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扩招 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越来越远

为钱扩招 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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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认为，盲目扩招会影响教学质量，尤其是对那些顶级大学，中国大学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优秀的师资，而不是优秀的学生。

　　看来，斯坦福大学校长对中国高校扩招是颇有微辞的。这一言论，颇让中国大学校长们尴尬。事实也证明，此言一出，在网上又开始了对中国大学的新一轮批评。

　　各校长对约翰·亨尼斯的言论定会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中国大学的扩招真的是“盲目”的吗？中国大学扩招其实是有计划按步骤实行的，而绝不是“盲目”进行的。

　　可以说，中国每一所大学的扩招都是经过详细调研的，而且都有洋洋洒洒的计划书。这一行为与“盲目”实不相关。我们看，约翰·亨尼斯和内地校长的办学理念不同，由此才产生了对扩招的理解不同。

　　约翰·亨尼斯认为，扩招会影响教学质量，其主要体现在师资的不足上。他说：“最顶级的教授，向来是极少的、缺乏的。假如有人愿意出足够的钱，让斯坦福大学扩张一倍，但要保证教学质量不降低，我想至少需要二十年时间”。

　　这就是理念的区别，他为教育质量有钱也不愿轻扩。而中国高校根本就不同，他们为了钱而前仆后继去扩。

　　扩招对大学带来的最直接收益，那就是钱。有了学生就有了钱，富校的诱惑力，有时比名校的诱惑力还要大。中国大学其目的本在钱，为了钱就要扩招，这一思路盲目吗？不盲目，清醒得很。办学理念不同，对扩招的理解也不同。

　　此时正值高校招生之际，先是香港高校的进入让北大清华有了二流之说，这时更有斯坦福校长的盲目扩招之说，让中国高校如芒刺背。这应该会引起内地高校的反思，但是这种反思不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而是会朝着对金钱的追求，对扩招的向往中去。

　　在香港高校和内地高校对高考状元的争夺战中，让内地高校很失望的是，在争夺中，他们落了下风。此时内地高校校长们肯定不服，他们一定会想，如果我有钱多好，一个学生发五十万，何愁优秀学生不来？

　　而且斯坦福校长说“中国大学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优秀的师资”，一流的师资也得靠钱来吸引啊。这两件事，很可能会更加刺激内地高校校长们对金钱的追求。在现实情况下，扩招是高校聚集财富的最好方法，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今天高考竞争，不仅仅是分数的竞争，更有金钱的竞争。一个家庭富裕或者父母有地位的学生不可能没有大学上。可以说，今天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肯定都会有大学上，只不过是北大清华和普通大学、公办和民办的区别。再不行的话，还可以选择出国上学。只要有钱，一切皆有可能，这一切拜扩招之恩。

　　在对金钱的追逐中，我们拼命扩招，在扩招中，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了。约翰·亨尼斯说，“目前世界上有二十多所顶尖级的大学。如果扩招，也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保证质量，维持原有的教学水准。”

　　这里他说的是世界顶尖大学，我们有吗？中国大学有志于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吗？即使我们用上放大镜，很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作者：毛建国）

“格式化”的教育下被“圈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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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表示：“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被‘格式化’了。”结果就是，受“格式化”教育的一代人缺乏创新精神。

　　的确，目前的中小学教育甚至大学教育，都有很明显的“格式化”特征。学生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就接受“格式化”教育，学钢琴，学数学，学外语等。到了中学，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就更加“格式化”了，所有的教育就是瞄准一个目标：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在这期间，学生很难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获得的只是老师机械的知识灌输和家长的好好学习、考所好大学的叮嘱。在“格式化”教育的体制下，中小学就成了大学的“原料加工厂”，其“产品规格”也大体相同。

　　由此想到一个词：“圈养”。“圈养”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动物放在笼子等固定场所饲养；二是“圈养”能够大规模成批量生产。在目前畜牧和水产品等需求量大的情况下，很多动物都是“圈养”的，如猪、鸡、鸭、鹅等等。同时，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圈养”的动物吃起来不仅味道不好，而且竞争力无法和野生的动物相比较。“圈养”的鸡、猪等放出来不会跑，“圈养”的鸟放出来它不会飞，动物园里“圈养”惯了的老虎狮子有时还会怕猫呢。

　　动物“圈养”了，就会失去原有的本性，就会失去竞争力；同理，被“格式化”教育的孩子，也会失去原有的天性，失去创新精神。这虽然是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但在“格式化”教育笼罩下的中小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大学“标准化”的“加工厂”。不难想象，这些通过“格式化”教育培育出来的“标准化”“产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到底如何。

　　之所以有“格式化”教育的存在，是因为目前有“格式化”产品的需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基础教育在高考指挥棒下成为畸形的应试教育，给大学培养创新人才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有句话很经典：教育先是把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扼杀掉，再要求他们把创新能力开发出来。”因此，要改变“格式化”教育的现状，就必须改革应试教育，必须改革高招制度。（作者：徐经胜）

大学本科生不值钱与中国高校“衙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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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四次工作会议上，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侯建国这样说。

　　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认为，这几年研究生扩招速度太快，造成研究生质量下降，在很多学校，研究生成了减缓就业压力的工具。“浮躁”，朱清时用这个词来形容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相当于本科生的水平，本科生相当于高中生的水平，公众早已心知肚明。这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教育侏儒化，其来有自，一是扩招，二是浮躁。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点评我国高校时直言，盲目扩大规模会影响教学质量。中科大校长朱清时的“浮躁论”，亦点中命门。诚然，偌大的中国，还有几所大学称得上是象牙之塔？偌大的大学，还能摆下几张安静的课桌？人心浮躁，沽名钓誉，整日都为稻粱谋，无时不为名利计，如此言传身教，莘莘学子怎能心如止水？

