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控为台湾间谍的程翔案可能在7月31日开审

被指控为台湾间谍的程翔案可能在7月31日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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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至21日上午为止，北京中级法院二院两名承办程翔的法官尚未确定审判日期，预定在7月24日决定，开审日期很可能订在7月31日。

　　据中央社报道，信息中心发言人卢四清表示，中心获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在督促二院依法律规定时间尽快审理程翔案，二院表示会尽快处理。

　　根据程翔案的一名承办人表示，开审时肯定不会允许香港特区驻京办的人听审，也不会允许家人旁听，甚至要与程翔在法院外见一面的可能性都不大，因通常重要案件会由警车开路，然后囚车直接从法院的后门进入法院。

　　被大陆指控为台谍的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特派员程翔，迄今被扣留十五个月仍未正式审讯。据悉，原定在7月10日左右开审，因北京特大的涉黑案“胡亚东及胡亚风”案而推迟，处理程翔案的承办人被抽调处理该案。

　　此外，信息中心又指出，与程翔案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陆建华“泄密案”，今年六月才由检察院起诉到中级法院二院，他的案件估计会在程翔案之后审理。

　　据陆建华的家人表示，陆建华至今仍未聘请律师，据说是他本人所提出，不过家人表示，从去年五月陆建华被带走后一直未能与他见面，所以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陆建华是《中国社会蓝皮书》主编，该报告由中国大陆最权威的四十名各个领域的专家联合出版的报告书，包括农业、失业及治安等，此份报告内容极受中共高层领导人所重视，陆建华也经常受中央电视台邀请上节目，在中国大陆具很高知名度。

国际特赦吁网民抵制中国互联网管制

国际特赦英国分部呼吁雅虎、微软、谷歌（Google）等网络服务公司的英国客户向这些公司施压，要求这些公司不再屈从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这些网络服务公司在中国的行为正在帮助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制政策。

国际特赦呼吁英国网民要求这些公司透露哪些词汇在中国互联网上被禁止。

这些网络服务公司说，他们正在帮助中国人民更自由地获得信息。

国际特赦英国分部主任艾伦（Kate Allen）说："雅虎、微软、谷歌等公司声称他们只是在遵守当地法律，但事实上他们是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

她说："我们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听听英国网民的意见。如果足够多的人告诉这些公司他们对这些公司的行为感到不快，那么这些公司可能会反思。"

不过，这些网络服务公司争辩说：他们只是在当地法律的框架内营运。

谷歌公司发言人说："与五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民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本公司在中国的存在可以帮助中国人民进一步获得更多的信息。"

雅虎公司发言人说："我们相信我们在中国的存在对中国公民获得服务和信息起到了重大作用。"

微软公司发言人说："虽然这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依然坚信与其不进入中国市场，还不如与其它跨国公司一起进入中国市场，向客户提供我们的服务以及通讯工具。"

主教握手 中国学者：中梵关系回暖迹象

2006-07-21　4:00 pm



　　（梵帝冈讯）据中时电子报消息，梵蒂冈代表团成员、枢机主教团副团长、法国枢机主教艾切卡雷，日前在“世界宗教领袖大会”上与中国昆明教区主教马英林握手，对他被祝圣为主教表示祝贺。中共中央党校权威专家表示，此次看似非正式的握手，实际上预示着先前陷入紧张的中梵关系又有回暖迹象。 　

　　　香港《文汇报》引述权威专家表示，前段时间罗马教廷就马英林主教任命一事曾提出严厉谴责，导致中梵关系更不可测，外界一度猜测中梵关系恶化，但从“握手”一事来看，中梵关系仍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积极信号，显示中梵关系并未因先前祝圣事件恶化。 　

　　　专家认为，涉及中梵关系进程，两国政府高层会有接触，双方内部掌控的东西很多，外界猜测的往往只是很小部分。

传国台办李炳才内定掌海协

(2006-07-21)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中国时报》引述上海权威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国台办常务副主任李炳才退休後已内定出任海协会会长。另外，国台办主管新闻及文化交流的副主任王在希及主任助理张铭清预定退休後内定担任海协会副会长。至於另一准备退休的副主任王富卿则未安排到海协会。

　　即将退休的李炳才，目前还兼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未来接任海协会长後，将继续发挥其两岸交流长才。海协还有另外两位副会长，分别为孙亚夫（国台办副主任）及安民。安民自商务部副部长退休後，转任海协会。

　　自去年底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病逝後，海协会长悬虚至今。外界一度传出这一职务可能由中共党内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出任，其中包括已退休的副总理、前外长钱其琛，以及中共前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等。

　　但消息人士透露，汪道涵病逝後，两会商谈迟迟不能实现，海协会的改选并不急於一时。另外，台湾在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病逝後，由张俊雄出任海基会董事长，也促使中共当局对汪道涵继任人选再做考虑。

　　消息人士指出，今日海协、海基两会情况和「汪辜两老」时已大不同。大陆方面考虑今後海协功能以务实面为多，原先「汪辜」对等的象徵意义，在海协成立十五年後的今天不复存在。消息人士透露，王在希国台办副主任职务将由原胡锦涛秘书、现任主任助理兼港澳局局长叶克冬接任。李炳才职务已由副主任郑立中接任。


汪道涵去世后海协会“虚”化 功能定位为宣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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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北京政治分析家在评价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绩时，都一致肯定胡锦涛的对台政策路线，认为当前的两岸关系趋于稳定的现状，是胡锦涛2002年上任以来最为明显的政策成就。如今，在大陆对台系统人事异动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到胡锦涛正在按部就班进行布局。中共方面显然预料，两岸关系的大开大阖发展，将必须等到2008年以后，而这两年空档，正好提供对台新人“训练”的机会。

