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教说北京不再自己任命主教

香港主教说北京不再自己任命主教

asianews/德国之声：上周，香港主教John Tong Hon在韩国首尔附近召开的一次国际教会大会上说，中国政府将来不会自己任命主教。他的印象是，北京希望跟梵蒂冈继续对话。

Hon主教还说，在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大陆教会组织之间已经出现了接近的迹象。但他又说不能太乐观了。他说，中国政府在任命主教和对梵蒂冈关系方面“不是完全诚实的”；梵蒂风代表团一个月前访问北京表明，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相当浮于表面的接近”；尽管如此，由于这段时间里北京使其与梵蒂冈关系变得特别紧张，所以这次访问还是应该视为向前迈出了一步。

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同意Hon主教的看法。他说，这次访问表明双方都有意愿保持双边关系，尽管发生了各种危机。


中国未来5年失地农民将新增1500万

中国政府周一(24日)表示，中国在未来5年内将新增1,500万失地农民。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说，在过去10年中，由于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被征地农民达到4,000多万。

这名官员说，要减少和消除因征地而引发的纠纷与矛盾，根本措施就是通过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他说，就业培训主要以中青年被征地农民为重点，而社会保障则要以难就业的大龄和老龄人群为重点。

据悉，中国国务院已经推出了一套新的土地监管机制，通过对地使用进行跨省市监督，加强对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

此前，中国各地因强行征地已发生过多起群众暴动，部分地方官员也因非法征地及收受贿赂而被起诉。

去年12月，广东汕尾村民就因被强行征地与当地政府发生警民冲突，至少3名村民在冲突中丧生。

湖南346人死亡 温家宝探访灾区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上周六（7月22日）到湖南考察抗洪救灾工作，慰问救灾群众和解放军、武警部队。

7月中旬的强热带风暴在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区造成了今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洪涝灾害。

受灾最重的湖南因灾死亡346人，失踪89人。

报道形容重灾区资兴市山区的一座村庄残垣断壁，寂静一片，死亡56人，失踪5人，800多村民无家可归。

温家宝说，这是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群众受到很大的损失，我放心不下，很想早一点来看看。

他说，现在的任务首先是把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住处、有干净的水喝、有病能医治。同时，要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恢复遭受破坏的公用设施、基础设施，包括水、电、路、通讯和学校。

据官方统计，湖南受灾群众600多万人，紧急转移群众80多万人。

传胡锦涛将参加 唐山地震30周年活动

　　（香港讯）《明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据传将亲率千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前往唐山出席本周五（28日）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发表悼念讲话并向地震中遇难的24万同胞献花，唐山全市将同时鸣笛悼念亡魂。

　　消息人士形容，这将是大地震30年来最高规格和最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是胡温为首的中共领导层表达“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又一体现。

　　消息人士透露，将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提升到“国家层面”是由中南海前不久才最终拍板决定的。原由河北省和唐山市主导的活动筹备小组现已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接手，统筹宣传报道工作也由地方收归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民政部、国家地震局等相关部门均已接到通知，要为此次纪念活动做好相应准备，中央各主要喉舌媒体也已开始造势宣传。

辩证地看待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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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钢

　　笔者经常拜读郑永年先生的文章，感到很有收获，特别敬佩他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及其深刻的批判性。最近，郑永年先生在7月11日的《联合早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的崛起》一文。此文的主旨是要提醒中国人不要被当前的发展势头冲昏头脑，要对中国的崛起保持冷静客观，对此笔者深表认同。然而，郑文中的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此提出求教于作者。

　　第一，郑先生认为，中国的崛起只是在经济领域的单方面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这个说法没错。问题在于这一段话：“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是要避免军事上的崛起。如果经济上的崛起造就直接的军事上的崛起，那么中国就可能会步一些老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尘，如二战之前和期间的日本和德国。实际上，中国是否会把经济能力转化成为军事能力，也是国际社会所担心的主要问题。”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质疑。首先，对中国使用“军事崛起”一词似乎不妥，因为这个概念很模糊，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容易造成外界的误解。例如，中国增加正常的国防开支算不算“军事崛起”？中国为了维护包括海域在内的辽阔疆土而进行必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算不算“军事崛起”？中国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与俄罗斯等成员国进行正常的联合军事演习算不算“军事崛起”？

　　这里，我们也要考虑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这两个大背景，国防发展方面的任何总量在这两个大背景下，也和经济发展一样会变得微乎其微。其次，拿上个世纪前半期劣迹斑斑的德国和日本来暗喻“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也是极其不妥的。

　　

中国与战前德日的本质有别　　

　　

　　当代的中国与旧时代的德日两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双方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外交政策取向截然不同。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一再重复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中国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除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外，中国没有向海外派遣一兵一卒；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中国积极倡导“上海精神”，反对地区霸权，努力维护地区稳定。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况且，一国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没有必然逻辑关系，关键在于该国决策者的主观愿望和政策取向。

　　历史证明，正是美国和苏联在二战期间具备了强大的军事能力，才使我们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现代社会，经济能力加强必然会提高军事能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即使像瑞士、新加坡这样的中立国或小国在国防建设方面不敢懈怠，也在经济增长和军事能力提高方面力图取得平衡。

　　总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能力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任何经济成就随时可能化为乌有。

　　第二， 郑先生在反对了中国“军事崛起”之后，提出了中国需要实现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他指出：“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政治上的崛起也尚未实现。”

　　初读来，这些论点似乎没有逻辑上的缺陷，但他把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断然割裂开来，断言中国目前仅仅是单方面的崛起，似乎有形而上学之嫌。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带动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尽管两者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20年来在经济上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巨大变化，而整个世界也深受震动。例如，中国的农民利益日益得到重视和保障，他们可以在城乡之间、内地和沿海之间、发达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自由穿行，追寻自己的梦想。中国社会变得开放和宽容了。做过变性手术的杰出舞蹈家金星可以在中国电视节目上自由自在地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不仅实现了愿望，也得到了社会的尊重，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王选、姚明、郎朗、杨丽萍等科学家、运动员和艺术工作者在各自领域为中国新文化建设而劳作。这难道不是一种新文化吗？