　　追本溯源，扩招和浮躁只是表象，它们的背后隐匿着大学衙门化这一操盘手。何谓大学衙门化？即，权力主导一切，大学的组织序列由行政权力来划分。校长的产生类似于行政官员的任命，因此校长要对上负责；大学成了行政机构，本该占主导的教师须仰行政领导的鼻息。人大教授顾海兵曾说过，我国校长对应的级别是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等，此言不虚，据悉，中国目前已经确立了31所大学“副部级”的行政级别。教师与行政员工地位颠倒，贻害最深的只能是学子。

　　以扩招为例。为什么要扩招？强强联合，强弱联姻，终极目标是做大做强，剑指国际一流学府。由此，不惜举债大兴土木，从校舍翻新到轰轰烈烈地兴建大学城，再到引进良莠不齐的人才。尽管如此，师资仍然匮乏，校舍依然短缺，“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生一操场”，研究生翻倍增长，导师无暇以顾，教学质量谈何保证？然而，上至领导下至老师，谁曾给学生一个说法？在一些学校领导和地方官员眼里，只要把学校打造成巨无霸，俨然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绩工程。

　　再来说说浮躁。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曾游学欧洲，很欣赏欧美大学规范的运行机制。担任暨学校长后感叹道，撼动浮躁可真难！因为“一些有形无形的力量会推着你往前走”，“就像一些地方政府追求GDP”。诚然，教师的天职就是培养学生，不是争博士点，抢经费，比大楼。但是，在强悍的行政压力下，谁能置之度外？况且，一些导师的确唯孔方兄是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胡海岩就曾感叹：“有没有办法能够阻止教授呆在学校办公室时想的是公司的事？”如此教授，自然误人子弟。

　　教育侏儒化的后果是什么？通俗地讲就是学生不值钱了，缺斤短两的教育当然培养不出高质量的人才。常常有人感叹，现在的大学跟养鸡场很相似，会下蛋的母鸡不多，既不能产肉、又不能下蛋的公鸡不少。依我看，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连养鸡场都不如，因为学子的家长把血汗钱交给学校，哪会想到收获的却是跳蚤？！往浅处说这是不负责任，往深处说这是祸国殃民。基于此，必须整饬大学里森严的行政序列，弱化行政权力、加大学术权利，同时，增加学子的话语权和博弈权。（作者：王石川）

为何八成贫困生相信上大学可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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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项调查显示：“八成贫困生相信上大学可改变命运”，无疑，这指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命运。

　　当然，如果把故乡的贫困以及因贫困而引发的惨剧的原因，归结为这些贫困生缺乏对故乡的责任感，那绝对是不公平的，而且也会放过真正的原因：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包括大学不合理的收费制度，导致农村贫困的诸多政策和法规等等。但承认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在面对故乡的贫困时可以免去道义上的责任。

　　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是，贫困生对“上大学可改变命运”的“相信”，已经越来越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迷信”了。日前公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表明，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截止5月底还有半数以上未找到工作，66.1%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人民币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低水准，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这就是说，大学生指望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于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之列的前景，基本上可以说是属于镜中花，水中月了。

　　更为吊诡的是，大学生们“改变命运”的愿望越强烈，他们“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就越小。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生，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来的贫困生，即便仅仅是从改变自身命运的立场出发，也应该考虑回故乡去。

　　大学生回故乡去能干什么？更主要的是要扮演能够带领农民在法律的框架内，参与各种利益博弈的政治和思想精英的角色。这些年来，三农问题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各种坑农、害农的事件为什么会屡禁不止？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什么难以打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在利益博弈中，在力量和信息两个方面，都处于一种绝对劣势的状态。

　　而回乡大学生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态：大学生们在信息、能力方面的优势和农民追求公平、富裕及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相结合，就能够有效地将农村的力量整合起来，以一个拳头而不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参与到利益博弈中去，使力量对比钟摆逐渐地向有利于农民的方向回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生也将在这一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成就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者：郭松民）

杨贵妃的荔枝和进贡中央部委的豪华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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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各地方往发改委、财政、科技、交通、农业、水利等部门跑项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面对愈演愈烈的“跑部钱进”之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笑称，“我曾经说过，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工作可能就好多了。”

　　成思危的笑谈不能不令人深思。由北京每逢节前堵车就很严重，不禁想到了不时见诸媒体的天价月饼、粽子等礼品，进而想到了盛唐时期杨贵妃爱吃的荔枝。故都长安，一马平川，一骑飞驰而来，尘烟滚滚，骑者挥汗如雨，行人唯恐避之不及，禁门洞开，新鲜荔枝如期送达，贵妃娘娘顿时笑逐颜开。接下来当然是派送荔枝的地方长官受到皇后和皇上亲睐，唐皇对这种“会办事”的官员往往擢拔重用。凭着给皇上宠妃进献荔枝，古代地方官员换来了越来越大的乌纱。

　　现时代，向某些要害部委“进贡”月饼之类的特产，往往就能搞到项目、获得资金，进而营造政绩，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如此看来，某些“跑部”的地方官员与那些送荔枝的古人好象一个老师教的学生，做人谋事几乎如出一辙，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

