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27

中国内部的新意识形态辩论进行得如火如荼

中国内部的新意识形态辩论进行得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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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内部,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辩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在政策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果忽视这一点,都会付出代价。

  意识形态回归的一个最明显迹象,就是今年早些时候物权法草案在遭到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巩献田的抨击之后,被搁置下来。这部法律旨在确立对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但巩献田认为,它仅维护了富人的权利,从而引发了一场风波,最终成功地将该法律草案撤下立法程序。

  巩献田的主张能占上风,着实令人吃惊。毕竟,在过去10年中,从房地产上赚钱最多的中国人,是通过与地方政府合谋,强迫普通百姓拆迁,才大发横财的。相反,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有能力购买一套住房,是一件很能让他们感觉“当家作主”的事情。在物权法和独立法庭的保护下,房地产市场会让这些普通人和国家都受益。

  巩献田获胜的关键在于,他成功地将这场辩论置于对中国政治仍有巨大影响的意识形态范畴内。他表示,这部法律草案背离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原则。用意识形态术语来说,这部法律“姓资,而不是姓社”。

  自1990年代初以来,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这种说法——当时,已故的邓小平为维护市场改革而与保守派进行了一场斗争。

  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只要有效,“姓什么”不是关键。然而,对于保守的左派人士而言,为一个措施贴上“姓资”的标签,就相当于判了它死刑。

  最近数月,在愈演愈烈的、关于外资收购中国企业的辩论中,这种说法被赋予新的形式。理论家正用新的标准对这些交易进行检验,即一个行业“姓中,还是姓外”。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建筑设备、肉类加工和工业轴承等多个行业,很多对中国企业的收购案都遭遇了拖延。在排外势力的手中,这些行业都成了战略行业。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辩论,在某些方面与其它许多国家发生的辩论大同小异——在那些国家,都出现了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阻止外资收购的现象。有时,意识形态仅仅是保护既得利益的一个方便借口。

  但中国的这场辩论,其背后的驱动力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其底线是:确保党的地位。

  几年前,党注意到私营行业的爆炸性增长。因此,党开始邀请企业家正式加入其阵营,并开始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确保它们不会滋生其它政治力量。

  人们不可能知道,社会主义与不断增长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将会如何解决。然而,人们不应质疑党保持其权威的决心。就连默多克现在也应该明白这一点了——他在去年曾表示,中国领导人对外国媒体可能影响中国稳定的担心“太多虑了”。(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马利德)

达赖被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印度军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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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官方报纸《中国日报》7月26日一篇评论指控达赖喇嘛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对达赖与中国政府谈判的诚意提出了质疑,并且指明达赖此举无疑会影响双方修复关系。

  这一评论表示,“达赖以武装打回西藏的名义,他与印度军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组建印度西藏特殊边境军队”,但是没有就此提供更多细节。

  《中国日报》的这篇评论并指控达赖喇嘛在尼泊尔组建反叛军队,并且在国外组建各种机构煽动分裂主义。据1997年芝加哥论坛报曾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以及冲绳等军事基地培训了四百名西藏流亡分子。

  这篇评论同时指出,“如果真的想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他首先需要对西藏的政治现实有客观的理解。”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吴英杰此前证实,达赖曾经向中央政府提出一些回藏条件,包括要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所有有藏民居住的地方都归纳入一个大藏区,由他来管辖。而这一条件,中国政府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达赖喇嘛的动机显而易见,即最终寻求西藏独立”。

  北京政府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在过去五年里多次举行会谈,试图找到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但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官员反常的使用长久以来没有用过的严厉措辞,指责达赖喇嘛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祸国殃民”。

  《环球时报》日前严厉批判达赖的行为,指其在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制定了“西藏国宪法”(后改为“流亡藏人宪法”),与印度军方、美国中情局联合成立“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此外,又在一些国家设立驻外“办事处”,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协会”等团体,这些组织在国外从事了大量“西藏独立”的活动。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土登才旺表示,现在达赖采取的是不合作、“软对抗”的方式,将境外从事的破坏活动,影响到内地,但他的基本立场并没真正改变。

  土登才旺说,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一直没有变,未来会如何,“取决于达赖喇嘛的实际行动。”至于达赖的兄长嘉乐顿珠一直与北京沟通一事,且达赖三番两次表明不主张西藏独立一事,土登才旺并未正面回答。