　　第三， 郑先生认为，当前中国的崛起“较之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在文中说道：“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过数次真正的崛起，包括秦汉时代、隋唐时代、明清时代的崛起。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在当时，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在文化艺术和政治上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和欧洲。”

　　郑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令笔者感到惊讶，这不仅与其前面的立场自相矛盾，也与笔者长期形成的某些价值观出现严重分歧。

　　

辉煌皇朝的文化政治没领先　

　　

　　在前面，郑先生反对中国“军事崛起”，因为可能导致“帝国主义”的扩张，而在这里，郑先生又赞美中国历史上某些皇朝的辉煌，恰恰是这些皇朝曾经搞了一个朝贡体系，令周边国家感到敬畏。在前面，郑先生认为当前中国没有实现政治崛起，因为中国没有达到民主和法治这样的改革目标，而在这里，郑先生又赞美中国历史上某些皇朝的辉煌，恰恰是这些皇朝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

　　至于郑先生说当时的中国文化艺术和政治上远远领先亚洲和欧洲国家，笔者更是不敢苟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中国的文化艺术在封建王朝的高压统治下一直未能展示它的强大生命力，而欧洲则开创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时代，其文化艺术逐步登上世界巅峰，这又是当时的中国怎能可比的！

　　在政治上，更不能说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远远领先”欧美国家。在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完备的政治制度。从《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到《拿破仑法典》和《解放黑奴宣言》，欧美政治家的理念和实践都远远超越了封建王朝治理下的中国。正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制度造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晚清，中国饱尝了腐败落后封建政治制度所带来的苦果。

　　以上三点是笔者读了郑永年先生一文后的一些感想。笔者的一个主要想法就是，面对中国的迅猛发展，我们要学会辩证地、历史地和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千万不能被国际社会某些不切实际的舆论所左右。

　　·作者任职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征地农民已达四千多万 预计还将年增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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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预测，“十一五”期间，预计每年新增被征地农民三百万。

　　这位负责人还透露说，近十年，由于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被征地农民达到四千多万。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因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且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在册农业人口，政府将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

　　同时，政府承担的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由当地有关部门在征地过程中统一划拨。

　　按照政策，被征地农民可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的职业介绍服务，并可享受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对于在城市规划区内已进行失业登记的被征地农民，如果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并从事微利项目，还可享受财政给予50%的贴息。

　　这位负责人补充说，就业培训以劳动年龄段内（特别是中青年）被征地农民为重点，而社会保障以难就业的大龄和老龄人群为重点。

　　不过，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筹集资金困难，原来规定的补偿费用过低，没有包含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所需费用，部分地方村集体补偿费管理不规范。


欲向上级纪委反映问题 安徽警察遭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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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安徽省灵璧县公安局民警张跃今年二月因与同事相约向上级反映问题，被公安局开除。之后，他又被县局以打电话扰乱办公秩序为由拘留15天。张跃质疑公安局这样做是打击报复，遂将县公安局告上灵璧县法院。

　　据《安徽商报》报道，张跃在法庭上说，他因工作问题多次向县局反映而未得答复，后决定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该问题。随后，县局以“鼓动上访”的罪名，将其拘留十五天。

　　今年2月23日，灵城分局的领导将张跃传唤到分局，随后张跃被县刑警大队控制起来，第二天下午，县治安大队认为张跃打了六个电话，鼓动人上访，扰乱了县局的办公秩序，将其报送行政拘留十五天。

　　张跃拿出县公安局开具的拘留决定书，上面有关拘留张跃的理由是：张跃于2月23日下午，通过电话联系我局工作人员，其行为干扰了我局的正常工作秩序，现决定，予以行政拘留十五天。

　　与张跃通过电话的一位同事在庭上作证，是他先打电话找张跃的。当得知上级纪委部门来灵璧调查公安局长王建华和“灵璧交警食物链”案件后，同事打来电话说，能不能再找几个人，向纪委反映一些问题，后来张跃与同事又联系了几次，但最后因故放弃了找纪委的想法。

　　张跃质疑县局这么干是打击报复。他说：“我要讨个公道，因为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7月14日，灵璧县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并将择日宣判审判结果。

湖南永州公安局高官涉黑被捕 背后还有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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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原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因涉黑被捕。据公安部永州“6?28”专案组成员透露，该案背后除了王石宾外，还有更大的“官”与该团伙有直接关联。

在永州，谁都知道王石宾有句名言：“一根辣椒三两米，两家‘宾馆’任你选。”而他的得力干将颜玉龙也有一名言：“只要今天不给钱，立即‘双规’你。”

　　直到亲身体验了，一名姓曾的商人才知道这两句“名言”的涵义。

　　曾某是永州祁阳人，代理外商投资1800万元在该县文明铺镇开发当地农贸市场。然而，现在该项目几乎瘫痪，其原因就是因为曾被许献忠、雷新国一伙精心设计的圈套套住。

　　2004年年初，曾20多年的朋友张建华在赌场上输得精光。张多次找到曾，要曾帮他挽回败局，禁不住“好朋友”的央求和劝说，仅2004年4月份，曾由“帮人家赌”到“亲自参赌”，一个月四次下来就输掉现金293万元，还欠下赌债及高利贷500多万元。据曾及当时和曾一起参赌的商人介绍，曾四次参赌，每次身上现金都不过万余元。而一场牌局下来，最多一次竟然输掉100余万元。

　　而其余的几百万元都是赌场上向许献忠、雷新国等人借的高利贷。

　　从此之后，曾一家人就不得安宁。许献忠多次派人找到曾的家里、工地闹事。曾的爱人说：自从摊上这档子事以后，家里人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恐吓电话来了，不知道明天又会有人守在家门口，而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安全。

