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郊，北京迷狂式发展的窘迫配角

燕郊，北京迷狂式发展的窘迫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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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郊，这个隶属于河北三河市、紧靠北京通州区、过去默默无名的镇级开发区，最近名字频频见诸京冀两地媒体。原因只有一个，随着大量北京人的入住，当地房价飙升。据《燕赵都市报》14日报道，该地楼盘60%到90%的房子被北京人买走，2002年以前燕郊的房价仅为1000多元/平方米，到2006年已经涨到4000元/平方米，短短4年间翻了两番。并且，“估计到明年下半年，燕郊的普通楼房价就要突破5000元/平方米。”

　　房价的飙升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由于收入有限，很多当地人买不起房，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现象：“当地人住平房，外来户住高楼”。这个现象非常独特，但却令人备感心酸。

　　首先，大量北京人入住燕郊是为京城高房价所迫。导致燕郊房价飙升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新迁入的北京人，然而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乐意住在燕郊的，尤其对那些年轻的上班族来说更是如此。笔者有一个朋友也住在燕郊，从他身上就能体会这种生活的不易。最明显的是交通，如果碰巧加班到晚九点以后，他就只能睡办公室，因为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回去的公交车，出租车也是不愿意去的。

　　但是，京城高昂的房价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如是选择。市区动辄万元的房价只能让人望房兴叹，很多人于是向郊区转移，但郊区的房价也跟着水涨船高，到如今近郊的房价已到6000、7000元，远郊区县也到4000、5000元。无奈之下，不少人被迫迁出北京城，紧临北京的河北燕郊于是就成了他们的目的地。

　　昆德拉有一篇小说叫《先死的要为后死者让路》，北京人由市区而近郊远郊再到燕郊，这其实也是一个让路的过程———普通市民为城市的高速发展让路。同时，这也是一个普通市民寻找自己家园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透露出几多辛酸和无奈？

　　其次，燕郊本地人也将被迫吞下高房价的苦果。如果说大量北京人的入住是出于无奈，那燕郊本地人的遭遇就更让人同情。据报道，当地公务员月薪只在千元上下，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普通人的收入水平也可想而知。以这样低的收入水平，来承担迅速猛涨至每平方米4000元并且有望继续上涨的房价，本地人要实现买房的梦，难度当不会小于一个普通市民要在北京市中心立足。但普通北京市民不能在市中心立足，尚有郊区甚至燕郊可供选择，燕郊人还能逃往哪里呢？他们只能住着自家的平房，眼睁睁地看着外来户住高楼。民未富，房价先涨，普通燕郊人的遭遇，难道不令人心酸吗？

　　北京的高房价让大量北京人入住燕郊，大量北京人的入住使得燕郊房价飙升，房价飙升又导致普通燕郊人买不起房……这似乎是由高房价引起的恶性循环，但循环其实到此为止，因为处于最下游的燕郊人已经无处可逃。他们只能吞下这个苦果，然后期待收入的迅速提高。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起此前“北京天津周边贫困人口272万”的报道，作为首都的北京，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带动周边地区一起发展，反而对周边产生巨大虹吸效应，造成周边许多地区不富反贫。联想起这一点，看看眼前燕郊高房价下的百姓生活，就不能不让人深思，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吗？（作者：许朝明）

中国能源报告：环保压力与能源短缺危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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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最新出版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6)》说，未来五年内，中国的能源供应将凸显安全性压力，预估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50%。同时，由于能源使用效率非常低，中国正处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时期。

　　据北京《法制晚报》报道，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份能源蓝皮书，分析了中国能源开发现状，指出当前中国的环境约束压力与能源短缺危机同在。

　　报告认为，中国未来能源供应安全问题主要是油气可靠供应问题。数据显示，中国自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以来，2004年的原油进口更突破亿吨大关。

　　报告预估，2010年及202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将分别达到50%和60%。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其中石油消费量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

　　分析指，应将节能放在能源战略的首要地位，节能优先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保证。如果采取强化节能、提高能效的政策，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可减少15%至27%。

　　专家认为，如果实施燃油税政策以及旨在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的燃油效率标准，并逐步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到2020年，中国汽车可减少消费八千七百万吨油，几乎占届时中国原油产量的一半。

　　建筑部门也存在很大的节能潜力，与同纬度、气候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和空调能耗约高出两倍。

　　此外，报告说，目前中国污染排放、资源开发远超过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中国正处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时期。

　　自2003年后，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出现大面积反弹，处于边治理、边破坏状态。研究显示，2003年中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

　　中国工业化过程的环境代价高昂，其中能源活动对环境系统产生极大的副作用。例如，对环境影响最典型的是煤炭开采，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平均每开采一万吨煤炭，就塌陷农田零点二公顷，平均每年塌陷农田两万公顷。

　　开采还造成水资源污染，影响生态环境，平均每开采一吨原煤需排放两吨污水。

科研项目变成“圈钱项目”合法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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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项目已经成了“圈钱项目”：只要有了科研项目，科研人员就可以从中提成，甚至有媒体报道说，有人用科研经费买车买房。近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不止一位参会的大学校长发出这样的呼声：现行的科研经费提成合法不合理，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还真难以想象，在商业贿赂成了“过街老鼠”的当下，“科研经费提成”竟然仅被圈里人视为“合法不合理”的一出：不合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纳税人血汗贡献的科研蛋糕被分得奇形怪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提成”合了谁家的法，实在让人费思量。“科研提成”乱象里的多重悖论像寓言故事的前半身，足以发人深省。

　　首先，靠提成过日子还是靠薪资过日子的悖论。一讨伐“科研提成”，就有人拿大学科研人员的物质窘境说事，但问题是：造成眼下“科研经费不科研”之怪状的，恰恰是“提成式”分配的混乱。当某些教授连牙膏肥皂都纳入“提成”范畴、成了“提成富翁”的时候，“提成”到底是养人还是害民的呢？历史上看，因为特殊年代百废待兴，能搞科研和愿搞科研的人不多，加之教授们的收入偏低，“提成”有合理性，但时到今日，大学科研人员早不是农民工，不需要打一天工过一天日子，放弃建立健全合理的薪资激励机制、而死守计划行政色彩浓厚的“提成”似乎匪夷所思。