  不过,面对中国官员的指责,达赖喇嘛与中国谈判的特使洛地嘉日坚持认为,他们是有诚意的。洛地嘉日说:“首先,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幸的。我们在过去的五年里再次进行了认真的努力,试图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我必须指出,跟我会谈的中国代表也进行非常认真的努力。最近中国领导人讲的这些过头话令人感到意外,也让我感到担忧。”

胡锦涛新六点关注宏观调控 中国加强土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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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公布更加严格的开发用地规定之际,中国政府还发布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份讲话稿。他在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决心。

  胡锦涛是21日发表这次讲话的,但讲话稿直到24日才公开发布。讲话内容包括为实现中国政府经济目标而提出的“六点要求”,涵盖了从扩大内需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问题。

  胡锦涛很少就经济问题发表讲话,因为经济事务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直接负责。他的介入是一个强烈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紧缩政策。

  但总的来说,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胡锦涛更加担心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对污染行业和非生产性行业的过度投资而取得的。

  他表示,政府应该从“信贷、土地、环境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中国国土资源部最近公布了更为严格的用地审批规定。实施这些措施,也是旨在努力重新平衡经济增长,控制非生产性投资。

  由于拒绝在短期内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大的灵活性,且不愿意提高利率,因此中国政府手中可以使用的市场机制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控制手段尤为重要。

  国土资源部已经成立了九个派驻地方的国有土地督察局,其工作人员均来自国土资源部,其职责是监督各地开发用地的审批情况。

  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骏在一份发给投资者的报告中称:“说白了,9个督察局的任务就是负责‘阻止’非法土地供应。”马俊表示,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已经认识到,他们无法控制投资增速,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无视中央政府的指示。

  在国土资源部调查的15个大城市中,自2003年10月起的12个月内,有64%的土地交易是违法交易。2004年9月以来,一些城市违法用地比例甚至高达90%。

  尽管中国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今年上半年,就各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而言,以安徽省会合肥为最高,其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5%。

九成年轻网民称不买日货但崇尚军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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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九成的中国年轻网民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甚至还有崇尚军国主义精神的倾向,超过八成赞成抵制全球化。新华网一项针对“当前民众群众思想状况”的问卷调查发现,87.94%认同“民族利益至上”,远远超过“自由主义”和“公平正义”。

  调查时间从7月24日至8月15日。截至26日晚9点,已经有12万余人填写了问卷,其中男性占68.97%,女性占31.03%;年轻人占绝大多数,18岁至25岁占48.01%,26岁至35岁占33.41%;教育程度偏高,大专学历29.17%,本科学历40.59%,硕士及以上19.84%;29.24%是中共党员,普通民众60.20%。

  在被问到“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所以应提倡尚武精神,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高达95.94%表示赞同。

  在被问到“当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维护本民族利益”,高达94.01%表示赞同。

  耐人寻味的是,93.46%“坚决不考虑”购买日本的电子产品、汽车和化妆品等产品。

  87.87%的受访者反对“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快乐”这个观点;82.64%则赞同“教育、医疗等不能作为产业来运作,应主要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来运作以维护普通群众的权益”。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分析说:“新华网本身的性质比较特殊,其网民在社会关怀方面的同质性也比较高,偏重对国家利益的重视,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此要凭这个调查来说明中国社会现象,还是不足够的。”

  他指出,如果要作出有意义的观察,还必须了解这个调查的时段、其他网站是否有类似的调查作为比较基础等。

  新华网在问卷里解释调查原因时表示,“主要目的是了解民众的思想状况,为有关课题研究提供真实资料”,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高丙中对于网民的职业背景成分倒是感到意外,因为虽然中共党员有29.24%,网民的职业分布却以私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和管理人员不到7%。其中“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从业人员占18.87%,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占27.05%,个体工商业、自由职业占19.71%。

  高丙中说,在职业分布比例看,可以发现网民大多不在国营经济体系内工作,因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党政系统以外的社会意见。

  提出建立“中国问题学”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以民族主义对抗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在社会危机的时候以偏狭的爱国主义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获得民众的支持。

  如此,社会危机可以化解,民众的情绪可以被引向外敌,但长期的危害是巨大的:排外、仇外、专制、愚昧的“义和团情结”不断得以强化,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进步。

