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上百涉黑警察受到中纪委调查

沈阳上百涉黑警察受到中纪委调查


据报道说，沈阳有上百名高级警官及普通警察由于牵涉到黑社会犯罪活动而被由纪委与公安部联合成立的专案组调查。

新华社报道说，接受涉黑调查的公安人员包括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原局长、前任局长科长、所长、队长以及沈阳市禁毒支队原支队长、原副支队长、前任支队长以及众多负责禁毒的警察。

据悉，这些公安人员被调查与一名涉毒犯罪嫌疑人在广东落网有关。

广东警方捣毁一个运毒团伙后，发现沈阳警方涉黑。

沈阳市公安局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从今年4月份开始，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原局长张保华、前局长曲月福以及下属官员都相继被调查。

由于涉案人员太多而且都是公安局官员和警员，此案由中纪委和公安部直接负责。

据说，这个专案组成员共有200多人，分别来自辽宁省公安厅等部门，24小时待命。

“河南最大家庭教会领袖被判刑”



总部在美国德州的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称，中国最大的地下教会领袖张荣亮被判7年半徒刑。

对华援助协会称，方城教会的领袖张荣亮被指携带假护照企图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

张荣亮牧师曾7次被中国警方逮捕，入狱时间长达12年。

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说，张荣亮是2004年12月1号在郑州徐砦村家中被警方带走的。当时，大批公安警察同时搜索了村中许多村民的家，寻找教会资料。

张荣亮1997月年发表"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公开信，对中国政府的宗教迫害提出抗议，并于8月被逮捕。

方城教会多年来拒绝加入中国政府所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对华援助协会说其信徒有一千多万人。

对华援助协会称，张荣亮牧师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最主要和最有影响的家庭教会领袖之一。据报道，他过去接受过包括《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等国际媒体的采访报导。

据报道，中国2005至2006年逮捕了近两千多名基督徒，其中包括许多家庭教会牧师，河南抓捕最多。

收入分配改革第一步重点已划定 不涉及垄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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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七月拉开大幕，当局已划定了第一步改革的五大重点。据悉，“让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是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对于近来媒体热炒的调节垄断行业企业职工工资问题仍处于研究之中。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五项改革的具体方案已经确定，将会陆续公布。而垄断企业收入分配问题，由于情况比较复杂，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政策。但他也表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打破行政性垄断。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这五大重点可以归纳为两类。前四项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看作一大类，因为存在比对关系，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必然要涉及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以及为机关提供各种后勤服务的工人这三类人的工资问题。

　　苏海南认为，作为第二大类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

　　2004年，中央也曾经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做出“普调”，调整的幅度为人均每月四十元左右,各地视情况有所不同。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调整的力度将不小于上一次。

　　不过，此前媒体热议的调节垄断行业企业工资问题并不在这一轮改革方案之列。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此前曾表示，调控垄断行业高收入将是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但是政府很难对他们进行信息有效监控。

　　另外，如何界定垄断行业一直是政府的一个难题。石油、石化、交通运输、烟草、银行、保险、电力和煤炭都存在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等方面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前后曾经制定过一个垄断行业名单，但是“谁都不承认，最终只能在内部认定”。

　　中国目前正在制定《反垄断法》，打破行业垄断。但据官方媒体报道，在《反垄断法》草案中，电信、电力等垄断企业被定义为自然垄断，而不是行政垄断。

当局把引导中产阶级“政治愿望”纳入统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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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展开调查摸底，同时团结和引导这一新的阶层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观察人士称，这一所谓的新的社会阶层实质就是指中产阶层。

　　据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求全国各级统战部门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为全局工作中新的着力点，开展调查摸底，加大培养力度，做好培养、安排和使用工作，并引导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与愿望“健康发展，把他们的政治诉求有序纳入到现行的政治框架和体制中来。

　　据悉，中央统战部是经历了五年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切实了解了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思想状况、主要特征之后，才作出上诉决定。

　　新华社的报道中解释说，目前中国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中评社分析人士认为，按照官方报道的解释，所谓的新的社会阶层实质就是指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属于“中下“水平。对于靠自身努力积累财富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利益集团轻易获得财富的情况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公平。