　　中共对台系统人事的按部就班，首先必须从海协会来看。李炳才担任海协会会长一职，进一步证实“海协会”在中共对台组织体系中的“虚”化。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去年底过世之后，外界揣测的接班人选包含前副总理钱其琛及现任“国师”郑必坚，但这种揣测都是从江泽民与汪道涵关系的“前朝”思维出发，未考虑到胡锦涛主政之后的现实。

　　在两岸关系大方向上，胡锦涛在政治上主张“维持现状”，在经济发展及各种交流上主张积极促进，至于为了促进发展与交流所需要的谈判，则主张采取今年春节包机谈判达致的“澳门模式”，亦即让政府主管部门以民间协会的名义直接参与。在这种政策路线下，海协会这个“白手套”已经完全失去作用。据此，由李炳才接任海协会会长职务，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性安排，没有太多的实务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主任助理张铭清在退休后同时转任海协会，则可以看到中共对海协会在新时期的功能定位。王在希是国台办主管新闻宣传的副主任，张铭清则兼任着国台办新闻局长，他们两人的转任，显示中共将把海协会视为一个在大陆各地及海外做政策宣达工作的单位。

　　其次，就国台办领导人事的异动而言，在副主任及主任助理层级，未来七人中四人退休，变动不可谓不大，但事实上，为因应李炳才、王富卿、王在希、张铭清这四人的退休，原厦门市委书记郑立中、原国台办研究局长孙亚夫，及现任国台办港澳局长叶克冬都在这两年内都先后被提拔到国台办领导职位。此外，根据早前的传闻，现任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也有可能被安排进入国台办担任副主任职务，显见国台办领导人事的安排正按步就班地进行。

　　最重要的，是现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的出处。陈云林1994年从黑龙江副省长一职空降北京，先是担任国台办副主任，经过三年历练，才在1997年出任国台办主任。由于陈云林今年底就将届满65岁退休年限，他的出处及可能接班者，也是外界关心的焦点。

　　如果从李炳才当年从扬州市委书记一职上调北京，最终无法修得“正”果，仍只能以副部退休来看，国台办主任一职的“政治性”强，扬州市委书记出身的李炳才被视为“事务性”干部，因此无缘接替陈云林。同样的，郑立中一方面属于“事务性”干部，另方面去年才上调北京，短期内不可能接替陈云林。

　　或许去年接待连战、宋楚瑜一役的大功告成，又或许基于与国民党官员在交往中建立起的情谊，再或许基于领导人事“传、帮、带”的需要，估计陈云林将再被留任一段时间，先拖到明年再说，而陈云林的去处，也将视这两年两岸关系、国共关系的发展而定。至于陈云林的接班者，目前应该还在未定之天。


退休三年后 李鹏到沈阳考察 辽宁书记李克强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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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全国人大前委员长李鹏本月17至19日到辽宁沈阳老工业基地，参观飞机工程公司、电力公司，陪同李鹏考察的还有，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省长张文岳等省市党政领导，以及铁道部长刘志军。沈阳市委机关报《沈阳日报》以两千多字长文报道李鹏这次考察活动。

　　据《沈阳日报》报道，李鹏考察沈阳飞机工业公司、沈阳世博园、东北电网有限公司，还乘车考察铁西区的城区改造情况。在沈阳飞机工业公司，李鹏视察了部装厂、总装厂和试飞站，详细询问生产、科研和经营等情况，又听取企业领导的工作汇报。

　　报道称，李鹏于1955年至1966年曾在东北工作和生活了11年，其间担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即东北电网有限公司前身)副总工程师，对东北和辽宁、沈阳有深厚的感情。

　　此次辽宁之行，李鹏还专门考察东北电网调度指挥中心，听取当班调度人员汇报。李鹏要求工作人员“继续发扬认真负责、安全观念牢固、爱岗敬业的光荣传统，增强时代精神，深入开展‘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优质服务，把社会和用户的要求作为工作的动力，以更好的电力保障和服务来迎接东北振兴”。

　　李鹏最后向东电公司赠送了《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等书籍和画册。


杨冬权出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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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杨冬权日前正式出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共中央档案馆馆长，接替退休的毛福民。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副部级单位。

　　据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出席宣布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领导班子调整决定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沈跃跃代表中央组织部在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杨冬权、毛福民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会议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令计划主持。

　　杨冬权，51岁，2000年五月升任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原局长毛福民，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主任、国家档案局副局长，2000年继任局长，接替升任中办主任的王刚。

　　杨冬权，1955年4月生，江苏淮安人。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1982年1月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业务指导司副司长，办公室主任。2000年5月任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

　　毛福民，1946年1月生，天津市人。197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1969年7月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历任河北省邯郸地委副书记，河北省委副秘书长，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办公厅法规室主任，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1999年12月任中央档案馆馆长。2000年1月任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

中国新一轮省级高官调整 东部发达地区官员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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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期一些地方官员人事调度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东中西部干部交流力度加大，并正在成为一种常态。有分析认为，这个政策日后应会继续贯彻，上海和广东等地方诸侯下届有可能会调到中西部或东北，好让经济暂时滞后地区可以好好利用包括上海或广东的“宝贵经验”。

　　最近，原广州市市委书记林树森被任命为贵州省省委副书记，他是继去年原深圳市市长于幼军调到山西当省长，以及曾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瑉调任吉林省省长后，另一位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党政一把手的例子。

　　《领导决策信息》的一篇分析指出，中国东中西部干部交流力度加大，并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另有分析认为，中共组织部贯彻此一政策，将有利于十七大换届时创造适当条件。

　　这两年来，地方官员调动每每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地方官员的全盘布局似乎一直未能形成。面对人事安排上的压力，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似有他的一套做法。基本上，先在地方落实东中西部干部交流的政策，到时机成熟时，再布局中央。