　　其次，科研提成与科研量化管理的悖论。与“科研提成”配套的一系列诡异规则有悖科学规律，却又“合法合理”地存在着：一般而言，在科研领域横向课题提成教多，致使不少教授热衷横向课题，而对应用基础研究兴趣寥寥；现行课题的立项、结项过于重视量化的科研提成，结果就是一些白纸黑字的学术垃圾和快餐店里的汉堡一样，蒸得快，吃得爽———这也是我们连自然科学的研究都能屡屡获“实质性进展”、让世界持续吃惊之搞笑现状的根源。也因为“提成”是和“数字”一家亲的，所以虚假论文、抄袭流弊、技术作假等使得大学科研领域暗流汹涌。

　　想起中国社科院金周英教授说的一句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弹一星’上天才花了多少钱？”当“最大逐利”成为绝大部分高校的科研常态和价值追求，在提成分配链中，有多少黑洞能言说清楚呢？当科研资源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过分集中、偏偏监管又暧昧失声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呼吁将科研立项和经费投入纳入公共监督，建立规范的评审机制和程序，从程序正义的高度让老百姓有渠道了解科研经费的使用及产生的效益，真正赋予纳税人对科研经费流向监管的能力和质疑的权力；此外，凡是国家各级财政支出的科研经费，应纳入财政监管体系，引入第三方独立会计事务所，对科研机构实行规范的会计审计管理，承担财务审计和监督，建立定期汇报制度。让“科研提成”在规范理性的科研经费编排体系中成为历史的灰色注脚吧。（作者：邓海建）

上行下效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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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监管部门，到医院，再到院长、医生，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己谋私利。看一看新药审批中的权钱交易，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黑幕，医院和医药商的秋波暗送、利益共享，医务人员的拿回扣、要红包、开大方，就知道鱼有鱼的招数，虾有虾的活法，但凡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病，大有流行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石化等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觉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像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此时，要保持鹤立鸡群的良知和清醒，代价太大。

　　都在责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遭遇权力失衡病毒侵蚀的病态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拿来寻租，并将由此得来的好处心安理得地揣进口袋。

　　于是，列车乘务员可以在“春运”高峰拿出千金难求的火车票送人情；小学老师可以接受家长的礼物让某个学生坐在教室前排；司机可以开着公车带家人在路上横冲直撞；连楼下的停车收费管理员，也凭着手里的那点小权力，不撕发票贪污停车费呢。

　　大家都病了。（作者：冯雪梅）

北大学者称改革中涌现出一批“政治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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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香港《大公报》引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的话说，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值得关注的“政治企业家”。“政治企业家”不仅重视和擅长利用经济资源，而且娴熟于政治资源的利用。

　　刘世定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举办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社会学名家系列讲座”上，作出上诉表示的。刘世定在讲座上作了题为《社会变革中的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演讲，演讲中他提出了“政治企业家”这一说法。

　　刘世定说，中国企业家特别擅长处理和利用社会关系，他们往往和社会关系网联系密切，对关系网的特别关注是中国企业家的特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部分演化成为“政治企业家”。“政治企业家”的出现，有利有弊。

　　他认为，从好的方面讲，便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得以顺利进行。从坏的方面分析，导致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政府迟迟不退出市场，有时就在于和部分企业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容易滋生权钱交易。

　　分析指，商业贿赂成为商场潜规则与“政治企业家”的出现，都表明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否则无法避免权钱交易。


《解放军报》：部队保密工作存在很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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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据《解放军报》报道，部分部队军官保密意识不高，保管的涉密文件下落不明，某部队宿舍下水道堵塞，原因竟然是被丢掉的秘密文件给塞住。

　　《解放军报》列举多个泄密的例子如下：

　　一、南京军区某部机关对近十年来从保密室下发的涉密文件数据进行点验、核对，结果有一百多份涉密文件、传真电报或者文字材料下落不明。

　　二、某集体宿舍下水管道堵塞，一名军官找修理工疏通时，意外在管道发现厚厚一堆纸本资料，有好几份领导讲话稿，不少内容涉及到部队情况，属于秘密文件。

　　三、某参谋处理自己的废旧文件材料，不小心把一份盖有保密章的传真电报扔进了废纸篓，被前来收集废纸的公务员及时发现。

　　四、某助理员保管数十份机密级的文件材料，还未到下班时间，因临时外出办事，便随手把这些机密材料交给同事代为保管，而这位同事把这些材料放在办公桌上，就去找领导批阅文件。不料，一位转业干部到他们的办公室办事，随手翻阅桌上的机密文件，被其它科室
的人发现后才予以制止。

　　五、一名参谋被确定转业后，把自己参与撰写的密级文件数据烧录成光盘，准备作为推荐自己的材料，向地方用人单位公开。碰巧，该部保密委员会人员对其移交的文件数据进行盘点时，发现这些光盘。

　　报道说，南京军区某部党委已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退役、免职和工作调动人员的保密交接工作，并就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进行明确规范，制定一个有关交接程序、方法和要求的细则，下发部队执行，以避免涉密文件数据流失。

美景不再 台湾和大陆两岸海归都面临就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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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六月，中国教育部公布了2005年度中国各类留学人员统计结果，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在快速增长，但另一份调查报告却显示，目前中国超过三分之二的海归人员在归国六个月后才找到理想工作， 而且薪水与过去相比普遍下滑，对这些回归故土的“海归”来说，回家之路相当崎岖，而台湾也有相似的情况，两岸海归正面临相同的挑战。

　　中国政府有“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的留学方针，台湾民间过去有“来 来 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留学口号，出国念书继续深造，对于两岸优秀青年而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近年在国外学成归国的青年还真不少。

　　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显示， 2003年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国服务的人数首次突破两万，达到2万零1百人，这个数字，使得2003年留学回国人数比上年度增长了12.3%，到2005年，这一数字更达到了3.5万人 ，海归人士逐渐成为中国人才市场一个新的求职群体。

