幅一直全省领先，从最后一名的位置，赶超了黄山市、亳州市、宿州市。有地方官员说：“这些是何升任的重要功绩。”

　　有池州地方官员认为，“池州前些年，招商引资热点在房地产，这在其他地方都比较普遍，这是因为房地产在现阶段的洼地效应。”

三年四大步官运亨通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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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陈德铭完成了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的角色转换。

　　6月14日，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25日，明确了分工的他，已经站在全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总结座谈会的主席台上。

　　据发改委内部人士消息称，陈德铭现在负责能源和经济改革事务，成为发改委第二号人物，等发改委主任马凯卸任后，他有望接任。

　　二十多天前，他刚刚辞去陕西省省长职务，在那个位置上。向前推四年，毫无征兆地，他从苏州市委书记位上被调至陕西。

　　现在，站在了国务院第一大部委的新平台上，这位“苏州模式”的缔造者、“具有沿海、内陆工作双重经验”的发改委二号人物，将如何给他的期待者们一个新惊喜呢？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陈德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早年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还痴迷无线电，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少年宫的无线电兴趣小组组长，“高中毕业时就能自己组装电视”。

　　时至今日，他的家中还经常备有一套小工具，有时家电什么坏了，他愿意自己动手修理。一来是喜欢，二来也借此调节、放松一下工作中的紧张情绪。

　　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陈德铭的正常人生轨迹。 1969年4月，20岁的他踏上了南行江西的列车，去的目的地是瑞金，“红色故都”。

　　“在江西一待我就待了十年九个月，其中有五年是在崇山峻岭的生产队里面。户口也迁过去了，粮食也有供应，每天打工，记工分，得靠自己的生计来维持生活。”

　　身为部级高官，陈德铭坦然承认，那时候，作为上海知青的他，“晚上偷过一根黄瓜的有，实在嘴太干了”。只是他不喜欢用“偷”这个字，因为“觉得像孔乙己那样窃书不算偷”，“这个黄瓜属于窃过”。

　　在江西瑞金谢坊镇的崇山峻岭里呆了5年之后，陈德铭有机会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今江西农业大学）农机系就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江西省农机局工作。三年后，因为夫妻分居的原因，他被调至江苏省食品公司。

　　此后，陈德铭的仕途步入快车道：1982年任江苏泰州肉联厂副厂长；1984年任江苏省商业厅办公室副主任、省食品公司经理；1985年任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当时，他年仅36岁，春风得意。

　　他不满足，在利用到下面挂职锻炼期间，恶补英语和经济学的知识，于1988年考入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攻读数量经济硕士学位。

　　“那时候，不像现在官员读书的风气这么浓，大学也没有给官员单独开口子的习惯，陈德铭考数量经济学研究生，需要考高等数学，完全靠自己。”陈德铭的导师周三多教授说，陈德铭读到一半的时候，由于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学习，而专业课和英语又比较难，几乎无法读下去了。

　　“那时，他就跑过来和我说，读不下去了，我就劝他和当时的省长顾秀莲讲一下，脱产专门过来学习。”周三多说，陈德铭听从了他的建议，脱产在南京大学专心读书，吃住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天天和外国同学泡在一起，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1996年，已经是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的陈德铭再次入南京大学深造，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为数不多的博士官员。

　　1997年12月，陈德铭从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调任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开始为政一方。

　　当时，苏州正处于风口浪尖。

　　原来，苏州市于1992年在老城西部设立国家级开发区苏州新区；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在老城东部建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

　　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高规格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方面不可避免存在竞争，孰轻孰重成为考验领导智慧的一道难题。

　　1997年12月，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专门就此问题发表评论。

　　苏州新区开发已有时日，10多万常驻人口，可是新加坡方面建议中国将其关闭或暂停发展，陈德铭不同意，认为应该让其“继续发展”。之后，陈德铭开始亲自担任工业园区的党委书记。

　　与此同时，在和新加坡有关方面谈判过程中，这位市长，感受到了新加坡管理制度的优越。他把大量苏州的干部送到新加坡培训，不仅苏州工业园，苏州市所辖六个县主要干部全部到新加坡轮训一遍。

　　“新加坡和中国合作工业园实际上是两条线，一条是政府层面的合作，主要是帮我们培养人才，告诉我们一些管理的经验。另一条是双方共同开发，这一点是用市场和商业化的方法，大家出资。”

　　“现在看起来，共同出资开发，是我们和各个国家，各个企业都可以做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两国政府的合作，新加坡帮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如何更快地熟悉和了解世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摆平了“洋苏州”和“新苏州”的矛盾，陈德铭开始腾出手来进行“老苏州”的治理，投入巨资进行河道治理以及沿河古迹整修。

　　2002年5月，一纸调令将其从经济发达的沿海送到西部大开发主战场—陕西，三天时间，他从苏州市委书记变为陕西省常务副省长，2004年11月，任代省长。

　　据悉，有一次，陈德铭去南五台爬山，下山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村子的上百名群众围住，投诉土地违规征用问题。

　　“当时车子在高速下坡的时候，突然两边有几十个人不顾生命危险跑出来拦车。驾驶员也没有思想准备，一个急刹车才停下来。当时老百姓非常激动，说‘哪个是陈德铭，下来下来！’这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对和解决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的信念，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果然，我下车接待他们后，他们对我非常客气。他们的两个代表过来和我对话，他们非常清楚国家的法律，也非常礼貌。所以我想，很多群众矛盾的激化，跟我们的工作粗放是有关系的。”

　　《南方周末》报道说，他经常在双休日的时候对秘书和办公室人员说：“我自己出去转一转”，和爱人一起叫上司机开车就走了。

　　由于早年和爱人在桂林结婚，在陕西工作期间，陈德铭没有惊动任何人，联系了旅行社安排，悄悄地到桂林旅行了一次。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陈德铭“平时最大的放松就是每天吃过晚饭，尽可能和爱人在省政府大院里走四点五公里路”。