　　在最近任命的省级领导中，年轻化是另一个明显特点。其中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陕西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均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胡锦涛晋升的十名上将中有多名解放军元老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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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晋升上将军衔的仪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十名晋升上将军衔者颁发命令状。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孙忠同、总装备部政治委员迟万春、空军政治委员邓昌友、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彭小枫、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符廷贵、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喻林祥、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

　　香港时事评论员柳三禅认为，对于胡锦涛这次提升中国军队上将，人们应当注意的一点是，胡锦涛近年来开始尝试提出他自己的军事战略思想，主张中国军队不仅应当准备好打赢战争，而且也应当获得制止战争的能力。

　　据悉，十位新晋上将中，有七人为政工干部、三人为军事主官。柳三禅表示，人们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中国最近这十个晋升上将军衔的将领当中有好几个是中国军队元老的子弟。彭小枫就属将门虎子，他是抗日名将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之子。

　　在胡锦涛晋升十名上将后，解放军现役共有36位上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曹刚川、徐才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

　　总参谋长：梁光烈
　　副总参谋长：葛振峰　熊光楷　张黎
　　总政治部　　主任：李继耐
　　副主任：唐天标　刘永治　孙忠同
　　总后勤部　　部长：廖锡龙
　　总装备部　　部长：陈炳德
　　政委：迟万春
　　
　　七大军区
　　沈阳军区　　政委：姜福堂
　　北京军区　　司令员：朱启　　政委：符廷贵
　　兰州军区　　司令员：李乾元　　政委：喻林祥
　　济南军区　　政委：刘冬冬
　　南京军区　　司令员：朱文泉　　政委：雷鸣球
　　广州军区　　司令员：刘镇武　　政委：杨德清
　　成都军区　　司令员：王建民　　政委：刘书田
　　
　　各军兵种
　　海军　　司令员：张定发　　政委：胡彦林
　　空军　　司令员：乔清晨　　政委：邓昌友
　　第二炮兵　司令员：靖志远　　政委：彭小枫
　　
　　武警部队
　　司令员：吴双战　　政委：隋明太
　　
　　军事院校
　　国防大学　　校长：裴怀亮　　政委：赵可铭
　　军事科学院院长：郑申侠　　政委：温宗仁

垄断企业“减薪风暴”会不会让我们上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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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电力系统为代表的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已是众人眼中一道高悬的电门，成为当下收入分配改革讨论中的“众矢之的”。之前，2005年审计署的审计已经给电力行业贴上了“系统工资增长过快，没有统一的分配制度”的标签。

　　应该说，电力系统掀起减薪风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舆论施压的结果，但减薪风暴的实际作用是值得怀疑的。

　　现在的电力系统的经营体制是多样性的，大多实行的是股份公司制。前不久，“倒闭电厂抄表工年薪十万”、“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等新闻接连爆出，这是因为，许多电力职工都参与了电力股份公司的投资和集资。那么，按照股份公司的运营机智，参股的职工自然要享受“分红”待遇，加之，广泛存在于电力行业、由电力职工投资的“多种经营产业”（三产），作为股东的电力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就要高了许多。

　　所以，减薪风暴固然值得期待，但只是把电力职工工资降低，或者是杜绝一些乱发奖金的行为，而电力职工参与股份公司、三产的入股分红收入却不可能减少（这是不少的收入），因为这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保护。因此，如果我们相信减薪风暴就钻进了一个圈套：垄断企业减薪的高姿态，掩盖了垄断利润背后的入股分红。

　　之所以对电力职工入股分红有异议，并不是说入股分红是错误的。而是认为，一，电力职工入股分红没有透明机制，公众无法得知分红的操作程序；二，入股分红应是企业赢利后的行为，但电力企业连年亏损，但电力职工依然在分红；三，现在电价涨了，是不是入股分红也会随着垄断利润增长而保值增长。

　　另外，在此之前，电网系统的各级单位基本实行了年薪制，而在没有参照标准的情况下，年薪制容易演变为负责人的变相加工资——知情人士说，“一般而言正\(副\)处级一年30万左右，正\(副\)科级15万到20万。”而年薪制与绩效、经营没有挂钩，像电力连年亏损，这显然是一种掠夺式的年薪制，牺牲的是公众利益。那么，减薪风暴是否涉及管理层，是否会拿年薪制开刀？我以为，没有挥刀“自宫”的勇气，减薪风暴必然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幻。

　　其实，说到底，电力减薪并不等于垄断利润减少，更不等于电价不涨，公众在电力减薪中的得失也不明确，同样，减薪节省的成本会用来做什么，这也关键的。如果，电力减薪的目的只是为了缓解当前舆论的压力，那么不久这些节省的成本很可能就会从“左手”交给“右手”，而上了一当的民众也只有干瞪眼的份。

库存1.39亿吨 中国煤炭资源过剩局面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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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物流信息中心2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中国上半年煤炭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资源过剩局面初步显现。但与此同时，矿难事故频发却成了困扰政府的难题。

　　中新社引述中国权威部门的预测说，今年中国的煤炭需求约为21.7亿吨，加上出口八千万吨，总需求约为22.5亿吨，而目前全国库存煤炭就有1.39亿吨，从总体形式来看，过剩局面已经初步显现。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指出，今年中国煤炭供需不会出现全面紧张的状况，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安全生产整治力度的影响，也不可能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煤炭市场供求整体仍将处于基本平衡略微宽松的局面，但不排除出现局部地区、个别时段短暂失衡的态势。


不要过分拔高“市民起草法律”的法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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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郑州的两位市民刘明和郭力历时四年起草的民间《公益诉讼法（草案）》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由普通市民起草的法律草案，共1.6万字，从公益案件的受理到开庭、审理、判决和裁定都规定得十分详尽。