美景不再

　　早些年这些人才会被捧在手心， 高薪礼聘回国工作，但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现在纷纷广设大学，使得就业市场充斥着众多大学毕业生，这些高等人力供过于求，冲击着就业市场。

　　《四川日报》援引一项统计报告说，目前中国71%的海归人士归国六个月才找到工作，而且薪水降低不少。目前在北京工作的王青在英国拿到传播硕士学位后，目前在北京工作，她就有类似的情况。她说：

　　“对我们回国的人来说这也是最大的障碍，你在国内本科读完后直接出国读研究生或读博士，但你仍然没有工作经验，其实你还是跟国内本科毕业生一样是同一个起点，只是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找工作会因个人的能力机遇有所不同，反正我是用半年的时间。”

海归成海待

　　海归找工作没问题，但能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是关键，很多人的目标都是在大都市 ，而且薪水要求高，这些因素造成海归找工作越来越难，于是在家成了海待。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随着经济发展，台湾学子到国外深造的情况相当普遍，台湾教育部公布2005年赴海外留学人数达三万三千多人，创下几十年来的历史新高。

　　台湾海归也是一箩筐，根本不吃香，根据台湾104人力银行调查，只有14%的企业愿意多付一些薪水给海归，但平均也只比台湾硕士多个新台币五千元，换算下来，这与出国读书动辄花个新台币两、三百万元相比，根本不符成本。但更让海归泄气的是，近半数的公司给薪标准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海归，主要是依你有多少本事，取得的职务d高低！

ABC也来竞争

　　过去，海归派回国工作至少占有外语优势，但现在这点也行不通了，因为目前台湾海归的竞争对手还包括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也就是所谓的ABC也有不少人选择回台发展 ，留学两年对于国外文化的了解绝对比不上ABC，所以导致现在许多跨国经营的科技大厂徵才还指名非ABC不用。

　　当然也有企业独爱海归派，像花旗银行在台湾征才时就表明，全球前五十大的MBA名校毕业者，才有资格争取花旗银行管理助理工作！此外，国贸业务、创意行销、科技研发也是爱用海归人才的工作类别，而海归在国外经过不同文化的冲击，大多也身怀 三Q --IQ 、EQ 、AQ，也就是现代企业重视的专业能力、情绪商数以及逆境商数。

　　同样为海归的方光玮经理以他的亲身经历建议，计划出国留学的学子，最好有几年工作经验，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带着问题出国深造，企业界喜欢有工作经验的海归， 否则海归只是比别人多了张海外文凭，无法突显自己的与众不同，相当可惜。至于打算学成后归国服务的学子，最好在留学过程中与国内人脉维持好关系，并随时掌握就业市场脉动，以利回国找工作时能立即上手。而在最后真不行，海归成了海待的情况下，心态调整很重要，能退而求其次，摆脱非大企业不进的迷思，转向中小企业，或许更能找到海归的一片天。

孙清云正式出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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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孙清云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原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日前已担任陕西省代省长。

　　孙清云，男，汉族，1954年10月出生，山东人，大学学历。1969年12月入伍，转业后先后在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山东省委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工作。1998年调西安市工作，先后任西安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2年4月，在西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西安市市长。

　　而今年54岁的袁纯清曾在共青团工作17年，历任团中央学校部副处长、副部长、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在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麾下工作。

　　消息说，拥有湖南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并曾在北京大学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的袁纯清，具有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多方面的专业背景，是中国政坛未来不可忽视的人物，此次升任陕西代省长，但仕途绝对不止于此。

　　而原陕西省长陈铭德已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负责能源和经济改革事务，成为发改委第二号人物，等发改委主任马凯卸任后，他有望接任。

中产者壮大能否让中国逃脱穷国“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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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上，你搜索“中产阶级”这个词，你能搜出158万个网页来；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针对“中产阶级”的房地产广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者”呢？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办公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说，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更为乐观。早在2001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他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同一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在新加坡预测，未来十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大合唱”。最新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该公司最近预测说，到2025年，中国上层中产阶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级话题，不同的人谈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件东西：不仅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莫衷一是，而且对如何划定中产阶级也在使用着不同的标准。

　　引起争议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了，因为收入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阶层规模的大小。2005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

　　很多中国人对此标准不以为然。一个署名“山鬼”的网友在网上嘲弄说：“昨天我们还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门，脑门上就叭的贴上‘中产阶级’标签了。”

　　但麦肯锡公司的标准更低。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把年收入在25000元（约合3100美元）至四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四万元至十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十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四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当。

　　“中间阶层之所以在西方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引起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也成为热门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阶层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说。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伟博士认为，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但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尤为珍贵。

　　张伟同时也指出，凡是中产阶级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但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认为，中国能够逃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宿命”——“迅速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把一度贫穷但相对平等的中国社会改造成为具有不同收入阶层的社会。这一演变过程已经在不断加剧贫富分化，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关系已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核心。然而，我们的预测表明，中国将避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的‘哑铃经济’：庞大的穷人阶层、人数不多的富豪阶层和人数同样稀少的中产阶层。甚至就在极贫与极富之间的绝对差距继续扩大之际，中国城市所有阶层的收入仍将全线上升。”

　　这种预测究竟是麦肯锡公司的一厢情愿呢，还是最终会变为中国的现实？

　　只能拭目以待。（作者：魏城）


中国少壮派知名高校“掌门人”开始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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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志华，43岁上任湖南大学校长；钱旭红，42岁上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郝平，46岁上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近两年来，这样一些正处于当打之年的学者被任命为中国知名高校的“掌门人”。

　　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这些年轻校长集体亮相。

　　“要创新，就要坚决反对人才‘格式化’。”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表示，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把人“格式化”了，使得学生个性不突出，扼杀了他们的创新潜能。

　　“我正在尝试做的，就是唤醒我的学生的好奇心和创新潜能。”这位在生物有机化学界颇有成就的年轻教授说，他通常用极端反例来反驳那些通常只照搬课本不动脑思考的学生，逼着他们开动脑筋。“经过一年的训练，我带的博士生基本上就能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了。”

