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中全会十月召开 商讨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中共六中全会十月召开 商讨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网讯】中共中央政治局24日召开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主要议程除了审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外，还将研究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中国官方传媒宣布，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24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于十月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政治局会议认为，目前，全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胡锦涛去年二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讲话时，对和谐社会提出的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后来，中央又相继提出了和谐世界等概念，把和谐社会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

　　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工作上，各地仍处探索阶段。在十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预料构建和谐社会“从理论到实践将得到进一步丰富”。

　　有学者表示，中国目前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水平严重失调、贫富差异过大等，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就业难、住房难成为城市居民面临的最为紧逼的两大难题。就医难、高学费、失地农民没保障等问题严重困扰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中央已经认识到，必须以人为本，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支柱。

　　这次会议也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国民经济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党全国必须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调控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另外，中共中央21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各少数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意见。胡锦涛主持座谈会并对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工作提出六点要求。

　　胡锦涛对下半年经济六点要求：

　　1.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区别对待，从信贷、土地、环境等方面采取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2. 要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3.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4. 推进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

　　5. 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优化外资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外贸进出口平衡。

　　6. 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包括看病、上学、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

　　下文为中共十六大历次中央全会一览：

　　一中全会(2002年11月15日)

　　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二中全会(2003年2月24日-26日)

　　议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

　　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日-14日)

　　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

　　四中全会(2004年9月16日-19日)

　　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五中全会 (2005年10月8日-11日)

　　议题：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传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服刑八年后获保外就医


【网讯】香港《南华早报》引据消息指出，因贪腐案件入狱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虽然被判刑十六年，但在服刑八年之后，已于日前获得保外就医。

　　陈希同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年76岁，他在1998年因贪污案件入狱。报道引述陈希同友人的话说，陈希同日前获释，并到北京某家高级军医院接受治疗。

　　据指出，陈希同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基于政治原因及保外就医的规定，陈希同未来的行动仍将受到限制。

　　中共中宣部、北京市政府、检查署在接受查询时，都拒绝证实这项消息，而接电话的受访者，也都拒绝透露他们的姓名。北京军医院一名妇女在受访时表示，她并不知道陈希同是否在她们的医院，而她也并未获得授权讨论此事。

　　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今年76岁的陈希同获得保外就医，令许多在北京的观察家感到意外，因为先前有报道说，陈希同先前拒绝保外就医，而是要求无条件释放，因为他认为自己无罪，也没有生病。

　　这不是陈希同首次传出被假释的消息，早在2004年初，据称与陈希同接近的作家陈放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已悄悄地下令将陈希同有条件释放，获许回家治疗早期摄护腺癌。

　　陈希同在下狱前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他是1980年审判“四人帮”以来被监禁的最高级领导人，也是因为贪污被判刑的最高级领导人。

　　有评论指出，如果光以陈希同涉及贪腐的钱财金额计算，理应判处死刑，陈希同当年遭判十六年绝对是一种从轻惩处。

　　不过，据美国之音引述在北京的律师浦志强的话说，“平时大家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说陈希同还不错，陈希同最终的罪名似乎无非是几块表以及一些礼品的问题。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领导人，假如真的是这么多的贪污受贿的问题，似乎他就算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了。”

美台商为华买武器囚六年半

2006-07-25　9:40 am



　　（综合讯）明报消息，一名台商因企图为中国政府购买先进军事武器，被美国法院判入狱六年半，罚款100万美元。

　　该名59岁男子曾为武器生产商洛歇马丁工作。法官指他涉赚企图购买一个F16战机的引擎、AGM-129巡航导弹，以及黑鹰直升机引擎。

　　该男子五月时已承认是中国特工，串谋购买及出口美国国防物品，并企图行贿以获得保释。

朱小华传保外就医

2006-07-25　12:35 pm



　　（联合早报网讯）据外电报道，因为贪污受贿罪被判刑的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已经获准保外就医，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说，经查询之後，证实朱小华确实已获准保外就医，目前正在山东威海市疗养。

　　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因受贿罪於○二年十月被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判刑十五年。