　　分析人士并认为，发起“不买房运动“的邹涛得到城市居民的积极支持，说明中国中产阶层对利益集团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同时，也让官方真正意识到，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城市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可能将会主导社会的价值观。

　　根据此前南京大学的一份调查指，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企业管理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普通公务员之外，还有私营企业老板。从这一构成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的“官本位”非常突出。

　　据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各级统战部门已连续几年举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通过培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策理论水平，特别是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谐共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

　　同时，各级统战部门还普遍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物库“，培养、推荐和安排了一批代表性人物，目前共有10多位中介组织专业人士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许多专业人士被统战部门推荐担任检察院、监察部门的特约检察员、特约审计员等，还有的专业人士担任了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

中国面临“未富先老”考验 提前退休引发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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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大量不规范的“提前退休”造成中国平均退休年龄低至53岁，官方媒体认为，“提前退休”给尚在完善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不过，就有评论指，这并不能成为官方逃避责任的说辞。

　　《瞭望》周刊文章说，国家权威部门的一份调查指出，在中国十座城市的新增退休人员中，提前退休的已占了近三分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绍光介绍，中国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是以个人六十岁后领取养老金所设计的。由于种种形式的“提前退休”，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中国职工平均退休年龄低至53岁，这使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问题。根据李绍光了解的情况，从多支付和少缴费的角度来看，一个提前退休的职工对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最少三万元左右。

　　文章说，据此估算，如果保守估计中国有一百万名职工提前退休，影响的社会保险基金将有三百亿元之多。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和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书生指出，国有企业改制时，不少企业通过“提前退休”将大批人员直接推入了社会养老保险。

　　中国媒体报道称，各级财政补贴养老金的很大一部分正是用在了提前退休人员的身上，退休职工过多使得中国养老保险金“缴不抵支”的情况更加严重。

　　不过，就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这才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原因。当局目前正在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应该拿出切实措施，补贴低收入人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据悉，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考验，养老保险的长期支付风险在增加中。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已达到了1.3亿，占人口总数10.2%；65岁以上人口也占人口总数6.95%。根据国际标准来看，中国已站在老龄化社会的门槛边上。

如何解决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三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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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问题离不开利益两个字，这是简单的道理；但利益摆布让各方面都满意又很不容易，操作起来似乎颇为复杂。按我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观察与思考，以为改革面对的是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城乡户籍完全统一以后，农民如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利益。

　　下一道城乡户籍统一的政令是容易的，但要把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理顺却不容易。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将城乡户籍完全统一起来，中国居民不再有“市民”和“农民”的区分，全部都要变成“公民”。若果真如此，农民在就业、子女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诸方面将不再遭受歧视。但事实上克服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歧视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就业方面，因为政府和公营部门吸收就业的数量在下降，将其中的就业岗位向所有公民开放，似乎不是难题。如果其中有潜规则造成的歧视，那这种歧视对原来的城市居民也会发生，原来是否为农民身份可能不重要。已经有政府部门在招收公务员时向农民开放，说明这个改革步子不难迈出。

　　教育权利的“平等”在户籍统一以后似乎也不会有大的困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几千万儿童要实行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这种利益可以在户籍统一以后继续保留。用不了多久，全国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都可以实行“两免一补”。剩下的问题是“择校”，而这里头的权利早已是钞票说话，其中的不平等与户籍的联系已经不重要了。

　　最难的问题是原来的农民在户籍统一以后能不能享受原城市居民的“低保”(包括一定年龄后的基本养老保障)。如果不能享受，户籍统一的意义就不大了。各地区的低保水平不同，用各地区的低保标准减去农民的实际收入，如果有差距，由政府补给，需要多少资金？考虑到政府已经有的资金，还需要新增多少资金？按我匡算，这笔资金大概在数百亿元左右。

　　第二个难题是城乡户籍完全统一以后，国家如何操作支援农业和农民的政策？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被人们充分注意，其实以后会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来。