　　与一直留在上海的钱旭红相比，今年刚满50岁的周绪红，2002年由地处中部的湖南大学副校长晋升长安大学校长。今年，他又从西安调往更加西部的甘肃，成为老牌名校兰州大学的年轻校长。

　　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镁光灯和二三十名记者，理工科出身的建筑工程专家周绪红说，“虽然大多数人都觉得西部条件差，但我觉得西部在科研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尤其在高原冻土研究、沙漠研究、能源开发等方面。”他说，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不久前他才决定调拨资金在兰大建立全国高校内独一无二的大气观察站。

　　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大学正在经历全方位创新和国际化的变革。一批年轻干练、学术有成且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少壮派”校长将有助于改革的推进。敢于让年轻人挑重担，也显示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魄力。

　　剑桥大学副校长伊安·莱斯利说，中国的高校近年来变化相当大，必须要有精力充沛的人来担任校长，以便处理大大小小的各类事务。

　　在中国此番“换少帅”的大学中，虽以理工科背景的学校为主，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文科学校与老牌综合型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目前就分别由47岁的郝平和46岁的崔希亮“掌舵”。

　　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郝平说，他正忙于帮助素有“外交官摇篮”之称的北外建立三个中心：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海外汉语研究中心、外语教学研究中心，以全新的理念整合各院系资源。“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将是人文科学进行‘创新’的出路。”

　　做了十年校长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校长罗德里克·佛雷泽看到中国居然有那么多年轻校长，他感到“很吃惊”，但他表示，一名出色校长的特质在于：有诚信，会用人，善管理，有眼界，并充满活力，与年龄没有直接关系。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质，学校才能有无限的发展潜能。”佛雷泽说，“我希望中国年轻的校长们能成功。”


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 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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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地考察，就选择了共产党进入城市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省西柏坡，并意味深长地重申了毛泽东的遗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被外界称之为“两个务必”。

　　也是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提出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这被称之为“二为”。

　　还是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又被称之为“新三民主义”。

而温家宝在2003年3月18日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这被国内媒体认为是变相的宣誓就职，是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民的承诺，也是他树立亲民形象的开始。

当胡锦涛和温家宝刚刚执舵不久，便遇上连串的突发事件，包括SARS和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打死等新闻曝光，随之而来的便是废除实行了20年的《收容遣返条例》；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因疫情处理失当而下台；以及20多名广州市公安干警被处分。这时，人们对胡温政权一度好评如潮。尤其是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给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来的阶级斗争历史，增添了一份脉脉温情，也给海内外民众以新的期许。于是“胡温新政”便由此得名。

胡温面对的是一个社会日益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但党内个人权力备受牵制的现实。中共决策层开始由强人政治转向常人政治。因而胡温的执政风格，比中共前几代领袖，具有更鲜明的平民色彩和个性特点，这正好迎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更容易为大众接受。

　　当时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被海外亲共舆论称之为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历史性文献，并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这是中共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使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合和一体，并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至此，初步形成了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执政哲学。

“胡温新政”所谓的“和谐社会”概念，是用28个字来概括其内涵的，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前20个字阐述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后8个字表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可视为內在意义上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视为外延意义上的。正可谓内“合”外“和”，互相益补，使之自圆其说了。

　　胡锦涛曾这样总结了他们的执政理念：加快经济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主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由此推断“胡温新政”的内容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即对“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否定；第二条是发展社会所采用的合和性方式、手段和途径，即“科学发展观”，是对单一的“经济发展论”的摒弃；第三条是实现社会综合发展的目的：即构建“社会和谐”。

　　据此，作者将其抽象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合”中求“和”的政治哲学。胡景涛正是基于这一哲学，不仅在执政初始便膜拜毛泽东的简廉与理想主义，也崇尚邓小平的模糊战略与实用主义，更不放弃江泽民的投机与双继承。（作者：牟传珩）

加强宏观调控 温家宝督办河南 下令严把土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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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于17日公布敏感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就在这前夕，新华社16日高调地发布总理温家宝在河南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最新讲话，加上此前中央大员兵分三路督办地方，可以预测，如果地方仍然抵制宏观调控政策，中央很可能对地方采取强制性行政手段。

　　作为经济工作的最高统帅，温家宝对宏调的定调，当然极有参考价值。事实上，新华网转载有关报道时，以“温家宝：狠抓政策落实、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题，便比过往较为平稳的提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显得特别醒目。

　　温家宝是于15、16两天在河南考察期间，发表有关宏调的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这是由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着力优化投资结构。”

　　要达到这个调控目的，温家宝提出一些影响市场运作的原则，首先强调的是，“要切实把好土地闸门”。同时，温家宝要求，控制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执行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实行土地违法问责制，引导商业银行合理调整信贷结构。

　　考察河南这个中原第一大省，温家宝并没有大力阐述中央关于中部六省崛起的策略，却主动借题发挥大谈宏观调控，原因很简单，胡温高层自四月中推出新一轮宏调政策以来，效果却不大理想。

　　继今年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3%后，第二季增长更劲，GDP增长达10.9%。中国经济出现了两年来的第二次过热，已是不争事实。可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将是下半年胡温高层关于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面对地方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温家宝此前已指示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派出调查组，到地方调研，督办地方。据悉，有关调研结果已上报中央，国务院将于短期内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分析指，如果下半年经济仍然过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很可能将动用行政手段强制控制地方投资。　

胡锦涛言必四点 新一代领导层施政蓝图隐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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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有重要的宣示，一般都是以四点出之。这些宣示涵盖范围从内政到外交，从党内到党外，从治党到治军，可谓十分具体和全面；有分析指出，只要把胡锦涛的这些“四点讲话”并在一起，中国“第四代领导”的施政蓝图即隐然成形。

　　2005年元旦，《解放军报》提出了所谓“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论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即“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精髓在于中国由“三位一体”建设阶段迈向“四位一体”建设阶段。讲话指出中国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发表了“对台工作四点意见”。当时，胡锦涛指示：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胡锦涛在2005年9月5日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里，胡锦涛就民主问题提出了“发展，健全，丰富，保证”四项，而在“保证”以下，也分“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四项内涵。