  胡星斗说:“我认为,偏狭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害国主义’,还近代史和现代史本来面目,进行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公民价值观教育,在中国迫在眉睫。否则,未来中国人的面目是‘可怕的’。”

中国人的捐款爱心在官本位下变为“工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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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碧利斯”最近横扫广东南部,留下113具尸体,另有76人失踪。据广东官方统计,有674个乡镇受灾,灾民超过74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3亿元。

  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致电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垂询灾情。张德江亲赴各地灾区巡视,更倡议全社会捐钱捐物协助灾民重建。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等中央政府官员,在粤视察工作也不忘捐款,表达慰问之意。

  广东官方估计,要安排解决灾民的基本生活,至少需要三亿元,重建家园则至少需要五亿元。根据广东省民政厅的统计数据,目前社会各界救灾捐款已近六千万元。

  连日来,从省级到地级市的新闻媒体,无不以大篇幅报道各界捐款的热情,突出各种奉献先进人物和模范“典型”。各报头版经常可见公务员排队捐钱,新闻标题突显各界“竞相乐捐”的消息。

  以广东为邻的香港,早在回归中国之前,或出于宗教救世热忱,或基于公民互助意识,民间社会平时就经常自发为弱势群体筹款,各种慈善机构和团体运作手法成熟、透明。遇到大陆地区发生重大天灾,港人更慷慨解囊,有组织地运送救援物资,充分发挥同胞之爱。

  由于中国过去税制设计上的缺失,例如企业捐款,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可获免税待遇;一旦超过3%,就得纳税。捐得越多,纳税就越多,使慈善事业缺乏积极诱因。

  所以,中国政府日前宣布对五种捐助免征所得税,旨在鼓励个人和企业投身公益事业,无疑是一大德政。

  在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现实之下,老百姓忧虑“上学贵、看病贵、住房贵”,自顾尚且乏力,捐款意愿自然薄弱。因此,高官带头捐款,为民表率,政府机关鼓励公务员集体捐款,值得肯定。

  但是,地方省委组织部把各级领导干部在抗洪抢险和救灾复产工作的具体表现,纳入对干部政绩的考察,固然因为赈灾重建为政府当前最重要任务,目的虽然良善,却有沦为“政绩工程”之虞。

  在“官本位”思维下,捐款已非出自个人意愿,而是变质为“工作表现”。有消息称,广州市军队单位规定,团级以下的官兵捐款标准订为每人三百元,团级以上为每人八百元。

  另有公务员表示,已接到单位通知捐款,虽没有具体数额规定,会先看领导捐多少钱,再比领导少捐一半就是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固然是人类理想,但应以尊重个人意愿为前提。

  在各类捐献消息中,最有新意的是一群广州网民通过QQ社区,动员了数百名网友,为广东灾情最严重的乐昌地区募捐到超过10吨重的救援物资。

  他们表示,只接受实物捐献,不接受捐款,因为无从监管善款的流向和使用,同时也从乐昌民政局了解到灾区最缺防疟疾、霍乱药品和食水、衣物,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有人批评这些民间募捐网络,绕过地方政府分配管道,直接与灾民接触。缺少了政府信息,在分配救援物资方面难做到平均。

  这其实反映民间对政府管道缺乏信心,过去也时有传出地方官员将捐款贪污或倒卖救济物资的丑闻。政府发动社会捐款容易,民间要监督善款和救援物资的分配却很难,这是中国慈善事业无法像港澳台地区那样蓬勃发展的关键。

海外华文报纸指大陆纵容“汉芯”造假者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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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华人一直在关注“汉芯一号”的后续报导。而大陆对这个案子的后续处理,先是撤销造假人陈进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接着停止给予他的资助等,现在又传出撤销其“全国优秀工作者”称号。外界一直在等待对造假人的处罚结果,等来等去只听到这些不算处罚的处罚。

  因为造假人用假的东西来获得的荣誉本来就是假的,将其解聘只是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处罚的意思。外界等待的,或者说很多读者及被欺骗的民众等待的,不仅是撤销行骗者本来就不该得的称号,还有司法的公正,就像韩国黄禹锡案交司法处理一样。