　　不仅如此，永州市公安局也几次派警察到曾的家里扬言：如果曾不还钱，就要抓他去坐牢。于是，曾的农贸市场建设几乎陷入瘫痪。至此，曾算是领教了王石宾名言的涵义——王所指的“宾馆”就是他所“控制”的看守所、拘留所，在里面每天只有一只辣椒三两米饭；颜玉龙所指的“双规”就是：他随时可以派人跟着你及你的家人，叫你彻底失去自由，不得安宁。

　　2005年5月，许献忠还以追讨欠款名义把曾告上法庭。2005年7月21日，曾出庭应诉，曾及其律师举出大量证据，并拿出和许献忠等人关于这笔赌债的谈判录音，举证该赌债不应受法律保护。法庭上，许连该笔巨款在哪里、什么时候借的都说不清楚。

　　庭审结束，曾尚未走出法院大门，永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几名警察便将其扣住，以涉嫌赌博罪宣布对其刑事拘留。后在当地政府及有关领导的干预下，曾在看守所呆了五天被取保候审。

　　一审法院判曾败诉。曾上诉至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曾提供的录音证据有瑕疵”，不足以认定是赌债。于是曾再次败诉，无奈之下，曾只好远走他乡。

　　一位受害人父亲颇有感触地说：“这伙人做恶太多，没有想到会是政府出面打击，以为会是受害者以牙还牙，以黑制黑。”话语朴实，但耐人寻味。

　　据接近专案组的知情人提供的证据表明：“6?28”案背后除了王石宾外，还有更大的“官”与该团伙有直接关联。

　　就在专案组对团伙骨干成员屈国春家里进行搜查时发现，由于走漏风声，屈已将所有财产转移。在匆忙中，屈却遗留下一张银行账单在保险柜里。这张账单显示：今年1月13日，屈分两次将四十万现金转入永州市委个别主要领导账户。而此后不久，这名领导又将该款分两笔转至自己其他账户。

　　接近专案组的知情人士透露：在该团伙另一成员邓恒家中又搜到一张永州市委主要领导的儿子向其出具的借据。而对许献忠的审讯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供出这位公子和自己合伙放高利贷的事实。


国务院在国土资源部新设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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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往讯】据中央政府门户网消息，为了加强监控对地方土地政策落实情况，中国将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在国土资源部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

　　国务院授权国土资源部代表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一名，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兼职副总督察一名，由国土资源部一名副部长兼任；专职副总督察(副部长级)一名。国家土地总督察、副总督察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主要职责是：拟定并组织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工作的具体办法和管理制度；协调国家土地督察局工作人员的派驻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国家土地督察局的工作；协助国土资源部人事部门考核和管理国家土地督察局工作人员；负责与国家土地督察局的日常联系、情况沟通和信息反馈工作。

　　当局陆续推出房价宏观调控政策，地方却并不热心实施，因为土地已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房地产问题上，一方面社会不满声音高涨，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进一步加剧。

　　据国土部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指，今年前五个月，国土资源部门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二万五千多起，违法占地在一些地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

永州官黑勾结开赌场 多名老板被迫去赌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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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宾，原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同时也是永州黑势力团伙的保护伞和后台老板。该团伙利用赌博和高利贷陷阱，将当地多名私企老板拖向深渊，

　　邹顺生是一个依靠养殖生猪、做农业开发发展起来的个体老板，几年前，在永州市有一个年产五千头生猪的养猪场和多处房产。2004年6月份，邹的一个朋友因为资金紧张，找其借了一个土地证，在银行贷款三十万——他的这位朋友其实已经被颜玉龙手下拖下了水——深陷赌场、债台高筑。为了追回土地证，邹无奈之下陪其进入颜的赌场，希望能在他赢钱的时候，尽量挽回自己的损失。

　　可是，几次下来，邹的这位朋友不但未赢分文，反而越陷越深。在朋友的要求和颜的马仔多次怂恿下，邹把自己身上的六十多万元现金输光。此时，颜的一个名叫刘永波的放高利贷的马仔，主动提出帮邹打几盘牌赢回来，结果不但未赢，一盘牌就输掉了19万。自然，这笔债又算到了邹的头上。

　　这19万过了不到一星期就被对方要求在两个月之内归还24万。无奈之下，邹只好认栽，把生产资金都拿出来还了颜24万。

　　得知邹要拿回土地证的心病，颜又主动提出拿三十万现金给银行，买下邹的该处地产。出于对颜这伙人的了解，邹违心地答应了这桩交易。未过多久，颜却提出这土地不要了，要邹还钱。而且自从银行拿出土地证之日起，每个月按1毛的利息计算，又强行将邹价值三百万元的九个门面扣押——邹再次发蒙。

　　当他提出这么做不合理时，颜手下人个个凶神恶煞，摩拳擦掌。为了不受皮肉之苦，邹再次认栽，被迫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下欠条。三十万元本金每个月的利息为4.5万元。一个月之后，颜又找到邹说利息要调整：由原来的“每月一息”，调整为“每三天一息”，即由先前的三十万元本金每个月利息4.5万元，调整为每三天利息4.5万元。也就是说，三十万高利贷，一个月下来本息就高达75万元！

　　颜及其手下还多次威胁邹称：“老板找你必须随叫随到！”据邹及其家人回忆，有时候半夜打电话叫邹过去，邹不敢有违，否则颜就派人来大吵大闹。邹在一个月时间内，就被颜玉龙一伙“召见”了二十多次！如此下来，邹在家实在无法呆下去，只好把养猪场转包，尽管家里有产有业，自己却只能“出逃”到外地打工长达一年之久！

公安局副局长为幕后老大 揭密永州黑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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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宾，原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同时也是永州黑势力团伙的保护伞和后台老板。该团伙利用赌博和高利贷陷阱，将当地多名私企老板拖向深渊，而且王石宾还直接放贷，目前有直接证据的放贷数额已高达4500万元。