　　胡锦涛在2006年1月1日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年茶话会上发表了讲话，勾勒出他于新一年在内政外交各方面的施政蓝图。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讲话在外交，方面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要将之归纳，就是“一个高举，三个坚持”，也是一共四条。

　　最近一个“胡锦涛言必四点”的例子就在2006年1月24日，当天胡锦涛就加强多党合作提出了“四点希望”。这“四点希望”包括：第一，着眼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二，着眼于巩固民主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着眼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第四，着眼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用。分析指出，胡锦涛确实是计划恢复胡耀邦时期加强多党合作的思路。

　　分析指出，胡锦涛“言必四点”的好处是外界可以清晰建立新一届领导的形象。就像江泽民以“三个代表”确立自己第三代领导人的地位一般，通过各种“四点论述”，中国由上至下都可较具体把握，也较容易联想到这是“新一代领导层”的想法。

　　也有意见认为，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也退任前三年左右才提出“三个代表”，且其内容较含蓄，胡锦涛的各项四点论述，观点一般较具体，他在施政较早时间提出“四点论述”，对争取时间落实有关理念较为有利。

　　另外，四点论述一般能收起承转合之效，有较大空间完整地表达针对某问题的全面意见，批评者较难找到切入点攻击。

　　中国官方尚未有“第四代领导”的说法，但随着这些“四点论述”的宣传和落实，相信“四”字有可能成为跟胡锦涛关系较密切的数字。

中国1/4重点大学更换党政一把手 都有海归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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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今年对重点大学党政一把手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其中更换七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占中国31所重点大学的1/4。

　　据悉，中国共有教育部直属大学31所。这些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均为副部长级。在今年的调整中，已有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更换了党委书记或校长。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人事调整主要包括三种模式。一是校内副职晋升，比如新任东南大学校长易红、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均属这种情况。二是兄弟院校调动，比如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调任天津大学校长；长安大学校长周绪红出任兰州大学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欧进萍调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三是教育部门官员出掌，如重庆市教委主任欧可平被任命为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教委主任郑德涛为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据悉，这些调整是中央组织部与教育部等负责考察的。按照规定，这些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的任命决定分别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

　　新上任的大学掌门人均是各科研领域的翘楚，几乎都有“海归”背景。其次，平均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新任东南大学校长易红（副部长级）年仅42岁。47岁的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则是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据了解，这些大学已卸任的负责人多属届龄退休，也有升任新职。如原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早前进京担任民盟中央主席。


探秘中国“夏都”北戴河 入夏后警卫戒备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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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此前有消息说，由于明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中央有可能会恢复暑期北戴河会议，以研议相关人事安排。不过，据权威人士透露，中央无意恢复传统的北戴河会议，也无意让中央机关今年再度到北戴河暑期办公，但仍会安排中央五套班子的工作人员来此暑休。　

　　位于河北秦皇岛市的北戴河海滨，不仅是避暑胜地，更是长年中共中央夏季办公之地，不少重要决策在此拍板，遂有“北戴河会议”之称。北戴河也因此被外界誉为中国的“夏都”。虽然中央从两年前就取消了在北戴河暑期办公的惯例，但外电对中国这座神秘“夏都”的关注一如从前。

　　北戴河海岸沿线遍布中央及各地两百多所疗养院、培训中心等，其中，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机关的疗养院地处东海岸，国务院等部门的疗养院则位于中海岸，而中共中央的招待所则位于沙滩等条件更优的东海岸。北戴河暑期不超过30度的宜人气候及黄金海岸使这里成为中国的避暑胜地，每年都有很多在职或退休的官员来此暑休。

　　中央的招待所面朝大海，背靠联峰山，山上郁郁葱葱，当地人习惯把这一区域叫做“联峰山”或“西山”。隔墙望去，绿树与草坪间，上百幢别致的小楼错落有致。工作人员在做安装或修理工作，也有身穿迷彩服的警卫人员在院内活动。而入口处站岗的卫兵十分警觉，车辆不得在此停留，人在墙外稍停留就会被提示离开，当有人拿出相机准备拍照时，更会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安全人员制止。即使是在平日，这里也有上百警卫严守各个出口，不对外开放，入夏时节，这里更是戒备森严。

　　据当地人说，每年七月开始，中央首长陆续进驻北戴河。他们最近两年已经不是集体入驻，而是根据个人时间安排，因此警备力量不像几年前那样多。

　　据了解，今年中央机关仍会安排官员到北戴河轮休，而不会在此办公，这些人员包括退休和在职干部，也包括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官员。

　　从七月中下旬到八月，除了全国人大、政协等机构例会和特别情况以外，中央在北京一般不会召集大型会议，外交部、国台办的新闻例会也暂时中断。按规定，中央机关职工参加工作满5年不满15年的，每年休假7天；参加工作满15年以上的，每年休假14天。

　　消息人士透露，中央目前最关注的是总结上半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并就下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出部署，同时，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性安排也成为下一轮工作的重点。据悉，入7月中旬，国务院各部委的官员都在整理资料，中央一旦有会议召唤，要即时准备好向领导层汇报。


高级将领之后：现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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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位仕途颇为顺畅的人。26岁时，当上处长；39岁时，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年轻副部级干部。刚刚40多岁，却已宦海沉浮多年。他就是现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潘岳思想虽然深受西方影响，他本人也立志推动中国政治改革，但他能够将西方理念与中国国情有机融合。从其思想作品看，他确实是太子党乃至整个中共体制内右翼思想的一面旗帜，党内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由于89年后执政党坚定选择了“权威政体+市场经济”的道路，潘岳的努力注定难成正果；这种努力，对他个人的仕途发展反有负面性。

　　2003年，潘岳却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变动。这一年，潘岳任职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被撤，他因此被调到环保总局；这一年，他的父亲潘田将军去世。知情人士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婚姻也开始破裂。有人说，在可预见的时段内，在他最热衷的思想及政改领域，潘岳已难掀起波澜。