　　据悉，陈德铭的家庭很简单，太太是他“青梅竹马的同学”，有一个孩子在外工作，不在身边。他有空会陪太太聊天、散步。太太对花卉很有研究，这方面是他的“老师”，而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父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一批相对年轻的政工军官正在成为军政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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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上月24日授予10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本月广州军区晋升了九名将军。新晋升的这批上将和中将，很多都是60的的政工军官。北京分析人士指出，一批年轻化的政工军官今明两年将陆续晋升少将和中将，并在军中担任要职。

　　上月晋升的10名上将是胡锦涛经过近两年的考察筛选出来的佼佼者，他们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孙忠同、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空军政委邓昌友、二炮（战略导弹部队)政委彭小枫、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北京军区政委符廷贵、兰州军区政委喻林祥、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

　　分析人士认为，这十名新科上将不仅都是手握重权的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大学的负责人，甚至不乏明年中共十七大后进入解放军最高指挥机构——中央军委的军政新星。

　　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中央军委主席一共授予108人上将军衔。其中，邓小平晋升上将17名，江泽民晋升上将军衔79名，胡锦涛晋升12名。

　　解放军长期以来都是论资排辈，大多数人熬到上将时已经离65岁的退休年龄不远。1988年以来晋升的108名上将大部分已经退休，现役只有36人。这36人中有10多人明年也将退休，其中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乔清晨、北京军区司令朱启、广州军区政委杨德清、武警部队政委隋明太、兰州军区司令李干元、军事科学院院长郑申侠、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政委赵可铭，为十七大前后新一批上将的晋升留出不少空间。

　　因此，预计近一两年胡锦涛还将晋升一批上将，以推动军队高级将领的年轻化。据了解，下一批上将的可能人选包括海军出身的副总参谋长吴胜利、空军出身的副总参谋长许其亮、济南军区司令范长龙、沈阳军区司令常万全、政委黄献中等担任要职的中将。

　　胡锦涛近日也下令晋升一批中将和少将。广州军区前天举行了九名军官晋升将官仪式，军区司令刘镇武在仪式上宣读了胡锦涛签署的晋升令：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国令、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阳、驻香港部队政委张汝成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刘峻嶂、李绍庄、周泽生、陈平华、曾庆年等五名大校军官晋升为少将。

　　分析人士指出，总体上看，中共十七大在党政和军队高层人事变动上属于“小年”，不会出现像十六大那样的集体大换代。但随着胡锦涛在党政军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稳固，一大批年轻化和专业化的未来之星今明两年将陆续晋升少将和中将，并在军中担任要职。

　　近来军队高层人事变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名解放军高干的后代进入大军区领导岗位：抗日战争时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之子、二炮政委彭小枫刚刚晋升上将；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中将升任军事科学院政委；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震之子、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海阳中将被提拔为成都军区政委；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成都军区13集团军军长张又侠少将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开国上将杨成武之子、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部长杨东明少将升任空军副司令。


官方媒体严厉批评达赖的“大藏区自治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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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中国官方透露，达赖喇嘛多次宣称改行“中间道路”，并表示只是希望在西藏及其它藏区实行“高度自治”或“真正的自治”，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所有有藏民居住的地方都归纳入一个大藏区，由他来管辖。近日官方媒体严词斥责了达赖的这一“中间道路”。

　　北京《环球时报》载文称，仔细探究“中间道路”出炉的始末，再将“中间道路”同中国宪法作一点简单对照，就会发现达赖的真实“野心”。

　　文章说，达赖在1959年逃亡印度后，长期公开主张“西藏独立”。1959年6月20日，他到印度后第一次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声言“要恢复1950年中国入侵以前西藏特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此后他在每年的“3?10”讲话和各种声明中一直声称要争取“西藏独立”。

　　达赖在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制定了“西藏国宪法”（后改为“流亡藏人宪法”），与印度军方、美国中情局联合成立“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此外，又在一些国家设立驻外“办事处”，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协会”等团体，这些组织在国外从事了大量“西藏独立”的活动。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印度、美国等与中国关系改善，减少了对达赖的公开支持。达赖及其追随者受到国际社会的冷落，经济上捉襟见肘，内部矛盾加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得不改变调门，主动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回国”。1987年，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发表演讲，提出“西藏和平五点方案”，1988年又谋求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演讲，遭到拒绝后改为在议会大厅散发演讲稿，提出“七点新建议”（以下简称“五点”、“七点”）。以这两次讲话为标志，正式提出“中间道路”主张。

　　这两次讲话其实就是迄今达赖方面有关“中间道路”的内容最集中、最具“权威性”的版本。

　　文章斥责说，这“五点”、“七点”完全了背离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内容，篡改和模糊西藏的主权归属，图谋否定和推翻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西藏现行政治制度。

　　文章并强调，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族自治区”，所谓的“大藏族自治区”没有任何依据。

　　据悉，近年以来，达赖的强硬态度的确有所缓和，并且不再提谋求西藏独立，而且积极与北京沟通。但分析人士指，北京不会只是听达赖喇嘛不争取独立的宣告，而是结合他的一言一行加以分析判断。

　　分析指，达赖喇嘛的特使提出要把西藏自治区范围扩大到有藏族居民的其它几个相邻省份，并且要求北京给予西藏自治区和香港一样的自治地位，还要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地区政府，这是北京当局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同时，青藏铁路让北京解决西藏问题的自信倍增，这或许也是官方近期不断严词训斥达赖的原因之一。

体育界走出的首位女将军：原女排球员陈招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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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央军委在7月正式批准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陈招娣（图）晋升少将军衔。陈招娣是中国从体育界走出来的第一位女将军。

　　25年前作为国家女排主力队员的陈招娣与队友一起努力实现了中国“三大球”零的突破。如今，陈招娣身为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分管解放军文化体育工作，在军队广泛开展体育运动、竞赛活动。