　　在该团伙中，表面上是颜玉龙、屈国春、许献忠、陶春生四个头目出面经营赌场或控制其他场所，但四个人都以王石宾为靠山，受王石宾的控制。四个人又各自豢养了自己的马仔和打手。

　　聚赌、放高利贷是该团伙主要敛财手段。该团伙成员先掌握永州市及各县有钱老板的名单，然后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约老板们出来“喝茶”、“玩玩”，一次不行两次，如果不来，就是看不起他们。老板们碍于面子，再说怕他们找麻烦，只好硬着头皮去“玩玩”，往往一被缠上，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据粗略估计，永州市至少有不下三十位数千万资产的老板因为涉赌而濒临破产。

　　该团伙中，又以颜玉龙的势力最大。颜玉龙，永州市冷水滩区人，今年32岁，其在永州的名声可谓无人不知。

　　1994年，颜伙同他人在当时的冷水滩造纸厂与人械斗，颜手持砍刀，将对方多人砍成重伤。颜玉龙因此获罪7年零6个月。1998年，颜通过关系，提前释放。

　　在外界看来，颜玉龙从此因祸得福，和永州市(当时的零陵地区)公安局冷水滩公安分局局长王石宾建立起了深厚“关系”。

　　据知情人士介绍，1998年颜玉龙出狱后，身无分文。这几年来既没有做过一分钱生意，又没有做过一个工程，短短几年时间过去，如今已经是宝马、奔驰名车出入，生活极尽奢华。

　　颜玉龙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暴富，与王石宾有很大的关联。他与屈国春、许献忠、陶春生等人各自网罗大量社会闲杂人员，通过敲诈勒索、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等非法手段敛财。他们通过和王石宾的紧密合作，把矛头直接指向永州当地有资产和经济实力的老板，设套把老板们带进套子里，再实施洗劫。

　　后来王石宾升任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禁毒、监所等工作，还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王的这一身份，无疑加大了对这个团伙的保护力度。

　　在专案组掌握的证据中，一方面，王石宾就是将自己一部分灰色收入交给颜玉龙等人“打理”，即在赌场中放贷，收取畸高利息。另一方面，就是在颜玉龙、屈国春、许献忠、陶春生等人的赌场中享有干股，在“抽水”中获利。

　　于是，“通过王石宾的整合，永州的黑、白两道真正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只不过黑、白两道都是为他自己牟利罢了。”永州市政法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干部这句话耐人寻味，“王石宾就是一个双面人，开会时，在台上关于扫黑除恶的话题做报告时，一副人相，俨然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干的是‘鬼’的勾当，就是一个黑帮老大。”

　　另据专案组介绍，有足够证据显示，该市公安队伍里，除了王石宾外，还有多名民警也不同程度参与到该团伙中开庄设赌、直接放高利贷。有知情人士说，在当地，想和警方搞好关系，除了请客送礼，还有一条路就是找有关人员借高利贷。

影响外资地方政府抵触 两税合并初审或再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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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争议一直很大的两税合并八月能否进入全国人大初审，尚存不少变数。据悉，目前争议集中的焦点在税率定为多少才算合理。

　　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一位人士证实，“是否8月就能审议还不好说。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来不及，就顺延到成熟的时候再审议。”

　　而在头两天，即7月18日—19日，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专门就全国各地陆续交上来的关于两税合并提案组织了两场座谈会。一场是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以及研究机构、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一场是各类企业如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等参加。

　　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人士透露，“因为涉及到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的利益分配，大家发言非常踊跃，讨论了税率等12个方面的问题。”

　　一位与会人士说，“还有个别地区需要做工作。”尤其是一些沿海发达地区，“要求保留优惠政策。”

　　但他也表示，“如果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仍然保留，不仅达不到公平竞争的目的，宏观上（内外资所得税税率）差距会越来越大，对国家不利，对社会协调发展也不利。”

　　据了解，接下来这段时间，全国人大将组织调研组到西北地区就此展开调研。此前，全国人大已对东南、中南三省六市做过相关调研。

　　全国人大一位人士表示，“争议主要在税率上。”在上述两场座谈会中，“普遍的看法是国际中等水平的24%—26%的税率比较合理”。

　　但这个税率并没有得到地方的认可。上海人大预算工委的一位委员说，“我认为这个税率（24%—26%）比较高，20%—21%比较合理。”

　　早在今年3月20日，上海人大预算工委就已经召开了一个由各类所有制企业财务总监和主要工业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现有税法中的纳税主体、税率差异、税前列支、减值准备金等规定谈了各自的看法，并对优惠政策调整、核算制度统一、配套制度衔接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外资企业意见比较大。”

　　后来，上海人大把最终的讨论结果“及时反馈给了全国人大，希望立法能考虑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上海的建议是“改革初期应设立过渡期，分行业、分区域、分步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在上述全国人大召开的座谈会上，上海的想法具有代表性。

　　上述全国人大人士表示，“如果两税合并成功，一定会给出过渡期，因为以前的承诺也要遵守。多数认为是3—5年。”

　　此外，上海浦东新区有关部门，还曾给包括国家税务总局在内的国务院有关部委提过这样的建议：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变，给予在浦东新区的中资企业尤其是中资金融机构及中资金融中介机构（目前所得税率是33%）和外资企业一样，享受15%的所得税率。

　　即使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在两税合并上也存有争议，并有抵触情绪。

　　“（税率）要是统一了，对我们这些省份来说，不公平。”安徽省政府一位官员就这样认为，“现在中部地区正是利用外资的大好时机。”

　　对此，上述全国人大人士则认为：“正因为有些地方还要做工作，统一思想，所以8月进入初审有些难度。”

　　但从总体来看，全国人大对推行两税合并改革的思路已定，即综合考虑国家的财政能力、企业的负担能力、周边国家的税率等等，“既要体现公平竞争，又有利于提高国内竞争力。”