　　但是在2005年初，他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保风暴”。已经远离了政治核心的潘岳为何继续这样的行事作风？

　　“满朝亲贵，终日方圆，忙着朝翻暮覆，都把韬晦作铭文。二十八岁痴少年，天下最幼清知府，宦海达练；三十五岁知天命，中华最悲迂书子，徘徊国门。”在一首诗中，潘岳这样写道。

　　潘岳的一位朋友说，生于1960年的潘岳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潘田，是原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而潘岳的岳父也是一位高级将领。

　　“文革”中，父母显赫的身份并没有让潘岳的童年生活灿烂起来。知识分子的性情、众多的海外关系，使潘岳父母在“文革”中屡遭迫害。七八岁的潘岳，不可避免地成了“革命孤儿”，颠沛流离，浪迹街头。

　　分析人士认为，或许正是那种家庭，那个时代环境，逐渐造就了潘岳“锐气如风雷”的性格。

　　1976年，“文革”结束，16岁的潘岳效仿父亲，参军，在部队医疗部门工作，6年后他选择离军又弃医，到《工人日报》当了一名实习记者，不久又转去《经济日报》做资料员。1983年7月，潘岳参与筹办《中国环境报》，任记者组组长。

　　在《中国环境报》期间，潘岳共发表署名文章18篇，大多都与政界人物有关。如“访济南、广州、福州等市市长札记”、“访江苏省副省长张绪武”等等。

　　这一时期的潘岳，已经开始了向政界转型的考虑。在一首诗中，潘岳这样表达：“十九学商，羞杀陶朱，番番亏本，至今囊涩不忍问……二十立志，或汉武？或信陵？或奏燕歌鬻市做雪芹？”

　　1986年，徘徊、犹豫中的潘岳被调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正式步入仕途。

之后，潘岳工作调动频繁，先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88年调任中国《技术监督报》社任副总编辑，次年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潘岳当年的一位朋友说，他第一次见到潘岳的时候，是在一个研讨会上。潘岳敢于出面邀请左派和右派的人一起来参加研讨会。潘穿着蓝色的大衣，很气派，基本上不说话，只是听各位专家发表看法。

　　“尽管到会的专家不多，但是能出面邀请，在当时已经难能可贵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潘岳这个人尽管很年轻，但是喜欢虚心学习。”潘岳的这位朋友说。

　　1992年，潘岳调任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了真正的宦海沉浮：1994年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任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紧接着一入宦海，惊破孺子耕梦，君子十年惧井绳。”潘岳这样总结自己官场生涯。

　　纵观潘岳近20多年人生历练，《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经历占据了重要位置。

　　潘岳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还是在《中国环境报》期间，有一次跟随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记者团去云南采访，他报道了该省烧山开荒、违规排污等严重环境污染的现象，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还找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告状。

　　“差点断送了我的记者生涯，但我至今对这段经历不后悔。”潘岳说。这次经历或许让潘岳意识到了批评报道的威力，也或许是几任副总编的任职体验让他深谙媒体的力量。此后的日子，潘岳善用传媒。

　　“除了和媒体关系好，潘岳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交游十分广泛。”潘岳的一位朋友说。

　　据他的这位朋友介绍，在潘岳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学者、名人、记者等各界人士。而且到了环保总局之后，潘岳也很看重公众参与的力量，社会兼职很多，比如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环境记协名誉主席、首都青年记者编辑协会主席等。
建一流大学运动轰轰烈烈 中国大学生还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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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些关于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三百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McKinsey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充分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文章对该报告描述，只强调英语一个因素。于是有人说，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却是印度的官方语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的比较，抛开了中国的国情，未免太荒谬。

　　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的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

　　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辞，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值得珍贵。可见，外企并非盯着英语这一项。毕竟人家是在中国作生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适合现代企业的人才来。

　　中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轰轰烈烈，但是，对基本的教学改革，却缺乏必要的公共讨论。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课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

　　我开始上讨论班，非常紧张。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张嘴说话，别被吓住。但常常说话前五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说话后五分钟，脑子又是一片空白。后来才渐渐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了爱说话的主角之一。这一转折点，发生在JamesScott教授主持的“农业社会”的讨论班上。

　　这个讨论班是耶鲁著名的课程之一。持续三个多小时，一般是四个不同领域的教授一起教。第一个小时，教授各自讲自己的观点。第二个小时则是大课问答，主要是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有时人数可达二十几人)提问，教授边回答边讨论，谁都可以插话。第三个小时，访问学者退场，学生分小班讨论，四个教授分散在各小组参加讨论。

　　那天讨论，正好JamesScott教授和另一搞农业技术的林学院教授在我们组。我被轮上当主持人，即对所读的书提出概观性的分析，然后提出引导性的问题。那周读的，是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史学家EmmanuelLeRoyLadurie的经典著作“ThePeasantsofLanguedoc”(Languedoc的农民)。该书的主题是从14到18世纪这四百年间法国农村的经济和人口变动。

　　他大致的观点是，这段时期农业停滞，土地上的产量没有提高，人口稍有增长就下跌，无法突破马尔萨斯的铁率。究其原因，是中世纪的社会没有技术进步的能力等等。当时我是博士课程第一年，英语还非常差，而且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法国史的著作，300多页，加上其他两门课还有大致相当的阅读量压着，根本读不完。如此主持讨论，心惊胆颤。

　　不过，我马上发现，人家并不在那里检查你是否读完了书，而是要看你的思想。于是灵机一动，马上提出一个话题：作者仅仅提出没有技术进步，但没有分析原因是什么。这似乎和年鉴学派的基本信念有关：基层社会这种“长时段”的缓慢演进，如人口、生态等，是历史最本质的深层动力。

　　政治层面的变化(即传统史学的主要题材)则是短时段的、浅层的现象，很难影响长时段的历史。人类不过是长时段的历史的囚徒。想跳出生态和技术的时代限制、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好象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徒劳的。真是如此吗？我引述彭慕兰的一个研究，指出在二十世纪初的山东，有改良的棉花种子，但当地一些社会就是不接受。原因之一是当地村里的统治阶层，害怕一旦引进了改良种子，村民得到了实惠，就都跟着那些带来新种子的人走，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所以他们抵制新技术。