中国首次让朝鲜人投奔美国

2006-07-25　4:15 pm



　　（首尔讯）明报消息，韩国传媒报道，中国首次容许3名朝鲜变节者到美国寻求庇护。

　　报道指，3名朝鲜人上周六已启程前往美国。他们跟另一名朝鲜人，五月进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寻求庇护，3人前往美国后，余下1人现仍在美国领事馆。

FT特稿：当今中国 = 60年代西德？

（英国）FT中文网 　(2006-07-25)



　　（英国《金融时报》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 Munchau) ）哪个国家符合下列特征？该国政府拥有庞大且不断增加的经常帐户盈余；年度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央行把目标对准汇率；薪资压力已在上升；面对商业游说团体的压力，政治阶层不愿进行变革；该国政治领袖宣布：“只要我在任，货币就不会升值。”

　　这个国家不是当今的中国，而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西德。当时，西德的领导人是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在他的领导下，西德出现了首个由左右翼政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他坚守了不升值的承诺，但那只是因为他在1969年就被赶下了台。随后，德国很快调升马克汇率，开始调整积累多年的失衡。

　　当时的德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一些有趣的相似点。两国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点：中国人口众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国内劳动力充足，人为压低了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价格，没有独立的央行。此外，在中国，没有人因拒绝升值而被选民赶下台。但战后欧洲的一些经验可供整个亚洲借鉴，尤其是中国。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亚欧经济论坛(Asia-Europe Economic Forum)上，欧洲央行(ECB)执委会委员洛伦佐?比尼?斯马吉(Lorenzo Bini Smaghi)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一课题。他在会上未直接呼吁中国调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但表示，“新兴欧洲”趋向于达成一个政策共识，这一共识与中国现行政策截然不同。亚欧经济论坛是由亚洲和欧洲的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论坛。

　　该政策共识包括四点。首先，货币政策应视国内情况而定。其次，货币政策目标应为保持物价稳定。第三，财政政策目标应为消化短暂的经济冲击。最后，保障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结构改革。他所说的，更多可能只是央行决策者层面的共识，而非普遍共识。但是，没有几个欧洲经济学家会认同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真正认同德国政府于60年代末期的经济政策。当年，几乎每位知名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德国联合政府的汇率政策。

　　中国经济所走的道路，比当时的德国更加难以持续。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0.9%，出口同比增长25.2%，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29.8%。作为衡量流通中货币的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上升18.4%，银行贷款增长15.2%。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截至6月底，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价值9411亿美元。2005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7.1%。尽管油价高企，但它今年仍接近这一水平，表明潜在趋势是上升的。

　　在劳动力市场，中国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情况，公司很难聘用到熟练员工。这与德国1969年的情况非常类似，当时德国的失业率降至0.8%。为应对这种情况，德国聘用了大量外国工人填补缺口，正如中国今天所做的一样。

　　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应对措施包括德国马克升值，这是1969年德国新政府作出的第一批决定之一。在大选后的数周内，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从4马克兑1美元，升至3.66马克兑1美元，升幅为9.3%。在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于1973年崩溃后，德国马克继续大幅升值，当年的汇率达到2.40马克兑1美元。4年之内，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约66%。

　　一年前，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调升2.05%。自那以后，人民币又进一步升值1.47%。但这种小幅升值将不足以纠正中国的经济失衡问题。

　　正如今日中国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德国，商界人士警告称，货币升值会扼杀国内出口行业。事实上，德国并没发生这种情况。相反，在70年代，德国的贸易顺差甚至提高了。2005年，统一后的德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当然，德国遭受了许多因自身问题而造成的经济麻烦，中国需要引以为戒。但德国当时的经济政策是合理的。

　　或许，两国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德国是完全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1969年秋，针对未来的经济政策路线，德国展开了一场活跃而开放的全国性大讨论。在中国同样也有一场经济论战，但它并未涉及敏感的制度问题。威权政府坚持错误经济政策的时间会更长，这并非巧合。
北京设立“台商法庭”弊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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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烟（香港）

　　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郭台强7月17日率团访问北京，拜会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等官员，主要探讨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保护问题。会后，陈云林表示北京正在研拟成立台商法庭的可能性。