  从美国买回芯片,将其标志磨掉,然后加上“汉芯”标志,就算“研制”成功。这种行为竟能骗过各级学术委员会,获得国家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及有关机构下拨的大量经费。这一系列行为不仅违反了科学技术的基本准则,也触犯了知识产权,并涉嫌盗窃,应该从法律层面上进行处罚。

  陈进案背后是否有另外的不为人知的苦衷,人们不得而知。笔者倒是从其它管道获知,有的人在为陈进说好话,说他虽然在“汉芯一号”这件事上造了假,但他还是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在其它方面还是有贡献的。

  这使人想起另外一件非常相像的案子。某医学院引进了一位海归,据说他在DNA研究方面很有影响,曾在美国获得专利。实际上这个人以前的表现平平,在海外毫无建树,连他的同学都不相信他有那样的能力。但带着海归桂冠的他却被当成重要科技骨干,并成为“学术带头人”,向政府申请了相当多的“科技攻关资金”。

  此人的真面目后来被揭露,但主管方却在私下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有作假之嫌。但为了要让项目得到国家的资助,先让他表演一番。”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明明知道此人有问题,但为借其吹嘘去申请资助,也管不得其中有诈。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科研资助的经费也多了起来,于是就引起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海归的垂涎。他们以各种名目到中国,用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些所谓名牌大学教授或学者的身份骗人、捞好处。

  骗子之所以得逞,总是跟某些主管人员迫切要借助海外的光环来为个人及机构捞取好处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到了骗子被揭露之后,某些人还要为之说好话,希望淡化个案,以免全盘被动。至于骗子已为之捞到的好处,当然是笑纳了。

  对陈进案的处理,则应将背后的内幕揭示出来,究竟是谁相信了“汉芯一号”?难道上海交大当时没有能力辨认其真伪吗?中国还需要反思的是,学术界在实用主义的道路上还要走多远?

国务院拟设电力改革办公室 由一位副总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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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电力部门在这一段时间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据悉,国务院拟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电力体制改革研究办公室,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十一五”电力体制改革规划的细节措施,该办公室将由一位副总理主管。

  中国国家电监会政策法规部主任、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强在此间表示,针对电力改革三年半以来所遗留下的问题,中央将进入对策研究和执行细节落实的关键阶段。

  至今为止,电力改革已经三年半,接下来的改革将在电力管理体制层面展开,包括电力资产划分、主辅分离等问题,以及定价权和审批权的归属,都将是改革重点,而重中之重是打破现有的行政垄断格局。

  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可以看出,垄断行业利用行政垄断特权获得的高收入,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不满。

  据悉,下一步改革的八项核心内容和重点任务中,除进行输配分开的研究和推行试点以外,还包括处理厂网分开的遗留问题、加快建设区域电力市场、深化农村电力改革、电力法和配套法规修订、电力企业重组、输配电价改革、政府监管体制和对电力行业规划体制的完善等。

  电力改革八项核心:

  一、厂网分开遗留问题

  二、建设区域电力市场

  三、深化农村电力改革

  四、修订电力法及法规

  五、完善行业规划体制

  六、电力企业重组

  七、输配电价改革

  八、政府监管体制

电力的工资如何降下来?日本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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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电力行业薪酬真正降下来,与其他非垄断行业实现平衡,就必须进行行之有效的电力体制改革。这方面,国外的经验也许值得借鉴。

  美国:政府确定输电价格

  美国地域广阔,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电力系统,电力监管通常以州为界,市场化改革也比较复杂,形式各异。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电力行业仍是传统的公用事业,电价依照成本加毛利核定,新建电厂运营效率低,成本一直居高不下。80年代后,电力定价机制的僵化受到普遍批评。联邦和各州政府开始逐步放松管制,通过有效的竞争使电价下降,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市场组织也从发输配售垂直一体化演变为厂网分离。

  现在,美国电力行业主要特点有:美国的电力产业组织结构和生产运营随着电力市场化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美国的电力市场化模式是发电领域和售电领域市场化,输电领域共用化。美国电力产品不同环节的价格大部分通过竞争确定,只有输电价格由政府法律确定。

  政府管制的放松对美国电力企业影响很大。以安然公司破产为代表,在安然宣布破产前半年,电力公司市场价值的损失已积累到1200亿美元,安然破产后,美国电力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又跌690亿美元。员工的收入与公司绩效直接挂钩。也有部分具有完善风险管理制度的电力公司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