　　由此我进一步提问：法国农村没有技术进步，究竟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是长时段历史的缓慢节奏所导致，还是地方权力结构的问题？政治上的所谓浅层的变化，是否可以决定性地扭转长时段的深层历史发展？

　　此论一出，全班一下子被激活，JamesScott兴致尤高，马上引述其他例证对我提供支持，说二战前美军海军将领拼命抵制新技术的运用，生怕一旦技术更新，自己这一代不懂新技术的人会被新一代替代，结果影响了美国海军战斗力的提高。可见，技术是否进步，不能仅仅通过技术本身来解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堂本应该上到下午五点的马拉松课程竟然没有能够按时下课。经此一事，我慢慢找到了门道，自信了许多。反复磨炼的结果，使自己的创造力大有长进。

　　到美国前就听说，许多哈佛、耶鲁的教授常说本科生比研究生聪明。为什么？在我看来，本科生没有接受太多专业训练，提问也好，讨论也好，直接立足于生活经验，不太受学科的束缚，所以比较有原创性。研究生专业训练多了以后，容易为学问而学问，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问、讨论。

　　在中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学问、“不懂”。在美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思想，没有激发人的能力。在那里一年下来，你发现学到的死知识似乎有限。但整个环境，都在逼着你创造、冒险，走别人没有走的路径。

　　讨论班上，同学竞争非常激烈，争先表现自己的智慧。你讲不出有意思的话，马上就被撂到一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这种环境下出来，个人进取精神必须非常强才行。人家的大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在乎你知道什么，但刺激你一刻不停的进取、创造、不论拣起什么都能闹出一番动静来。这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也是现代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我们从小背书的传统是相反的，对当今中国大学中的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一个挑战。找不到这种精神，中国就不会有一流大学，也很难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作者：薛涌）


全国政协拟让农民委员直接参与政协政策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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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卞晋平表示，全国政协拟设立“农民界别”，解决中国九亿农民有话要说、有话能说的重大问题，让农民委员不仅能参加每年的两会和政协相关界别活动，还能直接参与政策协商活动。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下届政协中，包括政协自身机制建设、界别设置等，将有重大改变。

　　卞晋平在全国政协主办的北戴河“中央媒体新闻学习班”上表示，现行的34个政协界别很多设置不合理。“比如占中国人口近四分之三的农民，在全国政协界别中就没有一席之地。虽然政协现在有农业界别，但农业跟农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另外，法律、文联、记协等机构，也没有自己的界别。

　　卞晋平说，“国家立法程序规定，重大法律案立法前必须经过广泛、充分协商，如果政协没有法律界别，在讨论协商重大法律案时容易缺乏专业的法律法理依据，协商决策的作用自然也大打折扣。”　　

　　他认为，全国政协虽然是目前中国最高政治协商机构，但在履行职能中还缺少政策和机制保证，政治协商因此存在较大随意性。

　　分析指，中国的立法过程还是“闭门造法”，并不是社会各阶层协商后的结果，这也是农业改革往往难以让农民取得实惠的原因之一。

　　报道说，根据中共中央最新指示，全国政协准备在今年九月成立理论研究会，研究和部署政协的理论研究、制度建设、对外宣传等。

　　此外，包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内的中国各级党校和各地干部学院，将从明年开始增设政协课程，把政协理论研究纳入日常教学计划。

收入分配矛盾将成为经济增长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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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指的收入分配矛盾，是指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倾向，这种倾向对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最大障碍，是供给过大和社会消费力不足，导致国民经济总量循环不畅，甚至酿成生产过剩危机，而这种危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已经发生过多次，早已被证明是市场经济国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威胁。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首先出现了消费品的供给过剩，而由于自2003年中国出现了对生产资料领域的投资高峰，生产资料供给过剩的格局也逐步开始显现。这种“双过剩”的局面，集中表现在自2005年以来，CIP、PPI指数双双下行的局面，如果没有输入型通胀和政府调价的因素，这两个指数目前都会低于1%。

分配矛盾的一个结果，是使中国储蓄过剩的倾向不断上升，这可以用银行体系的“存差”不断增长来度量。1991年中国首先出现了存差，但仅有几十亿元,2004年增加了1.4万亿元，2005年则猛增了2.92万亿元，是上年新增存差额的2倍以上，其增长率是现价GDP的7倍，分配矛盾演化的速度由此可窥一斑。

许多人由于中国出现了收入分配矛盾和生产过剩问题就指责改革，认为中国的市场化太深入了，太强调效率，太忽略公平原则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发达国家同样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却在保持效率的同时也兼顾了公平，从基尼系数看比我们还低。我们所欠缺的是社会转移支付制度和保障体制，而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根本。初次分配过程的重点是保障效率，即要以效率优先为原则。如果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讲“公平”，就是机会的公平或“起点”的公平，而不是收入的公平，是在市场经济中要创造所有人都能参与公平竞争的条件与制度，这也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前提。

即使社会努力提供了机会均等的制度，人们还是会在初次分配中形成收入差距，由于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也要取得报酬，拥有资本的人还可以通过拥有资本来获取报酬，就更加拉大了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所以当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后，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通过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来缩小初次分配中所形成的差距。否则，就会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形成社会阶层的过度分化和冲突，以及生产过剩矛盾。所以，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体制就成了实现社会分配公平的核心。

中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再分配体制却还没有全部建立起来，从国家参与再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看，目前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的比重还不到7%，而在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障税合计，一般都要占到总税收的80%，如此就可能在拉开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后，通过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来补贴低收入人口，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情况得以收敛。由于中国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微弱，转移支付的规模就相应受到严重限制，在目前的5.6亿城市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障的人口只有1.75亿人，享受医疗保障的只有1.4亿人，在农村7.5亿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障的仅有0.5亿人。