　　陈招娣说，“我真的特别喜欢排球，如果不是因为1988年患直肠癌接受手术，我还会坚持做我的排球教练。”

　　从运动员到主教练、领队，从干事到局长、副部长，陈招娣说，这主要得益于老女排的精神。

　　从了陈招娣外，解放军内还有很多从文艺届走出来的将军。

　　王涛少将，中国军人运动员中的第一名将军，目前担任八一乒乓球队总教练。

　　刘敏少将，解放军军最年轻的女少将-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现在是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李刚的太太。

　　彭丽媛少将，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先后三次荣立二、三等功，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太太。

　　杨洪基少将，总政歌舞团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李双江少将，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古月少将，原名胡诗学，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克里木少将，总政歌舞团维吾尔族表演艺术家，享受正军级待遇。


苏州成高官输出地 原市委书记都升任大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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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是个出高官的地方，有实例为证。

　　梁保华，现任江苏省省长。1945年出生，1998年6月任苏州市委书记，2001年升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2002年12月后任江苏省代省长、省长。

　　陈德铭，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1949年出生，1997年12月任苏州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01年1月任苏州市委书记，2002年5月当选为陕西省常务副省长，2004年10月任陕西省代省长，后任省长。

　　2006年6月调任国家发改委排名第二的副主任。

　　王珉，现任吉林省省长。1950年出生，2002年5月出任苏州市委书记，2004年10月调任吉林省代省长，后任省长。

　　章新胜，现任教育部副部长，1948年11月生，1989年至1997年连任两届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00年起任教育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副部长。

　　王荣，现任苏州市委书记，1958年出生，2004年10月从无锡市委书记调任苏州市委书记，11月，进入江苏省委常委序列。

　　从梁保华、陈德铭到王珉再到王荣，四任苏州市委书记学历都很高。梁保华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章新胜则毕业于哈佛大学，陈德铭上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考入南京大学读书，拿到博士学位。而王珉与他的接任者王荣都有共同的特征：出身高校，博士生导师，典型的学者型领导。

　　不仅苏州市主要领导大都升迁迅速，在苏州市下面各区县工作过的主要领导，也大都会被委以重任。

　　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以台资经济名声赫赫的昆山，在行政级别上还是一个县级市，连续四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厅级以上干部，其中包括两个副省级干部。

　　上世纪90年代初任昆山市委书记的李全林和他的继任者张卫国，均已官居江苏省副省长。

　　张卫国调走后，季建业2000年8月上任昆山市委书记，一年还没有任满，便于2001年7月被突然调往地级市扬州，出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他的接任者张雷上任一年多，即出任江苏省外经贸厅厅长。

　　从昆山升迁的并不止于市委主要领导。曾任昆山市长的周振华现任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同样任市长的郑坚，现已调任省地税局局长，而曾在昆山开发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王金华，现任苏州市委副书记。

　　调出的不仅仅是昆山的干部。曾担任县级市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的蒋宏坤，今天是计划单列市南京市的市长；而另一个县级市太仓市的市委书记徐建明，也曾调任常州市市长。

　　苏州干部纷纷在省内外出任要职，带动了苏州经验在江苏乃至全国的大面积推广。陈德铭调任陕西，开始到香港、新加坡等地积极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王珉在吉林，也是马不停蹄地穿梭于香港、俄罗斯等地，为吉林招商引资做贡献。

　　张卫国调到镇江任市委书记后，首先把城市改造一番，建了一条引资大道——这正是昆山特色的做法；颇有意思的是，张卫国的继任者季建业也被调到一江之隔的扬州任市委书记，上任没多久，便迅速开建了一条引资大道，接着同样是打造开发区和引资——典型的昆山套路。


中央大员频繁造访要求经济降温 山东省委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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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山东GDP上半年预计增长15%，大大超过同期全国10.9%的GDP增长率。据悉，从6月下旬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经济主管部门的高官频繁造访山东，警告山东要降低经济热度。但是，山东省委却明确表示，“坚持扩大投资不动摇”。

　　据悉，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已抵达烟台。这位国家统计最高官员此次山东之行的目的是“检查指导工作”。本月上旬，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到山东检查指导国有资产监管工作。上月下旬，发改委主任马凯到山东，就“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调研”。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郑京平近日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部分行业受原材料、燃料等价格上涨的影响，利润空间缩小。

　　山东经济专家分析说，这些问题在山东都可以找到影子。而且，根据相关数据测算，上半年山东省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1/7强。

　　因此，高官访鲁有深层次意义。山东一位经济专家说，“山东层面上说，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在全国名列前茅，而在经济结构上，山东的矛盾又很突出，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山东的情况对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很大。”

　　据悉，马凯在山东调研时，非常关注山东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并且明确表态，要求山东“努力防止经济过热”。而邱晓华则警告山东，经济增长快并都是好事，要看重结构性问题。

　　但是，山东省发改委不理警告，表示要“坚持扩大投资不动摇，该开工的项目要早日开工”。据悉，全国有各类大企业集团2692家，山东就拥有292家，排在第一位。这些大企业集团对山东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汽车、船舶、食品、纺织服装、石油化工、家电、电子信息目前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51.5%。如果要落实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山东官员将面临GDP增长的巨大压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于17日公布敏感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就在这前夕，新华社16日高调地发布总理温家宝在河南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最新讲话，加上此前中央大员兵分三路督办地方，中央显然是在对地方下最后通牒。但是，在GDP崇拜下，地方恐怕不愿调转车头，去配合中央。

　　分析指，如果地方仍然抵制宏观调控政策，中央很可能对地方采取强制性行政手段，比如说调换官员。


中纪委中组部联合通报一批换届贿选案和买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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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今年下半年，地方四级党委将集中换届。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19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批贿选和买官卖官的典型案件。

　　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发布会上强调，各级纪委和组织部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和执纪力度，进一步严肃换届人事工作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被通报案件的具体情况：