　　城乡户籍登记完全统一了，从道理上说谁是农民就不那么容易识别了，至少少了一个“法定”的识别标志。可是，如果要帮助农业生产者，尤其是要通过“直补”的方式来帮助农业者，就更应该对“农民”有一个法律上的界定。实际中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例如，某省仅仅给种稻谷的农民提供“直补”，而给种小麦的农民不补，农民有意见。还有的地方给种植面积大的农户补，给小农户不补。对这类做法，部分农民有意见。再比如，已经有政策要给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亲提供养老补助，可是户籍统一以后，一些农村老人住在了县城，在身份上与城市居民没有了区别，补贴还怎么发放？能不能按土地补？好像不行。一些城市人租种了农地，搞休闲农业，他们应该获得政府农业补助吗？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解决。

　　为了帮助农民获得平等权利，需要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身份歧视，这是一种进步。又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农业发展，需要识别农民的身份，这是更大的进步。看起来不在于要不要有身份的规定，而在于身份规定的经济含义是什么。需要做一种技术性的研究，在身份规定方面提出一个方案，与农村整体改革协调起来。

　　第三个难题是公民(包括原来的农民)如何由乡村或小城市迁往大的城市。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难题。事实上，一些大城市在自己的“门槛”问题上已经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为了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鼓励农民进城，让他们加入购房者队伍；另一方面，为了节约社会保障资金，或者为了缩小社会保障和公共支出的逆差，又需要提高城市的门槛。有的省会城市曾经短暂地降低了进城门槛，后又不得不再提高门槛。而提高门槛的办法又往往是“计划经济”的办法，引起人们的非议。

　　户籍统一以后，可能克服专门针对农民的迁徙限制，这是一个进步。但是，门槛问题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也因为体制上的缺陷，一些大城市拥有很大的公共资源可以转变为居民福利，对其他城市的居民有吸引力。这些大城市的门槛在过去不仅限制了农民，也限制了其他地区的城市居民。

　　高福利大城市要不要设门槛？如果设立，如何操作？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门槛，是一个进步，并且对大城市来说并不难做到，但要完全取消门槛，似乎不大现实。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任何一个人敞开福利“供应”(低保、廉租房等)，那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以致大城市的财政无法承担。有人说要通过平衡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人们的迁徙意愿，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平衡发展是一种趋势，是一种目标，是限制不平衡过于严重的政治追求，而不平衡发展才是一种常态。

　　所以说，门槛恐怕是要的，关键是门槛的设立既要考虑公平，又要保持一定的效率。不能再专门针对农民设立门槛。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门槛“三要素”：住房、就业和收入。这还不够简单。其实有住房一个标准就够了。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做好住房发展规划。盖了房子是要人住，人住进去了，你怎么能不给他户口呢？一个退休的亿万富翁在上海买房子，你不给他登记户口？这是讲不通的。一个农户已经在城里住了数年，后代也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又租用了住房，或者如果用合理的价格买了农村的土地并购买了城里的房子，能不给他户口？也讲不通。有人以为这种单一的办法会产生户口投机，而我以为用这种办法会减少投机。一个城市政府连住房规划都做不了，还能做什么？有了住房规划，户口登记又有什么难的？加上现在网络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困难会很小。

　　以上三个难题说起来也不难。第一个方面是要花钱的，现在正值政府要调整发展模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每年增加几百亿元为社会公正做点事情，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第二个方面则是要政府有关部门做一点细致的工作，以便为有效地花钱做好基础性的工作。第三个方面的事情要麻烦一些，中央政府不妨仅仅出台原则性的意见，让各大城市的政府自己各显其能，互相竞争，最终会产生一些好的办法。事情似乎有乐观的前景，户籍制度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成为各级政府桌面上的一本账。这是二十多年改革所产生的成绩，也是农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呼喊所产生的成果。（作者：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城市户口一直是中国“漂一族”心上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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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曾经是不少人的一块心病。上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就是是因为户口无法解决而长期两地分居。在那个时代，仅仅是因为夫妻分居而想获得一个城市户口甚至不是很充分的理由。手上有户口指标的人大权在握。这样的事现在听起来不少人会觉得恍若隔世。但当时一个城市户口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并不比现在的美国绿卡差到那儿去。也真的有人只是为了城市户口而结婚。所以只要自己愿意，那时候的城市男人那怕平庸些也能讨个农村娇娘。