所以，中国目前出现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均的问题，主要是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有关社会转移支付与保障体制没能及时跟进造成的，这还是由于改革的不深入，而不是改革的方向不对。（作者：王建）


全国人大官员称在发达地区送烟、请客不算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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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地方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在进行中，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表示，人大代表候选人送烟、请吃饭算不算贿选存在争议，仍需加以细化研究。

　　张春生说，通过金钱、财物等实施贿赂的，一旦查出来，肯定要依法处理，其代表资格将被宣布无效，构成犯罪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现在有些人打“擦边球”，加之中国各地经济水平差别较大，如，在发达地区送条烟、请吃饭不算个事，但是在西部贫困地区，究竟算不算贿选就存在争议。在实践中，对此需加以细化研究。

　　据悉，除了人大换届外，中国地方党委换届在全国陆续展开，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对此评论说，此次换届“动作之大、意义之远、影响之深”为历次罕见，并将“决定国家未来走向”。

　　中组部和中纪委已经表示将严厉打击“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行为，同时中国当局表示，今后中国官员的升迁将部分由他们任职间的行为决定。分析指，由于缺乏透明度，“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行为很难禁止。不过，当局希望媒体在此次换届中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新闻记者培训班”近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官场的新鲜事：向银行贷款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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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陕西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利用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时，共收受28人贿赂人民币106.9万元，其中27人都是为“买官”行贿。

　　也许，对于买官卖官案，由于听得太多太多，很多人已经不太关心了，可是，对于张改萍的买官卖官案，有一个细节，却可以让人听后惊讶得久久不能合上嘴，那就是贷款买官。

　　时任商州市麻街镇党委书记的唐康勋为调回市内，在给张改萍办公室送上1万元后，被调任商州市安监局局长。后又分别送给张1万元、2万元，又被调任商州区计生局局长，而唐用于行贿的钱竟然是以朋友名义从信用社贷的款。

　　贷款行贿，正可谓天下奇闻。但是，却真真实实地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

　唐的这位朋友是否清楚，以他的名义给唐贷的款，被唐用来买了官；张改萍又是否清楚，她的部下向她买官的钱，是通过朋友向银行贷款取得的；我更不知道，唐的朋友是以什么名义把款贷到手的。

　　也许，对于一位“敢于”用贷款买官的官员，他绝对不会是一位“正”官，不会是一位清官，不是清官，也就绝对不会是一位一贫如洗的官，他也就不可能穷得连一、二万元也拿不出，他在担任乡镇党委书记时，就不可能不到处捞取钱财。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位买官者，他以朋友的名义贷款买官，是否可以看作是向朋友索贿呢，以朋友名义贷的款，并不是朋友贷款给他买官，而是朋友向他行贿呢？

　　开办银行的目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方便群众，是为了帮助企业、群众解决发展、困难等方面的问题，而现在，却被有的官员用来解决买官问题了。

　　要知道，在商洛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位普通群众要想从信用社获得贷款，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而唐却顺顺利利地从信用社获得了贷款，并顺顺利利地用来买了官。

　　可以理解的是，信用社肯定不知道唐会贷款买官，如果知道，再胆大的信用社也不会贷款给他，即使他再用别人的名义。问题在于，唐很顺利地做到了，这里总该有些疑问的。

　　听说过贷款办企业，贷款创业，贷款上学，贷款看病，却从未听说过贷款买官的，现在已经听说了，可见，在买官卖官这个行当中，真的什么都可以发生的，它也应该创造了中国官场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创下了中国官场历史的新“纪录”。（作者：艾琳）

垄断企业如此养尊处优，哪经得起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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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央企员工高收入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人认为，应该加大反垄断的力度，这些话说得都很在理。不过，在这些宏观的、全局性的关注之外，央企员工高收入现象所折射出的企业生态更值得分析和思考。

　　首先，处于垄断地位的一些央企到底盈利还是亏损，事实上较大程度取决于宏观形势，取决于国家政策的倾斜。换言之，这些央企与工资挂钩的所谓“效益”，与个人的努力与否关系并不甚大。而正是由于巨大的垄断权力，一些央企才凭借一次次涨价迎来“黄金雨”，获得巨额利润。在此情况下，央企利润涨得快，个人腰包鼓得更快，自然让公众产生不满。

　　“效益好时就涨工资，形势不好时就涨价”，在垄断权力的保驾护航下，一些央企往往能够旱涝保收。然而，如此经营岂能称为经营？我看，更像是在吃“霸王餐”；如此企业也实在不堪称为企业，而更像是被人宠着惯着的娇贵公主。当然，以中国之大，养几个这样的“公主”也无所谓，但令人担心的是，以这样的娇贵之身，如何能在市场竞争中披风斩浪？

　　集国家之力、占政策之先而发展起来的大型央企，理应为了国家利益在商场上不懈征战，理应为国人谋取更多的福利。它们不应该是养尊处优、只具观赏意义的大熊猫，而应该是猛虎、是奔牛，依靠自身积蓄的力量努力打拼，为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多尽力。如果一遇到不利的外部形势，就借助一次次毫无商讨余地的涨价，将不利转嫁到下游行业和消费者身上，如此下去，一些央企难免会沦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花瓶式企业。

　　我并不反对央企员工拿高薪。用薪酬激励员工是市场原则之一，是商品经济必须尊重的规律之一。但正所谓有耕耘才能有收获，而目前一些央企员工之所以能拿高薪，事实上与其贡献的多少并无太多关联，更多的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垄断，又以工效挂钩的名义把垄断利润用于自肥。

　　“工资总比效益涨得多，费用总比收入涨得快”———如果一些企业管理到如此程度，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奇怪的是，一些看似“巨无霸”的央企，如今恰恰就是在这样做。因而我担心，如此发展下去，这些养尊处优的央企会不会成为一种逆市场化的力量，乃至成为不公正的“权力经济”、“政策经济”的示范？

　　垄断或许不是最可怕的，暴利或许也不是最可怕的，而在垄断的态势下将政策性暴利用以自肥，那才是最可怕的。对此，必须要引起足够的警惕。（郭之纯）