　　古代官员不愿意甘于寂寞吃苦耐劳干出一番成绩而更愿意投贵妃所好送新鲜荔枝来获得皇上好感，从而达到升官的目的，这可是“曲线求官”——仕途爬升的捷径。近年来，“跑部钱进（到北京各部委活动要钱）”成了一些地方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的一个重要手段。

　　所以，逢年过节，一些地方党政要员往往投某些要害部委所好，带了各地的“特产”，到北京“办事”来了。这时候，外地车辆都会明显增加，常常造成北京交通堵塞。倘使杜牧地下有知，他或许会慨叹：每逢节日必堵车，只因地方送礼来。更有甚者，索性就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其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地方领导和京城大员之间的“感情”，节日期间，各地驻京办注定要员云集，俨然成了当地政府的第二“行政中心”或“物资调配中心”。

　　届时只见京城特产满天飞，部委贪官开口笑。

　　对唐皇而言，要贵妃不吃荔枝，改吃陕西土特产苹果，恐怕很难办到，因为那是封建皇朝，“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的宠妃哪怕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也得给她摘下来，何况区区一个水果。但现在呢？（作者：真如）


台商团体抵京访问 国台办主任陈云林设宴接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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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左）在北京会见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郭台强

陈云林肯定郭台强 称“历历在目，事事在心”

　郭台强的妻子罗玉珍与女儿郭晓玉（右）、独子郭守富也随团亮相。

【星岛网讯】台湾工商建研会一行94人在理事长郭台强率领下，17日抵达北京访问，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设宴接待。预料，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将在19日会见该团体。

　　郭台强说，此趟被视为是“毕业之旅”的访问，将延续国共经贸论坛合作精神，进一步就台商投资保障协议及奥运商机方面进行商讨，也将拜会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及北京市奥组委等单位寻求合作。7月20日，本身是山西人的郭台强将转往山西老家看看。

　　台湾工商建研会成员及家属百余人17日抵达北京，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率副主任郑立中、李炳才及经济局长何世忠、副局长刘军川，以及即将接任新闻局长的李唯一，共同会见。

　　陈云林回顾郭台强两年任期说，“历历在目，事事在心”。他希望将在8月11日接任新理事长的颜文熙，能继续为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加温。

　　对于此行，郭台强表示，将前往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及北京市奥组委拜会，大陆商务部长薄熙来，他在早年前往大连市参访时就见过，当时薄熙来是大连市长，如今已高升为商务部长，他也希望藉此行探望老朋友。

　　另外，2008年北京奥运的商机也是台商关心的焦点，郭台强说，将在十八日前往北京市奥组委拜会，寻求是否有两岸合作的空间。

　　此外，工商建研会前任会长吴思钟曾提出“台商法庭”构想，工商建言会秘书长王调军在会后转述说，陈云林表示，中国大陆正在讨论与评估成立台商法庭的可能性。

　　郭台强则指出，台商在大陆涉及经济纠纷等问题，不管是进入民事法庭解决或寻求国际仲裁，都旷日废时，有时甚至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此部分台商呼吁大陆设置“台商法庭”，以专事专办形式解决经济纠纷。

　　不过，此事因涉及法规修改，且从过去惯例来看，并无针对特定外资设置法庭的先例，因此，结果可能并不乐观。

渲染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是在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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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经济学家，也经常把五花八门的“国际警戒线”挂在嘴边。房价高了，就说地产泡沫的国际警戒线已到；存款多了，就说内需不足的国际警戒线已到；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说基尼指数的国际警戒线已到。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编造、用来吓唬自己人的“中国产的国际警戒线”。

　　就拿“基尼指数”来说，这个指数是有的，是个概念，是衡量贫富分化的概念。但是，它的核算方法，五花八门，没有定则；其次，中国国内的统计数字，可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况且，即使这个指数可以合计出结果，其结果的现实含义，也是学者胡乱强加的。谁定的“国际警戒线”？到了“国际警戒线”又如何？就有暴动？

　　说得详细一点。目前各种基尼指数的计算方法，都是以人群的“即时收入”为基准的。但事实上，收入的差异应该从“终身收入”的基准去考察。

　　这跟体重的走势有几分相似。每个人小时候都很轻，慢慢才增重。从“即时体重”的角度看人群的体重分布，结果一定是：人群的体重极其悬殊——有人很轻，有人很重，往往相差几十公斤！而且，要是遇到生育的高峰期，一下子多了很多小朋友；或者营养条件开始逐步改善，发胖的人忽然增加，那么，统计出来的结果，就会显示“体重悬殊”问题激化。

　　然而，如果换个角度，以“终生体重”来衡量，即追踪记录每个人一生各个时期的体重，然后再比较他们的“终生平均体重”，那么“体重分化”的情况，就远不至于那么悬殊。换言之，您即使跟一个婴儿比较，也大概只有不超过10公斤的“终身体重”差距，而不至于有超过60公斤的“即时体重”差距，因为婴儿将来是要长大的。

　　对“贫富悬殊”的统计方法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应该改用“终生”的角度，先统计每人“终生收入的现值”，然后再作比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定任何一批同时代的人，追踪他们的终生收入，并根据他们的天资和投资等因素作出修正，那么贫富分化的情况，就不可能如此悬殊！

　　问题是，以“终身收入”为基准的核算方法，必须耗费数十年、甚至跨世纪的个案追踪，成本太大，不能为那些为政府政策鸣锣开道的所谓学者之用，所以他们才不得不采用蹩脚的“即时收入”基准。结果，这样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没有说服力。