  俄罗斯:国家控制传输网络

  俄罗斯电力体制改革始于1992年,政府决定用10年的时间进行非垄断化改革。俄电力系统“一夜之间”由国家所有制转变成股份制,成立了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

  由于传统体制所保留的收费价格非常低,电力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政府再次决定开放电力市场,引进竞争机制,吸引私人投资。经过多次讨论,政府决定保持对传输网络的绝对控制,停止干预电价,发电公司间实现竞价上网。

  2002年10月,俄罗斯议会通过一揽子电力改革方案,在2005年建立以竞争为原则的统一电力批发市场,完成电力结构改革。

  2001年底以来,俄罗斯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上涨,电力等平均提价大约35%,人员工资等企业生产成本也相应提高。2005年,电力行业职工与工业、天然气和自来水、运输和邮电业、管理和建筑行业的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相近,高出最低生活费1.9倍。

  日本:10年内电价降27%

  日本是惟一一个九种电力体制并存(不含冲绳县)的国家,也是仅有的60Hz和50Hz两种电网系统同时存在的国家,电力价格在国际上算是相当高的。

  日本一直实行各电力公司分地区发输配售垂直一体化体制,电力公司全部为私有(民营)企业。1995年,日本开始引入独立发电企业,2000年开始分三级逐级开放大用户,到目前为止,除家庭用户以外,所有大用户都可自由选择供电商。

  通过改革,10年内用户电价降低了27%,电力企业的收益率也有所提高。而电力行业职工的收入也在从垄断走向竞争的过程中逐渐与日本平均工资水平持平。

  目前,日本正在推进电力零售的部分自由化,促进竞争,消除浪费。

  综合来看,日本电力工业发展历史背景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值得研究借鉴,再结合欧美等地区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中国电力行业应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摆脱“寄生”状态,真正转向“市场”,消除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畸形现象。

中国民企前五百家 83%有党组织近八成有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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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7日在北京公布2005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结果,在入围的前五百家民营企业中,有超过83%的企业设有中共党组织,近八成的企业设有工会。但外界对中华全国总工会能否维护工人权利表示怀疑。

  此次调研针对全国2005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两亿元人民币(含两亿)以上的民营企业。通过企业自愿参与的方式,共有入围企业2688家。

  其中前五百家民营企业中,共有83.4%的企业设立了党组织,有79.8%的企业设立了工会。而在2004年对两千家民营企业的调研中,有60.8%的企业设立党组织,62.06%的企业设立了工会。

  从企业管理看,民营企业前五百家中有55.8%的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集中在董事会,这些企业比较重视质量管理,有80.4%的企业通过了ISO9000系列国际质量认证,企业员工参加保险情况也较好,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缴纳比例在80%以上。

  同时,仅有约30%的外国在华企业设有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这个数字提高到60%,2007年提高到80%。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此前的报道说,中国的人大计划更改法律,强迫外资企业在他们的企业内部成立官方属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会。

  成立于1925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称其代表着1.34亿名工会会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目标包括“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

  不过一些国际劳工专家表示,全国总工会帮助中国政府控制职工和独立的工会组织,征收的会费也主要用于组织活动。和美国不同,它并不参与签订有关工资和福利的集体合同,不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称它负责组织职工和管理层间的协商会议。

  中华全国总工会承认和西方众多的工会组织有所不同。不过全国总工会官员李建明表示,截至2005年年底,全国总工会在涵盖1.03亿职工的754000个合同谈判中发挥了作用。

中纪委监察部上半年惩治了万余人次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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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央纪委监察部27日表示,今年上半年中纪委和中组部已巡视了三十个省市,共追究行政执法责任人员一万余人次。

  中国媒体引述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干以胜的话说,目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已完成对三十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九家中央管理的银行和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巡视。

  同时,各省(区、市)的巡视范围逐步向县(市、区)延伸,已经巡视了四百八十九个市(地)和直属厅(局)、八百八十八个县(市、区)。

  今年上半年,十一个省级政府和十八个较大市政府共追究行政执法责任人员一万余人次。

  报道并表示,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清理行政职权的基础上,已经编制了政务公开目录。国务院部门及直属单位中已有53个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28个部门和单位建立了政务公开相关制度。