　　研拟设立台商法庭是大陆近来一系列对台商优惠政策的其中一项。鉴于很多台商都抱怨在大陆经营的权益无法受到保护，即便打赢了官司，内地执法机关也常常无法有效执行判决，台湾工商建研会每年都接受数百宗台商陈情案。于是台湾工商建研会在1999年便提出“台商法庭”的概念，希望由熟悉台商投资法，以及台湾商业习惯的人士出任该法庭的审判员。

　　如果还在研拟中的台商法庭最终成立的话，肯定是对台湾的统战意味大于法制上的进步，而且还可能成为内地法律体系的退步。为了向台商展示大陆的友好姿态，北京很可能会在法律上给予台商“超人”对待。

　　而且不难想象，涉及台商案件在执行时，可能还会遇上来自国台办等机构的行政干预。这种司法程序虽然可以确保台商案件“判决公正，执法有效”，但却是行政手段下的特例，看似“公正独立”的判决，实际上反而助长了行政干预法制的做法，成为大陆完善司法体系的消极力量。

　　设立特别法庭，对于少数台商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台湾工商建研会所提出的权益没有保障、判决无法执行等问题，任何在大陆做生意的商人都会遇到。如果北京为台商设立特别法庭加强执法的话，那么，港商、澳商、外商、本土商人亦应享有同等待遇。如果中国司法体系对待不同商人有不同态度，司法独立公正又从何谈起？

厚此薄彼，反不利执法公正

　　中国应向法制社会进步已成为共识，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法庭独立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台湾工商建研会提出的问题理应及时解决，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应从司法独立开始，绝非给予台商案特殊对待。为了实现两岸统一，北京推出各种对台商的优惠商业政策已经取得了不少效果，但长远来看，两岸除了要有紧密的商业经贸往来外，也需要政治上的认同，司法独立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设立“台商法庭”的构想，让笔者回想起1990年北京主办亚运会前后，政府开始大力宣传整顿公共厕所。其中一理由是，让外宾看到首都的公厕如此肮脏给北京市民丢脸。于是对各大公厕进行重新装修和清洁。

　　当时京城里就有评论认为，这种做法实在荒谬，为了来北京旅游的“老外”和中国人的面子才想起打扫公厕，似乎在暗示北京市民自己从来不使用这些厕所，即使用也不觉得肮脏。换句话说，北京人肮脏又爱面子，只会为了外宾而打扫厕所。当然，北京人绝不是那样的。

　　尽管当年清理北京公厕的理由十分荒谬，但值得庆幸的是，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北京市的公共厕所的确比过去干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的公厕并没有被称作“外商专厕”，而是平等的向所有人开放，让广大北京市民也享受到更清洁的设施。

　　同样的，台商法庭如果能够做到司法公正独立，执法有效，并逐渐发展到让所有民众都享受同等待遇，尽管设立的理据牵强，或许也不失为一项好的法制改革试点。但关键在于北京未来必须正视大陆同胞的权益，如果有关法庭未来只是以统战为目的，长期只为台商服务，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享有“超人”的法制待遇的话，还不如在完善大陆司法体制上下更大功夫。

·作者是香港资深传媒人

“延安精神”与现代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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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方明（香港）

　　上周末，正值中国北方酷暑炎夏，我随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参加了一家中国跨国企业组织的内部培训活动。这个活动在大西北延安市举行，15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高级管理人员连续三天进行了相当艰苦的拉练，包括从延安步行三十公里，一直走到“自力更生”精神的发祥地南泥湾。

　　三天时间朝夕共处，我被这支“野心勃勃”的精英团队所感动。这些都是三十多岁的年青一代企业精英，领军带队的总裁也只是四十开外，但每个人身上都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作风，还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激情。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企业家们，很多都经历了相当严酷的商业竞争的洗礼，慢慢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持久作战、意在长远的现代商业意识。他们再也不像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草莽商人”那样急于求成，容易沉溺于价格战和广告战的竞争。