　　城市户口之所以如此诱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居留权那么简单。实际上，户口还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起了钩。也就是说，户口的背后有着一大堆的社会福利。这时候户口不仅是一种社会控制系统，也是享用资源的凭据。每一个户口名额的增减也就是一次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所以那时候在相等规模城市之间调动的人常常会被告知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人对调。一进一出，资源的分配不需要调整。

　　这样的背景下，严格控制每一个新增的城市户口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户口，让城里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享受着国家政策的庇护与惠泽。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也成了许多部门利益的保护伞。这样的后果其实是人为地分出了世袭的不同“种群”。户口性质不同，待遇就不同。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现在还延续这样的做法，就既不人道，也不公平，更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户籍制度在九十年代开始动摇。民工进城只是原因之一，而经济体制的改革使户口背后的资源分配系统动摇或许才是更本质的原因。事实上，是否放开户口，已经不是人为因素可以左右的事，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户籍制度有所改变。不仅如此，户籍制度改革也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九十年代开始，各地根椐自己的不同情况，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方法使户籍制度改革渐渐跟上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户籍制度改革带给无数现代牛郎织女的幸福，远远超出了户口本身。如果用涓涓细流来诠释各地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时所付出的真情努力，那么农民进城所带来的历史变革就像是汹涌的大潮。这一切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对于转变我们的社会生存观，以及实现公民生存状态的公平、平等，远比它带给经济领域的变革更加深远。

　　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是形式上的一种创新，它最终一定会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弥合城乡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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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什么国内事务比防止农村经济崩溃更重要。数亿民工涌入城市找工作的可能，以及他们给社会和政治稳定可能构成的威胁，让领导层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努力阻止农村人口大规模外流。

　　他们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多亏80年代的农业改革，农村劳动生产率与收入一直在稳步提高。中国是世界上许多食品的最大消费国与生产国。尽管近年中国成了食品净进口国，但它成功地扩大了花卉等高端产品的出口。

　　但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中国几乎所有的穷人都在农村。此外，有限的耕地面积、严重的土壤侵蚀、环境恶化以及目前的精耕细作方式，都限制了进一步大幅提高产出的潜力。

　　中国政府旨在管理而不是制止农村人口外迁。政府接受一个观点，即农村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很重要。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昨天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中国可以更高效地制定政策目标，并采用不那么扭曲经济的方式。经合组织的建议包括，进一步鼓励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改善市场信息、增加研发资金、降低内部贸易壁垒，减少依赖高代价和低效率的价格扶持。

　　更具争议但正确的是，经合组织敦促中国加速对户口登记制度和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户口制度限制了个人自由，并严重制约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但该组织没有呼吁中国政府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而不仅仅是租用土地)。土地所有权将保护农民土地，使其不被强行征用，并赋予农民可以交易的资产，还能鼓励他们将个人所有的土地合并成规模更大、更有商业价值的单位。

　　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也不足以将农村地区的收入提高至城市水平，也不会阻止农村居民进城追求更好的生活。农村地区的工作机会不仅更少，工资更低，而且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更低，技能更少。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大量投资和时间。同时，人口迁移掏空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因为受雇潜力最大的人群最有可能憧憬离开。

　　说实话，中国将永远也无法完全弥合城乡差别，只能希望通过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使这种差距不致变得过大。但户口制度之类的压制措施不会达到这个目的。唯一可持续的方法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这意味着要减少务农人数。

户籍制度弊端凸现 民众呼吁降低城市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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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上，已影响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将户籍制度改革再推进一步，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要考虑农民工户口迁入地区城镇条件的重新设定，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