　　“市民起草法律”这一“公共事件”将“加快公益诉讼立法进程”，并引发人们更深层次地思考立法该如何从“为百姓做主”向“让百姓做主”过渡。但“市民起草法律”本身不过是单纯的个体事件，不具公共意义，亦不宜拔高其间的法治意义。

　　要知道，立法是技术性相当强的工作，要让普通公民独立完成，是缺乏可操作性的。就算真得起草出来了，也是相当粗糙的，加上没有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等原因，并没有多少实际采用价值。换言之，类似“市民起草法律”行为不具榜样意义，是不宜提倡的，又如何体现其间公共价值？

　　也许不少人会认为“意义远非条文本身，而在于群众与立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可试想：群众与立法机关良性互动的方式与平台千万万，若真崇尚非常态且不具榜样意义的“市民起草法律”行为来特别“互动”，是否过于“矫揉造作”？难道常态的互动方式与平台都堵塞了，需要这些非常态的行为来护驾？

　　当然，这并非在说两位市民的“立法”行为一无是处。只不过窃以为，诚如媒体报道过的“农民造飞机”等个体行为，并不会给飞机行业带来任何影响，只是缘于单纯的人生追求与圆梦。“市民起草法律”，也不会给立法带来多少影响，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其看成是市民单纯的人生追求与圆梦。换言之，农民要造飞机，市民要起草法律，与百姓长年养花养鸟等日常行为，并无迥异，无非是兴趣不同罢了——一个人只要在起草法律中找到乐趣、有所知足，这就可以成为他做“起草法律”这“无用功”的足够理由。亦像个人骑自行车环游神州等非常态行为，值不值得做，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在于个人不同的追求与不同的幸福感。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需要看到，单就“市民起草法律”事件本身而言，他仅是个体行为，并非公共事件，也就没有多少公共意义。如果说真有点“公共意义”，那恐怕，要么是当事人有“公益幻觉”，以为自己这样做真得能推动法治进步；要么就是当事人既有“起草法律”这一个体的兴趣追求，又有自我炒作这个爱好；要么就是有关媒体擅于新闻策划，擅于把一个孤立的个体行为与某些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从而挖掘出轰动的新闻价值……但不管怎样，我们总不宜拔高 “市民起草法律”的法治意义。

　　话说了回来，我们总需要摒除某些浮躁的赞扬，以更冷静、更客观的眼睛看问题。事实上，这种冷静与客观也正是当前立法互动最需要的营养。（作者：陈光豪）

地方官员继续GDP崇拜 中国今年无法完成节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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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家发改委效能中心主任郁聪说，中国将无法完成今年的节能目标，因地方官员继续追求经济增长而无视节约能源。而总理温家宝也承认，今年的能源消耗增幅大于经济增长增幅。

　　据中国官方媒体引述郁聪的话说，地方政府官员使得中央今年的节能目标“无法实现”，因为他们将GDP的增长放在比节能更优先考虑的位置。 报道并指出，建筑和化工等高能耗行业也在迅速发展。

　　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增长率为10.9%。中央政府表示，希望在2010年前将每GDP消耗的能源量削减20%。

　　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温家宝12日主持的国务院会议指出，节能不但是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国务院网站刊登的国务院会议公报指出：“今年上半年能源消耗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实现节能降耗和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难度较大，形势十分严峻。”

　　公报中并要求，“抓好工业节能工作，特别是重点耗能行业和企业的节能工作，加快淘汰落后产品。”

　　国务院誓言，当前，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推进体制改革，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规模过快增长，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切实把各项节能措施落到实处。

铁路系统公检法部门将并入全国体系 受地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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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消息人士透露，长期以来铁路公检法脱离于地方司法体系的状况，将在中共十七大以前得到改观，并被纳入国家统一体系。

　　长时期以来，中国铁路系统拥有独立的铁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而受到争议。而且，铁路公检法系统属于企业编制，在业务上受到同级公检法系统的领导，财政则由铁道部负责，并非如同其他公检法那样属于国家公务员体系。

　　有关人士透露，这一状况将在中共十七大前得到改观，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党外人士座谈时作出的承诺。现行体制下的铁路公检法工作人员将纳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财政经费由中央统一划拨。

　　在外界看来，铁路拥有一套完整的公检法司法机关，是一个很难让人理解的现象。多位法律专家也认为，铁路法官、检察官是由铁路系统内部产生，而非由地方人大产生，也不对人大负责，缺乏人大的监督，这是极不合理的。

　　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企业编制造成人员的准入门槛和约束机制明显有别于正规公务员，使这套系统内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有法律专家指出，从现行司法体制上看，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是由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同时法院、检察院都是独立行使权力，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干涉。

　　而铁路系统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长是由铁路系统产生，不受地方人大监督。从实务上来看，当铁路系统内当事人与系统外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往往是“铁老大”更具发言权，这对系统外的一方显失公平。


广东第一女巨贪“成也胆大败也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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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广东第一女巨贪”的劳德容曾经是个“浑身是胆雄纠纠纠”的人物，她在刚组建深圳市深能源集团时几乎是白手起家，凭着自己敢闯、敢冒、敢干的惊人胆量，硬是把一个日益衰退的没落企业，搞成了一个总资产达150亿元的朝阳企业，自己也因此获得了“劳动模范”、“巾帼英雄”之类的80多项殊荣。

　　但是，就在劳德容功成名就之后，却把自己的胆量转到了向企业索取回报上，短短几年间，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挪用公款，还擅自将2200万元公款借给香港某公司使用，待到其被捉拿归案时，个人计涉案金额已经超过6000多万元。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喻事情的成败和好坏往往源自同一因素，劳德容的行为正是说明了“成也胆大，败也胆大”。