　　基尼系数除了计算模式的结构性缺陷，还有取值的问题。在计算基尼系数时，究竟应该取哪些数值、应该忽略哪些数字、如何量化一些非货币的指标，都是没有共识的经济难题。周其仁教授最近遇到一些“基尼系数专家”，便半开玩笑地问他们：“三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没饿死，基尼系数该怎么算？”

　　再有是“基尼系数”的现实含义。系数高一点，会怎样？低一点，又会怎样？故事是可以编的。你可以跑到世界任何地方，计算那里的基尼系数，把那里发生的事情与基尼系数联系起来。拿到科研经费，我恭喜你有机会跑一趟；但不要试图说服我，给你个基尼系数，你就有本事告诉我将会发生什么。

　　炮制“中国的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即危言耸听地制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机感，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中国在发展，大部分人的处境都在改善，收入中位者的处境在改善，即使贫富更加悬殊，也比三十年前人人都穿开裆裤要强。（作者：薛兆丰）


中国城乡居民近半数希望大学生子女去当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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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正在面临第三次就业高峰，有统计指，六成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与此同时，民众的择业观也发生了变化。据零点市场调查公司17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两千余名城乡居民中，44.7%的人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大学生子女到农村任村官。

　　据了解，从今年起，很多省份开始选派应届大学生到农村担任村支书助理或村主任助理，以支持农村建设。仅北京今年就有2016名大学生到农村担任村官。如果家里有个大学生，家长是否愿意让他(她)当村官呢？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对家长们做了一项最新调查。

　　此次调查采用多段随机抽样方式，针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中心城市和新乡、晋中、泸州三个小城镇，以及浙江诸暨、河北保定高碑店等六个农村地区的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180名城乡居民中，44.7%的人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大学生子女到农村任村官，28.8%的人表示不愿意。其中，农村人(46.6%)比城里人(38.3%)更乐意让自己的大学生子女到农村做村官。

　　当家长被问及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任村官的理由时，他们中最多的回答是:“这样可以让孩子在农村得到锻炼，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山西官员和煤老板们说：再也不想看见李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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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不想再看见中国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是因为他的到来意味着这里又发生了重特大矿难。而不想看到他的有政府官员、煤老板，也有普通的矿工。

　　从2005年2月28日，李毅中上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后，曾先后四次亲临山西。而这四次也是山西在中国来说发生比较重大的矿难。

　　2005年3月9日6时30分左右，山西省吕梁地区交城县岭底乡香源沟煤矿二坑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8人死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当晚赶赴事故现场抢救。

　　2005年3月19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72人死亡。当天晚上，李毅中赶赴现场。

　　2006年5月18日晚上8时30分左右，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突发透水事故，56人死亡。二十日，李毅中率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

　　2006年7月15日16时30分，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段纯镇蔺家庄煤矿井下发生煤尘爆炸事故。第二天，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赶往现场。

　　山西是中国的煤炭大省，近年来，政府虽然加大力度打击和管理煤矿，但是矿难却依然时有发生。

　　李毅中曾指出山西左云“五·一八”透水事故暴露了四大问题。第一，事故煤矿存在非法超层越界开采问题。第二，存在严重的超能力、超强度和超定员组织生产行为。第三，事故煤矿劳动组织、安全管理严重混乱。第四，事故煤矿有关负责人存在恶劣的瞒报行为。

　　其实，李毅中所指出的这些，山西的政府官员、煤老板和矿工以及懂煤炭开采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共性问题。谁都解决不了，谁也不会解决，因为它牵扯到当地的经济利益和“官煤勾结”问题。

　　这些年，山西虽然关闭了一些非法煤矿，但是当我们再查这些煤矿时，要不还在生产，要不已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是翻开媒体们的报道，会接连不断地看到某地又发现了“黑口子”，某个“黑口子”又发生了事故，但是当我们再去暗访时，这些“黑口子”却依旧大肆生产。

　　但随着矿难的不断发生，对付舆论监督的手段也不断在“更新”和“提高”，政府官员和执法者参与瞒报的事件因此“应运而生”，即使在矿难发生后也是积极地“纸里包火”，什么封闭现场、拒绝采访，而制造“统一口径”。

　　于是，中央怒了，李毅中怒了。这一怒，让一些人就此丢了饭碗，这一怒，山西所有的煤矿就此停产整顿。

　　停产，让政府的税收因此减少；停产，让一些官员少了“份钱”；停产，让煤老板每日少挣几十万；停产，让矿工“坐吃山空”无法挣钱。

　　于是，出事的地方政府不想看见李毅中，因为失职、渎职和管理不善让他们随时都有下岗的可能；于是，一些参股的官员和执法者不想看见李毅中，因为他是“克星”，一旦查清真相，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煤老板不想看见李毅中，出事的绝对要倒霉，没事的损失惨重；于是，矿工不想看见李毅中，因为关停了所有的小煤窑，今后将无法谋生。

李毅中放话：08年前关闭小煤矿 不关的官员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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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七月以来，中国接连发生四起矿难。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开表示，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彻底将小煤窑关闭。

　　李毅中17日在山西灵石县蔺家庄煤矿事故抢险现场时，把坚决打好小煤矿整顿管理的攻坚战划定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2005年下半年到今年四五月份，全国已经关闭了六千家小煤矿；第二阶段是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上半年，继续整顿关闭，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通过的产业政策，坚决淘汰那些落后的小煤矿；第三阶段，是从明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靠管理强化，为小煤矿建立管理制度，提升小煤矿管理水平，使那些符合产业政策、保障职工安全、合法的煤矿存在下去。