　　户籍制度是一个抽水机

　　在找了近半年的工作后，即将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杨非终于接到一家深圳的房地产公司的试用通知，烦躁的是，该公司并不会为其解决户口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她能够进入这家公司工作，但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她将会与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一样依然是一个“外乡人”。

　　“虽然我不太看重户口这个东西，毕竟现在自己还年轻，但没有户口还是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很多东西，总感觉像个二等公民。”杨非颇为烦恼。

　　事实上，为户口问题烦恼的绝不止杨非一人。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漂一族”来说，户口一直都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槛儿。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某媒体记者李文工对此的体会更为深刻：“我在北京工作了五年了，都三十好几了，但是还只能在这里漂着，没有户口以后孩子上学都成问题，更别提其他的了”。

　　中国三农问题专家、香港乐施会项目专员李昌平说，“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

　　李昌平说，到了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一百个、两百个、五百个不等，每个两万元、三万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门槛”抬高还是降低？

　　据中国公安部和有关专家估算，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接近达到1.3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从1990年代开始，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出现松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现状，逐步降低“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户口间的待遇“落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降低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发达城市的门槛儿，应该是下一步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他认为现在谈“户口准入制”，人为地将城市外来人口划分为几个等次，说哪样的人才是城市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这样的做法是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不符合的，“并不能作为一种方向”。

　　人们希望城市聚集高级人才，而不愿意留农民工，其实城市社会需要多方面的人，人口、要素的流动、组合是由市场决定的，不能由政府强行提高门槛。如果这样做那么我们的所谓户籍改革还是会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程度上，事实证明这样做已经影响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不能说只有高学历的人才或能够给带来投资的人才是城市所需要的。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几百万进城的农民工大多数并不是大学生，这说明城市需要的人力资源是多元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层次的。

　　城市没有产业工人、现代化的就业队伍，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就缺少依托，就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些人之所以能到城市就说明是市场有这个需求，如果人为的把他们赶出来，那对北京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实际上是脱离实际的。”崔传义认为对于外来人口是否符合城市需要的标准的认定，不能通过人为的行政行为来认定并加以干涉，而是应有市场来决定。


穆迪调高香港债评级至最佳 前景升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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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宣布，调高香港债评级，并将港元信贷评级由“Aa1”调高至“Aaa”。穆迪表示，香港的财政和外部指标强劲，香港长期外币债券评级亦有机会上调。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说，反映评级机构了解香港经济基调强劲。

　　《大公报》报道，穆迪投资表示，考虑调高香港的长期外币债券评级，以及将本币政府债券评级前景由“稳定”调高至“正面”，而港元评级指引由“Aa1”调高至“Aaa”，是穆迪可以给予的最高级别，反映穆迪认为港元与美元脱钩的可能性很低。穆迪相信，在香港货币发行局的制度下，外币及本地货币的债券评级应该一致。

　　另外，穆迪表示，香港的财政及对外的经济指针持续表现强劲，显示特区政府对来自大陆的潜在震荡已有较大缓冲力。因此，短期内香港长期外币债券评级也有机会上调。

港元评级调高至“Aaa”最高级别

　　回归后，穆迪一直将香港之评级等同大陆，主要是香港经济受惠大陆，但来自大陆的负面冲击，均对香港造成影响，因此，今次的检讨会集中于香港现时的财政、经济国际收支帐之抵御能力。直至2003年，穆迪才首次将香港评级连升两级。港府7日欢迎穆迪决定将香港的本币政府债券评级前景由“稳定”调高至“正面”，并欢迎穆迪考虑调高香港的长期外币债券评级。

　　穆迪认为香港的财政及外贸指标持续表现强劲，意味着香港更有能力抵御大陆所引发的任何潜在冲击。该评级机构表示基于香港的政治地位，以及香港与大陆的经济及金融日趋一体化的趋势，香港的评级应继续与大陆的评级挂钩，但两者的评级差距可以扩大。