  干以胜还透露,截至7月15日,网上举报中心共受理3.25万件,月均2700件,这其中的署名举报、有效举报比较多。

18岁就任团支书 朱小丹重回广州任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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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丹已正式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民对朱小丹十分熟悉。他从小在广州长大,18岁就担任了广东乐器厂的共青团支部书记。1987年,33岁、时任广州团市委书记的朱小丹到广州所辖区县中最穷的从化县当书记,一干四年,1991年回到广州,先后任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广州市委副书记。

  2002年1月,朱小丹离开广州市,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部长,2004年1月起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次,在省里工作四年多以后,他又重新回到了广州。

  两个四年,一个在基层,一个在省委,这样的经历也许会使朱小丹在主政广州时有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作为中国的南大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之地,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的内地第三大城市,广州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广州市委的一把手,从焦林义、杨尚昆、梁灵光到许士杰、谢非、朱森林,再到高祀仁、黄华华、林树森,绝大多数在离开书记岗位后都担任了更高的职务。

  现在的广州,拥有大机场、新港口(南沙)、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延伸成网的地铁,整个城市布局十分大气。而以日本三大汽车厂商为代表的工业体系也已崛起,后劲十足。按户籍人口和现行汇率计算,广州的人均生产总值已达8500美元。

  不过,以更高的标准看,广州距离现代化国际大城市也还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在治安水平和城市形象上。治安,已经成为外地人对广州最为诟病之处。安全广州、和谐广州、文化广州,这也许是朱小丹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从经济的广州到文化的广州,从富裕的广州到和谐的广州,从“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到“一座有秩序的城市”,愿广州的新书记带给广州新面貌。

改善形象 北京重犯监狱将定期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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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当局为了改善监狱的形象及提升其透明度,决定定期对外开放关押近两千名重犯的北京市监狱,让市民或团体申请入内参观。

  新华网报道上述消息时表示,这是继北京市女子监狱推出“监狱开放日“后,北京市第二所定期对社会开放的监狱。

  监狱管理人员说,市民经审核合格后,可以在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三前往参观。个人参观每次安排人数不超过四十人,团体参观每次安排人数不超过一百人。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业务处长李仲林说,北京市监狱肩负监管改造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男性罪犯的任务,在押受刑人维持两千名左右。这次开放的场所为受刑人的生活区、劳动区,包括受刑人监舍、会见室、心理咨询室等。

  他表示,监狱对外开放显示家属和社会对受刑人的关怀,能促进他们尽快改过自新。同时,“监狱开放日“有利于加强外界对监狱管理的监督,提高受刑人的改造质量。

  据报道,“监狱开放日”在北京市监狱、北京市女子监狱试点后,将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所属监狱逐步推行。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法轮功编造苏家屯集中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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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今天就“法轮功”问题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个别加拿大人就“法轮功”编造的谣言进行所谓“独立调查”并发表的报告,是以谎言和诬告为基础,是带有偏见和毫无根据的。

  以下为声明全文:

  自今年3月以来,“法轮功”编造所谓“苏家屯集中营事件”的谣言,谎称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医院设有一个关押6000名“法轮功”成员的集中营,这些成员的器官遭割取,其后被焚尸。许多中外媒体和包括美国驻中国使馆及驻沈阳总领馆在内的外国驻华使团均派人前往苏家屯实地探访,他们证实“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这家医院的功能超过一家普通的公共医院”。

  为摆脱“苏家屯集中营”谎言被戳穿的尴尬局面,“法轮功”转而重点攻击所谓的“中国器官移植问题”,诬称“法轮功”成员的器官被割取。据此,个别加拿大人进行了所谓的“独立调查”并发表报告,称“法轮功”的指控是“真实”的。这份报告是以谎言和诬告为基础,是带有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报告声称,苏家屯医院的一位医生两年来“从‘法轮功’成员身体上割取了约2000个眼角膜”。这意味着该医生一天内要完成3例眼角膜移植手术,且两年内每天都如此,没有任何休息。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无法相信的荒谬的谎言。报告的作者对中国缺少起码的了解。在报告电话采访部分,通过所谓“完全合格的翻译”,他们甚至犯了弄错中国城市所属省份的简单错误。如把本应在河北省的秦皇岛市说成在山东省,本应在湖北省的武汉市说成在湖南省。报告的真实性不得不另人产生怀疑。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世界上一项先进的技术。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持非常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中国政府一贯遵守世界卫生组织1991年签署的相关指导原则,禁止人体器官销售。而且规定,必须事先取得器官捐献者的同意,器官捐献者有权在最后一分钟拒绝捐献。中国政府已经颁布了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定,明确禁止器官买卖,并建立了一套器官移植的医学标准章程保证患者的医疗安全和健康。