　　有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山西省合法煤矿已由2000年末的8144个压减至3866个，非法矿通过专项整顿关闭了4876个。

　　但进入七月，短短半个月时间，连着发生四起矿难，这不得不让山西地方政府官员再次绷紧“安全弦”，他们都明白，安全生产搞不好，“心头之患”除不掉，就意味着随时都有“下课”的可能。

传取消北戴河会议已成定局 中央高层开始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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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近日香港媒体在探访北戴河后都认为，中央不在北戴河办公已成定制，不会轻易恢复，而到北戴河夏休疗养的惯例没有改变。据了解，中央高层最近几日已经陆续抵达这里开始夏休。

　　本届中央领导班子在2003年上任以来，党、政、军、人大、政协五套班子夏季不到北戴河办公似乎已经形成制度。近年来“北戴河会议”取消了，而每年夏季的7、8月间，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到北戴河夏休的惯例继续延续下来。

　　在北戴河十公里海滨的主要路段上，遍布着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省市的疗养院、招待所、培训中心等，大约有两百多家。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疗养院就坐落在北戴河西海岸沿线，占地面积近五至六平方公里，属于当地最幽静的海滨风景地。当地老百姓管那叫中直疗养院。

　　据知情人士描述，中直疗养院其实是由好几个分院组成的，最外围是海军、空军疗养院，再往里是中央军委疗养院，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疗养院位于整个区域的最里层，也最靠海。

　　据《文汇报》报道称，他们的记者连续两天乘车试图靠近中直疗养院区，但一停车即被警卫劝离。警卫说，外部车辆可以经过，但不能停留。沿途可以发现，当地已出动警力加强外围巡逻和疏导，但不甚严格。

　　对此，当地老百姓称已习以为常。“7－8月，我们一般不会到西边区。一开始还觉得挺神秘的，但慢慢也觉得没什么。”据称，这几天已开始有大规模车队抵达北戴河。“我们一看就知道，中央领导开始度假了。”

　　在海军疗养院附近一小卖店店主称，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平常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中央军委高层在院子里散步，他随口说出几个赫赫有名的名字，“都像普通人一样，就是威严一些，但平常还是挺亲切的。”

　　对于2003年中央取消北戴河办公制度后对北戴河的影响，当地人称，团体消费规模有所减少，但游客增多了，各种活动也更灵活了。



中国记者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美联社北京电：前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性文章，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李元龙当庭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并表示要上诉高级人民法院。

李元龙被指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贵州毕节市中级法院宣判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李元龙曾在“博讯”、“大 纪 元”等被禁网站上发表批判政府当局的文章。


向北京释善意 梵蒂冈代表主动与昆明主教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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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日报报道】经历主教任命风波后，中国与梵蒂冈教廷的关系有缓和迹象。在两周前于俄罗斯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大会”，由中国官方教会祝圣但未获梵蒂冈承认的昆明教区主教马英林，获得身兼梵蒂冈代表团成员的法国枢机主教艾切卡雷“主动握手”祝贺。有评论人士认为，这可被视为教廷向北京释出善意。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网站17日发布新闻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昆明教区主教马英林，7月4日出席莫斯科“世界宗教领袖大会”时，梵蒂冈代表团成员、枢机主教团副团长、法国枢机主教艾切卡雷主动上前与马英林握手，并向罗马教廷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主席卡斯珀枢机主教、罗马教廷宗教协谈委员会兼文化委员会主席普帕尔枢机主教、比利时的丹尼尔斯枢机主教、美国天主教华盛顿教区的麦卡里克枢机主教及梵蒂冈代表团其它成员介绍马英林主教，大家纷纷与马英林主教握手交谈，对他近期被祝圣为主教表示祝贺，现场气氛友好和谐。

　　网站称，马英林在会上代表中国宗教代表团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反响积极。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反对邪教和重新建立公正持久的世界新经济秩序，帮助贫苦人民摆脱贫困”的建议被采纳，并写进了大会文件中。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今年四月底至五月中，在未获梵蒂冈教廷的批准下，先后任命三名新主教，包括马英林、安徽芜湖教区主教刘新红和福建闽东教区主教詹思禄，令中梵关系急转直下。

　　当时教廷曾发表强硬声明，指责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非法为马英林和刘新红祝圣。

　　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认为，马英林获梵蒂冈高层人士祝贺成为主教，并不表示教廷改变了其早前对中国“自选自圣”主教的立场，但这举动却可被视为教廷向北京释出善意。“中梵关系早前因为主教任命非常紧张，但无论和北京或教廷，都不希望双边关系决裂。”

　　不过，他预计在可见将来，由于中国官方不会放松对宗教的严密控制，故此中梵关系不易有突破，只会“时松时紧”。

　　而天主教香港教区辖下的圣神研究中心执行秘书林瑞琪则认为握手只是礼节性行为。他重申根据《教会法典》两人皆可被逐出教会，只待教宗本人批准。

中共高层正在发展民主问题上寻找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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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期多次强调要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指出，中国领导人过去从未公开把“人民的意愿”列为发展民主的考量点之一，有关立场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共识。

　　胡锦涛近期公开表示，今后，中国仍将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继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通过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来行使公民的民主权利。

　　应该指出，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把“人民的意愿”列为发展民主的考量点之一。胡锦涛重覆了这说法，有关立场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较近期的共识。

　　同时，胡锦涛还强调：“我们一贯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又表示：“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实施经济方面的改革，也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一直在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