实事求是，摆脱教条

　　和企业人在一起，自然要谈商业活动。在延安这个特别的地方，或者叫“革命圣地”，人们会不知不觉地被“延安精神”所感染。抛开意识形态等政治层面的因素来说，延安其实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置身于此地，遥想当年岁月，再来看今天商业化时代的现实，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延安精神”依然有现实意义。

　　一支由两万人组成的队伍，后来发展到几百万人之众；一个物质匮乏的偏僻地区，却吸引了全中国的精英，乃至数千里之外的南洋华侨。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来，没有私心杂念，而且无怨无悔。这是一段相当辉煌的历史。要问为何如此，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有一种特殊而高尚的理想。

　　概而言之，延安的成功，是因为那一群人有着坚定的信念，有着超出物质刺激的精神追求，有着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当年，著名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到延安参观，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后，发出了中共“必得天下”的感慨。即使今天来体会，我们依然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还能够发现，“延安精神”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实事求是，开拓进取”。这与中国社会现在提出的“与时俱进”，在内涵上其实是息息相通的。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中共边区政府接受了开明士绅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实行“双减双交”政策，即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除此之外，还实行了组成政权的“三三制”模式等。

　　这些决策和措施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里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革命运动的历史中也未曾有过。在那个艰苦而无外援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共领袖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而制定出很多符合历史条件的新政策、新举措。中共最终建立新政权，这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贪大求多，企业误区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包括企业和商界领袖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延安精神”，又何尝不是必须具备的成功因素呢。

　　实际上，在今日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家们要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保持生产力，要提高竞争力，首先就必须具备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延安精神”。不顾实际，死守教条，生搬硬套，结果只能吃大亏，遭受重大损失。

　　可是，当今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某些企业都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不愿脚踏实地，而是好高骛远，贪大求多，以大为强，以多为强。在这里，笔者不妨再举几个例子来帮助人们冷静反思。

　　俄国共产党有20万人的时候，“十月革命”在一声炮响中赢得了胜利，并且散发出改变世界的力量；苏共党员增加十倍之后，也就是达到200万人的时候，苏联在二战东线战场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便建立了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实现了“走出去”和国际化的目标；但是，在拥有2300万党员的时候，昔日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却随着冷战铁幕的降落而在一夜之间崩溃。这说明，所谓“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强；所谓“多”，也不等于成功。

　　今天中国的不少企业，动辄拥有数万名员工，表面上可以说是家大业大，但其中也有部分企业还只是依靠过去草创时期的经验来管理，还是用旧思想、旧方法来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和大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延安精神”不旧不老吗？笔者的回答是，“延安精神”的实质内涵在于挣脱思想的桎梏，不墨守成规，不被教条所束缚，能够在绝境之中开辟一条生路，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精神。

　　而中国大企业目前所面对的最大任务之一，恰恰正好是要在没有现成样板的情况下，既不要随波逐流，又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尤其在管理模式、资讯和技术上吐故纳新。而培养集体意识和物质以外的追求，那就更是不可忽缺的任务。

·作者是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政改要以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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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最近中国国内讨论政治改革的声音多了起来。这个好现象的出现有内外因素。

　　从内部来说，很多年以来，政治改革的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年3月“两会”期间，各方在政策层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声音。但所争论的很多政策的背后就是政治改革问题。就是说，很多问题很难在政策层面加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

　　再者，明年就要召开十七大，尽管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一些理论问题现在就要提出来了。十七大要确定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路线，争论可能不久就要开始。

　　从外部来说，中国邻居越南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治正在产生相当的影响。在经济改革方面，越南一直仿效中国。无论是改革的理论话语还是实践，越南的路径都和中国相仿。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南似乎先行一步。越南已经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务的担当者，都由选举产生。

民间关注民主政治

　　

　　另外一个外在的持续因素，就是西方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对非民主国家搞颜色革命，中国也是其主要目标之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和平地消化内部矛盾。如果不能在内部消化矛盾，颜色革命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民间和官方对政治改革的核心的讨论，仍然还是那么传统。民间人士（包括已经不在位的前官员）关注的是民主政治，尤其是围绕着选举来展开的民主政治。一些民间知识分子和退休官员对越南改革的评介，就表现出这个倾向性。进而，民间人士在讨论民主化时，多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包括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党内党员的参与。　　