　　陕西省商洛市委原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在担任商洛地委委员﹑商州市委书记，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期间，从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晋升职务﹑调动工作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商州区教育局原局长陈某﹑柞水县原副县长陈某等28人贿赂共计106.9万元。此外，张改萍还收受大量礼金，插手工程建设项目为亲友谋利。张改萍现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石湾镇原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部长王富远在2006年4月换届选举期间，为当选镇党委委员，使用新号码手机卡，给26名党代表多次打电话，并给其中的7名党代表分别送现金100至300元，共计1200元。王富远还指使有关村党支部书记与其它代表打招呼，要求他们为自己拉选票，许诺当选后以钱物回报。王富远现已被开除党籍﹑撤销石湾镇武装部部长职务。

　　湖南省衡阳县溪江乡武装部干部汤亚军于2006年4月中旬，在溪江乡党委换届考察中，因未被列为乡党委委员候选人考察人选，对乡党委书记张某﹑纪委书记刘某产生了怨恨情绪，便同曾担任溪江乡党委书记的衡阳县交通局副局长彭友明，编造了张某﹑刘某七个方面的问题，整理打印两百份传单，于乡党委换届会召开的前几天，在溪江乡九个村及街头散发﹑张贴，达180多份，造成恶劣影响。彭友明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汤亚军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级处分。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唐尚成在2006年2月的南谯区政协选举中，直接向部分政协委员打电话﹑通过他人向部分政协委员打招呼等形式，为自己拉选票，最终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区政协副主席。唐尚成现已被撤销党内职务，南谯区政协按照政协章程撤销了其政协副主席职务。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原副书记﹑区长于玲在2006年1至2月，即将调离舞钢市委副书记﹑市长岗位之际，违反程序，擅自签批同意舞钢市31个事业单位突击进人105名。于玲现已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新华区委副书记﹑区长职务，有关部门已对舞钢市违规作出的进人决定予以纠正。

　　四川省凉山州委原副书记曹永葆在1994年至2004年担任凉山州委组织部长﹑州委常委﹑州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考察﹑任用﹑提拔﹑调整﹑调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贿赂152.3万元，另有107.4万元﹑1.18万美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曹永葆现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广东省吴川市原塘缀镇副镇长鲁成礼在塘缀﹑板桥两镇合并为新的塘缀镇期间，没有被列为副镇长候选人。2004年8月22日，鲁成礼在廉江市平坦镇宴请谢某﹑李某等12位人大代表，并通过谢某向另11位人大代表每人送现金300元，要他们联名推荐其为副镇长候选人。谢某等12名人大代表遂联名推荐鲁为副镇长候选人。8月24日晚，鲁成礼又通过塘缀镇某药店老板李某向55名人大代表每人送现金1000元，要他们选举时投票选其为副镇长。鲁成礼最终当选为塘缀镇副镇长。鲁成礼现已被开除党籍﹑撤销副镇长职务。

中国将再办汉传佛教法会 籍宗教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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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于四月中首次举行世界佛教论坛后，又预定于八月初在河北省承德普宁寺举办汉传佛教大法会。

　　新华社报道说，承德普宁寺将于8月8日至9日举办汉传佛教大法会，届时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汉传佛教僧人将齐聚当地，谈经论法。这是普宁寺建寺二百五十余年以来，首次举办汉传佛教法会。

报道说，普宁寺是中国少有的汉藏结合式寺院，寺内供奉着一座巨大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漆木雕像。

　　佛教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两个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普宁寺先前已多次举办藏传佛教法会。

　　官方称，这次汉传佛教法会将进一步促进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流。

　　今年四月中，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首次在杭州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备受中外媒体瞩目。

　　论坛举行前后，海外一些媒体曾分析，北京高层已经意识到佛教教义与和谐社会理念契合，有助于稳定社会，因此北京开始高条支持佛教复兴。

涨最低工资降央企房补 均贫富开始有实质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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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针对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近日，广东已提高了最低工资，同时部分央企职工房补也开始“缩水”，这意味着，下一步，中央应该会采取措施向垄断开刀。

　　广东省近日发布200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建议：依靠国家特殊政策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垄断性行业和企业，工资水平已达到本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原则上不应再增加工资。

　　无独有偶，中国国资委最近也下发通知，旨在对所有央企的住房公积金和相关补贴进行严格控制。据称，这是官方“均贫富”的第一个实质性动作。

　　综合中国央视、新华每日电讯、北京《经济观察报》报导，该通知下发后，中央直属企业开始了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大清理。今年6月，国资委直属的160多家央企中，部分职工的住房补贴已“缩水”。

　　在垄断企业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中，住房公积金或相关住房补助是个大项。国资委认为，这样的补助和变相增加职工收入的做法，会造成企业人工成本的大幅上升和职工薪酬福利结构失衡。因此,国资委在通知中规定：中央企业不得擅自提高职工住房公积金的企业缴存比例，职工月缴存基数最高不得超过职工工作所在地设平均工资的三倍。

　　这是自5月26日中央召开关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会议之后，相关机构对垄断行业高福利实施限制和调控的第一个实质性动作。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6月底，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张新立主持召开了收入分配政策研讨会。

　　参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介绍说，调控垄断行业高工资是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会采取一些措施，目前正在酝酿相关政策。除了房补要控制以外，还要控制工资的总额。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名司长说，今年初定的国务院各部委全年工作要点中，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工作被分配到国资委和财政部。

　　除了对住房公积金和相关补助动刀以外，下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对垄断行业的高薪进行限制，而且采取行政手段的可能性正在加大。

　　而据消息人士透露，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后，中共将在年十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就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问题做出决定，并将突出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其中就很可能包括贫富差距和垄断问题。

腐败和外交方针陈旧导致中国边境隐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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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虽然中国当局认为近来边境防务取得成果，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交方针的陈旧导致边境隐患重重。