　　而在江泽民时期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多指政府行政管理改革，除了村选举外，不涉扩大公民参政权利，按胡锦涛的说法，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江跟胡的说法，其实已十分不同。

　　2005年10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强调民主政治建设是“符合国情的选择”，又把“城乡基层民主”纳入议事日程，并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属中国民主改革的一环，中国的“国情”跟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并无差别。

　　必须强调，现届中国领导人似乎是十分积极在发展民主问题上寻找理论上的突破点，但最少在现阶段，“国情”仍是先于“人民意愿”的一个考量；换句话说，“人民意愿”只是一个补充，在中国的政改理论创新上，似乎仍有待更大突破；胡锦涛对外界的说明是否真的代表中南海就有十分决心发展民主，仍是有待观察。

传郑立中将接替李炳才出任国台办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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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报道，去年从厦门市委书记一职上调到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排名第四的副主任郑立中，日前接替李炳才出任国台办常务副主任；出任国台办副主任一职近十年的李炳才退休，目前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一职。

　　香港《大公报》报道，郑立中、李炳才17日随同国台办主任陈云林会见郭台强率领的中华民国工商建研会一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身兼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郑立中取代李炳才坐在陈云林旁边，而李炳才就座于第三个座位上。

　　依照领导职务排序，原本担任国台办常务副主任的李炳才应坐在陈云林身旁；对此，国台办新闻局相关人员表示，李炳才确实由于年龄因素已退休，但官方尚未发表正式公告。

　　报道说，现年61岁的李炳才见证两岸关系十年来从关系紧张到缓和的风云变幻；55岁的郑立中长期在对台工作前沿福建工作，具备丰富的对台工作经验。另外，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今年已届龄，也可能在近期退休。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与彭丽媛的19年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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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和彭丽媛这对夫妻，一个是中国的政坛新星，一个是中国著名歌手。本来，彭丽媛当初也没料到，命运安排给她的伴侣却是一个高干子弟——其父习仲勋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本人当时任厦门市常务副市长。

　　1986年底，朋友给彭丽媛介绍了个对象。当听说此人在厦门工作时，彭丽媛说：“两地分居怎么办？”她本不想接触，但听朋友说此人“出类拔萃”时，才答应见见面。

　　见面当天，彭丽媛故意穿条大军裤到朋友家中。她有意考验一下对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见面，彭丽媛心灰意冷，对方土里土气不说，还非常显老。谁知那人一开口就吸引了她。他不问“当前流行什么歌”、“出场费多少”之类，开口便问：“声乐分几种唱法？”彭丽媛回答后，他又问：“很对不起，我很少看电视，你唱过什么歌？”“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声，“这歌我听过，挺好的。”彭丽媛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吗？他纯朴又很有思想。’后来习近平告诉她，‘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第二次次见面，习近平坦诚地告诉她：“我从事行政工作，很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不能顾及家。”彭丽媛说：“事业搞好了，家庭才能搞好，两者相辅相成。”

　　后来，家庭出现了一些阻力。彭丽媛的父母不愿女儿嫁给高干子弟。他们认为高干子弟中不乏纨绔子弟，不想攀高结贵，更不愿女儿受委屈。习近平安慰彭丽媛：“我父亲是农民的儿子，很平易近人。我家的孩子找的都是平民的孩子，况且家庭不能跟我们一生，我会向你父母解释清楚的，他们会接受我的。”

　　1987年9月1日，彭丽媛和习近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身在京城的彭丽媛接到远在厦门的习近平的电话，几句话商定后，她到单位开了张介绍信，坐上飞机直飞到厦门。一下飞机，习近平就带着她到照相馆去拍结婚快照。负责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登门服务，到家里给他们办结婚证。接着习近平给市长汇报，市长立即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发出电话邀请：“晚上7点，集合吃饭。”

　　7时许，新娘新郎准时恭候，迎接客人。市政府秘书长先到，他认出了彭丽媛。秘书长与习近平握手时不解地问：“她怎么来了？”习近平说：“她是我爱人。”同事们陆续来了，望着墙上的大红“喜”子，再相互瞧瞧，都有些纳闷。习近平又忙着介绍：“这是我的爱人彭丽媛。”这下热闹了，“好你个老习，你真能当保密局长了。”“搞得我们喝着喜酒还不知你和谁结婚……”

　　新婚第四天，彭丽媛飞回北京参加全国艺术节，接着又出访加拿大、美国。新婚后的第一次小别就是两三个月。

　　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彭丽媛人在北京，而丈夫习近平先是从厦门市副市长岗位上调任闵东宁德地委书记，后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11月又调任浙江省委书记。“牛郎”和“织女”总是这么一南一北地生活。

　　不过，彭丽媛说，“或许是年龄差的缘故，他待我如同小妹妹。我认为他是女儿心目中最称职的父亲。近平很辛苦，心里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自己？有时我去看他，他还要把会议、下乡往后推，就为了有时间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太麻烦他了，就很少回去。一回到他身边，我就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

　　“习近平回到家中，我从没有意识过是什么领导来了，他在我眼中，只是我的丈夫！我回到家，他也不会想什么明星、名人来啦，在他眼中，我就是他老婆！”习近平面对彭丽媛总是一种平和的心态。彭丽媛拿到硕士学位那天给习近平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是吗？”彭丽媛问：“怎么不祝贺我？”他说：“有什么好祝贺的？我这里有一大批硕士，还等着分配工作呢。”