改革十年中三十万家企业和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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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官方新华网一篇报道引述中央党校专家说，去年一年，就有三十万家企业倒闭。专家警告，中小企业发育不良，将严重影响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

　　新华网刊登的文章引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告说：“去年全国倒闭了三十万家企业，1994到2004年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周天勇警告说，“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没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再怎么分配都没有用，关键是要鼓励创业。”

　　他认为，虽然中央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很多，但由于过去体制没有转过来，具体落实效果不好。首先，中小企业创业准入门槛高。擦皮鞋这样的劳动型创业在国外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必须注册，否则就是非法经营。

　　提到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周天勇说：“什么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很多个体户和企业不堪重负。”

　　此外，收费罚款环节各部门重复交叉执法，审判难、贷款融资困难、到政府部门办事难等因素也使得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虽然政府不断推出扶持小企业的激励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被拦截。

　　报道引述一位知情者说，每年北京有大量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

　　他说，更让人吃惊的是，就在中小企业因资金紧缺“卡脖子”的同时，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五年以来只放了不到十笔。

　　周天勇强调，中小企业的发育不良除了在经济上造成投资过大消费过小，工厂生产过剩的严重后果外，还将严重影响社会分配。

　　他说，中小企业在数量上的缩水会带来高失业率，不利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长。在整个国家分配中形成劳动力分配少，资本分配多，居民分配得少，国家分配得多的状况，最终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基尼系数升高。

国家电网“降薪”和铁路职工“哭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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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了几十年的铁路职工，近十年来，实发工资始终在500—650元之间徘徊，加上奖金，月收入也不到1500元。但是电力部门的一个普通职工年薪都有十万。

　　同为垄断行业，为什么收入差距会那么远？

　　将铁路系统跟电力系统等垄断行业进行仔细比较、分析之后，就可以发现：垄断化程度越是高的行业，收入就越高；垄断化程度越是低的行业，收入也就越接近职工的平均收入。

　　事实上，铁路系统的非核心业务逐渐剥离，铁路经营走向市场化的脚步在加快；同时，在高速公路越来越多、公路系统越来越完善的形势下，铁路运输还面临着来自公路运输的巨大竞争和挑战；再加上铁道部近年来加大了改革力度，鼓励社会资金参与铁路建设运营。多种因素之下，铁路系统的垄断化程度确实在不断降低。

　　而电力系统等垄断行业，尽管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但是从大角度看，“垄断坚冰”依然难于打破，在市场化道路上步履蹒跚。正因如此，电力系统职工普遍高薪也就不足为奇。

　　因此，“电力系统降薪”和“铁路系统哭穷”反映的现象虽然恰恰相反，但是却指明了一条垄断行业改革的必由之路：在凡可行市场化的地方，必须坚决打破垄断局面，构筑市场竞争之生态环境，政府应该主导垄断组织的“拆分工程”；而在不宜市场化的地方，政府必须强化管制，构筑严密制度来约束其恃强凌弱的自利性与懒惰、保障其服务社会的公益性及高效性。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能搞好的，政府在绝不插手的同时，还要力促其市场化进程——历史经验也已证明这一规律的正确性。（作者：邓璟）

山西205名官员因涉嫌保护地方黑恶势力被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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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山西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打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打黑除恶”年，而“打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中国政府与顶级富豪们互相需要却又互相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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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平均身价高达人民币22亿元的中国顶级富豪缺乏安全感。

　　另一组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现象，根据外国一家情报咨询公司的报告，2006年前六个月，虽然进入中国的资本（海外直接投资，FDI）同比掉了0.7%，从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资本流入却分别增加了9.75%和12.42%。

　　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被不少中国富人当作避税天堂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中国企业利用“离岸注册”的方式洗钱，回头又以“假外资”的身份投资中国（尤其是越禁越火热的房地产），享受超国民待遇。

　　在避税以外，对自己在中国的未来没有安全感，或许也是富豪纷纷把钱往外挪的重要考虑。

　　把资金转到海外后，一方面回头来大陆投资，另一方面在海外置产，已经是中国有钱人的典型行为。大陆新富在北美、欧洲、澳洲和东南亚买房地产早就不是新闻。以加拿大为例子，据新华社报道，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已渐渐成为温哥华房地产市场的新主力，而且多数是供自己或子女居住之用，并非买进卖出的短线投资行为。

　　这种矛盾现象其实并不矛盾，富人在中国致富，也觉得依然可以继续在中国致富，因此不断投资；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荣景能维持多久，更深层地说，他们不知道花无百日红之后，自己是否会成为同胞眼里的过街老鼠，因而也就遵循古人的狡兔三窟之说，为子女家人先安排好退路。

　　中国富人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有多重，一来固然是因为体制的不健全让许多人靠腐败牟暴利，引发社会“仇腐”进而“仇富”的普遍心态；二来许多靠正当手段致富的人还属于第一代企业家，对于财富的社会责任没有认识，自然也形成他们为富不仁的社会印象；更关键的还在于他们长期在共产均富的意识形态下成长生活，短期间虽然累积了财富，却还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换句话说，他们是个别的富豪，还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富豪只有个人利益，没有阶级利益，只能自扫门前雪，无暇顾及社会的瓦上霜。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在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发现，一个县的经济成长，与政府是否积极招商（FDI的多寡）没有必然关系，反而与该县私营企业家占人口比例有直接关系。私营企业家比例越高，该县的经济就越活跃发展；反之亦然。

　　中国鼓励企业家入党，接受调查的顶级富豪有近一半是中共党员，但是在坚持一党执政的意识形态下，中国很难允许资本拥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换言之，执政当局对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抱持猜忌，非但不会支持，恐怕还要加以遏制。因而可以断言，中国富豪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还将缺乏安全感。

　　可是，按照陆学艺考察的结果，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离不开私营企业家，他们队伍的壮大也可以预见。假以时日，数目越来越多的他们必然要发展出独立的阶级人格、身份与认同。届时中国政府如何对待这个局面，将又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考验。