　　搞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胆量的，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敢为人先”、“第一个吃螃蟹”的创业精神。敢讲别人没讲过的话，敢走别人走过的路，敢干别人没做过的事，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时刻处以领先地位。在这一点上，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做到了，他们勇立市场经济大潮的潮头，勇于开拓，发奋进取，承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压力、磨难和考验，终于取得了成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人民的尊敬。

　　然而，一些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对如何保持过去那种“敢为人先”精神的认识上出现了误区。还说那个劳德容，她因为事业成功，作为世界妇女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并激情洋溢地在会上做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演讲，引起了各国与会代表的轰动。这时的劳德容，已经不是过去创业时的那个劳德容了，在她眼里“企业是我的，一切由我说了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着她的胆量，以及在企业中权势，干起腐败来自然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

　　如今，官场上就有这么一批官员，他们敢说、敢干、敢做、敢为，只要是认准的事情，几乎没有“干不成”的。如：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素有“王大胆”之称，他在阜阳担任市委书记时大搞“政绩工程”，使得当地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至少透支了未来10年的财力，其耗资3.2亿建设的阜阳机场，已成了杂草丛生、鸟兽出没的天堂。最终，其本人也因贪污百万，而走上了断头台。

　　《史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子路曾就军事问题问孔子：“谁比较适合带兵打仗？”孔子说：“我！”子路反问道：“我不是很勇敢吗？”孔子回答说：“我不仅勇敢，还勇于不敢呀！”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官员也要“有所敢”、“有所不敢”。邓小平说过：“共产党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领导干部居功自傲，总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不怕，不怕上边查，不怕群众骂，不受任何约束，那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

人大教授称官员建博客会导致权力被网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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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毛寿龙在20出版的《人民日报》上撰文称，政府机关和官员开博客，红火背后有隐忧，目前其制度建设意义不大。

　　近几年来，政府机关及其负责人纷纷开办博客，声称希望听取网友意见，据此发现工作中的问题，不仅可以更好地做工作，还有利于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良好的基础性的信任关系。

　　但毛寿龙就在文章中对“政府博客”表示了担心：担心政府机关和官员建博客，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在博客上写作，是一件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短期里把博客做好容易，但长期把博客做好，就有困难。

　　文章并担心政府机关和官员建博客，会公私不分。因为通过博客写作取得网友信任，往往是基于其博客的私人性。在私人性的博客空间里，讨论公共问题，往往导致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最后导致公私难分，让很多公共问题更加复杂。而且，有可能导致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经常上博客的网友左右，从而偏离其公共性。

　　文章说，政府机关和官员开博客，红火背后有隐忧，目前其制度建设意义不大。其实，要让政府更加接近民众，更好地接触民意，体现民主精神，完全可以去努力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必依靠私人性很强的博客。就目前来说，更好地完善已经普遍建立的政府网站，让其充分发挥政务公开的作用，充分发挥沟通网友的作用，是一个更好的，更具有制度意义的选择。


公安部要严惩阻警察执行职务和暴力袭警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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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公安部在20日表示，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违法犯罪分子”采用暴力或者非暴力方式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公安部将制定规章，决不姑息袭警者。

　　官方数据称，自2001年至2005年，公安警察在执法中遇到阻碍或遭到暴力袭击，牺牲的有两百余人，受伤的达1.4万余人。

　　海南省儋州巿7月4日就爆发了大规模警民冲突，33名警察在到农村执法时被村民袭击，造成其中27人受伤，两名公安更因伤重致残。公安部长周永康已作出批示要求严查此事，公安部门12日深夜出动过百警力围捕当日涉嫌袭警的疑犯。目前，警方共拘捕了17人。官方传媒指，事件起因是村民在村内“搞封建迷信”活动，非法扣留外来车辆并勒索钱财。

　　据悉，公安部正在加快对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为制定公安机关预防和处置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程序规定做准备。

　　公安部20日召开了预防和处置阻碍警察执行职务问题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当前阻碍警察执行职务和暴力袭警事件的发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对症下药。

　　有关专家建议说，要对袭警者决不姑息，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对袭警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同时要建立健全执法制度，规范警察的执法语言和行为，促使广大警察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中国医生其实也是医疗改革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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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自从中国实行市场导向的医疗改革以来，中国医务人员的收入比公费医疗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高，但如这位医生所说，中国的医生仍然不愿意后代继续从医。这似乎说明，医生并不是医改的受益者，高收入也不是构成职业自豪感的最重要因素。

　　在西方，医生收入相当高，虽不是收入最高的职业，却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但在中国，虽然医改后医生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绝对谈不上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中国中央电视台《时空调查》节目曾在去年10月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94%的人认为医生的声望比10年前下降了，41%的人认为声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另外，中国《社会学研究》杂志去年第二期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对81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进行了排名，医生排在第29位，甚至低于机关科长、政工干部、银行出纳员和警察。

　　中国医生社会声望下降，显然并不完全是医生们的过错。但也没有一个医生学医的初衷就是像那首“新民谣”说的那样：“全天候抢钱”。然而，单方面地要求医生实现道德完善来纠正目前医改的流弊，也不现实，因为医生也是人，也有经济需求，医疗市场化并非医生所愿，如果能有一种机制保证他们的“体面”收入和“体面”生活，他们也不会“不体面”地乘人之危，盘剥患者。

　　一位中国医生说的好：“当医院的主管部门让医院挣钱的时候，院长可能让下面的医生都只管看病不管挣钱吗？当院长把经济指标通过制度细化到每个医务人员身上时，医生可能拒绝这种加在自己身上的医商角色吗？现在，在有些地方，医院不但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反哺一些职能部门，医院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言商吗？”