　　穆迪考虑调高香港的长期外币债券的评级，是基于穆迪认为一个地区，尤其是推行货币发行局制度的地区，其外币及本币债券评级应为相同。

　　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欢迎有关消息，并指穆迪决定将香港的本币政府债券评级前景由“稳定”调高至“正面”，以及考虑调高香港的长期外币债券的评级，反映该评级机构确认香港的经济基本因素强劲，公共财政状况及增长前景均有改善。唐英年表示，港府会继续贯彻审慎理财的原则，致力进一步巩固香港的公共财政状况。同时，港府亦会在短期内就着在香港推出商品及服务税进行公开咨询。

　　穆迪对上一次是在2003年10调整香港的评级，当时把香港的长期外币评级调高两级，由“A3”调升至“A1”，前景为“稳定”。

澳门评级上调至“正面”

　　另外，穆迪将澳门政府的外币及本地货币评级展望，上调至“正面”，以配合调高大陆外币评级展望的行动。该行认为，澳门政府没有外债，博彩业带来大量税收，为政府带来财政盈余。现时穆迪给予澳门政府的外币评级，属“A1”级别。

　　穆迪表示，现时正检讨多间香港银行的外币存款评级，也有可能被调高。这些银行包括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星展银行（香港）、美国银行亚洲和澳洲联合银行香港分行。但该等银行的财政实力评级不受影响。


陈曾三度相会未打招呼 李丽娟：陈太无意选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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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曾在数日前表示过几天有话说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至今仍未开腔，既没有应邀出席泛民会议，也一直未有回复，直至7日才出席好友、前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李丽娟获颁荣誉院士的典礼，并三度与特首曾荫权碰头，但没有打招呼。李丽娟说，陈太无意选特首或影响政府运作。

　　《星岛日报》8日报道，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于“七一”游行后，于7月7日首次召开会议总结游行事宜，前线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泛民主派对今年游行的出席人数感到满意，亦于游行翌日已向陈太发出邀请，希望她能与泛民主派进行会议，讨论香港发展民主政制的事宜，但一直未有获得陈太回复，陈太也未有出席泛民主派举行的会议。

　　不过，陈太7日应获演艺学院颁发荣誉院士的李丽娟邀请，出席毕业典业，并与主持毕业礼的曾荫权三度在场内碰头，却未有打招呼，但消息人士指，两人只因当时距离遥远才不方便打招呼，而并非特意不上前相认。两人虽然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但心情相当之好，陈太一直保持其一贯“四万”式笑容，曾荫权也在离开前向在场记者挥手以示再见。

　　一手促成陈太与曾荫权碰面的李丽娟事后说，陈太最近言行只想唤醒港人对直选的支持，无意参选下届特首或影响政府运作，又指不少政府高层领导人，也明白陈太的心是“想帮政府”，还表示陈太参加“七一”游行，可唤起更多香港人和国际间，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关注是一件好事。

　　与陈太向来是要好朋友的李丽娟称，当知道获颁荣誉院士时，已立即邀请陈太出席典礼，又指陈太原先因事未能出席，劝了陈太两次才出席活动，又直言陈太在出席活动前已知会与曾荫权碰面，但认为两人本来也是好朋友，所以不觉得有甚么问题。

　　李丽娟又大赞旧同僚、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及曾荫权，她认为曾荫权的民望已足见他的能力，又形容他是下任行政长官的“最佳人选”。

　　另外，香港研究协会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进行成功访问逾千人，表示支持曾荫权连任第三届行政长官的被访者仍有五成五，只较上次调查轻微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而假如曾荫权与陈方安生，也同时竞逐第三届特首的话，选择支持曾荫权的有被访者有五成二，选择支持陈方安生的则只有两成五。


港人满意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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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新华电）香港市民对香港社会、经济环境的满意程度，最新数字分别为57％、55％，比半年前分别大幅上升22和24个百分点，达到回归大陆后的新高。巿民最关注的问题，也由经济领域转移至社会问题。

　　53％的被访市民表示最关心社会问题，42％表示最关心经济问题。以0至10分计算，市民对社会、经济及政治问题关心程度的评分，分别是7.24分、7.11分及5.71分。这调查是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进行。综合市民对各项环境的回顾，认为香港目前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较三年前为佳的比率，分别为78％、62％及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