　　新华社援引公安部官员的话说，中国边防警卫人员从去年7月到今年6月底逮捕了近2500名偷越国境者。公安部边境管制负责人说，去年下半年边防人员在中国长达2.2万公里的陆地和沿海边境线上逮捕的偷渡者人数下降了15%，而今年上半年这一人数下降了28%。

　　路透社也引用这位边防官员的话说，边防警卫工作在这重要的战略时期为国家提供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屏障。《人民日报》说，边防警卫有力打击了贩毒及包括人口贩卖在内的走私活动。

　　但是旅美社会学学者刘晓竹认为，中国的边防工作形势严峻。

　　他说：中国现在的边防管理面临空前的挑战，现在这个趋势再往下走的话是一种失控。因为有三方面的大问题，一个是国内的腐败问题，这是为地方政府走私、黑社会、外部向内部进行渗透提供了一种温床。

　　二是中国的外交，基本上中国在周边是睦邻外交。但是缺乏原则，使周边有一系列的问题，边境管理面临挑战。而中国强调主权，但是现在全球化的社会必须依靠国际合作，超越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那种观念。

　　第三，周边有一些不稳定因素，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到印度次大陆，然后再到朝鲜，都有一些不安定因素，这就更加重了边境管理的难度。”

　　据法新社报道说，缅甸军政府总理梭温访华时在云南停留，表示缅甸愿意和中国边警人员配合，打击毒品贩卖活动，但是刘晓竹认为，中国当局迁就缅甸军政权、忽视了缅甸的社会问题，造成跨国贩毒活动猖獗。

　　刘晓竹说：“黑社会毒品走私已把中国作成跳板，向全世界扩张。”

　　而沿海国际犯罪团伙与地方政府沆瀣一气进行有组织的走私犯罪活动，而中国当局以主权为主旨的陈旧边境管制法不能适应打击国际团伙的形势需要。

　　边境的严峻形势要求中国当局首先必须认真反腐、铲除越境犯罪活动的温床，其次得转变一味强调主权的陈旧外交政策、加强国际配合。三是要更积极介入地区事务，稳定周边、消除隐患于未成之时。


中国加紧巡逻与阿富汗交界处防止塔利班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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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北京《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美国为首的驻阿富汗联军近期扩大对塔利班武装势力的打击范围，中国边防部队也加紧对中阿边境的巡逻和对瓦罕走廊的掌控，防止塔利班份子潜入中国。

　　报道说，瓦罕走廊位于中国与阿富汗交界处，阿富汗战争后，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曾一度盛传是“恐怖通道”。

　　中国驻防部队在美国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前就修通前往中阿边界的公路，这条公路为共军在中阿边境地区加强边防创造便利条件。

　　一名边防民警说，中阿边境的明铁盖山口附近均为无人区，一般十月份就会大雪封山，直到第二年的五、六月份才能通行。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委主要负责人说，当地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发现陌生人进入，都会及时向附近的驻军或边防派出所、地方政府报告，外人要从边境通道潜入潜出都是很难得逞的。

　　为防止恐怖分子和难民越境，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政府对三国交界处的公路卡得很紧，防止恐怖分子和非法分子利用瓦罕走廊偷越边境进行活动。

美国学者称对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不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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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并于今年年初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的权益仍旧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甚至受到更多的侵犯，成为集体事件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关专家学者对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不抱乐观态度。

　　中国中央政府近年来对所谓三农问题的重视有所加强，除了取消农业税，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和农民的政策，表示要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国国内有学者对这些政策表示赞许，认为总体来看，三农问题正在 进入到可以得到解决的良性道路上来。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认为，实际上，农业税只占税费的极小部分，各种费用才是农民所不堪重负的，这也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政府既然不能为地方财政提供足够的支持，也就无法强令地方政府停止向农民摊派。

　　张伟国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摒弃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不再提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共同富裕的理念。而中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缺少制约，缺少平衡，致使两极分化成为现有政策的必然结果，农民也就更加沦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一群。

　　张伟国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共产党内部的一些改革派他们自己也明白，改革的政策一直向城市倾斜，向工业倾斜，一边是经济增长，一边是农民的利益在减退。”

　　美国国会的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金德芳教授也谈到，尽管中国中央政府意识到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为取消农业税而减轻，但政策选择却十分有限。

　　金德芳教授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停止占用农民的土地，但中央政府还要依靠这些地方官员，所以不能对他们采取太严厉的手段。中国农民的负担会继续加重，反抗活动也会继续增加。”

　　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农民现在仍然对中央政府抱有希望，仍旧依赖中央政府，所以农民抗议的矛头还仅限于地方政府。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待换届贿选打“擦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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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新闻记者培训班”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向记者表示，通过金钱、财物等实施贿赂的，一旦查出，肯定会依法处理。但现在有些人打“擦边球”，加之中国各地经济水平差别较大，如，在发达地区送条烟、请吃饭不算个事，但是在西部贫困地区，“究竟算不算贿选就存在争议”。

　　不管在何种球类比赛中，对“擦边球”的认定都是有规可循的，并不会存在多大的争议。比如在网球比赛规则中，落在边线上的球就都算界内球。那么，法律上真有一些存在争议的“擦边球”吗？

　　如果在发达地区选举中给选民们送条烟、请吃饭“不算个事”，不能作为“贿选”来看待，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难道在发达地区，“烟”不算“其他财物”，而到了西部贫困地区，“烟”算不算“其他财物”就有争议了？

　　用“人情往来”来掩盖“腐败”或“贿赂”，似乎有种法不责众的正当感。然而，请吃或送烟真的因为已成坊间习俗就可凌驾于法律之上了吗？

　　答案自然是否。向选民们送一条价值六百的烟和送一台价值六百元的MP4在实质上并无区别。只不过一些人更习惯于“兄弟，来条烟吧！”，若是突然换成一句“兄弟，拿个MP4去听听”，肯定就显得不是那么回事。