　　中国医疗改革最为人诟病的一大流弊就是所谓的“以药养医”。据中国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2005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看一次病要花79元，住院要花2891元，其中药费分别占60%和47%。这说明，药费是医疗费用的最主要构成。而“以药养医”导致医生和药商联手榨取患者的金钱，用网上一篇文章的话说，“制药商通过和医院的结盟，获得了垄断利润；政府则成功地甩掉了医疗负担的包袱；最倒霉的是病人：花了钱，却消不了灾。”

　　“以药养医”，使药商成为贿赂医生的奸商，也使本应治病救人的医生变成“医商”。但“医”和“商”两种角色天生存在冲突，医生的良心便在这种冲突中备受折磨。

　　有个医生叫张曙，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他也曾为病人开药、开化验单而拿过回扣，但未泯的职业良心促使他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举报征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自嘲地把自己的举报行动比作唐·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一个普通的医生挑战一套顽强的药品潜规则。

　　这套潜规则就是：越贵的药反而越好卖。因为药商的利润要靠医生的处方来实现，而低价药回扣低，甚至没有回扣，医生开方便不积极，于是，药商就要想办法给药品包装换一下，名称换一下，然后重新申报，价格定高一点，回扣高了，医生开方就多，这个药也就因此“畅销”。

　　张曙最初也拿过回扣，但后来感到，“医生得一万块钱好处，病人就要损失十万，这太缺德了，这事不能干。”于是，他开始了十年毫无结果的举报“长征”。最具讽刺性的是，一次上面派人调查，要求该医院所有拿过回扣的人如实填表，但除了他一个人申明拿过回扣之外，所有其他同事都在表上宣称自己从未拿过回扣。

　　谈到他“战风车”之举的目的，今年51岁的张曙略显疲惫地说：“我只希望，今后医生吃饭是靠技术而不是回扣。”

　　显然，中国应该找到一套能够让医生“靠技术而不是靠回扣吃饭”的机制。

中国医疗反腐启动 严打医疗设备和药物采购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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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业内人士称，中国已经发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坚决的运动，以打击医疗设备市场的腐败行为，并加强对医院采购高价医疗设备的监管。

　　这场反腐运动反映出人们的两大忧虑，一是医院职工在采购医疗设备时收取回扣与贿赂，二是昂贵的高技术设备经常使用不当。

　　业内人士表示，自3月份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以来，不仅已对国内医疗设备制造商的销售造成冲击，还可能累及通用电气医疗集团和飞利浦医疗系统等国际供应商。

　　一家中国制造商的经理表示，“这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医疗设备销售被喊停，包括一些必需设备，所有能够暂停的销售都暂停了，整个市场因此变得非常疲软。”

　　业内人士表示，近几个月来，已有几十名医院职工因涉嫌腐败被逮捕，此外还设立了党组织，来打击医疗设备和药物采购过程中的贪污受贿行为。

　　中国官方媒体曾预测，中国医疗设备市场今年的销售额将从2005年的12亿美元增至17亿美元，到2010年将达到125亿美元。

　　政府没有透露贪污受贿的大致规模，不过，一位长期在医疗设备公司工作的经理暗示，在某些医院，回扣可能相当于医疗器械采购额的10%-20%。

　　这位经理说道，“我想，政府并不打算报道大多数医院主管、医疗设备部门人员和医生贪污受贿的实际数额，对中国老百姓而言，这个数目可能会高得吓人。”

　　中国政府已经修订了电脑断层扫描仪(CT)等大型医疗设备的采购程序，现在要求，购进这些设备需获得省级主管部门的批准。要得到这种批准可能会非常困难。某家外国医疗设备供应企业的一位经理表示，有些省级官员认为，中国已经有了太多的CT扫描仪。

　　政府还在努力为医疗设备制定指导价，并将调查那些采购费显然过高的医院。

　　对医疗设备市场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医疗领域广泛而深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医疗卫生领域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

　　医院的收入目前主要来自药物销售和治疗收费（这些药物和治疗方案往往并非都是病患所需要的），而一些员工已经习惯靠回扣来贴补微薄的工资。

中梵关系再次回暖 两国高层近期将积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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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梵蒂冈代表日前主动与中国昆明主教握手，被认为是中梵关系回温的征兆。有关专家指，“握手”一事来看，中梵高层近期将会进一步接触。

　　在刚闭幕不久的“世界宗教领袖大会”上，梵蒂冈代表团成员、枢机主教团副团长、法国枢机主教艾切卡雷，主动与引发日前中梵主教角力升级的核心人物—中国昆明教区主教马英林握手，并对他近期被祝圣为主教表示祝贺。

　　中央党校相关权威专家对此指出，此次看似非正式的握手，实际上预示着前段一度陷入紧张的中梵关系又有了再次回暖的迹象，是一个好的征兆。

　　该权威专家表示，前段时间教廷就马英林主教任命一事曾提出严厉谴责，导致时冷时热的中梵关系变的更不可测，外界一度猜测中梵关系就此恶化，但从“握手”一事来看，中梵关系仍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示中梵关系并未因前段祝圣事件而恶化下去。

　　该专家说，“这里面(握手)蕴涵的内容很多，对中梵关系改善是有利的，至少缓解了前段一直僵持的对话气氛。”这位权威专家并强调，会推动中梵关系是一定的，但究竟有多大，目前不好妄加评论。他透露，涉及中梵关系的进程，两国政府高层会有接触，并且双方内部掌控的东西很多，外界猜测的往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对于握手一事，回到北京的马英林马主教以身体不适为由，暂时未对此事做任何评论。