　　另一方面，官方阵营关注的则是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中央党校最近发表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报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应当说，官方在讨论政治改革时也强调民主政治，包括社会民主。不过在最近几年，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就是对如何实行党内民主的讨论了。这种倾向性也反映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

　　但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讨论，其中心都是政权问题。民间要求的是通过政治改革产生一个民主的政权或者用民主方式产生政权。人们对越南改革的讨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应当指出的是，在实际操作的层面，越南的改革与其说是民主化，倒不如说是想通过党内民主选举来解决政权接班这一所有列宁主义政党都面临的问题。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政治改革的讨论更是围绕着政权建设问题，各种提法如“党要管党”、“党管媒体”等都是力求通过党的自身的改革来提高其执政能力。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内部的各种讨论和美国方面所讨论的政权转型 (regime transformation) 或者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多有共同之处。只不过一方是要政权转型，另一方是要巩固政权。这种类同也属自然，因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核心问题都是政权问题。

　　但在中国，对政权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存在着一种危险性，那就是在讨论政权问题时往往忘记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即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政权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政权既不涵盖也不能替代总体国家制度。不论在怎样的国家，实行的是怎样的制度，执政的是什么样的人，有很多国家制度有其共同性。没有这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

　　

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仍不健全

　　

　　笔者曾经多次强调，从民主政治发生的角度来说，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可以分成三类。有一类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就加以确立。一旦民主化，这一类国家制度就很难有希望建立起来。西方发达国家直到今天还在运作的很多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基本国家制度（如法制、官僚系统等），西方民主才具有稳定性。或者说，在所有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发生在后。另外一类国家制度必须是在民主化发生后才会确立，如选举制度。还有一类国家制度，它们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国家公民权在社会各群体间的分配制度。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人们追求已久的民主政治，更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多制度建设和民主化并不很相关，例如统一的市场制度、统一的暴力管理制度、法制系统、官僚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能够保障国家统一的中央地方关系制度等等。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制度还远远不健全。很难说，民主化能够推动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如果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设好，民主化就会缺乏生存的制度根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之所以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关键在于基本国家制度的不健全。

　　强调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要否定民主化的重要性。从世界历史范围看，民主化能否发生取决于各国内部各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因为民主的本质在于一种利益妥协机制。但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则不然，它要求更多的是理性及其现代观念。

　　渴望和追求民主固然合理，但与此同时，也要从经验出发，看看民主政治能够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民主化过程中又会产生哪些问题。民主化不能没有，但民主化不能替代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涉以社保基金违规投资
　　上海社保局长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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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新慧（上海特派员）

　　主管上海数百万人的养老金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其资深局长祝均一因涉嫌将社保基金“进行违规投资”，已被中纪委介入调查。上海有关部门近日就此事下发的一份通知指出，社保局有关领导严重违纪，“违反财经纪律，用社保基金进行违规投资”。

　　祝均一自1998年就担任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关于他的受调查，小道消息各有说法。上海社保局新闻办公室一名人员在受询时，只向本报证实祝均一的确在接受中纪委调查，“主要涉嫌违反财经纪律”，但并没有透露其他详情。

　　所谓涉嫌经济问题或违反财经纪律，是中国对仍在调查中、涉及钱财事件的惯用说法，有关事件可以涉及行贿、贪污和挪用公款等等。星期一（24日）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国《财经》杂志和《21世纪经济报道》，都分别抢先报道祝均一被调查的消息，唯有上海媒体“独漏”。

　　据有关报道称，祝均一被调查，可能与近年来该局大手笔投资上海的一些大工程有关。不过也有消息人士被引述时透露，祝的主要问题是挪用社保基金，包括近年来，上海社保局同几个金融机构签订了不少委托理财的协议，但有关理财机构后来因投资不当等问题面临财务危机。另外，近年四处投资高速公路的38岁中国富豪张荣坤，其福禧投资集团几年间能斥资数十亿元人民币买下沪杭高速公路和嘉金高速公路的经营权和收益权，据称也是来自上海社保基金的“贷款”。