　　习俗不一定合法，贿赂即便披上“人情往来”的外衣也不因此而就获得免责的特权。向选民送MP4并非风俗，显属违法；向选民送烟请吃，好像有点人情往来的意思，但贿选的本质是金钱政治，其直接危害是破坏民主。

　　民主选举的过程肩负着双重的社会功能：政府不断寻求民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可，而民众也在寻求发言权。

　　这个权力委托中介就是选票——选民独立、自主地投下选票。借助于送烟或请吃而达成的选举交易，使选民的真正意志产生了扭曲，选举的公正之基也就不复存在。

　　法律并未对“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规定一个数额上的下限，其立法本意正与贿选的本质相吻合，这是科学而合理的界定。贿选在法律上并无“擦边球”，而对贿选的打击本身正是为了保障和推动民主选举的步伐，使之更坚实地走下去。（作者：王琳）

安徽阜阳法院腐败窝案 落马院长继任者亦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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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法制日报》报道，安徽省阜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相继落马，而继任院长近日也因违法违纪被查处。

　　据悉，从1993年至2005年6月，安徽省阜阳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王建民在先后担任县级阜阳市法院办公室副主任、阜阳市颍东区法院副院长、院长，阜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大学生分配、干警职务升迁、办公楼建设以及案件诉讼中，先后28次索要、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32.59万元和美金500元。

　　王建民案只是“阜阳中院腐败案”系列案之一，阜阳中院原院长、市政协副主席刘家义、原副院长朱亚及多名庭长、法官已先后被判刑，阜阳市中院继任院长张自民近日因违法违纪被查处。

官员热衷城市化大跃进的原因在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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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2006年7月13日头版发表了《权威专家数次上书国务院 直陈城市化“大跃进”隐忧》一文，在这篇采访文章中，学者陆大道怒指许多地方官员大搞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大标志性建筑等超前形象工程，不管占用多少土地，也不管工程建成后利用率多么低，更不用操心失地农民的疾苦，只醉心于自己的大手笔和大政绩。

　　对城市化大跃进的原因，学者陆大道分析原因有四：一是政府官员对国家其实地不大、物不博、人多地少认识不足；二是政绩考核体系有不足，提拔干部看重政绩；三是土地管理制度有缺陷，支配权在政府，农民无话语权；四是财税制度中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来源，所以难以制止。

　　其实，学者说对了一部分，还有一个内在的核心原因没说，也许是真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了也不敢说。学者说话影响面大，囿于身份一些话不能说，这可以理解。不怕学者知道了暂时不敢说，怕只怕不知道。

　　百姓则可以知无不言：是什么原因使得官员们如此热衷于大兴土木，大搞大而不当的形象工程？——根子是腐败，绝不是认识问题和执政水平问题。

　　搞工程，可以捞钱，搞大工程，更有捞大钱的机会。名义还冠冕堂皇——加速实现现代化，加速地方发展，又能大把捞钱，何乐而不为？搞工程官员能捞钱，当今谁人不知晓？官越大，腐败链条越长，缓冲地带越大，越容易隐蔽，捞再多也不怕。

　　学者说的几个原因，看太书生气。第一条说是官员对国情认识不足，这根本站不住，太表面化、太过肤浅。

　　第二条，说是政绩考核体系的不足。现在的考核体系促使官员们热衷出政绩，而之所以被提拔也是凭政绩。从表面上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是，不要忽视了潜规则——那些看不见的手段和力量。

　　要认识到，官员们喜欢搞工程，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内驱力，这个内驱力的力量比什么都大。为什么长期以来走不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就是个人利益和部门、集团利益的内驱力。（作者：梁北岳）


富豪没安全感源于政策体制和社会仇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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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南方周末》调查，许多富豪在回答“财富给你带来什么”时选择了不安全感。对此，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指出，中国富豪的不安全感源于政策体制。

　　陆学艺说，截止到2005年年底，全国私营企业439万户，私营企业主1109万人。全国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民营企业，注册资金超过1亿元的 2200户。

　　他表示，从社会结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此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社会心理处在不稳定的状态。这些无疑将影响中国富豪的内心世界。

　　比如，在此次调研中看到很多企业在回答“财富给你带来什么”时选择了不安全感。事实上，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来源于政策体制原因，还有社会的仇富、妒富心理。这个“不安全感”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富豪心理的真实反映。


承认社会贫富差距会导致劫富济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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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兴起的基尼系数之争，其实质是对社会经济差距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对社会差距认识个人感受不同，所以必须有个统一的衡量标准，政府围绕这个标准制订政策，可以缓解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

　　讨论的核心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基尼系数，而是社会是否需要这么一套评价标准。如果你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和谐到无需改进，大可将标准搁置一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盲人走夜路的代价是要等事发之后才知道的，等到社会问题爆发方才大梦初醒，通常为时已晚。

　　基尼系数确实存在种种结构上的缺陷与取数失误，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不过，作为一个使用已近百年的国际通用指标，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性被多数国家所认可。并非大家都认识不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而是目前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模型，如果有人愿意提供这样的模型，并且能像基尼系数一样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当然好。

　　但在没有找到替代品之前，理智的做法并不是急于否认基尼系数，进而否认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或者给人唱催眠曲，认为即使有差距也不可怕。

　　对于基尼系数的怀疑，典型的有两种表现，一是认为我国过高的基尼系数不可怕，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因为我国有贫困线、低保线与下岗职工最低补助线三层堤坝守护最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第二种表现是认为基尼系数本身并不准确，有夸大之嫌，可能被利用作为劫富济贫的手段。

　　两种质疑方向不同，结论都是基尼系数无法反映实情。前者给出的答案认为政府所制三层堤坝十分牢固，可以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托底；后者更为激进，索性从根本上否定基尼系数的可靠性，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一些人利用基尼数夸大中国贫富悬殊差距别有用心。