　　不过，每次彭丽媛到习近平那里，他从不声张，很多可以携夫人一起前往的场合，也都不让彭丽媛参加，说：“成天带着老婆，别人会说闲话，影响不好。”习近平对彭丽媛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曾与她约法三章：“我是党员干部，你可不能走穴。”。

　　因为晚育，彭丽媛的女儿比妹妹的孩子还小。1992年，彭丽媛临产的日子里，习近平没能陪伴她。那段时间宁德地区遇到强台风的袭击，习近平去了抗洪抢险第一线。

　　说起孩子，彭丽媛非常动情：“当初，我希望生个儿子，近平却希望生个女儿，结果还是他如愿了。看着他和女儿在一起时喜滋滋的模样，我怎能不乐在其中？女儿很像他，也和他最亲。我带她时，她老是调皮捣蛋，可是一跟她爸爸，她就乖得像只听话的小猫。”

　　他们的女儿小名叫木子，大名习明泽。

广州军区连升九名将军 驻港部队政委晋升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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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广州军区近日连升9名将军，其中驻港部队政治委员张汝成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另有两名晋升为中将的都是政工干部。

　　晋升将官军衔仪式由军区政委杨德清主持，军区司令员刘镇武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关于陈国令等九名军官晋升将官军衔命令，刘镇武、杨德清给晋将军官颁发了命令状。

　　此次晋升中，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国令、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阳、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张汝成同志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刘峻嶂、李绍庄、周泽生、陈平华、曾庆年等五名大校军官晋升为少将；广州总医院院长、主任医师黄始振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据悉，胡锦涛日前晋升了十名上将，其中有七名为政工干部。分别为刘永治、孙忠同、迟万春、邓昌友、彭小枫、符廷贵、喻林祥。同时，晋升的十名将领多数年龄在六十岁上下，这批相对年轻的将领将成为“十七大”后解放军领导阶层的“明日之星”。

　　分析指，总的看来，大批政工干部获升将是军方人事变动新趋势，这也显示解放军“党指挥枪”原则仍为胡锦涛治军铁律。

三千名外逃贪官卷走上千亿 至今仍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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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俗话可能是一个非常丑陋，但大家又不得不承认的无奈现实：从中国公安部近日发布的数字推断，中国最少仍有近三千名外逃贪官下落不明，且中国政府过去可能大大地低估了贪官卷走的国有财产数量。中国政府近年针对问题采取了很多努力，但显然问题难以一时间完全解决。
　　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若把四千人扣除缉捕到位的320人和掌握的外逃的近有800人，中国最少仍有近三千名外逃贪官下落不明。

　　另外，公安部的最新数字也显示，中国官方过去可能大大地低估了贪官卷走的国有财产数量。至目前为止，公安机关从境外陆陆续续缉捕到位犯罪嫌疑人320人，涉案直接金额七百多亿元人民币。

　　只要对比公安部和商务部的数字就可发现，中国政府虽然只捉拿到不够十份之一的贪官，但涉及的金额已高于商务部估计的四千贪官所卷走的民脂民膏的总数，且还超出了40%！

　　中国贪官难以追回的其中一个主要症结是，中国司法制度尚未跟国际主流接轨。根据国际惯例，遣返外逃贪官、追回资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外交引渡条约，一是国际司法协助协定。国际上，除欧洲、南美的部分国家之间签订多边引渡条约外，其他大部分国家一般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

　　目前，中国只与泰国、蒙古等二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协议，世界上还有约170个国家没有和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而大半外逃官员的目的地──美国、日本、多数欧洲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

　　中国官方的《瞭望》周刊曾于2005年9月指出，根据目前中国法律现状，中国法律和别国法律在这些方面有差异，这是双边引渡条约难以达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两个国家间签署引渡条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双方国家法律对同一种犯罪行为的认识是相同的，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刑罚也是相近的。因此，可能涉及死刑犯的犯人，每每不被外国引渡。

　　《瞭望》周刊的文章承认，中国的反腐败事业中采用重刑主义，很多人认为，惩治腐败分子时刑罚越重越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西方国家司法界则普遍认为，腐败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有漏洞。重刑对遏制腐败的功效不能过高预期。发达国家对犯罪（包括腐败）采取的政策体现在法律上是：严格刑事责任，难逃法网；一旦入罪而刑罚不重。

　　中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规定，贪污10万元以上人民币情节特别严重的就可能判处死刑。当今许多国家都在逐步废除死刑，在多数保留死刑的国家中非暴力犯罪也不判死刑。如果西方国家政府把将在中国因经济犯罪判死刑的外逃罪犯遣送回中国，该国家政府将受到国内和国际舆论的谴责，这也是重大贪官遣返困难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人大本人对修法去跟国际反腐公约接轨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够快。2003年，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中国也有加入。

　　但是，对《公约》中有关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实体或者个人的赔偿、境外追逃、追赃机制、不经刑事定罪对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的没收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中国相关的程序法中均还没有具体规定。

　　2005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推行不少“新政”均遭遇地方阻力，但有一项却算是成功推行。这项新政就是把死刑的覆核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美国已有研究显示，政府容许合法堕胎，每每能让犯罪率在未来减低，死刑对减低犯罪率的效果，远不如出生率，堕胎政策等因素。也许中国上下还未觉得是时候废除死刑，但中国政府和司法部门，实在应该好好考虑废除死刑的可能。