退休金2040年将出现万亿赤字 养老保险急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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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中，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不然的话，到2040年中国的退休基金体系将出现2.5万亿元人民币的赤字。
　　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每个职工必须设立一个个人养老帐户，雇员和雇主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规定，每个月必须存入工资中一定比例的钱。待工作员工退休后，按月从帐户中支取退休金。
　
　　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设立社会统筹基金，同时跟个人帐户相结合。新规定要求，公司企业雇主交纳的养老金部份不再划拨进职工个人帐户，而是拨入雇主所在地设立的统筹金。而职工个人仍按过去一样，将工资的一定比例存入个人退休金帐户。但统筹金将支付所有退休人员的基本退休金。

　　把企业雇主交纳的养老金部份纳入统筹金在社会中进行统筹使用，不仅能改善目前中国国家养老金体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而且还能保证个人帐户中有足够的存款。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中国一些地方常常把年轻职工个人帐户中的存款结余，支付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导致在职职工个人帐户的大约6千亿元人民币被挪用。

　　美国俄亥俄州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所长，经济系教授张欣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运作，需要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共同承担:

　　“国家要统筹分配，国家要负担一部分，保护比较穷的地方。个人自己负担一部分，多付了，将来可以多拿一些保险。企业交纳保险金，可以作为一个企业的红包，等于给职工福利。所以说，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此外，张欣教授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如果能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障税，能缓解现有赤字的缺口。

　　“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开征社会保障税，养老金还没有普遍的征收。如果普遍的征收，个人交5-6%，企业交8%，总共有13%。这样的话，至少可以把一个明显的缺口弥补掉。”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承认，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城镇化是现行的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的严峻挑战。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未富先老”高峰，届时每三个中国人就有一人达到退休年龄。不过，美国俄亥俄州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所长张欣教授并不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前途一片灰暗。

　　他说:“中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成为中国红利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来的基础比较低，到那时生产力可以大大提高。另外，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成为一个大大的资本净流入的国家，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将来的子孙可以到国际上去购买劳动和服务，这个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一个红利。”

　　张欣教授说，到今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超过一万亿美元。他说，在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净资产，届时能对维持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延续发挥重要的助力。

　　张欣指出，虽然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艰巨的挑战，但他认为中国老百姓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养老保险，而是医疗保险。很多人的贫困，不是因为养老保险金不足，而是根本没有、或者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险来保证他们安度晚年。这才是政府应当特别要正视的问题。

身兼黑社会老大 湖南永州警局高官被公安部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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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湖南原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因涉嫌充当黑势力团伙的保护伞和后台老板，现已被公安部拘留归案。王石宾直接证据的放贷数额已高达4500万元人民币，被民间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

　　据相关人士介绍，因为王石宾案件复杂，在公安部直接部署查处该案件时，一直没有惊动永州市政府。

　　7月15日，湖南省公安厅电话通知时任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工作，并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的王石宾，要求他中午以前务必赶到衡阳参加“打黑除恶现场经验交流会”。

　　王石宾在赶往衡阳的半路上，被湖南省纪委和省公安厅拘捕，同时被拘捕的还有王的司机黄某，7月16日，王的妻子亦被拘捕归案。

　　据查，司机黄某实际上还是王的“管家和账房先生”。黄某向专案组提交了别人向王石宾夫妇借高利贷的借据，总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其中两笔最大的高达600万元，约定利息最高的为月息1毛4分，远远高出银行贷款利息。

　　同时黄某还证明，王在永州及其它地区还有个人投资和大额资产，并在其黑恶集团窝点永州水电宾馆占有相当股份。

　　与此同时，永州黑社会团伙主要成员颜玉龙、许献忠、屈国春、陶春生等人相继落网。专案组在该团伙另一名主要成员许献忠家中搜出当事人向他借高利贷的五千多万元凭据。

　　据悉，王石宾牢牢控制了以颜玉龙等四个头目为首的黑社会团伙，由王石宾出谋，颜玉龙等该团伙成员先掌握永州市及各县有钱老板的名单，然后约老板们出来“喝茶”、“玩玩”，使得老板们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据粗略估计，永州市至少有不下三十位数千万资产的老板因为涉赌而濒临破产。

　　王石宾控制的黑社会组织除了开庄放赌、放高利贷等问题，还涉及私藏枪支、贩卖毒品，并以此通过控制当地市场、码头、矿山等场所，强买强卖、非法敛财，有上百名成员，且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底层打手们每天除了护场子、讨债，还要进行“军事训练”。

　　永州市政法系统某领导说：王石宾开会时，每每谈到扫黑除恶的话题时，总是义正辞严，俨然是“正义的化身”；没想到，在背后却干的是“鬼”的勾当，是一个藏得严严实实的“黑帮老大”。永州市公安队伍里，除了王石宾外，还有多名民警也不同程度参与到该团伙中开庄设赌、直接放高利贷。
　　
　　知情人士透露，该案背后除了王石宾外，还可能有更大的“官”与该团伙有直接关联。www

走在体制最前沿却跑在法律边缘的中国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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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投机成为了一代富豪的起家根源。

　　有人说“中国富豪榜”就是“中国囚犯榜”，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偏颇，但是随着不少“富豪”的落马，人们发现在这些“富豪”当中，许多财富的来源让大众耐人寻味。在周正毅们一个一个地倒掉后，也难怪许多“富豪”们再也不愿媒体过多地去谈论他们的财富。

　　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富豪，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总是显得那么的脆弱，他们总是难以将自己的“财富”暴露在阳光之下。有些富豪在追求财富的时候，总是走在体制的最前沿，甚至是一直在法律边缘奔跑，他们总是以各种名义来掩饰自己财富积累的过程。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未来的劫数，但金钱的诱惑总是让他们在关键的时候选择铤而走险，财富成为他们走向沦落的“源动力”，而他们的沦落和以前的富豪沦落比起来，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面对未来，这些富豪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自己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其实，也没有人能知道他们未来会是怎么样，但是人们可以相信他们必然会为自己曾经所积累的“财富”付出应有的代价。