垄断行业降薪序幕拉开 电力部门减薪三至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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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控垄断行业高收入，拉开序幕，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电力部门将首先掀起减薪风暴，幅度高达30%至50%，以纾缓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引发的不满情绪。消息称，金融、证券、电讯、烟草等垄断行业亦将成为调控目标。

　　以电力系统为代表的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成为现时收入分配改革讨论中的众矢之的。据了解，国家电网公司日前出台一系列文件，从8月份起电力系统开始全面减薪。

　　报道披露，南京一家电厂日前召开职工大会，宣布调整薪资，2000年毕业后分配到该厂的小陈开完会后大怒，因为“电力系统要降工资了”，“有的人说要降低30%至50%，也有人说要降到1997年的水平”。消息称，小陈目前的年薪高达八万元。

　　据悉，本月14日，华电集团召开员工大会，要求各级单位“规范本部员工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国家电网公司也已在内部会议上要求，“各单位2006年工资总额实际发放水平控制在2005年发放水平之内，一律不得在工资总额以外发放工资性收入”。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明确指出“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消息指，电力行业率先调整分配收入，是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信号，未来，烟草、电讯、金融证券的高收入问题，难免亦面临整顿。

中国重拳整治军队腐败 千名团级以上军官将被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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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20日北京成立。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来自解放军四总部，2006年将计划审计983名军官。

　　据悉，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被任命为解放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小组成员来自解放军四总部，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军官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总体筹划和组织领导工作，指导各总部和大单位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抓好经济责任审计法规建设并督促落实，组织交流和通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情况，审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计划和重要审计报告，研究解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解放军审计署负责人介绍说，未来五年将把军队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点，摆在突出位置。

　　2006年解放军计划审计领导官员983名，包括军职26名，师职135名，团职822名。截至目前，全军已对639名团以上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实施了审计。

　　审计的重点内容包括：年度预算、工程建设、装备物资器材采购、大项投资、房地产开发、有偿服务等决策程序是否科学、民主、规范；有无超预算开支、挪用经费、违规存款、应收未收、收不入账和“小金库”等问题；领导干部是否按规定程序、权限和标准办事，有无插手敏感经济事项、挥霍浪费、贪污贿赂等问题。

　　官方报道说，廖锡龙在当天的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要求，“要加强统一组织领导，健全运行管理机制，形成部门监督合力，把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

　　报道还引述廖锡龙的话说，当前，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军队各级领导官员特别是高中级军官，担负的经济责任越来越大。因此，从机制和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成为党和解放军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海外北京专家认为，军队腐败不仅严重败坏了军中风纪和解放军的形象，也影响到中共中央提出的“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这个大局。因此，高层领导决心通过大力整治军队腐败。而在整顿军队风气的同时，也可进一步在军中牢固树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的权威。


中国高校敛财顽疾：名校办民办学校


　　对于教育产业化的道德讨伐风生水起，但教育的两重性依然存在——教育除了是一个公益性的保障事业，还是一个产业。作为公益事业，意味着受此项福利荫蔽的群体应该是那些无力进入昂贵私立学校就读的低收入阶层子弟；作为一项产业，意味着除公益教育之外，另有满足不同消费阶层教育所需的功能。

　　教育的市场化对应的是一个市场化的社会，其特点就是细分消费层次。发达国家中贵族、商人与普通家庭的子弟通常进入不同的中学就读，英国皇室进入哈罗中学，如今这一学校看到中国的巨大商机，在北京设立分校。通常而言，因为私立学校缺乏公共财政资源补贴，更关注成本与利润，通常倾向于以优质教育资源换取高额报酬。

　　但中国的教育市场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名校办民校”成为趋势。这固然有以往行政惯性，以及公立学校占据了多数教育资源的原因，但不可忽视，在对教育产业化的讨伐中，全盘否认教育本身所拥有的双重性的观点日渐占据上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带来以下一些弊端。

　　首先是加重了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以及相关的价格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他们的管理触角无远弗届，包括教师工资、学杂费、教育参考书等众多领域。其中的一些权利寻租行为，更容易出现在对私立学校的监管之中，造成私立学校发展受阻。然而，教育消费层次的区分是个客观存在，在行政压力与私利引诱之下，各种各样的变通方法应运而生，敲门砖无非是权、钱二者。

　　公益教育遭到双重扭曲。一方面，私立学校无法正常生长，公立学校缺少竞争者，遂以“名校民办”的方法，大肆挤占公益教育资源为小金库服务；或者私立学校挂靠在公立学校之下，公立学校借予“红顶”谋求分肥。

　　在坚持教育公益性的幌子下，是什么机构、什么人得到了好处?是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各家公立学校尤其是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立学校，以及挂靠在教育行政权力之下的私立学校的校长们。一边是学校固定资产三年间“增长数倍”且有过亿元的资金入账，一边是贫困地区危险校舍无力改造。那些贫家子弟应该拥有的教育资源被挤占，他们的教育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辍学率高居不下。

　　与市场规律抗衡，结果往往像堂吉诃德战风车。这不仅表现在教育领域，在医疗等一切具有公益与产业双重性质的领域，这样的结果都已经显露无遗。（作者：叶檀）

愚蠢的管理体制蹂躏了大学的科研能力


　　我们的大学的科研能力，很显然，已经被愚蠢的管理体制蹂躏殆尽了。与科研能力的衰败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科研人员焕发出来的空前高涨的抄袭剽窃的热情和大学管理者们对金钱和量化指标的崇拜。

　　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管理方针，这是最愚蠢的“舍本求末”的管理方针，却已在各大学流行泛滥至不可收拾的程度。

　　此一流弊，源于改革开放之初合乎情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国内尚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已极少，其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急需改善，若丧失了这批学者，则不仅知识传统瓦解而且高等教育也无从振兴。故而，以国家财力资助优秀学者，逐渐形成既定政策。与此相应地，形成了一套由政府机构对学术业绩考核评价的制度。