　　现年55岁的祝均一是浙江海宁人，曾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分管国企改革。1996年6月，祝均一担任上海市劳动局局长。1998年，劳动局与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合并，祝均一即担任其局长、党组书记至今。

　　据知，他最近“被带走”受调查相当突然。本月间，他还曾和上海市一些部门的领导，一起到上海市交通学校调研职业教育和开放实训中心建设情况。不过，就在上周二，上海社保局召开的一个处级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上，通报了局长被中纪委带走接受调查的消息。《21世纪经济报道》称，祝被调查的前一天上午，还主持了该局的例行工作会议，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

　　如果祝均一涉嫌“经济问题”属实，这只是地方政府的社保体系“不保”的冰山一角。湖南、广州等地，都曾发生当地的社保基金被挪用或进行违规投资的事件。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今年4月在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座谈会上说，１９９８年以来，全国清理回收的挤占挪用社保基金达１６０多亿元（人民币，下同，约32亿新元）。而仅２００５年，社会保险基金清收资金当中，涉费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的就有云南、北京、天津、浙江、湖南、福建等６个省市。

　　刘永富当时说，目前中国的省一级政府已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劳动保障部门相继设立基金监督机构。不过，当前挤占挪用社保基金，冒领、骗取社会保险金的问题仍突出。政府因此正起草制定《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对社保基金依法实施有效监管。

六中全会10月召开
　　研究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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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在10月于北京召开，中新网昨天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开会作出上述决定，会议由总书记胡锦涛主持。

　　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一般认为，作为胡锦涛主政时期的象征精神，“和谐社会”将是今后一直到明年十七大的主导思想。知情人士透露，当局计划在近期出版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文选，作为一个时期的总结，下阶段将突出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思想。

　　昨天的政治局会议就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会议也重申了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醒全党要“居安思危”，“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当前经济形势时认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增大等突出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会议提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综合性、有效性，注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

中央领导人夏休避谈国事 北戴河今年无会也无议

　　今年夏天，华夏大地像一个大蒸笼，华中、华北大部份地区都在摄氏35度以上，而且这种高温天气还会持续一个月。在如此炎热下，近日又再传出中央领导人重回北戴河度假避暑的消息，甚至有传闻指今年将恢复北戴河会议，让中共元老像过去那样，在轻松的气氛下一起讨论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安排。
　　在中共历史中，北戴河确实有不可替代的超然地位，很多影响深远的政治决定和人事方案，例如五十年代炮打金门、设立人民公社，都是在北戴河会议作出的决定。由于北戴河仅距离北京二百多公里，拥有沙幼水清的海岸线和海滩，是盛夏度假的理想地。中共建国前，北戴河已建有大批别墅，供外国驻华使节、外国富商和中国富豪避暑；195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局接收这些别墅群，改建成高级度假区，作为中央领导人夏天度假、办公之用。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套班子”，以及其它中共元老云集北戴河，便会举行非正式碰头会议。

　　这些会议并非宪法或中共党章规定的正式会议，与会人士也只是国家领导人或元老的“身份”，而非党章或相关法律程序赋予的代表，会议本身也没有严谨的程序，只不过与会者都是实权人物，他们在这些非正式会议作出的决定，都会极大的影响中国。

　　但是，一旦所有领导人都到了北戴河，即使没有碰头会，大家也会串门、拜访，到时候胡锦涛等现任领导人自然会听到很多意见，他们能不尊重“老同志”忧国忧民之心吗？更何况这些“老同志”在位多年，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对驾驭时局、解决棘手问题有丰富经验，胡锦涛他们又怎能错过这个“请益受教”的好机会呢？只要胡锦涛他们出现在北戴河，很快就会被各种意见包围。

　　但是，对胡锦涛他们来说，这一定是累事一桩，太多这种“宝贵意见”必会令他们缚手缚脚，无法自主的去制订政策。

　　所以，在十七大前进行人事布局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最多只会象征性去北戴河一两天，礼貌性拜访，不会举行座谈会、交流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