　　中国的不少富豪之所以能够一夜暴富，并非仅仅在于他们的违法乱纪经营，也并非在于他们本性的原罪，而是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不完整性或缺陷。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制度还相对比较缺乏的时候，投机成为了一些富豪的起家根源。

　　当他们在利用制度的缺陷拥有一笔灰色财富以后，总是希望能将自己的财富做大，由此一个又一个谎言便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需要在赢得公众信任后，才能正大光明地让自己走上台面。

　　时间总是会让历史恢复其本身的面貌，他们既然不是第一个落马的富豪，当然更不可能是最后落马的富豪。随着非公经济的崛起，相信中国未来会有更多的富豪诞生，但相信人们再也不愿意看到那些不可告人的财富在中国衍生。

局级官员年薪六十万 传劳动部将拿国家电网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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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权威人士透露，中央已经开始对垄断行业的收入状况进行一定的调节，并通过其内部改革，将收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国家电网公司率先开始具体实施。

　　这位人士还表示，尽管“垄断”一词目前还无法准确定义，但国家电网公司毫无疑问应该归于此列。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力系统专家说，他曾从中国电力联合会处听到消息称，这场控制收入的行动，直接来自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其的要求，“国家电网公司在两三个月前就开始调节收入，有三种下调比例的说法，分别是40%、30%和27%。”不过，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没有公开证实这一说法。

　　上述专家透露，国网公司的处级干部年薪在未调整之前约为三十万至四十万元，司局级干部的约为五十万至六十万元。

　　而在上述收入中，工资占其中不到50%的比例，更多的收入以各种“额外奖金”的形式发放，“比如完成任务奖啊，超收电量奖啊。”他说，部分员工每月住房补贴达数千元。

　　有电力监管部门人士也证实了国家电网公司处级和司局级干部拥有上文提及的普遍收入水平。他表示，在某些区域电网公司，工资占收入的比例较小，其余部分也有以巨额保险的形式按年发放。这位人士表示，原在中西部电网系统工作的他，曾领过的单项最大保险金额超过十万元。

　　知情人士表示，此次控制收入的行动，在具体落实上，国网公司员工的许多津贴被列为不准发放的“工资性收入”，“比如部分多交三倍的养老保险金，部分住房公积金等，都在6月份开始停止缴纳。”

　　这位人士称，除了国网公司之外，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大发电集团也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调节收入行动。

土地反腐风暴在多个省市悄然展开 席卷地产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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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指，一场涉及中国多个省市的反腐风暴正悄然展开。迄今为止，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被中纪委“双规”。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披露出来的高官落马事件来看，背后均拉扯出一窝官员。

　　有迹象表明，此次反腐风暴与已然风声鹤唳的房地产市场有直接联系。此次对不法官员的查处，基本都涉及到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房地产业。

　　2006年7月20日，位于合肥市长江路的安徽省政府比往日热闹了一些，但进出的大小官员脸上都异常严肃。中纪委一行人目前正驻扎在安徽，对由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引起的窝案进行进一步调查。据悉，此次调查范围将十分广泛，前后牵涉其中的各级干部正不断增加。

　　安徽省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现在不少人被中纪委喊去协助调查。”

　　反腐行动不仅仅在安徽。近日，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被双规，目前正在唐山受审查。据悉，中纪委已拿到李宝金涉嫌在房地产上谋取巨大利益的证据。有消息说，李宝金被双规的原因，与浩天房地产公司有密切关系，而此前浩天公司董事长王小毛已遭中纪委调查。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李宝金在天津的房地产界影响非常大，虽然检察院的事务与商业扯不上关系，但天津的地产商都争先恐后地结识李宝金。而很多人都知道要买房子就要找他，只要李宝金给地产商打声招呼，到手的房子比市价便宜将近1000元/平方米。”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逃往美国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因涉嫌违规拆迁和贪污等问题，也于日前先后遭“双规”。

　　而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此前被“双规”也于房地产有关。坊间传闻，外商向中央直接举报刘志华大搞“权色交易”、收受外商巨额贿赂、插手重点项目、非法为公司做贷款担保、批地黑幕等诸多问题。

　　在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也因涉及到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被“双规”，据悉，李大伦疑涉1.2亿元住房公积金遭挪用“豪赌”案和嘉禾拆迁案，主管城建和房地产的副市长雷渊利和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也被“双规”，一批官员被相继查处。

　　一位官员分析说，“在房地产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已经很久了，这让中央的很多次地产调控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这次中央的用意显然是借查办刘志华整顿混乱无序的房地产市场，甚至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一场房地产反腐风暴。”

　　不过，从此次全国反腐风暴的规模与所涉及官员“规格”来看，显然不能将反腐败的目的归为治理房地产市场。


解密中国领导人的御用安葬地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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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谈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总给人一种神秘联想，因为它是中国领导人的“御用”公墓。不管毛泽东时期的老将朱德、彭德怀，还是老邓时期的陈云、姚依林，新闻里“安葬八宝山公墓”，是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功勋的认可。然而今天，神秘色彩即将褪掉，它将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墓。

　　过去这里曾是明清两代太监养老送终的世外桃源，因盛产红土、耐火土、青灰等八种矿产而得名。1946年，国民党政府将这里改建为忠烈祠，1949年中共建政后，成为中共领袖的长眠地。

　　公墓大致分为墓区与骨灰堂。墓地或骨灰安放，主要是按生前政治级别而定。位于一百五十亩地公墓北向顶端的一墓区，安葬中共国家领导人及副部级以上干部、民主党派领导人士，是公墓中政治规格最高的地方。

　　来到这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便是1950年过世的中共前领导人任弼时。他是1949年建国后第一位去世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八宝山建成后入葬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因此他的墓被称为“八宝山第一墓”。望眼放去，任弼时的墓规格最大，面积达三百平方米，中共十大元帅、上百上将的墓地都比不过他。