　　对于前者，他们忽视了政府的保障政策根据具体数据而来，如果基尼系数过大、社会反响过于强烈，那么政府投在堤坝上的费用就会相应增多，以加强低收入人群的抗风险能力。本来任何人都不会怎么待见基尼系数这样的风险因素，现在更有学者不经论证，大言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也没关系。社会保障的有效性与即时性不知从何而来。难道信口而言比数据（尽管有缺陷）更可信？

　　基尼系数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数据、校正模型的方法加以改善，这本来是经济学界的责任。如今你把基尼系数全盘推翻，作为经济评论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未免有点不负责任。你应该提供一个更全面、合理的数理模型啊，这样不仅表现出对经济学的敬畏与担当，更是造福桑梓、功德无量之事。

　　也许该经济学家太过担心劫富济贫现象在正在市场化路途中的当今中国社会上演。这个担心不是毫无根据，不过，闭目塞听恐怕不是对付行政劫富济贫手段与劫富济贫的社会心理的好方法。

　　承认社会贫富差距并不必然导致劫富济贫，相反，从历史上来说，劫富济贫发生的时候正是大多数政府不愿意承认或者无力面对社会贫富差距的时候。社会危机感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生存压力投射于个人心理所形成的。你到富裕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危言耸听”一下试试，看看他们是不是会产生心理危机。

　　承认客观存在的问题，尊重民众的要求，并且以自己的专业技能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标准化衡量，而后寻求解决之道，才是正确的做法。否则，不管你自封为什么，恐怕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是不大够格的。（作者：叶檀）

宏观调控失灵 香港专家吁北京严查地方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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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毛额年增率达10.9%，上海更达12.4%，多位香港专家认为，实施近半年的新一轮宏观调控措施显然失灵，当局应严查地方腐败行为。

　　据中国官方正式公布信息，今年上半年固定资本投资上升29.8%，是经济过热主因之一。亚银地区经济一体化部门负责人河合正弘指出，中国经济成长过快，可能令经济剧烈调整，从而祸及亚洲的其它国家。中国应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每年8%的升幅，甚至更高也许比较合适。

　　有专家认为，经济持续过热，说明宏调政策失败。同时，地方政府乱贷款、大搞共建项目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北京应积极推行反腐败，严查地方官员批地、收地、搞项目等行为。

　　高盛亚洲总经理胡祖六亦批评，宏调措施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如限定九十平方公尺住宅单位须占七成新审批项目总面积。他建议应从资金成本及土地供应两方面手进行调控，预计未来一年，中国将上调贷款利率一至两厘。

　　摩根大通总经理龚方雄预料，未来数月内中国会推更多紧缩措施，人行今年第三季加息四分之一厘。第三季及第四季经济料增9.3%，全年增10%。


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因为供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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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只是社会的表象。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关于这一点，只要作一些简单的国际类比就足够说明问题。

　　一是从高校的毛入学率看，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目前中国高校的毛入学率是19%，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教育报告》，1995年，西方国家的高校毛入学率均已超过了30%，其中有法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芬兰、新西兰、挪威等7个国家超过了50%。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或普及化阶段而带来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

　　二是从每10万居民中大学生数看，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每10万居民中的大学生数，是反映一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依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教育部的统计，1996年，每10万居民中的高校学生人数，大多数发达国家本指标值超过3000人，其中，加拿大为5997人，美国5339人，韩国5609人；当时的国际平均水平为2000人。而中国到2000年也才有723人；即使经过大规模扩招，目前也仅达到2000人的水平，仍只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从总量上看，大学生并不供过于求。

　　三是从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比例看，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据统计，到2001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总量为3877万人，仅占从业人员的5.5%，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1/4；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7.5%；高级人才仅占5.5%。

　　到2005年，中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虽然达到4200万人左右，但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和高级人才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并未得到明显提高。这说明，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层次仍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四是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看，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现今大多数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三分之二以上在企业工作，譬如在美国，企业中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占其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80%，而中国在企业工作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还不到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0%，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供职于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直接技术创新的企业和部门缺少所需人才。

　　所以，从体制上看，解决企业人才缺口的主要办法仍是发展改革高等教育，以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需要的真才实学的大学生。（作者：谢茂拾）


“高薪跳蚤”是大学互挖墙角挖出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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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教育市场化问题，人们争吵得好像有些疲惫了。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气力充足的人们转而瞄准教育人才的市场化问题。讨论了几句，便发现这个隐藏得很深的问题居然是个大问题。于是，“高薪跳蚤”的清静时光玩到了头。

　　“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背影走得还不算远。也就在十来年之前，我在阅读报刊时，经常看到面容瘦削戴着黑框眼镜的教授面孔，觉得很有学究味，我知道这种学究味来自于“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清贫生活。但一转眼，便听说许多教授年薪达到百万甚至超过百万了，仿佛一下子就有了种换了人间的感觉。这时候再从报刊上寻找教授，发现差不多都有了肥胖的老板派头。相比之下，那些卖茶叶蛋的人们则消瘦了不少。当然，拿教授与卖茶叶蛋的小贩相比，是知识贬值时代的黑色幽默，不宜老调重弹。但是，今天我们在肯定知识分子价值的时候，有些人喜欢顺着杆儿往上爬，认为教授拿上百万年薪是物有所值。名人名言说，知识是无价的，照这个道理，每一位科学家、文学家，甚至中小学及幼儿园老师，他们的年薪都应当超过百万，拿个上千万上亿元也不在话下。　

　　国人喜欢拿国际惯例来说事儿，提到国际惯例，又喜欢拿美国来说事儿。如果拿百万年薪（炒更的收益除外）的教授待遇来讲，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不但超越了国际惯例，而且已经“赶英超美”了。世界上教授待遇最好的地区，既非英美，也非欧洲，而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教授平均年薪基本都在10万美元以上。美国则要按学校与专业来划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教授都在10万美元以下，拿两三万美元的教授则比卖茶叶蛋者还要多。