深圳改革创新魄力不如浦东和滨海 温家宝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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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方新华网7月17日刊登一则消息，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三驾马车”格局“逐渐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驾马车”的论述顺序里，第一位是浦东、第二位是天津滨海新区，最后才是过去曾是改革先锋的深圳。最特别的是，文章引述专家批评了深圳的一些所谓“改革措施”。

　　新华网转载了《领导决策信息》2006年27期刊登文章《中国综合配套改革新版图》，新华网又引述《中国经济周刊》在5月初刊登名爲一篇《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深圳特区的改革差异》的文章指出，上海浦东新区突出综合配套；天津滨海重在消除基本制度障碍；而深圳则是“完善改革的工作机制”。

　　耐人寻味的是，在相关的一篇报道中，赫然出现批评深圳的意见。新华网意味深长地连结了一篇《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3月一篇报道，该文引述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邓盛华指出，备受关注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的可操作性值得怀疑。

　　深圳方面今年3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中规定：“只要改革创新方案制订程序符合规定，个人或单位没有牟取私利、没与其它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即使工作发生失误、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据报导，邓盛华认为，所谓的“没有牟取私利”等条款规定，本身界定就极为困难，极易造成许多干部免责与脱责，并可能形成保护伞。

　　该文甚至不无讽刺地指出：“像深圳这样为改革创新立法，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难觅先例”。可圈可点的是，《领导决策信息》文章指出，“新一轮政府改革已经时不我待”。

　　应该指出，《领导决策信息》文章指深圳列为三驾马车之末，又引述批评者的意见，这些已可能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不满深圳改革力度的一些讯号。

　　中国总理温家宝于去年9月初南巡深圳时，曾15次提到“体制改革”四字。可是，在温家宝呼吁深圳市作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后，《深圳特区报》去年9月22日发表评论文章回应温家宝南巡时，却是话中有话。该文强调：“既然是特区，就要勇于承担风险。事业的开创性越强，风险就越大。”

　　广东《南方都市报》去年10月5日公布了一项网上调查结果，表示87%网民觉得“深圳政府改革创新勇气与魄力尚不够大”。

　　与过去有个很大的不同，中国以往的改革基本都是国家出政策，地方试点，而现在是地方出方案，中央作宏观指导。《领导决策信息》呼吁，“各地在启动新一轮政府改革时要先行先试，早出成果，抢占改革创新的先机”。

中共今秋六中全会将可能推出反垄断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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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消息人士透露，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后，中共将在年十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就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问题做出决定，并将突出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其中可能包括贫富差距和住房问题。

　　胡锦涛2005年二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讲话时，对和谐社会提出的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此后，中央高层又相继提出了和谐世界等概念，把和谐社会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

　　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工作上，各地仍处探索阶段。据悉，在今秋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构建和谐社会从“理论到实践”将得到进一步丰富。

　　有学者表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水平严重失调、贫富差异过大等，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中央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近期大批垄断来看，中央高层正在酝酿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措施，并且很可能在今秋拿垄断企业开刀。

　　同时，就业难、住房难已成为城市居民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两大难题。就医难、高学费、失地农民没保障等问题严重困扰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观察人士称，中央高层已经认识到，必须以人为本，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支柱。政府要把财力和精力首先投放于最有需要的社会群体，解决好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北京泰跃地产公司董事长刘军涉刘志华案被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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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在北京房地产市场驰骋多年的泰跃公司也牵涉进刘志华案中。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泰跃系董事长刘军已经被警方羁押至少十天，北京泰跃房地产公司多名中高层人员也被要求协助警方调查。

　　刘军，现年41岁，毕业于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平素少言寡语、态度谦和、行为朴实。但其旗下的泰跃系却作风勇猛凶悍。

　　泰跃系在地产界内的实力与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赫赫名声并不相当。北京泰跃房地产公司始建于1995年，是一家注册资本为一千万元的小公司，其中北京龙虎泰山实业有限公司投入九百万元，北京顾得贸易公司投入一百万元，前者的法定代表人正是今天泰跃系的掌门人刘军。

　　2001年4月，北京顾得贸易公司将其股份转让给北京东方永兴科技发展公司，后者追加投资3100万，北京龙虎泰山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神州永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时追加投资1900万元，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军和刘汉元。资料显示，泰跃的两大股东公司在2001年的营业额均为零，是两家没有业务的壳公司。

　　房地产市场2001年依靠怡秀园、太月园和太阳园这三个项目，当年的泰跃才开始在北京房地产界崭露头角。由于自身的资金实力并不强，更多是通过银行贷款来维系运转，2001泰跃的年资产负债率为76%。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关于房地产的利空政策不断出台。

　　而泰跃当年在北京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东门、圆明园北侧、武警总部对面等处泰跃有共计近9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此外，泰跃房地产和下面的项目公司在昌平、通县、朝阳等都有丰富的土地储备。刘军面临的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几乎与房地产行业收紧同步进行的是泰跃系跃起资本市场。一年半时间，泰跃先后染指五家上市公司。而目前与泰跃相关的上市公司还有三家：湖北金环、茂化石华和景谷林业。

　　业内人士说，由于侵占多家上市公司大量资金并且导致大量银行资金处于高风险状态，刘军去年曾经被证监会请去谈话。

　　据悉，在北京首创公司总经理刘晓光上月被中纪委带走配合审查后，就有消息指，北京几乎所有大型的房地产公司老总都被中纪委请去谈话，一些港资公司也未能例外。当时，SOHO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和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也被传被审查，不过两人都公开澄清说“我没被抓”。已有消息说，刘晓光于上月已获自由身，只是未公开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