  “法轮功”是被中国依法取缔的反科学、反人类和反社会的邪教组织。它利用宗教、气功等为掩护对其成员进行洗脑和精神控制。 它宣称人类能借助心理治疗,通过他们身上看不到的“魔轮”,不用医疗即可治愈疾病。它宣称“世界末日”论,鼓吹李洪志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神灵,拥有预知未来威胁世界的灾难和避免灾难的能力。“法轮功”还犯有聚敛钱财,非法逃税和洗钱等罪行。

  中国发生了很多起因“法轮功”而丧失生命的悲剧,社会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很多“法轮功”痴迷者因拒绝医治而死去,因想知道“轮子”是否在腹部形成而剖腹自杀,他们甚至杀害劝阻其练功、以使其过上正常生活的亲属。超过1700人因练习“法轮功”而丧失生命。为保护中国公民的人权,在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下,中国政府在1999年7月根据中国《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取缔了“法轮功”。

  中国政府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法轮功”问题。通过教育和劝说,超过99%的“法轮功”练习者不同程度地看清了“法轮功”的本质并与其脱离了关系。“法轮功”在中国内地已经土崩瓦解。但包括李洪志在内的“法轮功”骨干分子逃到了国外并与其他反华势力相勾结。“法轮功”现在已发展为一个组织严密、资金雄厚、逢中必反的反华政治组织。他们想方设法干扰和破坏中加关系,多次干扰中国访加高级代表团,诬告中国领导人及驻加使领馆人员,反对“长城平台” (九个中文电视台)在加落地,长期在中国使领馆前滋事。“法轮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目前有超过130万的华人华侨在加拿大工作、学习和生活。据我们所知,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练习“法轮功”。“法轮功”绝对不是加拿大华人社区的主流,更无法代表华人社区。事实真相是,“法轮功”在当地华人社区中臭名昭著。我们希望“法轮功”练习者能看清“法轮功”的真相并重新过上健康、正常的生活。

  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都认为文化多样性是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真诚地希望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不应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加两国人民能够携起手来,与其他国家人民一道,创建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温家宝约法三章警告地方 北京立即表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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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温家宝召开全国电视会议,要求贯彻宏观调控政策后,北京市官员即表态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要全面清查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执行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据《北京现代商报》27日报道,北京市发改委官员表示,北京市下半年要落实中国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优化投资结构,防止投资增长过快。

  该官员指出,北京市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对新开工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并严格执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和供应计划,掌握好供地节奏。

  北京市统计局最新统计表示,北京市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人民币1207.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6%。全国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上半年达29.8%。

  报道同时说,中国中央政府已将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确定为下半年工作重点之一。中国国务院有关部委及地方党政负责人26日举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中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突出,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呈加剧之势、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

  因此,温家宝说,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中国政府不能把GDP变成“挤的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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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每季、每月公布的GDP让中国人习以为常得有点麻木:增长百分之十、之九,至少之八吧?即便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0.9%也没让人多欢欣鼓舞,甚至有网民并不认账,发言大致归类:赶快泼水,又发高烧了!忽悠,接着忽悠!好久没看到卫星了!是一种。感受到的只是物价越来越高,税费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就是不见老百姓的生活提高,是一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硬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现在的GDP,尤其是市县一级,相当一部分是自吹自擂,有些地方,号称多少多少个项目,最后能有一个投产的就不错了,是一种。还有一种: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让我们共同努力。道是无情却有情。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而不是家庭收入。说它和家庭无关吧,多多少少也有点,自上世纪50年代就有“大河有水小河满”一说,虽然那时大河好像怎么也没满过,但大河缺水小河断流,家家都体验着和GDP密不可分的关系;说它和家庭有关吧,怎么没见随着GDP“我家收入也涨个百分之10.9%?”