　　古今中外，凡资助学术者，当然需要颁布且实施一套考核评价被资助者的学术业绩的制度。试以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三类资助制度为例，其一，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所要奖励的学术努力方向——通常被提炼为一些重大且未解决的学术问题，著名者如挪威皇家科学院颁布之“有奖征文”，求解的问题是：“人类意志的自由，能从自我意识得到证明吗？”并因此得到叔本华竞投的一篇论文“论意志自由”。其二，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申请资助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所谓“申请资格”，著名者如“盖茨奖学金”，其主旨之一是要资助在既有利益格局之内被忽视的少数族裔的优秀学生。其三，资助者预先设定并颁布一套宗旨并委托某一委员会遴选优秀学者，最著名者如接受瑞典银行委托之“诺贝尔委员会”。

　　在上列三类资助制度中，第一类最易实施也最易有成就。究其理由，是因为学术努力的方向已在既有学术传统内被一批学者提炼成为关键性的问题。如海德格尔所言，问题预示着求解问题的方向并规定了可能获得的解答。第二类也较为容易，并因此而较不易有所成就。因为，若具备了申请资格的人很多，则挑选更优秀的人需要另外一套制度。后者往往与上列第三类制度相似，即委托一个委员会来挑选人才。所以，最困难也是最需要探讨的资助制度，是上列第三类。

　　上列第三类资助制度，其效果如何，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委员会的生成规则与决策规则，还依赖于委员们的学术判断力、知识结构、责任感、人格与社会名望等因素。

　　还有一项更复杂的因素，是所谓“嬗变”——比较合理的制度因意义漂移和情境转换而逐渐演化为比较不合理的甚至邪恶的制度。例如，根据知情人的分析，国务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们大都具备当时最高的名望与学术判断力，但这一委员会却逐渐嬗变为今日许多大同小异的官僚机构之一。自氏族社会的形成开始，人类就熟悉了“嬗变”的后果，由德高望众的委员们遴选的新任委员们未必德高望众，由英雄人物挑选的继任者未必是英雄人物，由优秀企业衍生出来的企业未必是优秀企业。

　　仍以学术为议题，一项政策和一套制度的成熟，意味着既得利益格局的定型，从而意味着对既有格局的边缘和格局之外的一切学术努力的压抑。如果这一压抑仅仅由数量不多的金钱和权力代表，则来自其他方面的力量仍可使多数学者保持生活与心理的平衡。如果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的超常规增长，来自既有利益格局的金钱和权力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力量而言占据了主导位置，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仅仅指责学者“丧失良知”而对诱使学者良知丧失的主导力量不加指责呢？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大学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政府的官僚管理体制，我们的大学教授的福利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官僚们的偏好与青睐，我们所教授的学生的知识结构日益维系于而不是独立于那些导致创造力源泉枯竭的官僚化的考核指标。

　　作为对教育制度的上述的致命缺陷的一种奇妙的承认，官僚管理者们正在努力地批判“应试教育”并提倡“素质教育”。这当然是一种共谋，旨在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非制度的因素上从而遮蔽了官僚们的制度性失败。

　　为既有体制所做的另一种辩解是这样的：如果废除现已确立的全套考核指标，怎样保证比较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呢？难道还能寄希望于那些只懂得抄袭和剽窃且有能力逃避惩罚的教授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吗？或者寄希望于那些无能到只求在既有制度内苟延残喘的教授们的学术创造性吗？

　　不错，中国的教育体制和这体制培养出来的学术群体早已积重难返，早已病入膏肓，所以才不得不依赖目前尚可使它免于彻底崩溃的这套考核指标。但是，必须看到，如此延续我们对既有制度的依赖性，后果将是彻底绝望的。因为我们将继续压抑学生们的创造精神，让他们继续依赖既有制度，直到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的枯竭和心智的老化。所以，保持沉默或在沉默中爆发，这是一个问题。（作者：汪丁丁）

当高校校规中使用最多的词汇是“严禁”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一位中国校长感叹，“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五十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说，“我很悲观”。

　　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人才，而中国五十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一个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很难从一个方面说清。笔者在阅读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回忆文章时，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自由，如汪曾祺先生就描写学生在课堂上与名教授互相辩论的情形，今天的学生有这样的自由吗？

　　据对北京13所高校的一项调查显示，高校的《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缺乏校内的具体规定，高校《学生宿舍（公寓）管理规定》中最多的词汇是：学生“要、应该、必须、服从、严格遵守、不得、不准、严禁、不允许、禁止”等。

由此可见，在高校的各种规定当中，规定学生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少之又少。在许多学校的实际行动中，不论是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还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学生依旧被视为教育和管理的对象，是被塑造和加工的客体，而非教育或管理行为的主体。例如，前不久，集美大学航海职业教育学院发出通知，要求有电脑的同学统一把电脑搬入一个房间，这显然是对学生自由权的一种剥夺。

　　实际上，类似的大学校规还有很多。时代在进步，大学生的自由意识越来越强烈，而校园却依然延续着老套的管理模式，有人将高校的这种做法称为“幼稚园大学”的办学思路：在生活上，高校采取拿着鞭子“看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采取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从根本上说，“幼稚园大学”源于高校落后的管理思想。有多少大学在制定校规时，曾经考虑过认真听取作为管理对象的大学生的意见？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人才，与学生享有充分的自由有直接关系。因为自由精神，是创造的酵母，没有自由何来创造？当然，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自由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照搬，但是今天的大学应该学习和借鉴西南联大尊重学生自由的传统，抛弃“幼稚园大学”的管理模式。假如大学生仍然被视为教育或管理的对象，培养大思想家和诺奖获得者的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海市蜃楼。（作者：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