　　工作人员说，任弼时墓完成后，第一届中央政府副主席、民盟副主席张澜墓，就挨着任弼时墓的西侧放；五五年中共纪念瞿秋白逝世二十周年时，决定把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到八宝山，并葬于任弼时墓东侧。于是，第一墓区就在这基础上形成。

　　后来，第一墓区范围越来越大，便形成自然的排列位置，例如以任弼时墓为基准平行于两侧的，分别为政治局常委级人物，包括彭真、姚依林、陈云、宋任穷、李先念。特别的是，一墓区东侧（东一区）主要是中共领导干部，西侧（西一区）则多为民主人士，其中不少教育、文化界著名人士如徐悲鸿、闻一多。

　　“西一区”墓地，有1998年过世的书法家舒同的墓。九平米大的墓地由汉白玉、砚台石及将军石砌成。工作人员说，舒同这墓地少说花了上百万。1998年过世的舒同，墓碑上镌刻着夫人王云飞的名字，王还在世，显示西归后也将和舒同葬一起。舒同以特批形式享政协副主席待遇，墓地因此为九平米。

　　整个墓区中，还有不少夫妻合葬或即将合葬的墓碑，如2003年过世的李富春与蔡畅，去年过世的宋任穷与未亡人钟月林，徐海东与周东屏，邓子恢与陈兰，罗荣桓与林月琴。但工作人员说，在另一区的“骨灰堂”，骨灰摆放就完全按生前级别，也因此，陈毅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就不能和陈毅共置一室，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也同样分属两地。

　　从一墓区下台阶，被称为“二区”。东二区主要是“四副两高”（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国家元首副职，及高法、高检正职）人物，如方毅、董其武、耿飙；“西二区”则主要是高级将领如罗荣桓、秦基伟、聂荣臻，每位将领墓碑上都镌刻“星星数”，像徐海东墓上镌刻了四颗星。

　　除“最高规格”栖息地外，还有名为“革命公墓骨灰堂”的地方，这里只准家属进入，不对外开放。1960年代毛泽东提倡火化后，公墓将原护国寺殿堂改为革命公墓骨灰堂，28个骨灰室里，当属一室最具历史价值。

　　这里不仅安放朱德、彭德怀、贺龙、陶铸、廖承志的骨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及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骨灰也都在此。由于中共建政前，这里是国民党的忠烈祠，包括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位抗战将领，也都安葬于此。

　　经历五十多春秋后的八宝山公墓，随时代演变，如今已褪去神秘面纱。工作人员说，公墓已买下后方二百多亩地，计划改制为首个国家公墓。神秘色彩褪去后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来也不能免除商业化命运了。


福布斯富豪榜列第16的沪商张荣坤被当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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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以49亿元财产总值名列第16名的上海富商张荣坤，因为涉嫌在四年前非法取得32亿元的资金，用作收购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的经营权，现正被有关当局调查。

　　知情人士称，身兼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巿工商联副会长的张荣坤目前接受调查，但福禧控股则对外表示事件复杂，不能透露。

　　而涉嫌向他提供“贷款”的上海巿劳动及社会保险局局长祝均一，也被传遭“双规”。祝均一因为在2002年前后动用上海社保基金高达32亿元的资金，贷款给张荣坤旗下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已被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措施。

　　据悉，近年活跃于上海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福禧控股，2002年收购上海城投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的股权，后者是沪杭高速上海段的经营主体。

　　一名曾与福禧合作的人士称：“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出让沪杭高速上海段的控股权时，上海市市政局内定的标价是36亿，但后来福禧投资仅以32亿元一举拿下。”

　　他透露福禧收购沪杭高速背后的真正出资，是来自上海社保资金，但该笔总额32亿的巨额资金，却仅有11亿元被用在沪杭高速。

　　张荣坤本人相当年轻，今年只有38岁，曾就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专业，获硕士学位。平时带眼镜，身材稍胖，但很斯文，经常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张荣坤有过金融行业的工作经历。后来通过从事粮食加工、家具制作等行业积累了很大的财富。在苏州昆山还投资了一个工业园区。

　　在2002年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控股权后，张荣坤一下子成为上海民营企业中最炙手可热的公共人物。

　　同时，在2002年一年，张荣坤在上海一下子拥有了众多公共机构的头衔：5月7日，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7月4日，成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8月17日，成为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同年获选上海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一职。

唐山大地震纪念升级国家级 胡锦涛将率千人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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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7月28日将是河北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届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率领千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唐山，出席纪念活动，发表悼念讲话，向在那场大地震中死难的二十四万亡灵献花致意。这将是中国首次以“国家”规格为唐山大地震举行悼念活动。
　　据悉，唐山大地震的悼念活动本来由河北省和唐山市负责。此前，海内外共有约六十家媒体、共三百名记者应邀抵达当地，准备报道当日的纪念活动。

　　但有消息指，由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由一个政治局常委级的国家领导人率领一个千人代表团前往唐山出席纪念活动，随团的包括中央各部、委、办的领导，以及当年为抗震救灾做出贡献的解放军代表，因此纪念活动的主办权已经转手，境外媒体采访纪念活动的要求也将无法安排了。

　　将纪念活动提升为“国家级”，是中央前不久才做出的决定，活动主办权因此转移到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手上，而宣传工作的统筹，也改由中共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负责。

　　此外，民政部、国家地震局等相关部门都已经接获通知，要为此次纪念活动最好相应准备，而各主要媒体，也已经陆续展开造势宣传活动。

　　去年发表《唐山警示录》文章的唐山籍作家张庆洲表示，三十年前那场灾难不仅是唐山的灾难，也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以国家名义悼念二十四万遇难亡魂，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七点八级大地震，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夷为一片废墟，夺走24万人的生命，并造成16万人重伤。但经过三十年的重建，如今唐山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七百万，市区人口约三百万，成为中国北方主要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