　　按照汇率与各国购买力，中国的百万年薪显然是个天文数字。但我们的一些知名教授还不满足，中外校长论坛上的众多中国校长就说了：今天这个高校年薪100万元聘请了一位教授，明天另一个学校开价150万元，这位教授便立即奔价高的那家而去。这个问题所带的后果显然是严重的。例如西部某高校一位学科带头人被挖走，那么这个学科就会受到重创。薪金的不平衡，还会带来学校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名教授的敲诈情结，那么，最终的受害者显然是学生和教育本身。

　　当高校们意识到上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时，却不愿意思考“高薪跳蚤”正是自己孕育出来的怪胎，甚至有些高校还试图继续孕育这种怪胎。

　　中国企业一向被认为缺乏创造力，但老板们挖墙脚的功夫则是无师自通。这种情况在大学表现得同样明显。“美国加州圣塔巴巴拉大学8年引进人才中，有8位获得诺贝尔奖，国内众校长纷纷向该校杨祖佑校长取经”，也是此次中外校长论坛中的一景。当国内高校校长在分析复制圣塔巴巴拉成功经验的可行性时，却遭到了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校长安东尼奥·诺沃阿的嘲讽与不屑：“一心制造诺贝尔奖人才是件可笑的事。”能不可笑吗？

　　一所大学不殚精竭虑培养卓越人才，而挖空心思试图通过高薪挖墙脚这种缺德的方式来充实自己的门面，难道不是一种不思进取、不劳而获行为吗？这样的学校是否适合教书育人，也是值得怀疑的。

　　即便是圣塔巴巴拉，他们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引进之后培养出来的。国内当前这种浮躁的功利思想与学术环境，就算今天引进了人才，没准明天就跑了。历史作证，铁打的营盘与流水的兵，永远都是糟糕透顶的营盘和兵。（作者：椿桦）

一些百万年薪的名教授为何会变成“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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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跳蚤”是大学校长们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为那些在高薪的诱惑下，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跳来跳去的“名教授”们起的雅号：“今天这个高校年薪100万元聘请了一位知名教授，明天另一个学校开价150万元，这位教授便立即奔开价更高的那家而去……”。总之，他们像跳蚤一样，总是能够敏捷地跳到更容易吸到血的地方去。

　　校长们对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满的。但遗憾的是，他们除了发几句牢骚之外，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却完全没有触及，而在对策方面，也不过是重复了一些“要通过感情、环境留人”之类的陈词滥调。经验告诉我们，这肯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跳蚤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血更能唤起它们的感情吗？

　　坦率地说，“名教授”（我们姑且假定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不是炒作、造假、剽窃出来的）作为知识精英中的精英，不能“以学术为志业”，而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个人发财致富的工具，这是一种“德性”上的堕落，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难道不是市场经济吗？不错，但市场经济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卖。也许一个“性工作者”可以谁出价高就把自己卖给谁，但一个以追求真理为职业志向的知识分子却不能，而只能“以学术为志业”，也就是说，只能将学术作为一项自己志愿从事的事业，一切选择都应该以是否有利于事业为转移，为此要有献身的精神准备，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前辈学术大师常以宗教感情来比喻从事学术所需要的“被局外人嘲笑的奇特的如醉如痴”（韦伯）。歌德也曾说，谁从事科学和艺术，谁也就有了宗教。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名教授”在选择工作单位时，“薪水”的高低就只能是一个次要的考虑因素，而绝不应该是“跳来跳去”的主要原因。

　　在这方面，不朽的马克斯·韦伯也为所有的知识精英作出了榜样：1889年，他在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放弃了留在名校柏林大学当待遇优厚的法学教授的机会，却到当时地位非常低的弗莱堡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因为在韦伯看来，经济学在当时的德国虽然是“显学”，但德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学，有的只是从英国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照搬来的皮毛，向公众灌输的则是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市侩道德，这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不成熟”。

　　韦伯认为，这潜伏着德国学术和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危机（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韦伯的担忧），而韦伯一旦“怀着悲壮的心情”作出了投身学术的决定，他就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即使是在一次大战失败后的动荡岁月里，他也依然如故。（作者：郭松民）

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就象黄世仁与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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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不正常的导师和研究生关系，北京市教委在回复人大代表建议中表示，北京将建立教育信访投诉处理服务中心以解决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纠纷。研究生不满导师可投诉。

　　现在有很多读研究生的学生，有的对于他们的导师(有的称“老板”)可谓“深恶痛绝”。有个朋友说，他初到学校时，听师兄们说他们学校的老师都很清廉，从不接受学生送的礼，所以一直没敢“下手”。可时间长了，就发现导师对他不冷不热了。后来终于鼓起勇气，拎着东西往导师家去了，从此成为导师宠爱的“得意门生”。朋友终于明白：师兄们的“清廉说”，只不过是迫于压力之下的集体失语！

　　有的导师将研究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只给极低的报酬。在用得着学生的时候，导师对学生很热情，一旦项目完成后，学生就再也见不到导师的踪影了。更糟糕的是，很多课题与专业无关或不太相关，甚至是一些机械的体力活，对学习几乎没有帮助。

　　一位朋友对我说，他们刚进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导师。还没跟导师说过一句话，就糊里糊涂的成了人家的学生了。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导师是最糟糕的，不但不管学生死活，在学术上更是“一塌糊涂”，整个一学术圈里的“混混”！

　　因此，很赞成在导师和学生之间实行双向选择的。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不宜急于分导师，而应给学生与导师之间充分了解的机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充分了解之后，相信双方的选择都会更加理智。

　　如果再不行的话，北京的研究生们还可以向教育信访投诉处理服务中心投诉。教育信访投诉处理服务中心作为学生们最后的一道保护屏障，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希望能在全国推广。

　　不要让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成为现代版的“黄世仁”与“喜儿”。(作者：民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