  GDP大多老百姓不会算,也不去算。但有个恩格尔定律一说都会明白:是穷是富,拿你买吃的钱和你的收入一除就知道。简单说,不管你挣多挣少,买吃的花的钱开支比重越大,你就越穷。整个颠覆中国一老理儿: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周就受穷。现在很多月光族,可以上半月天天爆撮,顿顿海鲜,下半月日日啃老,餐餐蹭饭,再给出多少也喊穷。这也甭埋怨他了,不符合恩格斯,但符合恩格尔。

  国家的GDP和居家过日子收支一样,得有个参照。家里的钱再多,都去买吃的了,那日子就快和非洲难民差不多了。国家的GDP再高,付出高额代价了,那GDP还不跟一层纸似的。

  中国的“百元GDP能耗”就是一道不得不付出高额代价来买单的高价菜。“用5年时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是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发展目标,现有数据显示,高投资所拉动的经济增长造成能源消耗增长过快,许多人担心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制定的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很难实现。

  中国GDP所要买单的高价菜还有许多地方: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但这一切警示似乎并没有阻挡住一些官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食欲。

  付出这样的饭钱,是脑满肠肥了,但GDP一定会被消化成令人尴尬的“挤的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丁一凡研究员说,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已向市场发出了信号,不再强调GDP的总额和增长速度,而是转向强调质量,有关的具体措施有四五十条,但目前很多企业还不知道,政府需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指导企业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一信号。这事应当快做。企业不知道好办,下个通知就行。关键看政府的,GDP的紧箍咒不是政府官员在念吗?(作者:白宙伟)

明文规定下 刑讯逼供为何还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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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说,“刑讯逼供可以使顽固不化的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还可以使意志薄弱的无辜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现代法治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中国的法律亦不例外。但是,刑讯逼供现象在中国却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为什么会如此?

  法律专家分析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立法上对刑讯逼供的禁止性规定过于笼统,对于与严禁刑讯逼供有关的重要内容则没有规定或规定得不够明确、不够彻底,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二、侦查机关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有关负责人在诉讼观念的认识方面存在偏差。单纯追求破案立功,片面强调诉讼效率,认为刑讯逼供不可避免,迷信“口供是证据之王”等导致“刑讯逼供有理论”仍有市场。

  三、办案人员法制观念特别是程序法制观念淡薄,业务素质不高,同时侦查手段落后,破案技术低下,在取证方式上较大程度上依赖口供,以至于往往置刑事法律规定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人权于不顾,而搞刑讯逼供。

  四、对刑讯逼供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监督软弱无力,流于形式的消极现象,以致难以对刑讯逼供起到有效遏制作用。

  五、由于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再加上司法实践中一些公安司法机关负责人的庇护,造成对刑讯逼供人员的处罚不力,不足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但一般来说,最基本、最普遍的动机是为了破案。古往今来,刑讯逼供便时时成为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迫使其从实招来的一种手段。

  司法实践中,与这种普遍心态相联系,便是“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念难以消除。虽然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罪,其他证据充分而没有口供的也可以定罪。但是,依据口供定罪的做法依然存在,因而,获取口供仍然是侦查、讯问中的主攻方向。

  同时,在侦查犯罪的各种方式中,逼取口供既是一种最原始、最简便的方式,又可以成为获取其他证据的突破口,则更容易成为被首选的方式。

  由于上述种种观念和现象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侦查、审讯过程中,刑讯逼供现象便时有发生。

  连续疲劳审讯、诱供、骗供、强迫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签字等变相逼供现象则更严重,甚至有些证人也被关押起来,遭到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

  近几年来,律师在代理诉讼中发现,被告人控告被逼供的案例有增多的趋势,有的在出具了不利于被告的证言后又深感痛悔,甚至要求出庭纠正或者事后声明改变证言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出现了证人改变证言的情况,控方往往首先将矛头指向辩护律师,怀疑是律师威胁、引诱证人改变了证言。

  刑讯逼供不仅可以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而且还直接干扰了刑事诉讼的过程。有的情况下,甚至由于刑讯逼供问题严重而致使起诉或庭审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也有些确实有罪的案件因刑讯逼供的干扰而无法查清事实,最后变成了一桩糊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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